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科幻小说的了解

⑴ 如何理解科幻小说的现实意义

“现实意义”的定义，现实意义就是不仅仅是用来消磨时间，而是对成长和成熟有某种不可替代的作用的作用。
科幻小说首先是小说。作为小说下的一种亚文学形式，科幻小说自然有小说的一些共性。如果一片科幻小说在小说的意义上是好的，那么它就会对现实产生意义。它具有科学性，前沿性，拓展性，幻想性。具体解读如下：
科学性：科幻小说的科学性首先应该是广义的科学。狭义的科学是指科学的知识体系。广义的科学则还包括科学态度（世界观）、科学方法（方法论）。科幻小说，首先是对科学的尊重，可以承认和允许自己的幻想夸张甚至不符合一些现有的科学知识的地方，但反对自欺欺人，把一些明显的偏见或者迷信的东西伪装为科学的事物，混淆视听。
前沿性：虽然存在所谓的历史科幻，但科幻无疑还是主要面向未来的。而面向未来的科幻与其说是对未来的构建，不如说是对现实的反应，尤其是现实中一些前沿的科技，一些热点的话题的反应。如果说后者是大多数小说或文学形式的关注焦点的话，那么前者——前沿的科技和科学理念无疑是科幻小说的特殊的关注点。
拓展性：如上所述，科幻以现实为基础，而文学作品自然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作为科幻小说，个人感觉，它的拓展更有明确的方向性，无论从时间空间，或者思维方向，都有别于其他，显得更为超前，更为宏大，更为具有使命感，也许这也是一部份科幻读者自视甚高而瞧不起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的原因。
幻想性：其实这并不只是科幻单独具有的特性，如果比幻想的自由和洒脱，一片yy文也许幻想的更好看一些，而奇幻在幻想上的成就也许更为卓越一些，毕竟奇幻甚至已经建立了几个很著名的世界和设定，而科幻也许除了沙虫世界，其他的更像是现实世界的有限的延展而不是幻想。但正因为科幻的幻想有其局限和严谨性，更易被接受，也更易在细节上出彩。

⑵ 阅读完海底两万里，请谈谈你对科幻小说的认识革看法

读完海底两万里，对科幻小说的认识和看法:
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只有当时具备一定的科学背景，才可能有来源于现实或高于现实的想象，否则不是科幻只是空想；而如果连想象都没有，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更不可能有科学的进步。

⑶ 谈谈你对中国科幻小说及科幻片的认识

中国的科幻小说最高的顶点应该就是三体了，但我看过很多的没有那么大名气的科幻小说都很棒，可以说是世界级水平了，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科幻片在剧本方面，已经跟世界水平相当了，但为什么科幻片每次都会令热心满满的观众失望呢？
我的分析分为三点，一就是不算强力的正负支持，二就是拍摄技术的不足，三就是良心商家的拍摄支持。
相信满足以上三点，我国的科幻片必定会崛起。

