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如何阅读科幻小说
读完海底两万里，对科幻小说的认识和看法:
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只有当时具备一定的科学背景，才可能有来源于现实或高于现实的想象，否则不是科幻只是空想；而如果连想象都没有，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更不可能有科学的进步。
㈡ 如何成为一名科幻小说家
千万不要多看别人的科幻小说，看多了你就写不出自己的科幻小说了。
㈢ 谈谈你对西方通俗小说（或科幻小说）的认识。 （1600字左右）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武侠、言情等通俗小说在中国大陆受到了抑制和歧视，这无疑是很不合理的。令人高兴的是，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通俗小说也越来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然而，在最近几年里，另一个让人担心的极端又出现了。有些学者不仅高度尊重通俗小说，而且还极力地模糊通俗小说概念，否认“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之间的价值差异。为避免讨论过于空泛，笔者在阐述个人见解的同时，兼对孔庆东博士的《通俗小说的概念误区》（以下简称《误区》[1]）进行学术批评，与孔庆东博士商讨。
一 通俗小说的定义
尽管给词或概念下定义是一件难以讨好的事，但许许多多的人还是在做，这一点从各种各样的辞书的不断问世就可以得到证实。的确，有些时候不知道一个词或概念的定义，并不妨碍我们把握具体的事物或与之相处；况且，由于“定义只能揭示事物某些方面的规定性，而事物本身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2](P353)，所以，要全面地把握事物也不能光靠定义。但是，常识还是告诉我们，事物或概念的定义，在多数的情况下仍有助于我们的认识和理解。具体而言，像“通俗小说’这样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语词，其定义是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的。
那么，何谓通俗小说？按刘世德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网络全书》的解释，通俗小说是“泛指适合于群众的水平和需要，并且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小说”[3](P544)。如此释义是可靠的吗？结合一些辞典对“通俗”、“通俗文学”、“通俗文化”等所作的解释——如《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4](P1262)、《汉语大词典普及本》[5](P1273)、鲍克怡编著的《汉语同义词反义词对照词典》[6](P493)、王先霈和王又平主编的《文学批评术语词典》[7](P119)、《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8](P1276)、林骧华主编的《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9](P335-336)、覃光广等主编的《文化学辞典》[10](P639)，可知《中国古代小说网络全书》的释义还是比较可靠的。当然，这样的释义不是很严格，不过，由于“并不严格符合任何事物的概念仍然可以指称某种事物”[11](P338)，所以，我们仍可以借此释义了解到“通俗小说’概念指的是什么。要言之，像这样的“通俗小说”定义是可取的。
本来，通俗小说概念既不难理解，也不是不好下定义，只要搞清楚什么是通俗，什么是小说，大致上就可以了。然而，《误区》一文的说法，却复杂得让人糊涂。《误区》写道：“我们不妨从探讨通俗小说不是什么开始，知道了不是什么之后，就算说不出概念，说不出定义，说不出‘能指’，也不妨碍我们抓住‘所指’，抓住‘本身’。仿佛警察叫错了罪犯的名字，但捉的确实是案件的真凶。这样，我们所描述的‘通俗小说’，就在‘什么不是通俗小说’中概了它的念，定了它的义了。”显然，《误区》思路是有问题的。
首先，违反了下定义不能用“否定定义”——“概念不意味着什么”——的要求[12](P192)。“通俗小说不是什么”并不能让人明白“通俗小说是什么”，它就像我们说“鸡蛋不是鸭蛋、不是鹅蛋、不是鸽子蛋、不是恐龙蛋”一样，未能让人知道鸡蛋究竟指的是什么。由于一连串“不是”之外还有许多“不是”的可能，所以，只要“不是”没有被穷尽，通过“不是”来定义“是”，就不可能有较明确的概念。由此可见，《误区》以绕道的方式来定义“通俗小说”，既没必要也不符合逻辑。
其次，违背了定义的语句应尽可能简明扼要的原则。《误区》用一连串的“什么不是通俗小说”来定义“通俗小说”，即使我们不说它在逻辑上存在着问题，至少也是犯了一个语言表述太过于啰嗦的毛病。
再次，背离了科学研究的规范。概念是构成判断的基本要素，而判断又是推理的前提。[13](P637-638)如果连“通俗小说”概念都不清楚，都只能给出“它不是什么”的定义，那怎么有可能进行关于“通俗小说”的种种判断、推理和论证？怎么有可能对涉及到“通俗小说”的一系列命题作认识上和价值上的判断？倘若只是为了“抓住‘所指’，抓住‘本身’”，那又何必走弯路去论证“什么不是‘所指’、不是‘本身’”？须知，对一些人而言，有时候仅凭直觉也能准确地抓住通俗小说“本身”，就像“警察”凭直觉抓住了“真凶”。
