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中科幻小说概念从西方引入阅读理解

A. 中西方的科幻小说有什么不同

科幻、奇幻、魔幻、玄幻，都带个“幻”字。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何为幻”？ 答为虚构的。瞎编的。不存在的。假的。

一、科幻小说
主要以科学为基础进行幻想的幻想小说。对虚构的事物，用科学理论去解释其存在的合理性。至少，作者必须设想出某种科学理论或技术，使作品中的虚构世界有可能存在。
科幻小说既然以科学为基础，又不能抛开小说的人文特质，创作时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着重于描写科学发展，描写新技术所建构出的新世界、新事物，等等；另一种是着重于描写科技对社会、对人的影响，描写在新的科学时代中，人的道德原则、伦理观念、生活目标和生存方式，等等。
前一种，就是所谓“硬科幻”，后一种则被称为“软科幻”。
必须注意的是，这两种方式绝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相交融、密不可分的。区分出硬、软，只是由于写作的侧重点不同。只有“科”，单纯描写科学新技术，那就成了科普或科学假想；而只有“人”……那也称不上“科幻”了。
在此还想补一句：硬科幻和软科幻的区别，并不在于作品中“科”更多还是“幻”更多，而在于偏重“科”还是偏重“人”。不论是硬科幻还是软科幻，“幻”都是必然存在而且一直存在的。“幻”并没有多少之分，只有合理不合理之分。
另一方面，即使是软科幻，也必须有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科学理论来支持。也就是说，科幻小说，必须具有科学上的合理性。
例如，对于倪匡的大部分小说，我既不赞成归入硬科幻，也不认为该归入软科幻，而是把它看成科幻与玄幻交界的边缘类幻想小说（倪匡的少量作品，有些具备较为完整的科技设定，确实可算到硬科幻里，另一些则主写人在新科技面前的矛盾心理，似可放入软科幻类中）。

二、奇幻小说
奇幻小说的“奇”，或可解释为“传奇”。那么，奇幻小说就是“在幻想世界中发生的传奇故事”。
奇幻小说的本源，可上溯到古代神话和传说。实际上，大部分奇幻小说都脱不开古代神话的影子。黑暗之神降下灾祸，英雄挺身而出，解救世界，这种情节在奇幻小说中最为常见。
在奇幻小说中，人物经常要面对魔法、巫术，甚至与神力对抗；同时，又往往面临着战争与和平、欲望与真情的痛苦选择。人物自身，多数懂得超凡的法术、战技，或是拥有罕见的神器法物；有些奇幻小说主角根本不是人类，而是吸血鬼、半龙半人、精灵族等等。
奇幻小说的这些设定，在令人物光华四射的同时，也把人物带到激烈的矛盾纠缠中，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悲剧中。可以说，奇幻小说中的主角，几乎都有着古典浪漫主义英雄气质。
奇幻小说在四类幻想小说中源流最久。那些古代传说、史诗，实际上已是奇幻小说的雏形。
其实，《西游记》、《封神演义》，都能称得上奇幻小说。《绿野仙踪》也算（不是外国那个《绿野仙踪》，是中国的，主角叫冷于冰，学道的）。《聊斋志异》可算是奇幻短篇集了。
但是，鉴于目前模糊不清的概念，并考虑到国人的习惯，我并不想把这些作品归入奇幻，因为中国以前并没有“奇幻”这个专门的分类名词。
目前常说的奇幻小说，大致可分为西式和日式两类。
西式奇幻根源最深，从《魔戒之王》上溯到亚瑟王与圆桌武士，再到希腊、北欧古代神话，处处都有西方文化的烙印。这种文化体系与中国差异甚大，许多地方几乎无法沟通。由于文化背景所造成的观念隔阂，中国读者接受起来稍嫌费力。但是，说到对英雄的敬佩，对英雄主义的追求、赞赏，全世界都是共通的。
西式奇幻，通常分为“主流奇幻类”(Hign Fantasy)和“剑与魔法类”(Sword & Sorcery)两种，前者比较注重文学性(如《魔戒之王》)，后者则多偏重于冒险、战斗，更象是“动作片”。
日式奇幻，实际上是西式奇幻和日本文化结合的产物，而日本文化中又有中国文化的血脉。因此，比起西式奇幻，日式奇幻更容易赢得中国读者的亲近。再加上精彩动漫的辅助推广，日式奇幻很容易就在中国闯开了一条路。
日式奇幻，绝大部分是日本武士道精神、西式奇幻故事、中国谋略智慧的结合。文化根基较弱，但娱乐性强，人物塑造往往非常炫目。
一些恐怖小说，以现代生活为背景，加入吸血鬼、狼人、鬼魂等元素，勉强可归入奇幻类，或归入奇幻小说与恐怖小说交界的边缘幻想类。
所谓“历史架空”小说，通常是虚构出一个世界，或是一段历史，然后以此为基础创作传奇故事，其中魔法、巫术、神怪内容并不多，基本采用历史小说的手法来写，人物能力也通常不超过正常人的极限。这类小说的“可能性”虽不大，“真实性”却较强，算是奇幻小说与历史小说的交叉类别。

三、魔幻小说
魔幻小说绝不是指“魔法幻想类”，而是有完全不同的定义，与一般人想象中的概念相去甚远。
魔幻小说，即“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是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的一种文学流派。这种流派的创作手法，把触目惊心的现实和迷离恍惚的幻觉结合在一起，通过极端夸张和虚实交错的艺术笔触来网罗人事、编织情节，以图描绘和反映错综复杂的历史、社会和政治现象。
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往往采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变幻想为现实而又不失其真”的手法。典型的魔幻小说，其显著特点是：给现实生活变形；加入神秘、神奇甚至古怪诡异的内容；具有强烈的社会矛盾、政治斗争内涵。
如果说现实主义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那么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以比喻为社会的一面哈哈镜。虽然它蒙罩着一层神秘的外壳，但仍然是要描写现实世界。只不过，它没有采取写实手法，而是采用夸张、讽喻的方式。
魔幻小说与其他三类幻想小说的最大区别就是，它必须以现实为基础。它的“幻”是为了增加神秘气氛、加强讽刺意味，内核仍然是真实生活。
例如，著名魔幻小说《百年孤独》，如果去掉其中“幻”的内容，完全可以跟《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等作品放在一块儿。
在《百年孤独》一开始就写到，吉卜赛人抱着两块磁铁“……挨家串户地走着……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落下，木板因铁钉和螺钉没命地挣脱出来而嘎嘎作响……跟在那两块魔铁的后面乱滚”；吉卜赛人带来了磁铁、望远镜和放大镜等“新鲜玩意儿”，但是两块磁铁要用一头大骡子和一群山羊来换，放大镜又要用两块磁铁加上三块金币。为了看一下从未见过的冰块，居民们每人要付五个里亚尔，摸一下价钱还要加倍。
看过全书，再回看这段情节，就能明白这根本不是在写吉卜赛人，而是隐喻殖民者对贫苦人民的搜刮。《百年孤独》中，这种带有强烈讽喻意味的情节比比皆是。
因此，魔幻小说，根本不是娱乐性小说，而是外表夸张、内涵深刻严肃、反映社会问题的现实小说。

