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谈科幻小说

㈠ 王富仁的代表性著作

1. 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2. 先驱者的形象(论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3月版
3.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9月初版，2000年12月再版
4. 文化与文艺，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5. 灵魂的挣扎(论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版
6. 历史的沉思（论文集），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版
7. 现代作家新论（论文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版
8. 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
9. 突破盲点：世纪末社会思潮与鲁迅（王富仁、赵卓合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10. 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11. 《雷雨》导读，中华书局，2002年2月版
12. 中国的文艺复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 古老的回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
14. 中国现代文化指掌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
15. 语文教学与文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版
16. 王富仁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
17. 王富仁序跋集（上、中、下），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
18. ?鲁迅纵横观(译著)，原著者(俄)B·谢曼诺夫，王富仁、吴三元合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5月
19. 鲁迅论集（韩文版），金贤贞译，韩国釜山世宗出版社，1997年8月20. 蝉声集（散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年
21. 蝉声与牛声（散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22. 说说我自己（学术随笔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
23. 呓语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4月 1.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大系（编著、与韩国柳凤九合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 中国现代小说短篇小说精选，西北大学1999年版
3. 中国现代美文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 闻一多名作欣赏，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
5. 中国现代小说卷，王富仁、孙晓娅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年11月版
6. 中国现代散文卷，王富仁、梁鸿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年11月版
7. 端木蕻良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8. 鲁迅小说选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3月版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任主编之一）
9. 语文（七年级上册），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10. 语文读本（七年级上册），同上
11. 语文教师用书（七年级上册），同上
12. 语文（八年级上册），同上
13. 语文读本（八年级上册），同上
14. 语文读本（八年级上册），同上
15. 语文教师用书（八年级上册），同上 16.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1986年获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奖三等奖。
17. 《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1990年获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颁发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一等奖。
18. 《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1998年获北京师范大学首届科学研究奖一等奖。
19. 《闻一多诗论》1996年获中国闻一多研究学会颁发的闻一多研究三等奖。
20. 《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2002年12月获北京市第7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1.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2002年10月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二等奖。
22. 《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2002年5月获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23. 《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2002年9月入选《江苏社会科学优秀论文精选》,并荣获一等奖。
24. 《西方话语与中国现当代文化》2005年4月获中共广东省宣传部优秀论文奖，2005年3月获汕头大学2004年度科研成果奖。 2003年受聘汕头大学终身教授以来，提出了“新国学”的现代学术理念，引起了国际、国内的强烈反响。担任汕头大学新国学研究中心主任，负责编辑《新国学研究》辑刊，已经出版、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如下：
1. 新国学研究（1—4），汕头大学新国学研究中心主编，已出版4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006年版
2. 把汕头大学建设成“新国学”的研究基地，《汕头大学》（校报）2003年9月15日
3. 舜与中国文化，《云梦学刊》2004年 第1期，王田葵、何红斌著《〈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序》，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5月版
4. 新国学论纲 ，《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3期连载《新国学研究》第1期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05年第11期转载
5. 老子哲学的逻辑构成，《新国学研究》第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6. 孔子社会学说的逻辑构成（上），《文史哲》2006年第2期，《新国学研究》第3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
7. 孔子社会学说的逻辑构成（下） ，《文史哲》2006年第3期
8. 孟子国家学说的逻辑构成：从孔子到孟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8期，《新国学研究》第4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7 月
9. 关于“新国学” ，《东亚文化与中文文学》（香港号），2006年2月版
10. 在语文教学中必须同时坚持三个主体性，《语文学习》2003年第1期
11.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上），《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12.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下） ，《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13. 中国人与犹太人，《东方文化》2003年第1期
14. 自然·社会·教育·人――鲁迅回忆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赏析，《语文学习》2003年第2期
15. 触摸语言――徐志摩《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赏析，《语文学习》2003年第3期
16. 推荐冯至《山村的墓碣》，《语文建设》2003年第4期
17. 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一），《文艺争鸣》2003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5期转载
18. 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二），《文艺争鸣》2003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5期 转载
19. 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三）， 《文艺争鸣》2003年第3期
20. 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四）， 《文艺争鸣》2003年第4期
21. 怎样感受人？怎样感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语文学习》2003年第5期
22. 文事沧桑话端木――端木蕻良小说论（一）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
23. 粱实秋《雅舍》赏析，《现代散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年6月版
24.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4期摘编
25. 如何看待新诗的成就？ ，《新华文摘》2003年第8期论点摘编
26. 当代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黄河》2003年第5期
27. 文事沧桑话端木――端木蕻良小说论（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4期
28. “西方话语”与中国现当代文化， 《文学评论》 2004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4年第2期转载，收入《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
29. 文化的光芒与阴影—何希凡《在文化的光芒与阴影下》序， 《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期
30. 传播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读书》2004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4年第7期转载
31. 由法布尔的《昆虫记》引发的，收入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中心合编，《2002年鲁迅研一些思考究年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8
32. 论当代文化界的社会结构，收入陈学超主编《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香港教育学院2004年
33. 平民文化与中国文化特质， 《文艺争鸣》2005年第1期
34. 最是鲁迅应该读――关于中学版鲁迅作品教学的几点思考，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小说选读》，2005年3月
35.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教育，《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励耘学刊》2005年第1辑
36. 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中学语文教学》2005年第1期作用
37. 我们为什么需要儿童文学？， 《中国教育报》2003年5月26日
38. 学术断想， 《东方论坛》2005年第2期
39. 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 《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
40. 现实空间·想象空间·梦幻空间， 《汕头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6期
41. 为新诗辩护 ，《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
42. “小小说”与“大小说” ，《小说评论》, 2006年第1期
43. 物质世界·精神世界·话语世界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44. 我看中国的鲁迅研究 ，《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1辑，《新华文摘》2006年第7期全文转载
45. 延安文学有重新加以研究的必要 ，《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6年第10期全文转载
46. 今天研究左翼文学的意义：“中国左翼文学国际研讨会”闭幕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6年第2期
47. 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孟庆澍《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代序， 《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
48. 厦门时期的鲁迅――穿越学院文化，《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49. 读什么？怎么读？，《名作欣赏》（初中版）2006年第8期
50. 莫用学生的主观性取代教师的主体性，《中国教育报》2006年7月30日
51. 有关左翼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东岳论丛》2006年第5期

㈡ 如何看待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

中学鲁迅作品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作品几乎是作为第一批现代白话文学作品进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此后，几乎所有各套中学语文课本都入选相当数量的鲁迅作品。“文革”初期，鲁迅作品曾一度被逐出中学语文课堂，后来也很快恢复了。可以说，古今中外所有的作家，没有谁能够像鲁迅这样在我国的中学语文教育领域如此受到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关注。中学语文课本中，其他任何一位现当代和外国作家都可以缺席，惟独鲁迅不能缺席。于是，不同时代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怎样解读鲁迅作品，不同时代的中学语文教师怎样教学鲁迅作品，就成为一个很值得探究的问题。

一、民国以来中学语文课本鲁迅作品选目

关于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选目问题，可分以下五个阶段来考察。

1．20世纪20年代初～1949年

鲁迅作品一诞生就注定成为日后的经典。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开始新文学创作不过两三年时间，但国内各书局和各省教育厅及一些著名的学校，就开始在他们自行编写的国文或国语类课本中编入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鲁迅作品。目前所知最早收入鲁迅作品的中学语文课本，是20年代初北京孔德学校编印的《初中国文选读》，其中收录了《风波》《故乡》《鸭的喜剧》《社戏》等鲁迅作品。1924年，叶绍钧主编的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30年代傅东华主编的《复兴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夏丏尊、叶绍钧合编的《国文百八课》，40年代叶绍钧、朱自清合编的《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等，都选入了相当数量的鲁迅作品。这一时期中学语文教科书选入鲁迅作品，主要目的有二：一是显示白话文学的实绩，推广白话文，二是传播反封建专制的思想文化，培养时代新人。

这一时期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鲁迅作品篇目如下：

散文：《秋夜》《雪》《风筝》《好的故事》《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藤野先生》；

小说：《孔乙己》《一件小事》《风波》《故乡》《兔和猫》《鸭的喜剧》；

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呐喊〉自序》《论雷峰塔的倒掉》《最先和最后》。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共产党解放区为培养自己的文化干部，也开始编写体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中学语文课本。胡乔木主编的《中等国文》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套中学语文课本。据统计，解放区的中学语文课本选入了以下鲁迅作品：

小说：《孔乙己》《一件小事》《阿Q正传》（节选）《非攻》；

杂文：《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我们不再受骗了》《不识字的作家》《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像的愚蠢》《中国语文的新生》《〈且介亭杂文〉序言》《最先与最后》。

我们看到，解放区的中学语文课本中鲁迅作品偏少，鲁迅散文完全被排除在外，所选大多为充满现实政治倾向性的杂文。值得注意的是，《阿Q正传》第一次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显示了编者的思想视角和艺术眼光。《非攻》作为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一篇，入选解放区课本也有它特定的时代意义。

2．1949～1966年

1949年全国解放后，一切纳入新体制的轨道。语文成为负载新体制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编辑大意”说：

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政治思想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要通过语文科来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不能单靠几篇说理的论文。一种思想内容或一个政治道理，可以用一篇说理的论文来表达，也可以用一篇小说，一首诗歌，一个历史故事，或者一个自然科学的故事来表达。……要这样，才能够完成通过语文教学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才能够使学生得到深切的感染，对学生发生切实的作用。

这段话，不仅鲜明地把开设语文课的第一任务严格定位于政治思想宣传，而且暗示了选文的范围和标准，当然也给鲁迅作品的入选提供了理由。最重要的是，这段话明确了鲁迅作品在新体制下入选的目的，即政治思想教育。

这一阶段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选目如下：

散文：《好的故事》《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记念 刘和珍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为了忘却的记念》；

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社戏》《鸭的喜剧》《祝福》《铸剑》《理水》；

杂文：《〈呐喊〉自序》《灯下漫笔》《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我们不再受骗了》《“友邦惊诧”论》《答北斗杂志社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人生识字胡涂始》；

诗歌：《自题小像》《自嘲》《为了忘却的记念（诗）》。

以上共计31篇（首），数量比解放前的24篇相比，又有增加。说明这一时期的鲁迅作品在新的政权体制下得到进一步认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得到了加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鲁迅杂文被大量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从政治目的看，表明新政权需要利用这些现实批判性很强的杂文，来清算被业已推翻的旧政权，并证明现行体制的合法性。如1955年初中文学课本《社戏》一课的教学参考中的说明文字：

讲授这一课，教师应当指出，今天的学生在全面发展的教学教育下，生活内容丰富多彩，再用不着像作者当时那样偷偷地去找寻乐趣，应该珍视这种幸福生活，好好地学习。

这一时期的文学阐释，类似上面这样的说法非常普遍，几乎成了诠释鲁迅作品的常用格式。《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的教学参考是这样写的：

讲授这一课，目的在使学生认识帝国主义欺骗人民和诬蔑社会主义国家的罪恶阴谋和反动本质，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加深学生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对社会主义的热爱。

以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非常直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

从上列篇目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中学鲁迅作品选目，基本奠定了解放后直到现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学鲁迅作品选目的基础。即便是现在这样一个思想不断解放、文化渐趋多元的时代，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选目也难以超出这一范围。如这一时期新选入的《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灯下漫笔》《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等，都有相当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为后来各阶段所编辑的中学语文课本所选用。

3．1966～1976年

“文革”期间，“左”倾思潮登峰造极。中学语文教学一味强调政治思想宣传，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或者“政文课”。全国通用的语文课本被取消，专门从事教科书编写和出版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遭解散，各地自行编写五花八门的语文课本。据了解，“文革”开始的头两三年，鲁迅作品因为不完全符合政治思想宣传的目的而被逐出了中学语文课本。1969年开始，语文课所谓“文”的范围稍有扩大，鲁迅作品开始得到谨慎的恢复（仅限于政治针对性极强的杂文）；1970年，文学作品的解禁范围进一步扩大；1972年以后，只要是鲁迅的作品均不在被禁之列。概言之，“文革”中后期，在其他作家和作品均遭禁的时候，鲁迅作品成了中学语文课堂上惟一的文学教材。

以“文革”期间北京市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组编写、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中学试用教材语文》为例。该套教材的1966～1968年版无一篇鲁迅作品；1969年版开始收录鲁迅的《答北斗杂志社问》和《“友邦惊诧”论》两篇杂文；在之后的版本中，陆续出现了《论“打落水狗”》《文学和出汗》《自嘲》《无题》《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为了忘却的记念》《一件小事》《孔乙己》《藤野先生》《药》《祝福》等鲁迅作品。

4．1977年～90年代初

这一阶段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主要是对 “文革”前17年大部分选目的恢复。

以下是这一阶段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选目情况：

散文：《风筝》《阿长与〈山海经〉》《记念刘和珍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范爱农》《藤野先生》《鲁迅自传》《为了忘却的记念》；

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社戏》《祝福》；

杂文：《〈呐喊〉自序》《论雷峰塔的倒掉》《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答北斗杂志社问》《拿来主义》《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人生识字糊涂始》《流产与断种》。

对以上选目，需要说明几点：一是《范爱农》《阿长与〈山海经〉》《拿来主义》《流产与断种》《鲁迅自传》五篇属中学语文课本第一次选入；二是2001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七年级上册入选的《风筝》一文，曾在民国时期的中学语文课本中出现过，这是该文相隔半个多世纪后第二次入选；三是与实现政治联系相对紧密的杂文，与以前相比有所减少。

5．20世纪中后期～现在

中学语文课本中最新鲁迅作品选目如下：

散文：《雪》《风筝》《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

小说：《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社戏》《祝福》；

杂文：《灯下漫笔》《拿来主义》《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从这些篇目可以看出，鲁迅作品中文质兼美的小说、散文被大量保留，而杂文数量与上一阶段相比已大大减少。

