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背后的社会背景
㈠ 为什么现在中国科幻小说没落了
27天决定科幻界命运起伏
陈洁
80后们今天或许已经没几个听说过专有名词“清污”(清除精神污染)了。经历了一个运动不断的时代之后,作为那个时代的尾声和回光返照,“清污”运动来势迅猛却短平快,后劲不足,短短27天后便销声匿迹。除了留下些许谈资话柄外,似乎不留痕迹。
但就是这场骤雨,在事实上改写了中国科幻小说创造和出版的历史。
方兴未艾正当时
1978,改革开放元年。随着风气渐开,科幻文学也迎来了春天,创作和出版呈现出飞速发展的两旺势头。
对科幻人来说,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高峰。从叶永烈发表十年动乱后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开始,科幻创作可谓风起云涌。直到今天,中国科幻代表作和经典之作,无论是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还是科幻文学界普遍认可的《飞向人马座》,几乎都是那几年集中诞生的。
叶永烈在文革前完成的《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成为整整一代人的科学启蒙书,首印100多万册,先后发了300万册,这个原创科幻小说的发行纪录至今没有被打破。我们今天还在用的通讯设备“小灵通”,名字即出自这里。
童恩正创作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出版后,科学的幻想色彩、民族情怀、爱国主义和反抗国际敌人的正义,这样的配料足以令国人热血沸腾。对那时候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1980年拍成的同名电影是他们平生看过的第一部科幻电影,现在的归类属“惊悚片”。而今天,互联网上流行着同名网络游戏,玩手众多。
《飞向人马座》则被认为代表了科幻小说在文学领域的最高成就,作者郑文光两次获得全国少儿文艺创作一等奖。1999年,已经成为中国科幻作品刊载平台龙头老大的《科幻世界》在清华大学庆祝创刊20周年,并举行银河奖颁奖仪式。“科幻小说银河奖”是中国科幻界唯一重要奖项。《科幻世界》破例在那一年的奖项中单独设立唯一“终身成就奖”,颁给已经退出科幻创作舞台十多年的郑文光,以表彰他对新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事业所作出的无可替代的杰出贡献。
除了这三大力作,当时热门的科幻小说还有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金涛的《月光岛》,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萧建亨的《密林虎踪》,童恩正的《雪山魔笛》,叶永烈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丢了鼻子以后》,郑文光的《太平洋人》和王晓达的《波》等。
1979年,严文井主持召开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与会的高士其、冰心一致提议编选《中国30年(1949年-1979年)儿童文学作品选》,其中“科学文艺”与“小说”“散文”一样,单独列为一卷。同年,“第二届全国儿童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颁奖,科学文艺作品入选24部,一等奖是《小灵通漫游未来》和《飞向人马座》,获二等奖的有叶至善、萧建亨、童恩正和鲁克四人的作品,当时的科幻创作和出版之旺盛和强势由此可见一斑。
据科学普及出版社的编辑白金凤回忆,当时是有一个科幻创作界的,一个群体,很团结也很高产,有老作家,也有刘佳寿、魏雅华、宋宜昌等新秀,包括还只是中学生的吴岩。
围绕着这个群体,科幻文学的发表和出版也很红火。那几年,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和科学报刊都争相发表科幻作品,几乎所有的科技类出版社对科幻小说的出版都是敞开大门的。内地的科幻刊物有5-8个之多,海洋出版社的《科幻海洋》、江苏科技出版社的《科学文艺译丛》、四川省科协的双月刊《科学文艺》、科学普及出版社的文摘性刊物《科幻世界》、新蕾出版社旗下创办的中国第一份科幻专刊《智慧树》。哈尔滨市科协动议创办中国第一份科幻小说专报,从1981年开始,先在《科学周报》的副刊上设8版增刊作为试刊,名之以《中国科幻小说报》。除了这些专门发表科幻文学的阵地,还有《少年科学》、《科学时代》、《科学画报》等积极刊发科幻作品的科普杂志。