最后，需要予以特别指出的是，为了证明“否定定义”的合理性，《误区》极不恰当地奚落了学者们的论争。《误区》这样写道：“……人类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搞乱了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而可笑的是，大多数的辩论争吵是没有实际价值的，他们所争所吵的只是‘能指’，与‘所指’无关，只是语言，与世界无关……学者们尽管可以列出八百六十二种概念，但并不能使实际存在的通俗小说发生增减或质变……”难道真的这样？非也！第一，把定义上的不同意见看成“只是语言，与世界无关”，是属于常识性的错误[14](P476)，这里无须多加讨论。第二，诚如当代美国分析哲学家约翰·塞尔所言：“在制度性实在中，语言不仅用来描述事实，而且说来有点奇怪，它还部分地建构事实。”[15](P109)《误区》断定学者们的“通俗小说概念”对“实际存在的通俗小说”没有影响，是不妥的。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误区》所宣称的不假，那么，读者们凭什么来认定《误区》的言说与世界有关？又凭什么来相信《误区》的“辩论争吵”不会“是没有实际价值的”？显而易见，《误区》对于学者们的讥讽嘲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
二 通俗小说的认识判断
首先，通俗小说是严肃的吗？如果是针对某部某篇作品，就较容易回答，也容易得到多数人的认可，但是，要对作为一个种类的整体进行非此即彼的判断，则有以偏概全的危险。也许正是因为看准了这一点，《误区》才会断然地说：“通俗小说不是‘不严肃小说’……通俗不通俗，与严肃不严肃，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通俗小说可以是严肃小说，通俗小说家可以是严肃文学大师。”很明显，假如认识止于《误区》的看法，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是否严肃以及严肃程度问题上，通俗小说与非通俗小说是没有差异的。然而，即使凭有限的知识，我们也能发现，这样的结论并不那么可靠。
一部或一篇小说能否称得上严肃小说，自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不过，由于一个作家用多少精力去完成作品往往能够体现出该作家创作态度的严肃不严肃，所以，精力的投入是考察严肃小说与不严肃小说的一个重要尺度。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最后一页重写了39次，而《老人与海》则修改了200遍[16](P228)；托尔斯泰的《复活》仅开头就修改了20次[17](P329)，而《战争与和平》则改写了7遍[18](P237)。像这样的作家作品，将其划入严肃之列，肯定是错不了的。虽然这几个例子在非通俗小说领域仅仅是冰山一角，但它却很能说明问题。世界文学史告诉我们，在通俗小说家中，没有一个愿意像海明威那样认真严肃——花精力把作品修改200遍；也没有一个能像普鲁斯特和艾米莉·勃朗特一样——一生只写一部长篇并在文学园地里焕发着光辉的异彩。相反的情况却是，不可能有一个非通俗小说家会像当代英国通俗小说家芭芭拉·卡特兰那样轻易地生产作品：一生的著述多达六七百部以上。[19](P142-156)毫无疑问的是，对于同一个作家的同单位创作时间来说，作品的“质量”与“数量”通常成反比。普鲁斯特说得完全正确：“那种玩玩文学艺术的观念是什么也创造不出来的。”[20](P154)如果一个作家既认真严肃又追求数量，那么，这个作家就会由于生命能量的急剧消耗而过早地衰亡。譬如，作品总量并不算很多的查尔斯·狄更斯，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工作过度而在58岁时便离开了人世。[21](P93-96)再如，于生命最后的20年里写出了90多部长中短篇小说的巴尔扎克，也同样因单位时间内过多地消耗精力而在51岁那年走完人生之路。[22](P291-339)《误区》借一位法国朋友（不知姓名是什么）的口把巴尔扎克当作是“通俗小说家”来举例，并通过巴尔扎克的“严肃”证明“通俗小说家可以是严肃文学大师”。如此论证，未免牵强。读过巴尔扎克传记——如司蒂芬·支魏格的《巴尔扎克传》和安德烈·莫洛亚的《巴尔扎克传》的人都知道，巴尔扎克一方面出于认真严肃的态度而不断地修改已经写出来的小说，另一方面，又出于尽快付印和多写一些等原因而经常停止了对于小说的完善。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样，巴尔扎克的小说世界才会深刻精当与肤浅粗糙并存；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巴尔扎克有时被视为高雅小说家有时又被视为通俗小说家的情况。
由上述可知，机械地在通俗小说与不严肃小说之间划上等号是不恰当的，可是，那种不把通俗小说与非通俗小说的严肃性加以区别的做法，更是错误的。正确的看法应该是，尽管存在着极少数的通俗小说较为严肃，但是，就总体情况而言，通俗小说没有“非通俗小说”那么严肃、那么认真。我们千万不要以特殊来否定普遍，以个别去否定一般。
