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科幻小说新石头记

1. 请问中国正规意义上最早的第一部小说是哪一部最佳答案我加分

《世说新语》是我国最早的笔记体小说集,作者是南北朝宋的著名文学家刘义庆.

2. 新石头记的小说

光绪三十四（1908）年十月上海改良小说社单行本。四十回。作者：署“老少年撰”，老少年即吴趼人。吴趼人，名沃尧，字小允，又字茧人，后改字趼人，广东南海佛山镇人。清同治五年四月十六日生（1866年5月29日）生于北京祖父寓所，三岁，祖父亡故，随父母奉丧南归。十七岁丧父，十八岁被生计所迫，至上海谋事。光緖廿三（1897）年至廿八年，主持上海各小报笔政。从光緖廿九年起，致力小说创作，进入其文学生涯的黄金时代。宣统二年九月十九日（1910年10月21日）卒于沪寓。内容：续《红楼梦》故事。
《新石头记》最初标为“社会小说”，后又改标为“理想小说”的晚清长篇科幻小说《新石头记》。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红楼梦》续作，遗憾的是，它们大都“托言林黛玉复生，写不尽的儿女私情”，甚至众女共事一夫，家族兴旺，皇恩浩荡，兰桂齐芳之类。而《新石头记》与此迥然不同，承继了《石头记》的迷幻时空框架，小说中，贾宝玉在1901年复活，到上海、南京、北京、武汉等地游历，目睹了大量火车，轮船，电灯等电气化的新事物，甚至乘坐潜水艇由太平洋到大西洋，由南极到北极绕地球一周，为高度发达的西方科技文明所震撼，并自信将来有一天中国也能制造这些东西。对于这部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小说，通常的评价是说它集中反映了作者对乌托邦式的社会和国家制度模式的向往，但我认为它的另一重价值在于它的科幻色彩与远迈常人的想像力，如飞车，电炮，潜艇等，放到今天犹能给人遐想，而这一点，应该与吴趼人当年在江南制造局的经历有莫大关系——冥冥中命运的安排，确实有令人难以深究之处。

