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书粟裕逸事

㈠ 粟裕会打仗的能力是谁最先发现的

粟裕（1907年8月10日-1984年2月5日），原名粟多珍，曾用名粟志裕，侗族，生于湖南会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1]，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大将之首。[1]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后进入井冈山，参加历次反“会剿”和全部五次反“围剿”战争。长征时留在南方组织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期间，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副指挥。1941年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后兼第六师师长。解放战争期间，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华东野战军副司令、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等职，主要指挥高邮战役、陇海线徐（州）海（州）段战役、苏中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大将军衔，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中文名
粟裕
外文名
Su Yu
别名
粟多珍、粟志裕
国籍
中国
民族
侗族
人物关系

楚青
妻子

粟寒生
儿子

粟戎生
儿子

朱德
战友

陈毅
战友

刘亚楼
战友

刘伯承
战友
快速
导航
代表著作

人物成就

家庭成员

轶事典故

纪念场所

人物评价

影视形象
人物生平
青年求学
1907年8月10日（农历丁未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出生于湖南怀化市会同县伏龙乡（今坪村）枫木树脚村，幼名继业，学名多珍，字裕。
青年粟裕
1916年转入其叔父创办的第八国民学校读书。
1918年，迁居会同县城，先后入粟氏私立初级国民学校和会同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
1923年报考湖南省立第二师范，被录取为选送生。
1924年3月，因错过考期，进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常德）附小和平民中学学习。
1925年春，考上省立二师，后因省立二师进步校长被害，粟裕等进步学生被秘密转移到武昌，安排到叶挺24师教导大队，任学员班长。[2]
入党革命
1926年11月，粟裕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6月，粟裕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8月1日，他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部警卫队班长。
粟裕
1928年1月，粟裕参加湘南起义后到了井冈山。[3]
1929年后，因屡立战功粟裕相继升任营长、团长、师长，红四军参谋长，红十一军参谋长，红七军团参谋长等职。
1932年2月，粟裕由红军学校调回红四军，仍任红四军参谋长。12月，任红一军团教导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34年11月，粟裕调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及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下旬，红十军团奉命转到外线作战，调任红十军团参谋长。[4]
1月红十军团在谭家桥战斗失利后，又在怀玉山遭到敌人围歼。率领先头部队果断突出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4] 2月-4月，建立浙西南游击区，任挺进师（四百余人）师长。5月-8月，与刘英一起指挥粉碎国民党军队对挺进师的第一次“进剿”，挺进师发展到近千人。10月5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边临时省军区成立，任省军区司令员、省委组织部长。[4]
抗战时期
1938年3月18日，粟裕率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从平阳县山门街开赴皖南，加入新四军战斗行列。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4月28日，他奉命组建新四军先遣支队，任先遣支队司令员，向苏南敌后执行侦察任务。6月11日，奉命执行挺进南京、镇江间破坏铁道任务。6月17日，在韦岗伏击日军，歼灭日军少佐土井以下官兵30多人。6月21日，先遣支队撤销，仍回第二支队任副司令员，后任代司令员。[2]粟裕（1907年8月10日-1984年2月5日），原名粟多珍，曾用名粟志裕，侗族，生于湖南会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1]，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大将之首。[1]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后进入井冈山，参加历次反“会剿”和全部五次反“围剿”战争。长征时留在南方组织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期间，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副指挥。1941年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后兼第六师师长。解放战争期间，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华东野战军副司令、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等职，主要指挥高邮战役、陇海线徐（州）海（州）段战役、苏中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大将军衔，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中文名
粟裕
外文名
Su Yu
别名
粟多珍、粟志裕
国籍
中国
民族
侗族
人物关系

楚青
妻子

粟寒生
儿子

粟戎生
儿子

朱德
战友

陈毅
战友

刘亚楼
战友

刘伯承
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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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著作