⑷ 作为一个科幻小说作家，应了解哪些知识。

前沿科学知识、军事武器装备研发知识。一般来讲，科幻小说的取材都来源于科学，最新的科学来源于武器科技。

⑸ 对于科幻小说你有何见解

不是空想就能行吧，要有一定的科学基础，我个人认为太硬的一班人不见得能接受，有时候看不懂，夹杂点好的情节还是比较吸引人，我还是比较喜欢何夕的作品

⑹ 你对最短的科幻小说理解

看热闹吧，我反正不爱看

⑺ 谈谈你对西方通俗小说（或科幻小说）的认识。 （1600字左右）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武侠、言情等通俗小说在中国大陆受到了抑制和歧视，这无疑是很不合理的。令人高兴的是，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通俗小说也越来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然而，在最近几年里，另一个让人担心的极端又出现了。有些学者不仅高度尊重通俗小说，而且还极力地模糊通俗小说概念，否认“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之间的价值差异。为避免讨论过于空泛，笔者在阐述个人见解的同时，兼对孔庆东博士的《通俗小说的概念误区》（以下简称《误区》[1]）进行学术批评，与孔庆东博士商讨。
一 通俗小说的定义
尽管给词或概念下定义是一件难以讨好的事，但许许多多的人还是在做，这一点从各种各样的辞书的不断问世就可以得到证实。的确，有些时候不知道一个词或概念的定义，并不妨碍我们把握具体的事物或与之相处；况且，由于“定义只能揭示事物某些方面的规定性，而事物本身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2](P353)，所以，要全面地把握事物也不能光靠定义。但是，常识还是告诉我们，事物或概念的定义，在多数的情况下仍有助于我们的认识和理解。具体而言，像“通俗小说’这样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语词，其定义是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的。
那么，何谓通俗小说？按刘世德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网络全书》的解释，通俗小说是“泛指适合于群众的水平和需要，并且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小说”[3](P544)。如此释义是可靠的吗？结合一些辞典对“通俗”、“通俗文学”、“通俗文化”等所作的解释——如《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4](P1262)、《汉语大词典普及本》[5](P1273)、鲍克怡编著的《汉语同义词反义词对照词典》[6](P493)、王先霈和王又平主编的《文学批评术语词典》[7](P119)、《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8](P1276)、林骧华主编的《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9](P335-336)、覃光广等主编的《文化学辞典》[10](P639)，可知《中国古代小说网络全书》的释义还是比较可靠的。当然，这样的释义不是很严格，不过，由于“并不严格符合任何事物的概念仍然可以指称某种事物”[11](P338)，所以，我们仍可以借此释义了解到“通俗小说’概念指的是什么。要言之，像这样的“通俗小说”定义是可取的。
本来，通俗小说概念既不难理解，也不是不好下定义，只要搞清楚什么是通俗，什么是小说，大致上就可以了。然而，《误区》一文的说法，却复杂得让人糊涂。《误区》写道：“我们不妨从探讨通俗小说不是什么开始，知道了不是什么之后，就算说不出概念，说不出定义，说不出‘能指’，也不妨碍我们抓住‘所指’，抓住‘本身’。仿佛警察叫错了罪犯的名字，但捉的确实是案件的真凶。这样，我们所描述的‘通俗小说’，就在‘什么不是通俗小说’中概了它的念，定了它的义了。”显然，《误区》思路是有问题的。
首先，违反了下定义不能用“否定定义”——“概念不意味着什么”——的要求[12](P192)。“通俗小说不是什么”并不能让人明白“通俗小说是什么”，它就像我们说“鸡蛋不是鸭蛋、不是鹅蛋、不是鸽子蛋、不是恐龙蛋”一样，未能让人知道鸡蛋究竟指的是什么。由于一连串“不是”之外还有许多“不是”的可能，所以，只要“不是”没有被穷尽，通过“不是”来定义“是”，就不可能有较明确的概念。由此可见，《误区》以绕道的方式来定义“通俗小说”，既没必要也不符合逻辑。
其次，违背了定义的语句应尽可能简明扼要的原则。《误区》用一连串的“什么不是通俗小说”来定义“通俗小说”，即使我们不说它在逻辑上存在着问题，至少也是犯了一个语言表述太过于啰嗦的毛病。
再次，背离了科学研究的规范。概念是构成判断的基本要素，而判断又是推理的前提。[13](P637-638)如果连“通俗小说”概念都不清楚，都只能给出“它不是什么”的定义，那怎么有可能进行关于“通俗小说”的种种判断、推理和论证？怎么有可能对涉及到“通俗小说”的一系列命题作认识上和价值上的判断？倘若只是为了“抓住‘所指’，抓住‘本身’”，那又何必走弯路去论证“什么不是‘所指’、不是‘本身’”？须知，对一些人而言，有时候仅凭直觉也能准确地抓住通俗小说“本身”，就像“警察”凭直觉抓住了“真凶”。
最后，需要予以特别指出的是，为了证明“否定定义”的合理性，《误区》极不恰当地奚落了学者们的论争。《误区》这样写道：“……人类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搞乱了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而可笑的是，大多数的辩论争吵是没有实际价值的，他们所争所吵的只是‘能指’，与‘所指’无关，只是语言，与世界无关……学者们尽管可以列出八百六十二种概念，但并不能使实际存在的通俗小说发生增减或质变……”难道真的这样？非也！第一，把定义上的不同意见看成“只是语言，与世界无关”，是属于常识性的错误[14](P476)，这里无须多加讨论。第二，诚如当代美国分析哲学家约翰·塞尔所言：“在制度性实在中，语言不仅用来描述事实，而且说来有点奇怪，它还部分地建构事实。”[15](P109)《误区》断定学者们的“通俗小说概念”对“实际存在的通俗小说”没有影响，是不妥的。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误区》所宣称的不假，那么，读者们凭什么来认定《误区》的言说与世界有关？又凭什么来相信《误区》的“辩论争吵”不会“是没有实际价值的”？显而易见，《误区》对于学者们的讥讽嘲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