3. 陆士谔的主要作品

陆士谔一生创作的百余部小说中，以《新上海》与《新中国》最著名。《新上海》将清末上海十里洋场种种光怪陆离的“嫖、赌、骗”丑恶现象作了深刻揭露，写得淋漓尽致。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十大古典社会谴责小说”，陆士谔的《新上海》与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同列其中。《新中国》是陆士谔32岁写下的代表作，这是一部令今人万分惊叹的小说。该小说又名《立宪四十年后之中国》，小说以第一人称写作，是一部以梦为载体的幻想之作。书中写道：“万国博览会”在上海浦东举行，为此在上海滩建成了浦东大铁桥和越江隧道，还造了地铁。有趣的是为造地铁（电车隧道），还发生不同意见的争执，有说造在地下，有说要造高架；争论到最后，说是造高架行驶噪声太大，且高架铁竖柱影响市容又不方便，最终定下造地下电车隧道。他创作的以抗击八国联军为题材的小说《冯婉贞》的部分内容竟被编入《清稗类抄》，后人又将此作为史实编进了历史课本。此外他还给包括古典四大名著在内的各种小说写作续书，其中最著名者是《新水浒》，书中描写梁山好汉开银行，办铁路，发展工业等，探讨了经济与技术发展和人性的冲突。
陆士谔对医学及武术均有兴趣，这也是他写武侠小说的功底之一。他饱读医书后，又拜名医唐纯斋为师，到20世纪20年代初，竟悬壶上海。他虽以医为业，却未尝弃文，写出以清初社会现实为背景的武侠小说20余部，其中《血滴子》尤为走红，以致世人多以为雍正之传位和丧命，都是出自血滴子成员之力。另撰有《也是西游记》、《飞行剑侠》、《七剑八侠》、《七剑三奇》、《三剑客》、《红侠》、《黑侠》、《白侠》、《顺治太后外纪》、《女皇秘史》、《清史演义》、《清朝开国演义》《十尾龟》等书行世。在言情小说方面，他还写过《新孽海花》、《孽海花续编》，因《孽海花》原书作者曾朴读后提出抗议，陆即接受意见将书毁掉。 1910年，晚清小说家陆士谔在其幻想小说《新中国》中，写下了这些令后人惊叹不已的句子，神奇地预言了将要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并点出地址在浦东。近日，记者专访了陆士谔的嫡孙陆贞雄，听其讲述这位神奇前辈是如何构建出百年世博奇梦的。
时年32岁的陆士谔写下了《新中国》，虽然全篇只有2万字，却预言到了百年之后的强盛中国及世博会的举办。全书以梦为载体，作者化身“陆云翔”，以第一人称描述了自己梦中所见：上海的租界早已收回，法庭律师皆为华人，马路异常宽广，洋房鳞次栉比。
最为神奇的是，他写道：那年“万国博览会”在上海浦东举行，为了方便市民前往参观，在上海滩建成了浦江大铁桥和越江隧道，还造了地铁。为造地铁，还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执，有说造在地下，有说要造高架，争论到最后，定下造地下电车隧道。“把地中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日夜点着电灯，电车就在里头飞行不绝。”还有“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
如今住在黄浦区的陆贞雄认为，祖父书中虽未出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字样，但他勾勒了一幅未来城市发展的美好蓝图，并相信终能实现。《新中国》结尾，陆云翔被门槛绊一跤跌醒，才知是一场梦。妻子说“这是你痴心妄想久了，所以才做这奇梦。”而他却说“休说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时至今日，这一切果然成真。 身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陆士谔何以“做”出如此恢宏的奇梦？何以预言到百年后的世博？陆贞雄认为，“祖父更多的是靠他睿智的头脑、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想象，以及对中国综合国力的准确估计，然后层层推理，最后才构想出这个百年奇梦的。”
陆士谔弟妹等亲属都是当时进步团体如同盟会、南社的成员，使其很早就接触了《共产党宣言》等进步读物，因此他认为革命进步人士必将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 “新中国”。而且，陆士谔在当时是一个“很西洋化”的人。在陆贞雄给记者看的老照片中，有一张是陆士谔与其妻李友琴的西式婚纱结婚照。
在“梦中”，陆士谔还对世博的一些细节预言精准。如《新中国》梦中的三大工程与现实中的延安东路隧道、地铁一号线、南浦大桥等地点方位均吻合。陆贞雄分析，这与祖父的医生职业有关，“他经常要到各处出诊，对上海的地理位置非常熟悉。”所以清楚哪些地方人流量大，哪些地方最需要修建这些工程。 14岁时，陆士谔从青浦珠溪镇（今朱家角）老家到上海当学徒，却因一口“家乡土话”被人歧视。3年后回到家乡师从名医唐纯斋学医。1905年，27岁的陆士谔到上海行医谋生，1925年因为医好了一名富商的疑难病而成名，被誉为沪上十大名医之一。
陆士谔爱读稗官野史，还爱写这一类小说，到上海第二年，便以“沁梅子”笔名出版了《精禽填海记》。之后，他一边行医一边大量写小说。
陆贞雄介绍，写《新中国》，缘于当时的“改良小说社”的征文。“祖父看到征文后就开始写《新上海》、《新中国》。”但当时，书出来后反响并不好，“都觉得是胡扯，说他构想的是‘乌托邦’，没有人看，有些人将书扔掉或烧掉了，所以现在存书很少。”据陆贞雄说，原先上海图书馆也仅存一本。
陆贞雄介绍，“祖父爱喝老酒”，所以《新中国》开头，就是在正月初一喝闷酒，“两斤花雕下肚就昏昏欲睡”，便开始了这一“百年奇梦”。
他曾预测在100年后，上海浦东将会举办“万国博览会”，而今变成了现实。上海世博会，在我国成功举办了。
陆士谔“预言2010年上海世博会”乃误传
为2010年上海世博拍摄《上海传奇》的贾樟柯导演说：“他(陆士谔)写了一本科幻小说，他预言2010年上海会开世博会，而且世博会就在浦东举行，那个时候要建一个海底隧道。100年后，世博会真要在上海举行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故事。”
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大型电视纪录片《百年世博梦》也如此说。经传媒的广泛报道，“陆士谔百年前精准预言上海2010办世博会”这一说法已深入人心。这样一个“梦想成真”的故事确实很动人，很值得宣传。但遗憾的是，这个故事其实经不起考证。实在说，这是典型的“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近期，笔者为了编著《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商务印书馆2010年4月出版)一书，辗转得到陆士谔百年前写就的《新中国》一书，方知今天我们所说并非真实。倘没有看到原始材料，笔者恐怕也会是这“陆氏预言说”的“以讹传讹者”了。
陆士谔不仅没有“精准预言”“2010年”，而且他所说的“内国博览会”亦非我们今天所说的“万国博览会”。 在陆士谔的小说《绘图新中国》中，小说主人公陆云翔在好友李友琴的导游下，观览了1951年的上海，他来到人民广场(跑马场)的“新上海舞台”看新剧，在南京路(大马路)坐地铁，到了外滩，忽惊见黄浦江上跨着一架“大铁桥”，他便问“导游”：“这大铁桥几时建造的？”女士道：
足有二十年光景了，宣统二十年(按，1928年)，开办内国博览会，为了上海没处可以建筑会场，特在浦东辟地造屋，那时上海人因往来不便，才提议建造这桥的，现在浦东地方已兴旺的与上海差不多了。
那李友琴是在介绍黄浦江上的大铁桥的来历时，顺便提了这么一句，说这桥是1928年在浦东开办“内国博览会”时为了方便人们来往才建造的。白纸黑字，怎么就成了“陆士谔百年前精准预言上海2010办世博会”了呢？时间不对，一为1928年，一为2010年；性质也不对，一为“内国博览会”，一为“世界博览会”。
读者诸君可能要问：“内国博览会”是不是“万国博览会”手民之误？百年前的书出点小错也不是不可能的。就拿此书为例，目录的第二回回目为“拍马屁挡手煎药，送仙丹小妇多情”，而正文中第二回回目则是“冠全球大兴海军，演故事改良新剧”，这样的错误就有点离谱了，显然正文中的回目是正确的。
那么，“内国博览会”会不会是“万国博览会”手民之误呢？那“内”字或与“万”字形相近，但要知道，此书是繁体字版，如果是“万”字的话，当印为“万”字，查此书后面出现的“万”，果被印成繁体“万”字，看来此处“内”字不可能因字形相近而印错，必为“内”字无疑。
