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小说的评论

❶ 你看过最棒的中国科幻小说是什么

最棒的科幻小说，1、老舍《猫城记》



老舍写于1932年的《猫城记》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作者到火星探险，坠落到"猫国"的经历。猫国历史长达两万年，但最近服用"迷叶"导致文明极度退化，最终被邻国所灭。（是不是看着很熟悉）老舍于1932 年撰写的小说《猫城记》，是一篇具有独特风格的恶托邦小说。主人公因为厌恶国内政治毅然来到火星，但在以猫人为主体的火星城市中，他看到的仍然是颓废、保守、冲突和不求进取。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忍无可忍再度出逃，回到了他曾经认为是腐败丛生的地球。

2、倪匡的《卫斯理系列》



卫斯理，是香港著名作家倪匡所编写之科幻小说《卫斯理系列》中的主角，小说以他第一人称叙述。据倪匡自己所说，他是乘车经过香港湾仔区大坑道时，望见了卫斯理村的门牌，因此得到主角名称的灵感。在《原振侠系列》中，卫斯理被称为“那位先生”。从1985年许冠杰主演的《卫斯理传奇》开始，近20年的时间里，倪匡的《卫斯理》小说系列被改编成近无数部电影电视，其中不少就直接冠名“卫斯理”。供您参考。

❷ 三体获奖但中国科幻小说现状并不好如何立意

就是说中国写科幻小说的人很少，写出来的东西也没什么科技含量。
这也是和政府不向民间开放大型科研设备的下场。很多技术甚至保密程度很高。民间几乎没有科研学者。科学知识普及率非常低。所以商业市场也没什么科研力量。
三体里面也说了，专制社会的科研速度是匀速的，甚至更慢，小说里指的是前三体文明，但也映射了我们郭嘉。

❸ 中国科幻小说谁写的最好

国外的推荐《银河英雄传》、国外目前最有名的是《三体》。如果你想看带点玄幻的，那就看末世类的《狩魔手记》。我推荐的都是精品，至于西红柿等小白之流也能沾上科幻，那就太可耻了。望采纳！

❹ 中国科幻小说发展是怎么样的

处在起步阶段

❺ 谈谈你对中国科幻小说及科幻片的认识

中国的科幻小说最高的顶点应该就是三体了，但我看过很多的没有那么大名气的科幻小说都很棒，可以说是世界级水平了，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科幻片在剧本方面，已经跟世界水平相当了，但为什么科幻片每次都会令热心满满的观众失望呢？
我的分析分为三点，一就是不算强力的正负支持，二就是拍摄技术的不足，三就是良心商家的拍摄支持。
相信满足以上三点，我国的科幻片必定会崛起。

❻ 中国的科幻小说为什么都很土很俗的感觉

中国的历史文化造成的。
统治阶级宣扬孔孟之道。
三纲五常。男尊女卑。
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思想比较固化模式化。缺乏创新精神。
日本和欧洲的科幻小说。都是以民主自由为基础的。挖掘你的潜能，发挥你的想象空间。实行的是超前教育。
所以中国科幻小说思想成就固化。都起来没一点新鲜感。

❼ 在中国科幻小说受欢迎吗

很受欢迎，现在初中生都开始看小说了。基本男的玄幻科幻武侠，女的就是言情。

❽ 为什么现在中国科幻小说没落了

27天决定科幻界命运起伏
陈洁

80后们今天或许已经没几个听说过专有名词“清污”(清除精神污染)了。经历了一个运动不断的时代之后，作为那个时代的尾声和回光返照，“清污”运动来势迅猛却短平快，后劲不足，短短27天后便销声匿迹。除了留下些许谈资话柄外，似乎不留痕迹。

