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想表达什么
A. 科幻题材小说讲什么故事受欢迎
讲什么故事都可以,现在很多人在纠结于科幻小说是否应该硬核,但是其实这是个伪命题,什么样的才叫硬,多少科技知识才算硬??我认为故事才是第一位的,一切都已故事为主。
不好看,不吸引人,光有科技知识、科幻点子,这就不叫小说。
B. 讲什么样的科幻故事才算是一本优秀的科幻小说
能引起读者深思或者共鸣的,内容架空但是又有所依据,而不是完全天马行空。
比如三体,2012等,就是能引起共鸣,代入感很强的科幻电影或者小说。
不在于用词是否科幻,而是内容是否科学幻想出来的。
C. 现在科幻小说,讲什么故事才算新颖不老套
当然是讲各种外形,不同生存环境,不同社会结构,不同价值观的各类星级文明的硬科幻。
这种写起来比较难,不光要有想象力,还有对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生物学,物理学等有比较多的知识储备才可以。
披着科幻外衣的玄幻,穿越爽文太老套了,看着就烦。
D. 现在科幻小说还能讲出别人不曾想过的故事吗
说实在的,现在的科幻片真的很烧我们的大脑,真的很多想都不敢想的故事情节。
E. 科幻小说应该讲什么故事才好
讲什么故事都可以,现在很多人在纠结于科幻小说是否应该硬核,但是其实这是个伪命题,什么样的才叫硬,多少科技知识才算硬??我认为故事才是第一位的,一切都已故事为主。
不好看,不吸引人,光有科技知识、科幻点子,这就不叫小说。
大刘的三体已经很出名了,但是故事核心不过就是外星人进攻地球。
所以故事没有限制,好看就行。
F. 现在科幻小说讲什么类型的故事才不算老套
小说故事永远没有老套一说,老套的只是写作手法,以及世界观。
老套的也不一定不好,就科幻小说而言,追求的便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科幻故事,没有老套。
G. 对于科幻小说你有何见解
不是空想就能行吧,要有一定的科学基础,我个人认为太硬的一班人不见得能接受,有时候看不懂,夹杂点好的情节还是比较吸引人,我还是比较喜欢何夕的作品
H. 现在科幻小说,讲什么类型的故事才算新颖不老套
不仅是科幻小说,其它类型的小说,目前也都是这样的情况。形式老套,题材老套,但只要在老套上创新就可以了。
I. 科学幻想小说体现出作者的什么能力
纵观西方科幻小说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萌芽初创时代、黄金时代、新浪潮时代和新浪潮以后(塞伯朋克阶段)。下面分别作些简单介绍。一节萌芽初创时期(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期)为什么著名科幻小说作家阿西莫夫和奥尔迪斯把第一部科幻小说定为1818年玛丽·雪莱创作的《弗兰肯斯坦》,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因为,在这之前近两百年,德国著名天文学家刻卜勒就曾写过一部题为《梦》的小说,其中有对安眠药、宇宙飞行的超重、极低温以及真空状态的细致描绘。作者还想象出月球上的巨大植物和奇异动物。任何一位研究家都可以知道,这些内容恰恰是后世科幻小说的典型内容。遗憾的只是,作品主人公实现月球旅行的法超出了科学的范畴,他使用的是巫术。我们之所以提到刻普勒的《梦》,是为了阐明西方文学传统中很早就有强烈的幻想成份。早在古希腊时期,萨莱斯岛上的卢西恩就创作过《真实的历史》,柏拉图创作了《理想国》。以后,还有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佛兰西斯·培根的《新大西洲》(1627)、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1726)等等一系列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力描绘了一些超越现实的世界,在那样的世界里,人们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正是这种充满想象的文学传统,导致了科幻小说的诞生。另一个引起科幻小说出现的因素是西方工业革命。1765年,瓦特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架蒸汽机,1807年,富尔顿发明了轮船;1814年史蒂文森制造了火车。在这一切产生以前,哥白尼确立了太阳的中心位置;刻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磊规律;牛顿找到了万有引力定律。所有这一切,都强烈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冲击着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也冲击着人们的心灵。人们禁不住要问道:科学到底带来了什么?还将带来些什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这个作为社会现实的一个晴雨表的意识形态领域里,一种新的文学门类——科幻小说产生了。1818年,著名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二十岁的玛丽·雪莱(1797·1851)发表了一部题为《弗兰肯斯坦》(副题为《现代的普罗米修斯》)的小说。在事后回忆这部作品诞生经过的时候,玛丽·雪莱极力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那就是:《弗兰肯斯坦》的创作,纯系偶然事件。