其实，“内国博览会”就是“国内博览会”之意，这在今天听起来别扭，但在当时却并不别扭，恰手头有例可佐证。在1915年出版的冯自由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大赛会游记》中提到中国馆之建筑时，这样说：“工程出诸宁梓之手，是以新派而造旧物，未免凿枘不合，宁梓擅西制，使建宫殿，似不及内国工人。”看来“内国”与“外国”相对举，就是“国内”之意。
还有例子，在同一本书中，介绍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报知局时，这样说：“会场中特设一局曰报知局，专理一切集会及交际事宜，凡有社团开会，须预在此局挂号，由局员编制日期，不致纷乱，其职掌有四：一内国及万国之大会；二关于学术之集会；三秘密结社及特别团体之集会；四介绍旅馆铁路及太平洋沿岸名胜。”看来“内国”与“万国”相对举，就是“国内”之意。
倘真的是万国博览会，陆士谔当会直接道明的，吴趼人在1905年所写的《新石头记》中，便这样说：“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我请你来，第一件是为这个。这万国博览大会，是极难遇着的，不可不看看。”这里“万国博览大会”就不是“内国博览大会”。
可见，“内国博览会”不太可能是“万国博览会”之误。
因此我们可以说，陆士谔不仅没有“精准预言”“2010年”，而且他所说的“内国博览会”亦非我们今天所说的“万国博览会”，所谓“精准预言2010年在上海召开世博会”只是粗心的后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他在今天蒸蒸日上的声名与其说来源于“预言世博会”，不如说来源于百年前他对上海未来的幻想，而这些幻想在今天有的变成了现实。
然而陆士谔在今人的眼里声名却蒸蒸而日上，何故？这还得归功于他的小说《绘图新中国》。表面上，他的声名来源于“预言世博会”，实质上，他的声名来自于百年前他对上海未来的“幻想”，而这些幻想在今天有的变成了现实。
这部“理想小说”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宣统二年(1910)正月初一，主人公陆云翔(按，即作者自己)百无聊赖，在喝了好友李友琴赠送的20年陈的花雕后，“穿越”到宣统四十三年(1951)的上海，而一个文明发达、面貌一新的上海令他感到陌生和惊诧。
他在好友李友琴的“导游”下游览了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上海。这时上海租界的治外法权、行政权已收回，领事裁判权已经废掉，租界已经交还我国，洋货已被国货淘汰了，京沪开通了火车(宣统八年召集国会时，由于观礼的人太多，“京沪火车为了此事特加上几班特别专车”)，外人侨寓我国不得不遵守我国法律，我国的各式兵舰坚固灵便都非他国所能及，我们海军军力“全球第一”。
这时，人民广场(跑马场)竖起了座拥有“十二万个座位”的“新上海舞台”，全市都设有了售票点，走在覆有透光琉璃瓦的“雨街”上不用打伞，南京路(大马路)下有了地铁，黄浦江上架起了铁桥，黄浦江底挖掘有隧道，法院(“裁判所”)里中国人正在控告那违法的外国人，上海交大(“南洋公学”)变成了综合性大学，我国高校都有了外国留学生前来求学，汉语成为“现在全世界文字势力最大”的语言文字，“吾国的工人差不多个个都是小康”，女人们开始走出家门做会计工作(“总账房”)，嫖娼赌博都已被禁绝，我国生产出了“式样极其灵巧，用油也极其省俭”的汽车，人们出门可以租坐“出租车”，从徐家汇到南京路十多里间店铺从没间断过。
“国民游憩所”里阅报室、丝竹室、棋话室、弹子房、藏书楼、古董房、书画房，应有尽有，新发明的烟火在空中可以燃出图画，洗澡改用成一种“从化学里头分化出来的很能够去污涤垢并能杀一切微生虫”的“汽”，中国发明了“西洋各国从不曾有过”的飞艇，人们可以随时乘座“空行自行车”，穿着“水行鞋”就能安然地在淀山湖上行走，捕鱼人借用“测水镜”和“听鱼机”来捕鱼，水面上行走的都是那电机船，用X光透照可以在不伤蚌苗而采得珍珠，社会安定国人文明不得不开始裁减侦探，苏汉民初步试制成功去除恶根性的“除恶药”，吴淞口海军在大演习，“走遍全国，寻不出一个穷人”，“愁富”的人只好盘算着到海外投资(“把钱运到外国去做一番事业”)，联合国安理会(弭兵会议会所以及解决国际争端的“万国裁判衙门”)就设在我中华。
待到作者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仍睡在榻上，原来所有光怪陆离的美妙景象，只是一场幻梦。
正是陆士谔对上海、中国未来的想象，以及这中间的诸多想象在今天成为现实，而不是他预言到什么世博会，调动起人们的好奇心，从而使得陆士谔一时成为一个“神人”，此书成为一本“奇书”。
今人视陆士谔为“神人”，视《新中国》为“奇书”，正是我们把他当成“预言家”，把此书视为“预言小说”之故。
在笔者看来，把此书当成“预言小说”，不如看作“幻想小说”(正如此书封面所印的“理想小说”)；把陆士谔当成“预言家”，不如看作“幻想家”。预言与幻想区别在哪里呢？预言更多地体现着预言者的“神机妙算”和“远见卓识”，而幻想则更多地寄托着幻想者的“渴望”和“希冀”。
准确地说，《新中国》属于幻想之作，而不是预言之作。因为陆士谔是那不幸的现实中的挣扎者和痛苦者，他强烈地渴望改变现实，但又在坚硬的现实面前看不到改变的希望，于是只有通过幻想来自我安慰。从此一意义来讲，他并不是为那痛苦中的芸芸众生指示一个可能的未来生活图景的先知。
今天，我们常常惊怪于百年前的陆士谔能“预言”到南京路下有地铁、黄浦江上架铁桥、黄浦江底通隧道、大剧院里放电影等，而且这些“预言”在今天都一一实现。我们的惊怪显然是建立在这些新生事物的设想都是一百年前的陆士谔在医房或书房里“独家想象”出来的。
其实，他之设想并不是他的“独家想象”，他之所想事物，在当时世上本就存在，只是当时的上海没有而已，看到他人所有，幻想自己也能有，此亦陆士谔的“准确预言”在今天能够灵验的关键之所在。
就说那轻轨地铁，早在1876年，李圭就在纽约看到了高架桥隧道上行车的景象，他说：“铁路、电线如脉络，无不贯通。轮车必须由城里经过者，则于空际建长桥，或于街底穴道以行。”(李圭：《环游地球新录》，谷及世校点，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待到到达伦敦，伦敦的地铁更是发达和完善，李圭这样描述伦敦地铁：“美国各街多建铁路，行街车，便搭客，此城则于地底穴道，以行火轮车。分段设车票房。行人欲往何街何段，随处购票，下石阶四五十级，至地底车房搭车而行。亦有货摊小铺，以便行客，恍惚又一世界。是缘地狭人稠，诸国交会，街衢行人车马已不胜拥挤，乃创为地道，庶便往来也。”(同上，第86页)
当年在伦敦漫游的李圭还提到正在讨论中的英法海底隧道，“闻两国会议，拟将海底开通，建铁路行轮车，此举或可成也”。(同上，第146页)
我们知道，上海是西学新学荟萃之地，那么，34年后的陆士谔幻想上海将来大马路下通地铁，黄浦江下掘隧道，这有什么稀奇的呢？
接着要问的是，陆士谔是不是知道西方都市里有地铁有隧道的“新知”呢？答案是肯定的。在提到南京路下建地铁的时候，他的小说人物李友琴说，由于上海地狭人稠，路面行驶电车往往有碰撞行人等事，于是，“总要想一个改良的法子，于是大家研究，有人说欧美电车有架设着铁桥在半空里行的，有开筑着隧道在地底里行的，经大众议决，说空行不及隧行的便，电车在铁桥上行那铁桥是凌空的，行起来辘龙辘龙雷响似的，闹得两旁店铺及街上行走的人头都晕了，并且架桥的铁柱一根根竖在街上，也很讨厌的，决定开筑隧道，才改成现在的样子”。轻轨隧道还不是参考欧美吗？
再说那黄浦江下的掘隧道，也无不是受欧洲海底挖掘的启发。当陆云翔提出上海到浦东隔着这么宽一条黄浦江，难道黄浦江底下也好筑造隧道的疑问时，女士道：“怎么不能，你没有听见过欧洲各国在海底里开筑市场么，筑条巴电车路希什么罕。”可见，陆士谔对欧西在水底挖掘隧道的“新知”并不陌生。
因此，我们可以说，陆士谔的“预言”和设想只不过是一个“看到他人有，希望我也有”的渴望和幻想而已，并不是他独到的惊人的“发明”。
当然，我们说他之所想有所依据，并不是说他之所梦都有所据。其中也有些天马行空的“不靠谱的”幻想，才可能是他的独创，比如军舰上蒙覆着可以“制服炮弹”的“橡皮包甲”，能使人在水面上行走的“水行鞋”，可随时乘坐的“飞车”等，如果这些设想都实现了，我们才能说他是“神人”。
100年前，陆士谔小说人物随口提到上海曾于1928年举办过“内国博览会”，今天被粗心的人们误传为他“精确预言百年后上海举办世博会”，遂使士谔其人其书声名日隆，于是，采访探寻，翻印整理，好不热闹，这对士谔来说，不能不说是件幸事，然而，倘能启士谔于地下，他对今天的误解和喧闹能安心接受吗？