二 通俗小说的认识判断
首先，通俗小说是严肃的吗？如果是针对某部某篇作品，就较容易回答，也容易得到多数人的认可，但是，要对作为一个种类的整体进行非此即彼的判断，则有以偏概全的危险。也许正是因为看准了这一点，《误区》才会断然地说：“通俗小说不是‘不严肃小说’……通俗不通俗，与严肃不严肃，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通俗小说可以是严肃小说，通俗小说家可以是严肃文学大师。”很明显，假如认识止于《误区》的看法，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是否严肃以及严肃程度问题上，通俗小说与非通俗小说是没有差异的。然而，即使凭有限的知识，我们也能发现，这样的结论并不那么可靠。
一部或一篇小说能否称得上严肃小说，自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不过，由于一个作家用多少精力去完成作品往往能够体现出该作家创作态度的严肃不严肃，所以，精力的投入是考察严肃小说与不严肃小说的一个重要尺度。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最后一页重写了39次，而《老人与海》则修改了200遍[16](P228)；托尔斯泰的《复活》仅开头就修改了20次[17](P329)，而《战争与和平》则改写了7遍[18](P237)。像这样的作家作品，将其划入严肃之列，肯定是错不了的。虽然这几个例子在非通俗小说领域仅仅是冰山一角，但它却很能说明问题。世界文学史告诉我们，在通俗小说家中，没有一个愿意像海明威那样认真严肃——花精力把作品修改200遍；也没有一个能像普鲁斯特和艾米莉·勃朗特一样——一生只写一部长篇并在文学园地里焕发着光辉的异彩。相反的情况却是，不可能有一个非通俗小说家会像当代英国通俗小说家芭芭拉·卡特兰那样轻易地生产作品：一生的著述多达六七百部以上。[19](P142-156)毫无疑问的是，对于同一个作家的同单位创作时间来说，作品的“质量”与“数量”通常成反比。普鲁斯特说得完全正确：“那种玩玩文学艺术的观念是什么也创造不出来的。”[20](P154)如果一个作家既认真严肃又追求数量，那么，这个作家就会由于生命能量的急剧消耗而过早地衰亡。譬如，作品总量并不算很多的查尔斯·狄更斯，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工作过度而在58岁时便离开了人世。[21](P93-96)再如，于生命最后的20年里写出了90多部长中短篇小说的巴尔扎克，也同样因单位时间内过多地消耗精力而在51岁那年走完人生之路。[22](P291-339)《误区》借一位法国朋友（不知姓名是什么）的口把巴尔扎克当作是“通俗小说家”来举例，并通过巴尔扎克的“严肃”证明“通俗小说家可以是严肃文学大师”。如此论证，未免牵强。读过巴尔扎克传记——如司蒂芬·支魏格的《巴尔扎克传》和安德烈·莫洛亚的《巴尔扎克传》的人都知道，巴尔扎克一方面出于认真严肃的态度而不断地修改已经写出来的小说，另一方面，又出于尽快付印和多写一些等原因而经常停止了对于小说的完善。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样，巴尔扎克的小说世界才会深刻精当与肤浅粗糙并存；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巴尔扎克有时被视为高雅小说家有时又被视为通俗小说家的情况。
由上述可知，机械地在通俗小说与不严肃小说之间划上等号是不恰当的，可是，那种不把通俗小说与非通俗小说的严肃性加以区别的做法，更是错误的。正确的看法应该是，尽管存在着极少数的通俗小说较为严肃，但是，就总体情况而言，通俗小说没有“非通俗小说”那么严肃、那么认真。我们千万不要以特殊来否定普遍，以个别去否定一般。
其次，通俗小说的艺术性高吗？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必须先搞清楚艺术性的高低指什么。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泰戈尔写道：“伟大文学的一个特点是前所未有的，或者具有独创性。”[23](P223)而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纪德更是进一步地指出：“对优秀的艺术家来说，问题不再是以昨日的艺术为支撑，尽量越过它，将界线往前推，而是改变艺术的方向本身，努力发明一种新方向。”[24](P361)因为艺术贵在创造，所以，小说艺术性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创造性的大小。倘若一个作家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前人所未曾提供的艺术经验，那么，这样的小说就应该被视为是艺术性高的小说——如司汤达的《红与黑》、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麦尔维尔的《白鲸》。当然，要求一个作家的作品提供前人所未曾提供的艺术经验，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不过，文学世界中那些最富于艺术性的小说，肯定是这样的一些极具创造性的小说，而这样的一种小说，即使不能说是全部至少也是绝大部分产生于“非通俗”的领域。
那么，创造性缺失的小说是否就一定没有艺术性？恐怕也不能这么说。只要小说还能娴熟地运用各种艺术技巧去表达去描绘，那么，即使是缺乏独创性，也应该被视为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不过，无庸置疑的是，这样的艺术性是比蕴含独创性的艺术性低了一个档次的艺术性。整部文学史表明，那些处在艺术性顶端的通俗小说，除罕见的极个别之外，都是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故事诱人、技巧丰富但毫无新意——换成意识流小说家伍尔芙的生动说法，那就是“给我们提供情节，提供喜剧、悲剧、爱情和乐趣，并且用一种可能性的气氛给所有这一切都抹上香油，使它如此无懈可击，如果他笔下的人物都活了转来，他们会发现自己的穿着打扮直到每一粒钮扣，都合乎当时流行的款式。”[25](P7)至于那些处在艺术性下端的通俗小说，除极其糟糕的这样一个特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数量庞大得非常惊人。的确，非通俗小说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艺术性并不怎么样甚至很差，但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远远低于通俗小说。