她在序言中写到:1816年的夏天,我是在日内瓦郊外度过的。那是夏季,天气阴冷,淫雨连绵,每到黄昏,我们团团围坐在熊熊燃烧的柴堆旁边(当时在场的还有雪莱、拜伦、拜伦的私人医生等),间或借几册偶然落入我们手中的日耳曼鬼怪故事聊以自娱。这些故事,使我们心生异趣,也想依葫芦画瓢凑个热闹。我和两位友人约定,每人根据某起神秘事件各写一篇故事。(《弗兰肯斯坦》原序;陈渊、何建义译,江苏科技出版社,1982)然而,通读整部作品,使我们打消了关于其产生于偶然“篝火故事”的推断。因为,它无处不透露着作者对科学与世界、科学与人类这一严肃主题的关注。小说的主人公弗兰肯斯坦是位科学家,他通过实验创造了一个丑陋怪物。怪物在人类世界中东奔西撞,却得不到支持、理解和同情;他响往爱情和美好的东西,但得到的却是谎言和追捕;他不顾一切地向人类复仇,但终于被迫漂泊到北极冰原。著名英国作家、科幻史家布里安·阿尔迪斯在他的科幻史著《万亿年狂欢》中,曾经高度评价过《弗兰肯斯坦》的故事内容。他一反过去的评论仅仅将这部小说当成“人造人”的技术奇迹的说法,而是认为它在勇敢地证明,技术可以向上帝挑战。“在雪莱夫人的笔下,科学家成了造物主。《弗兰肯斯坦》的主题就是上帝不再造人了,人于是接管了下来。这是达尔文(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的准进化观点,即一旦人被造出来了,进步的工作就留给其后代的活动,上帝不再干涉了。”《弗兰肯斯坦》的确不是一部偶然产生的作品,它具有十分深刻的思想。书中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使人想到了一个进退维谷的人类代表,站在新时代的十字路口时,所可能具有的种种复杂心态:一方面,科学向上帝挑战,创造了奇迹;另一方面,这奇迹又与人类的传统本性格格不入。近二百年来,这种尖锐的冲突在人类与技术进步之间一直没有停止,这也就是以《弗兰肯斯坦》开创的科学幻想作品的主要主题。从《弗兰肯斯坦》开始,科学小说进入了文学的舞台。在它漫长的初创时期里,还有两位作家值得一提,他们是法国的儒勒·凡尔纳和英国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他们两人从不同的方面开拓出了古典科幻小说的两个主要派别:技术派和社会派。凡尔纳(1828—1905),写过剧本,当过剧院秘书。他一生创作过上百部科幻小说,其中最有名的有《地心游记》(1864)、《从地球到月球》(1865)、《海底两万里》(1871)、《八十天环游地球》(1873)、《公元2000年的亚眠市》(1874)、《世界的主人》(1904)以及《流星追逐记》(1908)等。凡尔纳以极大的热情去幻想一个美好的未来社会,他是科幻小说中所谓乐观主题的最好体现者。但是,他的这种热情有时显得有点作做,他象个痴呆人似地去描写一些“狂徒”。那些人试图创造一个大炮飞向月球《从地球到月球》、或者为了打赌而环游世界《八十天环游地球》。或者航行于太平洋底《海底两万里》。我们之所以觉得凡尔纳笔下的人物是一群痴呆人或狂徒,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沿袭玛丽·雪莱那种哥特式小说的恐怖写法,而是继承了法国文学中面面俱到的传统。他笔下的人物千篇一律,没有深刻的内心生活,他也不试图去表现技术带给人的内心冲突。结果,他的小说成了科技成果的大展览,成了对未来的预言书。这正也是后来一部分评论家误入歧途,把科幻小说当成科学发展启示录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凡尔纳开拓了科幻小说的许多领域,他所写过的纷繁题材,至今仍被作家们重复着。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则正好与凡尔纳相反,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描述科学技术支人类生活的影响上面,而对明天将产生多少种飞机和火车不感兴趣,威尔斯是个生物学家,也是政治评论家。他一生涉猎广泛,科幻小说只是其创作早期的一个部分,主要有《时间机器》(1895)、《摩洛博士岛》(1896)、《隐身人》(1897)、《星际战争》(1898)(中译本为《大战火星人》)、《月球上的首批人类》(1901)、《神食》(1904)以及《在彗星出现的日子里》(1906)等。虽然威尔斯与凡尔纳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但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确属两代作家。在威尔斯的作品中,文风已不再是古典的了,小说的动作性很强,人物没有脸谱化。通过故事的逐步,我们能体会主人公在变化着的科学奇迹下的痛苦、狂喜和无能为力感。威尔斯作品中的“科学”也比凡尔纳的“先进”许多,凡尔纳基本上是在凭常识写作,而威尔斯则涉及到时空变换、元素与化合物等更深奥的东西。几乎每一部威尔斯的作品都让人觉得很悲壮,他是科幻文学中所谓“悲观主义”的体现者。《时间机器》可能是威尔斯最成功的作品。讲的是一个掌握在时间中穿梭行走技术的人,对公元802701年地球的探索。他发现,在那个时代里,地球上的人分成两支,一支称为埃洛依,他们生活在地球的表面,整日花天酒地,不劳而获;而另一支称为莫洛克,生活在地面以下,他们的身体已经退化,但仍然劳作不止,为埃洛依的世界创造财富。读者很清楚这两类人所对应的阶级。几乎每一部威尔斯的小说都让人觉得很悲观,他是科幻作品中所谓悲观主义的体现者。《摩洛博士岛》中的科学狂人、《隐身人》中主人公的悲惨遭遇,以及《星际战争》中无敌火星人的烧杀,都是如此。