四、玄幻小说
玄幻小说，可以说是近年来才兴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幻想小说”。它的创作原则就是无原则，它的幻想基础就是无基础。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玄幻小说基本上是综合了西式奇幻、中国武侠、日本动漫、科学技术的大杂烩
中国文化包容性极强，任何外来事物都能溶进它的怀抱中，并衍生或变形出一些新事物。
玄幻小说正是如此。大多数玄幻小说，取了西方的魔法、中国的武术和谋略、日式的人物造型，再加上科幻，再加上神话（而且经常是中国、印度、希腊神话并存……），构建出神奇的世界，精彩的故事。
论到虚构、幻想，玄幻小说是四类幻想小说中最自由的。它写未来科技，却不需要用科学理论验证；它写魔法，又不考证西方巫术学体系；它写武术，却比传统武侠更神奇强大，经常超越人类生理极限……不论是虚拟世界架构，还是人物经历，都是玄之又玄，天马行空，自由无比。
玄幻小说经常遭人斥骂。科幻迷骂它“胡思乱想”，奇幻迷也骂它“胡思乱想”。殊不知，玄幻小说的特点就是胡思乱想，无原则，无基础。但是，这种胡思乱想却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设定，不管这体系能否经得起严谨考证。
玄幻小说，可以说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完全对立。魔幻是以“幻”作为渲染，主写现实事件；玄幻则是以现实事件作为情节表象，主写“幻”。
在四类幻想小说中，玄幻小说是最“幻”的一类。因为少了束缚，所以能够挥洒自如，随心所欲，读起来往往痛快淋漓，十分刺激。因此，尽管“正统科幻”和“正统奇幻”都对玄幻大加贬斥，玄幻小说仍然拥有相当广大的读者。
玄幻小说之所以流行，恐怕是因为，玄幻小说中的人物往往能力超凡，拥有非常大的自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快乐与放松----生活中最难受的就是不能随心所欲，而玄幻小说给了读者放松心灵、体验自由的机会。或者说，玄幻小说“读起来很过瘾”。
玄幻小说，由于其本身特征，很难对它下个确切定义。特别是在台湾，很少听到“奇幻”这个词，而是以玄幻代称。
我们所看到的许多“奇幻”、“科幻”甚至“武侠”小说，其实应该归入玄幻类。而市面上所售的玄幻小说，其中有极少部分实际上是奇幻、科幻小说。
玄幻小说很难获得成年读者的青眯，却往往受到青少年读者狂热喜爱。玄幻小说的作品数量最多，平均水平也最低，到处都是垃圾作品，因此往往令人产生“玄幻小说都很差劲”的印象。实际上，玄幻小说也有出色的精品。
对于“正统”的科幻迷、奇幻迷们来说，如果敞开心扉，不带偏见地去评析，玄幻小说也算是有存在价值的专门类别，而且不会在短期内消失，甚至还会更为壮大。毕竟，存在即合理，玄幻小说的盛行，是有其社会心理根源的。

总结：
在科幻、奇幻、魔幻、玄幻四类幻想小说中：
科幻小说，可以说最严谨。它有一条根插在科学中，因此一定要有科学性，并且要认真求证。要创作科幻小说，需要足够的科学知识。科幻小说通常是以未来为背景。
奇幻小说，人文色彩最浓。它讲究文学性、艺术性。要创作奇幻小说，需要足够的写作技巧，并且要对西方文化有足够的了解。奇幻小说通常是以中古或（类似中古）的时代为背景，科技水平不能太先进（否则魔法就失去价值了）。
魔幻小说，现实意义最强，讽喻色彩最浓，也最为深刻。它的价值，不在于“幻”，而在于“幻”之下的现实生活。要创作魔幻小说，需要足够的社会阅历和人生素养。魔幻小说通常是以近现代为背景。
玄幻小说，最为自由，娱乐性也最强。要创作玄幻小说，往往需要比其他三类更为新奇、刺激的情节。写作门槛低，写出精品难。玄幻小说的背景不受限制。玄幻小说，可以说是中国特有的幻想文学类别。

B. 科幻小说的概念

概况简介

科幻小说是西方近代文学的一种新体裁。它的情节不可能发生在人们已知的世界上，但它的基础是有关人类或宇宙起源的某种设想，有关科技领域（包括假设性的科技领域）的某种虚构出来的新发现。在当代的西方世界，科幻小说是最受人欢迎的通俗读物之一，其影响和销售量，仅次于惊险小说和侦探小说。

科幻小说与一般的传统小说不同，其特殊性在于它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它又是一种文艺创作，并不担负着传播科学知识的任务。

从抒写幻想的方式来看，它应归属于浪漫主义文学的范畴。一些优秀的科幻小说也像优秀的浪漫主义作品一样，扎根于社会现实，反映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某些杰出的科幻小说，往往能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上，提供若干有参考价值的预见。有时，某些科学发明尚未出现，科幻小说里则已经进行生动的描绘，如潜水艇、机器人、宇宙航行等。

当代西方的科幻小说，涉及到许多尖端的科研项目，当然也经常出现似是而非的假科学。因此，科幻小说常常遭受到科技界人士的鄙视和指责。

C. 科幻小说有哪些特点为何作品少见

科幻小说特点：

1.科学性
2.预见性
3.故事性
科幻小说不同于其他的小说，其中有很重的知识性，并不是说有想像力有文采就可以了，小说的内容要有科学方面的知识。
这类小说难写也难有人才，懂文学的作者很多，懂科学的作者却极少，想要写好写出有实力的科幻小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这要求作者本身对科学方面的事物了解的相当丰富，再加上文学才华，才能写出有含金量的科幻小说。反之，没含金量的科幻小说，就会成为一本烂书，根本得不到专业人士的认可。再加上此类书不是十分普及，读者群也不是很大，与科幻小说相比，魔幻、奇幻、玄幻等书选择多，也受读者喜欢，书商就不太愿意选择科幻。所以，就导致科幻小说冷场面，写得少，出得少，看得少。

D. 科幻小说与《三体》

  科幻小说指的是用幻想的形式，表现人类在未来世界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和科学技术远景，其内容交织着科学事实和预见、想象。通常将“科学”“幻想”和“小说”视为其三要素。是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文学样式。

  虽然在国产的科幻小说之中不乏优秀之作，但在我最初接触之时，仍以西方的科幻小说为主流。其中要以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最为著名。其中我是从《神秘岛》到《海底两万里》再到《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这样的顺序进行阅读体验的，这三本书我家里都曾有过原著，可惜的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遗失了，也因此丧失了再次阅读纸质原著的机会。

  但单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三部曲中只有《海底两万里》可以称之为科幻小说，但也仅仅只是在当时而言。因为在我阅读的时候，如鹦鹉螺号这般的潜水艇其实已经问世了，不过单就凡尔纳所处的时代来说简直就是惊为天人了。有人说科幻小说是对未来的大胆预测，那么《海底两万里》中早于实物许久的潜水艇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凡尔纳经由小说描绘出的事物后来由科学家们之手变为现实。虽然这很浪漫主义，但却是真是真实发生的。但那时候的我可不会在意这么多，对我而言凡尔纳的小说就是为孤陋寡闻的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小时候的我出远门最多只到过十堰，平时只有在电视里中才能对外面的世界窥得一二。而正是《海底两万里》这本书使得我进入了一个先前从未涉及的神秘海洋世界。

  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凡尔纳的这三部曲归类为冒险小说更合适一些。例如《神秘岛》就讲述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一群人被困在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最后依靠他们的聪明才智在岛上种地、发展生产，将原本荒无人烟的小岛改造成可以居住的天堂的故事。在这本书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要数人与严酷环境间的斗争，其中并没有什么科幻元素，完全是依靠主人公们的个人才智来客服种种困难险阻。对于少时的我而言，这种刺激而又向上的冒险故事就是最好的。除此之外这本书对于少时的我而言还有一大吸引力，因为小时候家里条件并不是很好，一日三餐中的炒土豆片是常客。而说起荒岛求生，就必然绕不开吃这个话题，虽然作者并不会过于强调其中的食物有多么美味。但对那时的我而言，看主人公们吃东西简直是一种极大的享受，从牡蛎到海龟再到螃蟹、椰子。看着主人公们享受这许多我从未尝过的美味，我也时常想象这类东西吃起来究竟是什么味道的。受这来自异国他乡的奇珍影响，连带着我平时吃的饭也变香了。

  除此之外《神秘岛》中还讲述了许多有趣的科学知识，例如如何在野外生火，如何通过蒸馏法来提取淡水，如何通过植物来辨别方向什么的。虽然这些知识我一直没有机会付诸实践，但同样是非常可贵的体验。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的原因，凡尔纳的作品才会成为小学生们的课外推荐书目。不仅趣味性十足，还包含了许多的科学知识，并且主人公们也都勤劳勇敢，能为小学生们树立起正面的榜样。