人物成就

家庭成员

轶事典故

纪念场所

人物评价

影视形象
人物生平
青年求学
1907年8月10日（农历丁未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出生于湖南怀化市会同县伏龙乡（今坪村）枫木树脚村，幼名继业，学名多珍，字裕。
青年粟裕
1916年转入其叔父创办的第八国民学校读书。
1918年，迁居会同县城，先后入粟氏私立初级国民学校和会同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
1923年报考湖南省立第二师范，被录取为选送生。
1924年3月，因错过考期，进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常德）附小和平民中学学习。
1925年春，考上省立二师，后因省立二师进步校长被害，粟裕等进步学生被秘密转移到武昌，安排到叶挺24师教导大队，任学员班长。[2]
入党革命
1926年11月，粟裕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6月，粟裕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8月1日，他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部警卫队班长。
粟裕
1928年1月，粟裕参加湘南起义后到了井冈山。[3]
1929年后，因屡立战功粟裕相继升任营长、团长、师长，红四军参谋长，红十一军参谋长，红七军团参谋长等职。
1932年2月，粟裕由红军学校调回红四军，仍任红四军参谋长。12月，任红一军团教导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34年11月，粟裕调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及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下旬，红十军团奉命转到外线作战，调任红十军团参谋长。[4]
1月红十军团在谭家桥战斗失利后，又在怀玉山遭到敌人围歼。率领先头部队果断突出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4] 2月-4月，建立浙西南游击区，任挺进师（四百余人）师长。5月-8月，与刘英一起指挥粉碎国民党军队对挺进师的第一次“进剿”，挺进师发展到近千人。10月5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边临时省军区成立，任省军区司令员、省委组织部长。[4]
抗战时期
1938年3月18日，粟裕率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从平阳县山门街开赴皖南，加入新四军战斗行列。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4月28日，他奉命组建新四军先遣支队，任先遣支队司令员，向苏南敌后执行侦察任务。6月11日，奉命执行挺进南京、镇江间破坏铁道任务。6月17日，在韦岗伏击日军，歼灭日军少佐土井以下官兵30多人。6月21日，先遣支队撤销，仍回第二支队任副司令员，后任代司令员。[2]

㈡ 张鼎丞的人物轶事

张鼎丞（1898—1981年） ，原名福仁，1898年生于永定县金砂乡西湖寨村贫苦农民的家庭。小时曾就读于本村私塾和初级小学，后到邻近的丰稔市作新高级小学读书。校长刘海垣见他品学兼优，特地为他取学名为“鼎丞”。

1924年秋，回乡担任金砂公学校长。
1926年6月，鼎丞到达当时大革命策源地的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但招生日期已过，只得返回，暂时到大埔县青溪保灵寺小学当教员，在那里他意外地结识了任县教育局督学的共产党员饶龙光。饶把《共产主义ABC》、《向导》等书刊借给他阅读，使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1927年夏，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革命失败，一大批共产党人惨遭屠杀。在这危难之秋，他却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金砂，秘密发展党员，不久建立中共溪南支部。同年9月，南昌起义军南下经过闽西，他到上杭城去见周恩来、朱德等起义军领导人，得到周、朱的鼓励。此后，他从外地请来工人，制造单响土枪和子弹，准备组织农民起义。11月当选中共永定县委县委委员。
1928年春天，领导金砂一带群众要求县政府豁免冠婚丧祭屠宰捐，以及向地主借粮度荒。6月，中共永定县委召开党员代表会议，决定领导全县农民武装暴动，推举鼎丞任暴动总指挥。7月他和邓子恢从起义工农中挑选出数百人，建立起闽西第一个工农红军营，他任营长，邓任党代表，在溪南里13个乡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区、乡苏维埃政府，约2万人分得了土地。
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二次入闽，按照中共临时闽西特委的部署，立即带领永定农民武装向国民党驻军和地主武装——民团发起攻击，策应红四军作战。25日协同红四军占领永定城，成立永定县革命委员会，他出任县革委会主席。6月，毛泽东、朱德将闽西各县工农武装合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他被任命为四纵队党代表。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杭蛟洋召开，正式成立中共闽西特委，邓子恢当选为特委书记，当选为军委书记。
1930年6月率领部队回到闽西。
1931年春，闽西苏区发生了“肃清社会民主党”的重大错案。7月15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接受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撤销了闽西肃反委员会，成立以郭滴人为处长的闽西政治保卫处。同年11月，鼎丞率领闽西代表出席在瑞金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和临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土地委员（即部长）。
1932年3月，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汀州召开，鼎丞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他主持领导下，制订了各项法令、条例，建立了法制，健全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制度。他身体力行，带动政府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为工农大众办事。但是，王明“左”倾教条、宗派主义的执行者，在排挤打击毛泽东的同时，对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大批干部也进行排挤打击，1933年秋，被撤销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调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任粮食部副部长。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12月，被苏区分局派回福建，经省委同意率刘永生、陈茂辉、范乐春等穿过国民党军的层层围堵，回到杭、永边坚持游击斗争。第二年初夏，又和从江西突围出来的邓子恢、谭震林等汇合，共同召开在闽西南地区坚持游击斗争的党政军领导人联席会议，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他被推选为主席。面对10多万国民党正规军和民团的残酷“围剿”，他和邓、谭等遵照毛泽东制订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之战略战术，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
1938年春，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二支队，任支队司令员，率部到皖南军部集中，待命抗日。
1939年5月，与周恩来等经重庆、西安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当毛泽东听了他汇报在闽西南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后，他留在中共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结业后任中央党校二部主任。
1945年4月，鼎丞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6月，蒋介石发动新的全国内战，华中地区首当其冲，他和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等指挥华中军民自卫反击，取得七战七捷的胜利，然后转移山东。
1949年7月，鼎丞与叶飞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南下解放福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领导福建军民顺利进行清剿土匪、土地改革、恢复革命老区生产。
1954年初，他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同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以后，又在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此项职务，他为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代表大会上，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在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连续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80年8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他主动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决定。
张鼎丞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健康受到严重损害，1981年12月16日，在北京逝世。