如果说,凡尔纳捕捉住了科学给人类的欢娱,那么,威尔斯则讲出了技术奇迹下人类的复杂感受,这一点倒是与雪莱夫人一脉相承。萌芽时期还有一些作家,比如美国的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他是侦探小说的鼻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科幻小说作家。他把悬念和逻辑推理传统带入科幻创作,取得了极好的效果。萌芽时期的作品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作家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创作一种特殊的文学品种,也许他们意识到了,但不乐意去标榜这种特殊性。他们没有宣言,没有给自己的作品定出特别名称和给出特殊定义。这样做的优点是,避免了来自读者和文学界对于创新的太多责难。第二初创期的作品没有固定的格式,作家们尽量从各方面进行探索。雪莱夫人写哥特式故事;凡尔纳的作品属于“漫游”;威尔斯把科学当成探讨式社会问题的引子;而坡则是在侦破案件。他们的这种探索,在接下来出现的科幻小说黄金时代中被揉合起来,形成了固定模式。这些探索在接下来出现的科幻小说黄金时代中被综合起来,形成了固定模式。第三我们可以看到,从科幻小说的初创开始,科学和技术就没有在其中上升到主要的地位,它不是当成科普读物或是科学预言被创作出来。作家们更关注的是人类的命运,关注整个世界的前途。最后,萌芽初创期确立了后世科幻小说的主要题材,它们是太空探险、奇异生物、战争、大灾难、时间旅行、技术进步以及未来文明的走向等。二节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本世纪三十年代—六十年代)经过众多作家的共同努力,特别是本世纪初美国出版商的推动,使科幻小说有了极大发展。从本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开始,形成了一个持续的创作出版高峰,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的起止日期也是有争议的,尼科尔斯·皮特将其定为1938—1946年,但是显然还有别的观点,我们只能笼统地将其限定在40—60年代)。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大致有以下特点:一、出现了一批科幻活动家。在他们的积极组织下,才产生出作家、作品辈出的繁荣景象。早在三十年代,美国的书商就看准了科幻小说这一品种。当时,有一套书籍非常廉价,叫做10美分丛书,只要一角钱就能买一本,中间全是内容、插图十分拙劣的科幻小说:外星人来了,和罪恶势力进行了斗争,英雄拯救了地球美人等等。这类思想艺术性极差的作品,败坏了科幻小说的声誉,在读者中产生了不良影响。第一个出来扭转这一局面的是美国人雨果·根斯巴克(1884—1967),他是工程师,负责主编《科学与发明》杂志。为了开拓刊物的功能,也为了恢复科幻高雅的名声,根斯巴克从很早就辟出一定版面刊登科幻作品。到了1932年,他干脆发行了科幻小说专号。专业杂志整本地刊登文艺作品,无疑对读书界产生震动。在事后的民意调查中,支持改版的读者有32644人,占读者总数的98.52%,而反对者仅为498人,占1。48%。根斯巴克再接再厉,在刊物上开辟了“讨论”专栏,由读者自己发表意见。这样,对科幻小说的认识得到了深化。如果说雨果·根斯巴克的主要工作放在启蒙读者上,那么小约翰·坎贝尔(1910-1971)的功绩则主要是团结和培养了作者。从1938年到1971年的整整三十年里,坎贝尔主编了主要的科幻小说杂志《惊奇科幻故事》。他从来稿中发现作者,不辞辛苦地指导他们,安排新作家之间的交流聚会,改写他们的稿子,甚至给他们设计写作题目。正是在这三十三年里,他发现了包括阿西莫夫、莱斯特·德尔·雷伊、海因莱因、西奥多·斯特金、A·E·沃格特和克里福德·西马克等许多作家。为了纪念雨果·根斯巴克和小约翰·坎贝尔的贡献,人们以他们的名字创立了两种科幻奖项,其中雨果奖已发展为当今最有权威的科幻小说奖。二、出现了大量作家和优秀作品。由于根斯巴克扫清的读者道路,在小约翰·坎贝尔的《惊奇科幻小说》的拓展下,顺利地推出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很难数清黄金时代佼佼者和他们的杰作,我们仅从某些研究家所做的编年史中撷取一些。它们是史密斯(1915-1966)的《云雀丛书》,莱斯特·德尔·雷伊的《海伦姑娘》(1938),范·沃格特的《斯兰人》(1940)、《非A丛书》(1945-1946),西奥多·斯特金的《微观世界的神》(1941)、《超人类》(1953),罗伯特·海因莱因的《他造了一所怪房子》(1941)、《未来历史丛书》(1950-1953),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1942-1948)、《奇妙的航程》(1966),乔治·奥维尔的《1984年》,小约翰·坎贝尔的《月球是地狱》(1950),雷·布拉伯雷的《火星记事》(1950)、《华氏451度》(1954),阿瑟·克拉克的《童年的末日》(1950)、《2001年太空漫游》(1968),约翰·温代姆的《三尖树时代》(1951)、杰克·威廉姆森的《时间军团》(1952),哈尔·克莱门特的《引力使命》(1953),威廉·戈尔丁的《蝇王》(1954)。阿尔弗雷德·贝斯特的《被拆散的人》(1953)、《星星-我的目的地》(1965),菲立普·迪克的《太空之眼》(1957)、《高城中的男人》(1962)、《夜翼》(1969),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丛书》(1963-1980),以及克里福德·西马克的《驿站》(1963),等等。