  凡尔纳的作品除却海底三部曲这样的写实冒险之外，还有《地心游记》这类奇幻冒险故事。我在初中时候还曾读到过一本与《地心游记》十分类似的奇幻冒险故事，这本书就是《失落的世界》了。《失落的世界》的作者我在先前就曾提到过，正是大名鼎鼎的柯南道尔。这类科幻冒险故事相较于其它的科幻作品来说并不是十分严谨，但这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因为不需要顾虑太多也就不会被科学常识所束缚。这样故事的发展就会天马行空起来，主人公们既可以在地心里遨游，又可以史前生物大战，还掺杂着与反派的斗智斗勇。仔细想来，这种小说也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故事通常都发生在地理大发现时代，那时候的人们尚未将这个地球探索完整。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发现前所未有的物种与文明都是常有的事情，并。而这些在水手之间口耳相传的故事到最后也成为了推理小说家们创作的珍贵素材。《格列夫游记》中的一些奇妙冒险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这类冒险实际上并非如表明上看到的那般美好，在那个技术落后的时代，因海难与疾病而死在航行中的水手们数不胜数。同时船员们也并非故事中一样都是些勇敢正直的人，当时很多死刑犯都通过在船上当水手这一途径来躲避法律制裁，其中更是不乏叛乱与暴动。只不过其中很多不好的东西都被作者们隐去罢了，恰如在阅读《三国演义》时读者通常不会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性，更多的则是为其中人物的魅力所倾倒。《格列夫游记》倒是没有刻意去美化这些，也是为了突出作品的主题而表现的。

  对于科幻小说的进一步认识，则是在高中时候的事情了。我在高中时候一位书友主动向我推荐《三体》，自此我对科幻小说又有了新的认识。在此之前我读过的科幻小说不少，但大部分都是外国作品，国产的只读过叶永烈的一些短篇科幻。诸如《三体》这般的国产长篇科幻小说倒是第一次接触，不过当时毕竟已是高中生了，对这本书早有耳闻。直到开始阅读后，我才发现《三体》这本书真的很具有中国特色，虽然是展望未来的科幻小说，一切的开端却是发生在过去。故事中对于文革的追忆甚至还有后来伤痕文学的影子。正是因为文革时候对于人性的扭曲，使得当时的女主人公叶文洁对这个世界都失望了，才决定无视警告将地球的坐标告知给三体星人，才有了后来发生的故事。

  从故事性上来讲，三体的可读性还是比较强的。关于科幻小说，在这里还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即硬科幻与软科幻：以 物理学 、 化学 、生物学、 天文学 、 心理学 、医学等“ 硬科学 ”为基础的，以严格技术推演和发展道路预测，以描写极其可能实现的 新技术 新发明给人类社会带来影响的 科幻作品 称为硬科幻。与之对应的有 软科幻 。有科幻界人士也曾试图重置这个定义：硬科幻是以科技或科学猜想推动情节的。所谓软科幻就是将畅想中可能的未来/过去科技为背景，重点关注人文、生活的科幻作品，一位科幻作家若是没受过理工方面的训练，在描写科技内容时便会避重就轻，而尽量以故事情节、寓意与人物性格取胜，他们的作品自然而然属于软科幻了。

  而《三体》本身属于较硬的科幻作品，但其中关于科学知识的描写并没有让人觉得晦涩难懂，甚至我作为一个单纯的文科生都能看明白其中的一些原理与现象，丝毫没有因知识问题而影响自身的阅读体验。例如最开始的三体难题，刘慈欣让读者通过主人公的视角来一步步探索，最终得出三体文明中共存在三颗恒星这一现象，正是这一步步剧情的发展铺垫使得读者逐渐认识明白了三体难题这个较为复杂的科学概念。这种科学知识与叙事技巧的结合颇有一种文理合一的感觉，要写硬科幻小说需要理科的相关知识，而想要把故事讲述的有吸引力则需要文科的知识，因此大部分科幻小说家都是文理并行的人才。除此之外刘慈欣还在《三体》之中提出了许多有趣的科学理论 ，例如神射手与农场主理论，黑暗森林原理等等对于现代科学都是极具有开创性的。这样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进而影响现代科学的理论并不少见，例如美国著名科幻作家阿西莫夫在作品中所提出的机器人三大定律对在机器人领域的研究同样有很大影响。

  《三体》故事中的时间跨度很长，而主人公也更换了好几任。虽然是部科幻小说，但在作品之中对人性的刻画很彻底，不幸的是所刻画的大多数都是人性的阴暗面。并且将各种意义上的阴暗面都刻画出来了，从文革时候人性的扭曲开始说起，再到智子来临后人们的愚昧无知，在灾难面前自私的丑态，享受到一丝安逸之后的伪善与变节。可以说《三体》这本书将人类的各种丑态与弊病全都展现出来了，虽然其中也不乏罗辑与汪淼、章北海这般正义、勇敢的人性之善，但一旦扩大到整体毫无疑问就会将人性恶的一方面展现出来。而《三体》的最后由于主人公程心两次伪善的行为使得人类文明毁灭，这个结局想必会让很多人气愤不已，可见刘慈欣本人是位坚定的性恶论者。而再反观人类的敌人三体文明，从一开始就给读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后的种种行为更是与人类这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得很多读者心理上可能也会偏向于三体这边。

  虽然我也是性恶论的拥护者，但我认为《三体》对于人类在灾害下的推测并不准确。例如《三体》之中十分重要的“持剑人”这一身份，本身是作为人类威慑三体文明的唯一筹码而出现的，但由于其自身所拥有的巨大权力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独裁者。而在《三体》中罗辑退位之后，人类竟然是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来选取对自身存亡生死攸关的持剑人，正是这种所谓的民主导致了陈心的当选，也导致了人类的灭亡。对于这部分我是不敢苟同的，毕竟所谓的民主通常也都是仅限于和平时期。在人类的历史上，无论是古希腊的十将军委员会，还是古罗马的执政官，这些人在战争时期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为人们知道和平时期的民主在战争时候无疑是自寻死路。这一传统也一直延续到了现代，例如美国总统在战争期间拥有独裁权，这种独裁权甚至能让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最后死在职位上。这些连古人都明白的道理，到了《三体》中的人类那里却如同笑话一般。人类在特殊时期依旧恪守所谓的民主，最后丧命于此。因此我倒是觉得《三体》并没有将人类描述得太丑恶，只是把人类描述得太愚蠢了，在特殊时期依旧被规矩所束缚，最后自取灭亡。而反观三体这边，虽然科技水平已经超级发达了，但权力一直都是由个体进行独裁，最后也因此取得了短暂的胜利。可能刘慈欣也是通过《三体》来委婉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民主、独裁间的一些看法吧。

  一提起中国的科幻小说，大家总是想起《三体》。而三体也确实远销国外，在国际上拥有许多许多读者，这对于整个中国的科幻小说界都是十分光荣的事情。后来我还与父母一同在电影院里看过根据刘慈欣另一部小说《流浪地球》所改编的电影，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对于刘慈欣小说的阅读与凡尔纳的不同，高中、大学时候的我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有了一定的阅历和见识。如果说凡尔纳的小说是带我在已知过去的世界中遨游，那刘慈欣的小说则是带领我在未来未知的时空中徜徉。这两者对我都是十分珍贵难得的。

E. 刘慈欣当代中国科幻第一人阅读理解

有人说，科幻文学描写了未来的可能性。但刘慈欣却l理解认为，这是国内读者对科幻文学最大的误区。“科幻小说应该给人一种对宇宙深邃的敬畏、对神秘新世界的向往”，而绝不是对未来的预测。希望能够帮到你。

F. 科幻小说的两个基本特点是什么

1、科幻小说就具有了某种前所未有的预言性。
2、它赋予了幻想依靠科技在未来得以实现的极大可能。
3、甚至有些科学幻想在多年以后，的确在科学上成为了现实。
在哲学主题上来说，科幻小说和人类上古的神话传说有着相似的精神基础，即对人类与宇宙关系的解释、人类社会未来命运的关注与猜测。在文学谱系上，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应该是科幻小说最早的文学母体，早期的科幻小说往往带有恐怖小说、冒险小说或奇幻小说的痕迹。
科幻小说代表着一种开放的系统，它不受传统社会思想的束缚，可以无拘无束地探讨各种各样的社会概念和科学概念，当然，对科幻小说是不是开放的系统一直存在着争论。
但科幻小说是充满了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生命、不同的社会和变化多端的不同的环境，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它们为科幻小说的形式和内容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
因此麦克因泰尔说科幻小说是最有价值的文学方式，科幻作家正开始挖掘科幻小说无限的可能性，生产出文学领域里最激动人心的作品。
因此我们读当代西方的科幻小说，必须摆脱传统的阅读方式，充分驰骋自己的想象，因为科幻小说本身就是与现实拉开距离的陌生化的作品，而西方现实又是我们感到陌生的现实。
换句话说，西方当代科幻小说是与我们拉开双重距离的作品，以传统的阅读方式想象，很难理解其绝妙之处和真正的意义。

