钱学森科幻小说都写

A. 钱学森为什么认为特异功能是真实的

《四川日报》曾报道了一位小孩能够用耳朵认字，这件事情在社会上激起了很大的反响。随着这个小孩的特异功能被慢慢的发现，其他杂志上面又相继报道了其他拥有特异功能的人，因此就在社会上掀起了热潮！普通的百姓认为这些拥有特异功能的人就是所谓的神，其实不仅仅是普通的百姓，就连国家的一些重要的领导和大的科学家，都对这个话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也想要知道人体是否真的是有特异功能的。

其中有一个人态度非常的坚决，他认为人体一定是有特异功能的，这个人就是钱学森，那么钱学森为什么会如此笃定特异功能是真实存在的呢。关于唐雨的报道出来之后，钱学森便立刻高度关注，并且他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放在了研究特异功能上。并且他还在上海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可见钱学森对这件事情是有多么的重视。钱学森研究特异功能的事情也遭到了一些人的阻挠。不过钱学森并没有搭理他，依然带着很多科学家去研究他的人体科学。在1982年的科学委员会上，钱学森写了一份详细的报道！钱学森认为人应该深入的去学习人体科学，并且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科学革命。钱学森这一系列反常的表现让人感到十分的困惑，毕竟没有科学依据的支持，钱学森为何如此笃定呢？同时，钱学森还认为特异功能和中医还有气功是有着一定的联系的，而且非常的密切。

偶然之下，钱学森的老师成立了火箭研究小组，钱学森与帕森斯加入了这个小组，要知道研究火箭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在研究时出现事故的几率是非常大的！研究小组在实验室中经历了爆炸之后，便把实验场所转移到了山谷中，师生都嘲讽他们是自杀小组。帕森斯屡次攻克难题，比如帕森斯配出了一种强劲的燃料，又研究了喷气燃料助推起飞技术。因为帕森斯美国的航空水平才能够得到质的发展。

帕森斯在1939年时加入了一个信奉黑魔法的组织，成为了黑魔法师。组织的领头人写了一套非常完整的神秘主义哲学著作，他认为人类的意念是可以让一切引起变化的，无论是科学又或者是技术上！人类可以凭借自己的意识成为神，又或者是物质，总之，人类的一切都会随着意识而出现变化。钱学森之所以的人体拥有特异功能这件事情如此相信，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在和帕森斯共事的时候，看到了帕森斯采用了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做法，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因此帕森斯所信奉的神秘主义理论，让钱学森不得不信，你认为呢？

B. 哪里能网购张纯如写的钱学森传记《蚕丝》

钱学森•蚕丝•张纯如

2009年10月31日早上8时6分，98岁高龄的钱学森在京与世长辞。各大报刊的纪念文章大多引用了华裔美国女作家张纯如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谜》（又名《蚕丝》）一书中的文字。

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说,第二实验小学使钱学森免于当时以严酷著称的传统式教育,周遭的气氛鼓励他主动发问、找寻答案,甚至向权威挑战。“他的疑问很多,但基本上他的叛逆性不强。”高中时的钱学森已经表现出了多才多艺,不论是绘画、音乐,还是辩论,都表现出众。他十分喜欢自己的高中,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在旧中国能把一所学校治理好是一个奇迹。(南方周末：《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梦想》）

据美籍作家张纯如考证，1949年重返加州理工学院前后，钱学森花了很长时间在帕萨迪纳四处寻找可以买下来常住的房子，却未成功。原因是，当时洛杉矶附近的高级住宅，有条不成文的规定，禁止屋主转售房子给非白人，即便钱学森已经是小有名气、收入丰厚的大学教授。本文中部分资料引自张纯如《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谜》(Thread of the Silkworm)一书（三联生活周刊：《解读钱学森归国曲折历程）

1995年出版《蚕丝》讲述了华人科学家钱学森为美国火箭科技作出贡献，以及如何成为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而离开美国，后在中国发展起中国原子弹的历史。

令人遗憾的是，本书的中文版只在台湾海峡对面出版（《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谜》【美】张纯如著，张定绮、许耀云译，台北天下出版公司，1996年）。书不能在大陆翻译出版，据说在于它披露了一个事实：钱在美国已经申请入籍，在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后而不得不海归。这不同于中国对钱因爱国而海归的宣传！

再过两天，就是张纯如逝世五周年祭日了。对一个作家的最好纪念莫大过于对她的作品的广泛阅读了，但由于某些人为的原因，让她的创作成果不能成为我们的公共记忆。谎言在信息时代是长久不了的，只会让说谎者受人鄙视。更何况前代人的谎言何须后代人来遮蔽，我们可以有新的起点，瞒与骗害人又害己。

愿我们的出版界人士将该书的出版提上日程，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出版审查部门能放过该书。谢谢了。

2009年11月7日星期六，10：39，野兽爱智慧居

附录：

张纯如

1968年3月28日，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1968-1989年，在伊利诺斯大学香槟城校区随研究物理和微生物学的父母亲成长。

1989年，获得伊利诺斯大学新闻学学士学位。

1990年，担任《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撰写重要新闻稿。订婚。

1991年，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写作硕士。和电气工程师布莱特•道格拉斯博士(BrettDouglas )结婚，7月迁往旧金山湾区。

1995年，自由撰稿人，为《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时报》和美联社撰写稿件。冬季，在国家档案馆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完成了《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的初步资料准备，前往北京、上海、杭州进行为期六星期的深入调查。

1996年，出版《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

1997年7月，前往中国南京，调查南京大屠杀史料。

1997年12月，出版《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

1998年，获得华裔美国妇女联合会的年度国家女性奖。

1999年8月，《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被拍摄电视节目，成为历史探索频道节目专题之一。

2002年5月13日，获俄亥俄州伍斯特学院荣誉博士学位。

2002年8月，儿子克里斯托佛•道格拉斯(ChristopherDouglas)出生。

2003年4月28日，出版《美国华裔史录》。

2004年11月9日，于加州盖洛斯自己的车内以手枪自杀身亡。

《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导读

缘起�by 张纯如���
������������
本书讲的是钱学森的故事，他不仅是二十世纪火箭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位专家，也是中国大陆外太空开发计画的枢纽人物，大陆媒体一致尊称他为「中国飞弹之父」。虽然他已将近半个世纪未涉足美国领土，但科幻小说家克拉克（ArthurC.Clarke）在长篇小说《二O一O年，太空漫步第二集》（2010:Odyssey (2)）中，还把一艘中国太空船命名为「钱学森号」。