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整体的通俗小说，其艺术性比起非通俗小说来要低得多。这样的结论，不仅可以从不同文本的比较分析中获知，而且还能够通过探究其不同的创作动机来加以证明。就创作的主观努力而言，通俗小说是一些小说家为“适合于群众的水平和需要”而创作的小说；就接受的客观效果而言，通俗小说是那些“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小说。在通常的情况下，假如小说不“适合于群众的水平和需要”，不“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为“通俗小说”。由于寻求群众即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接受是通俗小说创作者的主要努力方向，所以，迁就、迎合群众趣味的创作行为，在通俗小说领域里是普遍的。进而言之，在通俗小说的创作者那里，不易理解的独特个性和意识超前的探索品格是没有地位的。然而，正像毛姆在讨论一系列的“巨匠与杰作”时所指出的，一些作家作品之所以“永享盛名”，是因为“拥有极为强有力、非常独特的个性”[26](P218)。既然独特性和以此为基础的探索性是包括作家在内的所有艺术家最为珍贵的品质，那么，通俗小说的创作者何以不具备这样的品质或轻视这样的品质？答案很明显，是“效益最大化”在起作用。由于受当下群众欢迎的小说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效益（尤其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所以，在独特性、探索性与跟前接受的普遍性不可兼得的情况下，通俗小说的创作者就选择了后者。应该讲，通俗小说创作者的这种选择，属于人之常情，因为不顾或不大考虑“当下价值交换”的人毕竟是少数。也正因为如此，历史老人在考虑把“伟大”这顶帽子送给哪些人及其作品时才显得那么地慎重——譬如，不会随便地送给被金庸大力推举并称之为“伟大文学”的大仲马作品[27](P196)。
在谈到小说的目的时，《误区》认为“小说没有功利目的’是不可能的。客观地看，这样的认识虽嫌笼统但大体上还说得过去。然而，《误区》进一步说，“通俗小说通过刺激情感来赚钱，而那些小说不刺激情感不赚钱”，则失之偏颇了。从经济学角度讲，能不能赚钱，要看投入多少，又产出了多少。可是，就像萨特所写的：“作品的商品价值是武断地确定的。”[28](P127)作家写小说能否赢利实在难以判断。当然，只要不要求计算精确，我们还是可以作如下的推断的：从个体角度讲，如果作家写小说时投入的精力相对较少，而拿到的钱又相对较多，就可以断定该小说的创作赚了钱；如果情况刚好相反，那就只能看作是不赚钱甚至是赔了钱。在论及文学“商业上的成功”时，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正确地指出：“作家的计划只是一种可能……文学作品的完美是最大的偶然性。”[29](P139)很容易想象，就连精明的文学出版商和书商都难以保证商业上的成功，更何况是那些做起生意来常常惨遭失败的小说家。翻开小说史，我们不难看到，像司汤达、爱伦·坡、麦尔维尔和卡夫卡等这样一些非通俗小说家，其创作“生意”都是与“赚钱”截然相反的“赔钱”。固然，那些投入多产出少的“赔钱”创作，并非毫无功利目的，不过，其功利目的主要不在于《误区》所说的“赚钱”，而在于其它的方面。是哪些方面呢？让我们来听听优秀的作家们是怎么说的——古巴的卡彭铁尔说：“虽然我的音乐底子比文学好，但我还是选择了文学……我继续坚信，在拉丁美洲，小说是一种需要。”[30](P49)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宣称：“写小说的乐趣就在于此——探索，发现，革新……如果哪一天我有了一个公式，我就完蛋了。”[31](P39)而法国的埃莱娜·西克苏则写道：“无论怎样，当写作出自心的深处时都是天堂，就连在地狱时也如此。写作总是意味着某种方式的获救。作家是一个富人……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富有，既是必需的又是危险的。因为‘富有’使我们失去了‘贫穷’的财富。”[32](P29)
综上所述，与非通俗小说创作者不同的是，通俗小说创作者往往正是由于追求当下效益（尤其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采取了弃难就易的非创造性原则的——从单个作品看，遵循的是“简单化”原则；从作品系列看，遵循的是“模式化”原则[33]。这也就是通俗小说在总体上为什么艺术性相对贫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应该指出来并加以讨论的是，《误区》的所谓“梦得够不够好”的问题。《误区》这样写道：“小说的艺术性都离不开这样一个标准，即‘梦得够不够好’……由于通俗小说做起梦来比较专心致志，往往更能引人入胜，‘非通俗小说’经常不能保持一份平常心，为了显示‘雅’，常处于半梦半醒之间，所以，‘非通俗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对待小说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别有用心’的，也即心在艺术之外……”尽管这里的表述很形象生动，但严格地说，却极不科学。第一，梦的情境有档次的高低之分——既有忧国忧民的梦，也有花前月下的梦，还有升官发财的梦，更有无遮无挡的性欲之梦。《误区》把通俗小说的“梦得够不够好”说成只是一个与“立场问题”无关的“技术问题”，岂不片面？第二，小说远非梦那么简单和短命。好梦往往无法追忆[34](P1065-1068)，也可以被遗忘。但是，好小说却由于“不仅回答了现存的需要，也启发了人们的新的需要HC35](P88)，所以，它不会也不该被遗忘。即使肯定好小说的世界就是“梦得够好”的世界，那也不能忘记，这样的世界的存留“必须以体现这些价值方面的完美性和技巧为前提”[36](P380)。虽然在《误区》中引以为证的昆德拉也谈到了“梦”之外还有“叙述”，可遗憾的是，《误区》对昆德拉的“叙述”问题却未作任何讨论。既然《误区》能够离开“理性控制”和“技术手段”来谈通俗小说的艺术性高就高在“做起梦来比较专心致志”；那么，读者就可以根据《误区》所提供的逻辑作如下的推理：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理性在个体受到环境影响时经常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37](P1409-1411)，所以，这种人“做起梦来”也就比正常人“更加专心致志”，因而，其所写的小说的艺术性肯定是在通俗小说之上。如此逻辑，岂非荒谬？