但就是这场骤雨，在事实上改写了中国科幻小说创造和出版的历史。

方兴未艾正当时

1978,改革开放元年。随着风气渐开，科幻文学也迎来了春天，创作和出版呈现出飞速发展的两旺势头。

对科幻人来说，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高峰。从叶永烈发表十年动乱后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开始，科幻创作可谓风起云涌。直到今天，中国科幻代表作和经典之作，无论是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还是科幻文学界普遍认可的《飞向人马座》，几乎都是那几年集中诞生的。

叶永烈在文革前完成的《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成为整整一代人的科学启蒙书，首印100多万册，先后发了300万册，这个原创科幻小说的发行纪录至今没有被打破。我们今天还在用的通讯设备“小灵通”，名字即出自这里。

童恩正创作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出版后，科学的幻想色彩、民族情怀、爱国主义和反抗国际敌人的正义，这样的配料足以令国人热血沸腾。对那时候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1980年拍成的同名电影是他们平生看过的第一部科幻电影，现在的归类属“惊悚片”。而今天，互联网上流行着同名网络游戏，玩手众多。

《飞向人马座》则被认为代表了科幻小说在文学领域的最高成就，作者郑文光两次获得全国少儿文艺创作一等奖。1999年，已经成为中国科幻作品刊载平台龙头老大的《科幻世界》在清华大学庆祝创刊20周年，并举行银河奖颁奖仪式。“科幻小说银河奖”是中国科幻界唯一重要奖项。《科幻世界》破例在那一年的奖项中单独设立唯一“终身成就奖”，颁给已经退出科幻创作舞台十多年的郑文光，以表彰他对新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事业所作出的无可替代的杰出贡献。

除了这三大力作，当时热门的科幻小说还有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金涛的《月光岛》，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萧建亨的《密林虎踪》，童恩正的《雪山魔笛》，叶永烈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丢了鼻子以后》，郑文光的《太平洋人》和王晓达的《波》等。

1979年，严文井主持召开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与会的高士其、冰心一致提议编选《中国30年(1949年-1979年)儿童文学作品选》，其中“科学文艺”与“小说”“散文”一样，单独列为一卷。同年，“第二届全国儿童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颁奖，科学文艺作品入选24部，一等奖是《小灵通漫游未来》和《飞向人马座》，获二等奖的有叶至善、萧建亨、童恩正和鲁克四人的作品，当时的科幻创作和出版之旺盛和强势由此可见一斑。

据科学普及出版社的编辑白金凤回忆，当时是有一个科幻创作界的，一个群体，很团结也很高产，有老作家，也有刘佳寿、魏雅华、宋宜昌等新秀，包括还只是中学生的吴岩。

围绕着这个群体，科幻文学的发表和出版也很红火。那几年，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和科学报刊都争相发表科幻作品，几乎所有的科技类出版社对科幻小说的出版都是敞开大门的。内地的科幻刊物有5-8个之多，海洋出版社的《科幻海洋》、江苏科技出版社的《科学文艺译丛》、四川省科协的双月刊《科学文艺》、科学普及出版社的文摘性刊物《科幻世界》、新蕾出版社旗下创办的中国第一份科幻专刊《智慧树》。哈尔滨市科协动议创办中国第一份科幻小说专报，从1981年开始，先在《科学周报》的副刊上设8版增刊作为试刊，名之以《中国科幻小说报》。除了这些专门发表科幻文学的阵地，还有《少年科学》、《科学时代》、《科学画报》等积极刊发科幻作品的科普杂志。

中国出版界很快形成了科幻出版“四大重镇”：北京、上海、四川和黑龙江，集中地同步展现着中国原创科幻的水准。而自从1980年2月19日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萧建亨四人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科幻小说创作谈，科幻界有了“四大金刚”或“四大天王”的说法。后来，“四大金刚”的阵容有所改变，萧建亨创作渐少，慢慢淡出，刘兴诗补进来，坐了第四把交椅。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科幻小说创作的真正繁荣不完全表现在多产，文学质量也全面提升，积极探索自我角色定位，旗帜鲜明地寻求本土特色和民族化。较之1949年到文革前那段时间的科幻创作，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人物姓名普遍中国化，少见“托马斯”和“安妮”了，故事场景也每每设在本土而非S国。郑文光就是凭借写中国历史的《地球的镜像》，打入英文世界的《Asia2000》杂志，并被香港报道为“中国科幻之父”，虽然这个称号后来也给他带来了好些麻烦。