其次，通俗小说的艺术性高吗？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必须先搞清楚艺术性的高低指什么。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泰戈尔写道：“伟大文学的一个特点是前所未有的，或者具有独创性。”[23](P223)而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纪德更是进一步地指出：“对优秀的艺术家来说，问题不再是以昨日的艺术为支撑，尽量越过它，将界线往前推，而是改变艺术的方向本身，努力发明一种新方向。”[24](P361)因为艺术贵在创造，所以，小说艺术性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创造性的大小。倘若一个作家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前人所未曾提供的艺术经验，那么，这样的小说就应该被视为是艺术性高的小说——如司汤达的《红与黑》、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麦尔维尔的《白鲸》。当然，要求一个作家的作品提供前人所未曾提供的艺术经验，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不过，文学世界中那些最富于艺术性的小说，肯定是这样的一些极具创造性的小说，而这样的一种小说，即使不能说是全部至少也是绝大部分产生于“非通俗”的领域。
那么，创造性缺失的小说是否就一定没有艺术性？恐怕也不能这么说。只要小说还能娴熟地运用各种艺术技巧去表达去描绘，那么，即使是缺乏独创性，也应该被视为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不过，无庸置疑的是，这样的艺术性是比蕴含独创性的艺术性低了一个档次的艺术性。整部文学史表明，那些处在艺术性顶端的通俗小说，除罕见的极个别之外，都是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故事诱人、技巧丰富但毫无新意——换成意识流小说家伍尔芙的生动说法，那就是“给我们提供情节，提供喜剧、悲剧、爱情和乐趣，并且用一种可能性的气氛给所有这一切都抹上香油，使它如此无懈可击，如果他笔下的人物都活了转来，他们会发现自己的穿着打扮直到每一粒钮扣，都合乎当时流行的款式。”[25](P7)至于那些处在艺术性下端的通俗小说，除极其糟糕的这样一个特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数量庞大得非常惊人。的确，非通俗小说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艺术性并不怎么样甚至很差，但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远远低于通俗小说。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整体的通俗小说，其艺术性比起非通俗小说来要低得多。这样的结论，不仅可以从不同文本的比较分析中获知，而且还能够通过探究其不同的创作动机来加以证明。就创作的主观努力而言，通俗小说是一些小说家为“适合于群众的水平和需要”而创作的小说；就接受的客观效果而言，通俗小说是那些“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小说。在通常的情况下，假如小说不“适合于群众的水平和需要”，不“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为“通俗小说”。由于寻求群众即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接受是通俗小说创作者的主要努力方向，所以，迁就、迎合群众趣味的创作行为，在通俗小说领域里是普遍的。进而言之，在通俗小说的创作者那里，不易理解的独特个性和意识超前的探索品格是没有地位的。然而，正像毛姆在讨论一系列的“巨匠与杰作”时所指出的，一些作家作品之所以“永享盛名”，是因为“拥有极为强有力、非常独特的个性”[26](P218)。既然独特性和以此为基础的探索性是包括作家在内的所有艺术家最为珍贵的品质，那么，通俗小说的创作者何以不具备这样的品质或轻视这样的品质？答案很明显，是“效益最大化”在起作用。由于受当下群众欢迎的小说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效益（尤其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所以，在独特性、探索性与跟前接受的普遍性不可兼得的情况下，通俗小说的创作者就选择了后者。应该讲，通俗小说创作者的这种选择，属于人之常情，因为不顾或不大考虑“当下价值交换”的人毕竟是少数。也正因为如此，历史老人在考虑把“伟大”这顶帽子送给哪些人及其作品时才显得那么地慎重——譬如，不会随便地送给被金庸大力推举并称之为“伟大文学”的大仲马作品[27](P196)。
在谈到小说的目的时，《误区》认为“小说没有功利目的’是不可能的。客观地看，这样的认识虽嫌笼统但大体上还说得过去。然而，《误区》进一步说，“通俗小说通过刺激情感来赚钱，而那些小说不刺激情感不赚钱”，则失之偏颇了。从经济学角度讲，能不能赚钱，要看投入多少，又产出了多少。可是，就像萨特所写的：“作品的商品价值是武断地确定的。”[28](P127)作家写小说能否赢利实在难以判断。当然，只要不要求计算精确，我们还是可以作如下的推断的：从个体角度讲，如果作家写小说时投入的精力相对较少，而拿到的钱又相对较多，就可以断定该小说的创作赚了钱；如果情况刚好相反，那就只能看作是不赚钱甚至是赔了钱。在论及文学“商业上的成功”时，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正确地指出：“作家的计划只是一种可能……文学作品的完美是最大的偶然性。”