㈢ 张元济的轶事典故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张元济认识到，“任何政治改革强加于冷漠、毫无生气和愚昧无知的大众，必然毫无结果”。
张元济传--出版巨擘而救治的良方，只能寄希望于自下而上逐步改良教育、培养人才、传播新知、转变风气，这才能给变法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最终取得社会的进步。这样的躬身反省，培植了他后来选择与教育紧密相关的出版作为终生事业的思想根基。1898年10月，被贬黜的张元济离开京城，在李鸿章的推荐下，来到了“新学枢纽之所”的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而其主要的工作，则是翻译出版西学书籍。这使他有机会结识了到处寻找印刷生意的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二人一见如故。
世间的事充满偶然与必然。如果不是夏瑞芳有借重文化人的心思，如果不是张元济的思想有了改变，他们的相遇也不会促成现代出版业重镇——商务印书馆的崛起。1902年，受夏瑞芳的热情邀请，张元济毅然辞去南洋公学职，到商务印书馆任事。张元济的到来，为早期商务的发展确立了新的方向。商务的主体业务逐步由印刷转变为出版，并渐及其他与教育相关的事业，例如兴办学校、创办图书馆、制作教具仪器、拍摄电影等。张元济的个人地位和声望，也给商务带来巨大的作者资源，在与知识界、政界，尤其是教育界的紧密联系中，商务猛增了许多声名烨烨的合作者。有论者说，这是近代传统士大夫与工人阶层、文人与商人成功合作的鲜见例子。
张元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到商务印书馆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编写适应现代教育的教材。20世纪初叶，新式学堂纷纷设立，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师资和教材的极度匮乏。张元济曾有通艺学堂和南洋公学办学的经验，对时势的敏感，使他果断抓住机会，以教育热情和专业意识，推进教科书的编撰。他主持编写的“最新”系列教科书，以其完善的内容和形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时的教育革新。正是这套以全民教育为目标，按照教育原理编写而成的教科书，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也是这套行销全国、一印再印的教科书，奠定了商务在出版业中的优势地位。
教科书的成功，使张元济更加坚信了出版于教育的意义，也坚定了他把商务印书馆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处。1904年，汪康年转告张元济，说清廷拟请张元济出任外务部职事，张复信辞谢，表示进入商务后的心情是踏实的:“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中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做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类似的辞官事件还有1907年辞外务部、邮传部任职，1913年辞熊希龄内阁教育总长职;类似的表达还有1917年致蔡元培信:“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撕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在张元济的心目中，商务印书馆已成为他事业的重心、人生的园地和实践自己素志的好地方。
从张元济留存下来的日记来看，记载的内容也确实大多为出版事务，而且颇为细碎琐屑，从制定馆务规则、购进新式机器、图书销售发行，到某人违纪应予处分等等，涉及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张元济以文化人的身份投身实业，实业家的身份又使他力避“务虚”，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所以章锡琛说他“没有丝毫官僚习气，他在编译所中，每天总是早到迟退，躬亲细务，平时写张条子，都用裁下的废纸，一个信封也常常反复使用到三四次以上”。
张元济“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事务主义工作方式，从一个侧面颇能反映他做事为人执著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张元济还有他超脱的一面。他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包括精力的有限与思想资源的有限。在五四新思潮蓬勃兴起的时候，他一方面尽量跟上潮流，另一方面则心生退志，照他的说法是“引避贤路”。1920年春，他五十五岁，宣布辞职引退，而且没有商量余地。在答复孙壮、孙伟的信中，他谈到辞职的根本动机:“……吾辈在公司几二十年，且年逾五旬，体力均非健硕，岂能永久任此繁剧。亟宜预备替人，培植新进，以谋公司可久可大之计。……且吾辈脑力陈旧，不能与世界潮流相应，若不引避贤路，恐非独于公司无益，而且于公司有损。弟实不忍公司陷于困境，而志不得行，故毅然辞职，以为先去为望之计。”这样的“老计”，是含有他对时代进步的自觉认识，体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前行者的情怀。