上世纪末，中学语文界掀起了一场中学语文教育大讨论，鲁迅研究界部分专家介入了这场讨论。讨论自然涉及中学鲁迅作品的选目问题。主要意见有二：一是中学鲁迅作品中有些选目不妥，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骂人”的文章，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学和出汗》《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均应退出中学语文课本；二是认为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入选篇目太多，师生普遍持反感态度。对前一个问题，随着鲁迅研究的深入，争论越来越少，共识越来越多，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和21世纪初的中学语文课本中，这类文章已经被撤换。对后一个问题，部分中学语文教师和鲁迅研究专家之间存在较大分歧，最后，课本编者更多地听取了鲁迅研究专家的意见，维持中学语文课本中15篇左右的鲁迅作品。

对于中学语文课本中不能减少鲁迅作品的原因，北京师范大学王富仁教授作了很好的解释。2002年，他就“如何看待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这一问题接受了《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社记者的采访。针对有人质疑鲁迅作品进入中学语文课本数量太多、对于中学生来说太难的问题，王富仁教授认为，长期以来，大家之所以认为鲁迅作品难懂，最重要的原因是把鲁迅作品当作某种观念的工具，将学生接受鲁迅等同于接受某种附加于其上的观念。鲁迅作品恰恰是好懂的，“因为鲁迅的作品里，充满着人性的语言，是与人的最内在的感受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内在感受与儿童感受事物的方式，与普通人感受事物的方式最接近”，“在现代文学中，像鲁迅这样以人性、童心去感受世界的作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正是对人的基本要求，要从直感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为此，王富仁教授得出结论：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不能减少鲁迅作品。王富仁教授的这番谈话，打破了人们对中学鲁迅作品的一些惯常的思考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对中学鲁迅作品选目的认识。

鲁迅作品选目问题的讨论同时涉及选目标准问题。正如有些专家所说，中学鲁迅作品选篇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可以作为专题来研究，需要鲁迅研究界与中学语文界通力合作。就中学鲁迅作品选目标准问题，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提出了两点意见，值得我们认真考虑：“一是要能体现鲁迅思想、文学的精髓，一是要具有可接受性，注意中学生的年龄特性。在整个教材体系中，要有一个接受梯度。比如说初中阶段可多选一些鲁迅关于生命、关于爱和美的感悟、描写与思考，相对明朗的文字；高中阶段则可选一些更能体现鲁迅最基本的思想，更为严峻，理解有一定难度的文字。”（《关于鲁迅作品教学的几点思考》，载《语文教育门外谈》，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据掌握的资料显示，港台中学语文课本中选编的鲁迅作品很少，它们包括《孔乙己》《一件小事》《阿Q正传》《风筝》《伤逝》《非攻》等。台湾中学课本则几乎不选鲁迅作品，在最近出版的国文教科书中，只有《风筝》入选。

通过以上各阶段中学鲁迅作品选目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鲁迅先生数量繁多的作品中，其中的一部分作品穿越了历史的迷雾，经过了不同时代的考验，为不同的教科书编者所认可，它们在各个时期都被编入了中学语文课本，作为中学生的必读课文。这些作品主要是指鲁迅的小说和散文，如《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风波》《阿Q正传》《社戏》《祝福》《秋夜》《风筝》《灯下漫笔》《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无论什么时候的教科书编写，我们都应重视这些白话文学经典，它们将与文言经典一样，是我们中华文学宝库中灿烂的瑰宝。

㈢ 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的看法急需！！！至少一千字！！谢谢！！！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令人深思而又为研究者长期回避不谈的理论之谜，这就是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过早夭折。新时期以来，由于文学的主体性与人的精神主体性逐渐得到强调与走向深层的认识，这个文学史之谜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摆在研究者的面前，需要阐释与破解。罗成琰《论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的兴衰》、王富仁、罗纲《前期创造社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等论文的发表，率先在现代浪漫主义文学领域中进行了理论探讨。首先，它们翔实考订了现代文学史尤其是五四文学运动中的确出现过浪漫主义文学，它们有自己的理论主张、美学体系以及独特的创作风格、题材兴趣，因而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不仅是作为一种具体的创作方法，而且是（甚至可以说主要是）作为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思潮而存在，并对社会产生影响。其次，他们充分估价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第三，他们也注意到了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不正常现象，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成因作了说明。由于这些研究者的努力，现代文学学科领域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认识，较之建国以前与建国以后的几十年中，确实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以及主要作家作品堂堂正正地回到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中；浪漫主义文学过早夭折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公开讨论的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
确实，浪漫主义思潮早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已在中国滥觞。林纾翻译西洋小说以司各特为其重点。梁启超编译的西洋政治小说充满了传奇与乌托邦色彩。曼殊大师崇奉雪莱拜伦，不仅翻译过他们的代表作，而且所创作的小说以其超尘脱俗的高妙理想，凄艳婉丽的情感缠结，开了现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先河，以至有人认为曼殊“以老的形式始创中国近世罗漫主义文艺”，“跳了一个大的间隔，接上创造社罗漫主义运动。”①五四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大师鲁迅在留学日本的青年时代，所推崇的全是浪漫主义作家，不仅大力鼓吹拜伦、雪莱等“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恶魔诗人，他所译述的《斯巴达之魂》取材异国，意想淋漓，情思激昂，洋溢着充沛的浪漫情调。本世纪初文学浪漫思潮的滥觞，无疑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呼唤勇毅精神、沉宏人格与激烈飞扬的爱国情绪这一时代要求有关。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开始，与整个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相似，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在文学思潮中处于主流地位。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隆盛便是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介入新文学创作的结果。它一方面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一方面也疏远甚至抑制着文学与个人精神世界的融通，个性解放这一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题在新文学中得不到具有强大冲击力与突破性的展现，于是就有了创造社的“异军突起”。这一批主要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文学青年，崇尚天才，讴歌创造，鼓吹灵感，礼赞自然，拒绝平庸，蔑视一切陈规陋习，也蔑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压抑。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一切听从自然心灵的声音，一切听任精神扩张的需求，情感的放纵，想象的飞骋，意识的奔突，以及个体心灵毫无遮拦、毫不羞怯的自白，成为他们创作的本质特征。而且他们一进入新文坛便弘扬起“表现说”的大旗，与文学研究会的“忠实反映说”相抗衡，造成一种雄视千古的理论气势。在创造社周围的文学团体如弥洒社、沉钟社等亦深受其影响，一时间使二十年代初期的新文学阵营显得热闹空前，异彩纷呈。创造社的崛起是富有挑战意味的。它一方面往上承接了本世纪初由梁启超、苏曼殊、鲁迅等掀起的浪漫主义思潮的滥觞，一方面对以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初期的实用理性主义的琐屑直露作风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拨。在胡适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家那里，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大抵是停留在知性层面，以现代科学的方法与建筑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现代理性主义去分析、解释世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但这些价值体系是在人的认识能力可及之内的，而对人的经验范畴之外、人的认识能力尚不能达到的事物则回避不顾。创造社在美学原则上把感性强调到十分突出的地位，从而使新文学中人的主体性由跛足的发展完善为全面与整体的发展，五四新文学人的解放的主题也就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的互补中得到由外及内、由浅入深的充实与丰富。很可惜的是，这股浪漫文学思潮仅仅持续了不上十年的时间，二十年代末期以后，整整二十年的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除了在个别作家那里（如徐yú＠①和无名氏）留有某些遗风余绪外，作为一种与现实主义颉顽的思潮已不复存在。代替浪漫主义名词的只是关于想象、传奇与夸张等等具体的创作方式与技巧罢了。
为什么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象冲天的爆竹，亮出一个美丽灿烂的烟花之后，便再也不见踪迹？浪漫主义文学的一蹶不振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究竟是值得庆幸的好事，还是必须引以为鉴的教训？
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我们也注意到了新时期十年来一些研究者观点以及研究方式所发生的变化。其中具有倾向性意义的，第一是在浪漫主义文学消逝原因寻觅方面由外在和表层向内在与深层的转变。在八十年代初期，有的论者在分析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思潮的衰落原因时，首先着眼于社会根源的探讨，认为其兴在于五四时期中国民族资本获得较大发展，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十月革命展现出新世纪的曙光，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本身就充满理想与高昂的情绪，具有浪漫性质；而其衰颓则是“五四运动过去了，人们所面对的现实仍是黑暗和严峻。这时，美妙的理想、憧憬已成为海市蜃楼，……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和相互关系，不得不开始更清醒地观察现实，剖析现实，批判现实…”②即使谈到文学思潮自身的原因，其着眼点还是在于指出五四中国新文学的浪漫主义思潮所承继的欧洲近代浪漫主义本身是资产阶级走向衰落腐朽时期的精神产物，对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需要并不十分切合。八十年代后期，研究者开始转向浪漫主义思潮的倡扬者与弄潮儿们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等内在与深层因素的探讨，有的论者在分析浪漫主义思潮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即个性解放为什么会逐渐淡化时，就尖锐而独到地指出了中国传统的群体意识对作者思维方式的制约，以及家族社会中成长的中国作家害怕孤独、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第二在明确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功能时观察视角由纯粹的政治功利视角扩展到了艺术与文化发展自律性的本体视角。在新时期初始，论者大都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革命的密切关系出发，指出在二十年代末期，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进入实际的政治与军事斗争阶段，集体主义是革命斗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实事求是是革命斗争取胜的思维与认知方式方面的保证，所以，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鼓吹个性主义，弘扬理想与扩张想象，在反封建道德与美学原则方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沿着这种思络推衍过去，浪漫主义文学的消逝就不仅具有了合理性，而且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近来一些学者则从整个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自身建构以及艺术在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的本体功能着眼，指出浪漫主义文学的早夭对新文学的发展实在是一大损失。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反映了近年来人们对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认识水平的提高，也反映出学术研究在突破一些理论束缚上所做的努力，对我们检讨现代文学史著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有关论述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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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的深入不能说对现代文学史编著完全没有影响。在建国初期出现的几部文学史专著中，提到浪漫主义文学时，似乎都有点轻描淡写，除了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之外，象郁达夫、田汉、冯至、冯沅君、庐隐以及沉钟、浅草、后期创造社诸君与浪漫派渊源甚深的创作，不是被忽略不记，便是被当作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分析它们对社会之批判，对人生问题之探索。甚至对郭沫若的创作风格也有持异议者，如丁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认为：“过去都认为郭沫若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郭沫若作品中是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他生长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他的浪漫主义就和西欧资本主义文艺中的那种消极的浪漫主义有所不同，他的作品充满了狂热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一般的浪漫主义所没有的。这种精神是根源于中国现实社会的，是从现实出发并反映了现实的，因而他的作品虽然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基本精神还是现实主义的。”经过这样一番描述，郭沫若便成了一位具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家了。在新时期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中，象这样用现实主义去大量侵吞浪漫主义文学版图的现象基本上得到纠正，浪漫主义作家被比较恰当地归属于浪漫主义流派中去。人们在阐述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影响与成就时，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小心翼翼，在总结浪漫主义文学的贡献时，也不再只是局限于一部《女神》，小说、戏剧等文体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思潮也开始为人所注意。尤其是有些文学史家的视野相当开阔，突破了过去文学史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就事论事的做法，不仅把这一浪漫主义思潮置放到整个世界的近代文学思潮中加以考察，而且力图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作出理论上的界定。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以创造社为主体的现代浪漫派小说的兴衰流变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以“新浪漫主义”这一概念来概括创造社的小说创作，标志着学术界对浪漫主义思潮认识的深入。
认识的趋向深入无疑是令人欣慰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学史著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描述有一些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迄今仍然或明显或潜在地支配和影响着著述者，甚至也包括不少在文学史编著之外的专门性的学术研究活动。这些思维定势有的源远流长，早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坛大反浪漫主义时就已经产生，有的形成于建国初期某些著名文学史家对浪漫主义文学所作出的解释。几十年来，在这些思维定势的导引下，虽然浪漫主义的版图可能有所扩大，浪漫文学的历史地位可能有所提高，浪漫主义思潮的美学原则可以部分地恢复名誉，浪漫主义作品的具体分析可能更为深入细致，但所有这些研究成果最终都是归结到一个当然的文学史结论上去，即现代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这个结论毋庸置疑是正确的，符合三十年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但是，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人类艺术史上唯一能与现实主义并肩比立的思潮，它除了变格为一种创作方法经现实主义输入新鲜血液之外，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立的人类精神史价值？浪漫主义的兴衰更替，除了为现实主义的胜利作出注脚之外，它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特地发展规律和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在已经形成的文学史思维定势面前，这些问题是不可能被回答的。所以，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文学史上的面貌的真正改观，仅有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进一步检讨和重新估定那些思维定势的作用。在此我们列举三条，以供思考。
一是黑格尔式的正反合三阶段论。这种立论在蔡仪的《新文学史讲话》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蔡仪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方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在新文学运动之初主要是现实主义，因为资产阶级是微弱而软弱的，对于前途没有光辉理想与坚强信心，不可能发生浪漫主义运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觉醒之初，由于他们日趋零落的社会生活，对现实认识得比较清楚与深刻；而参加运动的无产阶级本身具有实事求是精神，因而新文学运动开始就先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但这时的现实主义由于过于注重客观与忠实的观察，在本质上属于旧写实主义。五四时代以后，新文学阵营的分化，使其只剩下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普遍感到苦闷，一部分偏重深沉理智的作家仍坚持用写实主义考察这苦闷的踪迹，另一部分偏重热情与感性的作家则要求突破这苦闷的陷井，于是出现了浪漫主义。它的出现以其热情大胆和主观渲泄构成对前期写实主义的客观性质的反动，同时，又以其冲决黑暗、抗议社会、批判人生、讴歌理想的革命精神与写实主义形成互补。到了二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诞生，这一方法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态度，扬弃了它的纯客观的观察态度与灰色的描写格调；继承了浪漫主义表现理想、憧憬未来的革命精神，又扬弃了它的空泛虚幻。现实主义为正题，浪漫主义为反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合题，是对这二者的更高意义上的扬弃与综合，整个新文学创作方法就是走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客观的现实主义的逐渐改正而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蔡仪以治美学著名，从其思维方式与推论逻辑中无疑可见黑格尔辩证法的幽灵。不过，黑格尔的合题是在双重扬弃之后产生的新的事物，它既不同于正题，也不同于反题。而在蔡仪的合题中，虽然也是双重扬弃，但实质上是正题在自我扬弃的过程中吞并了反题。这是因为黑格尔的推动正反合这个历史过程的终极理念是一个未知物，也就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而蔡仪的正反合思维过程的预设前提却是很明确的，即就是文学的现实主义正宗论。这一思维定势有其辩证之处，它确立现实主义的正宗地位，却并不完全否定或排斥浪漫主义的历史作用，因而其影响力也就尤其深远与潜在。
二是缘木求鱼似的向浪漫派文学寻求现实主义因素。象丁易那样干脆把创造社的浪漫主义说成是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当然只是个别的极端例子，但是，煞费苦心地为那些后来成为革命作家或进步作家的浪漫派们辩白则是十分普遍的，几乎迄今尚没有哪一部文学史著能够真正摆脱这一思维定势。这一定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文学史家在述介浪漫派的文学主张时，只要主张倡导者后来气节很好，品行俱佳，那么，文学史家们便会急急忙忙地声称，在他们的浪漫派主张中包含着现实主义的因素，它们的基本精神是与现实主义相通的，如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谈到关于创造社的历史地位要弄清的三个问题，其中有两个即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水火不容，创造社既主张艺术本身无所谓目的，但同时又强调文学的时代使命等等。另一方面，在分析浪漫派作家作品时，文学史家往往把主要视线放到从作品中去挖掘作品内容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如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先就明确肯定，“创造社的作品也大都是植根于现实人生的，无论是郭沫若的诗，郁达夫的小说，都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与社会的热烈关切，对于旧社会的不同的程度的愤怒和反抗”。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编著者在论述郁达夫的创作时只选择了《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与《薄奠》三篇作品。而谈《沉沦》重点在指出作品中的反帝爱国热情，对主人公那冰凉彻骨的孤独言之甚约。谈《春风沉醉的晚上》重点在揭示作者对阶级对立的认识与对劳动者的同情，而对作者的“情欲净化”主题避而不谈。浪漫主义并非虚无主义，也不是遁世主义。浪漫主义作家的主观感情，个人理想，乃至他们的乌托邦似的梦幻，都是与现实社会有着或紧密或松散，或切近或疏远的关系，无论是哪一种浪漫主义，研究者如果执意要从中寻求对社会现实的折射或反映，都不会空手而归的。因而文学史家对于浪漫主义的研究其侧重点不是浪漫主义者眼中的现实本身，而是浪漫主义者用何种独特的方式去表现或折射现实（包括物质的现实性与精神的现实性）。文学史家舍弃后者而执著前者，无异于缘木求鱼，难得切中肯綮。这种思维定势的形成其心理症结还是现实主义正宗论，似乎只要证明了浪漫主义者也关注现实，表现现实，这个浪漫主义也就是进步的革命的了。

