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科为什么不去写科幻小说
1. 民科为什么不去写科幻小说
民科虽然运用的方法、论据的科学性有待考察，但是也是真心喜欢科学的，是他们的兴趣爱好，这么说未免有些不尊重人。
2.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作品为什么没有科幻小说
不是没有事不具备代表性，这个事情的作品一爱国，图存为主线，主要反应的是社会上的现实和人们对未来道路的探索，类似还珠楼主似的人物和网络上的作家一样，作品受欢迎程度甚至更高，但一向被排斥在主流的作家行列里。
3. 为什么文学界有些人，还是认为科幻小说上不了台面
科幻小说还是上不得台面，仍然有这样老旧的观念，因为那些传统的流派认为科幻小说是一种想象的产物，不是一种采血的产物，而且科幻小说的巅峰是不可创造的。很多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就写了这一部顶尖的科幻作品之后，就再也没有其他类似的优秀作品的温室了。
所以正因为这个作品的不可重复性，其他的传统流派的作家他写出来那个东西同样一个文学类型的这本书可以写，换一本书也可以写，虽然经典是不可复制的，但是明显能看出来作者的风格是一样的，但科幻小说家他那个东西不是来源于生活的生活中永远不存在的东西，要靠自己的想象。有时候是脑海中灵机迸发，写出了一部经典的作品，但是这种灵感不是随时随地都有的。
4. 如果民科去写科幻小说，会成功么
民科：民间科学家？
如果您是一名科学爱好者，并且对自己将要写到的内容非常熟悉，并且了解得也算透彻的话，那写的科幻小说肯定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啦。
不过小说并不是只要有科学依据支撑就一定会成功的，还要一定的文笔功底支持，作者本人的大局观，细节控制还有剧情节奏把握也是很重要的。
您可以先试试写嘛，先不说会不会成功，起码要先迈开腿儿才有可能走向成功呀您说是不是？成功了那是最好，没有成功的话，也是把自己心里所思所想写出来了，就当作逗自己一乐，逗读者一乐咯~
5. 现在在中国写科幻小说有前途吗请问写作是网络呢，还是正常手写呢，还是打电子稿好呢
虽然我还是门外汉，不过这一年一直在当一个全国科幻奖的大学生评委
首先我本人从不把那种长篇的网络小说作家定义成科幻作家，我讨论的科幻也不包括所谓的网络科幻
一，科幻有没有前途？
老实说，前途并不是很好，科幻作家很多都是副业，即使国内很出名的科幻作家也很少敢拿科幻当主业去从事。不过，从外国科幻业发展来看，国内电影和游戏技术水平上不去也是影响中国科幻发展的很大因素。如果你喜欢科幻可以吧科幻写作当一个爱好来做，如果全心投入科幻，不从事其他事业还是很有危险的，
二，稿件？
电子稿为宜，一般现在都用电子稿。
6. 为什么这么多代理商，出版商不愿意接受科幻小说
既然你听起来很沮丧或生气，我希望这能帮助你理解。
这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两件事:大多数出版商专门化。图书出版是具有挑战性的，而且往往是赔钱的。(我主要关注的是所谓的“行业出版”，面向普通大众，以及科幻小说的销售方式。)所以，发行商自然倾向于专注于他们最了解的类型和主题。你必须知道目标读者，能够接触到他们的媒体，以及许多其他市场因素。这些书需要以一种读者所期望的方式被真正地设计和编辑。
你的工作是(1)研究你的写作技巧，并尽可能地写好;(2)学习图书出版，不仅仅是写作;(3)瞄准专注于你的游戏类型的发行商;(4)学会创建一个优秀的查询/提案;(5)尽可能多地提交;(6)礼貌地坚持。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有幸从代理商或出版商那里得到个人的反馈，把它记在心里——而不是冒犯。这意味着有人真的很关心你，认为你的工作很有潜力，你值得额外关注。出版界代理商/出版商太少，作者/手稿太多。拒绝是过程的一部分，因此任何反馈都是值得感激的。
7. 为什么人们不喜欢科幻小说
我说那个 csh1122 ，你看过科幻小说没有？不懂就别乱说，难道你是政治家？科幻小说就是为了政治才诞生的？你这种话很不负责任，科幻是一种题材，也是一种文学形式。可以表现大到社会小到人类心灵的方方面面！
说科幻是瞎想……你是无知你知道吗？
没有对天空的幻想，怎么会有飞机的诞生。没有对星尘的幻想，你可能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呢！
难以想象，没有幻想的民族会是怎样的。
首先，我要告诉楼主，不是所有人不喜欢科幻小说，而是科幻在中国的人的心中没扎下根。但是在欧美等国家却是已经融入他们民族的骨子里了。这一点从欧美大量的科幻小说、以及每年推出的数不清的科幻题材的电影来看就完全可以证明。