钱学森的一生经历可说是冷战吊诡的极致。一方面中共第一代的飞弹及人造卫星（其中包括在波斯湾战争中用于对付美军的蚕式反舰艇飞弹），都由他一手策画完成。另一方面，他虽以公费生赴美留学，却在美国享受完善的训练与栽培，一待就是十五年；目睹三O年代与四O年代祖国政局激烈的动荡变化，最初他返国服务的意愿并非很积极，后来却因韩战株连，在莫须有的共党罪名下遭到驱逐出境，遣返中国。��
����
钱学森出生于一九一一年，父亲曾在教育部任职。一九三五年，他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受教于加州理工气体动力学一代宗师冯卡门（Theodore�von�Karman）门下，并为喷射推进实验室的创室元老之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不久，他通过美国政府的安全调查，以中国人身分参与高度机密的政府计画。他在流体力学、结构屈曲、调控工程学（编注∶engineering�cybernetics，亦可译成「工程控制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美国迈入太空时代有莫大贡献。��

蒙受指控，递解回国��
����
一九四九年，大陆陷共前夕，钱学森决心归化为美国公民。然始料未及的是，美国举国上下即将陷入冷战歇斯底里症，多位科学家都不幸卷入其中。��
����
钱学森也未能幸免。一九五O年夏，他回母校加州理工的喷射推进实验室担任「高达德（Robert�Goddard，美国首位研究火箭的科学家）讲座」教授甫及一年，就蒙受曾加入共党的指控——他矢囗否认。但这项指控却惹出一连串事故，最后他被囚禁达两个多星期。困惑不解加上惊惶失措，使他体重骤减三十磅。出狱后，移民局展开递解出境审讯，明白表示要遣送钱学森回中国——尽管没有一丁点具体证据足以证明他是共产党。��
����
无视于钱学森和曾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的抗议，他仍被判罪，以后五年一直被软禁在自宅，无时无刻不受联邦调查局的监视。经过这段秘密缓冲期，他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被递解回中国大陆。��
����
钱学森回到大陆后，中共的飞弹科技开始有显著的进步。莱恩（William��Ryan）与苏墨林（Sam�Summerlin）合着的《中国之云》（The�China�Cloud）一书中写道∶「从一盼辶�昴瓿蹩�迹�陀幸涣��蠖�鳌！乖谑返じ4笱�谓痰穆芬姿梗↗ohn�Lewis）和薛理泰则指出∶「中共的战略飞弹计画于一九五六年初成形。」他俩合着《中共自制飞弹》（China�Builds�the�Bomb）一书，有一篇由德瑞尔（Sidney�Drell）撰写的前言中提到∶「一个工业与科学资源都极其有限的贫困国家，能达到如此先进的科技与军事成就——尤其又正处于大跃进掀起的严重政治动乱之下，实在不可思议。」火箭专家柯拉克（P.S.�Clark）说∶「中共的归国学人当中，无人重要性能出钱学森其右......中国人综合稍嫌过时的苏联系统与美国系统，着手建立自己的太空计画。」一位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顾教授也表示∶「钱学森革新了中国的飞弹科技——事实上，也改革了整个军事科技......他是中国的首席科学家、首席工程师。」作过钱学森助理，现为中国科技协会副会长的庄逢甘说∶「中国的火箭事业始于钱学森。」他说，若非钱学森，中国的科技还要落后二十年。「我们的太空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他既是首席科学家，也是最高权威。」��
����
钱学森的故事可做为一首史诗看，本世纪若干最伟大的科技与政治剧变均涵盖其间。从大清王朝四百年江山的倾圮，以至日本空袭上海；从美国南加州乾河谷中的秘密飞弹试验，以至德国死亡集中营的V—2火箭工厂；从美国小岛的阶下囚，以至跟苏联与中共的权威人士折冲会场。��
����
他的故事是美国政府在罹患严重恐共症的麦卡鍚（McCarthyism）时代，疯狂摧毁多位一流科学家毕生志业所犯错误中，最不可原宥的一个。��
����
钱学森的故事中，他主导的科技发展对于美国与中国迈入太空时代有莫大贡献。他在有生之年，把在他出世时仍以黄包车为主要代步工具的中国，转变成坐拥火箭的世界强权。他一生的故事与中国在长达数十年的国际政治纷争中，制造飞弹、建立太空计画的奋斗完全重迭。��
����
最末了，这也是一个天性害羞、内向、才智过人、只想一辈子安分守己做研究的科学家，不幸却不仅一度、而是两度卷入国际政治漩涡的故事。��

高难度的写作计画��
����
写作本书并非出诸我个人的构想，而是哈泼•柯林斯（HarperCollins）出版集团旗下Basic�Books出版社资深编辑拉碧娜（Susan�Rabiner）所提。她最初是在一九九O年西雅图召开的科学史讨论会中，由加州理工档案管理员兼历史教授谷丝丹（Judith�Goodstein）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科学史教授巴达许（Lawrence�Badash）提出的〈鬼迷心窍的五O年代科学界〉（Science�in�the�Haunted�Fifties）论文里，得知钱学森这个人。她深受钱学森一生的反讽吸引，主动寻访能为他立传的作家。一九九一年，我二十二岁，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写作系的一名研究生，拉碧娜征询我对这项计画的意愿。虽然我对钱学森的一生一无所知，但我受他的遭遇吸引不亚于拉碧娜，所以决定把握这机会。��
����
这个写作计画的高难度显而易见。首先，别的不说，钱学森是航空工程专家，我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训练。他学识渊博，发表的论文涵盖各种不同领域，我请教过的专家，没有一位有能力读毕他全部的作品——甚至包括他相当杰出的老学生在内。其次，大部分他的传记资料都以中文写就，我虽能说流利的华语，阅读能力并不好。第三，他的一生牵涉到无数政治与机密，基于国家安全考量，无论在美国或中国，取得相关文献都极为困难。最后一点，尽管只要跟他本人谈谈，许多疑惑必能迎刃而解，但钱学森却拒绝接受采访。自从回大陆以后，他就不曾接见美国记者或学者，中国人企图为他立传，也备受阻挠——只有他的秘书获准在他死后为他写传。一九五O年，他有次跟一个加州理工的学生说∶「人在临终前最好不要写书，免得活着时就开始后悔。」��

给美国好看��
����
我希望从一开始就强调本书的局限——最起码，大部分技术细节都省略掉了。令人安慰的是，世人对钱学森的印象并非基于他在美国的研究成果，而是由于他遭驱逐后在中国领导科学的成就。他绝对是位杰出的一流科学家，但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一再向我强调，他还不够资格跟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提并论，甚至也不及他在加州理工的导师冯卡门。尽管他在理论方面下的功夫，对美国气体动力学的发展极具价值，但他既不曾带动革命，也未能创造新领域。如果他一九五五年就去世，不曾回到中国，他的一生就不可能成为一流传记的素材。��
����
很多人都认为，这位才气出众的理论家留给后人的回忆，将以他在中国推动的科学发展为主，他在美国的研究反而不那么重要。曾在普林斯顿航空系任教的钱学森老友桑默非说（Martin�Summerfield）∶「他远不及冯卡门、爱因斯坦、泰勒，或任何大科学家那么高瞻远瞩。他对事物的眼光跟他们不同。他可以帮他们做演算，作他们的左右手，但他不会是主脑。我想他的长处在复制，复制真正大师创造出来的东西。」曾经在麻省理工跟他共事的史戴福（Guyford�Stever）也持相同观点∶「他在美国的成绩很好，但不足以令人折服。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贡献才真正了不起。」他的学生艾胥利（Holt�Ashley）揣测，钱学森遭驱逐一事，「使中共科技发展得利，而美国蒙受损失。钱学森回国以后的最大心愿就是给美国好看。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可惜了。」��
����
所幸，刻画钱学森的一生，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资料来源。他在美国住了二十年，留下的材料相当丰富∶政府与各大学的档案、一般出版品及科学期刊，都保存了大批文件（联邦调查局对他的调查档案，一部分保存于美国海关资料库中，军方情治单位的档案主要放置在国家档案局）。他在美国的同事与学生大多还在世，而且健康良好，很乐意就他的个性、科学成就、跟美国政府发生的纠纷提供囗述史料。钱学森回到大陆后出现多篇新闻报导，可透过电脑资料库检索，主修物理的中国科学院史学家姚蜀平担任我的助手，也协助我有系统的发掘相关材料，译成英文。��

隐姓埋名接受采访��
����
最大的困难是取得钱学森在协助中共生产飞弹与建立太空计划期间的私人资料。他担任哪里些科学工作？他获得哪里些政治报酬？钱学森这期间的生活情形，对传记作者而言，就像一个黑洞∶一九六O年代，中国几乎没什么跟钱学森有关的新闻报导。更有甚者，大陆官员的偏执狂与保密狂，使得包括《纽约客》（New�Yorker）记者维奥斯特（Milton�Viorst）在内的许多记者，也无法取得钱学森进一步的消息。一九九三年夏季，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应邀参加北京一个饭局，就警觉到这种保密气氛。席间有位钱学森的同学哀求我，千万别写任何会触怒钱学森的东西，以免连累他们受罚。��
����
好在还有一小群中国火箭科学界的精英分子愿意跟我谈。他们大多在一九五O年代取得俄国大学的工程学位，钱学森第一次返国时，刚好他们也开始就业。他们比钱学森整整年轻一辈，心智清明，对于中国的太空发展都还记忆犹新。根据这些人的说法，我是第一个千里迢迢到中国，对他们做独家采访的美国人。我最初是在华府与他们晤面，接着到上海，最后在北京。我很感激他们在评估中国太空计画、他们置身其下的政权、以及钱学森本人时，所表现的坦率与诚实。遗憾的是，为尚在人世的人立传，本身就顾忌甚多，他们又极可能遭受政府的报复，所以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本书中必须隐姓埋名。��
����
跟我最初的期待正好相反，我在中国遇到的大部分人都很乐意谈钱学森。他们对这项计画的热心协助令我非常意外。他们请我到家里坐，一块儿吃晚饭，拿旧照片、信件给我看，对我大谈往事。没有一个人反对我用录音机。我访谈的对象包括亲戚、朋友、老同学、同事、学生、受雇于钱学森的人。也有人跟钱学森不熟，却提供有用的人脉与参考资料∶一位最近才完成一部中国火箭计画纪录片的电影制片人、新闻记者、平剧演员、历史学家、图书编辑。我的寻访路程遍及中国三个城巿∶杭州山上的保俶塔、上海豪华大饭店里的太空展览、位于北京无名窄巷中的小学、政府要员专用的聚会场所中的晚宴。��
����
最重要的一位访问对象是钱学森的儿子。一九九一年，他在加州弗里芒（Fremont）一家台资的电脑公司工作，我有机会跟他谈谈。钱永刚长得跟他父亲四十岁时一模一样∶小个儿、椭圆脸、圆眼、皮肤光洁、笑容温和、黑发旁分。他把车停在附近公园里，我们就在他车上进行访谈，因为他不想让室友知道他是钱学森的儿子。��
����
永刚乘船离开美国回中国时才七岁，三十多年后才又返美。他的教育被文化大革命打断，被迫加入人民解放军，花了十年功夫在工厂里教工人操作机器。文化大革命后，他重回学校，一九八三年从长沙的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取得计算机科学的学士学位。三年后，他进入加州理工计算机系就读，并于一九八八年取得硕士学位。��

只要美国公开道歉��
����
在那次难得的访谈中，永刚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父亲对于五O年代美国政府亏待他的往事，仍耿耿于怀。他说∶「就像先把人家请来作客，然后一脚踼他出门。如果我父亲在这个国家犯了罪，当然无话可说。可是他奉献了二十年青春为美国卖命，对这个国家的科技有莫大贡献，得到的报酬却是被赶出去。」��
����
永刚说，因此他父亲拒绝回美国——甚至一九七九年加州理工颁赠他杰出校友奖也无法弥补。他透露，当时钱学森在加州理工最要好的朋友马柏（Frank�Marble）教授，曾邀他回帕沙迪纳（Pasadena）参加正式颁奖典礼。[加州理工校长杜布理吉（Lee�DuBridge）还跟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普雷斯（Frank�Press）多方协商，撤销了钱学森的驱逐命令。]可是钱学森就是不肯回去。��
����
钱学森在中国的年轻同事，大多无法体会他跟美国移民局打交道的痛苦经验，所以对他峻拒回美国之举感到很困惑。永刚还记得，不少人劝他把握这个重返美国的机会，过去就让它过去算了。��
����
可是永刚告诉我，要他父亲重返美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政府公开道歉——对一九五O年代把钱学森当作罪犯囚禁，以及在把他递解回中国之前，让他过了五年悲惨生活的错误，多少表示歉意。钱永刚说，他父亲心目中的道歉方式倒也不需要总统出面，「只要任何一名政府官员公开承认，美国四十年前做错了。」