1926年，按中国传统算法，张元济60岁，他坚决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监理职务，算是正式卸职退休了。虽说不久后又被推选为董事会主席，对公司事务仍居顾问之位，但毕竟有更多时间专心于他喜爱的古籍校理和出版工作。影印古籍为张元济早就留心之事，早在1904年他即为商务印书馆构筑收藏古籍的涵芬楼，大量搜罗善本典籍，一方面是为商务影印古书提供版本保障，另一方面也有抢救文化遗产，避免母邦文献流入异土的可贵意图。1920年前后，影印出版大部头古籍的条件渐趋成熟，在张元济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及时辑印了《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大部古书，为商务印书馆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可观的收入。他在其中担当的角色不仅是一位内行的出版者，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版本学家，亲自参与整理古籍，在版本、校勘方面显示了深厚的旧学功底。1926年从监理位置上退休以后，张元济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版本淘漉、校勘整理、影印描润等烦难而琐细的工作中。该书1930年开始出版，因“一?二八”事变一度中断，直至1936年才告竣。它在史书出版上所具有的承先启后作用，是毋庸置疑的。1948年8月，张元济被选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隶人文历史学科，当选的原因是“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辑印《四部丛刊》等书，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
1936年，张元济70岁。由蔡元培、胡适和王云五发起，收录当时二十多位文化界名人学者在各自领域的学术论文，编印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以此特殊方式为这位出版界前辈祝寿。在“征文启事”中，张元济被朋友们称为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这是对张元济一生思想性格和文化态度的高度概括。趋新而不躁进，温和而不保守。在这点上，张元济与他的好友蔡元培颇有相似之处。当年蔡元培到北京大学当校长，一方面引进胡适、陈独秀等新人物，另一方面又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下，使各方面学者同流并进，为北京大学确立了一种非急功近利却有助于学术、人格发展的文化精神环境，进而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和思想的新纪元。张元济主持商务编译所多年，同样在大力引进新人、擘画出版方针时，注意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既关注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译介，又着力传统典籍的整理，新与旧，中与西，并行不悖地共存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结构中，从而使商务印书馆别具一种有容乃大的恢宏气度，进而引领了新式出版文化建设的新方向。这一南一北两个最重要的学术文化机关，一个作为中国最高学府，一个作为中国最大书局，一起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新文化的基础。 在交通大学的历任校长中，第二任校长张元济是一位颇具传奇经历、对教育文化事业及祖国文化的保存和传播有大贡献的人物。
1899年初，张元济到达上海后不久，便应盛宣怀的邀请，出任南洋公学（现交通大学的前身）译书院院长(据张元济说，盛宣怀邀请他是由于李鸿章的推荐)。自此，张元济开始了他在南洋公学3年多的工作历程。南洋公学译书院初创时院址设在虹口，同年秋迁往提篮桥。张元济先后主持编译了物理教材：英国莫尔旦的《格致读本》、法国包尔培与英国保罗伯德台合著《中等格致读本》；历史方面的书籍有英国索米尔士的《万国通商史》、勃克鲁的《英国文明史》，日本松平康国的《美国宪法史》等，实用科学有《社会统计学》几种书籍。
1901年初，张元济兼任公学代总理。接任后，他便致力于公学特班的筹办。张元济亲自主持特班的招生考试，先笔试，后面试，共取学生42名，都是二三十岁，在中国文学方面有相当根基的人。
张元济雕像张元济对师资非常重视，认为一个作为尝试性质和尖子的特班，必须有一流的教师。其时，张的老友蔡元培从绍兴到上海。蔡虽未像张那样参与维新活动，但同情维新派。他认为康梁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事先不培养革新人才，希图以少数人取代政权，此为致败原因。这一观点与张吻合。故张请蔡出任特班主任，两人一拍即合。特班另聘王舟瑶、赵从蕃为教习。
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任职时期，特别是代任总理期间，工作繁重，加之路远耗时，他平时住宿在学校里，极少回家。他时常直接找学生谈话，询问他们的功课。蔡元培任职后亦在校内住宿，两人常作彻夜长谈。