1、之所以说科幻小说在中国市场不是很吃得开，是由于中国的文化因素。中国的文化史古老而又悠久，当然，可以说儒家精神在占有很重要地位。中国人习惯了四书五经，可以说思想禁锢比较严重（不能否认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整体是比较保守的），从一定方面来说，这种起源于西方的文学形式被国人接受的慢。
2、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科幻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根本起源于西方的思想启蒙，特别是西方工业革命的进行促进了这种文学的发展。大众对科学的渴望给了科幻小说一个生长的温床。从《弗兰克斯坦》到《海底两万里》再到《星球大战》甚至是现在的美国众多的救世英雄不都见证了西方人的科学幻想情结嘛！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启蒙是很缓慢的，更别说是代表着先进技术和科学的工业革命了，当西方人驾着钢铁舰船叩开中国大门的时候，大部分中国人还活在愚昧无知当中。
但有点值得提一下，就是在近代史上中国是有自己的科幻小说的。
3、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大师，当今科幻大师当然也不少，中国也有很多啊，比如说王晋康、刘慈欣、星河等等。
其实不能否认科幻小说的黄金时期层出不穷的大师级人物对现在的科幻小说定向性的影响。
4、不是国家不崇拜科学，在这个科学飞速发展的时代，没有不追求科学技术的民族，因为那是必定要被世界淘汰的啊！科幻特别是科幻小说，在中国的路还很长。要让一些国人改变偏见也需要时间。但是中国的科幻正在起步，科幻文坛上也涌起了越来越多的新秀……相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自己的优秀科幻作品走上银幕、走进人们的心中……
8. 为什么中国科幻小说很少是因为中国人缺乏想象力吗
中国人缺乏想象力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
科幻小说是人类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而诞生的文学体裁。发达国家这方面比中国早很多，市场规模和成熟度也要大上太多，各种优秀的科幻文学作品产生也就不足为奇。
反观我国，市场小太多了，作家要靠科幻小说吃饭太难了。国内科幻第一人刘慈欣都不敢把工程师辞掉专心写作........（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尽管他的几部长篇小说获得了足够好的口碑，但他从中获得的收入，仍然完全无法和工资相比。）更何况是其它作者呢。
再说说所谓的中国人没有想象力，别的不说，你看看那些辣鸡网文，脑洞那叫一个大，如果这不算想象力，那真没啥好说的了。
9. 为什么现在中国科幻小说没落了
27天决定科幻界命运起伏
陈洁
80后们今天或许已经没几个听说过专有名词“清污”(清除精神污染)了。经历了一个运动不断的时代之后，作为那个时代的尾声和回光返照，“清污”运动来势迅猛却短平快，后劲不足，短短27天后便销声匿迹。除了留下些许谈资话柄外，似乎不留痕迹。
但就是这场骤雨，在事实上改写了中国科幻小说创造和出版的历史。
方兴未艾正当时
1978,改革开放元年。随着风气渐开，科幻文学也迎来了春天，创作和出版呈现出飞速发展的两旺势头。
对科幻人来说，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高峰。从叶永烈发表十年动乱后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开始，科幻创作可谓风起云涌。直到今天，中国科幻代表作和经典之作，无论是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还是科幻文学界普遍认可的《飞向人马座》，几乎都是那几年集中诞生的。
叶永烈在文革前完成的《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成为整整一代人的科学启蒙书，首印100多万册，先后发了300万册，这个原创科幻小说的发行纪录至今没有被打破。我们今天还在用的通讯设备“小灵通”，名字即出自这里。
童恩正创作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出版后，科学的幻想色彩、民族情怀、爱国主义和反抗国际敌人的正义，这样的配料足以令国人热血沸腾。对那时候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1980年拍成的同名电影是他们平生看过的第一部科幻电影，现在的归类属“惊悚片”。而今天，互联网上流行着同名网络游戏，玩手众多。