㈣ 鲁迅一生的作品有哪些

鲁迅(1881.9.25—1936.10.19) 生平简介 主要作品
​ 原名周樟涛，后改名周树人。少年时代在家塾学习诗书经传，喜欢野史杂录和民间绘画艺术。1898年就读于洋务派创办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数月后重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开始接触新学。1981年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全集》中所收最早的短文《戛剑生杂记》写于这一年。
1902年到日本留学。4月入弘文学院，1904年4月结业，6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这一时期开始参加各种民族民主革命活动，广泛涉猎西方近代科学文艺书刊。最早的一篇译述文章《斯巴达之魂》前半部分发表于1903年月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第5期〈后半部分载于第9期〉；同年在东京出了第一本翻译科幻小说《月界旅行》。
1906弃医学文，希望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未果，转而在《河南》杂志发表《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重论》等重要论文。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第一集199年出版。
1909年夏回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1911年写了第一篇用文言写的小说《怀旧》，思想特色和艺术风格，都于后来小说相同，捷克学者普实克认为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
1912年2月应蔡元培之邀，赴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教育不迁往北京，任部员和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后任佥事和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公余校录古籍，研究佛学和金石拓本。1918年5月开始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抨击封建礼教的“吃人”罪恶。此后3年间陆续在《新青年》发表小说、新诗、杂文译文50余篇，并参与《新青年》编务。1920年8月被聘为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讲师。1921年12月至次年初，最重要的代表作《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1923年，第一本短篇小说《呐喊》出版。1926年第二本短篇小说《彷徨》出版。这些作品是我国新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力作，对后来的创作有深远的影响。
除了小说，又开始写了很多具有独特风格的杂文，以多篇《随感录》为代表，1918年起在《新青年》上发表。最初的杂文集《热风》出版于1925年。此后机会每年都有杂感集问世。这些杂文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解剖社会和人性深刻遒劲，文风犀利活泼，有极强的战斗力和感染力，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特有的样式。
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未名社，终其一生培养文学青年付出了巨大精力。
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4月因看穿了国民党反革命的真面目愤而辞职。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同年10月抵上海，从此定居上海，专事写作。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并开始研究马列主义文艺理论。193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字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在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为剿中与“民族主义”等派别开展论战，也批评了内部的“做”倾思潮，有力的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1936年因积劳和肺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5岁。他留下约一千万字的文化遗产，许多著作译成多种文字，充实了世界文学宝库。他把一生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安葬时，上海民众代表敬献一面白地黑字的旗帜覆于棺上，上面写着“民族魂。”

[著作书目]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潮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1924，新潮社；修订本，1931，北新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1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散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 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鲁迅杂感选集 瞿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编《二心集》时被审查机关删存之杂文）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 杨霁云编，鲁迅校顶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来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未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选集（1—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 唐弢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 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 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 唐弢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 吴元坎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10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1—2卷）1956—1958，中青
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黑迹（1—2册）1958——1959，文物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诗歌注 周振甫注，1962，浙江人民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社）1972，人民日报社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迭文集 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1980，文物
鲁迅手稿全集十卷集注释索引 1980，四川人民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 1980，河北人民
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中国矿产志 与顾琅合编，1906，上海普及书局
石喻经 僧伽斯那著，鲁迅辑录，191，金陵刻经处
会嵇郡故书杂集 1915，会嵇周氏版
小说旧闻钞 编，1926，北京北新；重订本，1935，上海联华书局
唐宋传奇集（上下册）编，1927—1928，北新
近代木刻选集（1—2册）编选，1929，朝花社
一？谷虹儿画选 编选，1929朝花社
毕亚兹莱画选 编选，1929，朝花社
新俄画选 编选，1930，光华
梅斐尔的木刻士敏土之图 编，1931，三闲书屋
高尔基文集 编，1932，光华
肖伯纳在上海 编，1933，上海野草书屋
北平笺谱 与郑振合译，1933，北平版画丛刊会
木刻纪程 编选，1934，上海铁木艺术社
引玉集（苏联版画集）编选，1934，三闲书屋
十竹斋笺谱 与郑振铎合编，1934，北平版画丛刊会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编选，1935，良友
凯绥?珂勤惠支版画选集 编选，1936，文生
海上述林（瞿秋白译文集）编，1936，上海诸夏杯霜社
古小说钩沉 辑录，1939，鲁迅全集出版社
嵇康集 编校，1956，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

[翻译书目]
月界旅行（科幻小说）法国儒勒?凡尔纳著，1903，日本东京进化社
地底旅行（科幻小说）法国儒勒?凡尔纳著，南京启新书局
域外小说集（上下册）与周作人合译，1909（自刊）
爱罗先珂童话集 俄国爱罗先珂住，与胡愈之等合译，1922，商务
工人绥惠略夫（中篇小说）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1922，商务
现代小说译丛，苏联安特莱夫等著，与周作人合译，1922，商务
一个年轻的梦（剧本）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1922，商务
现代日本小说集 日本森欧外等著，与周作人合译，1923，商务
桃色的云（童话剧）俄国爱罗先珂著，1923，新朝社
苦闷的象征（论文）日本厨川白村著，1924，未名社
出了象牙之塔（论文）日本厨川白村著
小约翰（童话荷兰望?蔼覃著，1928，未名社
思想?山水?人物（随笔）日本鹤见辅著，1928，上海北新
壁下译丛（论文）俄国开培尔等著，1929，上海北新
近代美术史潮论（论文）日本板坦鹰穗著，1929，上海北新
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论文）日本片上伸著，1929，大江书铺
艺术论 苏联卢那察尔斯基著，1929，大江书铺
文艺与批评 苏联卢那察尔司基著，1929，水沫书店
文艺政策（苏联文件汇编）日本藏原惟人等辑译，1930，水沫书店
艺术论 苏联普列汉诺夫著，1930，光华
毁灭（长篇小说）苏联法捷耶夫著，1931，大江书铺
竖琴（短篇小说集）苏联扎弥亚丁等著，与柔石等合译，1933，良友
十月（长篇小说）苏联雅柯夫列夫著，1933，神州
一天的工作（短篇小说集）苏联绥拉菲摩维支等著，1933，良友
表（中篇小说）苏联班台莱耶夫著，1935，生活
俄罗斯的童话 苏联高尔基著，1935，文生
死灵魂（第1部，长篇小说）俄国果戈里著，1935，文生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短篇小说集）俄国契诃夫著，1936，联华书局
苏联作家二十人集（《竖琴》与《一天的工作》二书合集）1936，良友
鼻子（短篇小说俄国果戈里著，1942，桂林文化合作事物所
恶魔（短篇小说）苏联高耳基著，1942，桂林文代会作事务所
鲁迅译文集（1—10卷）1958，人文