[29](P139)很容易想象，就连精明的文学出版商和书商都难以保证商业上的成功，更何况是那些做起生意来常常惨遭失败的小说家。翻开小说史，我们不难看到，像司汤达、爱伦·坡、麦尔维尔和卡夫卡等这样一些非通俗小说家，其创作“生意”都是与“赚钱”截然相反的“赔钱”。固然，那些投入多产出少的“赔钱”创作，并非毫无功利目的，不过，其功利目的主要不在于《误区》所说的“赚钱”，而在于其它的方面。是哪些方面呢？让我们来听听优秀的作家们是怎么说的——古巴的卡彭铁尔说：“虽然我的音乐底子比文学好，但我还是选择了文学……我继续坚信，在拉丁美洲，小说是一种需要。”[30](P49)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宣称：“写小说的乐趣就在于此——探索，发现，革新……如果哪一天我有了一个公式，我就完蛋了。”[31](P39)而法国的埃莱娜·西克苏则写道：“无论怎样，当写作出自心的深处时都是天堂，就连在地狱时也如此。写作总是意味着某种方式的获救。作家是一个富人……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富有，既是必需的又是危险的。因为‘富有’使我们失去了‘贫穷’的财富。”[32](P29)
综上所述，与非通俗小说创作者不同的是，通俗小说创作者往往正是由于追求当下效益（尤其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采取了弃难就易的非创造性原则的——从单个作品看，遵循的是“简单化”原则；从作品系列看，遵循的是“模式化”原则[33]。这也就是通俗小说在总体上为什么艺术性相对贫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应该指出来并加以讨论的是，《误区》的所谓“梦得够不够好”的问题。《误区》这样写道：“小说的艺术性都离不开这样一个标准，即‘梦得够不够好’……由于通俗小说做起梦来比较专心致志，往往更能引人入胜，‘非通俗小说’经常不能保持一份平常心，为了显示‘雅’，常处于半梦半醒之间，所以，‘非通俗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对待小说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别有用心’的，也即心在艺术之外……”尽管这里的表述很形象生动，但严格地说，却极不科学。第一，梦的情境有档次的高低之分——既有忧国忧民的梦，也有花前月下的梦，还有升官发财的梦，更有无遮无挡的性欲之梦。《误区》把通俗小说的“梦得够不够好”说成只是一个与“立场问题”无关的“技术问题”，岂不片面？第二，小说远非梦那么简单和短命。好梦往往无法追忆[34](P1065-1068)，也可以被遗忘。但是，好小说却由于“不仅回答了现存的需要，也启发了人们的新的需要HC35](P88)，所以，它不会也不该被遗忘。即使肯定好小说的世界就是“梦得够好”的世界，那也不能忘记，这样的世界的存留“必须以体现这些价值方面的完美性和技巧为前提”[36](P380)。虽然在《误区》中引以为证的昆德拉也谈到了“梦”之外还有“叙述”，可遗憾的是，《误区》对昆德拉的“叙述”问题却未作任何讨论。既然《误区》能够离开“理性控制”和“技术手段”来谈通俗小说的艺术性高就高在“做起梦来比较专心致志”；那么，读者就可以根据《误区》所提供的逻辑作如下的推理：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理性在个体受到环境影响时经常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37](P1409-1411)，所以，这种人“做起梦来”也就比正常人“更加专心致志”，因而，其所写的小说的艺术性肯定是在通俗小说之上。如此逻辑，岂非荒谬？
三 通俗小说的价值判断
《误区》认为，通俗小说与非通俗小说的“区别不在形容词上，而在名词上，它们之间是类别的不同，而没有美学价值上的尊卑”。真的这样么？当然不是！尽管我们不能从小说的类别中直接得出它的价值高低的结论，但是，通过分析它“是什么和能做什么”[38](P273)，我们仍能较为恰当地判断它的价值的高低。这个道理，如同鸡蛋和鹅蛋的区别一样：不仅在名词，而且还在于形容词——谁能否认鸡蛋的营养价值高于鹅蛋？
当然，通俗小说的“价值怎样”，这是一个比通俗小说“是什么”更难回答好的问题。其所以这样，是因为对前者的判断既不能脱离价值客体的特性，又不能不充分考虑到价值主体的情况。[39](P181-182)由于不同的价值主体的需要不尽相同，所以，同样的一个价值客体对于不同的价值主体而言，其意义并非完全是一样的。
首先，谈谈通俗小说对于个体的价值。由于个体的情况千差万别，所以通俗小说的价值如何也很难一概而论。从动机上说，无论是下层普通群众还是中上阶层人士，只要出于消遣娱乐心理的，通俗小说的价值往往不在非通俗小说之下。正因为这样，几个世纪以来通俗小说的“消费族群”才有一部分是属于“热切的上层阶级人士”[40](P152-153)。当然，如果进一步地分析，我们便会发现，下层普通群众之所以从通俗小说中获得较大的消遣娱乐，往往与其“不得不这样”有关——就像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所说的：“报上的长篇连载或儿童小说是那些无力读其他东西的读者万不得已的读物。”[41](P156)至于上中层阶级人士的情况，则有些不一样。由于较高的文化水平使得他们具有接受不同种类小说的能力；所以，这些人的娱乐消遣，既可以在通俗小说中获得，也可以从非通俗小说中得来。可见，消遣娱乐的动机是在通俗小说中还是在非通俗小说中得到满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价值主体的个体的娱乐消遣方式——对于整天浸泡在电视里或钻进按摩房的人来说，就连通俗小说也让他们感到索然寡味，更别说是非通俗小说。