《飞向人马座》则被认为代表了科幻小说在文学领域的最高成就，作者郑文光两次获得全国少儿文艺创作一等奖。1999年，已经成为中国科幻作品刊载平台龙头老大的《科幻世界》在清华大学庆祝创刊20周年，并举行银河奖颁奖仪式。“科幻小说银河奖”是中国科幻界唯一重要奖项。《科幻世界》破例在那一年的奖项中单独设立唯一“终身成就奖”，颁给已经退出科幻创作舞台十多年的郑文光，以表彰他对新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事业所作出的无可替代的杰出贡献。
除了这三大力作，当时热门的科幻小说还有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金涛的《月光岛》，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萧建亨的《密林虎踪》，童恩正的《雪山魔笛》，叶永烈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丢了鼻子以后》，郑文光的《太平洋人》和王晓达的《波》等。
1979年，严文井主持召开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与会的高士其、冰心一致提议编选《中国30年(1949年-1979年)儿童文学作品选》，其中“科学文艺”与“小说”“散文”一样，单独列为一卷。同年，“第二届全国儿童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颁奖，科学文艺作品入选24部，一等奖是《小灵通漫游未来》和《飞向人马座》，获二等奖的有叶至善、萧建亨、童恩正和鲁克四人的作品，当时的科幻创作和出版之旺盛和强势由此可见一斑。
据科学普及出版社的编辑白金凤回忆，当时是有一个科幻创作界的，一个群体，很团结也很高产，有老作家，也有刘佳寿、魏雅华、宋宜昌等新秀，包括还只是中学生的吴岩。
围绕着这个群体，科幻文学的发表和出版也很红火。那几年，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和科学报刊都争相发表科幻作品，几乎所有的科技类出版社对科幻小说的出版都是敞开大门的。内地的科幻刊物有5-8个之多，海洋出版社的《科幻海洋》、江苏科技出版社的《科学文艺译丛》、四川省科协的双月刊《科学文艺》、科学普及出版社的文摘性刊物《科幻世界》、新蕾出版社旗下创办的中国第一份科幻专刊《智慧树》。哈尔滨市科协动议创办中国第一份科幻小说专报，从1981年开始，先在《科学周报》的副刊上设8版增刊作为试刊，名之以《中国科幻小说报》。除了这些专门发表科幻文学的阵地，还有《少年科学》、《科学时代》、《科学画报》等积极刊发科幻作品的科普杂志。
中国出版界很快形成了科幻出版“四大重镇”：北京、上海、四川和黑龙江，集中地同步展现着中国原创科幻的水准。而自从1980年2月19日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萧建亨四人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科幻小说创作谈，科幻界有了“四大金刚”或“四大天王”的说法。后来，“四大金刚”的阵容有所改变，萧建亨创作渐少，慢慢淡出，刘兴诗补进来，坐了第四把交椅。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科幻小说创作的真正繁荣不完全表现在多产，文学质量也全面提升，积极探索自我角色定位，旗帜鲜明地寻求本土特色和民族化。较之1949年到文革前那段时间的科幻创作，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人物姓名普遍中国化，少见“托马斯”和“安妮”了，故事场景也每每设在本土而非S国。郑文光就是凭借写中国历史的《地球的镜像》，打入英文世界的《Asia2000》杂志，并被香港报道为“中国科幻之父”，虽然这个称号后来也给他带来了好些麻烦。
科幻创作的题材也趋于现实。鲜为人知的是，文学圈流行过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都有相应的科幻版本。比如《星星营》引用《白毛女》“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写文革期间，造反派给“牛鬼蛇神”注射反激素，激发其返祖现象，长出尾巴来，变成半猩猩。
科幻作品当时已经开始获得主流文学界的承认，《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在《人民文学》，并跻身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飞向人马座》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不管怎么说，当年的中国原创科幻正处于青春早期，生命力蓬蓬勃勃，蓄势待发，酝酿着巨大的突破和成熟。但就在这时候遭遇到的历史寒流，几乎酿成灭顶之灾。借用魏雅华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话说：“1980年，中国至少有三四十种专业科幻刊物和报纸，还有两百多种文学期刊、一百七八十种科普期刊，中国一千多种报纸都在竞相发表科幻小说，每年都有数百篇上千篇原创作品问世，那样的辉煌留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凄美的记忆。”“中国的科幻小说一跤摔倒，二十多年过去，元气大伤的中国科幻至今没爬起来。”