C. 美国科幻黄金时代三巨头是谁

科幻黄金时代的三巨头——克拉克、海因莱因和阿西莫夫
克拉克
应该说，克拉克是三巨头里科幻风格最“硬”的。科幻有软硬之分，硬科幻的内容以科学技术等物质层面的幻想为主，软科幻则以描写科学技术对社会制度和人的精神的影响为主。当然这只是一个很粗的划分，越是精彩的科幻，越是难以区分清楚到底是硬还是软。

克拉克的风格，个人感觉，是上承凡尔纳和雨果·根斯巴克的技术科幻小说的传统。场面宏大、对科学技术的构思既超前又合理，但是弱点在于情节和人物的塑造。

凡尔纳设想出的潜水艇、载人奔月飞行，影响激发了很多代人去实现这个幻想，更令人称道的是，由于基于严谨的科学知识和推断，当年凡尔纳所设想的载人奔月飞行的发射基地地点，恰恰成为了后世美国佛罗里达航天中心的选址，真是牛啊。但是反过来，凡尔纳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几乎全是具有钢铁意志和决心的“牛人”，比如《海底两万里》中的尼莫船长、《从地球到月球》中的大炮俱乐部主席巴比康、《环球旅行》中的福克先生。而小说的情节，大多是（环球）旅行。

克拉克的情形很相似。他本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以论文的形式，提出了卫星通信的设想。而他所设想的《太阳帆船》，已经可以说是部分实现了，差的只是一个真正完全依靠太阳帆提供动力的深空探测飞船而已。

克拉克小说中的画面很宏伟，很壮观，很灿烂，很激动人心，但是微观的人物形象，情节的细节处理，就差了一些。很多人都知道《2001太空漫游》，但是有几个人知道鲍曼，知道弗洛伊德博士？谈到克拉克的小说，人们想起的是“独石”、“拉玛‘小行星’”、“太阳帆船”，但是除非是“骨灰级”的书迷，有几个人能想起克拉克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名字，更不用说他们的形象和特点了。

秉承技术科幻小说的特点，克拉克科幻小说的风格是充满光明和希望的，所谓“蔷薇色的乌托邦”，或者说，“敢让高山低头，敢叫大河让路”。（技术幻想小说一般是乌托邦，社会幻想小说一般是反乌托邦）但并不是从头到尾激昂振奋到底。而是有抑有扬。过程中可能有压抑的地方，整本小说看完以后，读者觉得人类的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

比如《太阳帆船》，如果是那种激昂到底的小说，会让主人公在排除万难以后，赢得最终的胜利。但是小说却让主人公不得不因为太阳耀斑爆发放弃比赛和自制的太阳帆船，但是在小说结尾，主人公注视着自己的那艘太阳帆船向着太阳系外慢慢飞去的那一幕是很震撼的。

克拉克还有一个特点是三巨头中独有的，就是他和别人合写了不少小说。有的是对他以前小说的续写，比如《与拉玛相会》的续集《拉玛三部曲》，更多的是独立的小说。

我猜，克拉克和别人合写可能是为了弥补其在情节细节和人物的塑造上的弱点。但是我的感觉，这些合写都不很成功。很多合写的小说冗长乏味，毫无特点，只能算是四平八稳的二流小说。

克拉克的小说中，直接涉及中国的部分，在三巨头中是最多的。比如在《太空漫游》系列中，“2001”就将中国人已经登上了月球作为一个背景的细节。“2010”中则出现了中国独立制造的飞船赶超美苏联合飞船，并先一步到达木卫欧罗巴。而且那艘中国飞船的名字叫做“钱氏太空船”，按照克拉克给出的说法，这里正是对钱学森教授的致敬。但是美国拍的电影则把有关中国人的情节全部删掉了。似乎上个世纪后期中国航天事业的独立发展，给克拉克的震动很大。“2061”则是在一个中国香港富豪的商业太空旅游飞船上展开故事情节的，并且又一次呼应了“2010”中的“钱氏太空船”。据克拉克自称，他曾经专门赠送过一套《太空漫游》系列给钱学森教授。

国内和克拉克相似的，老一代里几乎没有，郑文光场面壮观，但是技术细节没有克拉克扎实（后者恐怖到居然为自己小说中出现的飞行器画设计图）。新一代里应该算是大刘罢，但是技术细节上好像也差一点。
海因莱因

是我在三巨头中看得最少的。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的小说被翻译成中文的很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小说大部分我都不喜欢。在我看来，海因莱因是倪匡和叶永烈的混合体美国版。

从写作特点来看，海因莱因的小说有很多YY的东西和对其政治、社会理想的宣传。象《星船伞兵》（电影《星河舰队》的原著）这样的小说，即使是在美国都有很多争议。据说，海因莱因还是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鼓吹者，并因此和克拉克闹翻了。应该说，海因莱因是真心相信一些东西，并且会用一种让人热血沸腾的方式来将其表述出来。所以，就像倪匡一样，喜欢他的人就非常喜欢，不喜欢的就很不喜欢。

海因莱因最擅长的，恰恰是克拉克所不擅长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有不少还是在短篇小说中完成的。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海因莱因的小说比较有感染力的原因。我所读过的海因莱因的小说中，两种人物是比较常见到的，少年见习（宇航员）和中年专业人员，前者常见于海因莱因的少年科幻小说中。当然，海因莱因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是那种理想化的满腔热血的英雄，塑造起来也相对容易。

从题材来看，海因莱因写了不少的少年科幻小说，其对象就是大量的青少年，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海因莱因带有叶永烈的特点。主人公往往是星舰或者外星殖民地上的少年，情节比较简单，主要是刻画这些少年英雄是如何成长起来的。此类小说的代表作有《星人琼斯》、《银河系公民》。

其次是大量的以月球的开发为背景的中短篇小说，其中其实也包括部分的少年科幻小说。这类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月球城（Lunar City）。在这些小说中，月球殖民者是主角，在低重力、高辐射和空气泄露等威胁下，奋勇拼搏；同时发展出开阔的眼界和对地球居民的优越感。我觉得实际上是美国早期殖民者的象征和心理投射。代表作是《出售月球的人》、《先生们，坐下》。我甚至觉得阿西莫夫的小说《神们自己》中第三部分关于月球城及其居民的描写是受了海因莱因此类题材的影响。