中国出版界很快形成了科幻出版“四大重镇”:北京、上海、四川和黑龙江,集中地同步展现着中国原创科幻的水准。而自从1980年2月19日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萧建亨四人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科幻小说创作谈,科幻界有了“四大金刚”或“四大天王”的说法。后来,“四大金刚”的阵容有所改变,萧建亨创作渐少,慢慢淡出,刘兴诗补进来,坐了第四把交椅。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科幻小说创作的真正繁荣不完全表现在多产,文学质量也全面提升,积极探索自我角色定位,旗帜鲜明地寻求本土特色和民族化。较之1949年到文革前那段时间的科幻创作,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人物姓名普遍中国化,少见“托马斯”和“安妮”了,故事场景也每每设在本土而非S国。郑文光就是凭借写中国历史的《地球的镜像》,打入英文世界的《Asia2000》杂志,并被香港报道为“中国科幻之父”,虽然这个称号后来也给他带来了好些麻烦。
科幻创作的题材也趋于现实。鲜为人知的是,文学圈流行过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都有相应的科幻版本。比如《星星营》引用《白毛女》“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写文革期间,造反派给“牛鬼蛇神”注射反激素,激发其返祖现象,长出尾巴来,变成半猩猩。
科幻作品当时已经开始获得主流文学界的承认,《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在《人民文学》,并跻身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飞向人马座》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不管怎么说,当年的中国原创科幻正处于青春早期,生命力蓬蓬勃勃,蓄势待发,酝酿着巨大的突破和成熟。但就在这时候遭遇到的历史寒流,几乎酿成灭顶之灾。借用魏雅华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话说:“1980年,中国至少有三四十种专业科幻刊物和报纸,还有两百多种文学期刊、一百七八十种科普期刊,中国一千多种报纸都在竞相发表科幻小说,每年都有数百篇上千篇原创作品问世,那样的辉煌留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凄美的记忆。”“中国的科幻小说一跤摔倒,二十多年过去,元气大伤的中国科幻至今没爬起来。”
姓科姓文的争论
在说中国科幻遭遇的毁灭性打击之前,应该提到这之前的“科文之争”。早在1979年,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议就已经浮出水面。之所以产生分歧,要从中国科幻的历史说起。
建国初期,中国并没有科幻,只是在科普工作过程中,由郑文光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贴着“科幻小说”标签的《从地球到火星》,发表在1954年的《中国少年报》上,由此还引起了北京地区的火星观测热潮。从此,科幻作为科学普及教育的一种生动形式,被保留和延续了下来。
长期以来,科幻小说在中国更通俗的称谓是从前苏联引进的“科学文艺”,是“科学”而不是科学“幻想”。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国科幻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是伴随着周恩来“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出现的。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二次创作高峰,也是因为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随着“科学的春天”一起到来的。
这样的“家庭出身”和“成长背景”,使得中国科幻一开始就打上了两个烙印:给孩子的,配合科普教育的。在一个必须有“集体归属”的时代,科幻却一直悬在科学圈和文学圈之间,没有着落。它更多的属于科学界,但相对于科研,科普只是科学界的一小块,科幻则是正规科普工作的补充形式。在文学界,它只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边缘的边缘。
事实上,中国第一代科幻作家几乎都是科学工作者,郑文光是中山大学天文系第一批毕业生,北京天文台副研究员,刘兴诗是四川地质学院教师,其他如古生物学家刘后一、张锋、人类学家周国兴、医学家李宗浩等。叶永烈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小灵通漫游未来》其实算科普小说,更不用说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了,所以他1979年获得的是“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
但科幻小说家们并不认可这样的地位和定位,他们既不是只写给小孩子看的,也不是只为了科普,他们的写作有更远大的理想。有社会批判、人性洞察,他们要写社会、写民族、写对科学和人类命运的思考。
于是,矛盾出现了。
开始是评论家站在科学普及的立场,批评小说中科学知识的错误,作家们则认为,科幻是文学,更重要的是激发想象力和对科学的兴趣,不是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这样的争议渐渐升级,触及到了科幻小说的本质,是“科”还是“文”?