姓科姓文的争论
在说中国科幻遭遇的毁灭性打击之前，应该提到这之前的“科文之争”。早在1979年，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议就已经浮出水面。之所以产生分歧，要从中国科幻的历史说起。
建国初期，中国并没有科幻，只是在科普工作过程中，由郑文光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贴着“科幻小说”标签的《从地球到火星》，发表在1954年的《中国少年报》上，由此还引起了北京地区的火星观测热潮。从此，科幻作为科学普及教育的一种生动形式，被保留和延续了下来。
长期以来，科幻小说在中国更通俗的称谓是从前苏联引进的“科学文艺”，是“科学”而不是科学“幻想”。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国科幻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是伴随着周恩来“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出现的。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二次创作高峰，也是因为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随着“科学的春天”一起到来的。
这样的“家庭出身”和“成长背景”，使得中国科幻一开始就打上了两个烙印：给孩子的，配合科普教育的。在一个必须有“集体归属”的时代，科幻却一直悬在科学圈和文学圈之间，没有着落。它更多的属于科学界，但相对于科研，科普只是科学界的一小块，科幻则是正规科普工作的补充形式。在文学界，它只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边缘的边缘。
事实上，中国第一代科幻作家几乎都是科学工作者，郑文光是中山大学天文系第一批毕业生，北京天文台副研究员，刘兴诗是四川地质学院教师，其他如古生物学家刘后一、张锋、人类学家周国兴、医学家李宗浩等。叶永烈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小灵通漫游未来》其实算科普小说，更不用说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了，所以他1979年获得的是“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
但科幻小说家们并不认可这样的地位和定位，他们既不是只写给小孩子看的，也不是只为了科普，他们的写作有更远大的理想。有社会批判、人性洞察，他们要写社会、写民族、写对科学和人类命运的思考。
于是，矛盾出现了。
开始是评论家站在科学普及的立场，批评小说中科学知识的错误，作家们则认为，科幻是文学，更重要的是激发想象力和对科学的兴趣，不是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这样的争议渐渐升级，触及到了科幻小说的本质，是“科”还是“文”？
《中国青年报》的“科普小议”栏目成为辩论意见最为集中、尖锐的一块阵地。一边是科学评论家们批评“违反科学的幻想”，一边是科幻作家们的自我辩护。作家们没有后援，评论界则获得了部分科学家的支持，钱学森曾多次表示，科幻是个坏东西，因为科学是严谨的，幻想却没有科学的规范。科学和幻想是两种不相干的、敌对的东西。
为了应对科文之争，郑文光曾提出“硬科幻”和“软科幻”之分。HardSF的代表是凡尔纳，更多从哲学、社会学角度反思科学的SoftSF则有代表人物威尔斯。但这样的理论建设并没有化解科文之争，更大的观念冲击和正面冲突已经势不可挡。
科幻有多超前
也许我们必须了解科幻在中国有多超前，才能真正知道科幻在当时多么不容易被正确认识和理解。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叶冰如的一段回忆可以作为当时佐证。1978年，她约到了《飞向人马座》书稿，却完全看不懂。当时，经过十年动乱，国家还很贫弱，买米买豆腐都需要“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仍是多数人的生活梦想，买个立柜就算添了件大家具，新婚夫妇惹人眼红的“三大件”是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学生能有支钢笔挂在胸前是很可骄傲的事情，社会上的人在谈论出身、平反、四人帮，进步一些的，谈论刚恢复的高考、夜校……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居然还有一群人，嘴里蹦的词是中微子，星际航行，转基因，大爆炸，时间隧道，基因武器，宇宙空间站，黑洞，太空移民，智能机器人，生物工程和星球大战……学中文、爱语言、做文学编辑，叶冰如却无力切入科幻作家们的语言系统，一般人说“想不起来”，他们说“脑子短路”，一般人说“像木头人一样”，他们说“成了植物人”，这些新词对叶冰如来说，陌生又新奇，似乎带着另一个世界的气息。