如果个体的动机主要是从文学接触中获得认识或受到教育，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通俗小说就比不上非通俗小说——这一点在那些“中上层阶级人士”身上尤为明显。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价值主体怎样，而在于价值客体本身的文化含量如何。倘若价值客体的文化含量不大，那么，虽然它对于不同类型的个体所具有的认识教育价值并非完全一样，但从总体上看，也还是偏低的——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的通俗小说不会例外。
其次，谈谈通俗小说对于社会的价值。社会是一个由各式各样的人和组织构成的复杂有机体，故而，它的需要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从维护社会平衡稳定的意义上讲，无论是精英审美文化还是大众审美文化，都是必需的。[42](P158-160)显然，我们不能强迫那些喜爱通俗小说的群众放弃个人的偏好，也无法让那些少接触小说甚至没接触过小说的群众一下子就能有效地接受非通俗小说中那最具价值的部分。就这一点而言，广受群众欢迎的通俗小说在一个社会中具有非通俗小说所难以替代的作用。不过，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通俗小说对于社会的价值不低于非通俗小说。尽管通俗小说的接受群体在某一时段远比非通俗小说庞大，但从历史的维度看，无数的事例呈现出的状态恰好是反过来。诚如俄国文艺理论家赫拉普钦科所言：“人类的社会发展和精神发展，使得评价大艺术家时的错误和有意的曲解不断得到消除，使得他们的创作遗产的多维性得到揭示。”[43](P220)随着时间的推移，非通俗小说中那些曲高和寡的精品，其读者群体也会不断地壮大直至无穷。此外，从价值的层面看，小说的接受群体绝非一个简单的数量问题。在论及优秀诗歌的读者时，帕斯写道：“我们不晓得有多少罗马人阅读奥维多，多少意大利人阅读彼特拉克……不过，我们知道什么人在阅读。多少不居，这些读者是社会的头脑和心灵，是社会与行动的核心。”[44](P64)显然，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话是富于启发意义的。它提醒我们，考察小说的读者，不应该只顾“量”而不问“值”。倘若小说能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能为那些准备或正在推动历史发展的人们提供丰富的营养，那么，这样的小说对于社会来讲，就有很高或者较高的价值。反之，其价值则是低的或者比较低。
最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地探讨。《误区》完全否认通俗小说中的“次品’多于高雅小说，认为这种观点“缺乏数学统计上的依据”。可以说，要反驳《误区》的说法是有困难的。乏所以这样，是因为如下的几点。第一，小说的次品浩如烟海，谁也无法进行完整的数学统计。第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许许多多小说次品，基本上已被人类所遗忘。由于没有了文本，这些已经消失了的小说次品究竟有多少也就没有依据[45](P21)，故而无论怎样统计，都不会令人人满意。第三，即使有可能统计，也不应该动手去做，理由是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结论，其价值远远无法补偿研究者所付出的代价。由此可以看出，《误区》要求不同意见者用数学统计的方法来证明通俗小说的“次品”有多少，是不合理的。
尽管依照《误区》的不合理要求来证明“通俗小说的次品量”是困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通俗小说的次品问题没有答案。实际上，洞悉了通俗小说的“生产动机”及其“生产套路”——简单化与模式化，也就可以断定通俗小说的“次品”必然多于高雅小说。现在的问题是《误区》只是为了说明谁的次品多谁的次品少吗？不！《误区》这样写道：“在任何一种艺术体裁和类别中，精美高雅之作总是少的，平庸低俗之作总是多的。所以，通俗小说只是小说的一种类别，它决不是‘不高雅小说’的代名词。”很显然，《误区》在此处是同时通过“次品量”和“精品量”两个方面来论证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之间没有价值上的差异。关于“精品”问题，笔者以为还是可以且应该提供一点“数学统计上的依据的”。
在20世纪国际知名度较高的文学奖中，诺贝尔文学奖的地位无疑是具有权威性的。尽管该奖不仅遗漏掉了像托尔斯泰、哈代、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等这样一些应该获奖的作家[46](P45)，而且还出现过不当入选的极个别案例——譬如，“把奖金授予水平有限但作品流传广泛的”赛珍珠[47](P110-111)，但是，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也大致上是本世纪文学的精华。”[48](P6)。基于此，笔者以《诺贝尔文学奖要介》（肖涤主编）所收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例[46]，简要地讨论一下小说的“精品”问题。从1900年到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总计88人，除因剧本、诗歌、散文等文类的卓越成就而获奖的37人外，其余的51人是小说家（或主要是小说家）。