G. 关于中国科幻小说发展简史

拥有幻想一直是人类最美好的、不同于其他生物的特质之一。相信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幻想过自己的未来，并为之奋斗，为之陶醉。当然其中有一些在今天看来是虚无飘渺的空想，但当幻想与科学联系到一起时，谁又能保证它们不会成为现实呢？

透过小说形式的探讨，科幻创作可以加深我们对人、科技、社会、自然等相互关系的了解。在科技正在冲击着人类每一活动领域的今天，这种了解无疑是急切和必需的。科幻小说就是人类幻想与科学的完美结合，它将科学技术巧妙地溶入引人的故事情节之中，令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科学的魅力，激发对科学技术的浓厚兴趣。

谈到科幻小说（ScienceFiction），我们不能不说及它的发展历史。世界科幻的发展著文甚多，笔者无需赘言。而回首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历程，恰已百年。在这百年发展过程中，我们通常把1949年以前的近五十年称作中国科幻小说的萌芽期。在这半个世纪期间，中国科幻小说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不过，那段历史由于年代久远，许多事情不为普通科幻爱好者所知。笔者现将收集到的资料整理出来，与大家共享。

简单地说，中国现代科幻文学的发展是以翻译西方（包括日本）的科幻小说拉开序幕的。

1900年，中国世文社出版了由逸儒翻译、秀玉笔记的《八十日环游记》（即《八十天环游地球》法～儒勒·凡尔纳），这是目前有史可查的中国发行的第一部科幻小说作品。

1902年，卢藉东译意、红溪生（真实姓名不可考）润文翻译了《海底旅行》（即《海底两万里》法～儒勒·凡尔纳），发表于1902年1期至1905年6期（1902年11月14日——1905年7月）的《新小说》杂志上，但只有21回，未完。

同年11月，饮冰子（梁启超）翻译了《世界末日记》，在《新小说》1902年1期（1902年11月14日）发表。

1903年，饮冰子（梁启超）和披发生（罗孝高）合作编译并缩写了《十五小豪杰》（即《两年假期》法～儒勒·凡尔纳），分十八回连载在《壬寅新民报》上。这部小说转译于森田思轩的日文版；对原著进行了较大的压缩，大约删减了四分之三的篇幅。并使用章回体结构。其中饮冰子译前十回，披发生译后八回。

同年5月，杨德森翻译了《梦游二十一世纪》（荷兰～达爱斯克洛提斯），最初发表于《绣像小说》1903年1期至1903年4期（1903年5月29日——1903年7月9日），后作为说部丛书的一种出版。

同年6月，包天笑翻译《铁世界》（法～儒勒·凡尔纳），由文明书局出版。

同年10月，鲁迅先生将井上勤由英文版翻译的日文版《月世界旅行》转译成中文版《月界旅行》（即《从地球到月球》法～儒勒·凡尔纳），由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但本书的作者被误署为美国的培伦并且结构改为章回体。在此书序言中鲁迅指出：“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将科幻小说对中国的意义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出来。

此月，东莞方庆周译述、我佛山人衍义、知新主人评点的《电术奇谈》（即《催眠术》日～菊池幽芳）在《新小说》上连载，共24回。

同年，佚名翻译《空中旅行记》（即《气球上的五星期》法～儒勒·凡尔纳）。

大量的外国科幻作品涌入中国给中国科幻的发展注入了养分。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当时改良主义的变法运动方兴未艾，维新志士们认为小说可以使民开化，以梁启超为先导为小说争得了正宗文学的地位。而介绍新意识、新思潮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翻译。并且洋务和频繁外交以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都使得大量外交人才被培养出来；译书局和印刷厂的广为开设、报刊期刊的大量出现都极大地丰富了翻译作品的阵地。当然翻译科幻作品的大量出版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需要的是中国自己的原创科幻小说。同时，正是因为翻译作品的引入，使得中国原创科幻小说也深受西方作品的影响。

于是，1904年3月，这应该是中国科幻迷永远记住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中国科幻史上的第一篇原创科幻小说诞生了。荒江钓叟（真实姓名不可考，很是遗憾！）在《绣像小说》杂志的1904年21期—24期、26期—40期，1905年42期、59期－62期（1904年3月——1905年11月）上连载了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共35回，13万余字，但没有结束。小说记述了一个叫龙孟华的人杀人避祸逃至南洋。在那里龙孟华遇到了架气球探险的日本人玉太郎。于是，龙孟华展开了他的气球之旅，从南洋飞至纽约，途中游历了月球。

同年7月，日本的井上勤翻译了《环游月球》（法～儒勒·凡尔纳），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同年，海天独啸子创作了《女娲石》，分别于1904年和1905年由东亚编辑局出版了甲卷和乙卷，但两卷只包括16回，并没有终结。

1905年，周桂笙翻译《环游月球》（法～儒勒·凡尔纳），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

同年4月，奚若翻译《秘密海岛》（法～儒勒·凡尔纳），由上海小说林社出版。

同年6月，另一篇优秀的中国原创科幻小说问世了。东海觉我（徐念慈）通过上海小说林出版社出版了《新法螺先生谭》。这本书由三篇小说构成：《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和《新法螺先生谭》。前两篇是吴门天笑生（真实姓名不可考）从日本岩谷小波的德文日译版转译的，原著者不详。而《新法螺先生谭》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原创科幻小说。全文13000字，主要写一名为新法螺的人御风而起，周游了月球、水星、金星，最后返回地球的故事。徐念慈先生创办了《新舞台》杂志，刊载了大量科幻小说，他曾说过，“小说之进步，而使普通社会，亦敦促而进步。”在此后不久，中国便陆续出现了二十多篇科幻小说。

同年7月，东海觉我翻译了《黑行星》（即《世界的终结》美～西蒙·纽卡姆），由上海小说林社发行。15章的《幻想翼》（美～爱克乃斯格平）在《绣像小说》1905年53期至55期上连载。

同年8月，老少年在《南方报》（1905年8月21日——1905年11月29日）上连载了11回的小说《新石头记》，包含有科幻的成分在其中。

同年，索子（鲁迅）翻译了《造人术》（美～路易斯·托仑），在《女子世界》1905年4、5合刊上发表。

1906年，之江索士（鲁迅）翻译的在《浙江潮》杂志上连载的《地的旅行》（即《地心游记》法～儒勒·凡尔纳）由上海普及书局发行。同样，这本书的作者也属错了，标为英国的威男；结构仍为章回体，分为12回。

同年，萧然郁生创作《乌托邦游记》在《月月小说》1906年1、2期上刊载，只有四回并没有完结，小说表现了作者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

1903～1906年间，日本科幻作家押川春浪的《空中飞艇》、《新舞台》、《秘密电光艇》、《白云塔》、《千年后之世界》等作品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其中《空中飞艇》由海天独啸子翻译（1903年，明权社）、《新舞台》由徐念慈翻译（1904年）、《秘密电光艇》由金石和褚嘉猷合译（1906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1907年2月，陈鸿璧翻译的25章《电冠》（英～佳汉）在1907年1期至1908年8期（1907年2月——1908年1月)的《小说林》上发表。周桂笙翻译的《飞访木星》在《月月小说》1907年5期（1907年2月27日）发表。

同年11月，周桂笙翻译的《伦敦新世界》在《月月小说》1907年10期（1907年11月20日）上发表。

1908年1月，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翻译了《新飞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共35章。

同年2月，吴趼人创作了《光绪万年》，发表在《月月小说》1908年13期（1908年2月8日）上，体现了一定的反帝、反封建思想。这篇小说被标为“理想科学语言讽刺诙谐小说”。

同年4月，《易形奇术》（英～斯蒂芬森）被翻译出版，共10章。

同年8月，天笑（包天笑）的《世界末日记》在《月月小说》1908年19期（1908年8月）上发表。

同年10月，吴趼人以我佛山人的笔名创作了40回的《绘图新石头记》，由上海改良小说社发行了单行本。笑（包天笑）在《月月小说》1908年21期（1908年10月）上发表《空中战争未来记》。同期的《月月小说》上还发表了闓异的《介绍良医》。