[研究资料书目]
关于鲁迅及其著作（许寿裳编）1926，开明
鲁迅在广东（钟敬文编）1927，北新
鲁迅论（李何林编）1930，北新
鲁迅批判（李长之）1936，北新
鲁迅纪念集（1—5辑，鲁迅纪念汇编）1936，北新
鲁迅研究（夏征农编）1937，生活
鲁迅先生纪念集（鲁迅纪念委员会编）1937，文生
漫画阿Q正传（丰子恺）1937，开明
鲁迅新论（王明等）1938，新文出版社
思想家的鲁迅（鲁座）1938，上海译报图书部
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他（景宋、巴人等）1959，重庆读书出版社
回忆录迅及其他（郁达夫等）宇宙风社
回忆鲁迅先生（萧红）1940，重庆妇女生活社；1949，三联
论鲁迅（茅盾、适宜编）1940，重庆生活
鲁迅论及其他（冯雪峰）1940，充实社
论鲁迅杂文（巴人）1940，上海远东书店
阿Q—鲁迅名著评论集（路沙编）1940，重庆新生图书公司
论《阿Q正传》（路沙编）1941，桂林草原书店；重版改名为《论阿Q》1949，耕耘出版社
论鲁迅的思想（平心）1941，长风书店
鲁迅研究丛刊（1、2辑，萧军编）1941，延安鲁迅文艺出版社
中国人和中国人的镜子（何干之）1942，桂林民范出版社
鲁迅的书（欧阳凡海）1942，桂林文献出版社
中国作家与鲁迅（茅盾、景宋等）192，广西学习出版社
鲁迅正传（郑学稼）1942，重庆胜利出版社
民元前的鲁迅先生（王冶秋）1943，重庆娥眉出版社；书名改为《辛亥革命前的鲁迅先生》，1956，上海新文艺
鲁迅传（日本小田岳夫，单外文译本）1943，长春艺文书房；任鹤鲤译本，1945，上海星洲出版社；范泉译本，1946，上海开明
鲁迅先生二三事（孙伏园）1944，重庆书屋；1980，湖南人民
鲁迅手册（邓珂云编）196，上海群众杂志社
鲁迅回忆（荆有麟）1947，上杂
鲁迅的思想与生活（许寿裳）1947，台北台湾文化协进会
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寿裳）1947，上海娥眉出版社；1953，人文
人民文豪鲁迅（平心）1947，上海心生阁；1956，新文艺
鲁迅传（王士箐）1948，上海新知书店
鲁迅事迹考（林辰）1948，开明；1955，新文艺
鲁迅的道路（胡绳）1948，香港生活书店
鲁迅的散论（雪苇）1948，大连光华店；1951，华东人民
鲁迅思想研究（何干之）1949，哈尔滨东北店
鲁迅全集校读记（孙用）1950，作家书屋
鲁迅作品及其他（胡今虚）1950，泥土社
欣慰的纪念（许广平）1951，人文
鲁迅小说讲话（许杰）1951，泥土社
鲁迅（王士箐）1951，三联
鲁迅—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徐懋庸）1951，中南人民
鲁迅与中国文学（王瑶）1952，平民
我所认识的鲁迅（许寿裳）1952，人文
会议鲁迅（冯雪峰）1952，人文
鲁迅的故家（周寿寿）1953，上海出版公司
论鲁迅（国外作家评论鲁迅）1953，泥土社
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华岗）1953，新文艺
鲁迅作品的分析（1—3卷，朱彤）1953—1954，上海东方书店
向鲁迅学习（唐弢）1953，平民
鲁迅小说助读（许钦文）1953，北新
鲁迅生平思想及其代表作研究（徐中玉）195，上海自由出版社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周遐寿）1954，上海出版公司
关于鲁迅的生活（许广平）1954，人文
鲁迅《野草》探索（卫俊秀）1954，泥土社
《野草》探索（冯雪峰）1956，新文艺
鲁迅小说论集（李桑牧）1956，长江
跟青年谈鲁迅（冯文炳）1956，中青
《呐喊》分析（许钦文）1956，中青
鲁迅作品论集（陈涌等）1956，中青
忆鲁迅（茅盾等）1956，人文
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1956，大会编辑出版
回忆鲁迅先生（李霁野）1956，新文艺
鲁迅先生的幼年时代（许钦文）1956，浙江人民
鲁迅传略（朱正）1956，作家
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唐弢）1957，新文艺
鲁迅的青年时代（周岂明）1957，中青
鲁迅在北京住过的地方（孙世恺）1957，北京
鲁迅研究（刘涉溪等）1957，作家
关于鲁迅的小说、杂文及其他（徐中玉）1957，新文艺
论阿Q和他的悲剧（王西彦）1957，新文艺
鲁迅作品研究（吴奔星等）1957，江苏人民
鲁迅的文艺思想（以群）1957，新文艺
《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和艺术风格（《文艺月报》编）1957，新文艺
鲁迅在文学战线上（唐弢）1957，中青
鲁迅讲学在西安（单演义）1957，长江
鲁迅研究概述（邵伯周）1957，湖北人民
鲁迅的小说（巴人）1957，新文艺
鲁迅研究札记（胡冰）1958，新文艺
回忆伟大的鲁迅（沈尹默等）1958，新文艺
鲁迅创作的艺术技巧（朱彤）1958，新文艺
鲁迅亲友谈鲁迅（张能耿）1958，浙江东海文艺
鲁迅—他的生平和创作（王士箐）1958，中青；增订本改名为《鲁迅传》，1959
《彷徨》分析（许钦文）1958，中青
和鲁迅相处的日子（川岛）1958，人文，1979，四川人民
鲁迅研究资料编目（沈鹏年）1958，上海文艺
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35年间的演变（观鱼）1959，人文
鲁迅作品讲话（何家槐）1959，长江
心灵的历程（李桑牧）1959，长江
鲁迅回忆录（许广平）1961，作家
论阿Q的典型问题（1922—1961），1961，华东师大中文系资料室编印
鲁迅诗歌注（周振甫）1962，浙江人民
仰止集（林如稷）1962，四川人民
我论鲁迅（苏雪林）1967，文星
关于鲁迅（梁实秋）1970，台北爱国眉出版社
鲁迅《野草》注释（李何林）1976，陕西人民
回忆鲁迅（周建人）1976，上海人民
鲁迅研究参考资料 1977，上海师大
鲁迅回忆录（第1、2集，宋庆龄等）1978—1979，上海文艺
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陈淑渝）1978，北京人民
鲁迅早期五篇论文注释（王士箐）1978，天津人民
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林非）1978，上海文艺
论鲁迅的小说创作（吴中杰、高云）1978，上海文艺
鲁迅年谱（王观泉）1979，黑龙江人民
鲁迅年谱 1979，安徽人民
鲁迅年谱（上下卷，鲍昌、邱文治）1979—1980，天津人民
鲁迅小说论稿（林非）1979，天津人民
我心中的鲁迅（周建人、茅盾等）1979，湖南人民
鲁迅研究资料索引（上下册，北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院合编）1980—1982，人文
鲁迅回忆录正误（朱正）1979，湖南人民；修订本，1986，人文
读鲁迅书信札记（马蹄疾）1980，湖南人民
鲁迅书简追忆（黄源）1980，浙江人民
鲁迅文学道路（冯雪峰）1980，湖南人民
《鲁迅日记》札记（包子衍）1980，湖南人民
鲁迅演讲资料钩沉（朱金顺辑录）1980，湖南人民
鲁迅的印象（日本增田涉著，钟敬文译）1980，湖南人民
第一块基石（王西彦）1980，上海文艺
鲁迅笔名索解（李允经）1980，四川人民
《呐喊》《彷徨》的思想艺术（李希凡）1981，上海文艺
地狱边沿的小花—鲁迅散文诗初探（闵抗声）1981，陕西人民
鲁迅评传（曾庆瑞）1981，四川人民
鲁迅创作道路初探（王士箐）1981，社科
鲁迅美学思想论稿（刘再复）1981，社科
《野草》铨释（许杰）1981，百花
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萧军）1981，黑龙江人民
鲁迅哲学思想研究（张琢）1981，湖北人民
鲁迅手稿管窥（朱正）1981，湖南人民
鲁迅思想探索（齐一）1981，上海人民
鲁迅旧诗集解（张恩和）1981，天津人民
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戈宝权）1981，陕西人民
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鲁博研究室编）1981，湖南人民
鲁迅思想研究（马良春）1981，社科
忆念鲁迅先生（黄源）1981，人文
鲁迅传（林志浩）1981，北京
鲁迅小说论稿（陈鸣树）1981，上海文艺
鲁迅著译系年目录（上海鲁迅纪念馆编）1981，上海文艺
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论文集（复旦大学鲁迅研究室编）1981，复旦出版社
《阿Q正传》在国外（戈宝权）1981，人文
编辑生涯忆鲁迅（赵家壁）1981，人文
鲁迅年谱（第1卷，鲁博研究室编）1981，人文
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1981，湖南人民
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0，乐黛云编）1981，北大出版社
鲁迅研究百题 1981，湖南人民
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1981，湖南人民
鲁迅传（林非、刘再复）1981，社科
鲁迅与北京风土（邓云乡）1982，文史资料出版社
北京大学纪念鲁迅百年诞辰论文集（王瑶等）1982，北大
鲁迅评传（彭定安）1982，湖南人民
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鲍晶编）1982，天津人民
周作人回忆录 1982，湖南人民
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下册，李宗英、、张梦阳编）1982，社科
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理和心理内涵（吕俊华）1982，陕西人民
《野草》研究（孙玉石）1982，社科
《两地书》研究《王得后》1982，天津人民
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王富仁）1983，陕西人民
鲁迅思想与杂文艺术（邵伯周）1983，陕西人民
鲁迅年谱（1—4册，李何林主编）1984，人文
鲁迅故家的败落（周建人口述，周哗编写）1984，湖南人民
鲁迅先生与未名社（李霁野）1984，人文
鲁迅论（陈涌）1984，人文
鲁迅综论（杨义）1984，陕西人民
论《故事新编》的思想艺术及历史意义（林非）1984，天津人民
鲁迅的美学思想（唐弢）1984，人文
鲁迅作品论集（王瑶）1984，人文
鲁迅与日本文学（刘柏青）1985，吉林大学出版社
STYLIST—鲁迅研究的新课题（李国涛）1986，陕西人民
人间鲁迅（第1卷，探索者；林贤治）1986，花城
鲁迅文化思想探索（金宏达）1986，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论鲁迅精神（正一）1986，新疆人民
鲁迅研究（上册，林志浩）198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宗论》（王富仁）1986，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鲁迅杂文研究六十年（张梦阳）1986，浙江文艺
鲁迅研究新论（廖子东）1987，广西人民
鲁迅研究史（上卷，袁良骏）1986，陕西人民
鲁迅述林（林辰）1986，人文
鲁迅的论辩艺术（李永寿）1988，陕西人民
心灵的探秘（钱理群）1988，上海文艺

㈤ 全国各省市高中语文教材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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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比较矛盾与鲁迅的小说艺术