应该说，无论是喜欢通俗小说还是喜欢高雅小说，都同样无可厚非，但是，当上升到理论认识并诉诸文字时，就应该尊重客观事实，力避主观偏好。然而，《误区》在阐明观点的过程中，经常以通俗小说的“上马”对付高雅小说的“下马”，并且“只赛这么一次”就宣布结果。如此“不平等”的比较研究，自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诺思洛普·弗莱说道：“人类面临的许多不测灾难之一是全部毁灭，这是文学靠其自身所无法防止的；但我认为，若无文学，那种灾难就一定不可避免。”[53](P188)显然，这位加拿大学者的话是夸张了一些，不过，他对文学所具有的高级价值的强调却提醒了我们，在经济效益和感性享受已普遍成为人们行为准则的今天，审慎地对待并处理好文学事实是重要的。
虽然《误区》的名义动机是为了消除人们在通俗小说问题上的误区，但是，由于作者极力地模糊通俗小说概念和夸大通俗小说价值，结果，在实际上却为人们设置了一个更大的误区。《误区》关于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的“价值无高低”论，不仅在理论上难以站得住脚，而且在实践上也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众所周知，“避难趋易”是人的天性，而“从众”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故此，在“价值无高低”论的引导下、鼓励下，很容易出现“价值误认”的人们[54](P330)，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通俗小说而拒绝欣赏那些已被历史检验过的富含深邃魅力的高雅小说——这对于个体人格结构的逐步完善和社会文化机制的健全发展来说，无疑是非常之不利的。
㈣ 如何高效地阅读技术博客
阅读教学中的阅读是一个学习理解语言，掌握阅读方法，汲取知识，提高认识，发展思维，丰富思想感情的过程，阅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阅读感兴趣，才能把阅读当成是一种享受，才能感受阅读的乐趣，也才能事半功倍。信息技术下教师应该转变教学观念，利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把课堂还给给学生，把课堂还给阅读，让语文阅读课成为名副其实的读书课。在语文课堂上要重视朗读和默读相结合，加强背诵记忆，运用信息技术创设阅读情境帮助学生进行理解。通过课内外阅读、网络阅读，教师应指导学生写好读书心得、日记、博客等。 关键词：信息技术 阅读教学 阅读兴趣 阅读感悟 参考书目：《语文报》、《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新课程与教学改革》 语文学习的重要目的，是使学生学会使用和阅读祖国的语言。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人们的阅读能力要求也相应提高，阅读教学的任务也越来越艰巨。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学习。作为语文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以及学生学习的亲密伙伴，教师要善于利用以计算机网络为主的信息技术为教学提供丰富多元的学习资源，彻底改变被动的学习方式。因为阅读教学中的阅读，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学习理解语言，掌握阅读方法，汲取知识，提高认识，发展思维，丰富思想感情的过程。下面就谈谈信息技术下如何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一、利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 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曾经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阅读感兴趣，才能把阅读当成是一种享受，才能感受阅读的乐趣，也才能事半功倍。那么信息技术下怎样才能让学生感受阅读的兴趣呢？ 教学中，可以借助多媒体的优势，产生良好的视听效果， 使学生大开眼界，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如在我在教《与朱元思书》一课时，讲到富春江到底有多么的美丽，我在网上搜集了一些关于富春江山水的图片和视频等资料，展示出各种各样的富春江美景。这时，学生们个个都瞪大眼睛，尽情地欣赏着美景，还情不自禁地发出赞叹，似乎已置身于富春江。这时让学生讨论回答： “富春江山水美在哪里？”这一下，课堂气氛马上活跃起来。学生纷纷发言。我又问： “如果你是作者你打算如何写这篇课文，而本文作者是怎样描写这一美景的？”，学生在积极、热烈的讨论中开始了新课的学习进入阅读的最佳学习状态之中。 课外，可以根据学生喜欢网络的实际，给学生推荐网上读物与书籍。低年级的学生喜欢鲜明的形象、活泼的内容，可推荐他们看网上童话、寓言、卡通、动漫等活泼有趣的读物；中年级的学生喜欢情节曲折、生动的故事，可推荐他们看网上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科幻小说等引人入胜的读物；高年级的学生喜欢文质兼美、富有情趣的内容，可推荐他们读网上一些科普、名篇佳作等精美典范的读物。阅读教学不应是“深挖洞”，而应是“广积粮”，加大学生读书的量。