三 通俗小说的价值判断
《误区》认为，通俗小说与非通俗小说的“区别不在形容词上，而在名词上，它们之间是类别的不同，而没有美学价值上的尊卑”。真的这样么？当然不是！尽管我们不能从小说的类别中直接得出它的价值高低的结论，但是，通过分析它“是什么和能做什么”[38](P273)，我们仍能较为恰当地判断它的价值的高低。这个道理，如同鸡蛋和鹅蛋的区别一样：不仅在名词，而且还在于形容词——谁能否认鸡蛋的营养价值高于鹅蛋？
当然，通俗小说的“价值怎样”，这是一个比通俗小说“是什么”更难回答好的问题。其所以这样，是因为对前者的判断既不能脱离价值客体的特性，又不能不充分考虑到价值主体的情况。[39](P181-182)由于不同的价值主体的需要不尽相同，所以，同样的一个价值客体对于不同的价值主体而言，其意义并非完全是一样的。
首先，谈谈通俗小说对于个体的价值。由于个体的情况千差万别，所以通俗小说的价值如何也很难一概而论。从动机上说，无论是下层普通群众还是中上阶层人士，只要出于消遣娱乐心理的，通俗小说的价值往往不在非通俗小说之下。正因为这样，几个世纪以来通俗小说的“消费族群”才有一部分是属于“热切的上层阶级人士”[40](P152-153)。当然，如果进一步地分析，我们便会发现，下层普通群众之所以从通俗小说中获得较大的消遣娱乐，往往与其“不得不这样”有关——就像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所说的：“报上的长篇连载或儿童小说是那些无力读其他东西的读者万不得已的读物。”[41](P156)至于上中层阶级人士的情况，则有些不一样。由于较高的文化水平使得他们具有接受不同种类小说的能力；所以，这些人的娱乐消遣，既可以在通俗小说中获得，也可以从非通俗小说中得来。可见，消遣娱乐的动机是在通俗小说中还是在非通俗小说中得到满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价值主体的个体的娱乐消遣方式——对于整天浸泡在电视里或钻进按摩房的人来说，就连通俗小说也让他们感到索然寡味，更别说是非通俗小说。
如果个体的动机主要是从文学接触中获得认识或受到教育，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通俗小说就比不上非通俗小说——这一点在那些“中上层阶级人士”身上尤为明显。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价值主体怎样，而在于价值客体本身的文化含量如何。倘若价值客体的文化含量不大，那么，虽然它对于不同类型的个体所具有的认识教育价值并非完全一样，但从总体上看，也还是偏低的——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的通俗小说不会例外。
其次，谈谈通俗小说对于社会的价值。社会是一个由各式各样的人和组织构成的复杂有机体，故而，它的需要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从维护社会平衡稳定的意义上讲，无论是精英审美文化还是大众审美文化，都是必需的。[42](P158-160)显然，我们不能强迫那些喜爱通俗小说的群众放弃个人的偏好，也无法让那些少接触小说甚至没接触过小说的群众一下子就能有效地接受非通俗小说中那最具价值的部分。就这一点而言，广受群众欢迎的通俗小说在一个社会中具有非通俗小说所难以替代的作用。不过，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通俗小说对于社会的价值不低于非通俗小说。尽管通俗小说的接受群体在某一时段远比非通俗小说庞大，但从历史的维度看，无数的事例呈现出的状态恰好是反过来。诚如俄国文艺理论家赫拉普钦科所言：“人类的社会发展和精神发展，使得评价大艺术家时的错误和有意的曲解不断得到消除，使得他们的创作遗产的多维性得到揭示。”[43](P220)随着时间的推移，非通俗小说中那些曲高和寡的精品，其读者群体也会不断地壮大直至无穷。此外，从价值的层面看，小说的接受群体绝非一个简单的数量问题。在论及优秀诗歌的读者时，帕斯写道：“我们不晓得有多少罗马人阅读奥维多，多少意大利人阅读彼特拉克……不过，我们知道什么人在阅读。多少不居，这些读者是社会的头脑和心灵，是社会与行动的核心。”[44](P64)显然，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话是富于启发意义的。它提醒我们，考察小说的读者，不应该只顾“量”而不问“值”。倘若小说能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能为那些准备或正在推动历史发展的人们提供丰富的营养，那么，这样的小说对于社会来讲，就有很高或者较高的价值。反之，其价值则是低的或者比较低。
最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地探讨。《误区》完全否认通俗小说中的“次品’多于高雅小说，认为这种观点“缺乏数学统计上的依据”。可以说，要反驳《误区》的说法是有困难的。乏所以这样，是因为如下的几点。第一，小说的次品浩如烟海，谁也无法进行完整的数学统计。第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许许多多小说次品，基本上已被人类所遗忘。由于没有了文本，这些已经消失了的小说次品究竟有多少也就没有依据[45](P21)，故而无论怎样统计，都不会令人人满意。第三，即使有可能统计，也不应该动手去做，理由是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结论，其价值远远无法补偿研究者所付出的代价。由此可以看出，《误区》要求不同意见者用数学统计的方法来证明通俗小说的“次品”有多少，是不合理的。
尽管依照《误区》的不合理要求来证明“通俗小说的次品量”是困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通俗小说的次品问题没有答案。实际上，洞悉了通俗小说的“生产动机”及其“生产套路”——简单化与模式化，也就可以断定通俗小说的“次品”必然多于高雅小说。现在的问题是《误区》只是为了说明谁的次品多谁的次品少吗？不！《误区》这样写道：“在任何一种艺术体裁和类别中，精美高雅之作总是少的，平庸低俗之作总是多的。所以，通俗小说只是小说的一种类别，它决不是‘不高雅小说’的代名词。”很显然，《误区》在此处是同时通过“次品量”和“精品量”两个方面来论证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之间没有价值上的差异。关于“精品”问题，笔者以为还是可以且应该提供一点“数学统计上的依据的”。
在20世纪国际知名度较高的文学奖中，诺贝尔文学奖的地位无疑是具有权威性的。尽管该奖不仅遗漏掉了像托尔斯泰、哈代、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等这样一些应该获奖的作家[46](P45)，而且还出现过不当入选的极个别案例——譬如，“把奖金授予水平有限但作品流传广泛的”赛珍珠[47](P110-111)，但是，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也大致上是本世纪文学的精华。”[48](P6)。基于此，笔者以《诺贝尔文学奖要介》（肖涤主编）所收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例[46]，简要地讨论一下小说的“精品”问题。从1900年到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总计88人，除因剧本、诗歌、散文等文类的卓越成就而获奖的37人外，其余的51人是小说家（或主要是小说家）。
应该说，无论是喜欢通俗小说还是喜欢高雅小说，都同样无可厚非，但是，当上升到理论认识并诉诸文字时，就应该尊重客观事实，力避主观偏好。然而，《误区》在阐明观点的过程中，经常以通俗小说的“上马”对付高雅小说的“下马”，并且“只赛这么一次”就宣布结果。如此“不平等”的比较研究，自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诺思洛普·弗莱说道：“人类面临的许多不测灾难之一是全部毁灭，这是文学靠其自身所无法防止的；但我认为，若无文学，那种灾难就一定不可避免。”[53](P188)显然，这位加拿大学者的话是夸张了一些，不过，他对文学所具有的高级价值的强调却提醒了我们，在经济效益和感性享受已普遍成为人们行为准则的今天，审慎地对待并处理好文学事实是重要的。
虽然《误区》的名义动机是为了消除人们在通俗小说问题上的误区，但是，由于作者极力地模糊通俗小说概念和夸大通俗小说价值，结果，在实际上却为人们设置了一个更大的误区。《误区》关于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的“价值无高低”论，不仅在理论上难以站得住脚，而且在实践上也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众所周知，“避难趋易”是人的天性，而“从众”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故此，在“价值无高低”论的引导下、鼓励下，很容易出现“价值误认”的人们[54](P330)，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通俗小说而拒绝欣赏那些已被历史检验过的富含深邃魅力的高雅小说——这对于个体人格结构的逐步完善和社会文化机制的健全发展来说，无疑是非常之不利的。