此外,还有哈伯德、莫尔、詹姆斯·布里什、考恩布鲁斯、弗雷德里克·波尔、安德森、谢克利等等的作品,无法胜数。他们的小说水平很高,质量也很整齐。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我们仅取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进行介绍,他们是:美国的海因莱因、英国的克拉克和美国的阿西莫夫。罗伯特·安森·海因来因(1907年-1988年)是美国作家,受业于密苏里大家和安娜阿波利斯海军学院。在部队服役五年,后又进入洛杉矶加洲大学攻读物理。1939年开始创作。主要作品有《未来历史丛书》(1950-1953)、《星球兽》(1954)、《双星》(1956)、《星船伞兵》(1959)、《异乡异客》(1961)、《月球是个严厉的妇人》(1966),以及近期出版的《野兽的数字》、《超越日落的航行》等等。海因来因是讲故事的能手。他不特别追求过高的文学品味,只求用平易通俗的笔写故事。中篇小说《傀儡主人》发表于1951年,描写一群专门附着在人体上、控制人类行为的外星人。它们象虫子一样吸住人体,然后进入脑部。于是,无能的人只能俯首听命,成为傀儡。评论认为,这种虫子样的异星生物,只不过是海因莱因用来表达人类对死亡恐惧的一个诱因。《双星》是一部惊险小说,讲一个演员如何卷入一场政治阴谋,充当首脑替身的故事。由于他的出色表演,拯救了整修银河共和国。小说对当今政治舞台上的领袖们进行了不露声色的讽刺。试想,当一个根本不懂政治事务和外交法规的演员,居然能够在星际世界的谈判桌成功进行磋商,那么,职业外交家和政治家就变成了很可笑的人物了。这部作品于1956年获得雨果奖。《入夏之门》写于1957年,是关于时间旅行的。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与时间打交道,而每一次使用的方法都有所改变。最后,他终于成功地在历史和未来之间进行旅行。这部小说的情节,一定对八十年代初曾轰动一时的电影《回到未来》有所启发。在电影中,主人公回到三十年前,替自己的父母充当婚姻介绍人。海因莱因是真正的美国作家,他可以大量使用俚语和民间格言。他虽然塑造过各式各样的主人公,但人们总是感觉到这些家伙属于一个阶层,这就是处于社会底层和上层之间的那一类人。他写的科学家、工程师、军官、工人甚至总统都是如此,风风火火,讲起话来好象挺有见地,其实并不深刻。他之所以被称为黄金时代的支柱,恐怕是因为著述的丰富和广泛的读者群。无法否认事实是,海因莱因的作品构思就是绝妙,悬念不断;加之,他不象别人那样关心机器胜过关心人。阿瑟·克拉克(1912年-)是英国作家、科学家,国际通讯卫星技术的奠基人。他在1945年发表的论文《地球外的中继》里,第一个讲述了卫星地球通讯的可能性及方法。他的主要作品有:《童年末日》(1950)、《城市与星星》(1956)、《2001年太空漫游》(1968)、《与拉玛相会》(1973)。以及后来的《天堂的喷泉》(1980)、《2010年太空漫游》(1983)和《2061年:第三次漫游》(1987)、《大堤上的幽灵》(1990)等等。克拉克的作品以出色的科学预见、东方式的神秘情调和海明威的硬汉笔法著称。是唯一颇具哲学家韵味的科学家兼作家。在《童年的末日》里,作家讨论了当宇宙中的生命想干涉地球文明进程时发生的情况,人类的各种本性在外星生物面前暴露无疑。《城市和星星》沿袭了这一主题。最后,地球人突破了自身的桎梏,成为宇宙的一员。克拉克最感兴趣的话题是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在他看来,肯定存在着高于人类的生命形式,这种形式人类根本无法理解,于是,最好的文学表现手法就是神秘主义。这在1969年他与斯坦利·库布里克合作的电影《2001年太空漫游》中得到了淋漓的表现。整部电影分成四个互不相关的独立部分:第一部分写的是辽远的古代,猿人成群结队地栖息在树林里,忽然有一天一个超自然的长方体降落下来,它探索人猿也启蒙了人猿,拉开了其与大自然抗争的序幕。人类从此诞生。紧接着,镜头切换到了未来,二十一世纪的太空站,美国政府官员正奔赴月球。在那里,宇航员们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物体,它埋在地球万年不变的尘土下面,但是无疑是超自然的造物。因为,它正是我们见过的长方体。在苍白的阳光照射下,长方体忽地发出了声音。第三部分的影片显得有些沉闷。讲的是宇航员正飞向土星,控制了飞船的大型计算机不知怎么厌倦了繁重的脑力劳动,发生了“反叛”。它设计谋杀了大批宇宙船中的成员,切断了人与地球的联系。唯一幸存的宇航员不得不与计算机较量。取出了它的记忆元件,夺回了决策的主动权,在这同时,飞船已经接近了目的地土星,观众们惊奇地第三次看到了飘浮在空中的长方体。电影的最后一部分是最为激动人心的。飞行员在宇宙长方体的协助下,穿越了亿万光年的空间,他在星座绚丽的海洋中漫游,终于来到一个火焰熊熊的星球内部。在这里,他找到了一间宁静的小屋,并在其中羽化成一名宇宙婴儿。《2001年太空漫游记》出现在黄金时代的后期,因此,它具有完全成熟的表现手法。它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杰出产品,同时,也是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直接评价。无论是外星人长方体的介入、人类的科技成就,还是计算机的反叛,都体现出现代科学技术所创造和认识的世界,是一个多么冰冷的世界。这种技术的冰冷感,加上对外星人类无法理解的行为的惧怕,使人们丧失了信心。你好象站在那块黑糊的长方体面前,摸到了它坚实的表面,但却无法超越它,你只能顶礼膜拜。