科幻创作的题材也趋于现实。鲜为人知的是，文学圈流行过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都有相应的科幻版本。比如《星星营》引用《白毛女》“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写文革期间，造反派给“牛鬼蛇神”注射反激素，激发其返祖现象，长出尾巴来，变成半猩猩。

科幻作品当时已经开始获得主流文学界的承认，《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在《人民文学》，并跻身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飞向人马座》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不管怎么说，当年的中国原创科幻正处于青春早期，生命力蓬蓬勃勃，蓄势待发，酝酿着巨大的突破和成熟。但就在这时候遭遇到的历史寒流，几乎酿成灭顶之灾。借用魏雅华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话说：“1980年，中国至少有三四十种专业科幻刊物和报纸，还有两百多种文学期刊、一百七八十种科普期刊，中国一千多种报纸都在竞相发表科幻小说，每年都有数百篇上千篇原创作品问世，那样的辉煌留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凄美的记忆。”“中国的科幻小说一跤摔倒，二十多年过去，元气大伤的中国科幻至今没爬起来。”

姓科姓文的争论

在说中国科幻遭遇的毁灭性打击之前，应该提到这之前的“科文之争”。早在1979年，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议就已经浮出水面。之所以产生分歧，要从中国科幻的历史说起。

建国初期，中国并没有科幻，只是在科普工作过程中，由郑文光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贴着“科幻小说”标签的《从地球到火星》，发表在1954年的《中国少年报》上，由此还引起了北京地区的火星观测热潮。从此，科幻作为科学普及教育的一种生动形式，被保留和延续了下来。

长期以来，科幻小说在中国更通俗的称谓是从前苏联引进的“科学文艺”，是“科学”而不是科学“幻想”。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国科幻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是伴随着周恩来“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出现的。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二次创作高峰，也是因为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随着“科学的春天”一起到来的。

这样的“家庭出身”和“成长背景”，使得中国科幻一开始就打上了两个烙印：给孩子的，配合科普教育的。在一个必须有“集体归属”的时代，科幻却一直悬在科学圈和文学圈之间，没有着落。它更多的属于科学界，但相对于科研，科普只是科学界的一小块，科幻则是正规科普工作的补充形式。在文学界，它只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边缘的边缘。

事实上，中国第一代科幻作家几乎都是科学工作者，郑文光是中山大学天文系第一批毕业生，北京天文台副研究员，刘兴诗是四川地质学院教师，其他如古生物学家刘后一、张锋、人类学家周国兴、医学家李宗浩等。叶永烈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小灵通漫游未来》其实算科普小说，更不用说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了，所以他1979年获得的是“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

但科幻小说家们并不认可这样的地位和定位，他们既不是只写给小孩子看的，也不是只为了科普，他们的写作有更远大的理想。有社会批判、人性洞察，他们要写社会、写民族、写对科学和人类命运的思考。

于是，矛盾出现了。

开始是评论家站在科学普及的立场，批评小说中科学知识的错误，作家们则认为，科幻是文学，更重要的是激发想象力和对科学的兴趣，不是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这样的争议渐渐升级，触及到了科幻小说的本质，是“科”还是“文”？

《中国青年报》的“科普小议”栏目成为辩论意见最为集中、尖锐的一块阵地。一边是科学评论家们批评“违反科学的幻想”，一边是科幻作家们的自我辩护。作家们没有后援，评论界则获得了部分科学家的支持，钱学森曾多次表示，科幻是个坏东西，因为科学是严谨的，幻想却没有科学的规范。科学和幻想是两种不相干的、敌对的东西。