同年，肝若创作了《飞行之怪物》，此文抨击了支那外务大臣包媚骨以退让讨洋人欢心，表达了对腐败的清政府的无比憎恨；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由上海小说林社出版，20回未完。

1909年，无名氏创作《机器妻》，是一篇挺清新的小说。

同年，陆士谔的《新野叟曝言》由上海改良小说社出版，共20回。

同年10月，高阳氏不才子（许指严）的《电世界》在《小说时报》1909年1期（1909年10月14日）上发表，共16回。

1911年6月，心一翻译了《黑暗世界》，在《小说时报》1911年10期（1911年6月11日）上发表。

1912年6月，《小说月报》（1912:3:3）上刊载了《秘密室》。

1915年，李薇复翻译出了《洪荒岛兽记》（即《失落的世界》英～阿·柯南道尔）。

1917年9月，《小说月报》（1917:8:9）上刊载了《科学的隐形术》。

同年，茅盾先生翻译了《三百年后孵化卵》（即《巨鸟岛》英～H·G·威尔斯），分三次连载于《学生》杂志。

1918年6月，《小说月报》（1918:9:6）上刊载了《不可思议》。

1923年1月，劲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世界》第一卷第一期上刊登了《十年后的中国》，是对帝国主义暴行的痛恨的一种反映。

1932年8月，《现代》杂志开始连载老舍先生的《猫城记》，次年载毕，并由现代书局发行了单行本，共约十一万字。《猫城记》写了“我”流落到火星后在猫国的种种奇遇。作者借助于幻想，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的社会，有着很深的思想内涵。

1934年陈望道在上海创办了《太白》半月刊，“以反映社会现实，并使科学及历史与文艺相结合的刊物”，特辟“科学小品”一栏，每期皆有科学小品创作，希冀以小品文形式来普及科学，至1935年停刊止，共出版24期，合计发表66篇。

1940年，顾均正先生将其发表于《科学趣味》杂志的科幻小说选出三篇编入《和平的梦》科幻小说集，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这本集子含有《和平的梦》、《在北极底下》和《伦敦奇疫》。当时中国抗战烽火正烈，世界大战的危险也正在逼近，顾均正的上述作品均能够及时反应时代特点。同年，在《科学趣味》1940年第二卷1、2、4、5、6期上还连载了顾先生的《性变》。

同年，施洛英译述了《两年假期》（法～儒勒·凡尔纳），由上海启明书局出版。

1942年2月，许地山先生在《大风》半月刊发表了《铁鱼的鳃》，这篇小说以潜水艇中的氧气提取装置为科幻创意，通过对一名科学家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旧社会科学家报国无门的悲惨处境。

同年，王晋翻译了《老朱漫游物理世界》（即《汤普金斯先生奇遇记》美～G·盖莫夫）。

中国科幻小说发展是从翻译外国优秀科幻小说开始的，这符合发展的规律。许多当时世界上有名的科幻作家的作品均不同程度的被译成中文，如：儒勒·凡尔纳、H·G·威尔斯、押川春浪、玛莉·雪莱等等；尤其是儒勒·凡尔纳的作品被翻译的最多，这也使得人们一提到科幻小说总是会先想到他。

这些西方优秀作品的传入，使得中国科幻从中汲取了许多养分，再加上众多第一流的文学名家对科幻小说的推崇和倡导（鲁迅、梁启超、徐念慈、茅盾、老舍……），因此，当中国自己的科幻小说出现时，起点并不低，时间也不算很晚。但由于客观历史条件所致（如政治环境、人文环境、科学氛围、国民整体素质等），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原创科幻小说的数量并不太多。科幻小说的作者也大多是偶然而为之，属于个人行为，并没有出现专业的科幻小说作家，因此科幻文艺的规模还不大。

纵观这50年中国科幻的发展，我们可以大致的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晚清时期，二是民国初至建国。这两个阶段的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既有其共性，也有很大的不同。

晚清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上处于上升期，这种上升表现的一个方面就是企图使中国人民有近代科学的概念。其科幻小说创作或翻译的题材大多集中在科学救国的呼吁、民族意识的觉醒、政治改革的寄托和女权思想的促发等方面。鲁迅就曾经说过，“导中国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这便是一种进化论思想的体现，借科幻小说以激励人们奋斗、进取、图强，最终改良社会。正是由于这个思想，此时的科幻小说大多还是以传授观念为主，而且科幻小说作家也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工作者或者说是职业科幻小说作者，所以大多作品都是作者从大众媒体获得一些科学术语或者粗浅介绍，并引此薄弱的科学知识作为科幻推理的依据；这就导致这个时期的科幻作品往往是对科技成就的直接幻想，回避了科学原理的说明，甚且还虚构出一些科学理论作为个人科幻推理的基础。

进入民国时期直至建国，中国的科幻小说的创作环境没有什么突破性的改善，科幻小说的创作也还是属于偶然的个人行为。五四时期所倡导的“科学”思潮，虽然未能直接促进科幻小说的发展，却为中国的科学文艺创作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和社会基础，至三十年代起，各种科学文艺形式开始尝试创作，科幻小说也展现了新的风貌，浓厚的西化色彩与严谨的科幻态度成为这个阶段科幻小说的特征之一。政治改革的寄托、民族意识的觉醒、封建迷信的破除、科学运用的反思等等题材也大量被体现。在这期间，抗战与内战延阻了科幻小说的发展，直到三四十年代，随着科学环境的成熟，以顾均正为代表的一些作家拥有了更扎实的科学素养，在科幻创作中无论是科学原理还是科学推理都更加准确合理、严谨详实。

顾均正曾经强调“尤其是科学小说中的那种空想成份怎样不被误解，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是中国首次对如何进行科幻构思发出了呼吁，从某种程度上承认了科学幻想的存在价值。这段时期，人们赋予科幻小说的科普目的仍没改变，并没有分辨出科幻小说与科普读物的差异，没有真正认识到科幻小说的文学性。

不管怎样，中国早期科幻小说的发展受西方科幻小说的影响很大。例如《月球殖民地小说》模仿了《气球上的五星期》，《和平的梦》近于凡尔纳的风格、《猫城记》则威尔斯的意味很重、《新法螺先生谭》更是连名字都承继了《法螺先生谭》。

中国早期科幻小说的代表作有：《月球殖民地小说》、《猫城记》、《和平的梦》、《铁鱼的鳃》等。

H. 中国科幻的发展史

第一时期起源于1902年，而第二时期起源于1979年。

1902年，鲁迅在《月界旅行·辩言》中透露出非常欣赏西方的科学技术，希望能向国人广泛传播的态度。由于过分惧怕科学读物的文本在的中国读者中无法获得接受，鲁迅希望科幻小说这种载体，能以糖衣炮弹的方式将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传达给国民。

1979年，童恩正在《人民文学》发表了《我对科幻文艺的看法》。这个短文结束了“功利主义”时期，开创了第二时代。第二时代要求科幻小说找到比科学普及更加根本的价值观念，童恩正疑惑地认为，这种新的价值可能是去“普及科学的人生观”。

2016年，在央视节目《2015科幻盛典》中，科幻作家韩松与生产出液态机器的科学家进行了科幻与科学的一次握手。

(8)汉语中科幻小说概念从西方引入阅读理解扩展阅读

中国最早的科幻小说：

中国最早的原创科幻小说是1904年发表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作者笔名“荒江钓叟”。中国最早的纯文学刊物《小说林》的创办人徐念慈不仅翻译国外科幻小说，本人还创作有科幻小说《新法螺先生谭》。著名作家老舍也创作过一本名为《猫城记》的具有科幻色彩的小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幻文学仍然以欣欣向荣的姿态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体裁更接近科普小说，大多是向低年龄段读者普及科学知识和预构社会主义国家的美好未来。在主题上比较接近于同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学”风格。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大陆的科幻文学的发展陷入停滞。