《2001年太空漫游记》获得1969年奥斯卡奖多项提名。艾萨克·阿西莫夫(1920年——1996年)年是俄裔美国人,专业科普作家,他的作品已愈三百部。其主要科学幻想作品有《基地系列小说》(1942)、《我、机器人》(1950)、《钢窟》(1954)、《裸日》(1956)、《二百年的机器人》(1976)、《奇妙的航程》(1966)和八十年代以后的续集等等。阿西莫夫以“没有文风”著称。他每天在打字机前坐着的时间超过八小时,在这八小时里以每分钟90字的速度打字,没有间断。他创作的作品有科幻、科普、文学、历史、化学、等等。在这样杂烩式的商业气氛下,“没有文风”成了自然的事情。但恰恰是这种“没有文风”又成了一种独特的文风,使不少人为之着迷。阿西莫夫有驾驭大场面的能力。在中篇小说《黄昏》里,作者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在有六颗太阳照耀下的雷盖什星球上永远没有夜晚,因为太阳可以轮流抛洒光和热。但是,终于有一天,这是千年不遇的时刻,六颗太阳全部进入日蚀状态,而人类脆弱的心灵根本无法忍受这种绝对的黑暗。于是,为了寻求光明,他们精神崩溃,燃起了全球大火。著名评论家戴维·哈特威尔(1987)认为,这是黄金时代的经典作品,它留给人们的宏大场面非常难忘。《基地系列》由《基地》(1942)、《基地与帝国》(1945)和《第二基地》等组成(1948)。据阿西莫夫自己回忆,当时,他正在研读罗马史,发现整个古代的事件完全有可能在未来、在银河系那样广大的时间范围内重演。于是,他构思和创作了这部庞大的作品,前三部在《惊奇科幻小说》连载了七年才得以完成。阿西莫夫知道,文明早晚是要衰落的,为了挽回这种失落,挽救即将崩溃的银河帝国,他设计了两个保存人类文明的秘密基地。阿西莫夫作品的另一个特色是喜欢推理。把推理小说的写法和机器人故事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的另一系列故事,其中最有名的是《我,机器人》和《钢窟》。在这里,阿西莫夫煞有介事地提出了所谓的“机器人工学三定律”,即: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人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第二定律——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第三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的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二定律。(《我,机器人》,科学普及出版社)与其说这些定律是贡献给机器人学的,倒不如说是提供他自己推理使用的。阿西莫夫正是利用这三定律做为起点,把他的每一个机器人故事的主角推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要服从第三定律就得违反第二定律,或者要服从第二定律就得违反第一定律,如此等等。然后,那些阿西莫夫“化身”的机器人开支脑筋,圆满地解决问题,逃出困境。随心所欲的商业化写作,有时也能创造出非常绝妙的作品。阿西莫夫肯定是开拓题材的天才。1966年,他重新复活了《格列佛游记》。为了治疗病人头脑中的血栓,他把一只潮水艇连同几个海军士兵、医生,用科学的手段“缩微”到分子大小;然后让他们进入人体,随着血液流进大脑,再用激光器打通栓塞,拯救了人的生命。除了海因来因的故事性、克拉克的神秘性、阿西莫夫的逻辑性之外,黄金时代有特色的科幻作家还有长于讽刺的谢克利,田园风格的西马克,黑色幽默的克莱门特,反乌托邦主义的奥维尔等。三、对科幻小说的认识逐步统一黄金时代佳作济济,人才辈出,推动了人们对科幻小说认识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作者们不再象萌芽时期那样心中没底地左右冲突,而是共同遵循某一固定模式。这个模式是:(1)必须有一个带有悬念的好故事;(2)这个故事必须与科学发展或科学家的工作有关;(3)要有几个恢宏的奇异场面;(4)无论结尾是乐观还是悲观的,最好能给人一定思考。对科幻小说的定义也开始趋于一致。比如:小约翰坎贝尔和布莱特纳就都认为,科幻小说是表现科学对人类影响的作品。布莱特纳写道:“科幻是科学以及由此产生的技术对人类影响所作的理性推断为基础的小说。”莱斯特德尔雷伊进一步阐明,科幻实际上是在写“变化”。他写道:“科幻小说是采取娱乐的手段,以理论和推理试图描述种种替代世界的可能性。它以变化作为故事的基矗”很显然,这种“替代世界”指的是,在另一种科技和文明下的世界面貌。阿西莫夫亦同意这种看法,在稍早些时候,他写道:“科幻小说是文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描绘虚构的社会,这个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科技发展的性质和程度。”黄金时代使科幻作品在读者心目中站稳了脚跟。但是,正统的文学殿堂还没有正式接受这一形式。三节新浪潮时期(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中期)“黄金时代”对科幻小说认识的统一以及创作方法的标准化,给科幻小说带来了桎梏。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十年间国际政治、军事和科技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冷战、左翼兴起、东方宗教的传播、美国在东南亚的卷入,生态环境的破坏、流行艺术的产生以及毒品泛滥等等,特别是195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上天给人们极大的震动。