为了应对科文之争，郑文光曾提出“硬科幻”和“软科幻”之分。HardSF的代表是凡尔纳，更多从哲学、社会学角度反思科学的SoftSF则有代表人物威尔斯。但这样的理论建设并没有化解科文之争，更大的观念冲击和正面冲突已经势不可挡。
科幻有多超前

也许我们必须了解科幻在中国有多超前，才能真正知道科幻在当时多么不容易被正确认识和理解。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叶冰如的一段回忆可以作为当时佐证。1978年，她约到了《飞向人马座》书稿，却完全看不懂。当时，经过十年动乱，国家还很贫弱，买米买豆腐都需要“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仍是多数人的生活梦想，买个立柜就算添了件大家具，新婚夫妇惹人眼红的“三大件”是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学生能有支钢笔挂在胸前是很可骄傲的事情，社会上的人在谈论出身、平反、四人帮，进步一些的，谈论刚恢复的高考、夜校……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居然还有一群人，嘴里蹦的词是中微子，星际航行，转基因，大爆炸，时间隧道，基因武器，宇宙空间站，黑洞，太空移民，智能机器人，生物工程和星球大战……学中文、爱语言、做文学编辑，叶冰如却无力切入科幻作家们的语言系统，一般人说“想不起来”，他们说“脑子短路”，一般人说“像木头人一样”，他们说“成了植物人”，这些新词对叶冰如来说，陌生又新奇，似乎带着另一个世界的气息。

叶冰如的感觉或许能折射出当时科幻对社会上普通读者的冲击力。科幻创作之超前还可以举个例子：给《飞向人马座》书稿配插图。所有的人都认为插图应该富有现代感，但插图画家很发愁，怎么才能有现代感，谁都不知道。小说中的人物穿什么衣服？当时人一般穿蓝色制服，街上能见到的只有深蓝、浅灰、纯黑三种颜色，风气才刚开放，最时髦的也不过是白色或微带粉色的“的确良”。结果画出来的宇航员，统统穿四个大口袋的笔挺制服。文中有一张能上下升降、全方位转动的金属椅子，插图作者只见过方木椅、长木凳，再高级一点，领导干部坐的藤椅、沙发……画来画去，脱不出这类模样。“能转动”的“金属椅”？没听说过，更没见过，也想象不出来。

那是1979年的事。

如果说科幻对于普通人来说超前了太多，那么对于科学界恐怕也超前了几步。《太平洋人》说从太平洋底分裂出一个行星，上面的猿人复活了。科学评论家指出，“死而复活违反自然规律”，“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新石器时代的人属于智人”，小说里二百万年前的猿人能制造陶罐“无论如何也讲不通”，“是对人类发展史和考古学的极大不尊重”。《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描写科考队在珠穆朗玛峰发现恐龙蛋化石并孵化出古代恐龙，被古生物学家批评为“伪科学”，会毒害青少年的。于是牵扯到科幻小说的社会性问题，限定给少儿看的小说，不合适写爱情、犯罪、社会反思。否则就是“低级趣味”，但科幻作家对科学、社会、人性的反思，如何表现？

争论的本身是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理论辨析和建设对于科幻创作本来是大有帮助的，却在彼此恶意攻击的吵闹中被搅成了浑水。批评的焦点很快从这些纯技术问题转为科幻小说的性质问题、社会影响，最后上升到政治问题。评论界最集中批判的是风头正健的叶永烈，他的高产被认定为赚稿费的唯利是图。魏雅华的成名作《温柔之乡的梦》写机器人妻子对主人百依百顺，温柔之极，却不能让人满意。被批评为“反社会主义”、“一篇下流的政治小说”。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草

就在科文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际，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了。