4. 吴趼人的生平事迹

1866年5月29日，即清同治五年四月十六日，吴趼人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其祖父的寓所，3个月后，身为中等京官的祖父去世，而其父只是一个巡检之类的小官吏，不堪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两年后，带着年幼的吴趼人千里南下，回到了珠三角南海佛山镇的吴氏大树堂。因为没有生活来源，丁忧服满后，他就不得不告别妻儿，到浙江宁波继续做一个从九品的小小巡检去了。
吴趼人是17岁那年因为父亲离世，生活无着而去上海闯荡的，如此算来，他在佛山完整地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但是，高产的吴趼人一生留下了数百万字的作品，举凡小说、散文、戏曲、诗词、寓言、政论甚至广告文案等，却独独很难找到有关童年及少年生活的回忆性文字，那段岁月成了一盘空白磁带。这里面到底有什么讳莫如深的秘密，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设想的是，父亲长期在外，一个由小康而坠入困顿的孤儿寡母家庭，在当地免不了会承受这样那样的人际压力。吴趼人在他具有强烈自传色彩的代表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专门写了一回“恣疯狂家庭现怪状，避险恶母子议离乡”，就暗示了吴氏家族的败落及其一家人受到族中强势者“凌夷”的经历。
1879年，13岁的吴趼人入读有名的佛山书院，比康有为的两大弟子梁启超和陈千秋要早四五年，比后来做了北洋政府总理的梁士诒更是早了十年。尤其是光绪年间，有一年该书院曾一举考取了15个举人，名震四方，但吴趼人对自己“母校”的光辉历史从不愿提及，也许，家族的倾轧和社会的黑暗，使他早早地对隔膜现实的八股制艺，对科举产生了本能的反感与憎恶，早早地埋下了日后运用小说加以“谴责”的种子。
但是，岭南佛山毕竟是他的祖辈繁衍生息之地，是容纳了他的童年与少年的成长之地，早年辛酸的记忆与经历，丝毫不影响他离乡后的故园情深。尽管他是如此吝啬有关佛山的文字，但一个“我佛山人”的笔名便足以证明一切——吴趼人拥有十数个笔名，但蜚声海内外的还是发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时的署名“我佛山人”。
从江南制造局“破茧而出”
1884年的某一天，一个背负着简单行李来自广东佛山的青年，走进了位于上海城南，其时国内最大的洋务军事工业基地江南制造局。他就是刚刚经历丧父之痛、意欲挣脱旧环境桎梏的吴趼人。
上海是吴趼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不仅仅指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在上海度过，.他的三十余种小说也绝大部分是在上海创作的，像《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名著中所描绘的各种社会人物，也大多数取材于上海的官僚名士、洋奴买办。清朝末年，人们称之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滩是个什么样子？看看他的小说就知道了。
不过，当初刚到上海讨生活的吴趼人，恐怕并没有预见到自己会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他先在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任抄写员，后来凭个人努力升任机械绘图员。虽则月薪微薄，“月得值仅八金”，但那种与佛山古镇迥异的环境令他眼界大开，到处是机器的转动声与撞击声，还有那巨大的制造枪炮的车间，令他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青年吴趼人首先展现出了他少为人知的文学之外的惊人才华，23岁那年，他自行制造了一艘标准尺寸的蒸汽船在黄浦江上成功航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赵小云”造小火轮的情节，这个“赵小云”就有吴趼人的影子。如果不是在江南制造局薪水太低，处处受到压制，吴趼人的人生完全可能以另一种形式展开。
当然，更重要的是，其时社会变法高潮将至，他觉得自己在江南制造局就像作茧自缚，深感必须在社会大变局中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一次他从书坊上得到半部《归有光文集》，爱不释手，由此激发了对文字的热爱与写作的冲动。1897年，也就是32岁那年，他终于决定“破茧而出”，离开整整服务了14年的江南制造局，受聘刚刚发行的《消闲报》笔政，开始了短暂而丰富的报人生涯，先后主持了《字林沪报》、《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等报刊。
吴趼人最初居住在上海西门外，后迁入乍浦路多寿里。他常常在所居的门上贴上标着茧暗二字的梅红纸幅，这几个字的繁体字看起来好像兰闺诗钞，令人误认为出于女子手笔。但实际上他生性诙谐，常常一言既出，四座倾倒，又狂放不羁，每于酒后论天下事，慷慨激昂。这期间的吴趼人，也留下了大量的趣闻逸事。一日，有某小报与之笔战，误以“山人”二字和山樵、山民为同一意思，竟将“我佛”二字连缀成文，登于报上。吴趼人看后，狂笑不已，翌日，挥笔疾书：“我系佛山之人，故曰我佛山人，何得竟施腰斩之罪，将佛山两字断成二截？佛说未免罪过。”他早年患有哮喘，年过四十之后，哮喘加重，家境陷于窘难。一次写信给一位朋友告贷，捡了一只七孔八烂的破袜子，附在信里，信笺上写了八个字：“袜犹如此，人何以堪。”朋友收信后，了解他的窘境，立即解囊相助。
他先取字“茧人”，一次，不慎摔伤一足，于是易名“趼人”。他的朋友给他写信时，常常误为“妍人”或“研人”，他只有作诗自白，其中两句是：“偷向妆台揽镜照，阿侬原不是妍人。”作诗犹不过瘾，他甚至在报上杜撰了这样一个故事以自嘲：有个读书人号“吉人”，一天新结识一位朋友，彼此通了姓名。过了几天，朋友写信称他为“击人”。等到两人相见，吉人笑道：“我手无缚鸡之力，不能击人，贱号是‘大吉’之‘吉’啊。”过了几天，朋友又写信，写成“戟人”。吉人见到朋友说：“你怎么同我开玩笑？我不是武夫，怎能挥得动戟矛？我的号是‘牛眠吉地’的‘吉’”。过了几天，朋友写信称他为“棘人”（为父母守丧的孝子）。吉人见了大怒，便去跟朋友论理。朋友也发火道：“你自己说‘棘’，难道荆天棘地，不是这个棘吗？”