当年南洋公学学生平海澜后来曾回忆张元济在南洋公学的情景：张先生励精图治，真好。他是非常爱研究学问，勉励先生读新书。譬如本来我们是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御批通鉴辑览》等旧书的，他改掉了，教我们读严复的《原富》。他的教法，读一遍，一遍读了好几页，马上就回答，那么我们小孩子怎么答得上呢——十三四岁读《原富》！从这段回忆中可知，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是倾心尽力的，并对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作了改革，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现代意识和爱国思想。
后来，因他的办学思想与监学美国人福开森不合，1901年5、6月间，他便向盛宣怀请辞，未被接受，8月坚辞代总理职，专任译书院院长。1903年，南洋公学由于经费短绌，译书院及东文学堂停办。张元济遂离开南洋公学，加盟商务印书馆，开始了其人生的又一重大转折。从此，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出版事业中，直至终老。 张元济与毛泽东的交往始于1949年9月。当时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张元济这位为中国现代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爱国老人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同游天坛，陪同游览的还有陈毅、刘伯承、粟裕等。一路上大家兴致勃勃，谈笑风生
毛泽东与张元济等人共游天坛生，并合影留念。休息的时候，毛泽东请张元济坐在身边，问他早年在京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张元济笑着回答：“这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京官岂能来此？”毛泽东听了爽朗大笑。毛泽东还问了一些他早年参加戊戌变法，以及光绪召见时的情况。谈到商务印书馆，毛泽东说商务出版的书有益于人民大众，他读过商务出版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毛泽东还说，商务出版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在案头，写作时常常翻阅。1949年10月11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张元济，并共进晚餐。张元济向毛泽东建议，要想国盛民富，必须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表示赞同。
1950年底，张元济得知西藏和平解放，他怀着喜悦的心情于12月30日和次年4月15日、5月26日、8月29日四次写信给毛泽东，并先后寄去“告存诗”《积雪西陲》和古诗《西藏解放歌》。毛泽东复信对这两篇诗作给予高度评价。他们之间前后通信共有十多次。
1952年底，上海筹建文史馆，中央决定请张元济出任馆长。但张元济因偏瘫床榻，没有同意。翌年春，陈毅市长两度到其榻前转达毛泽东指示：“上海文史馆首任馆长非其莫属”。他不再推辞。
1958年春，周恩来总理到上海视察，特地去医院看望病情日趋严重的张元济。当周恩来对他说“主席特托我来探望您”时，张元济脸上流露出欣慰之情。一年后张元济谢世。 太平洋战争打响，上海“孤岛”沦陷，商务印书馆本部早已迁到后方，上海的商务发行所和各工厂都被查封，书籍被抄走460万册，铅字50多吨，启封时发还的只是一小部分。
张元济仍留在那里苦撑危局，既不向日伪当局注册，更拒绝日伪的“合资”、“合作”，只以印刷一些旧版书籍 。
民国时期的张元济和古籍勉强维持营业。他自己的家庭境况也日益窘迫，连为数不多的善本书都陆续卖掉了。即使如此，他也从来没想过要低头。大约1942年初，两个日本人前来求见张元济，他在对方的名片背后写下“两国交战，不便接谈”八个字，拒绝见面。他与汪精卫本来有私交，上世纪20年代，他去广州，汪曾陪同他拜谒黄花岗烈士墓。当汪与日本人合作后，他就不再与其有任何来往，汪托人带来与陈璧君合著的《双照楼诗集》，他嗤之以鼻，始终不予理睬。
在一位亲戚的建议下，张元济开始卖字，他写给商务天津分馆经理的信中说：“上海百物昂贵，生计大难。弟今岁起以鬻书度月。”他参考当时书家的润例，制定一份“鬻书润例”，除了请京、津、杭等商务分馆分发润例、代收写件，还将书法交给荣宝斋、朵云轩、九华堂、汲古阁等书画店代销。当时他刻有一枚图章，有“戊戌党锢孑遗”字样。他孙子张人凤记得，每隔几天，他就要在饭桌上写几件书法作品：“祖父用一个圆形的大砚台。竹制的笔筒内插满了大大小小的毛笔。他写得最多的是对联。先将裁好的宣纸摺成七格，在饭桌上铺好厚厚的几层报纸，再将宣纸铺上拂平，然后挥笔。有时我站在旁边看着他写，有时站在他对面，写完一个字，帮着将纸向前挪动一点。祖父有几本楹联手册之类的东西，可能是根据求字人的身份、爱好，挑选词句。他挥笔时，我们在旁边是不能说话的，写完了，可以向他问长问短。”
汪伪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附庸风雅，托张元济的一位亲戚送去一幅画卷，请他题字，还附有11万元的支票，他从支票的印章发现是傅式说，马上断然拒绝，退回支票，修书一封，其中说：“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