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曾在《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一文(收入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提到，运动的导火索是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全社会思想解放，对于“人”的认识和讨论风行一时。1980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观”的讨论轰动一时，同年《人民日报》发表《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影响很大。

3月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会”上，周扬的讲话稿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讲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和人的异化问题。据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的说法，胡乔木对讲话不满，但没有直接当面表达，却临时调整会议安排，旋即出现理论文艺界“存在精神污染现象”的论调，称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很快，“精神污染”字样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标题和社论中，相关文章连篇累牍。

在这场运动中，科幻在行政上被定性为“精神污染”，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批评科幻“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已经试刊成功的《中国科幻小说报》，申请刊号的报告再也没有下文。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发表一篇科幻小说。

科幻创作界受到重创，郑文光刚完成的长篇《战神的后裔》预计作为《科幻海洋》头条发表，杂志都已经制好版，突然接到上头命令，《科幻海洋》停刊，海洋出版社作为科幻出版重镇，被勒令整顿。1983年4月26日，编辑叶冰如把这个坏消息告诉郑文光，并约好第二天去办公室取回文稿。

但是第二天郑文光没有去取稿，他早上突发脑溢血，卧床半年后，终于能够站立并歪歪斜斜走路，但右手完全萎缩，不能正常发音。他的创作生涯从此结束——这一年，他54岁。

叶冰如说，郑文光那时候是科幻界实际上的领头羊，他也是第一个倒下的科幻作家，随后，叶永烈退出科幻界，童恩正和萧建亨先后出国，其他科幻作家纷纷封笔。有一段时间，全国没有一篇科幻作品，果然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清污”很快就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干预下偃旗息鼓了。但对于科幻来说，1978年，其兴也勃，1983年，其亡也忽。虽然1980年代后期，新一代科幻作家开始成长，并时有佳作，但再也没有恢复到1978年的“举国繁荣”，而直到今天，2009年3月，中国的专业科幻作家仍凤毛麟角。好像国际科幻界不在乎缺中国这一块，中国的科幻还有未来吗？

如果当年，中国科幻的生存环境稍微好一点，如果科幻自身的生命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强一些，如果有更成熟、更有说服力的作品产生……

❾ 如何评价中国现在的科幻小说水平

《三体》从第一部到最后一部出版已经快5年了，这段时间国内科幻小说的市场并没有明显改善。我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应该很复杂。全世界的科幻文学都在衰落。

❿ 你对中国科幻文学（小说，电影）有什么看法

科幻小说在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隶属于“儿童文学”，当这种片面的认识终于得到纠正之后，科幻小说终于成为“通俗文学”的一种形式。但在主流文学界的一般认识之中，科幻小说还进入不到“高雅文学”。科幻小说长久不能进入雅文学的领域，实际上就是指出，在目前文学理论的评价框架下，科幻小说在艺术美感上是很弱的，甚至被认为几乎没有艺术美感。科幻小说被认为不过是讲述一个离奇的故事，“有趣”和“离奇”是其最重要的特征（相比童话或者其他儿童文学，科幻小说的位置更为尴尬，因为面向儿童读者群的特殊的叙事技巧和艺术感染力被剥离，它需要直接面对主流文学的评价模式）。

分析科幻小说之所以被认为缺乏艺术美感的原因，可以清晰地发现，作为艺术美感产生的基础——艺术真实，在科幻小说中得不到认同。对照上述理论界对于艺术真实的理解和解释，科幻小说中确实缺乏“生活的逻辑”。比如在关注未来的科幻小说中，几乎每一篇小说都呈现了一个互不相同的未来世界，那里整个人类的文化、经济与政治都是“出乎意料”的，那么，在这个情境中，很难说文本到底包含多少现实生活的逻辑；在观照技术革新的科幻小说中，物质生活的巨变非常突出，科幻作家往往能想象出令人震惊的科学技术，那些新鲜的机械、商品和各种工具，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少有直接对应物，也就更谈不上基于现实的“真实”；最大的难题是对地外生命、地外文明构想（或者是若干年后彻底进化的人类本身），其诸多细节是彻底天马行空地想象，比如人类作为一种能量而不是一种物质实体而存在，这些显然更不具备上述所谓现实生活的经验。