无论在现代学术史上，还是在近些年的文化批评与文学评论中，关于鲁迅与茅盾的激烈争论或悬殊评价总是存在的。即使在大陆曾经竭力将鲁迅与茅盾“神圣化”的时候，在海外也有截然相反、评价迥异的研究。尽管其中难免也会有别样的扭曲，却毕竟有一些堪称扎实的学术研究，并在相宜之时对大陆学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于新时期以来的相关研究中，加之实事求是传统的恢复和实践，使鲁迅研究与茅盾研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收获，并从这些新的研究和阐释中，体现出了鲁迅与茅盾的当代价值。
但不可忽视的是，受各种复杂思潮的影响，也掀起了贬鲁亦抑茅的冲击波。就新时期以来的情况看，这股冲击波大抵经历了“三部曲”：一是贬其艺术，将现实主义视为过时之物，用纯艺术和现代派的放大镜来审视的结果，或说鲁迅既无大的杰作又很快趋于创作力的衰竭，或说茅盾理性过剩、主题先行而少成功的作品；二是贬其人格，往往借破除神化或圣化鲁迅与茅盾为口实，而蓄意将他们庸俗化乃至丑化，或谓鲁迅心理黑暗、刻薄多疑，或称茅盾损人利己、官瘾十足，并常常在材料并不充足的情况下，用潜意识理论来主观揣测鲁迅与茅盾的所谓隐秘心理，颇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三是整体否定、坚决抛弃，虽然骨子里几乎是仇视鲁迅与茅盾，但表面上却要借着反思或创新的名义，于重评重估中行颠覆决裂之实。有时似乎也手下留情，只是不承认他们是什么大家、大师而已，有时则措辞尖刻尖锐，称鲁迅是“一块老石头”，要让他滚一边去。至于对茅盾，更是不屑一顾，简直将他当做了极左政治在文艺界的代表。尤其是在“实行”的拜物主义、金钱主义和“虚妄”的文化保守主义猖獗的情形下，加之海外一些汉学家的负面影响，鲁迅与茅盾所遭到的责难和冷遇，也便成了自然而然、见多不怪的事情。如今，在有些人那里鲁迅与茅盾都成了“拜拜”的对象了，甚至在有的浑身“后现代”味的人那里，还要被莫名其妙地骂上几声。岂不知就在他们刻意地“耍酷”、“潇洒”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鲁迅才是“真的好酷！”茅盾才是“真的潇洒！”事实上，在更多人看来，鲁迅并没有远去，他就真实地活在人们的心中，但已经不再是涂满红色釉彩的神像，甚至也不单纯是作家或战士，而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故事很多的人，一个让人景仰也让人亲近的人，一个性格丰富而又复杂得让人说不清道不完的文化名人；茅盾的情形与此有些类似，真诚地怀念他、研究他的人也自会在心中衡量出他的轻重，他的风度、气质真的是倜傥风流、儒雅大方，他的自强精进、奋发有为，也着实令人生敬，远非一般追奇逐怪而自命不凡者所能企及。
自然，鲁迅与茅盾在自己的历史上，也曾经是相当普通的无名的少年儿童，甚至也都有摆脱不了的失去父亲与家道中衰等纯粹“私人化”的悲哀，但他们的不懈追求与历史机遇的慷慨馈赠，使他们有幸成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弄潮儿，并相继成为真正“重量级”的大作家，这早已成为无法改变的历史。但如西哲所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处于当代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人们，必然都要从自己的文化视境中看待鲁迅与茅盾。因此，看法不同甚至针锋相对都是不奇怪的。问题在于，有些观点有违基本的历史事实，或表现出明显的歪曲甚至别有用心的目的，则需要甄别与辨析。比如，较之于过早去世的鲁迅，茅盾及其代表作（如《子夜》）的理性特征，尤其是其为官的晚年经历似乎招致了较多的指责和批评，好像他的贴近时代的思考和高寿居然为他加多了耻辱，由此使他在有些人的印象中，已不再像鲁迅那样依然是英杰文豪，他的鼻梁上被意外地抹了不少白粉，俨然有些类乎丑角了。倘若真的如此，这两位生前结缘很深的现实主义作家，倒仿佛成了相对立的人物，一个重于泰山，一个却轻如鸿毛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或者说，我们究竟应怎样看待鲁迅与茅盾呢？
如果让笔者简洁地回答，这就是：鲁迅与茅盾都是具有当代性的文学大师，这也意味着他们自我生命的延续和对当下文化创造的参与。鲁迅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巨人，就其总体特色而言，则是伟大的文学家与伟大的思想家的相当完美的结合；茅盾也当得起中国20世纪杰出的文化巨匠，就其总体特色而言，则是伟大的文学家与重要的政治家相当完美的结合。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文学大师”，而非“文学小师”，更非“文学劣师”，都有着相当大的世界性影响。即使他们自身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或不足，也实难遮蔽其应有的光辉，也足可引为今人与后人的镜鉴。而他们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化史、文学史、学术史上产生的种种影响，客观上也已形成相当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从主导方面看也已成为后人应予珍惜的思想文化资源。将鲁迅及鲁迅研究、茅盾及茅盾研究视为文化性存在，名之为“鲁迅文化”和“茅盾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成立的。
而作为思想化的重要资源，于文化积累、文化再生及针砭时弊诸方面，“鲁迅文化”和“茅盾文化”的价值与意义也是不宜轻估的。“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发展实际业已证明了这点。正是这“新时期”接续上了自近代以来便萌发的立人立国的现代化之梦。五四时代的强音再度响彻云霄，透入人们的心底。鲁迅研究和茅盾研究也迎来了各自的“新时期”，取得了令人欣慰的学术成果。而从这些与时俱进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鲁迅与茅盾在话语中的“复活”，在文化中的“生存”，以及在复活与生存中体现出的活生生的当代性。比如鲁迅面对文化冲突的“独立意识”与茅盾感应时代需求的“秘书意识”皆非常鲜明，同时作为他们主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人生和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个性构成、创作特色及其缺欠不足均与此相关，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相比较也可以说鲁迅的自由意识或个性意识强于茅盾，茅盾的秘书意识或服务意识强于鲁迅。但他们都追求穿透现实、超越文学，成为广义上的“文化工作者”）。而这样两种意识的当代延宕，还在模塑着这样两类作家，他们都为社会所需，作用各有侧重。值得说明的是，鲁迅与茅盾都共同忠诚于他们的“时代”，由此使其人与文就都具有堂堂正气，故他们不是如某些人说的那样，是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奴隶。
二
我们应该持有理性态度，从学理层面来关注大师的当代性。古今中外的大师，大多都是具有强烈的“当代关怀”情结的人，研究他们的意义除了历史意义也应有当代意义，而这意义即生成于与此相关的“当代关怀”，研究者的认识、体验、情感等主体性因素在这方面当会得到必要的发挥。此外也有必要确认，有无“当代性”诚是检验能否成为大师的一条重要的标准，大师的当代性影响也可以反过来成为大师之所以存在的确证。比如从茅盾与新中国文学（特别是与17年文学及新时期文学），茅盾与中国资产阶级命运的思考和描写（特别是对民族资本家的悲剧和异化人生的描写），茅盾与人生派或社会剖析派，茅盾与现代长篇小说及“茅盾文学奖”，茅盾与当代文学评论，茅盾与地域文学，茅盾与都市文学，茅盾与女性文学等方面，稍具文学史常识者皆可清晰地看到茅盾存在的当代性。所以在我们看来，具有如此成就和广泛影响者，自然可以也应该被目为大师。而鲁迅的当代辐射面无疑更广，特别是在广义的社会批判、文化反思与精神重建（国民性改造）等方面，以之为师的人也正有增无减。尽管围绕鲁迅及其杂文、茅盾及“茅盾文学奖”的争议很大，但人们确实感到鲁迅与茅盾凭借自身与历史的综合实力，早已进入了动态发展的文学“现场”，而成为争议人物本身，就非常生动地证明了他们的“在场”。当然，本着理性精神，我们还应该看到大师的相对性。大师并非万能，特别是从多元文化格局来审视，大师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大师，不可能覆盖所有文学流派，并为所有后来人承认。而具体言说大师，也往往只能在特定层面上展开。如从文体创造角度看，可以说鲁迅与茅盾是小说艺术大师，茅盾更是现代长篇小说的大师，鲁迅更是现代短篇小说的大师，但却不能说他们是现代诗歌大师或戏剧大师；从文学流派或风格来看，可以说鲁迅和茅盾主要是现实主义大师，但不能说他们是浪漫主义大师，等等。显然，我们只能在某种相应的语境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谈论鲁迅与茅盾的“大师”身份。
我们注意到，尽管前些年有人在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重新排什么座次，但人们通常还是在文学史上将鲁迅、郭沫若和茅盾并提的，所谓“鲁、郭、茅”是也。“三大家”之说毕竟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虽然有人执意要改变这种“格局”，但从“历史”存在的真实情况看，这种现代文坛“三大家”的称谓确是“历史”（现代史特别是现代政治文化史）形成的，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从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史，尤其是政治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文学，就不能不较多地关注他们的巨大存在。但在文学“接受史”的意义上，尤其是在某些人的接受过程中，却会发生调整或变形。然而无论如何，鲁迅与茅盾总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两位作家，特别是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名世的广有影响的两位作家。鲁迅被很多人称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以一人之身而显示了“三大家”整合的分量；茅盾也被不少人视为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政治活动家与伟大的理论批评家，誉之者也是不遗余力的。但这些“定论”似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与挑战。
也许是由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极其反感的缘故，当今社会是不太喜欢“伟大”这类词汇的，对原来被称为“伟大”的人和事，大多开始予以颠覆。其实，所谓“伟大”者，也是相对而言的。不是有很普遍的良母表达了母爱就被称为“伟大的母亲”吗？不是有人因为偶然事故中的勇于牺牲就被称为“伟大的英雄”吗？不是有人唱了些流行歌曲就被尊为“伟大的天王”吗？所以称鲁迅与茅盾是“伟大的文学家”实在没有必要惹某些人产生那么多的不满，尽管后者似乎严肃得多。就在这种既消解“伟大”又滥用“伟大”的时代语境中，我们注意到，即使是那种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之类的游戏方式将茅盾逐出文学文类（如小说、散文等）大师行列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茅盾在文学理论、批评、创作和领导等几乎各方面都影响巨大，如果总体上排‘文学大师’，他是鲜有匹敌的，第二位置应当之无愧……”[1]
请看，这里不仅承认茅盾是“文学大师”，而且还被放在第二位！可见本欲将茅盾大加贬低甚至扫地出门的人，也不得不在“多项全能”的名义下，仍给茅盾留个重要的位置。不过，在小说、散文（包括杂文）等具体文体创作的“大师”行列中踪迹全无的人，居然也会被普遍视为文学大师么？这实际是那些看似“游戏”而实有些“狡猾”的人留下的并不简单的问题。近期报载《文学界话说王朔金庸》[2]一文，其中介绍了批评家吴亮的高见：“国内好多人捧金庸，是打鬼借钟馗，比如王一川是用金庸打茅盾，打击了一大片，这是武林中的宗派斗争。”
原来如此！可见问题确实非同小可，是值得特别注意的。这样的排座次居然也带有“派”的味道，其实也有“冷落当官的”之类的动机，与“精英意识”和“民间立场”都有深切的关系。自然也与外国（特别是西方）人的看法密切相关。有的人已经习惯将“老外”的态度为态度，要看着“洋大人”的眼色行事，其殖民主义文化心态也必然会影响到对中国作家的评论。在这样的人看来，20世纪是西方的世纪，西方即代表着“世界”，其流行的价值观仿佛也就成了唯一的尺度。衡量中国作家是否为文学大师也要看“老外”的态度。于是就将学舌的结果体现在重排“座次”上了。现在问题还不在于要不要反思文学史和那些“座次”，而在于以怎样的态度（如严肃的还是游戏的，学术的还是非学术的等）去反思和研究。
不为这种否定鲁迅与茅盾的思潮所动而坚持有关研究确是难能可贵的，敬重鲁迅与茅盾自然也是无可非议的，在研究鲁迅与茅盾时固然也要越深越细越好，但却不应该依循那种神化圣化抑或无微不至的理路。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很多，后来者不应重蹈覆辙。可以肯定地说，基于迷信而产生的“崇拜”与“利用”，无论来自官方还是民间，无论对领袖还是对作家，其实也都隐含着某种“危险”与“危机”。尤其是在这个异常复杂的时代，面对什么样的人和事都条件反射似的令人想到“复杂”二字。谈论鲁迅与茅盾，自然也就要顾及“全人”，不能只看到他们的“半张脸”。
三
作为文学大师的鲁迅与茅盾，其存在的“当代性”自然也体现于人格及文格方面。倘从生命存在的真相看大师，则凡为大师者必为复杂化的存在，而复杂化的存在必然蕴涵各种矛盾，但复杂意味着丰富，矛盾意味着活跃，由此透示着某种深受当代人所欣赏的魅力。鲁迅与茅盾的人本及文本没有从当代视野中隐去，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于是就有了“回到鲁迅那里去”的求实求真的探索，就有了对鲁迅“反抗绝望”精神特征的深入细致的发掘，还有了对鲁迅个性心理包括性爱心理的分析报告，如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汪晖的《反抗绝望》、吴俊的《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孙郁的《20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郜元宝的《鲁迅六讲》等研究著作，就在确确实实更为贴近鲁迅本身的同时，也更深切地感受到了研究对象的莫可名状的沉重及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意蕴。此外，在近些年来推出的大型的“鲁迅研究书系”（袁良骏主编）以及孙郁、黄乔生主编的《回望鲁迅》丛书中，都可以使人们看到一个非常复杂而又丰富的鲁迅。事实上，基于现实生活和外来影响所生成的多元化的思想文化空间，为人们提供了较多的自由言说的权利，这也就为从各种角度、各种层次来认知鲁迅、体察鲁迅提供了可能，从而能够于众声喧哗中时或听到相当新颖的声音。一些研究者的独立思考能力在增强，由反思、细读、透析导致了一系列新锐的发现，特别是在鲁迅本体、作品本文的研究方面，多有创获，深层的东西发掘得越来越多。譬如对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对鲁迅创作文体的研究，对鲁迅文化心态的分析，对鲁迅“中间物”哲思的寻绎，对鲁迅情感世界的叩询，以及对鲁迅与现代主义关系的追索等等，均有新的探索与收获，格外鲜明地显示了鲁迅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值得注意的是，与鲁迅研究相仿佛，自新时期以来，人们在认识和发掘着茅盾的“丰富与复杂”的同时，也在努力去了解茅盾的“矛盾与困惑”。也许，当代人的人格最明显的特征是矛盾，而这样的“当代”人格在鲁迅与茅盾身上可以说就体现得非常鲜明。过去，由于某些言语的遮蔽，以及茅盾自己的回避，我们总觉得以“茅盾”为笔名的这位作家并不那么“矛盾”。在观念中多以为茅盾是理性很强大的人，很少表现出自己的矛盾，即使表现出来也是短暂的。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茅盾的矛盾即使没有鲁迅那样“深广”，却也是相当显著和深刻的。就茅盾一生所遭逢的矛盾而言，确实可以做这样的概括：初尝矛盾的茅盾；陷入矛盾的茅盾；逃离矛盾的茅盾；矛盾一生的茅盾。对于这样一个干干脆脆以“矛盾”为自己命名[3](P6)的现代中国文化名人，在笔者看来，值得研究的东西还有很多。即使仅仅谈他的“矛盾”（从他原来的坦然承认矛盾到他后来有意无意地遮掩矛盾）也是个难以一时说尽的话题。他的矛盾，他的苦恼，他的失意，他的无奈，甚至他的失误，他的虚饰或包装等，也都可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进行深入的探讨。过去，人们对后来似乎总是在有意回避矛盾的茅盾，出于爱戴或其他原因，很少谈他的矛盾。好像茅盾也因此而“单纯”或“单调”多了。其实，这并不是茅盾的“真实”或真实的“茅盾”。从比较直观的层面看，也许茅盾的复杂会比鲁迅更明显一些。因为一般说来，鲁迅总是那样冷静冷峻、深刻深沉，而茅盾却在不少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五四时期和旅日前后，既热烈而又沉静，既浮露而又深刻，既激进而又正统，既细致而又粗心，既博大而又浅薄，他谨慎、随和，但有时却也大胆任性并固执己见，这些都生动地表明茅盾是个矛盾的人：他在中西文化之间矛盾，他在理性与感性之间矛盾，他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他在自我表现与社会再现之间矛盾，他在家庭义务与浪漫感情之间矛盾。他的矛盾也体现了社会与人生的普遍矛盾，但如今似乎被这个更加矛盾的世界遗忘了。然而世间总还有为其“矛盾”所吸引的人在，他们对茅盾的理解，却并不因为茅盾或他人的“单纯单调”的说明而总是“单纯单调”下去；茅盾的矛盾复杂和丰富多彩的人生，其人生遭际中的喜怒哀乐、兴衰荣辱、悲欢离合等等，对他本人来说虽然都成过去，但更多更深地了解茅盾，对当代人们更好地认识人生、把握人生毕竟还是有启发意义的。
四
自然，矛盾复杂而又多所探索和创造的人生，肯定是相当沉重的人生。由此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基本判断，即鲁迅与茅盾都是“沉重型”的人，而非“轻浮型”的人！我们所说鲁迅与茅盾是“沉重型”的人，有着多层含意：1.人生体验的沉重感：他们的生活经历以及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等，都可以说明这点，尽管他们也偶有消闲和娱乐，但他们在忧患中辛勤工作却画就了他们主体的形象；2.个人理想与人生规范的沉重选择：使命感的强烈，新道德的确立，为人生、为进步的信念等，是鲁迅与茅盾在文化、文学事业追求上自觉的担承；3.多方兼顾和寻求平衡的人生建构：鲁迅与茅盾在人生与艺术上，总是力求兼顾现实性和超越性、思想性和艺术性、感性与理性、自我与社会的统一，使得自己的人生不能不沉重；4.历史贡献的沉重：他们在历史上作出的重大贡献是无法否认的，作为重量级文人与作家的历史性存在，特别是鲁迅，分量尤其“沉重”，注定是世界性的文化伟人；5.鲁迅与茅盾之教训的沉重：他们既非“完人”，就会有不足和失误，又因为是文化界的“大人物”，影响很大，其身后被利用也有目共睹，所以教训确属沉重。从鲁迅与茅盾本身来说，他们对自身存在的不足是有自知之明的，严格的自我解剖和提醒他人严格鉴别，表现出了他们的诚实。为了这种诚实，也令人肃然起敬。
但对他们不敬且要“清理”他们的人的存在与繁衍，正表明他们被“骂”的日子似乎很难终结。国内如王朔者流对鲁迅的误读，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把鲁迅的“沉重”读解成了“虚伪”，化作了轻飘飘的玩笑，言语间还不无讽刺之意，于是转为中国版“后现代”的轻浮轻薄和平面化世俗化，这是对“沉重”型人生的崇高、责任和使命等实际人生内容的“缺载”与“消解”。比如他在《我看鲁迅》[4]中转述鲁迅《狗的驳诘》的意象内容和出自《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的名言，便用了“痞子文学”常用的语调，结果鲁迅式的“沉重”被轻而易举却又是非常残酷地消解掉了。在港台与海外也有人刻意要消解鲁迅的“沉重”。如知名散文家董桥就娴于运用这种方法。他在《甲寅日记一叶》、《叫鲁迅太沉重》等文中，就道出了一个“不沉重的鲁迅”，一个“古意盎然”和“向往游仙”的鲁迅。而作为文化战士、文化伟人的鲁迅却远去了淡化了。[5](P311-314)这样的鲁迅可以使他们放心，可以引为同志，没有“生命承受之重”的日子，大家都轻松自在，今天天气哈哈哈，这个世界也就变得更加惬意和美好了。这种回避沉重人生而一味追求轻松人生的选择，虽然对于个体而言是拥有这种权利的，但对于现实中的整体而言，却近乎“瞒和骗”，对丑恶的现实、腐化的灵魂往往起到遮蔽与保护的作用。鲁迅当年对性灵文学、闲适文学的批评早已揭示了这些文学的消极作用，对今天的人们可以说仍有警示的意义。对茅盾的人生道路，特别是他的超文学的人生选择，一些人给予了指责。这里有只取一点不及其余的局限，更有对政治文化盲目拒斥的狭隘，仿佛只有他们心目中纯而又纯的文学女神才是人生的一切。也有人称茅盾的文学创作陷入了自我颠覆的境地，茅盾的政治选择和理性表现是悲剧性的存在，如此认定的人同样将茅盾的人生视为过于沉重的人生，其文学也有着太沉重的东西，于是也要通过自己特殊的解释方法，将茅盾文学与人生中的沉重按自己主观的愿望进行“卸载”。如果由这种批评思路能够总结出茅盾人生与文学中存在的严重教训，那是正当的，必要的，但由此导致对责任、使命、道德、理性等人生意义和“为人生的文学”价值的“卸载”，那却是相当危险的。在如今做个有良心的作家确实很不容易，趋“钱”附“性”的所谓文学大有垄断市场之势。不少顶着作家头衔的人，根本不关心现实生活的真实和人民利益的需要，总写些不着边际的东西。他们或写些已故文人的浪漫故事，或写些帝王将相的陈年旧事，或炮制一些男女乱爱的风流情事，或堆砌一些三教九流的灰色琐事，如此等等，皆可信手写来，不假思索，戏说生活，闲话人生，玩弄文艺，其乐何如？然而由此对良心的放逐，却必然会产生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将有更多的人受到污染，变得没心没肺，丧心病狂，灵魂被名缰利锁缚住，躯体也被物欲横流淹没。从这种“没良心”的作家身上，我们也可以发现一种实实在在的“公害”的存在，对此，我们很容易想到鲁迅与茅盾的存在，因为用他们的文学精神诚可以医治这样的“良心匮乏症”。“文学”如此，“人生”也一样。如今流行着的不是对鲁迅与茅盾的“沉重型”人生或带有牺牲意味的崇高精神的认同，而是这样的“游戏人生”亦即“追求好玩”的生活规则：今日有酒今日醉，今日有性今日乐；今日有钱今日花，今日有肉今日dié＠①；今日有权今日用，今日有福今日享……在奉行这种人生原则的人看来，一切为了自己，赶紧消费、及时行乐的思想，才是惟一的“现代思想”和“人的学说”！尤其奇怪的是，有更多的人居然将这些视为“先锋”和“前卫”，视为当今社会最先进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引人走向轻松和快乐，特别是物质性、本能性的感官享乐。这些所谓人生原则，在鲁迅与茅盾的“沉重型”人生选择面前，的确显示出了异乎寻常的“生命之轻”！如果说由鲁迅与茅盾等一代新文化先驱确实为我们留下了“现代文化传统”，那么这种新型传统的“负重、庄重”特征，无疑是值得我们充分珍视的。而作为更新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文化，中国现代民族文化也形成了自己不易被颠覆的“传统”，身处这一传统“主场”位置的鲁迅与茅盾，则必将在后人的“继承”中获得新的生命。
五
诚然，从鲁迅与茅盾在当代的实际影响来看，可以明确看出其作为文学大师的当代性。一般说来，大师的存在确实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后人，同时也使他们有足够的材料和话题来阐释和发挥。从主导方面看，以鲁迅与茅盾为人生楷模与文化追求的向导，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和个人生存质量，确会有不小的助益。仅从他们成为“谈资”而言——当鲁迅与茅盾都成了历史人物之后，就更成了可以自由言说的对象，对激活人们的当代性思考（包括有关的文学思考）也实有裨益。
比如李泽厚认为：“鲁迅喜欢安特也夫，喜欢迦尔洵，也喜欢厨川白村。鲁迅对世界的荒谬、怪诞、阴冷感，对死和生的强烈感受是那样的锐敏和深刻，不仅使鲁迅在创作和欣赏的文艺特色和审美兴味（例如对绘画）上，有着明显的现代特征，既不同于郭沫若那种浮泛叫喊自我扩张的浪漫主义，也不同于茅盾那种刻意描绘却同样浮浅的写实主义，而且也使鲁迅终其一生的孤独和悲凉具有形而上学的哲理意味。”[6]这种非常明显的扬鲁抑茅倾向是很有代表性的。尽管我们并不同意这里对茅盾的贬低（因为李泽厚一方面提倡着个性与主体性，一方面却只能欣赏鲁迅的个性而对茅盾的个性则视而不见），但却认为这类观点可以激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比如台湾学者王德威也立意“重估”，但却能够看到鲁迅与茅盾的联系和区别：“新崛起的作家中能以独特的视景回应鲁迅创作言谈模式的，不在少数。而笔者以为茅盾、老舍、沈从文三人的作品，最值得我们重新评估。在以往的批评规范下，这些作家或被划为鲁迅传统的实践者，或被轻视为缺乏鲁迅般的批判精神。实则他们对风格形式的试炼，对题材人物的构想，已在在丰富了鲁迅以降的中国小说面貌。总是依赖鲁迅作品的风格来贬抑他们的成绩，难免要招致故步自封之讥。”“比较起来，三位作家里以鲁迅与茅盾的传承关系最为亲密。这不只是因为茅盾将鲁迅式的新小说习作观念化，为现代中国写实（暨自然主义）的理论奠定基础，也是因为茅、鲁二人在‘左联’时期互通声息，关系密切之故。如果我们视鲁迅为文学革命的号手，则茅盾堪膺革命文学的健将。二人对以后半世纪中国小说的发展，各有启蒙性意义。……茅盾早期长篇小说中叙事声音的展开，人物动机的转换，场景的调配等处理，均非鲁迅所能企及。尤其掌握群众场面及素描人物内心风景上，茅盾均有独特之处。”[7]像这样的审慎之论显然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也远比实际出于某种成见而来的扬鲁贬茅或借人“打”茅的做法更明智。近些年来，有一种出于“同情”而对鲁迅与茅盾晚年深表惋惜的话语也很流行，以为如果没有他们晚年的转变，他们便会完成他们的“伟大”。这似乎较单纯地“骂”他们要有力得多，感人得多，这种“同情”只要不是别有用心，应该说是有些道理的，但笔者以为，这大约仍是将人生单一化了，多是采用了“纯文学”或“唯美”的眼光来打量鲁迅与茅盾，所以其自身的局限仍是不言而喻的。何况，既然提倡着多元多样的文化观、文学观，既然可以容忍或接受那么些“多元”，为什么就偏要嫌弃鲁迅与茅盾这“一元”或“二元”呢？
无论有些人多么嫌弃鲁迅与茅盾，他们作为一代“文学大师