阅读量不够，感性认识不足，哪来理性的飞跃。阅读本质不是技能训练，而是通过在大量的以了解内容或获取信息为中心的阅读提高阅读能力和语言水平。网络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够集多种信息资源于一体。使人们在最快的时间里查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对于学生来说，除了课本中的精读资料外还需要大量的课外资料。学校多媒体可以存储存大量教学资源，为阅读提供大量详实的材料。所以应给学生课外阅读提供或指引网上大量阅读空间。 二、利用多媒体上好阅读课 在新课程标准的指导下，教师应该转变教学观念，把课堂还给给学生，把课堂还给阅读，让语文阅读课成为名副其实的读书课，应该指导学生好好去读，美美地去读，让学生在阅读中思考、思考中阅读，在思考中发现、发现中感悟，在感悟中成长。 首先，在语文课堂上要重视朗读和默读相结合，有效默读能帮助学生加深对课文的理解，能明显提高阅读速度，有利于正确而深入于理解所阅读的材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语文教师应将它放在与朗读同样重要的位置上。因此，我们应让学生用自己的方式，欣赏地读，陶醉地读，美美的读，自由自在地读，读出感觉，读出味道，读出精彩，最终达到语言的内化、语感的培养、情感的升华、审美能力的提高及思想境界的飞跃。各个阶段，都要以尊重学生阅读过程中独特的感受、体验、理解、情感为宗旨，提出一些能体现梯度差的阅读思考题，让不同层次的同学都能“吃好”，并鼓励思维敏捷的同学进行阅读理解或分析时敢于突发奇想。这样，就能增强学生整体的阅读教学活动参与意识，激发语言学习兴趣。 其次，运用信息技术创设阅读情境帮助学生进行理解。古代诗词、经典散文、课文中出现的精彩的段落具有很强的审美性、抽象性和精炼性。由于学生的生活阅历、社会理解以及知识储备的有限，往往不能很好的理解作品的思想感情，作品所体现的美与学生感悟的情感有时难以沟通。我们教师可以运用信息技术将抽象的语言文字转化成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情境或氛围，激发他们的想象，引起学生的情感体验，从而帮助他们迅速而准确地理解教材内容。如《石壕吏》这篇古诗，由于学生自身知识的限制一般很难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感情，上课时就可充分发挥计算机辅助教学的优势，精心创设历史情景和作者背景。先通过视频介绍杜甫本人及他所在处的时代和社会状况，学生就可以同作者产生思想上的共鸣。此时，学生注意力高度集中，学习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学习效果是传统的阅读课所不能及的。 再次，加强背诵记忆。现在，语文教学中有重理解轻背诵的倾向。其实，语言能力的形成，主要是依靠对前人的经验的一种模仿。中国古代素来学习文章以强调“背诵”为主，而一些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的人无不是以加强诵读，在熟读的基础上成诵。苏东坡更把每天花两个时辰诵读作为自己每天的必修课。我对课文中的优美文段，都要求学生背诵下来。课堂上针对优美文段利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的能力。在网络环境下，个学习小组成员可以通过网络来传递信息，达到互相交流、共同学习的目的。每节课拿出五到十分钟，让学生背诵自己喜欢的优美文段、诗词等。一学期下来，学生的语感、遣词造句能力、语言积累、语文素养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 三、指导写读书心得或博客 语文教学强调的是读写结合，学生通过课内外阅读、网上阅读，博览博闻，开阔了视野、积累了知识，“厚积”自然就“薄发”了，所以教师应指导学生写好读书心得、个人日记、博客等。或三言两语的或感受最深的人、事、段及其写法等的点评，或写写读后感想体会。点点滴滴都是学生的收获，应该写下来，久而久之，有助于习作和阅读能力的提高，更让学生感受到与文本对话的乐趣。 总之，语文教学只有通过课堂教学与课外阅读相结合，课内得法，课外得益，课内外相得益彰、相映成趣，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培养学生丰厚的文学素养和人文精神。信息技术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有着广阔的空间，能够进一步强化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拓展思维，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信息技术下的语文阅读教学应该成为一个多姿多彩、魅力无穷的交流平台。
㈤ 作为一个科幻小说作家，需要了解哪些知识，看些什么小说（书单）
推荐你看获得过相当于科幻小说界的诺贝尔奖的《三体》，《三体》是典型的优秀科幻电影的代表。像里面提出来的三体问题、可控核聚变技术都是现实中很典型的科学知识。
数学、天文、物理、化学，这些知识是一个科幻作家应该有的。
㈥ 纯文科生如何看懂科幻小说
文科科目主要有语文、英语、政治、地理、历史1、语文 （狭义上）语文（Chinese languages and expressions），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是人们相互交流思想的汉文及汉语工具。它既是语言文字规范的实用工具，又是文化艺术