还有涉及其他种种科幻题材的小说内容就不再赘述了，出于讨论上的简便，不妨暂时将其定义为“强幻想”，它们共同的一个特征便是，无论是对物质世界、还是对人类的精神世界的描绘，都大大超越现有的实际生活，有些甚至很难从现有生活中找到类似的对照物。必须承认，无论作家做何等想象，必然受到其生活体验的约束于局限，也就是说一切想象几乎都能从现实生活找出根源，但问题是，当这种想象与现实过分地疏离之后，读者的生活体验就很难与作品的描述产生“共振”，读者可能认为小说是精彩的、曲折的、生动的，但是确在潜意识中不断暗示自己，这是“编造的”、“虚假的”，从而很难体会到强有力的艺术真实感（按照现在对于艺术真实的理解），进而产生审美体验。

不过实际上，这里存在的最大的疑惑和矛盾是：尽管从理论上分析可以看出，科幻小说几乎不具备艺术真实（当然，这里尤指“强幻想”的科幻小说，与其相对的“弱幻想”，比如在科幻小说中被称为“软科幻”的那一部分，其背景可能就是现实生活，因此它较为勉强甚至完全适用地可以用一般的批评范式来对待，不必断章取义地将我这里所指的“科幻小说”理解为科幻小说的全体），然而在实际阅读过程中，一个合格的、成熟的读者能够体会到科幻小说中的美感，换句话说，他们能够感受到科幻小说中的“真实”，并且将那些几乎不可思议的“强幻想”与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统一起来，从而被唤起一种情感上的或者思想上的共鸣。

比如阿莫西夫《基地》（系列）中描述了已有一万二千年悠久历史银河帝国，进行了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小说厚重而富有历史感；刘慈欣在《地球大炮》中，设计了一个将地球沿直径掏出一个空心管道的的技术构想，展现了科学技术的伟大力量，以及人必然能够征服自然的信念；韩松在《红色海洋》中对于若干年后生活在海洋中的退化的人作了细致的描绘，其残酷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给读者造成了强烈地冲击，呈现了一幅鲜活的关于生存、争斗和死亡的悲剧式的图景。

不用将科幻名作一一列举，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尽管从理论上分析，科幻中的“强幻想”难以将读者带入一个不自觉的真实之境，然而实际情况却与之恰恰相反，优秀的科幻文本不断地营造真实之境并赋予读者强烈的审美体验。那么，当理论与实践不相符合之时，带来的思考就是，原有的理论是否存在局限甚至缺陷？

科幻小说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主流小说最大的区别是，它不仅关注精神层面，而且也关注物质层面。这里的物质层面，不是当下文学理论中通常意义下的“物质生活的享受”，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物质世界，涵盖了科学与宗教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对于科学，包括对宇宙的现有认识和尚未进行实证的科学猜想）。按照李兆欣对于科幻本质的理解，科幻小说的思想性体现在它观照“变化对人的影响”，在主流小说中，这个“变化”是指现实生活中的时代变迁、生活方式的变更、思想观念的蜕变等；在科幻领域中，“变化”则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它还包括直接的科学理论与技术产品的变化（当然，这更多是虚构的，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变化），甚至是科学规律本身的“变化”（虚构出另一种“自然的规律”）。即使在精神层面，这种变化甚至也不仅是人自身，而可以是动物、植物，甚至是完全虚构的“地外文明”。