《中国青年报》的“科普小议”栏目成为辩论意见最为集中、尖锐的一块阵地。一边是科学评论家们批评“违反科学的幻想”,一边是科幻作家们的自我辩护。作家们没有后援,评论界则获得了部分科学家的支持,钱学森曾多次表示,科幻是个坏东西,因为科学是严谨的,幻想却没有科学的规范。科学和幻想是两种不相干的、敌对的东西。
为了应对科文之争,郑文光曾提出“硬科幻”和“软科幻”之分。HardSF的代表是凡尔纳,更多从哲学、社会学角度反思科学的SoftSF则有代表人物威尔斯。但这样的理论建设并没有化解科文之争,更大的观念冲击和正面冲突已经势不可挡。
科幻有多超前
也许我们必须了解科幻在中国有多超前,才能真正知道科幻在当时多么不容易被正确认识和理解。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叶冰如的一段回忆可以作为当时佐证。1978年,她约到了《飞向人马座》书稿,却完全看不懂。当时,经过十年动乱,国家还很贫弱,买米买豆腐都需要“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仍是多数人的生活梦想,买个立柜就算添了件大家具,新婚夫妇惹人眼红的“三大件”是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学生能有支钢笔挂在胸前是很可骄傲的事情,社会上的人在谈论出身、平反、四人帮,进步一些的,谈论刚恢复的高考、夜校……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居然还有一群人,嘴里蹦的词是中微子,星际航行,转基因,大爆炸,时间隧道,基因武器,宇宙空间站,黑洞,太空移民,智能机器人,生物工程和星球大战……学中文、爱语言、做文学编辑,叶冰如却无力切入科幻作家们的语言系统,一般人说“想不起来”,他们说“脑子短路”,一般人说“像木头人一样”,他们说“成了植物人”,这些新词对叶冰如来说,陌生又新奇,似乎带着另一个世界的气息。
叶冰如的感觉或许能折射出当时科幻对社会上普通读者的冲击力。科幻创作之超前还可以举个例子:给《飞向人马座》书稿配插图。所有的人都认为插图应该富有现代感,但插图画家很发愁,怎么才能有现代感,谁都不知道。小说中的人物穿什么衣服?当时人一般穿蓝色制服,街上能见到的只有深蓝、浅灰、纯黑三种颜色,风气才刚开放,最时髦的也不过是白色或微带粉色的“的确良”。结果画出来的宇航员,统统穿四个大口袋的笔挺制服。文中有一张能上下升降、全方位转动的金属椅子,插图作者只见过方木椅、长木凳,再高级一点,领导干部坐的藤椅、沙发……画来画去,脱不出这类模样。“能转动”的“金属椅”?没听说过,更没见过,也想象不出来。
那是1979年的事。
如果说科幻对于普通人来说超前了太多,那么对于科学界恐怕也超前了几步。《太平洋人》说从太平洋底分裂出一个行星,上面的猿人复活了。科学评论家指出,“死而复活违反自然规律”,“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新石器时代的人属于智人”,小说里二百万年前的猿人能制造陶罐“无论如何也讲不通”,“是对人类发展史和考古学的极大不尊重”。《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描写科考队在珠穆朗玛峰发现恐龙蛋化石并孵化出古代恐龙,被古生物学家批评为“伪科学”,会毒害青少年的。于是牵扯到科幻小说的社会性问题,限定给少儿看的小说,不合适写爱情、犯罪、社会反思。否则就是“低级趣味”,但科幻作家对科学、社会、人性的反思,如何表现?