㈦ 王富仁为什么觉得鲁迅是一个醒着的人，他在内涵什么

王富仁觉得鲁迅是一个醒着的人，是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身份，从鲁迅的所有文章中总结出来的，并不是一定是在内涵什么。鲁迅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弃医从文，提笔当剑，警醒每一个中国人，咋旧中国的社会现实中，鲁迅是一个醒着的人。不仅是王富仁这么认为，所有为中华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可是旧中国是麻木的，他们叫不醒这么多睡着的人。

王富仁通过鲁迅的文字发现，鲁迅是有着自己的思想的，没有被残余势力腐蚀掉。不仅如此，鲁迅可以通过现象看本质，可以通过写文章的方式去呼吁人们站起来反抗，但是，整个国家都在沉睡，单凭鲁迅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王富仁只是结合了当时的历史现状来分析得出的结论说鲁迅是一个醒着的人，并没有去内涵什么，也没有去映射什么。

㈧ 中国语文课本上出现的外国首富都有谁

对学生发生切实的作用。1924年，可分以下五个阶段来考察：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不能减少鲁迅作品。 对以上选目：“一是要能体现鲁迅思想，需要说明几点；高中阶段则可选一些更能体现鲁迅最基本的思想中学鲁迅作品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来清算被业已推翻的旧政权，也可以用一篇小说，推广白话文，它们在各个时期都被编入了中学语文课本，需要鲁迅研究界与中学语文界通力合作，其中收录了《风波》《故乡》《鸭的喜剧》《社戏》等鲁迅作品，载《语文教育门外谈》：《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社戏》《祝福》，为不同的教科书编者所认可。2002年。正如有些专家所说，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提出了两点意见，鲁迅作品几乎是作为第一批现代白话文学作品进入中学语文课本的，不能单靠几篇说理的论文、散文被大量保留，鲁迅开始新文学创作不过两三年时间，要从直感出发，二是传播反封建专制的思想文化，表明新政权需要利用这些现实批判性很强的杂文，这是该文相隔半个多世纪后第二次入选：《孔乙己》《一件小事》《风波》《故乡》《兔和猫》《鸭的喜剧》。 从这些篇目可以看出，像鲁迅这样以人性； 小说，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对中学鲁迅作品选目的认识。 4．1977年～90年代初 这一阶段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或者“政文课”，中学语文界掀起了一场中学语文教育大讨论； 小说，40年代叶绍钧：《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社戏》《祝福》，打破了人们对中学鲁迅作品的一些惯常的思考方式，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概言之，其中的一部分作品穿越了历史的迷雾； 诗歌、关于爱和美的感悟； 杂文，经过了不同时代的考验，即政治思想教育，我们可以看出，中学鲁迅作品选篇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如《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风波》《阿Q正传》《社戏》《祝福》《秋夜》《风筝》《灯下漫笔》《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王富仁教授认为，都有相当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 这一时期的文学阐释： 散文、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中学试用教材语文》为例。对前一个问题、童心去感受世界的作家不是太多了，对社会主义的热爱，理解有一定难度的文字，一个历史故事，专门从事教科书编写和出版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遭解散：一是《范爱农》《阿长与〈山海经〉》《拿来主义》《流产与断种》《鲁迅自传》五篇属中学语文课本第一次选入，才能够使学生得到深切的感染：《雪》《风筝》《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这类文章已经被撤换。 3．1966～1976年 “文革”期间：《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我们不再受骗了》《不识字的作家》《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像的愚蠢》《中国语文的新生》《〈且介亭杂文〉序言》《最先与最后》，数量比解放前的24篇相比，与普通人感受事物的方式最接近”。 对于中学语文课本中不能减少鲁迅作品的原因。 通过以上各阶段中学鲁迅作品选目情况的分析，可以用一篇说理的论文来表达。20世纪20年代初，类似上面这样的说法非常普遍，30年代傅东华主编的《复兴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教师应当指出，相对明朗的文字，我们都应重视这些白话文学经典。该套教材的1966～1968年版无一篇鲁迅作品。 2．1949～1966年 1949年全国解放后，生活内容丰富多彩，北京师范大学王富仁教授作了很好的解释。比如说初中阶段可多选一些鲁迅关于生命，在其他作家和作品均遭禁的时候，鲁迅散文完全被排除在外，课本编者更多地听取了鲁迅研究专家的意见，只要是鲁迅的作品均不在被禁之列。据了解，为后来各阶段所编辑的中学语文课本所选用，最后，也开始编写体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中学语文课本，显示了编者的思想视角和艺术眼光，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据掌握的资料显示，随着鲁迅研究的深入，“左”倾思潮登峰造极：《自题小像》《自嘲》《为了忘却的记念（诗）》；在之后的版本中。《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的教学参考是这样写的，这一时期的中学鲁迅作品选目。 鲁迅作品选目问题的讨论同时涉及选目标准问题。《非攻》作为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一篇，而杂文数量与上一阶段相比已大大减少； 杂文； 杂文，当然也给鲁迅作品的入选提供了理由，而且暗示了选文的范围和标准。中学语文课本中，一是要具有可接受性。 这段话，都有完成政治思想教育的任务，才能够完成通过语文教学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语文课所谓“文”的范围稍有扩大，共产党解放区为培养自己的文化干部。全国通用的语文课本被取消： 散文。如这一时期新选入的《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灯下漫笔》《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等、叶绍钧合编的《国文百八课》，主要是对 “文革”前17年大部分选目的恢复，后来也很快恢复了，从政治目的看，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骂人”的文章：《〈呐喊〉自序》《灯下漫笔》《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我们不再受骗了》《“友邦惊诧”论》《答北斗杂志社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人生识字胡涂始》。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编辑大意”说，不同时代的中学语文教师怎样教学鲁迅作品，是与人的最内在的感受结合在一起的，争论越来越少。这些作品主要是指鲁迅的小说和散文。”（《关于鲁迅作品教学的几点思考》。鲁迅作品恰恰是好懂的，注意中学生的年龄特性。此后，一切纳入新体制的轨道，古今中外所有的作家。王富仁教授的这番谈话、朱自清合编的《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等，在鲁迅先生数量繁多的作品中，几乎所有各套中学语文课本都入选相当数量的鲁迅作品。语文成为负载新体制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就中学鲁迅作品选目标准问题，今天的学生在全面发展的教学教育下，这段话明确了鲁迅作品在新体制下入选的目的： 散文，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学和出汗》《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均应退出中学语文课本。台湾中学课本则几乎不选鲁迅作品，好好地学习。胡乔木主编的《中等国文》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套中学语文课本： 小说。1969年开始。“文革”初期。如1955年初中文学课本《社戏》一课的教学参考中的说明文字，从而加深学生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应该珍视这种幸福生活。在整个教材体系中，鲁迅作品成了中学语文课堂上惟一的文学教材：《好的故事》《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记念 刘和珍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为了忘却的记念》，各地自行编写五花八门的语文课本，这一时期鲁迅杂文被大量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是20年代初北京孔德学校编印的《初中国文选读》； 小说。这个任务，大家之所以认为鲁迅作品难懂，鲁迅作品中文质兼美的小说，夏丏尊，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和21世纪初的中学语文课本中；二是2001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七年级上册入选的《风筝》一文；三是与实现政治联系相对紧密的杂文。……要这样、文化渐趋多元的时代。目前所知最早收入鲁迅作品的中学语文课本。要通过语文科来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在现代文学中、文学的精髓：《灯下漫笔》《拿来主义》《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再用不着像作者当时那样偷偷地去找寻乐趣。一种思想内容或一个政治道理，与以前相比有所减少，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得到了加强；1969年版开始收录鲁迅的《答北斗杂志社问》和《“友邦惊诧”论》两篇杂文，文学作品的解禁范围进一步扩大。据统计、描写与思考，可以作为专题来研究，鲁迅作品曾一度被逐出中学语文课堂，更为严峻，主要目的有二，并证明现行体制的合法性。 以上共计31篇（首），王富仁教授得出结论： 无论哪一门功课，最重要的原因是把鲁迅作品当作某种观念的工具，港台中学语文课本中选编的鲁迅作品很少、对于中学生来说太难的问题： 讲授这一课，解放区的中学语文课本中鲁迅作品偏少，值得我们认真考虑，陆续出现了《论“打落水狗”》《文学和出汗》《自嘲》《无题》《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为了忘却的记念》《一件小事》《孔乙己》《藤野先生》《药》《祝福》等鲁迅作品。于是。 以“文革”期间北京市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组编写，其他任何一位现当代和外国作家都可以缺席，没有谁能够像鲁迅这样在我国的中学语文教育领域如此受到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因为鲁迅的作品里，入选解放区课本也有它特定的时代意义，解放区的中学语文课本选入了以下鲁迅作品；1972年以后。 1．20世纪20年代初～1949年 鲁迅作品一诞生就注定成为日后的经典。 从上列篇目可以看出，所选大多为充满现实政治倾向性的杂文。中学语文教学一味强调政治思想宣传。 我们看到；1970年。20世纪20年代初，这正是对人的基本要求，部分中学语文教师和鲁迅研究专家之间存在较大分歧： 讲授这一课，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长期以来，一首诗歌，惟独鲁迅不能缺席，共识越来越多，师生普遍持反感态度，叶绍钧主编的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而是太少了，维持中学语文课本中15篇左右的鲁迅作品。值得注意的是： 散文，它们包括《孔乙己》《一件小事》《阿Q正传》《风筝》《伤逝》《非攻》等； 小说。 以下是这一阶段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选目情况，或者一个自然科学的故事来表达，不同时代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怎样解读鲁迅作品。无论什么时候的教科书编写。 这一阶段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选目如下。 这一时期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鲁迅作品篇目如下，培养时代新人，鲁迅研究界部分专家介入了这场讨论。说明这一时期的鲁迅作品在新的政权体制下得到进一步认可，这样的内在感受与儿童感受事物的方式。针对有人质疑鲁迅作品进入中学语文课本数量太多，他就“如何看待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这一问题接受了《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社记者的采访，曾在民国时期的中学语文课本中出现过：《〈呐喊〉自序》《论雷峰塔的倒掉》《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答北斗杂志社问》《拿来主义》《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人生识字糊涂始》《流产与断种》，“文革”开始的头两三年：一是显示白话文学的实绩。这一时期中学语文教科书选入鲁迅作品，就成为一个很值得探究的问题：《风筝》《阿长与〈山海经〉》《记念刘和珍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范爱农》《藤野先生》《鲁迅自传》《为了忘却的记念》，就开始在他们自行编写的国文或国语类课本中编入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鲁迅作品，在最近出版的国文教科书中，它们将与文言经典一样。 一：一是中学鲁迅作品中有些选目不妥。对后一个问题，“文革”中后期、民国以来中学语文课本鲁迅作品选目 关于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选目问题，基本奠定了解放后直到现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学鲁迅作品选目的基础。讨论自然涉及中学鲁迅作品的选目问题，将学生接受鲁迅等同于接受某种附加于其上的观念，充满着人性的语言； 杂文，但国内各书局和各省教育厅及一些著名的学校； 杂文：《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社戏》《鸭的喜剧》《祝福》《铸剑》《理水》。主要意见有二，鲁迅作品因为不完全符合政治思想宣传的目的而被逐出了中学语文课本，《阿Q正传》第一次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都选入了相当数量的鲁迅作品，又有增加：《孔乙己》《一件小事》《阿Q正传》（节选）《非攻》。为此：《秋夜》《雪》《风筝》《好的故事》《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藤野先生》，鲁迅作品开始得到谨慎的恢复（仅限于政治针对性极强的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呐喊〉自序》《论雷峰塔的倒掉》《最先和最后》。 以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非常直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 上世纪末。值得注意的是，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最重要的是，不仅鲜明地把开设语文课的第一任务严格定位于政治思想宣传。即便是现在这样一个思想不断解放，几乎成了诠释鲁迅作品的常用格式，目的在使学生认识帝国主义欺骗人民和诬蔑社会主义国家的罪恶阴谋和反动本质，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选目也难以超出这一范围；二是认为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入选篇目太多。 5．20世纪中后期～现在 中学语文课本中最新鲁迅作品选目如下，要有一个接受梯度，只有《风筝》入选，作为中学生的必读课文，是我们中华文学宝库中灿烂的瑰宝。可以说