⑻ 你对中国科幻文学（小说，电影）有什么看法

科幻小说在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隶属于“儿童文学”，当这种片面的认识终于得到纠正之后，科幻小说终于成为“通俗文学”的一种形式。但在主流文学界的一般认识之中，科幻小说还进入不到“高雅文学”。科幻小说长久不能进入雅文学的领域，实际上就是指出，在目前文学理论的评价框架下，科幻小说在艺术美感上是很弱的，甚至被认为几乎没有艺术美感。科幻小说被认为不过是讲述一个离奇的故事，“有趣”和“离奇”是其最重要的特征（相比童话或者其他儿童文学，科幻小说的位置更为尴尬，因为面向儿童读者群的特殊的叙事技巧和艺术感染力被剥离，它需要直接面对主流文学的评价模式）。

分析科幻小说之所以被认为缺乏艺术美感的原因，可以清晰地发现，作为艺术美感产生的基础——艺术真实，在科幻小说中得不到认同。对照上述理论界对于艺术真实的理解和解释，科幻小说中确实缺乏“生活的逻辑”。比如在关注未来的科幻小说中，几乎每一篇小说都呈现了一个互不相同的未来世界，那里整个人类的文化、经济与政治都是“出乎意料”的，那么，在这个情境中，很难说文本到底包含多少现实生活的逻辑；在观照技术革新的科幻小说中，物质生活的巨变非常突出，科幻作家往往能想象出令人震惊的科学技术，那些新鲜的机械、商品和各种工具，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少有直接对应物，也就更谈不上基于现实的“真实”；最大的难题是对地外生命、地外文明构想（或者是若干年后彻底进化的人类本身），其诸多细节是彻底天马行空地想象，比如人类作为一种能量而不是一种物质实体而存在，这些显然更不具备上述所谓现实生活的经验。

还有涉及其他种种科幻题材的小说内容就不再赘述了，出于讨论上的简便，不妨暂时将其定义为“强幻想”，它们共同的一个特征便是，无论是对物质世界、还是对人类的精神世界的描绘，都大大超越现有的实际生活，有些甚至很难从现有生活中找到类似的对照物。必须承认，无论作家做何等想象，必然受到其生活体验的约束于局限，也就是说一切想象几乎都能从现实生活找出根源，但问题是，当这种想象与现实过分地疏离之后，读者的生活体验就很难与作品的描述产生“共振”，读者可能认为小说是精彩的、曲折的、生动的，但是确在潜意识中不断暗示自己，这是“编造的”、“虚假的”，从而很难体会到强有力的艺术真实感（按照现在对于艺术真实的理解），进而产生审美体验。

不过实际上，这里存在的最大的疑惑和矛盾是：尽管从理论上分析可以看出，科幻小说几乎不具备艺术真实（当然，这里尤指“强幻想”的科幻小说，与其相对的“弱幻想”，比如在科幻小说中被称为“软科幻”的那一部分，其背景可能就是现实生活，因此它较为勉强甚至完全适用地可以用一般的批评范式来对待，不必断章取义地将我这里所指的“科幻小说”理解为科幻小说的全体），然而在实际阅读过程中，一个合格的、成熟的读者能够体会到科幻小说中的美感，换句话说，他们能够感受到科幻小说中的“真实”，并且将那些几乎不可思议的“强幻想”与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统一起来，从而被唤起一种情感上的或者思想上的共鸣。

比如阿莫西夫《基地》（系列）中描述了已有一万二千年悠久历史银河帝国，进行了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小说厚重而富有历史感；刘慈欣在《地球大炮》中，设计了一个将地球沿直径掏出一个空心管道的的技术构想，展现了科学技术的伟大力量，以及人必然能够征服自然的信念；韩松在《红色海洋》中对于若干年后生活在海洋中的退化的人作了细致的描绘，其残酷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给读者造成了强烈地冲击，呈现了一幅鲜活的关于生存、争斗和死亡的悲剧式的图景。

不用将科幻名作一一列举，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尽管从理论上分析，科幻中的“强幻想”难以将读者带入一个不自觉的真实之境，然而实际情况却与之恰恰相反，优秀的科幻文本不断地营造真实之境并赋予读者强烈的审美体验。那么，当理论与实践不相符合之时，带来的思考就是，原有的理论是否存在局限甚至缺陷？

科幻小说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主流小说最大的区别是，它不仅关注精神层面，而且也关注物质层面。这里的物质层面，不是当下文学理论中通常意义下的“物质生活的享受”，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物质世界，涵盖了科学与宗教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对于科学，包括对宇宙的现有认识和尚未进行实证的科学猜想）。按照李兆欣对于科幻本质的理解，科幻小说的思想性体现在它观照“变化对人的影响”，在主流小说中，这个“变化”是指现实生活中的时代变迁、生活方式的变更、思想观念的蜕变等；在科幻领域中，“变化”则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它还包括直接的科学理论与技术产品的变化（当然，这更多是虚构的，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变化），甚至是科学规律本身的“变化”（虚构出另一种“自然的规律”）。即使在精神层面，这种变化甚至也不仅是人自身，而可以是动物、植物，甚至是完全虚构的“地外文明”。