因此，艺术真实的概念可以在科幻领域中得到这样的拓展：

1、艺术真实包括对物质世界符合逻辑的假想和虚构，其艺术效果是产生科学之美与自然之美，或者是对科学本身的反思和批判之后的悲剧美。

科学美与自然美（这里尤指自然规律，而不局限于自然风光）在主流文学作品中一般得不到充分体现，甚至不能体现。文学作为艺术美的最高形式之一，它区别于科学，甚至在实际的理论探讨中，需要特别地对文学与科学加以区分。在实践上，文学作品也少有表现科学美的。

但是在科幻领域中情况完全不一样，大量的科幻小说，尤其是被称为“硬核科幻”的作品，非常关注科学规律以及科学技术，许多在主流文学中几乎不可能被采用的题材，在科幻小说中得到充分发展。比如当代科幻作家刘慈欣，在《地球大炮》中虚构一个贯穿地球的巨大管道，利用力学原理进行运输，而后又虚构，通过电磁学原理，利用这个管道用来当作加速器，向地外发射各种机械结构；在《诗云》中，他更为天马行空地虚构出一个巨大无比“存储器”（功用上类似于现在电脑的存储设备），它由几个星球作为原材料制作而成，飘散在地球的周围；在《梦之海》中，他虚构出，地球上的海洋之水被冻结，并被制成巨大的规则的长方体，漂浮在对地同步轨道上，折射太阳的光辉，成为一件艺术品。这些在目前看来，完全不具备技术可操作性的虚构情节，在阅读的时候确具有极其逼真的真实感，其宏大的结构、壮阔的场景，甚至带有宗教色彩的对“造物主”的赞叹和膜拜，都充分地反映了科学美、技术美和自然美。

刘慈欣自己也曾表示：“世界各个民族都用自己最大胆最绚丽的幻想来构筑自己的创世神话，但没有一个民族的创世神话如现代宇宙学的大爆炸理论那样壮丽，那样震撼人心；生命进化漫长的故事，其曲折和浪漫，也是上帝和女娲造人的故事所无法相比的。”[7]不争论这个观点是否在认识上有所偏颇，它至少说明，科学（理论、规律）、自然是具有美感的。那么，既然我们能够从客观世界实际存在的关于自然的规律和事物中获得审美体验，一部优秀的科幻作品也就同样可以由符合逻辑的基本“假设”出发，建构另一个世界，或者另一种人类尚不能／不可能观测到的景致，来实现本质上相同的科学美感。并且，就人类当下的对世界的认识程度，自然规律的真与美往往是统一的、同一的。宇宙学中的超弦理论尚不能通过实证来检验它是否是真的，但是它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假设而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在数学形式上以及某些其他方面具有强烈的美感，甚至在讨论它时用到了关涉美学的概念（奥卡姆剃刀）。因此，科幻小说中对于物质世界——比如自然科学中的定律、数学公式中的常数、尚不存在的景致——进行符合逻辑的虚构，在实践上完全能够产生艺术真实感。而主流小说对此的忽视，恰恰反映出主流文学在这类题材中的弱势和无力。

另一方面，科幻小说中还有大量虚构，其目的和效果并非是反映科学美，而是描述技术灾难。这类作品的立场往往是对科学持批判和有限度的发展的态度，对人类当前的发展模式进行质疑，以及关涉技术对人的异化等问题。这类题材在主流文学中，更多地是从体制和文化的角度进行批判，而不是直接关注物质生活本身。现实生活中的技术灾难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强度，都是有限的，而作为文学创作，基于生活的虚构是艺术上的必然，因此，科幻作品中往往有现实生活中完全不存在的灾难性场面，题材涉及基因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纳米技术、计算机网络、人工智能等多个科技领域。虽然与客观世界进行比照时我们会认为这些“灾难”是荒谬的，但是必须看到，作为艺术上的提炼，成熟的读者不仅在阅读时能够从文本中感受到灾难的真实气息，在本质上，它也同样是现实生活中科技负效用的一种映射。因而它们在艺术上是真实的。