争论的本身是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理论辨析和建设对于科幻创作本来是大有帮助的,却在彼此恶意攻击的吵闹中被搅成了浑水。批评的焦点很快从这些纯技术问题转为科幻小说的性质问题、社会影响,最后上升到政治问题。评论界最集中批判的是风头正健的叶永烈,他的高产被认定为赚稿费的唯利是图。魏雅华的成名作《温柔之乡的梦》写机器人妻子对主人百依百顺,温柔之极,却不能让人满意。被批评为“反社会主义”、“一篇下流的政治小说”。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草
就在科文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际,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了。
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曾在《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一文(收入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提到,运动的导火索是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全社会思想解放,对于“人”的认识和讨论风行一时。1980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观”的讨论轰动一时,同年《人民日报》发表《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影响很大。
3月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会”上,周扬的讲话稿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讲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和人的异化问题。据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的说法,胡乔木对讲话不满,但没有直接当面表达,却临时调整会议安排,旋即出现理论文艺界“存在精神污染现象”的论调,称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很快,“精神污染”字样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标题和社论中,相关文章连篇累牍。
在这场运动中,科幻在行政上被定性为“精神污染”,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批评科幻“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已经试刊成功的《中国科幻小说报》,申请刊号的报告再也没有下文。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发表一篇科幻小说。
科幻创作界受到重创,郑文光刚完成的长篇《战神的后裔》预计作为《科幻海洋》头条发表,杂志都已经制好版,突然接到上头命令,《科幻海洋》停刊,海洋出版社作为科幻出版重镇,被勒令整顿。1983年4月26日,编辑叶冰如把这个坏消息告诉郑文光,并约好第二天去办公室取回文稿。
但是第二天郑文光没有去取稿,他早上突发脑溢血,卧床半年后,终于能够站立并歪歪斜斜走路,但右手完全萎缩,不能正常发音。他的创作生涯从此结束——这一年,他54岁。
叶冰如说,郑文光那时候是科幻界实际上的领头羊,他也是第一个倒下的科幻作家,随后,叶永烈退出科幻界,童恩正和萧建亨先后出国,其他科幻作家纷纷封笔。有一段时间,全国没有一篇科幻作品,果然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清污”很快就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干预下偃旗息鼓了。但对于科幻来说,1978年,其兴也勃,1983年,其亡也忽。虽然1980年代后期,新一代科幻作家开始成长,并时有佳作,但再也没有恢复到1978年的“举国繁荣”,而直到今天,2009年3月,中国的专业科幻作家仍凤毛麟角。好像国际科幻界不在乎缺中国这一块,中国的科幻还有未来吗?
如果当年,中国科幻的生存环境稍微好一点,如果科幻自身的生命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强一些,如果有更成熟、更有说服力的作品产生……
㈡ 小说《三体》的创作背景是什么
刘慈欣的童年时代是在二十世纪70年代末度过的,少年时代正值80年代初,当时全民崇尚科技,是科幻文学在中国的辉煌时期,刘慈欣也对科幻作品不可自拔,进入大学后由于较难考上研究生将当科学家的理想修改成了能发表一些科幻作品的工程师。工程师刘慈欣在山西娘子关火电站工作(为环境保护和配合国家环保政策,该站已经暂时关闭),在电站工作期间他用业余时间经营自己的爱好,成为了一名优秀科幻小说作家。
㈢ 有没有以共产主义社会为时代背景的科幻小说或电影
我们国家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在早些年的时期我们的先辈们便设想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怎么样的,我找了一下当年新华社内部进行讨论并发表的关于2000的上海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样子,这里要强调一下因为当时还没有提出我们实现共产主义分步走的计划,也就是大跃进时期,当时人们的思想都是极右的状态,来看一看当时人们的大胆设想,现在看来就是现实主义中的科幻主意。