㈣ 王如痴的人物轶事

转战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
1928年夏 ，王如痴从苏联莫斯科陆军大学学成归国回到上海,中央军委派他到井冈山红四军工作。此时,湘赣军阀发动对井冈山的“会剿”,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王如痴先后两次参加打破湘赣两省军阀“会剿”的战斗。12月,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后成立的红五军,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为了加强红五军的政治工作,王如痴被选派到红五军任第八大队党代表。随即,投入了反对湘赣军阀对井冈山进行的第三次“会剿”韵战斗。
敌人的这次“会剿”来势汹汹,他们联合纠集湘赣两省6个旅20余团的兵力,兵分5路,向井冈山扑来。前委在柏露村召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突围下山,向赣南敌人后方出击。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与红四军第三十三团留守井冈山,迫使敌穷于应付、不能实现两省“会剿”的计划。对此,红五军有不少人想不通,认为红五军是来井冈山学习的,不是留守的,要求打回湘赣边老家去。彭德怀、滕代远从全局利益出发,坚决维护前委决定。王如痴耐心细致地做八大队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大力宣传采取这一策略的正确性,使部队的情绪很快安定下来,投入了保卫井冈山的斗争。
井冈山方圆数百里,山势险峻,只有五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王如痴奉命率八大队扼守桐木岭的白银湖哨口。任务下达后,他立即带领战士构筑阵地。时值隆冬,大家还身穿单衣,脚套草鞋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有时只能吃野菜、笋干,油盐皆无晚上睡觉,就在铺间烧一堆火,身上盖些稻草,取暖御寒。王如痴坚持和战士同甘共苦,有时还和战士一道下山挑粮。
1929年1月26日,湘赣敌军以优势兵力,向各哨口发起猛攻。白银湖是敌军的主攻方向之一。恰值雨雪交加,山雾迷蒙,百尺之外看不见人,对防守极为不利。战士们每日的饭菜,都是从几里外的后方送来的,早已冰冷,饮水则全靠融雪解渴。面对险恶环境,王如痴坚定沉着,鼓舞战士们坚守阵地。经三天三夜激战,白银湖哨口岿然不动,给敌人以很大杀伤,大挫敌人锐气。敌人从正面攻不下来,便找到一个反动富农带路,从侧面攻占了黄洋界哨口,而后其他哨口也陆续失守。为保存力量,王如痴奉彭德怀之命,率部杀出重围,随全军向赣南转移,4月初在瑞金和红四军主力会师。不久,湘赣两省“会剿”之敌撤走。红五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的领导下,回师井冈山,恢复了湘赣边区。接着,红五军北返湘鄂赣,与黄公略部会合,使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拓展 。
率部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
1930年冬,蒋介石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率兵10万,采取分进合击的策略,“围剿”中央苏区。12月5日,王如痴率部参加了毛泽东在宁都小布主持召开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为会场所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对联使他深受教益。
会后,毛泽东、朱德决定对敌实行中间突破,先打张辉瓒、谭遭源两师,并命令王如痴所在的红三军担任正面攻击。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则令八、九两师,分左右两翼担任主攻。八师政委王如痴坚决贯彻毛泽东、朱德制定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与师长龙芝道率部向根据地腹地退却,埋伏在龙冈附近。12月30日晨,“雾满龙冈千嶂暗”,上午8时,当敌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率第十八师闯入埋伏圈后,王如痴协同兄弟部队发动猛攻,使敌很快陷入铁壁重围。激战至下午4时,敌9000余众俱遭歼灭,张辉瓒被生擒。不幸的是,红八师伤亡较大,师长龙芝道壮烈牺牲。王如痴满怀悲愤,策应兄弟部队挥师迂回到东韶街东侧,围歼敌谭道源师,又使其一半受歼,余敌狼狈逃离。