换一个角度，理论界现在对于艺术真实的理解，即反映生活的“真相”、“本质”和“规律”，在涉及对科幻小说的评价中，对于“生活”一词的规定过于狭窄，在文学中，它不仅像我们一直理解的那样，包含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总和”以及“关系总和中的个体的人”，还应当涵盖人所生活其中、并不断探寻其规律的客观世界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客观世界关系下的个体的人。

2、艺术真实包括映射人类社会自身的“非人类”社会，其艺术功用与描写人类自身一样，重在唤起读者在情感、意志和观念等方面的共鸣。

科幻小说中存在大量“非人类智慧”的描写与虚构，比如具有独立意识的人工智能、外星人，或者已经与现今的人类完全不一样的未来人。在形式上，这些描写似乎虚假的，缺乏真实感的，因为它们表面上看来与现实社会不相关，其人物形象与事件也完全在人们的经验之外。但在实践中，这类文本同样能够带来强烈的真实感／现实感，因而它应当具备了艺术真实。

深入剖析其中的原因，不难发现，不管作者如何构想“非人类”社会，实际上都必然不能完全脱离作者自身的生活经验，也就是我们的现实世界。科幻小说中绝大部分非人形象都是人格化的，不过是外在形象与文化形式可能有大量的虚构，但人格化是其很难脱离的一个基本规则。比较人类在神话故事以及宗教故事中对于非人（神鬼）的构想，这些虚构也同样是将“非人”进行人格化。

因此，在人格化的角色中，无论其外面如何怪异，小说的情节依然局限在一个人与人的关系网络中，非人的角色实质上乃是为了对照现实的人，非人社会实质上同样是为了对照现实的人的社会，进而表达作者对于人的立场和态度。这一点在本质上与主流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是相同的。比如艾萨克·阿西莫夫在《二百岁的寿星》中虚构了一个机器人，“他”本来可以“不朽”，但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人，他最终体验了死亡。在这里，所谓机器人就是一种现实的人的映射，而深深打动读者的，就是小说通过一个机器人的“生命历程”所反映出的人的情感、情绪和生命的意义。从这一点，非人的形象同样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关于非人的虚构一样具备艺术真实性。

在另一些科幻小说中，也会存在并没有人格化的非人形象，比如洞察宇宙真理的智慧体等。在这类小说中，人的形象实质上被抽象化与概括化了。一般的小说中，人作为一个实际的存在，他必然需要具备独特的个性和特定的意识，这在文学创作中称为“典型”。但科幻小说却能够突破这种传统，它可以没有具体的人的形象，而是将哲学意义上关于的“人”的共性和本质抽里出来，在文本中进行哲学思考。比如在一篇科幻小说中，一个人死后在黑暗的空间中与另一个“声音”进行对话，这对话其实就是一个哲学思辨的过程，对于一些形而上的问题进行不断地拷问；在一篇名为《维序者》的科幻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个维持“时间秩序”的智慧体的形象，而实质上小说也是在进行关涉时间、存在与历史的某种哲学思考。

这类小说的共同特征是缺少情节，但它的特色是能够抽离出一个抽象的人的概念，从而在文本中进行哲学层面上的思辨。这种创作形式在主流小说很少见，因为主流小说几乎无法在缺少具体的人（也没有人格化的形象）的基础上去进行创作。但这应当具有艺术真实性。因为所谓文学，不是仅仅要从文本中体现对于现实生活的关照，具有感性上的相通与共鸣，同样也可以直接超越感性的认识，直接从哲学的层面对高度概括后的现实世界进行理性思考，关注于抽象的形而上的概念（比如人存在的意义，宇宙是否完全可知，空间与时间的本质等）。如果萨特能够在他的小说中进行存在主义的思考，就没有理由认为科幻小说不能进行更为抽象的哲学拷问，也就应该认为，科幻小说中虚构的非人格化的非人形象，实质上是在小说中进行哲学思辨的一种媒介，是一种观念的抽象表达，具有艺术上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