日常用品
在事项共产主义之后,工厂解散,工人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但是工厂留下一些功能非常多的机器,想要什么就去启动这个机器制作出来你想要的。但是通常这里都会有一些库存,如果既没有库存并且当场有制作不出来,就贴一个海报在门口等原材料在固定的日子送来。
居住问题
人们还是按照户口进行区分区域,人们住的房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毕竟大同世界绝对的公平化,完全消除掉特权阶级,毕竟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这样的道理。
㈣ 中外科幻发展史,谁能说一下
中国科幻小说的历史
(Ⅰ) 背负起普及科学的重任
与玛丽·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相比,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起步是比较晚的。据有史可考的文献纪录,中国第一个关注科幻小说的人是被尊为"一代文豪"的鲁迅先生。
1902年,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民族危亡与大变革的前夜,青年鲁迅远渡东瀛,在日本的弘文书院补习日文期间,鲁迅根据日文译本转译了法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凡尔纳的名篇《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可以说是开中国翻译科幻小说之先河。至于他的那句"导中国人之前行必自科学小说始",也早已广为流传。只可惜鲁迅先生,自己并没有一部原创的科幻小说作品流传后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至于各中缘由,还有待遇进一步考证。
一般认为中国的第一部原创的科幻小说是1904年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关于作者具体的其他资料便没有寻找到。不过同时期的还有一位鲜为人知先驱式的人物是值得一提的,他就是徐念慈先生。
徐念慈(1875年-1908年),今江苏常熟人,别署东海觉我。通晓日文和英文,擅长数学和写作。思想进步,受西方启蒙及科学思想影响颇深。1904年前后,与友人曾朴在沪创设小说林社和《小说林》杂志,并曾任译述编辑。
本世纪初,徐念慈开始关注科幻小说。它先是翻译了美国的西蒙钮加武(我怀疑这是传统译法,但由于没有找到通译,所以只好采用原译法)创作的《黑行星》,之后又参与审校了另外八部类似作品。1905年小说林社出版的《新法螺》一书中,收入了徐先生自创的一部随笔性质的中篇小说《新法螺先生谭》(需要说明的是《新法螺》共收录了三篇科幻小说,其余两篇是包笑天从日文本转译的德国科幻小说《法螺先生谭》和《法螺先生续谭》,这是两篇文章都是谈话体小说,"谭"通"谈",原作者不详)。在这篇文章中,徐先生运用了大量的笔墨描述了主人公纵横于多姿多彩的月球、金星、火星等组成的外太空世界之间,并将诸如"卫星"、"磁极"、"离心力"、重力加速度、万有引力乃至"造人术"、"脑电"、"循环系统"等这些即使是现在看来也并不落伍的概念运用自如,巧妙的穿插于文章之中,可见其功力不俗。我提醒需要大家注意,1905年的中国还处在晚清末期,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能够创作出这样的文章确实是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关于清末民初的其他科幻小说作品及其作者的情况,可以参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
民国以后,直至解放初期,中国科幻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沉默期,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深刻的联系。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依然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科幻小说性质的文艺作品。其中老舍先生的《猫城记》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事实上,《猫城记》是一篇映射当时黑暗社会现实的讽刺体的预言故事,但是由于它的背景是火星上的"猫社会"所以凭添了几分科幻小说气氛。据说,老舍先生曾经因为这篇文章而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只可惜先生在"文革"中不堪迫害,愤然自尽,于是便与大奖失之交臂。这只是一种传言,并不足取,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篇文章的份量。
另一部有史可考的作品是1940年出版的顾均正所著的小说集《和平的梦》,共包括《和平的梦》、《伦敦奇疫》、《在北极的光》三部分。据我所知,这部小说集的科幻小说色彩要比《猫城记》浓的多,几乎可以看作是正统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另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更接近于文艺式的科普作品)。由于准备仓促,有关这方面的其他资料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考证。