I. 谈谈你对西方通俗小说（或科幻小说）的认识。 （1600字左右）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武侠、言情等通俗小说在中国大陆受到了抑制和歧视，这无疑是很不合理的。令人高兴的是，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通俗小说也越来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然而，在最近几年里，另一个让人担心的极端又出现了。有些学者不仅高度尊重通俗小说，而且还极力地模糊通俗小说概念，否认“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之间的价值差异。为避免讨论过于空泛，笔者在阐述个人见解的同时，兼对孔庆东博士的《通俗小说的概念误区》（以下简称《误区》[1]）进行学术批评，与孔庆东博士商讨。
一 通俗小说的定义
尽管给词或概念下定义是一件难以讨好的事，但许许多多的人还是在做，这一点从各种各样的辞书的不断问世就可以得到证实。的确，有些时候不知道一个词或概念的定义，并不妨碍我们把握具体的事物或与之相处；况且，由于“定义只能揭示事物某些方面的规定性，而事物本身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2](P353)，所以，要全面地把握事物也不能光靠定义。但是，常识还是告诉我们，事物或概念的定义，在多数的情况下仍有助于我们的认识和理解。具体而言，像“通俗小说’这样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语词，其定义是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的。
那么，何谓通俗小说？按刘世德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网络全书》的解释，通俗小说是“泛指适合于群众的水平和需要，并且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小说”[3](P544)。如此释义是可靠的吗？结合一些辞典对“通俗”、“通俗文学”、“通俗文化”等所作的解释——如《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4](P1262)、《汉语大词典普及本》[5](P1273)、鲍克怡编著的《汉语同义词反义词对照词典》[6](P493)、王先霈和王又平主编的《文学批评术语词典》[7](P119)、《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8](P1276)、林骧华主编的《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9](P335-336)、覃光广等主编的《文化学辞典》[10](P639)，可知《中国古代小说网络全书》的释义还是比较可靠的。当然，这样的释义不是很严格，不过，由于“并不严格符合任何事物的概念仍然可以指称某种事物”[11](P338)，所以，我们仍可以借此释义了解到“通俗小说’概念指的是什么。要言之，像这样的“通俗小说”定义是可取的。
本来，通俗小说概念既不难理解，也不是不好下定义，只要搞清楚什么是通俗，什么是小说，大致上就可以了。然而，《误区》一文的说法，却复杂得让人糊涂。《误区》写道：“我们不妨从探讨通俗小说不是什么开始，知道了不是什么之后，就算说不出概念，说不出定义，说不出‘能指’，也不妨碍我们抓住‘所指’，抓住‘本身’。仿佛警察叫错了罪犯的名字，但捉的确实是案件的真凶。这样，我们所描述的‘通俗小说’，就在‘什么不是通俗小说’中概了它的念，定了它的义了。”显然，《误区》思路是有问题的。
首先，违反了下定义不能用“否定定义”——“概念不意味着什么”——的要求[12](P192)。“通俗小说不是什么”并不能让人明白“通俗小说是什么”，它就像我们说“鸡蛋不是鸭蛋、不是鹅蛋、不是鸽子蛋、不是恐龙蛋”一样，未能让人知道鸡蛋究竟指的是什么。由于一连串“不是”之外还有许多“不是”的可能，所以，只要“不是”没有被穷尽，通过“不是”来定义“是”，就不可能有较明确的概念。由此可见，《误区》以绕道的方式来定义“通俗小说”，既没必要也不符合逻辑。
其次，违背了定义的语句应尽可能简明扼要的原则。《误区》用一连串的“什么不是通俗小说”来定义“通俗小说”，即使我们不说它在逻辑上存在着问题，至少也是犯了一个语言表述太过于啰嗦的毛病。
再次，背离了科学研究的规范。概念是构成判断的基本要素，而判断又是推理的前提。[13](P637-638)如果连“通俗小说”概念都不清楚，都只能给出“它不是什么”的定义，那怎么有可能进行关于“通俗小说”的种种判断、推理和论证？怎么有可能对涉及到“通俗小说”的一系列命题作认识上和价值上的判断？倘若只是为了“抓住‘所指’，抓住‘本身’”，那又何必走弯路去论证“什么不是‘所指’、不是‘本身’”？须知，对一些人而言，有时候仅凭直觉也能准确地抓住通俗小说“本身”，就像“警察”凭直觉抓住了“真凶”。
最后，需要予以特别指出的是，为了证明“否定定义”的合理性，《误区》极不恰当地奚落了学者们的论争。《误区》这样写道：“……人类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搞乱了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而可笑的是，大多数的辩论争吵是没有实际价值的，他们所争所吵的只是‘能指’，与‘所指’无关，只是语言，与世界无关……学者们尽管可以列出八百六十二种概念，但并不能使实际存在的通俗小说发生增减或质变……”难道真的这样？非也！第一，把定义上的不同意见看成“只是语言，与世界无关”，是属于常识性的错误[14](P476)，这里无须多加讨论。第二，诚如当代美国分析哲学家约翰·塞尔所言：“在制度性实在中，语言不仅用来描述事实，而且说来有点奇怪，它还部分地建构事实。”[15](P109)《误区》断定学者们的“通俗小说概念”对“实际存在的通俗小说”没有影响，是不妥的。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误区》所宣称的不假，那么，读者们凭什么来认定《误区》的言说与世界有关？又凭什么来相信《误区》的“辩论争吵”不会“是没有实际价值的”？显而易见，《误区》对于学者们的讥讽嘲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