就这样,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指挥下,王如痴所在的红三军,5天内两战两捷,缴枪1.5万支。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1931年4月,蒋介石派何应钦带兵20万,采取“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战术,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毛泽东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签署了总政治部第四号通令。王如痴深信毛泽东、朱德英明的作战方针,召开全师誓师大会,进行战前政治动员。王如痴和师长刘畴西率红八师从永丰县星夜南驰,会同红一方面军集结于东固地区,待敌25天。5月中旬,各路敌军向赣西南推进。5月6日,当敌公秉藩第十八师行进至中洞地区时,王如痴率领红八师,与红九师抓住战机,从中洞南侧向敌发起猛攻。经3小时激战,全歼公秉藩师,俘敌副师长王庆兜以下4000余人,缴枪3000余支。公秉藩被俘后化装逃脱。接着,王如痴率红八师随红一方面军主力由西向东横扫。红军在白沙、中村、广昌等地连续歼敌两个师又一个旅,并在建宁歼敌刘和鼎部,在半个月时间里,连续打了几个胜仗,真是“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痛快淋漓地粉碎了第二次“围剿”。 蒋介石1931年7月自任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调集23个师又3个旅共3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蒋介石还发誓:“幸而完此夙愿,当解甲归田”,否则就“舍命疆场”。这时,中央红军只有3万人,面对10倍于己的强敌,形势十分不利。按照红军总前委制订的“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王如痴结合总结前两次反“围剿”的经验,深入向全师指战员宣传动员。7月中旬,他奉命率第八师隐蔽地向敌中间地带行进,克服盛暑爬山困难,行军10天,绕道千里,自闽西建宁,回师兴国待机。可是不久,各路敌军均以迅猛动作向兴国合围,红军面临敌12个师的三面包围。8月上旬,王如痴率部突出敌包围圈,按照方面军总部部署,协同兄弟部队,向战斗力较弱的敌第三路进击军发动攻击。红军接连在莲塘、良村、黄波三战三捷,歼敌1万余人,创造了连续作战、重歼顽敌的光辉战例。
蒋介石得知红军主力东进的消息,便转变战略,急令各路敌军向红军主力的集中地永丰的君埠逼进。红军又一次陷入敌7个师的三面包围。8月16日晚,王如痴又率部利用夜幕作掩护,秘密通过敌两军之间仅隔20华里的空隙地带,跳出包围圈,转移到兴国西部隐蔽休整。9月7日晨,王如痴所在的红三军在军长黄公略的指挥下,兵分两路,尾追兴国北逃之敌。王如痴率红八师为左路,七师、九师为中路、右路,于老营盘地区追上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激战到下午2时,全歼敌蒋鼎文第九师一个旅,俘敌2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对此次战斗,李聚奎上将说:“这一仗歼敌一个旅,是七师、九师担任主攻任务的。八师是在黄土凹担任堵击,任务是堵击高兴圩方向的援军。该师师长刘畴西这次没 有来,由政委王如痴在那里指挥战斗。名义上是一个师,实际上没有好多人,要堵击那么多敌人是够艰巨的。他们打得好苦,伤亡很大,但很好地完成了堵击任务,保证了全局。”9月15日,王如痴又率师参加了方石岭战斗。该役歼敌一个师,俘敌5000余人,缴枪4500多支,从而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
艰苦转战受挫不幸被俘
1933年3月18日,闽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横峰县黄山底召开,王如痴缺席被选举为闽赣省苏维埃政府第二届执委会的执行委员。4月,中革军委正式调他到闽浙赣省任新红十军军长兼政委,他的战友刘畴西调任闽浙赣省军区司令员。
新红十军是年初原红十军调离赣东北在中央苏区被改编为红十一军后,以闽浙赣省军区赤色警卫师为基础,抽调各县独立团、独立营部分人枪组建的,无论指战员的政治军事素质还是武器装备都不强。王如痴到职后,运用在毛泽东、朱德直接指挥下学得的建设红军的经验和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带领红十军第二十八、二十九师,奔赴江西省乐平县秧板马家设伏,击溃敌军一个营。
6月,驻弋阳县城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师一个团到横峰县坂上的杨家村抢劫苏区财物。王如痴得到情报后,一面命令弋阳县独立营先行在碗港桥附近的山边埋伏,一面集合红十军主力疾驰出击。当敌人行进到弋阳县朱家坑田坊开阔地时,王如痴一声号令,枪炮齐鸣,经1小时的激战,敌300多人被击毙,800多人就擒。战斗结束后,王如痴主持召开了庆功大会,总结作战经验,表彰立功人员。