回顾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前半个世纪,我们并不难看出仁人志士们翻译、创作科幻小说的目的,无外乎希望把科学知识,以一种通俗的形式向大众普及,使大众"获得一斑(般)之知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鲁迅《月界旅行·辨言》)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这对中国科幻小说后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Ⅱ)走向大众的"儿童文学"
解放后,特别是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中国科幻小说开始以儿童文学的形式的走向大众。我们必须承认一点中国科幻小说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苏联科幻小说的发达与传统(事实上,中国作家在国际上所获得唯一的一个科幻小说奖项就是在这一时期的苏联拿到的)和当时亲密的中苏关系。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科幻小说传统的国度里,如果不是受到外来的强烈影响,是根本不会有科幻文学发展的余地的,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和农业生产处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时代。由于研究的局限,我无法断言中国对于科幻小说的少儿性与科普性的定义是否与苏联科幻小说发展思想有直接的联系(事实上也并非如此),但这种影响不应该被忽视。
在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作家有郑文光(代表作有《从地球到火星》等)、刘兴诗、肖建亨、迟叔昌等。其中,郑文光先生的成就最高,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从地球到火星》为中国科幻小说在世界上赢得了荣誉,更是因为他数十年笔耕不辍,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可以传世的佳作。在这一点上,我们称其为中国科幻小说的"泰斗"是不为过的。
但是,由于"十年浩劫"对于文艺界的无情摧残,再加上中国并没有对于科幻小说的传统以及认为儿童文学处于从属的地位的认识,使得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道路被彻底封杀了。科幻小说和她的读者与作者,都不得不开始在漫长的"冬夜"里静静的等待……
直到1978年,中国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之后,科幻小说才迎来了他在中国的大地上新的春天。
(Ⅲ)新生!命运的转折
是的,正如题目所言。"1978"对于中国科幻小说事业是一个转折,而对于整个中国又何尝不是一次历史性的大转折呢?在解放思想的号召下,中国的文艺界开始复苏,有人称其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这样的比喻虽然不算十分恰当,但这也说明了这场变革的历史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意识条件下,中国科幻小说开始了新的创业与变革。
1979年,对于中国科幻小说来说,应该是值得记住和纪念的一年。在这一年,著名科幻小说家、《珊瑚岛上的死光》的作者童恩正正式提出了,科幻小说应该以普及科学的人生观为己任的主张。先抛开这种观点的正确与否不论,它的提出无疑是动摇了自鲁迅以来,关于科幻小说是科普作品的一贯论调,开启了科幻小说向文学靠拢的大门。一时间,百花齐放、万紫千红,众多的科幻小说作品应运而生。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科幻小说作品,比如《飞向人马座》(郑文光著)、《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叶永烈著)、《古星图之谜》和《追踪恐龙的人》、《科学福尔摩斯》系列等。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这部作品曾经创下了中国科幻小说图书的销售纪录。但平心而论,这部作品依然没有脱离科普作品和儿童文学的框架,但这也许正是"小灵通"成功的关键。同时期,中国的科幻影视也实现了零的突破,先后出现了《珊瑚岛上的死光》(根据童恩正同名小说改编)、《消失的大气层》和《霹雳贝贝》等几部科幻、准科幻影片,虽然数量不多,但意义非同小可。不过这个时期传统认识对于人们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单是从这几部影片的出品单位就可以知晓。在期刊领域,也出现了《科幻海洋》(海洋出版社)、《科学文艺》(也就是如今的《科幻世界》)等专业科幻期刊和准科幻期刊《智慧树》(天津出的,不妨把他算作科幻儿童刊物)。可以说,80年代初的热潮是真正意义上的"春天与高潮"。
㈤ 海底两万里写作背景
以下是作者的背景:
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2.8-1905)生于法国西部海港南特,他在构成市区一部分的劳阿尔河上的菲伊德岛生活学习到中学毕业。父亲是位颇为成功的律师,一心希望子承父业。但是凡尔纳自幼热爱海洋,向往远航探险。11岁时,他曾志愿上船当见习生,远航印度,结果被家人发现接回了家。为此凡尔纳挨了一顿狠揍,并躺在床上流着泪保证:“以后保证只躺在床上在幻想中旅行。”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童年的经历,客观上促使凡尔纳一生驰骋于幻想之中,创作出如此众多的著名科幻作品。