因此，艺术真实的概念可以在科幻领域中得到这样的拓展：

1、艺术真实包括对物质世界符合逻辑的假想和虚构，其艺术效果是产生科学之美与自然之美，或者是对科学本身的反思和批判之后的悲剧美。

科学美与自然美（这里尤指自然规律，而不局限于自然风光）在主流文学作品中一般得不到充分体现，甚至不能体现。文学作为艺术美的最高形式之一，它区别于科学，甚至在实际的理论探讨中，需要特别地对文学与科学加以区分。在实践上，文学作品也少有表现科学美的。

但是在科幻领域中情况完全不一样，大量的科幻小说，尤其是被称为“硬核科幻”的作品，非常关注科学规律以及科学技术，许多在主流文学中几乎不可能被采用的题材，在科幻小说中得到充分发展。比如当代科幻作家刘慈欣，在《地球大炮》中虚构一个贯穿地球的巨大管道，利用力学原理进行运输，而后又虚构，通过电磁学原理，利用这个管道用来当作加速器，向地外发射各种机械结构；在《诗云》中，他更为天马行空地虚构出一个巨大无比“存储器”（功用上类似于现在电脑的存储设备），它由几个星球作为原材料制作而成，飘散在地球的周围；在《梦之海》中，他虚构出，地球上的海洋之水被冻结，并被制成巨大的规则的长方体，漂浮在对地同步轨道上，折射太阳的光辉，成为一件艺术品。这些在目前看来，完全不具备技术可操作性的虚构情节，在阅读的时候确具有极其逼真的真实感，其宏大的结构、壮阔的场景，甚至带有宗教色彩的对“造物主”的赞叹和膜拜，都充分地反映了科学美、技术美和自然美。

刘慈欣自己也曾表示：“世界各个民族都用自己最大胆最绚丽的幻想来构筑自己的创世神话，但没有一个民族的创世神话如现代宇宙学的大爆炸理论那样壮丽，那样震撼人心；生命进化漫长的故事，其曲折和浪漫，也是上帝和女娲造人的故事所无法相比的。”[7]不争论这个观点是否在认识上有所偏颇，它至少说明，科学（理论、规律）、自然是具有美感的。那么，既然我们能够从客观世界实际存在的关于自然的规律和事物中获得审美体验，一部优秀的科幻作品也就同样可以由符合逻辑的基本“假设”出发，建构另一个世界，或者另一种人类尚不能／不可能观测到的景致，来实现本质上相同的科学美感。并且，就人类当下的对世界的认识程度，自然规律的真与美往往是统一的、同一的。宇宙学中的超弦理论尚不能通过实证来检验它是否是真的，但是它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假设而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在数学形式上以及某些其他方面具有强烈的美感，甚至在讨论它时用到了关涉美学的概念（奥卡姆剃刀）。因此，科幻小说中对于物质世界——比如自然科学中的定律、数学公式中的常数、尚不存在的景致——进行符合逻辑的虚构，在实践上完全能够产生艺术真实感。而主流小说对此的忽视，恰恰反映出主流文学在这类题材中的弱势和无力。

另一方面，科幻小说中还有大量虚构，其目的和效果并非是反映科学美，而是描述技术灾难。这类作品的立场往往是对科学持批判和有限度的发展的态度，对人类当前的发展模式进行质疑，以及关涉技术对人的异化等问题。这类题材在主流文学中，更多地是从体制和文化的角度进行批判，而不是直接关注物质生活本身。现实生活中的技术灾难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强度，都是有限的，而作为文学创作，基于生活的虚构是艺术上的必然，因此，科幻作品中往往有现实生活中完全不存在的灾难性场面，题材涉及基因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纳米技术、计算机网络、人工智能等多个科技领域。虽然与客观世界进行比照时我们会认为这些“灾难”是荒谬的，但是必须看到，作为艺术上的提炼，成熟的读者不仅在阅读时能够从文本中感受到灾难的真实气息，在本质上，它也同样是现实生活中科技负效用的一种映射。因而它们在艺术上是真实的。

换一个角度，理论界现在对于艺术真实的理解，即反映生活的“真相”、“本质”和“规律”，在涉及对科幻小说的评价中，对于“生活”一词的规定过于狭窄，在文学中，它不仅像我们一直理解的那样，包含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总和”以及“关系总和中的个体的人”，还应当涵盖人所生活其中、并不断探寻其规律的客观世界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客观世界关系下的个体的人。

2、艺术真实包括映射人类社会自身的“非人类”社会，其艺术功用与描写人类自身一样，重在唤起读者在情感、意志和观念等方面的共鸣。

科幻小说中存在大量“非人类智慧”的描写与虚构，比如具有独立意识的人工智能、外星人，或者已经与现今的人类完全不一样的未来人。在形式上，这些描写似乎虚假的，缺乏真实感的，因为它们表面上看来与现实社会不相关，其人物形象与事件也完全在人们的经验之外。但在实践中，这类文本同样能够带来强烈的真实感／现实感，因而它应当具备了艺术真实。

深入剖析其中的原因，不难发现，不管作者如何构想“非人类”社会，实际上都必然不能完全脱离作者自身的生活经验，也就是我们的现实世界。科幻小说中绝大部分非人形象都是人格化的，不过是外在形象与文化形式可能有大量的虚构，但人格化是其很难脱离的一个基本规则。比较人类在神话故事以及宗教故事中对于非人（神鬼）的构想，这些虚构也同样是将“非人”进行人格化。

因此，在人格化的角色中，无论其外面如何怪异，小说的情节依然局限在一个人与人的关系网络中，非人的角色实质上乃是为了对照现实的人，非人社会实质上同样是为了对照现实的人的社会，进而表达作者对于人的立场和态度。这一点在本质上与主流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是相同的。比如艾萨克·阿西莫夫在《二百岁的寿星》中虚构了一个机器人，“他”本来可以“不朽”，但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人，他最终体验了死亡。在这里，所谓机器人就是一种现实的人的映射，而深深打动读者的，就是小说通过一个机器人的“生命历程”所反映出的人的情感、情绪和生命的意义。从这一点，非人的形象同样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关于非人的虚构一样具备艺术真实性。