这样的幽默诙谐，在其主持《寓言报》时得到了更为淋漓的体现。《寓言报》比由德国创办的国外最早的寓言刊物《寓言》还要早问世56年，几由吴趼人一人独撑。他善于运用“比”的手法，来反映病态的社会和人生，试举其《指甲国籍》为例：有个笨人几乎连冷暖饥饱都分不清。死后晋见阎王，阎王恨他太没用，要罚他来世做畜牲，又转念一想，此人生前并没大错，还是罚他做人身上的东西吧。阎王便询问判官，判官说：“他愚蠢无用，罚他做眉毛、胡须吧？”阎王说：“胡须眉毛关系到人的仪表，还是罚他做指甲吧。”笨人急忙哀求道：“如果叫我来世做指甲，小人愿做中国人的指甲，碰到爱惜的人，可长到数寸，至少也可长到数分，总算有个出头之日；倘若落在外国人手里，他天天用刀剪去，我就永无出头之日了。”可以说，吴趼人是中国近代寓言史上最重要的作家，只不过，这样的成就被他的小说光芒所遮蔽了。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奠定历史地位
早在办报期间，吴趼人就尝试进行小说创作并与小说家李伯元结交，受益良多。李与吴惺惺相惜，皆为性情中人，有一事可为见证：1902年12月，曾国藩之孙曾慕陶保举李与吴入经济特科，马上有官员弹劾李氏，李伯元笑称，乃是真知我者，遂“辞不就征”。吴趼人也夷然不屑曰：“与物无竞，将焉用是？吾生有涯，姑舍之以图自适。”坚与李伯元共同走上职业小说家之路。
当然，真正令吴趼人发愤的是，1903年4月，李伯元的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开始在报上连载，“购阅者踵相接”；9月，刘鹗的《老残游记》又引起了巨大反响。这让不甘人后，受梁启超小说救国论影响甚深的吴趼人坐不住了，没过多久，他的章回体历史小说《痛史》就开始在《新小说》上问世。《痛史》讲述南宋灭亡，元军入主中原，权奸贾似道卖国求荣，文天祥等忠臣义士奋勇抗元的故事，再现了庙堂腥膻、干戈遍地的民族深重灾难，状写元人淫杀之酷，是一部忧伤愤激之作。其在自序中说：“吾于是发大誓愿，编撰历史小说：使今日读小说者，明日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读小说而如身亲其境。”显然，他认为小说与正史可互为补充，互为验证。
有意思的是，接下来吴趼人还写了一部最初标为“社会小说”，后又改标为“理想小说”的晚清长篇科幻小说《新石头记》。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红楼梦》续作，遗憾的是，它们大都“托言林黛玉复生，写不尽的儿女私情”，甚至众女共事一夫，家族兴旺，皇恩浩荡，兰桂齐芳之类。而《新石头记》与此迥然不同，承继了《石头记》的迷幻时空框架，小说中，贾宝玉在1901年复活，到上海、南京、北京、武汉等地游历，目睹了大量火车，轮船，电灯等电气化的新事物，甚至乘坐潜水艇由太平洋到大西洋，由南极到北极绕地球一周，为高度发达的西方科技文明所震撼，并自信将来有一天中国也能制造这些东西。对于这部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小说，通常的评价是说它集中反映了作者对乌托邦式的社会和国家制度模式的向往，但我认为它的另一重价值在于它的科幻色彩与远迈常人的想像力，如飞车，电炮，潜艇等，放到今天犹能给人遐想，而这一点，应该与吴趼人当年在江南制造局的经历有莫大关系——冥冥中命运的安排，确实有令人难以深究之处。
而将吴趼人推向文学高峰的无疑是那部被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它通过主人公“九死一生”从奔父丧开始，至其经商失败为止所耳闻目睹的近200个小故事，勾画出中法战争后至20世纪初的20多年间晚清社会出现的种种怪现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比《官场现形记》更为广阔，除官场外，还涉及商场、洋场、科场，兼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当然，它最主要的还是暴露晚清官场的腐败，以及社会道德风尚的堕落。比如，贯穿全书的一个苟观察，就是这种“鲜廉寡耻、不怕难为情”的官吏代表——苟观察的儿子死了，留下年轻美貌的媳妇。他先要儿媳妇守寡，后来打听到他的上司制台大人非常好色，就动起儿媳妇的念头，要把儿媳妇送给制台做姨太太。为了说服儿媳妇，甚至不惜向儿媳妇下跪。
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胡适因此对吴趼人评价甚高，曾说“故鄙意以为吾国第一流小说，古惟《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四书，今人惟李伯元、吴趼人两家，其他皆第二流以下耳。”
可能令吴趼人想不到的是，虽然社会在进步，但这种“鲜廉寡耻、不怕难为情”的文化基因至今仍未彻底断绝。曾有报道说，一些书店充斥着一种公然教人算计、告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书籍，而且销路不错；屏幕上那些大行其道的历史题材电视剧，津津乐道的也往往是宫廷里的勾心斗角，君臣间的彼此算计，匪夷所思；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官场潜规则仍在大行其道——这多少反映出了一种病态的社会文化生态，吴趼人地下有知，恐怕也会加以一声叹息。看来，如何清除种种之社会怪现状，创造更好的社会氛围，以培育一个人独立、自尊的具有现代公民理念的健康品格，仍是今天人们面临的一道大命题。
独特光芒超越时代
吴趼人的小说愤世嫉俗，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应该是一个达观主义者，曾作诗《无事》云：“无事一樽酒，心闻万虑清，古书随意读，佳句触机成。幽鸟寂不语，落花如有声，此中饶雅趣，何必问浮生。”超脱之态，浮于纸上。去世前一年，他还写了一篇《吴牛喘月》自嘲：“吴趼人咳喘经年，或作或辍而不瘥。”
1910年10月21日，吴趼人一家从上海多寿里迁居鸿安里，亲友齐来庆贺。晚宴方散，其妻劝其早歇，不料刚上床就喘疾发作，遽然离世。其时身上仅有四角小洋，不得不由朋友为其治丧。“文革”时，广肇山庄被视为“四旧”遭到破坏，吴墓也荡然无存。
而在他的故土佛山，连吴氏大树堂也早已消失，更不用说与吴趼人有关的遗物了。也许，从这个角度说，吴趼人是寂寞的，作家李国文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说到佛山，有人想到的是陶瓷，而他想到的是我佛山人，只是，在佛山的大街小巷找不到与我佛山人有关的痕迹，未免惆怅。不过，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一学吴趼人的达观——毕竟，他留下了那么多文字，留下了堪称不朽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是对一个作家的最高奖赏，要让他归于寂寞，要让历史淡忘他，难。