《海底两万里》的作者儒勒.凡尔纳,他的惊人之处不但只是他写的夸张,动人而富有科学意义的小说,更惊人的是他在书中所写的故事,尽管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不足为奇,但是在凡尔纳的时代,人们还没有发明可以在水下遨游的潜水艇,甚至连电灯都还没有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凡尔纳在《海底两万里》中成功的塑造出鹦鹉螺号潜水艇,并在小说发表25年后,人们制造出的真实的潜水艇,与小说描写的大同小异,这是怎样的预见力,所以说凡尔纳作品中的幻想都以科学为依据。他的许多作品中所描绘的科学幻想在今天都得以实现。更重要的是他作品中的幻想大胆新奇,并以其逼真、生动、美丽如画令人读来趣味盎然。他的作品情节惊险曲折、人物栩栩如生、结局出人意料。所有这些使他的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
以下是社会背景:
19世纪以后诞生的科幻小说(像《海底两万里》),是欧洲工业文明崛起后特殊的文化现象之一。人类在19世纪,全面进入以科学发明和技术革命为主导的时代后,一切关注人类未来命运的文艺题材,都不可避免地要表现未来的科学技术。而这种表现,在工业革命之前是不可能的,毕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人们感受到了自身力量的飞跃,由此也产生了更多集体性的科学想象,由此也成就了诸多科幻小说兴起的这样一个社会背景。
㈥ 科幻小说的意义何在
有些人总觉得科幻小说是带给我们一种目标,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现在的生活过成像科幻一样的世界,可是我们恰恰忘了,其实科幻小说,他的目的仅仅是让我们在小说当中发现我们的影子,并且让我们学会自我反省,如何才能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㈦ 想要做好奇幻科幻作品,需要创作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或世界背景
科幻电影是科学幻想的内容,是通过绘画手段在画面上表现出来的绘画形式。 具体而言,它是一部以我们所了解的科学知识为基础,通过科学想象,用绘画语言创造性地表达了对宇宙万物、未来人类社会生活、社会发展、科技思想的绘画作品。 科学幻想的内容是作品的主题,作品的灵魂绘画是作品的表现形式,是外衣。 画科幻画主要做好两个方面。
其中的科学因素最初从以体现传播和教育功能为中心的前台向以设置背景为中心的后台转变,也就是说,从非文学的尴尬地位开始向大众文学转变。 这些作品大多借用了科幻的外壳,但本质上是冒险和警察小说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荒诞小说之一,折射出当时的社会问题,我个人认为也体现了孩子真正的孩子气和其他美好品质的追求。
㈧ 科幻小说对人类有哪些影响
强烈的好奇心和丰富的想象力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强大动力。18、19世纪一大批优秀科学幻想小说的出现是现代科学技术即将崛起的先声,表达了人类渴望了解和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启发和影响了一大批人,他们决心把毕生献给科学事业,把人类多年的梦想变为现实。
㈨ 如何理解科幻小说的现实意义
“现实意义”的定义,现实意义就是不仅仅是用来消磨时间,而是对成长和成熟有某种不可替代的作用的作用。
科幻小说首先是小说。作为小说下的一种亚文学形式,科幻小说自然有小说的一些共性。如果一片科幻小说在小说的意义上是好的,那么它就会对现实产生意义。它具有科学性,前沿性,拓展性,幻想性。具体解读如下:
科学性:科幻小说的科学性首先应该是广义的科学。狭义的科学是指科学的知识体系。广义的科学则还包括科学态度(世界观)、科学方法(方法论)。科幻小说,首先是对科学的尊重,可以承认和允许自己的幻想夸张甚至不符合一些现有的科学知识的地方,但反对自欺欺人,把一些明显的偏见或者迷信的东西伪装为科学的事物,混淆视听。
前沿性:虽然存在所谓的历史科幻,但科幻无疑还是主要面向未来的。而面向未来的科幻与其说是对未来的构建,不如说是对现实的反应,尤其是现实中一些前沿的科技,一些热点的话题的反应。如果说后者是大多数小说或文学形式的关注焦点的话,那么前者——前沿的科技和科学理念无疑是科幻小说的特殊的关注点。
拓展性:如上所述,科幻以现实为基础,而文学作品自然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作为科幻小说,个人感觉,它的拓展更有明确的方向性,无论从时间空间,或者思维方向,都有别于其他,显得更为超前,更为宏大,更为具有使命感,也许这也是一部份科幻读者自视甚高而瞧不起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的原因。
幻想性:其实这并不只是科幻单独具有的特性,如果比幻想的自由和洒脱,一片yy文也许幻想的更好看一些,而奇幻在幻想上的成就也许更为卓越一些,毕竟奇幻甚至已经建立了几个很著名的世界和设定,而科幻也许除了沙虫世界,其他的更像是现实世界的有限的延展而不是幻想。但正因为科幻的幻想有其局限和严谨性,更易被接受,也更易在细节上出彩。
㈩ 为什么大部分科幻小说/电影/游戏的背景都是帝制
可能是因为科幻小说都是略带yy,比竟现实中没有那些科技,所以人们在幻想那些文明的制度时,也会带入一点yy,帝制又是最容易yy的,所以就大多是帝制。
以上只是我个人想法,不喜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