公众发现,科幻小说中那些美妙故事要么缺少现实性,要么比现实还缺少神奇性。再加上长期以来,科幻作品属于通俗文学范畴,得不到主流文学界的重视,这也深深地刺痛了科幻作家。这样,一场变革的风暴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1965年夏,著名作家兼编辑家米切尔·莫考克(1939-)出任英国《新世界》杂志主编。他一上台,立刻对整个英国科幻界产生了新的影响,推出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部分作家的革新作品。这些作品与传统科幻小说对立,它不再把物理学一类的正统科学当成主要内容,而是重视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神学。它的写作手法极力接近正统的主流文学。它不再象过去的科幻小说那样热衷于二千年、三万年以后的世界,而是极力想表现最近的将来,甚至表现当前的世界。完整、清晰的故事没有了,片断的、琐碎的、意识流的,幽默嘲弄式的、象征主义的手法出现了。初看起来,这些小说晦涩难懂,但仔细品味,其中的寓意十分深远。1968年,编辑家朱迪·梅丽尔选编了这样一本集子,并把它们正式称为新浪潮作品。新浪潮运动由此产生。
J. 你对中国科幻文学(小说,电影)有什么看法
科幻小说在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隶属于“儿童文学”,当这种片面的认识终于得到纠正之后,科幻小说终于成为“通俗文学”的一种形式。但在主流文学界的一般认识之中,科幻小说还进入不到“高雅文学”。科幻小说长久不能进入雅文学的领域,实际上就是指出,在目前文学理论的评价框架下,科幻小说在艺术美感上是很弱的,甚至被认为几乎没有艺术美感。科幻小说被认为不过是讲述一个离奇的故事,“有趣”和“离奇”是其最重要的特征(相比童话或者其他儿童文学,科幻小说的位置更为尴尬,因为面向儿童读者群的特殊的叙事技巧和艺术感染力被剥离,它需要直接面对主流文学的评价模式)。
分析科幻小说之所以被认为缺乏艺术美感的原因,可以清晰地发现,作为艺术美感产生的基础——艺术真实,在科幻小说中得不到认同。对照上述理论界对于艺术真实的理解和解释,科幻小说中确实缺乏“生活的逻辑”。比如在关注未来的科幻小说中,几乎每一篇小说都呈现了一个互不相同的未来世界,那里整个人类的文化、经济与政治都是“出乎意料”的,那么,在这个情境中,很难说文本到底包含多少现实生活的逻辑;在观照技术革新的科幻小说中,物质生活的巨变非常突出,科幻作家往往能想象出令人震惊的科学技术,那些新鲜的机械、商品和各种工具,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少有直接对应物,也就更谈不上基于现实的“真实”;最大的难题是对地外生命、地外文明构想(或者是若干年后彻底进化的人类本身),其诸多细节是彻底天马行空地想象,比如人类作为一种能量而不是一种物质实体而存在,这些显然更不具备上述所谓现实生活的经验。
还有涉及其他种种科幻题材的小说内容就不再赘述了,出于讨论上的简便,不妨暂时将其定义为“强幻想”,它们共同的一个特征便是,无论是对物质世界、还是对人类的精神世界的描绘,都大大超越现有的实际生活,有些甚至很难从现有生活中找到类似的对照物。必须承认,无论作家做何等想象,必然受到其生活体验的约束于局限,也就是说一切想象几乎都能从现实生活找出根源,但问题是,当这种想象与现实过分地疏离之后,读者的生活体验就很难与作品的描述产生“共振”,读者可能认为小说是精彩的、曲折的、生动的,但是确在潜意识中不断暗示自己,这是“编造的”、“虚假的”,从而很难体会到强有力的艺术真实感(按照现在对于艺术真实的理解),进而产生审美体验。
不过实际上,这里存在的最大的疑惑和矛盾是:尽管从理论上分析可以看出,科幻小说几乎不具备艺术真实(当然,这里尤指“强幻想”的科幻小说,与其相对的“弱幻想”,比如在科幻小说中被称为“软科幻”的那一部分,其背景可能就是现实生活,因此它较为勉强甚至完全适用地可以用一般的批评范式来对待,不必断章取义地将我这里所指的“科幻小说”理解为科幻小说的全体),然而在实际阅读过程中,一个合格的、成熟的读者能够体会到科幻小说中的美感,换句话说,他们能够感受到科幻小说中的“真实”,并且将那些几乎不可思议的“强幻想”与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统一起来,从而被唤起一种情感上的或者思想上的共鸣。
比如阿莫西夫《基地》(系列)中描述了已有一万二千年悠久历史银河帝国,进行了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小说厚重而富有历史感;刘慈欣在《地球大炮》中,设计了一个将地球沿直径掏出一个空心管道的的技术构想,展现了科学技术的伟大力量,以及人必然能够征服自然的信念;韩松在《红色海洋》中对于若干年后生活在海洋中的退化的人作了细致的描绘,其残酷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给读者造成了强烈地冲击,呈现了一幅鲜活的关于生存、争斗和死亡的悲剧式的图景。
不用将科幻名作一一列举,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尽管从理论上分析,科幻中的“强幻想”难以将读者带入一个不自觉的真实之境,然而实际情况却与之恰恰相反,优秀的科幻文本不断地营造真实之境并赋予读者强烈的审美体验。那么,当理论与实践不相符合之时,带来的思考就是,原有的理论是否存在局限甚至缺陷?