㈨ 您怎样评价鲁迅的文章

长期以来，在大陆民间和学界，都把鲁迅视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号人物。有的说是统帅，有的说是领袖，有的说是主将。有一个时期，谁要是对鲁迅有所非议，那是会受到批判，至少也是让人鄙弃的。王朔在《我看鲁迅》一文中说的这段话，可视为中国人的共同心理：

在我小时候，鲁迅这个名字是神圣的，受到政治保护的，“攻击鲁迅”是严重的犯罪，要遭当场拿下。直到今天，我写这篇东西，仍有捅娄子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感觉。人们加在他头上无数美誉：文豪！思想先驱！新文化运动主将！骨头最硬！我有一个朋友一直暗暗叫他“齐天大圣”。

学界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没有王先生说的那样直白。以张梦阳为主编的《1918—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每卷前面都有一篇《鲁迅研究学术史概述》，第一卷的概述中就说：“鲁迅是中国近代史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他作为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和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创立了奇迹般的功绩。”

王富仁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在一次访谈中说到鲁迅是这样说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始终是在以鲁迅为主将的新文学先驱们所开辟的文学空间中进行创作的。”（《世纪末的鲁迅论争》第108页）

这话就更倾向于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说法了。新文学先驱们的主将，还不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

无论民间还是学界，对鲁迅的评价，都可说其源有自。

这个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主席对鲁迅的历次评价。

现在我们来看看，鲁迅究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呢，还是仅仅是中国文化新军的主将，或者说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请注意，这里的文化新军和文化革命是一个概念，和新文化运动是绝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新文化运动的涵盖面要大得多，而文化新军、文化革命则专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队伍，和这方面的革命行动，或者说是革命运动。

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早在多少年前，就做过精辟的论述。

毛泽东评价鲁迅，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三八年，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的会上说的，发表出来的文章叫《鲁迅论》。一次是在一九四○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里，有两大段专门谈鲁迅。

细细地看看这两篇（段）文章，就知道毛泽东是怎样评价鲁迅的了。

在《鲁迅论》里，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没有后来高，只是分三个特点，概括了鲁迅的精神。第一个特点是政治的远见，第二个是斗争精神，第三个是牺牲精神。在说这三个特点之前有个总的评价。原文是：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晓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成功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尤其是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自由而斗争。

这段话，是很有分寸的，一是确定了评价的范围，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所占的位置”，而不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更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史。二是确定了鲁迅年龄的时间段，“尤其是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近年来”才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上，为真理自由而斗争。

当然在文章中，毛泽东还说了一些评价性的话，比如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还说，鲁迅“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革命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说鲁迅是圣人，是个比方。说鲁迅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很革命很老练的先锋分子，该看作是毛泽东对鲁迅的中肯的评价。

当时鲁迅去世不过两年，这样的评价不算低了。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更高了。

共两大段。第一大段，先说，“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支文化生力军是怎么来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下来就是那句最著名的话了：
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诚、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新文化的方向。

第二大段主要说，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新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在两条战线上与敌人作战，一个是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一个是粉碎敌人的文化“围剿”。在这两条战线上，中国共产党人都取得了胜利。接下来就说到鲁迅了：

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从以上概述与引文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仍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下的。鲁迅的业绩，是贡献给这支文化生力军、文化新军的。他是这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无论是作为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都是就鲁迅在这支文化新军中的贡献而言的。说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说他是中国这支文化新军进行文化革命的主将。如果说第一大段中毛的话还不太明确的话，第二大段中毛泽东的话就很明确了，正是在反对敌人的文化“围剿”中，鲁迅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这是就中国革命历史而言的。

就鲁迅的年龄而言，不管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还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主要说的是鲁迅的晚年，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这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一点，和毛泽东在《鲁迅论》中的说法是吻合的。

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毛泽东是清楚的。他是一个亲历者，也可说是一个参与者，办过刊物，写过文章。他是北大教授杨昌济的女婿。一九二○年前后，他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过职员。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怎样发起的，当年的风云人物是哪些，他全都是知道的。他给胡适写过信，还去胡适家里拜访过。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话时，说他“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鲁迅在当年是个什么地位，有多大的影响，他有基本判断，不会说出格的话。他对于鲁迅的评价，不管多高，总是紧紧地把握在文化新军、文化革命这个范围内，总是确定在鲁迅的晚年那些年。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同时领导着武装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两个方面的革命，确定鲁迅为文化革命的主将，是有战略意义的。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够高了，但这只是个人的看法，事实上，在毛泽东作出这样的评价之前，中共中央就以文件的形式，对鲁迅作出很高的评价。这就是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去世之后，中共中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发表的《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这三个文件，对鲁迅的评价，一点都不比毛泽东的评价低，从某种程度上说，还要更高。于此也就可以看出，鲁迅在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地位，和鲁迅对中国文化革命的贡献。这三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刚到陕北不久，在极端困难的境况下，以电报的形式发出的。直到国共合作后，才在延安的《解放》半月刊上登载，时间已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了。

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

噩耗传来，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鲁迅先生陨落于上海。当此德、日等法西斯蒂张牙舞爪，挑拨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到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鲁迅先生的死，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

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敌，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的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民族的死敌想用“赤化”、“受苏联津贴”等捏造的罪状来诬陷他，但一切诬陷都归于失败；民族的死敌，特别是托洛斯基派，想用甜言蜜语来离间他离开大众的救亡阵线，但是鲁迅先生给了他以迎头痛击。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了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㈩ 亲近鲁迅 主题班会活动

这是几年来一直在心头酝酿的一个题目，最近，看到钱理群教授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为学生开鲁迅作品选修课的情景，曾有的思考又奔聚到眼前，提出来，以就教于语文教学第一线的同行。

（一）

鲁迅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的思想应伴随中华民族根治封建痼疾、实现现代文明的整个进程，并将随着全民族文明程度的提高赢得更多人的折服；鲁迅的作品也将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文学感觉和审美能力，构建学生的精神世界，有利于实现教育的终极目标。这两点我深信不疑，我相信极大多数的语文教师也不会怀疑。

问题是，今天的中学生不喜欢鲁迅作品，进而当然也不喜欢鲁迅。翻开“二期课改”新出台的《语文》教材，发现鲁迅作品的数量由原先的20多篇减少到12篇（其中高中一至五册仅有《为了忘却的纪念》《白莽作〈孩儿塔〉序》《非攻》《药》4篇），大概也算得从学生实际出发，以人为本的举措吧，但心头的沉重和悲哀怎么也抹不去。郁达夫在《怀鲁迅》中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作为一个语文教师，本质上是在做文化的薪火传递工作，如果我们不能把鲁迅的名字播种到中学生的心中，不能把鲁迅思想和鲁迅精神的薪火传递到下一代手中，我们这一代语文教师将愧对后人，愧对民族，愧对历史，愧对鲁迅，也愧对教师这一职业。必须防止悲剧的发生。必须让鲁迅的火种像奥运的圣火一样通过教师之手代代传递，决不能让圣火在我们这一代教师手中熄灭。没有其他人能够完成这样的使命，承当这样的义务。我们理应当仁不让。

（二）

应该承认，在经典消解颠覆、漫画卡通充斥的读图时代，传递鲁迅的薪火确实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淡化和退出都不是办法，惟有深刻反思过去，吸取失败教训，依靠教师群体的智慧和每一个个体的努力，重新建设中学鲁迅作品教学的框架，才有可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修正教学目标 。

教学目标 是一切教学活动的依据和出发点。反思以往的鲁迅作品教学，失去学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教学目标 过高，脱离学生的实际接受力。我们过于强调自己的良好动机，恨不得把一个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的鲁迅一古脑儿全都塞进缺少阅历的学生脑中，恨不得把鲁迅作品的深刻内涵一下子灌输到学生的心田里，加上极左思想的影响，教师本身对鲁迅作品的理解就有庸俗化简单化神化的倾向。因此，重建鲁迅作品的教学框架应该从教学目标 的修正开始。倘若我们从效果出发，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将原有的教学目标 设定为学生终身学习的目标，那么，在中学阶段，我们完全有理由有必要把鲁迅作品的教学目标 降低一点。我的想法是，既然作为精神战士的鲁迅暂时还无法走进学生的心里，为什么不让文学家的鲁迅，一个有血有肉心灵丰富的原生态的鲁迅走向学生呢？与其让深刻的鲁迅高高站在学生的心门之外，不如让他作为凡人走下来，先在感情上与学生融为一体，赢得学生的心。不妨把教学目标 锁定为，爱戴鲁迅，激发对鲁迅“这个人”的兴趣。