5. 关于中国科幻小说发展简史

拥有幻想一直是人类最美好的、不同于其他生物的特质之一。相信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幻想过自己的未来，并为之奋斗，为之陶醉。当然其中有一些在今天看来是虚无飘渺的空想，但当幻想与科学联系到一起时，谁又能保证它们不会成为现实呢？

透过小说形式的探讨，科幻创作可以加深我们对人、科技、社会、自然等相互关系的了解。在科技正在冲击着人类每一活动领域的今天，这种了解无疑是急切和必需的。科幻小说就是人类幻想与科学的完美结合，它将科学技术巧妙地溶入引人的故事情节之中，令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科学的魅力，激发对科学技术的浓厚兴趣。

谈到科幻小说（ScienceFiction），我们不能不说及它的发展历史。世界科幻的发展著文甚多，笔者无需赘言。而回首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历程，恰已百年。在这百年发展过程中，我们通常把1949年以前的近五十年称作中国科幻小说的萌芽期。在这半个世纪期间，中国科幻小说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不过，那段历史由于年代久远，许多事情不为普通科幻爱好者所知。笔者现将收集到的资料整理出来，与大家共享。

简单地说，中国现代科幻文学的发展是以翻译西方（包括日本）的科幻小说拉开序幕的。

1900年，中国世文社出版了由逸儒翻译、秀玉笔记的《八十日环游记》（即《八十天环游地球》法～儒勒·凡尔纳），这是目前有史可查的中国发行的第一部科幻小说作品。

1902年，卢藉东译意、红溪生（真实姓名不可考）润文翻译了《海底旅行》（即《海底两万里》法～儒勒·凡尔纳），发表于1902年1期至1905年6期（1902年11月14日——1905年7月）的《新小说》杂志上，但只有21回，未完。

同年11月，饮冰子（梁启超）翻译了《世界末日记》，在《新小说》1902年1期（1902年11月14日）发表。

1903年，饮冰子（梁启超）和披发生（罗孝高）合作编译并缩写了《十五小豪杰》（即《两年假期》法～儒勒·凡尔纳），分十八回连载在《壬寅新民报》上。这部小说转译于森田思轩的日文版；对原著进行了较大的压缩，大约删减了四分之三的篇幅。并使用章回体结构。其中饮冰子译前十回，披发生译后八回。

同年5月，杨德森翻译了《梦游二十一世纪》（荷兰～达爱斯克洛提斯），最初发表于《绣像小说》1903年1期至1903年4期（1903年5月29日——1903年7月9日），后作为说部丛书的一种出版。