叶冰如的感觉或许能折射出当时科幻对社会上普通读者的冲击力。科幻创作之超前还可以举个例子：给《飞向人马座》书稿配插图。所有的人都认为插图应该富有现代感，但插图画家很发愁，怎么才能有现代感，谁都不知道。小说中的人物穿什么衣服？当时人一般穿蓝色制服，街上能见到的只有深蓝、浅灰、纯黑三种颜色，风气才刚开放，最时髦的也不过是白色或微带粉色的“的确良”。结果画出来的宇航员，统统穿四个大口袋的笔挺制服。文中有一张能上下升降、全方位转动的金属椅子，插图作者只见过方木椅、长木凳，再高级一点，领导干部坐的藤椅、沙发……画来画去，脱不出这类模样。“能转动”的“金属椅”？没听说过，更没见过，也想象不出来。
那是1979年的事。
如果说科幻对于普通人来说超前了太多，那么对于科学界恐怕也超前了几步。《太平洋人》说从太平洋底分裂出一个行星，上面的猿人复活了。科学评论家指出，“死而复活违反自然规律”，“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新石器时代的人属于智人”，小说里二百万年前的猿人能制造陶罐“无论如何也讲不通”，“是对人类发展史和考古学的极大不尊重”。《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描写科考队在珠穆朗玛峰发现恐龙蛋化石并孵化出古代恐龙，被古生物学家批评为“伪科学”，会毒害青少年的。于是牵扯到科幻小说的社会性问题，限定给少儿看的小说，不合适写爱情、犯罪、社会反思。否则就是“低级趣味”，但科幻作家对科学、社会、人性的反思，如何表现？
争论的本身是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理论辨析和建设对于科幻创作本来是大有帮助的，却在彼此恶意攻击的吵闹中被搅成了浑水。批评的焦点很快从这些纯技术问题转为科幻小说的性质问题、社会影响，最后上升到政治问题。评论界最集中批判的是风头正健的叶永烈，他的高产被认定为赚稿费的唯利是图。魏雅华的成名作《温柔之乡的梦》写机器人妻子对主人百依百顺，温柔之极，却不能让人满意。被批评为“反社会主义”、“一篇下流的政治小说”。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草
就在科文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际，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了。
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曾在《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一文(收入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提到，运动的导火索是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全社会思想解放，对于“人”的认识和讨论风行一时。1980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观”的讨论轰动一时，同年《人民日报》发表《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影响很大。
3月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会”上，周扬的讲话稿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讲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和人的异化问题。据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的说法，胡乔木对讲话不满，但没有直接当面表达，却临时调整会议安排，旋即出现理论文艺界“存在精神污染现象”的论调，称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很快，“精神污染”字样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标题和社论中，相关文章连篇累牍。