二 通俗小说的认识判断
首先，通俗小说是严肃的吗？如果是针对某部某篇作品，就较容易回答，也容易得到多数人的认可，但是，要对作为一个种类的整体进行非此即彼的判断，则有以偏概全的危险。也许正是因为看准了这一点，《误区》才会断然地说：“通俗小说不是‘不严肃小说’……通俗不通俗，与严肃不严肃，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通俗小说可以是严肃小说，通俗小说家可以是严肃文学大师。”很明显，假如认识止于《误区》的看法，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是否严肃以及严肃程度问题上，通俗小说与非通俗小说是没有差异的。然而，即使凭有限的知识，我们也能发现，这样的结论并不那么可靠。
一部或一篇小说能否称得上严肃小说，自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不过，由于一个作家用多少精力去完成作品往往能够体现出该作家创作态度的严肃不严肃，所以，精力的投入是考察严肃小说与不严肃小说的一个重要尺度。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最后一页重写了39次，而《老人与海》则修改了200遍[16](P228)；托尔斯泰的《复活》仅开头就修改了20次[17](P329)，而《战争与和平》则改写了7遍[18](P237)。像这样的作家作品，将其划入严肃之列，肯定是错不了的。虽然这几个例子在非通俗小说领域仅仅是冰山一角，但它却很能说明问题。世界文学史告诉我们，在通俗小说家中，没有一个愿意像海明威那样认真严肃——花精力把作品修改200遍；也没有一个能像普鲁斯特和艾米莉·勃朗特一样——一生只写一部长篇并在文学园地里焕发着光辉的异彩。相反的情况却是，不可能有一个非通俗小说家会像当代英国通俗小说家芭芭拉·卡特兰那样轻易地生产作品：一生的著述多达六七百部以上。[19](P142-156)毫无疑问的是，对于同一个作家的同单位创作时间来说，作品的“质量”与“数量”通常成反比。普鲁斯特说得完全正确：“那种玩玩文学艺术的观念是什么也创造不出来的。”[20](P154)如果一个作家既认真严肃又追求数量，那么，这个作家就会由于生命能量的急剧消耗而过早地衰亡。譬如，作品总量并不算很多的查尔斯·狄更斯，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工作过度而在58岁时便离开了人世。[21](P93-96)再如，于生命最后的20年里写出了90多部长中短篇小说的巴尔扎克，也同样因单位时间内过多地消耗精力而在51岁那年走完人生之路。[22](P291-339)《误区》借一位法国朋友（不知姓名是什么）的口把巴尔扎克当作是“通俗小说家”来举例，并通过巴尔扎克的“严肃”证明“通俗小说家可以是严肃文学大师”。如此论证，未免牵强。读过巴尔扎克传记——如司蒂芬·支魏格的《巴尔扎克传》和安德烈·莫洛亚的《巴尔扎克传》的人都知道，巴尔扎克一方面出于认真严肃的态度而不断地修改已经写出来的小说，另一方面，又出于尽快付印和多写一些等原因而经常停止了对于小说的完善。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样，巴尔扎克的小说世界才会深刻精当与肤浅粗糙并存；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巴尔扎克有时被视为高雅小说家有时又被视为通俗小说家的情况。
由上述可知，机械地在通俗小说与不严肃小说之间划上等号是不恰当的，可是，那种不把通俗小说与非通俗小说的严肃性加以区别的做法，更是错误的。正确的看法应该是，尽管存在着极少数的通俗小说较为严肃，但是，就总体情况而言，通俗小说没有“非通俗小说”那么严肃、那么认真。我们千万不要以特殊来否定普遍，以个别去否定一般。
其次，通俗小说的艺术性高吗？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必须先搞清楚艺术性的高低指什么。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泰戈尔写道：“伟大文学的一个特点是前所未有的，或者具有独创性。”[23](P223)而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纪德更是进一步地指出：“对优秀的艺术家来说，问题不再是以昨日的艺术为支撑，尽量越过它，将界线往前推，而是改变艺术的方向本身，努力发明一种新方向。”[24](P361)因为艺术贵在创造，所以，小说艺术性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创造性的大小。倘若一个作家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前人所未曾提供的艺术经验，那么，这样的小说就应该被视为是艺术性高的小说——如司汤达的《红与黑》、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麦尔维尔的《白鲸》。当然，要求一个作家的作品提供前人所未曾提供的艺术经验，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不过，文学世界中那些最富于艺术性的小说，肯定是这样的一些极具创造性的小说，而这样的一种小说，即使不能说是全部至少也是绝大部分产生于“非通俗”的领域。
那么，创造性缺失的小说是否就一定没有艺术性？恐怕也不能这么说。只要小说还能娴熟地运用各种艺术技巧去表达去描绘，那么，即使是缺乏独创性，也应该被视为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不过，无庸置疑的是，这样的艺术性是比蕴含独创性的艺术性低了一个档次的艺术性。整部文学史表明，那些处在艺术性顶端的通俗小说，除罕见的极个别之外，都是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故事诱人、技巧丰富但毫无新意——换成意识流小说家伍尔芙的生动说法，那就是“给我们提供情节，提供喜剧、悲剧、爱情和乐趣，并且用一种可能性的气氛给所有这一切都抹上香油，使它如此无懈可击，如果他笔下的人物都活了转来，他们会发现自己的穿着打扮直到每一粒钮扣，都合乎当时流行的款式。”[25](P7)至于那些处在艺术性下端的通俗小说，除极其糟糕的这样一个特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数量庞大得非常惊人。的确，非通俗小说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艺术性并不怎么样甚至很差，但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远远低于通俗小说。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整体的通俗小说，其艺术性比起非通俗小说来要低得多。这样的结论，不仅可以从不同文本的比较分析中获知，而且还能够通过探究其不同的创作动机来加以证明。就创作的主观努力而言，通俗小说是一些小说家为“适合于群众的水平和需要”而创作的小说；就接受的客观效果而言，通俗小说是那些“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小说。在通常的情况下，假如小说不“适合于群众的水平和需要”，不“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为“通俗小说”。由于寻求群众即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接受是通俗小说创作者的主要努力方向，所以，迁就、迎合群众趣味的创作行为，在通俗小说领域里是普遍的。进而言之，在通俗小说的创作者那里，不易理解的独特个性和意识超前的探索品格是没有地位的。然而，正像毛姆在讨论一系列的“巨匠与杰作”时所指出的，一些作家作品之所以“永享盛名”，是因为“拥有极为强有力、非常独特的个性”[26](P218)。既然独特性和以此为基础的探索性是包括作家在内的所有艺术家最为珍贵的品质，那么，通俗小说的创作者何以不具备这样的品质或轻视这样的品质？答案很明显，是“效益最大化”在起作用。由于受当下群众欢迎的小说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效益（尤其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所以，在独特性、探索性与跟前接受的普遍性不可兼得的情况下，通俗小说的创作者就选择了后者。应该讲，通俗小说创作者的这种选择，属于人之常情，因为不顾或不大考虑“当下价值交换”的人毕竟是少数。也正因为如此，历史老人在考虑把“伟大”这顶帽子送给哪些人及其作品时才显得那么地慎重——譬如，不会随便地送给被金庸大力推举并称之为“伟大文学”的大仲马作品[27](P196)。
在谈到小说的目的时，《误区》认为“小说没有功利目的’是不可能的。客观地看，这样的认识虽嫌笼统但大体上还说得过去。然而，《误区》进一步说，“通俗小说通过刺激情感来赚钱，而那些小说不刺激情感不赚钱”，则失之偏颇了。从经济学角度讲，能不能赚钱，要看投入多少，又产出了多少。可是，就像萨特所写的：“作品的商品价值是武断地确定的。”[28](P127)作家写小说能否赢利实在难以判断。当然，只要不要求计算精确，我们还是可以作如下的推断的：从个体角度讲，如果作家写小说时投入的精力相对较少，而拿到的钱又相对较多，就可以断定该小说的创作赚了钱；如果情况刚好相反，那就只能看作是不赚钱甚至是赔了钱。在论及文学“商业上的成功”时，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正确地指出：“作家的计划只是一种可能……文学作品的完美是最大的偶然性。”[29](P139)很容易想象，就连精明的文学出版商和书商都难以保证商业上的成功，更何况是那些做起生意来常常惨遭失败的小说家。翻开小说史，我们不难看到，像司汤达、爱伦·坡、麦尔维尔和卡夫卡等这样一些非通俗小说家，其创作“生意”都是与“赚钱”截然相反的“赔钱”。固然，那些投入多产出少的“赔钱”创作，并非毫无功利目的，不过，其功利目的主要不在于《误区》所说的“赚钱”，而在于其它的方面。是哪些方面呢？让我们来听听优秀的作家们是怎么说的——古巴的卡彭铁尔说：“虽然我的音乐底子比文学好，但我还是选择了文学……我继续坚信，在拉丁美洲，小说是一种需要。”[30](P49)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宣称：“写小说的乐趣就在于此——探索，发现，革新……如果哪一天我有了一个公式，我就完蛋了。”[31](P39)而法国的埃莱娜·西克苏则写道：“无论怎样，当写作出自心的深处时都是天堂，就连在地狱时也如此。写作总是意味着某种方式的获救。作家是一个富人……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富有，既是必需的又是危险的。因为‘富有’使我们失去了‘贫穷’的财富。”[32](P29)
综上所述，与非通俗小说创作者不同的是，通俗小说创作者往往正是由于追求当下效益（尤其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采取了弃难就易的非创造性原则的——从单个作品看，遵循的是“简单化”原则；从作品系列看，遵循的是“模式化”原则[33]。这也就是通俗小说在总体上为什么艺术性相对贫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应该指出来并加以讨论的是，《误区》的所谓“梦得够不够好”的问题。《误区》这样写道：“小说的艺术性都离不开这样一个标准，即‘梦得够不够好’……由于通俗小说做起梦来比较专心致志，往往更能引人入胜，‘非通俗小说’经常不能保持一份平常心，为了显示‘雅’，常处于半梦半醒之间，所以，‘非通俗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对待小说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别有用心’的，也即心在艺术之外……”尽管这里的表述很形象生动，但严格地说，却极不科学。第一，梦的情境有档次的高低之分——既有忧国忧民的梦，也有花前月下的梦，还有升官发财的梦，更有无遮无挡的性欲之梦。《误区》把通俗小说的“梦得够不够好”说成只是一个与“立场问题”无关的“技术问题”，岂不片面？第二，小说远非梦那么简单和短命。好梦往往无法追忆[34](P1065-1068)，也可以被遗忘。但是，好小说却由于“不仅回答了现存的需要，也启发了人们的新的需要HC35](P88)，所以，它不会也不该被遗忘。即使肯定好小说的世界就是“梦得够好”的世界，那也不能忘记，这样的世界的存留“必须以体现这些价值方面的完美性和技巧为前提”[36](P380)。虽然在《误区》中引以为证的昆德拉也谈到了“梦”之外还有“叙述”，可遗憾的是，《误区》对昆德拉的“叙述”问题却未作任何讨论。既然《误区》能够离开“理性控制”和“技术手段”来谈通俗小说的艺术性高就高在“做起梦来比较专心致志”；那么，读者就可以根据《误区》所提供的逻辑作如下的推理：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理性在个体受到环境影响时经常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37](P1409-1411)，所以，这种人“做起梦来”也就比正常人“更加专心致志”，因而，其所写的小说的艺术性肯定是在通俗小说之上。如此逻辑，岂非荒谬？