同年6月，包天笑翻译《铁世界》（法～儒勒·凡尔纳），由文明书局出版。

同年10月，鲁迅先生将井上勤由英文版翻译的日文版《月世界旅行》转译成中文版《月界旅行》（即《从地球到月球》法～儒勒·凡尔纳），由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但本书的作者被误署为美国的培伦并且结构改为章回体。在此书序言中鲁迅指出：“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将科幻小说对中国的意义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出来。

此月，东莞方庆周译述、我佛山人衍义、知新主人评点的《电术奇谈》（即《催眠术》日～菊池幽芳）在《新小说》上连载，共24回。

同年，佚名翻译《空中旅行记》（即《气球上的五星期》法～儒勒·凡尔纳）。

大量的外国科幻作品涌入中国给中国科幻的发展注入了养分。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当时改良主义的变法运动方兴未艾，维新志士们认为小说可以使民开化，以梁启超为先导为小说争得了正宗文学的地位。而介绍新意识、新思潮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翻译。并且洋务和频繁外交以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都使得大量外交人才被培养出来；译书局和印刷厂的广为开设、报刊期刊的大量出现都极大地丰富了翻译作品的阵地。当然翻译科幻作品的大量出版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需要的是中国自己的原创科幻小说。同时，正是因为翻译作品的引入，使得中国原创科幻小说也深受西方作品的影响。

于是，1904年3月，这应该是中国科幻迷永远记住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中国科幻史上的第一篇原创科幻小说诞生了。荒江钓叟（真实姓名不可考，很是遗憾！）在《绣像小说》杂志的1904年21期—24期、26期—40期，1905年42期、59期－62期（1904年3月——1905年11月）上连载了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共35回，13万余字，但没有结束。小说记述了一个叫龙孟华的人杀人避祸逃至南洋。在那里龙孟华遇到了架气球探险的日本人玉太郎。于是，龙孟华展开了他的气球之旅，从南洋飞至纽约，途中游历了月球。

同年7月，日本的井上勤翻译了《环游月球》（法～儒勒·凡尔纳），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同年，海天独啸子创作了《女娲石》，分别于1904年和1905年由东亚编辑局出版了甲卷和乙卷，但两卷只包括16回，并没有终结。

1905年，周桂笙翻译《环游月球》（法～儒勒·凡尔纳），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

同年4月，奚若翻译《秘密海岛》（法～儒勒·凡尔纳），由上海小说林社出版。

同年6月，另一篇优秀的中国原创科幻小说问世了。东海觉我（徐念慈）通过上海小说林出版社出版了《新法螺先生谭》。这本书由三篇小说构成：《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和《新法螺先生谭》。前两篇是吴门天笑生（真实姓名不可考）从日本岩谷小波的德文日译版转译的，原著者不详。而《新法螺先生谭》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原创科幻小说。全文13000字，主要写一名为新法螺的人御风而起，周游了月球、水星、金星，最后返回地球的故事。徐念慈先生创办了《新舞台》杂志，刊载了大量科幻小说，他曾说过，“小说之进步，而使普通社会，亦敦促而进步。”在此后不久，中国便陆续出现了二十多篇科幻小说。

同年7月，东海觉我翻译了《黑行星》（即《世界的终结》美～西蒙·纽卡姆），由上海小说林社发行。15章的《幻想翼》（美～爱克乃斯格平）在《绣像小说》1905年53期至55期上连载。

同年8月，老少年在《南方报》（1905年8月21日——1905年11月29日）上连载了11回的小说《新石头记》，包含有科幻的成分在其中。

同年，索子（鲁迅）翻译了《造人术》（美～路易斯·托仑），在《女子世界》1905年4、5合刊上发表。

1906年，之江索士（鲁迅）翻译的在《浙江潮》杂志上连载的《地的旅行》（即《地心游记》法～儒勒·凡尔纳）由上海普及书局发行。同样，这本书的作者也属错了，标为英国的威男；结构仍为章回体，分为12回。

同年，萧然郁生创作《乌托邦游记》在《月月小说》1906年1、2期上刊载，只有四回并没有完结，小说表现了作者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

1903～1906年间，日本科幻作家押川春浪的《空中飞艇》、《新舞台》、《秘密电光艇》、《白云塔》、《千年后之世界》等作品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其中《空中飞艇》由海天独啸子翻译（1903年，明权社）、《新舞台》由徐念慈翻译（1904年）、《秘密电光艇》由金石和褚嘉猷合译（1906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1907年2月，陈鸿璧翻译的25章《电冠》（英～佳汉）在1907年1期至1908年8期（1907年2月——1908年1月)的《小说林》上发表。周桂笙翻译的《飞访木星》在《月月小说》1907年5期（1907年2月27日）发表。

同年11月，周桂笙翻译的《伦敦新世界》在《月月小说》1907年10期（1907年11月20日）上发表。

1908年1月，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翻译了《新飞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共35章。

同年2月，吴趼人创作了《光绪万年》，发表在《月月小说》1908年13期（1908年2月8日）上，体现了一定的反帝、反封建思想。这篇小说被标为“理想科学语言讽刺诙谐小说”。

同年4月，《易形奇术》（英～斯蒂芬森）被翻译出版，共10章。

同年8月，天笑（包天笑）的《世界末日记》在《月月小说》1908年19期（1908年8月）上发表。

同年10月，吴趼人以我佛山人的笔名创作了40回的《绘图新石头记》，由上海改良小说社发行了单行本。笑（包天笑）在《月月小说》1908年21期（1908年10月）上发表《空中战争未来记》。同期的《月月小说》上还发表了闓异的《介绍良医》。

同年，肝若创作了《飞行之怪物》，此文抨击了支那外务大臣包媚骨以退让讨洋人欢心，表达了对腐败的清政府的无比憎恨；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由上海小说林社出版，20回未完。