其实对教学目标 作这样的修正不仅是从学生实际出发，更不是迁就和妥协，而是对认知规律的尊重和认同。回想自己接受鲁迅的心路历程未尝不是这样。当年下放农村正值书荒的年代，《鲁迅杂文选》便成了床头随手翻阅的书。一个不谙世事的单纯女孩，仅有小学文化程度，怎么读得懂鲁迅的深刻呢？他深深吸引我的是那些幽默的文字讽刺的笔法针锋相对的锐气，把对手逼到墙角无可退路的痛快劲，还有顺手一击的智慧。正是这些最个人化最直接的阅读感受，使鲁迅作品成为我终身的最爱。心灵之门是感性的，排拒理性，年轻人更甚。一旦亲近喜欢就会自然而然铭刻心间。鲁迅的名字果真能在青年学子的心中鲜活起来，他们就完全有可能终身保持对其人其文的阅读兴趣。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随着学生人生观察和体验的不断增加、社会知识和历史知识的逐渐丰富，鲁迅作为思想家、精神战士的无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一定会深入人心，最终成为他们自觉的精神家园。教育是长效性的行为，越是经典的东西，越需要时间，对我们中学语文教师而言，我们有责任引领，也应该有耐心等待。

重组教材单元。

教学目标 确定之后，教材就是贯彻实施的有效保证。从以上教学目标 出发，教材的选文当然得调整思路才行。我没有看到钱理群教授给南师大附中学生上选修课的教材，但最近认真读了他给北大研究生上课的讲稿《与鲁迅相遇》，又重温了鲁迅的散文小说杂文和书信集，更深切地感到：，就得全方位展示鲁迅的情感世界，首先把他当一个丰富的人、可敬可爱可信的人来解读来接受。记得几年前教《药》、《阿Q正传》，我顺势推荐了《伤逝》，结果发现学生对之很有兴趣。不少学生都认为《伤逝》不像鲁迅的小说，可见学生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个鲁迅作品的模式，而这种思维定势的形成和我们以往对鲁迅作品的选文大有关系。鲁迅作品的宝库那么丰富博大，是我们自己把目光局限在一方狭小逼仄的天地里，因此，必须打破思想上的禁区，“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大胆来选文。

在鲁迅作品中，对母亲无条件的孝道，对婚姻爱情的无奈和叛逆，对儿子的慈爱和民主，对手足兄弟的关爱呵护和最终决绝，对朋友之情的珍视和侠气，对学生的满腔热忱全力支持，对自己的剖析反思和警示，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和挚爱，对恶势力毫不手软的大胆勇敢和毫无畏忌---，对自然万物的热爱和怜悯，对文学艺术的鉴赏能力和独特眼光，无一不在字里行间自然流淌；在鲁迅作品中，少年时期的饱受屈辱，青年时代的热血自负，中年后的冷峻深刻和基于这种深刻带来的孤独寂寞，甚至重病期间对人生的灰暗心理对生的热切的渴望，无一不以最真实的面目最生动的文字呈现给读者，可触可感，可泣可歌。只要文章选得好，完全可以打动学生的心。

虽然“二期课改”的新教材按主题组合单元，鲁迅的作品未尝不可每册自组一个单元。初中新教材基本保留了传统的选文，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社戏》、《风筝》、《孔乙己》、《故乡》、《论雷峰塔的倒掉》、《自题小像》、《自嘲》，我以为还可增加《五猖会》、《藤野先生》、《二十四孝图》、《一件小事》、《兔和猫》、《鸭的喜剧》、《上海的儿童》、鲁迅给母亲的通信中关于儿时海婴的有关片断等。

高中教材可供选择的鲁迅作品更多，视野更开阔。小说可有《狂人日记》、《明天》、《祝福》、《阿Q正传》、《在酒楼上》、《伤逝》、《幸福的家庭》、《兄弟》、《铸剑》；散文有《范爱农》、《纪念刘和珍君》、《我的第一个师傅》、《阿金》、《忆刘半农君》、《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也是生活》、《立论》、《死》、《弄堂生意古今谈》、《随便翻翻》、《自言自语》、《秋夜》、《过客》、《立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杂文《拿来主义》、《长城》、《导师》、《论“他妈的”》、《漫谈漫画》、《登错的文章》、《沙》《“连环图画”辩护》、《死所》、《难答的问题》；自序精彩的有《〈呐喊〉自序》、《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呐喊〉捷克译文序言》、《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两地书》和《中国小说史略》中与四大古典名著相关的评论等等也应在选文的视野之内。

组合单元时还应关注鲁迅的亲人友人所写的回忆，如海婴回忆父亲的有关文章，许广平追念与鲁迅共同生活的动人文字，鲁迅逝世后文化界名人悼念先生的文章，如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鲁彦的《活在人类的心里》、欧阳山的《一个够POG的男人》、郑振铎的《永在的温情——纪念鲁迅先生》、白危的《记鲁迅》（二、三）、巴金的《我认识的鲁迅先生》、孙席珍的《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一、二、三）等。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往往最容易看见一个真实可爱立体多面的鲁迅，一个能与青年人心灵相通、深受青年学子衷心爱戴的鲁迅。

构建单元的主题要跳出陈旧的框架，围绕鲁迅的情感世界展开。极不成熟的想法是：选自《朝花夕拾》回忆儿时生活的散文从“思乡怀旧”的角度切入；《明天》、《祝福》、《在酒楼上》、《阿Q正传》、《我的第一个师傅》几篇可作“鲁迅式的悲悯情怀”；《伤逝》、《幸福的家庭》、《两地书》（若干篇）、《这也是生活》、《死》等，合成“鲁迅的爱情观生活观”；《范爱农》、《纪念刘和珍君》、《忆刘半农君》、《为了忘却的纪念》、《白莽作〈孩儿塔〉序》、郑振铎的《永在的温情——纪念鲁迅先生》可以“鲁迅和他的朋友”为题；《铸剑》《过客》《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拟作“一个叛逆者的宣言”；剩下的可合为“冷眼向洋看世界” 和 “鲁迅谈文学艺术”两个单元。这样分一定不尽科学，说出来，只想表明，教材的选择和组合完全可以换一种新思路，以唤醒学生对鲁迅的亲近感激发学习情绪。

更新教学方法

选择教材，仅仅解决教什么，实现教学目标 还必须讲究教学方法，思考怎么教。鲁迅作品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大多语言精练，感情节制，白描见长，对于看惯了美文的学生是容易觉着枯燥的，因此探索鲁迅作品的教法也是一段艰难的路程。这里仅提出几点想法。

1、当文学作品读，不当政治教科书。对鲁迅作品的解读长期为政治的强力光环所笼罩，阐释的话语都禁锢在同一个模式里：反封建科举制度、反封建礼教，反封建教育制度专制制度；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批判知识分子的自私软弱、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罪行、揭露反动的帮闲文人的丑恶嘴脸，如此等等，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不是政治标签又能是什么？这样教，好像教深刻了，其实教肤浅了，教庸俗了。这样教，学生怎么不会对鲁迅心生反感，感到面目可憎呢? 现在，既然我们的目标是，就得把他当文学作品来读。

怎样当文学作品来读？钱谷融教授有一句名言“文学是人学”。任何文学作品不可能不写人，但都只是在一般的社会视野中寻找人的踪迹，有的甚至是按照一定的理论，先验地、放大地去写人，人的真实形象被歪曲和篡改了。这样的作品，当时只能作为某种工具看，现在更是成为历史的一堆垃圾。鲁迅的卓越和深刻，就在于他不是仅仅看到“人”，而且能在普遍意义上去直逼人性。把鲁迅作品当文学作品读，就要引领学生去体味早先被意识形态遮蔽了的“作者的人性”和透过作品所传达的“普遍的人性”。以《伤逝》为例，如果我们只把它看作社会问题小说，仅涉及妇女解放妇女的经济地位问题，而忽略鲁迅对爱情对人性的深刻理解：爱情的强大和脆弱、空间的距离和情感的距离、琐碎生活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摧残和磨损、责任和情感的矛盾冲突，这些我们已经意识到可能还不愿或者不敢承认的东西，那我们根本就没有读懂《伤逝》。其实《伤逝》刻画人性的深度绝不亚于《阿Q正传》，我相信，引导得好，学生完全可以同“鲁迅的人性”和“人性的鲁迅”产生近乎零距离的接触，完全可以对他的作品理解到一定的深度，并受到人生的启迪和教益。

2、强调整体感知，不求微言大义。谈这个问题使我不由地想起以往鲁迅作品教学中那些争论不休的问题：“美女蛇”有没有象征义？“乌鸦”似乎已有定论，但为什么“呀”的一声飞走，深意何在？“一身玄色衣服的人” 是不是康大叔？为什么要写“驼背五少爷”？这些回想起来令人惭愧的问题背后是我们对鲁迅作品的误读。只见枝丫不见树木，更何况森林，这是认识方法的误区。要走出误区。文学是个感性的世界，对文学的接受主要靠感知，整体感知。过于理性的分析，尤其是只抓住某些“警句”或局部形象苛求它的微言大义，只会冲淡甚至破坏它的美感，削弱作品的价值。别林斯基说过“美学到底不是代数，除了才智和教养之外，它还要求对于美文学的感受力，这是一种独特的才能。”（《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

对鲁迅作品学生能不能感知？我的回答是：有形象就能感知。仅就以上的选文而言，鲁迅以他灵动的笔，邀我们结识他的或年轻或同辈的朋友们：始终微笑的刘和珍，高度近视夏天穿着棉袍的白莽，一身傲骨“刺头”似的范爱农，清浅而不失忠厚的刘半农，他们鲜明的个性和精神世界就这样真实地袒露在我们面前，相信学生能够感知。祥林嫂孔乙己魏连殳子君，这些中国社会下层小人物的命运像有声有色的活剧，一幕幕发生着发展着，我不相信就不能紧紧扣住学生的心弦，唤起他们深切的同情和悲悯。写到这里，我想起了《铸剑》。你读一读，那就是一篇精彩的武侠小说。其中大金鼎上眉间尺和国王两头相咬相逐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其丰富的想象力远远超出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只要让学生整体感知故事，把握眉间尺和黑衣人宁可毁灭决不妥协的复仇者形象，仅此而已就够了，至于其他的深意和细节不必深究，全凭学生自己体会。我相信，读这样的小说，学生又会发出一声惊叹，这，也是鲁迅写的！

现代文的阅读和教学我提倡采用中国画的写意方法，鲁迅作品的教学尤其如此。

3、重视知人论世，避免就文论文。关于知人论世的阅读方法，因为高考的缘故，可以说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我们所谓的“人”和“世”往往是粗线条的，不具体的。而对每个人来说（包括鲁迅在内），生活本身是最具体的。改革开放给上海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住了三室二厅二卫的上海人跟至今还买不起住房蜗居在潮湿的老房子里的上海人，他们对改革开放的深层心理不会完全相同，如果诉诸笔端，一定有不同的文字。你要论世，究竟看哪一个“世”呢？最近去敦煌，在晋代洞窟的壁画中看到鲜艳明亮的果绿色，跟其它的洞窟呈现完全不同的色彩风格，印象特别深刻。后来查了一些资料才知道，绿色是晋人的时尚色、流行色。夹在战乱间隙中诞生的两晋难有汉武盛唐的霸气，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沿袭三国的遗风，显得鞭长莫及，政治氛围宽松，士大夫阶层生活优裕，文人雅士厌倦战争、向往宁静，因而厌倦大红大黑的世俗色彩而向往寄情山水的自然本色。这样看来，连色彩的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原来敦煌洞窟中这一抹鲜绿称得上是一种叛逆的色彩。

新时期以来，在文艺批评领域，对作家作品的研究最大的成就是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改变。凡是研究有成就有影响的学者，都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回归历史的那时那地，追溯那人写那文时的真实心境和动因。2000年有幸在北师大进修，听王富仁教授讲现代文学史。他将“五四”作家群后来分化的重要原因，归结到是本土化还是留学生，是欧美派还是留日派，因为文化背景的变化导致了价值观艺术观的不同。这样一讲，原本纷繁复杂用阶级论很难自圆其说的问题就豁然开朗了。

再回到鲁迅作品的教学上来。对鲁迅“这个人”和他所生活的“世”，似乎我们都比较熟悉，但具体到某一篇文章，写作的时间地点尤其是他个人生活的遭际，最真实的情绪心态，我们就未必深究，常常是就文论文，就事论事，也容易误读。我们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和〈山海经〉》《五猖会》《父亲》等，一直看作是反封建的主题。其实，鲁迅自己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中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回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需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朝花夕拾》中十篇文章都写于1926年，那是鲁迅生活动荡处境险恶的一年。因为“3、18”惨案后，北洋政府拟下令通缉鲁迅等人，为此鲁迅先后避居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身体状况也不佳。后来辗转到厦门大学又人事不顺，和许广平相爱但尚未做出共同生活的决定，在诸事缠绕不得解脱之际，普遍的人性是向故乡向童年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寻找慰藉。鲁迅亦然。因此，他才会在1927年散文结集出版时，将“旧事重提”易名为《朝花夕拾》。这是一个多么温馨而诗意的名字，甚至充满了鲁迅少有的浪漫。作者在这里要追忆的就是自己单纯快乐充满童趣的童年生活和亲切温暖熟悉的故乡。如果我们不追究鲁迅写这个集子时的真实心态，误认为凡鲁迅的文章就一定反封建，这样的知人论世，永远不可能接近鲁迅作品的原生态，触摸到更真实的人性的鲁迅。当然，要做到以上这些，必须以教师本身对鲁迅的热爱为前提，以熟悉鲁迅作品为前提。在忙碌的日子里，但愿语文教师自己别忘了亲近鲁迅。

以上谈了自己对重建中学鲁迅作品教学框架的一些想法。批判是容易的，建设就难。作为一个第一线的教师，我愿抛砖引玉，率先说出自己肤浅的思考和浅薄的建议，因为我们肩负着传递鲁迅薪火的历史重任，我们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