再次是“长生之人”系列长篇小说和反思类小说。前者的背景，是一群天生具有几百年寿命的长生不老的人。他们的长寿和年轻大概来自于其基因，所以这些人为了维护其秘密和保证其下一代不会退化，只在同类人之间才通婚，代表作是《足够长的时间来爱》。后者则是一些带有黄色情节的对宗教等的反讽反思小说，比如《约伯大梦》、《穿墙猫》。这两类小说其实是我在这里硬凑起来的，因为我觉得这两类小说，都是篇幅冗长，语言晦涩，内容无趣。

最后是一些独立成篇的小说，写作风格上接近于月球城系列小说，比如《双星》、《地球上的绿山》、《回魂尸》、《傀儡主人》、《生命线》、《夏日之门》、《宇宙》。

海因莱因的小说中涉及中国的比较少，敌对阵营么。

说实话，海因莱因的小说，有很多我看了个开头就看不下去了，比如说上面第一、三类的小说，所以看法可能比较偏颇。如果让我来推荐的话，海因莱因的以月球城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都可以看一看，反过来，凡是以少年为主角的都可以免了。中长篇中，我推荐《双星》（国内有一个删节本译作《帝国双星》的）、《出售月球的人》（未见过中文译本）。

海因莱因比较有名的几个长篇《星船伞兵》、《月亮是个严厉的妇人》和《异乡异客》。我都不太推荐。《星船伞兵》勉强可以一看，但是星战背景在小说中并不占重要位置，作者主要精力都放在鼓吹超人哲学。《月亮是个严厉的妇人》中的美国人投射很明显，我看不下去。如果你没那么敏感或者就好这一口，倒是可以考虑一下。《异乡异客》属于反思类的小说，没什么娱乐性，可能会看得很累（我是根本看不进）。
艾萨克·阿西莫夫，当代美国最著名的科幻大师、世界顶尖级科幻小说作家、，他也是位文学评论家，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高产，著述颇丰，一生著述近500本，其中有100多部科幻小说，早已远远超过了“著作等身”的地步。是本世纪最顶尖的科幻小说家之一。曾获代表科幻界最高荣誉的雨果奖和星云终身成就「大师奖」。以他的名字为号召的「阿西莫夫科幻杂志」，是美国当今数一数二的科幻文学重镇。他是一位生于俄罗斯的美籍犹太人。作品极其丰富，代表作有《我，机器人》(I,Robot) 、《基地》系列、《钢窟》(The Caves of Steel) 系列、《赤裸太阳》(The Naked Sun) 等。他他于1941年发表的作品《Runaround》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著名的“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以其名字命名的《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杂志，至今仍然是美国当今数一数二的科幻文学畅销杂志。

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博士，波士顿大学的副教授，先是业余写作科幻小说，1958年开始专职写作，以他渊博的科学知识和丰富的想像力很快就成为引人注目的科学作家。其科幻小说的代表作为“机器人”系列和"基地"系列等，其他科学和科普著作有《生物化学简史》、《化学简史》、《碳的世界》、《月亮》、《海洋知识》、《空间知识》、《圣经入门》、《莎士比亚入门》等。阿西莫夫笔下的机器人，改变了原来科幻小说中机器人老套的奴隶工具或人类敌人的怪物面目，开始成为人类的亲友，他在科幻小说中制订的“机器人三定律”一直被奉为机器人科幻的经典，这定律几乎成了以后科幻作家创作有关机器人的作品时必须遵循的法则。

艾西莫夫以真切的物质科学及人文现象演绎出他的科幻世界，又加进侦探与推理小说的技法，使得他的作品情节生动,扣人心弦,让人不忍释卷

D. 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是谁

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伽利略、瓦特、达尔文、特斯拉、高斯。

一、阿基米德

英国著名的发明家，工业革命时的重要人物。1776年他发明并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在工业上得到广泛应用。由于他在天文学和物理学上的发现，被称为现代科学之父。他还发现月球表面不是光滑的，而是有洞穴，他证明了哥白尼所说的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E. 什么之父是什么，五个如：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等

1、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

詹天佑（1861年4月26日－1919年4月24日，英文名：Jeme Tien Yow），汉族，字眷诚，号达朝 。祖籍徽州婺源，生于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故居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恩宁路十二甫西街芽菜巷42号。

12岁留学美国，1878年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修铁路工程。他是中国近代铁路工程专家，被誉为中国首位铁路总工程师。其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

1905—1909年主持修建中国自主设计并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创设“竖井开凿法”和“人”字形线路，震惊中外；在筹划修建沪嘉、洛潼、津芦、锦州、萍醴、新易、潮汕、粤汉等铁路中，成绩斐然。著有《铁路名词表》《京张铁路工程纪略》等。

他是我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先驱者之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华铁路第一人。他是我国近代科学技术界的先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铁路工程技术专家。作为中国铁路事业的先驱者，詹天佑被人们称作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

2、中国诗歌之父——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他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辞赋之祖”“中华诗祖”。

屈原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其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与《诗经》并称“风骚”，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继承并发挥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有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

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就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需要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绮丽的幻想，是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弘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后代的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3、世界革命文学之父——马克西姆·高尔基

玛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1868年3月16日—1936年6月18日），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姆维奇·别什可夫，前苏联作家、诗人、评论家、政论家、学者。

高尔基于1868年3月16日诞生在伏尔加河畔下诺夫戈罗德镇的一个木匠家庭。4岁时父亲去世，他跟母亲一起在外祖父家度过童年。10岁那年，高尔基开始独立谋生。他先后当过学徒、搬运工、看门人、面包工人等，切身体验到下层人民的苦难。

在此期间，他发奋读书，开始探求改造社会的真理。1884年，他参加民粹党小组，阅读民粹党人著作和马克思的著作，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1905年，高尔基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高尔基受列宁的委托，由芬兰去美国进行革命活动，在美国出版长篇小说《母亲》。后定居意大利卡普里岛。

在作家辞世近半个世纪以后，人们对他的兴趣还是出现持续性的高涨。在欧美各国，不时掀起了“高尔基热”。尤其是高尔基的剧本，不断被搬上各国舞台，或拍成电视、电影。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底层》和《仇敌》等在美国上演或播出，《仇敌》被剧评家认为“是已经播出的节目中最好的剧目”。

在联邦德国，上演过高尔基的《瓦萨·日列兹诺娃》，《南德意志报》评论说，这出戏“以其揭露企业主世界的特殊力量震撼了西德的现实”。而演出《避暑客》时，被评论家誉为文艺复兴以来的盛事。而在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等地，也都上演过高尔基的剧本。

高尔基的创作对美国进步作家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尤其是他创作中的“个人的社会活力”（指个人变革自我、变革社会和变革自然的创造力〉主题与“死物奴役活人”的主题，以及处理这类主题的艺术风格，更是引起了他们的浓厚兴趣。