1909年，无名氏创作《机器妻》，是一篇挺清新的小说。

同年，陆士谔的《新野叟曝言》由上海改良小说社出版，共20回。

同年10月，高阳氏不才子（许指严）的《电世界》在《小说时报》1909年1期（1909年10月14日）上发表，共16回。

1911年6月，心一翻译了《黑暗世界》，在《小说时报》1911年10期（1911年6月11日）上发表。

1912年6月，《小说月报》（1912:3:3）上刊载了《秘密室》。

1915年，李薇复翻译出了《洪荒岛兽记》（即《失落的世界》英～阿·柯南道尔）。

1917年9月，《小说月报》（1917:8:9）上刊载了《科学的隐形术》。

同年，茅盾先生翻译了《三百年后孵化卵》（即《巨鸟岛》英～H·G·威尔斯），分三次连载于《学生》杂志。

1918年6月，《小说月报》（1918:9:6）上刊载了《不可思议》。

1923年1月，劲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世界》第一卷第一期上刊登了《十年后的中国》，是对帝国主义暴行的痛恨的一种反映。

1932年8月，《现代》杂志开始连载老舍先生的《猫城记》，次年载毕，并由现代书局发行了单行本，共约十一万字。《猫城记》写了“我”流落到火星后在猫国的种种奇遇。作者借助于幻想，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的社会，有着很深的思想内涵。

1934年陈望道在上海创办了《太白》半月刊，“以反映社会现实，并使科学及历史与文艺相结合的刊物”，特辟“科学小品”一栏，每期皆有科学小品创作，希冀以小品文形式来普及科学，至1935年停刊止，共出版24期，合计发表66篇。

1940年，顾均正先生将其发表于《科学趣味》杂志的科幻小说选出三篇编入《和平的梦》科幻小说集，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这本集子含有《和平的梦》、《在北极底下》和《伦敦奇疫》。当时中国抗战烽火正烈，世界大战的危险也正在逼近，顾均正的上述作品均能够及时反应时代特点。同年，在《科学趣味》1940年第二卷1、2、4、5、6期上还连载了顾先生的《性变》。

同年，施洛英译述了《两年假期》（法～儒勒·凡尔纳），由上海启明书局出版。

1942年2月，许地山先生在《大风》半月刊发表了《铁鱼的鳃》，这篇小说以潜水艇中的氧气提取装置为科幻创意，通过对一名科学家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旧社会科学家报国无门的悲惨处境。

同年，王晋翻译了《老朱漫游物理世界》（即《汤普金斯先生奇遇记》美～G·盖莫夫）。

中国科幻小说发展是从翻译外国优秀科幻小说开始的，这符合发展的规律。许多当时世界上有名的科幻作家的作品均不同程度的被译成中文，如：儒勒·凡尔纳、H·G·威尔斯、押川春浪、玛莉·雪莱等等；尤其是儒勒·凡尔纳的作品被翻译的最多，这也使得人们一提到科幻小说总是会先想到他。

这些西方优秀作品的传入，使得中国科幻从中汲取了许多养分，再加上众多第一流的文学名家对科幻小说的推崇和倡导（鲁迅、梁启超、徐念慈、茅盾、老舍……），因此，当中国自己的科幻小说出现时，起点并不低，时间也不算很晚。但由于客观历史条件所致（如政治环境、人文环境、科学氛围、国民整体素质等），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原创科幻小说的数量并不太多。科幻小说的作者也大多是偶然而为之，属于个人行为，并没有出现专业的科幻小说作家，因此科幻文艺的规模还不大。

纵观这50年中国科幻的发展，我们可以大致的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晚清时期，二是民国初至建国。这两个阶段的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既有其共性，也有很大的不同。

晚清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上处于上升期，这种上升表现的一个方面就是企图使中国人民有近代科学的概念。其科幻小说创作或翻译的题材大多集中在科学救国的呼吁、民族意识的觉醒、政治改革的寄托和女权思想的促发等方面。鲁迅就曾经说过，“导中国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这便是一种进化论思想的体现，借科幻小说以激励人们奋斗、进取、图强，最终改良社会。正是由于这个思想，此时的科幻小说大多还是以传授观念为主，而且科幻小说作家也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工作者或者说是职业科幻小说作者，所以大多作品都是作者从大众媒体获得一些科学术语或者粗浅介绍，并引此薄弱的科学知识作为科幻推理的依据；这就导致这个时期的科幻作品往往是对科技成就的直接幻想，回避了科学原理的说明，甚且还虚构出一些科学理论作为个人科幻推理的基础。

进入民国时期直至建国，中国的科幻小说的创作环境没有什么突破性的改善，科幻小说的创作也还是属于偶然的个人行为。五四时期所倡导的“科学”思潮，虽然未能直接促进科幻小说的发展，却为中国的科学文艺创作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和社会基础，至三十年代起，各种科学文艺形式开始尝试创作，科幻小说也展现了新的风貌，浓厚的西化色彩与严谨的科幻态度成为这个阶段科幻小说的特征之一。政治改革的寄托、民族意识的觉醒、封建迷信的破除、科学运用的反思等等题材也大量被体现。在这期间，抗战与内战延阻了科幻小说的发展，直到三四十年代，随着科学环境的成熟，以顾均正为代表的一些作家拥有了更扎实的科学素养，在科幻创作中无论是科学原理还是科学推理都更加准确合理、严谨详实。

顾均正曾经强调“尤其是科学小说中的那种空想成份怎样不被误解，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是中国首次对如何进行科幻构思发出了呼吁，从某种程度上承认了科学幻想的存在价值。这段时期，人们赋予科幻小说的科普目的仍没改变，并没有分辨出科幻小说与科普读物的差异，没有真正认识到科幻小说的文学性。

不管怎样，中国早期科幻小说的发展受西方科幻小说的影响很大。例如《月球殖民地小说》模仿了《气球上的五星期》，《和平的梦》近于凡尔纳的风格、《猫城记》则威尔斯的意味很重、《新法螺先生谭》更是连名字都承继了《法螺先生谭》。

中国早期科幻小说的代表作有：《月球殖民地小说》、《猫城记》、《和平的梦》、《铁鱼的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