三 通俗小说的价值判断
《误区》认为，通俗小说与非通俗小说的“区别不在形容词上，而在名词上，它们之间是类别的不同，而没有美学价值上的尊卑”。真的这样么？当然不是！尽管我们不能从小说的类别中直接得出它的价值高低的结论，但是，通过分析它“是什么和能做什么”[38](P273)，我们仍能较为恰当地判断它的价值的高低。这个道理，如同鸡蛋和鹅蛋的区别一样：不仅在名词，而且还在于形容词——谁能否认鸡蛋的营养价值高于鹅蛋？
当然，通俗小说的“价值怎样”，这是一个比通俗小说“是什么”更难回答好的问题。其所以这样，是因为对前者的判断既不能脱离价值客体的特性，又不能不充分考虑到价值主体的情况。[39](P181-182)由于不同的价值主体的需要不尽相同，所以，同样的一个价值客体对于不同的价值主体而言，其意义并非完全是一样的。
首先，谈谈通俗小说对于个体的价值。由于个体的情况千差万别，所以通俗小说的价值如何也很难一概而论。从动机上说，无论是下层普通群众还是中上阶层人士，只要出于消遣娱乐心理的，通俗小说的价值往往不在非通俗小说之下。正因为这样，几个世纪以来通俗小说的“消费族群”才有一部分是属于“热切的上层阶级人士”[40](P152-153)。当然，如果进一步地分析，我们便会发现，下层普通群众之所以从通俗小说中获得较大的消遣娱乐，往往与其“不得不这样”有关——就像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所说的：“报上的长篇连载或儿童小说是那些无力读其他东西的读者万不得已的读物。”[41](P156)至于上中层阶级人士的情况，则有些不一样。由于较高的文化水平使得他们具有接受不同种类小说的能力；所以，这些人的娱乐消遣，既可以在通俗小说中获得，也可以从非通俗小说中得来。可见，消遣娱乐的动机是在通俗小说中还是在非通俗小说中得到满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价值主体的个体的娱乐消遣方式——对于整天浸泡在电视里或钻进按摩房的人来说，就连通俗小说也让他们感到索然寡味，更别说是非通俗小说。
如果个体的动机主要是从文学接触中获得认识或受到教育，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通俗小说就比不上非通俗小说——这一点在那些“中上层阶级人士”身上尤为明显。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价值主体怎样，而在于价值客体本身的文化含量如何。倘若价值客体的文化含量不大，那么，虽然它对于不同类型的个体所具有的认识教育价值并非完全一样，但从总体上看，也还是偏低的——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的通俗小说不会例外。
其次，谈谈通俗小说对于社会的价值。社会是一个由各式各样的人和组织构成的复杂有机体，故而，它的需要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从维护社会平衡稳定的意义上讲，无论是精英审美文化还是大众审美文化，都是必需的。[42](P158-160)显然，我们不能强迫那些喜爱通俗小说的群众放弃个人的偏好，也无法让那些少接触小说甚至没接触过小说的群众一下子就能有效地接受非通俗小说中那最具价值的部分。就这一点而言，广受群众欢迎的通俗小说在一个社会中具有非通俗小说所难以替代的作用。不过，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通俗小说对于社会的价值不低于非通俗小说。尽管通俗小说的接受群体在某一时段远比非通俗小说庞大，但从历史的维度看，无数的事例呈现出的状态恰好是反过来。诚如俄国文艺理论家赫拉普钦科所言：“人类的社会发展和精神发展，使得评价大艺术家时的错误和有意的曲解不断得到消除，使得他们的创作遗产的多维性得到揭示。”[43](P220)随着时间的推移，非通俗小说中那些曲高和寡的精品，其读者群体也会不断地壮大直至无穷。此外，从价值的层面看，小说的接受群体绝非一个简单的数量问题。在论及优秀诗歌的读者时，帕斯写道：“我们不晓得有多少罗马人阅读奥维多，多少意大利人阅读彼特拉克……不过，我们知道什么人在阅读。多少不居，这些读者是社会的头脑和心灵，是社会与行动的核心。”[44](P64)显然，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话是富于启发意义的。它提醒我们，考察小说的读者，不应该只顾“量”而不问“值”。倘若小说能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能为那些准备或正在推动历史发展的人们提供丰富的营养，那么，这样的小说对于社会来讲，就有很高或者较高的价值。反之，其价值则是低的或者比较低。
最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地探讨。《误区》完全否认通俗小说中的“次品’多于高雅小说，认为这种观点“缺乏数学统计上的依据”。可以说，要反驳《误区》的说法是有困难的。乏所以这样，是因为如下的几点。第一，小说的次品浩如烟海，谁也无法进行完整的数学统计。第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许许多多小说次品，基本上已被人类所遗忘。由于没有了文本，这些已经消失了的小说次品究竟有多少也就没有依据[45](P21)，故而无论怎样统计，都不会令人人满意。第三，即使有可能统计，也不应该动手去做，理由是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结论，其价值远远无法补偿研究者所付出的代价。由此可以看出，《误区》要求不同意见者用数学统计的方法来证明通俗小说的“次品”有多少，是不合理的。
尽管依照《误区》的不合理要求来证明“通俗小说的次品量”是困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通俗小说的次品问题没有答案。实际上，洞悉了通俗小说的“生产动机”及其“生产套路”——简单化与模式化，也就可以断定通俗小说的“次品”必然多于高雅小说。现在的问题是《误区》只是为了说明谁的次品多谁的次品少吗？不！《误区》这样写道：“在任何一种艺术体裁和类别中，精美高雅之作总是少的，平庸低俗之作总是多的。所以，通俗小说只是小说的一种类别，它决不是‘不高雅小说’的代名词。”很显然，《误区》在此处是同时通过“次品量”和“精品量”两个方面来论证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之间没有价值上的差异。关于“精品”问题，笔者以为还是可以且应该提供一点“数学统计上的依据的”。
在20世纪国际知名度较高的文学奖中，诺贝尔文学奖的地位无疑是具有权威性的。尽管该奖不仅遗漏掉了像托尔斯泰、哈代、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等这样一些应该获奖的作家[46](P45)，而且还出现过不当入选的极个别案例——譬如，“把奖金授予水平有限但作品流传广泛的”赛珍珠[47](P110-111)，但是，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也大致上是本世纪文学的精华。”[48](P6)。基于此，笔者以《诺贝尔文学奖要介》（肖涤主编）所收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例[46]，简要地讨论一下小说的“精品”问题。从1900年到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总计88人，除因剧本、诗歌、散文等文类的卓越成就而获奖的37人外，其余的51人是小说家（或主要是小说家）。
应该说，无论是喜欢通俗小说还是喜欢高雅小说，都同样无可厚非，但是，当上升到理论认识并诉诸文字时，就应该尊重客观事实，力避主观偏好。然而，《误区》在阐明观点的过程中，经常以通俗小说的“上马”对付高雅小说的“下马”，并且“只赛这么一次”就宣布结果。如此“不平等”的比较研究，自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诺思洛普·弗莱说道：“人类面临的许多不测灾难之一是全部毁灭，这是文学靠其自身所无法防止的；但我认为，若无文学，那种灾难就一定不可避免。”[53](P188)显然，这位加拿大学者的话是夸张了一些，不过，他对文学所具有的高级价值的强调却提醒了我们，在经济效益和感性享受已普遍成为人们行为准则的今天，审慎地对待并处理好文学事实是重要的。
虽然《误区》的名义动机是为了消除人们在通俗小说问题上的误区，但是，由于作者极力地模糊通俗小说概念和夸大通俗小说价值，结果，在实际上却为人们设置了一个更大的误区。《误区》关于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的“价值无高低”论，不仅在理论上难以站得住脚，而且在实践上也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众所周知，“避难趋易”是人的天性，而“从众”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故此，在“价值无高低”论的引导下、鼓励下，很容易出现“价值误认”的人们[54](P330)，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通俗小说而拒绝欣赏那些已被历史检验过的富含深邃魅力的高雅小说——这对于个体人格结构的逐步完善和社会文化机制的健全发展来说，无疑是非常之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