在刘易斯的《巴比特》对“刻板的市侩”的描绘中，可以看到与高尔基的《苦闷的王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杰克·伦敦和德莱赛的创作中，也可以看到高尔基诸多方面的影响。

高尔基充满革命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的作品，为中国广大读者所喜爱，教育和鼓舞我国人民为消灭剥削制度和建设新社会而斗争。

高尔基的作品从20世纪初开始陆续被介绍到中国，许多小说、剧本和论著都不仅有了中译本，而且还被编选成单卷、多卷的《高尔基文集》出版。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观点，对中国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4、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

儒勒·凡尔纳（1828.2.8～1905.3.24），19世纪法国小说家、剧作家及诗人。

凡尔纳出生于法国港口城市南特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依从其父亲的意愿在巴黎学习法律，之后开始创作剧本以及杂志文章。在与出版商赫泽尔父子合作期间（1862年至凡尔纳去世），凡尔纳的文学创作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的不少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凡尔纳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在已知和未知的世界中的奇异旅行》为总名，代表作为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以及《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等。他的作品对科幻文学流派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他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一道，被称作“科幻小说之父”。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凡尔纳是世界上被翻译的作品第二多的名家，仅次于阿加莎·克里斯蒂，位于莎士比亚之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的统计显示，全世界范围内，凡尔纳作品的译本已累计达4751种 ，他也是2011年世界上作品被翻译次数最多法语作家 。在法国，2005年被定为凡尔纳年，以纪念他百年忌辰。

5、文学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约前446年—前385年）古希腊早期喜剧代表作家，雅典公民，生于阿提卡的库达特奈昂，一生大部分时间在雅典度过，同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有交往。相传写有四十四部喜剧，现存《阿卡奈人》、《骑士》、《和平》、《鸟》、《蛙》等十一部。

有“喜剧之父”之称。阿里斯托芬及在他之前的喜剧被称为旧喜剧，后起的则被称为中喜剧和新喜剧。公元前五世纪，雅典产生三大喜剧诗人：第一个是克拉提诺斯，第二个是欧波利斯，第三个是阿里斯托芬，只有阿里斯托芬传下一些完整的作品。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前446一前385）古希腊早期喜剧代表作家。生于雅典。熟悉希腊文学和艺术，与同时代的哲学家、文学家交游甚广。相传写了44部喜剧，现存《阿卡奈人》等11部。

对后世的喜剧影响甚大，被称为“喜剧之父”。拥护民主制，也揭露民主制危机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和伦理道德的沦落。谴责上层统治者的虚伪残暴和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主张对财产作一次再分配，以消灭贫困，恢复公正，发扬道德。倡导和平，厌恶战争，肯定诚实善良等美德。

反对智者的道德观，认为他们用极端的个人主义为强权的寡头专制辩护，毁坏了雅典民主制的道德基本原则和传统。他的思想反映了动荡时代雅典的自由农民和中产者希望恢复旧日安宁生活的愿望。