科幻小说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主流小说最大的区别是,它不仅关注精神层面,而且也关注物质层面。这里的物质层面,不是当下文学理论中通常意义下的“物质生活的享受”,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物质世界,涵盖了科学与宗教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对于科学,包括对宇宙的现有认识和尚未进行实证的科学猜想)。按照李兆欣对于科幻本质的理解,科幻小说的思想性体现在它观照“变化对人的影响”,在主流小说中,这个“变化”是指现实生活中的时代变迁、生活方式的变更、思想观念的蜕变等;在科幻领域中,“变化”则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它还包括直接的科学理论与技术产品的变化(当然,这更多是虚构的,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变化),甚至是科学规律本身的“变化”(虚构出另一种“自然的规律”)。即使在精神层面,这种变化甚至也不仅是人自身,而可以是动物、植物,甚至是完全虚构的“地外文明”。
因此,艺术真实的概念可以在科幻领域中得到这样的拓展:
1、艺术真实包括对物质世界符合逻辑的假想和虚构,其艺术效果是产生科学之美与自然之美,或者是对科学本身的反思和批判之后的悲剧美。
科学美与自然美(这里尤指自然规律,而不局限于自然风光)在主流文学作品中一般得不到充分体现,甚至不能体现。文学作为艺术美的最高形式之一,它区别于科学,甚至在实际的理论探讨中,需要特别地对文学与科学加以区分。在实践上,文学作品也少有表现科学美的。
但是在科幻领域中情况完全不一样,大量的科幻小说,尤其是被称为“硬核科幻”的作品,非常关注科学规律以及科学技术,许多在主流文学中几乎不可能被采用的题材,在科幻小说中得到充分发展。比如当代科幻作家刘慈欣,在《地球大炮》中虚构一个贯穿地球的巨大管道,利用力学原理进行运输,而后又虚构,通过电磁学原理,利用这个管道用来当作加速器,向地外发射各种机械结构;在《诗云》中,他更为天马行空地虚构出一个巨大无比“存储器”(功用上类似于现在电脑的存储设备),它由几个星球作为原材料制作而成,飘散在地球的周围;在《梦之海》中,他虚构出,地球上的海洋之水被冻结,并被制成巨大的规则的长方体,漂浮在对地同步轨道上,折射太阳的光辉,成为一件艺术品。这些在目前看来,完全不具备技术可操作性的虚构情节,在阅读的时候确具有极其逼真的真实感,其宏大的结构、壮阔的场景,甚至带有宗教色彩的对“造物主”的赞叹和膜拜,都充分地反映了科学美、技术美和自然美。
刘慈欣自己也曾表示:“世界各个民族都用自己最大胆最绚丽的幻想来构筑自己的创世神话,但没有一个民族的创世神话如现代宇宙学的大爆炸理论那样壮丽,那样震撼人心;生命进化漫长的故事,其曲折和浪漫,也是上帝和女娲造人的故事所无法相比的。”[7]不争论这个观点是否在认识上有所偏颇,它至少说明,科学(理论、规律)、自然是具有美感的。那么,既然我们能够从客观世界实际存在的关于自然的规律和事物中获得审美体验,一部优秀的科幻作品也就同样可以由符合逻辑的基本“假设”出发,建构另一个世界,或者另一种人类尚不能/不可能观测到的景致,来实现本质上相同的科学美感。并且,就人类当下的对世界的认识程度,自然规律的真与美往往是统一的、同一的。宇宙学中的超弦理论尚不能通过实证来检验它是否是真的,但是它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假设而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在数学形式上以及某些其他方面具有强烈的美感,甚至在讨论它时用到了关涉美学的概念(奥卡姆剃刀)。因此,科幻小说中对于物质世界——比如自然科学中的定律、数学公式中的常数、尚不存在的景致——进行符合逻辑的虚构,在实践上完全能够产生艺术真实感。而主流小说对此的忽视,恰恰反映出主流文学在这类题材中的弱势和无力。
另一方面,科幻小说中还有大量虚构,其目的和效果并非是反映科学美,而是描述技术灾难。这类作品的立场往往是对科学持批判和有限度的发展的态度,对人类当前的发展模式进行质疑,以及关涉技术对人的异化等问题。这类题材在主流文学中,更多地是从体制和文化的角度进行批判,而不是直接关注物质生活本身。现实生活中的技术灾难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强度,都是有限的,而作为文学创作,基于生活的虚构是艺术上的必然,因此,科幻作品中往往有现实生活中完全不存在的灾难性场面,题材涉及基因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纳米技术、计算机网络、人工智能等多个科技领域。虽然与客观世界进行比照时我们会认为这些“灾难”是荒谬的,但是必须看到,作为艺术上的提炼,成熟的读者不仅在阅读时能够从文本中感受到灾难的真实气息,在本质上,它也同样是现实生活中科技负效用的一种映射。因而它们在艺术上是真实的。