在另一些科幻小说中，也会存在并没有人格化的非人形象，比如洞察宇宙真理的智慧体等。在这类小说中，人的形象实质上被抽象化与概括化了。一般的小说中，人作为一个实际的存在，他必然需要具备独特的个性和特定的意识，这在文学创作中称为“典型”。但科幻小说却能够突破这种传统，它可以没有具体的人的形象，而是将哲学意义上关于的“人”的共性和本质抽里出来，在文本中进行哲学思考。比如在一篇科幻小说中，一个人死后在黑暗的空间中与另一个“声音”进行对话，这对话其实就是一个哲学思辨的过程，对于一些形而上的问题进行不断地拷问；在一篇名为《维序者》的科幻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个维持“时间秩序”的智慧体的形象，而实质上小说也是在进行关涉时间、存在与历史的某种哲学思考。

这类小说的共同特征是缺少情节，但它的特色是能够抽离出一个抽象的人的概念，从而在文本中进行哲学层面上的思辨。这种创作形式在主流小说很少见，因为主流小说几乎无法在缺少具体的人（也没有人格化的形象）的基础上去进行创作。但这应当具有艺术真实性。因为所谓文学，不是仅仅要从文本中体现对于现实生活的关照，具有感性上的相通与共鸣，同样也可以直接超越感性的认识，直接从哲学的层面对高度概括后的现实世界进行理性思考，关注于抽象的形而上的概念（比如人存在的意义，宇宙是否完全可知，空间与时间的本质等）。如果萨特能够在他的小说中进行存在主义的思考，就没有理由认为科幻小说不能进行更为抽象的哲学拷问，也就应该认为，科幻小说中虚构的非人格化的非人形象，实质上是在小说中进行哲学思辨的一种媒介，是一种观念的抽象表达，具有艺术上的真实性。

⑼ 谈谈你们对科幻小说的前景和作用的认识！

在我国第一个在北京大学开办科幻学习班的吴岩曾经这样说过：“科幻可以表达现代甚至后现代的主题，可以使用任何全新的文体。”而且，好的科幻小说绝对不是让人消遣的小东西，他们反映的范围之广，之深是一些纯文学远远不可能达到的。比如像我最喜欢的一部科幻小说《来波维兹的赞歌》，那种对人性和文明发展的思考让人震撼，再比如我国最优秀的科幻小说作者刘慈欣的名作《流浪地球》中，那种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描写，使宇宙的深邃和未知让人心潮澎湃和扼腕叹息。对人类的反思，对宇宙的思考，科幻文学在这方面比起纯文学的起点高出许多。还有，凡尔纳的对科学发展的极度乐观到现在已经更加理性，在法国科幻文学被算作浪漫主义，而像号称英国战后最伟大的作家乔治奥维尔的代表作《1984》中那种对极权主义的控诉在欧洲产生了风暴一般的影响。可以说科幻文学在西方已经得到了承认，但在中国的发展并不乐观，首先，大家对科幻的定义都分不清，如卫斯里的毫无科学理论根据的作品被称作科幻，其实是玄幻，而《哈利伯特》是奇幻，却被当成科幻。再者，认识的科幻小说家太少，人们了解的科幻小说家不是凡尔纳，就是韦尔斯，要不就是好莱坞大片，殊不知科幻小说大家云集，名作辈出，还看着100多年前的作品，在时间上，已经落后了。我们可一下这一段话，对中国科幻的忧思：
“一位网友说，但是，“中国的媒体只要有个小艺人的花边，可能就有大量报道。”一位科幻迷说，在西方，科幻作家的地位是很高的，是媒体追逐的偶像，是财富的象征，“美国一位科幻大师去世了，那是轰动世界的新闻。”
但中国科幻却一直命运多桀。1904年，作为西方工业革命副产品的科幻首次被鲁迅从国外引进，鲁迅认为，这种文学样式可以“导中国人群以力行”，是改变国民劣根性的一剂良药。然而，此后，就在西方科幻进入黄金时代以后，中国科幻却地位尴尬，颇受打击。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科幻再次遭到批判，被认为是“伪科学”。如今，中国科幻走向复苏，但作为一个五千年来习惯于从历史和经典中寻找答案的民族，还一时难以适应科幻那种对未来的神奇想像、对无尽可能性的洒脱描述以及对权威的颠覆。
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时代，在西方，科幻已被认为是一种反映人类后现代焦虑的“先锋文学”，但在中国，仅仅被当作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儿童文学”。“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科幻的复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如果楼主对科幻感兴趣，请看
中国
刘慈欣http://xjecpc.vip.sina.com/kehuanwenxue.htm
http://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l/60-liu_cx/index-lcx.htm
王晋康
http://scifi.51flying.com/homepage/wangjinkang/index2.asp
何夕
http://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h/24-he_xi/
此三人为中国科幻小说的最高水平代表
外国
阿瑟克拉客
http://book.tiexue.net/novel8010/
http://www.ebook99.com/lx_khsk_klk.htm
阿西莫夫
http://www.yifan.net/yihe/novels/science/xsa/xsa.html
海因莱因
http://www.aikanshu.com/books/8003/

此三人为上个世纪中后期公认的外国科幻三巨头

⑽ 写出你对科幻小说这一体裁特点的认识 字数在六十字左右

科学幻想小说（英语：Science Fiction）简称科幻小说（英语：Sci-Fi），主要描写想象的科学或技术对社会或个人的影响的虚构性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