F. 关于科幻的疑问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科幻作品创作到今天为止，已然有了百余年历史。
然而自鲁迅时代及其后七八十年时间里，科幻作品多以“普及科学知识”的面目出现，故而在非文学的功利性道路上愈行愈远。毋庸置疑，科幻作品尤其是科幻小说总是具有相对强烈的科学启蒙特质，故而在传统主流文学创作领域乃至科幻作者本身，大都将它归类到少年读物一类。
直到1978年以后，以《珊瑚岛上的死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科幻作品以及以童恩正、叶永烈、郑文光、刘兴诗为代表的科幻作者群体的涌现，几乎可以称作是中国科幻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
这个阶段的科幻作品逐渐从少儿化向成人化转变，同时其中的科学元素从最初以体现传播和教育的功能为主的前台向着以设置背景为主的后台转变。也即从非文学的尴尬地位开始向着大众文学转移。尽管这些作品更多的是借用科幻的外壳，本质上依旧是冒险或者警匪小说（如倪匡的卫斯理系列小说，科幻设置在其中不过是背景），但其中也不乏拥有真正科幻内涵的作品。以《珊瑚岛上的死光》为例，死光作为一种道具，他小说本身起到相当大的情节推进作用。尽管小说本身的语言并没有任何出众之处，然而既然文章能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并且被改编成电影就很能说明当时的社会主流已然认识到科幻小说这一游离于传统文学类型之外的作品类型了。
如果科幻作品在当时能够获得与他同时进入中国主流文坛的现代主义作品同等的地位，那么在当时以改革开放为背景，中西方在文化以及各种文化思潮的交流之下，科幻实现一次强而有力的走入主流文学市场，甚至开创一个中国式的“科幻黄金时代”也不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可以从八十年代末期到今日，《科幻世界》杂志的崛起上得到充分印证：目前该杂志作为一份实际上质量并不算太高的读物，以平均三十万份、最高四十万份的月销售量稳稳占据世界科幻历史上科幻类杂志销量第一的位置。这几乎是六七十年代科幻作品在美国炙手可热的时候，所有的科幻类刊物的月销售量的总和。
自1979年开始，赵之、鲁兵、甄朔南、陶世龙等科普作家以《中国青年报》“科普小议”专栏为阵地，对当时的主要科幻作者和作品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1980年，钱学森在全国出版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表达了自己对科幻小说的反感。
1983年上半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文学理论界中展开。科幻作品被定义为“精神污染”
1983年11月5日的《人民日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声称：“一些挂上‘科学幻想’的招牌的东西已经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并已造成科学上和精神上的污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1]
与此同时，科幻文学是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也被提上桌面。该问题所关心的是科幻到底是一种文学体裁，还是科普创作的一部分。当时，在第一线从事科幻创作的作者们，几乎都认同科幻小说是一种文学样式。而科普评论家、科学家和有关领导则判定科幻小说是科普创作的一部分。他们以此为出发点，要求科幻小说更多地围绕着科学内容展开，压缩其中情节、背景描写、人物刻画等文艺成份，实质上便是否定科幻小说的文学本质。
在现今回顾这一段历史，搜寻这场争辩的相关资料的时候，我们很快看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点：作为这样一场咋政策上决定一种在国内现实存在，在国外正经历着一场名为“赛伯朋克”革命的文体之生死存亡的讨论，居然从来不曾有主流文学界人士介入。
故而以科幻作者和科学家、科普批评者、文学机构上的领导构成的争论双方所关注的焦点，从科幻小说中所设定或者预知的科学构想，到作品中反映的意识形态倾向性问题，进行了漫长而没有任何意义的争辩。
当时的科幻作者面临着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他们大多是理科出身，对文学尤其是科幻文学的认识大多本身就没有太深刻和独到的见解；然而他们笔下所涉及的领域又往往并非他们自己所擅长的部分。故而面对着质问和批判，他们能够进行回应的，往往是在那些远离文学范畴、他们自己也不甚精通的各门类科学理论的诘问。同时，作为科学工作者，党政机构的一次次审查给予他们的日常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当时科幻作者的“领头羊”郑文光突发脑溢血瘫痪，各大科幻期刊被勒令停业整顿。在这样的背景下，几乎所有的作者都选择了妥协的方式。以撰写科普作品出身，当时唯一的专业科幻作家叶永烈为例，1984年成为专业作家之后，不再进行科幻领域的创作，而是转向纪实文学方面的写作，算是为自己正了是作者而非科普工作者的名。
从1983年11月算起，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当时的所有科幻作品被彻底打上了“精神毒草”的标签。各类科普杂志上不再发表科幻作品，图书市场无论是国外的作品引进还是本土作家的创作，一切涉及科幻的原创性出版活动几乎都被彻底停止。
其时，著名科幻理论家吴岩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感叹：“现代科学精神在中国普罗大众中从来就没有生根。”
这一个阶段，曾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科幻领域的断裂期：没有作品，没有批评。仿佛从来就不存在这样的事物。
在一片缺乏科学精神的土壤里，作为承接和融合了科学与幻想的科幻作品以及科幻作者大都是孤立无援的。而且以其内容的复杂性和思想的难以把握，它往往同时受到来自文学界和科学界两方面的困难包围。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八十年代初期的这一批作者，在这两重包夹之下，还多了一层无所不在的政治因素。
之后一直到90年代初期，随着《科幻世界》的壮大，中国科幻才逐渐开始迈出回复元气的步伐。但是在经历了十几年的潜伏期之后：“当七十年代末中国文化百废待兴时，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一起复兴，一起学习国外创作的先进经验。但是当九十年代中国科幻再一次复兴时，主流文学已经“经历了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等一个又一个文学思潮，作家们的写作水准越来越高，趋向成熟。科幻小说在这期间一直是一个零生产状态。到了九十年代，当纯文学将国外的各种文艺思潮操练了一遍，出现多元化格局的时候，刚刚复苏的中国科幻小说在审美和艺术水准上只能望其项背，有些科幻作品在艺术性上还不如八十年代的作品。”[2]
不过显然，科幻作者和读者大多有些理想主义的倾向。甚至于其中很有一部分人对科幻这一融合了科学与幻想的存在抱着类似于宗教精神的依恋和责任感。很多活跃在七八十年代的作者、读者，以及在90年代之后为科幻之复兴所吸引的评论者开始对科幻批评以及科幻理论研究方面进行学理性的研究。较为有代表性的有吴岩、星河、姚海军等。
从此开始，中国科幻逐渐走向世界。《科幻世界》杂志社在1991年、1997年、2007年分别承办了三次世界科幻（奇幻）大会。除了更多地吸引了一大批科幻读者之外，它最为重要的功能是推进了科幻理论的发展。科幻，不仅仅是小说和电影。
纵观中国科幻的百年发展历程，总得说起来，大约有四次高峰。第一次是在世纪之初，科幻作为一种来自于西方，承载着“启蒙”的大潮奔涌而来，不过它的发展很快就在民族运动当中消亡；第二次是在五十年代初期，那个时代的一切文学几乎都伴随着口号式的意识形态的束缚；第三次便是在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初期的兴盛，然而本来应该是进入最为纯粹发展阶段的科幻作品，却又一次地被政治所压迫；第四次便是当下，落后于世界二十年的科幻，要解决的问题从来不只在于创作。

别处转载希望对你有所启发，谢谢

G. 钱学森与UFO

钱学森教授致《飞碟探索》编辑部的信

《飞碟探索》编辑部：

最近我看到贵刊1984年1期和2期，知道您是Journal of UFO Research,是一个科学研究刊物。因此我想提几点建议，请您部考虑：

（一）既然是科学研究，那当然应该认真严肃，而不能犯前一阵子所谓“科幻小说”的毛病（“科幻小说”有毛病，见附上的文章集子。请参阅。）

（二）因为国外对UFO感兴趣，是客观现象，但也有争议。所以是个社会问题，要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研究。英国科学刊物“New Scientist”.1979年10月11日期（Vol.84.No.1176）102页上有篇文章，讲这个问题。我觉得作者是公允的，说明为什么UFO研究未能成为一门现代科学。

（三）既然所谓“飞碟”是一个客观现象，即确有此事，也就是排除假象之外，有真的，那么如何对它进行科学研究？同一英国刊物“New Scientist”1983年2月10日期（Vol.97.No.1344）380页和（Vol.99.No.1373）627页提出具体建议，都认为很可能不是来自天外，而是来自地下，是地层断裂引起的。这就可以进一步收集资料、进行分析，甚至搞实验室测试，真正搞UFO的科学研究。如果这方面有结果，那么UFO的科学研究将会对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地震预报，做出贡献，那就是大事情了。

（四）我相信贵刊是要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做贡献的，因此我建议你部找人把上面说到的三篇文章翻译出来登在贵刊上，使贵刊真正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英国刊物“New Scientist”各大图书馆都有，兰州市图书馆也一定有。）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4．21

H. 钱学森简介和他的故事

简介：钱学森，男，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加州理工学院教授，曾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现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前身）机械工程系 。是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航空领域的世界级权威、空气动力学学科的第三代挚旗人，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二十世纪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领域的领袖人物——堪称二十世纪应用科学领域最为杰出的科学家，他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经成为和其恩师冯•卡门并驾齐驱的航空航天领域内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并以《工程控制论》的出版为标志在学术成就上实质性地超越了科学巨匠冯•卡门，成为二十世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群星中，极少数的巨星之一；钱学森同志也是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无可估量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之一，影响最大、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新中国爱国留学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是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中国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故事：钱钟书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录取。
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1935年，与杨绛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B.litt学位。之后随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
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1945年，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短篇小说《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诗文评《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毛选翻译工作和《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11月与妻子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开始写作《管锥编》 。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 出版。
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I. 急需！！！！钱学森的故事