换一个角度,理论界现在对于艺术真实的理解,即反映生活的“真相”、“本质”和“规律”,在涉及对科幻小说的评价中,对于“生活”一词的规定过于狭窄,在文学中,它不仅像我们一直理解的那样,包含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总和”以及“关系总和中的个体的人”,还应当涵盖人所生活其中、并不断探寻其规律的客观世界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客观世界关系下的个体的人。
2、艺术真实包括映射人类社会自身的“非人类”社会,其艺术功用与描写人类自身一样,重在唤起读者在情感、意志和观念等方面的共鸣。
科幻小说中存在大量“非人类智慧”的描写与虚构,比如具有独立意识的人工智能、外星人,或者已经与现今的人类完全不一样的未来人。在形式上,这些描写似乎虚假的,缺乏真实感的,因为它们表面上看来与现实社会不相关,其人物形象与事件也完全在人们的经验之外。但在实践中,这类文本同样能够带来强烈的真实感/现实感,因而它应当具备了艺术真实。
深入剖析其中的原因,不难发现,不管作者如何构想“非人类”社会,实际上都必然不能完全脱离作者自身的生活经验,也就是我们的现实世界。科幻小说中绝大部分非人形象都是人格化的,不过是外在形象与文化形式可能有大量的虚构,但人格化是其很难脱离的一个基本规则。比较人类在神话故事以及宗教故事中对于非人(神鬼)的构想,这些虚构也同样是将“非人”进行人格化。
因此,在人格化的角色中,无论其外面如何怪异,小说的情节依然局限在一个人与人的关系网络中,非人的角色实质上乃是为了对照现实的人,非人社会实质上同样是为了对照现实的人的社会,进而表达作者对于人的立场和态度。这一点在本质上与主流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是相同的。比如艾萨克·阿西莫夫在《二百岁的寿星》中虚构了一个机器人,“他”本来可以“不朽”,但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人,他最终体验了死亡。在这里,所谓机器人就是一种现实的人的映射,而深深打动读者的,就是小说通过一个机器人的“生命历程”所反映出的人的情感、情绪和生命的意义。从这一点,非人的形象同样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关于非人的虚构一样具备艺术真实性。
在另一些科幻小说中,也会存在并没有人格化的非人形象,比如洞察宇宙真理的智慧体等。在这类小说中,人的形象实质上被抽象化与概括化了。一般的小说中,人作为一个实际的存在,他必然需要具备独特的个性和特定的意识,这在文学创作中称为“典型”。但科幻小说却能够突破这种传统,它可以没有具体的人的形象,而是将哲学意义上关于的“人”的共性和本质抽里出来,在文本中进行哲学思考。比如在一篇科幻小说中,一个人死后在黑暗的空间中与另一个“声音”进行对话,这对话其实就是一个哲学思辨的过程,对于一些形而上的问题进行不断地拷问;在一篇名为《维序者》的科幻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个维持“时间秩序”的智慧体的形象,而实质上小说也是在进行关涉时间、存在与历史的某种哲学思考。
这类小说的共同特征是缺少情节,但它的特色是能够抽离出一个抽象的人的概念,从而在文本中进行哲学层面上的思辨。这种创作形式在主流小说很少见,因为主流小说几乎无法在缺少具体的人(也没有人格化的形象)的基础上去进行创作。但这应当具有艺术真实性。因为所谓文学,不是仅仅要从文本中体现对于现实生活的关照,具有感性上的相通与共鸣,同样也可以直接超越感性的认识,直接从哲学的层面对高度概括后的现实世界进行理性思考,关注于抽象的形而上的概念(比如人存在的意义,宇宙是否完全可知,空间与时间的本质等)。如果萨特能够在他的小说中进行存在主义的思考,就没有理由认为科幻小说不能进行更为抽象的哲学拷问,也就应该认为,科幻小说中虚构的非人格化的非人形象,实质上是在小说中进行哲学思辨的一种媒介,是一种观念的抽象表达,具有艺术上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