在这场运动中，科幻在行政上被定性为“精神污染”，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批评科幻“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已经试刊成功的《中国科幻小说报》，申请刊号的报告再也没有下文。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发表一篇科幻小说。
科幻创作界受到重创，郑文光刚完成的长篇《战神的后裔》预计作为《科幻海洋》头条发表，杂志都已经制好版，突然接到上头命令，《科幻海洋》停刊，海洋出版社作为科幻出版重镇，被勒令整顿。1983年4月26日，编辑叶冰如把这个坏消息告诉郑文光，并约好第二天去办公室取回文稿。
但是第二天郑文光没有去取稿，他早上突发脑溢血，卧床半年后，终于能够站立并歪歪斜斜走路，但右手完全萎缩，不能正常发音。他的创作生涯从此结束——这一年，他54岁。
叶冰如说，郑文光那时候是科幻界实际上的领头羊，他也是第一个倒下的科幻作家，随后，叶永烈退出科幻界，童恩正和萧建亨先后出国，其他科幻作家纷纷封笔。有一段时间，全国没有一篇科幻作品，果然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清污”很快就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干预下偃旗息鼓了。但对于科幻来说，1978年，其兴也勃，1983年，其亡也忽。虽然1980年代后期，新一代科幻作家开始成长，并时有佳作，但再也没有恢复到1978年的“举国繁荣”，而直到今天，2009年3月，中国的专业科幻作家仍凤毛麟角。好像国际科幻界不在乎缺中国这一块，中国的科幻还有未来吗？
如果当年，中国科幻的生存环境稍微好一点，如果科幻自身的生命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强一些，如果有更成熟、更有说服力的作品产生……
10. 我想写一部科幻题材的小说，现在应该写什么风格最好
乔治·本福德（GregoryBenford）认为：科幻小说是一种可以控制的去思考和梦想未来的方式。布拉德伯里（RayBradbury）认为：科幻小说是真正关于未来的社会学研究。特里·卡尔（TerryCarr）认为：科幻小说是关于未来的文学，讲述了我们希望看到--或者我们后代看到的--明天的奇迹的故事，这段时间也许是下个世纪，也许是无限的时间延伸。是的，他们讲的都不错。但他们只是提到了科幻文学里的一种——预言类科幻小说。绝大部分科幻作品，根本和预言没有关系。以科学技术某些真实的前沿课题为素材创作的科幻小说，属于预言类科幻小说。这类小说的主要事件完全取材于科学技术的前沿课题。在所有科幻作品里，它们恰恰是数量最少的一类。把握这个概念的重点，是“真实的前沿课题”。凡尔纳经常被外行称为伟大的预言家。但如果按照预言类科幻的严格定义去考查，只有《海底两万里》和《征服者罗比尔》才算得上预言类科幻小说。不知有多少篇文章都在说，是凡尔纳在这篇小说里发明了潜艇，其实潜艇当时早就存在了，凡尔纳只是考查了当时的潜艇技术，以及海洋学研究现状，以这些知识为素材，写成了自己的小说。在《征服者罗比尔》中，凡尔纳具体考查了当时的一个前沿课题——比重大于空气的人造物体能不能飞行。作品一开始便记录了当时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认为人造飞行器的前途是飞艇，一种认为将是比重大于空气的飞行器。只有后者才能克服气流的阻力。威尔斯早期的作品都与预言无关，而是他自己的创意。到了后期，他开始写现实中存在的科研课题。在《获得自由的日子》里，威尔斯描述了一次核战争。当时，核物理学家发现了“半衰期”现象。于是在这部作品里，核弹被想象成一种可以不停爆炸下去的武器。与后来真实的核弹有本质区别。《夜班邮船》也是一部预言类科幻。吉普林写下这部作品时，飞艇早就在天空邀翔。他是综合了实际存在的科技知识，把飞艇的前景描述出来。一些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也偶尔创作个别作品，为自己的研究扩大影响。如齐奥尔科夫斯基便将他的分级火箭原理写成科幻小说。后来在科幻小说领域中也出现了如《太阳风帆》、《天堂的喷泉》等描写某个具体技术发展前景的作品。另外还有如心理学家，开行为科学一派先河的斯金纳创作的行为科学幻想小说《沃尔登第二》等个别例子，是为了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冷战时期，西方学者们写了一些精确描述“核冬天”之类灾难的预言作品。这些作品一次次提醒着人们的理智，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牢固建立了核战争等于人类集体毁灭的概念，为人类最终告别核战威胁建立了某种舆论上的“防火墙”。