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10多年的辛勤准备，终于到了报效祖国的时候。他向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
那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夫人蒋英也在音乐界享有声誉。但祖国的召唤，使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优越的一切。
1950年8月，钱学森一家人准备乘坐加拿大班机离开美国。但是，美国国防部以莫须有的罪名通过海关扣留了他。之后，美国司法部签署了逮捕令，钱学森失去了自由。
在美国工作的10多年间，钱学森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曾写道：“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因此，当得知钱学森要回国时，美海军部副部长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国。”
钱学森没有屈服。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一方面继续着自己的科学研究，一方面坚持斗争，寻找回国的时机。1955年5月，他从海外华人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报道，其中有他家熟悉的世交陈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
钱学森立即给陈叔通写了一封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的信，夹在蒋英写给她在比利时的妹妹的信里，悄悄地寄了出去。陈叔通接到信的当天，就把信送交给周恩来总理。当时，中美正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大使根据总理的指示与美方交涉。开始，美方不承认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但当王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时，美方才哑口无言。最后，美国政府只得无奈地允许钱学森回国。
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他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之后用。我一块美元也不存，许多人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55年9月，钱学森全家登上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行前，他去向他的老师、世界力学大师、美国超音速之父冯·卡门告别，并把自己的新著《工程控制论》送给了老师。冯·卡门翻看了书后对钱学森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
“外国人能造，中国同样能造”
历经磨难，钱学森回到了祖国。
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他就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仰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无比激动。
1947年，钱学森曾回国省亲，在当时的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了工程和工程科学的演讲，引起轰动。国民党政府一再挽留他，但看到当时时局混乱，他毅然谢绝，又回到美国。现在，新中国诞生了，他的强国理想终于可以实现了。
回国后不久，组织上安排钱学森去东北参观。一路上，他参观了新建的工厂、水电站、大学、研究所。从新中国成立6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中，钱学森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报国的信念。
参观期间，钱学森访问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赓大将特意从北京赶到学院接待他。陈赓热情地对钱学森说：“哈军工打开大门欢迎钱学森先生”。在参观到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时，陈赓问他：“我们能不能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中国同样能造！”
陈赓听后哈哈大笑，激动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要的就是您这句话！”事后，钱学森才知道，陈赓是带着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指示，专程就此来请教他的。
回到北京后，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组建力学研究所的建议。1个月后，力学研究所即宣告成立，钱学森任所长。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他起草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国家航空工业委员会，同时授命钱学森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时，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57年2月，周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第一任院长。
期间，钱学森还参加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远大规划。钱学森担任了由12名科学家组成的综合组组长。规划制定了57项重大研究任务，其中，特别把发展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作为重中之重的最急需项目。这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钱学森呕心沥血，做出了历史性贡献。1960年，在他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提出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当年，美国司法部逮捕钱学森，说他是共产党员。美国《纽约时报》后来曾报道说：“在1950年—1955年的5年中，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逮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1955年9月，在钱学森回国途中，停*菲律宾马尼拉港口时，有位记者还问他：“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钱学森答：“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我还没有资格当一名共产党员呢！”
钱学森是位爱国的科学家，为了回到祖国而抗争；钱学森不是共产党员，却因为爱国背上了“共产党”的罪名。但回国后的亲身经历，使他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1958年初的一个晚上，钱学森来到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家，郑重提出了入党要求。1958年10月，在钱学森回国的第3年，力学所党支部通过了他的入党要求。1959年1月，经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钱学森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同年11月12日转正。这一天，钱学森激动得彻夜难眠。30年后，他还回忆到：“在建国10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这个时候我心情非常激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
从此，钱学森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回到祖国以后，我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点政治，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
“即便是纯技术工作，那也是有明确政治方向的。不然，技术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
钱学森十分重视自己的思想建设。他是位大科学家，一生著作等身。在他的书房里，不仅摆满了各种现代科学技术书籍，还有许多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让人尊敬的是，书房里还有他认真阅读过的《像雷锋那样做人》和《雷锋辞典》等书籍，他把雷锋的思想和行为从行为科学的高度，进行认真的概括和总结，力图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一般原则。
钱学森一生获得无数荣誉，但他最看重的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杨尚昆亲自为他颁奖。但钱学森在讲话中却说：“今天我不是很激动，”他说，“就在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钱学森说：“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在创建力学所期间，他按照技术科学的思想，主持建立了各个专业学科组，并积极倡导学术民主，在科学研究面前不论资历深浅，彼此平等。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近代力学系，并兼任系主任。在给学生讲课时，他发现许多工农子弟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就把自己刚出版的中文版《工程控制论》一书的稿酬，毫不迟疑地捐给系里，资助贫困学生购买学习用具。
作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技术领导者，他不仅担负着技术抓总的重任，而且经常身临一线进行具体指导。在进行“两弹结合”的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期间，为了确保人民的安全万无一失，他竭尽心力。导弹上的元器件成千上万，任何一个零件出现故障，都可能影响导弹的安全和可*。他就以表格的方式，把各种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一列出来，详细到晶体管、电位器、电容器、开关插座、螺钉螺帽等。这对需要思考诸多大事的技术统帅来说，是何其可贵。
许多了解钱学森的人都说，他是大科学家，但心里始终装着人民。20世纪60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而这时也是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时期。为了保证科技专家的正常工作，党和国家想尽办法给以照顾。聂荣臻元帅特意送去一些猪肉，交待给钱学森补充营养。有一天，炊事员看见钱学森太劳累，就为他做了一碗红烧肉。平时和颜悦色的钱学森，一下子把脸沉了下来，批评工作人员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生活困难，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你们居然给我做红烧肉，党性到哪里去了！”不仅如此，钱学森又把自己刚出版的两部科学巨著的稿费作为党费上交。他说，我要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在领导国防科技工作期间，钱学森经常深入地处沙漠戈壁的试验基地。那里自然条件的恶劣，人民生活的艰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退出领导岗位后，他还牵挂着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思索着如何用科学改变那里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发展沙产业的思想。他说：“我国沙漠和戈壁大约16亿亩，和农田面积一样大。沙漠戈壁并不是什么也不长。”“沙漠和戈壁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沙产业就是在‘不毛之地’搞农业生产，而且是大农业生产。这可以说是又一项‘尖端技术’！”他还把自己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奖100万港元，捐给了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会。
钱学森现已94岁高龄，依然关心着国家的长远发展，思考着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今年3月29日，他在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了一次长谈。他说：“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从美国的大学教育谈到他的老师冯·卡门的教育方法，从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谈到中国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成长经历，从“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谈到我国今后的长远发展。他寓意深长地说：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这就是钱学森——一位人民科学家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