㈦ 我想写一本科幻小说，应该怎么写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
先拜读科幻小说作家的著作，比如刘慈欣巜三体》，看作者如何开篇布局，就是向他们取经。
㈧ 怎么看待科幻小说和推理小说
谈到中国科幻的发展，不可避免的要提到《三体》，《三体》作为中国科幻里程碑式的作品无疑是成功的。但我们也应该反思，为什么提到科幻杂志，多数人只会想到《科幻世界》，提到中国科幻小说，多数人只会想到《三体》，提到中国科幻作家，多数人只会想到刘慈欣。其实在中国科幻小说中，不只《三体》一部优秀的小说，也不只刘慈欣一位优秀的作家。科幻小说在中国远没有在美国等国普及，科幻圈子在中国依然是小众。
㈨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科幻小说
有，比如《X的诞生》，它的故事都非常的接地气，一点都没有那些传统的科幻设定，非常的具有生活气息。
㈩ 科幻小说写作技巧
单线式结构中的线索有可能是人，也有可能是物，或者事。在科幻小说中，以物、事，特别是具有神奇色彩的物或事为线索的情况要远远多过以人为线索情况，某种神秘事件从出现到解谜，通常就是一篇科幻小说的全部内容。这也是科幻小说的重要特征。
二，复线式结构，即以两条或两条以上的线索交插表现形成的结构。复线式又分平行复线、主次复线、明暗复线等情况。村上春树的科幻小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是平行复线的典型。“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两个线索一直平行出现，直到小说结尾处才合为一体。王晋康的《生死平衡》是空间上主次复线的典型。围绕主人公皇埔林展开的故事是主线，其余是复线。刘慈欣的《地火》是时间上主次复线的典型。刘欣主持的地下煤制气实验上主线。一百多年后一个初中生体验前辈采矿生涯的内容是副线。而他在《乡村教师》里，更是运用复线式结构的佳作。一方面是极端落后的乡村学校环境，一方面是先进得无法理喻的银河系“碳基智慧生命”和“硅基智慧生命”的大战。两条线索最后交汇到一处，取得一种奇特的美学效果。金·凯利主演的科幻片《楚门的世界》则是明暗副线的典型。主人公被制片人操纵的生活是明线，制片人的活动是暗线。影片的前半部分一直是围绕着主人公的明线，直到内容过了一半才进入另一条线索，揭开谜底。
三，散文式结构。这种结构打破了情节核心，以作者希望创造的某种意境、氛围、情感为结构中心。比如克拉克的名著《地球凌日》，就是宇航员临死前的乐观主义精神为结构中心。国内作品采用散文式结构的有刘维佳的《黑太阳升起来》、凌晨的《燃烧的星球》，以及天津作者张卓的短篇科幻小说等。散文式结构较易表达作者的内心感受。不过，由于没有情节线索，读起来不太有趣，散文式结构的小说是那种提供给知音细细品味的作品。
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辐射式结构。在这种结构里，情节从一点发散开，向不同的方向辐射。王晋康的《解读生命》也运用了这种结构。在这篇小说里，外星人来到地球，并且在与人类的冲突中被杀死。然而它们那种奇怪的死法最终没有得到解释。父子两代科幻作者就根据这种死亡现象，虚构出不同的致死理由。在这里，小说从外星人死亡这个事件开始辐射出去，引出了不同的线索。与其它结构方式相比。辐射式结构过于复杂，适用范围也小。
更有一些表面上凌乱不堪的结构方式，却正符合作品本身的主题。比如，赛伯朋克流派的开山之作《神经漫游者》，被译成中文后，许多读者无法接受那种天上地下的随意式结构。但作者运用这样的结构方式，正是为了表现网络世界里人们支离破碎的生活特点。
上面这些结构方式，主要谈了小说的主干部分。小说的开始和结尾也是作者必须要注意的。开始决定了一篇小说是否吸引人，在读者缺乏时间和耐心的今天，开始部分不吸引人，小说就失败了一半。甚至可以这样说，三五个自然段里不能让读者喜欢的作品就是失败的作品。而结尾则决定这篇小说能给人留下什么回味，好的结尾可以把全篇的努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开始和结尾的构思往往更费力气。
杨平的小说《黑客事件》的开始一个自然段只有一句话：“这个世界只有二百五十六色”。了解计算机技术的读者一下子就知道，这是一个数字虚拟世界的故事。而对计算机技术了解不多的读者也会产生疑问：什么叫“只有二百五十六色”？这个优秀的开篇一直为科幻爱好者称道。王晋康的《生死平衡》用了一个歌舞升平式的开端：人类终于消灭了天花，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来到最后一个天花病人那里，想取些样本，却得知已经有神秘人物取走了样本。这个很喜气的开始却为后面的悲剧故事埋下的伏笔。
出色的结尾在科幻小说中也屡见不鲜。在克拉克的《与拉玛相会》中，外星人的巨大飞船丝毫不理会人类的一番折腾，从太阳中得到能量后，转头高速飞走。星河的《残缺的磁痕》中，主人公放弃了躲避地球磁场变化的机会，让女友进入隐蔽所，独自去面对危险的未来。这些结尾都把充分的想象空间留给了读者，同时又结束了整个故事。
不过，对于不少作者来说，写小说开头时还很有创作冲动，写到结尾时可能就会烦了、倦了，于是匆匆收尾了事。如果有这种情况，作者一定要提醒自己重视结尾的构造。
掌握小说的结构艺术，还要了解所谓蒙太奇手法。蒙太奇是一种电影艺术手法，指把本来不在同样时空的画面、声音等因素摆放在一处，使观众产生联想，达到编导希望的效果。蒙太奇手法原本是电影工作者汲取自小说的技巧。只是这种技巧在小说创作中不为人注重。当蒙太奇在电影里大放光彩时，小说家们又把它请回来，加以改造，成为一种成熟的小说结构技巧。
（还是我，接上个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