如今，关于人口危机和环境危机的科幻作品也在不时为人们敲响新的警钟。这些都体现着预言派作品社会价值。在中国，预言类科幻极少有人触及。被视为新中国第一篇达到“小说”水平的科幻小说《古峡迷雾》，便是一篇预言类科幻。作者童恩正是考古学专业工作者。《古峡迷雾》取材于考古学上的真实课题：古巴人失踪之谜。作者在小说里，假定巴人残部最终消失在崇山峻岭中。可以对比童恩正的《石笋行》，也是一篇考古题材的小说。其中的考古发现：一枚被称为石笋的奇异石碑，是外星人的火箭，最终升空上天。“消亡在大山里的古部落”，“和外星人留在古代的火箭”，显然作者相信前者，并不相信后者。后者只是个写故事时的假设。《珊瑚岛上的死光》让童恩正名声暴起，远播于科幻圈之外。这也是一篇预言类科幻。1960年，美国科学家梅曼制造出来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受此启发，两年后童恩正便创作了这篇佳作。至于它发表于十几年后，不是作者的责任。《珊瑚岛上的死光》写的是激光技术在军事上的运用。这在当时就是一个前沿课题。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也是一篇预言类科幻小说。远古时代，印弟安人曾经凭独木舟来到欧洲，这是作者的一个推论。这篇小说写的就是这个推论。也可以比较一下同一位作者的《北方的云》。将渤海湾的水蒸发，再送到内蒙古，作者自己也不会把它当真，只是在小说里运用了各种知识，把它写得以假乱真而已。王晋康创作《生死平衡》时，其素材是一本叫《平衡医学》的书。涉及了对西方现代医学某些问题的讨论。不管其观点正确与否，确实属于真实的前沿课题。缺陷将导致的危机。刘慈欣的《地火》则是一篇对煤炭工业前景的预言作品。郑军在短篇《人口危机》里，描述了未来社会人口负增长问题。而其长篇《惊涛时代》，则取材于海洋学的一些尖端课题。甚至，一些真实的中外海洋学家都穿插在这部作品里。预言类科幻小说存在的前提，是科学本身的不断前进。很多不接触科学工作的人，只是从学校里接受学科教育。把自然科学教师误认为科学家。将科学视为僵化保守的体系。实际上，科学工作的主体便是发现和发明。科学家的价值不在于传承旧知识，而在于发现新知识。在这个基本动力推动下，整个科学，以及它的每一个领域都在不断地扩大知识领域。这就需要一线科学家必须有前瞻能力。下一卷里，笔者会从未来学和科学预测两方面，谈到科学的进步。而预言类科幻小说，正是把科学家们进行的前瞻性研究，变成文学形象进行表述。在这里，一定要澄清一个误解，科幻小说并没有作出过什么预言。它只是表现了科学家的预言。科幻小说家常常拥有“预言家”的美誉，而其原因，与算命先生差不多：“科学幻想小说作家的预测往往是错误的，但他们偶尔正确的预测引起了公众的注意。”（《科幻之路》三卷457页）。实际上，即使是这些正确的预测，科幻作家也不是原创者。迄今为止，笔者没有搜集到任何一部科幻作品，其中的科学预言完全由作者本人完成。所有这些作品中的科学预言，事先都是由科学家提出的，科幻作家只是拿来把它们当成素材。其实，科幻作家也从未标榜过自己作出了某某发明。在现代社会里，如果一个人真的有什么发明创造，第一件事不是写成小说，而是到专利局申请专利。而专利局有一套复杂的程序，为鉴别他确实是这种发明的首创者。如果有人相反驳我这个观点，希望他能提供证据，证明在某篇科幻小说里确实存在着有科技意义上的新发现。哪怕一篇也行。在第一卷里，笔者对科幻中的科学题材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现在笔者还要在此强调一句：那里没有任何一个科学预言，是科幻作家独立作出的！笔者1999年在《中国科幻之路》中正式提出“预言式科幻小说”。当时，虽然认为“真正的预言”数量极少，微不足道，但毕竟还拥有几个实例。现在笔者倾向于认为，科幻小说根本不存在有独立科学价值的预言。所有的预言类科幻，都是借鉴了科学界已有的成果。对照《科幻纵览》以前的各个版本，读者可以看到我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变化。把科幻小说当成预言，导致这个错误的原因，一是只看到预言类科幻小说这一种，二是对科技史的无知。毕竟，与论文专著相比，小说的影响力要大得多。有多少人读过《海底两万里》？又有多少人知道十九世纪潜艇技术的发展情况呢？将预言类科幻当成科研成果，或者把写科幻当成科学研究，这给科幻艺术的发展带来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北师大科技史专家田松先生长期跟踪研究“民科”现象：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既没有受过系统的科学教育，不掌握科学研究的方式方法。又与科学共同体没有正常的联系。但却认定自己作出了某某重大发明创造。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虚无飘渺的“科研”上去。他的研究可参考《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一书。不幸的是，以此书内容为参照，科幻界里的“民科”为数不少。他们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不知道文学创作和科学研究之间不是一回事。这些“民科”关于科幻的言论，恰恰授人以柄，在社会舆论中造成一个科幻的负面印象。抒情类科幻多具有散文特点。它不以题材见长，而是文笔优美，感情婉转愁怅为特点。雷·布雷德伯里是抒情类科幻的代表人物。他的许多作品，如《浓雾号角》、《火星纪事》等等，都有怀旧倾向。而抒情风格则是这种倾向的文字外表。詹姆斯·冈恩的《冰中少女》，也是一篇典型的抒情科幻。新的冰川期来临，人类移民赤道附近，北方大部分地区无法居住。主人公里德留守在家乡，目睹着冰川一天天逼近。冰川中一具少女的尸体，成为他生活中的精神寄托。全篇并没有什么离奇的情节。主要篇幅都用来描写里德的恋乡之情。泰利·比森的《地球老歌》，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描写了一个外星殖民者对地球的怀念。情节淡化到极点。姜云生甚至直接将它称为科幻散文，而不是科幻小说。中国科幻作品里，抒情作品极少。可以举出的例子，是何海江、饶骏合作的《飞越海峡的鸽子》。荒诞手法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重要特点。这类作品以反逻辑的叙述方式，映照出现实社会本身的荒诞色彩。在科幻作品里，运用荒诞手法的很少。大部分科幻作品都有明晰的“自设逻辑”。并且要用逻辑性的语言来讲清它们。詹姆斯·冈恩是运用荒诞手法的代表。他的《来自外星球的礼物》、《绿色拇指》、《玩具熊》等，时空错综复杂，变幻莫测。把这些小说与他传统叙述风格的科幻作品，比如《长生不死》、《人类之声》等放到一起，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间的区别。中国科幻作家中，韩松是使用荒诞手法的代表人物。他的几乎所有短篇都难以理清逻辑脉络，是刻画出一种杂乱、怪诞、莫名其妙的气氛。《逃出忧山》是荒诞科幻的代表作。其它如《末班地铁》、《赤色幻觉》、《超越现实》等等，也有浓厚的荒诞色彩。同时，韩松还创作了比较写实的科幻作品，如长篇《2066之西行漫记》，短篇《青春的跌宕》，把这两类作品放到一起比较便可以看出，作者对荒诞风格的追求是一种创作上的自觉。赋予科幻小说以轻松、幽默的风格殊为不易。但也有一些不错的例子。冯尼格特便用短短的篇幅，轻松活泼地写下了《巴恩豪斯效应的报告》。对战争狂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星新一以微型科幻见长。在方寸之地打出漂亮的拳招，幽默笔法必不可少。郑渊洁的《黄金梦》也是少见的幽默科幻。其风格近乎无厘头。王晋康作品风格偏重于厚实，大气。所以轻松滑稽的《美容陷阱》、《完美的地球标准》便尤其显得突出。郑军的《虫飞蚁走也惊魂》，也是幽默科幻的代表。虽然许多科幻作品都有些轻松的谈话，幽默的情节。但以幽默风格为特色的科幻作家尚未出现。这也算是科幻文学发展的一个小方向吧。恐怖小说被视为一个文学门类。甚至和科幻、奇幻并列为三大幻想文学门类（《想象的艺术——20世纪科学幻想、恐怖和幻想艺术》，美国弗兰克·罗宾逊等编著）。笔者对此颇为不解。因为这是把题材和风格搞混了。任何题材，现实与超现实，过去和现代的，都可以被处理成恐怖风格，也可以不被处理成恐怖风格。恐怖与科幻是“横”与“纵”的关系。一部小说恐怖与否，需看它的主要事件是否是悬念。悬念不同于悬疑。悬疑是未解之谜，而悬念则是让读者能够提起心，吊起胆的情节。它不一定就是未知的。比如典型的恐怖风格科幻片《异种》，开始部分就交待了背景：科学家接受到外星电波中传来的遗传信息，用它培育出一个外星人。这个人逃出基地，到处寻求男性，以便通过交配产下后代。而男人与之交配后便被她杀死。这部电影里没有悬疑，只有悬念：外星异种如何去害人。处在危险中的人能不能逃脱她的杀害。如前所述，从哥特式小说发展来的科幻小说，早期作品里多具有恐怖色彩。《弗兰肯斯坦》、《化身博士》都是典型的恐怖科幻小说。二十世纪后，它们被改编成许多版本的恐怖科幻片。凡尔纳和威尔斯不以恐怖风格见长。但前者也创作了恐怖科幻《喀尔巴迁的古堡》，后者的《隐身人》、《莫洛博士岛》也有明显的恐怖色彩。在第五卷里，笔者将介绍“大片”时代到来前的美国科幻电影。由于特技手法不过关，早期美国科幻片多选择恐怖题材，通过制造悬念来吸引观众。上一章介绍的“新哥特科幻”，几乎全部是恐怖风格的科幻。说到恐怖科幻，还要提一个特殊的例子。被称为“恐怖小说家”的斯蒂芬·金，其作品既有奇幻题材，也有科幻题材。他的《修剪草地的男人》描写了人的意识如何被改造为虚拟的电脑程序，后来被改编成同名科幻片。他的《死亡区域》也是典型的科幻小说。不过，以笔者所见，这部封面上印有“恐怖小说”字样在中国发行的作品，风格上根本不恐怖，而是一部正剧风格的科幻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