接着,王如痴抓住战机,率领全军连续征战贵溪、玉山等县,并跳到浙西,主动打击敌军。贵溪县库桥是国民党军重要据点,驻敌两个团,且村后有山,村前有坚固工事,易守难攻。王如痴首先派两个连正面佯攻,把敌一个团引了出来,主力则在一处有利地形埋伏。当敌军进入埋伏区时,主力发动猛攻,打得敌军惊惶失措,100多人被打死,200多人被俘虏。玉山县有个叫樟村街的大集镇,大批国民党地方靖卫团糜集于此。王如痴率部把樟村街夺了回来,开辟了玉山县新苏区,并留下红二十八师第八十四团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玉山县各级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为了紧急动员苏区军民开展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11月20日,王如痴协助方志敏在横峰县葛源召开了闽浙赣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作出了“扩大红军队伍,加强白区工作”的决议。接着,又制定了“保卫基本苏区,创造新的苏区”的战略方针。敌以5个师又4个保安团的兵力,向闽浙赣苏区扑来。根据中革军委赋予的任务,王如痴率红十军坚决阻击敌第五十三师向周坊、富林地区的进攻。11月,福建事变后,王如痴挥师转到闽浙赣苏区的东部活动,在上饶的罗桥、枫岭头歼灭敌第八十师一部,缴获大批冬衣,29日,又在横峰姚盘山地区伏击歼敌第二十一师两个团。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王如痴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这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已控制了对中央的领导,并排斥前四次反“围剿”的正确方针,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方针。王如痴对此深感不满,仍在实际作战中继续执行毛泽东、朱德的战略战术,因而得罪了他们,被诬为“右倾保守”。3月,他被调离了红十军。
王如痴离开红十军后,方志敏希望他继续留在闽浙赣省苏区。6月,派他带领一个独立团,与赣北地方武装合编为皖赣红军独立师,王如痴任师长。
由于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指挥,中央红军奋战10个月,不仅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反而使红军主力损失惨重。为了牵制和分散国民党军队,减轻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并宣传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中革军委决定以寻淮洲为军团长,率领红七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边界前进。7月,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10月,转战到德兴县重溪,与红十军会师。11月,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同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下辖三个师,把擅长正规战的红七军团编为第十九师、擅长游击战的红十军编为第二十师,闽、浙、赣省地方武装编为第二十一师。王如痴担任第十九师参谋长。
红十军团成立后,继续担任抗日先遣队的任务。第十九师是军团的主力。王如痴协助寻淮洲指挥袭击常山,攻占旌德,西逼芜湖,屡挫敌军,声势震动浙皖两省。不久,红十军团遭七倍于己的敌军围攻。刘畴西决定集中主力,在黄山下谭家桥附近的乌泥关设伏,打击敌补充第一旅,由于刘畴西指挥不当,将“有用之师置于无用之地”,加上3个师行动不协调,战斗形成对峙。寻淮洲身负重伤,不幸牺牲,王如痴接任第十九师师长。谭家桥战役的失利,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陷入了被动局面。红十军团掉头南下,返回闽浙赣苏区休整。数千人的队伍,在敌人前堵后截中辗转前进,给养日益困难,显得疲惫不堪 。
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1935年1月12日,先头部队抵达浙江开化县杨林地区,继而进入闽浙赣苏区的港头。浙江保安第二纵队从星口抄捷径连夜疾进70里,抢先赶到港头,并在三坂、徐家村一带修筑工事,挡住了红十军团主力进入闽浙赣苏区的通道。接着,敌后续部队迅速从四面八方赶来,形成重重包围之势。一场激战,红十军团便被打成两段。前段先导800余人,由方志敏、粟裕率领,脱离包围,转移到怀玉山陇首。后段主力2000多人,由刘畴西、王如痴率领(因刘畴西负伤,双手残废,部队实际上由王如痴代行指挥),被阻截在纵横不到15华里的怀玉山狭长山地,陷入了敌第四十九师、第二十一旅、浙江保安师共14个团的包围之中。这时本已突出敌人包围到达陇首的方志敏,要粟裕率突围部队及一些伤员向闽浙赣边沿地区转移,自己则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留下来等待主力部队。结果,亦深陷敌人重围。
时值1月的怀玉山区,雨雪纷飞,地冻天寒。红军战士经过3个月的行军作战,伤亡不断增加,已十分疲劳,加上粮源断绝,只能靠树皮、草根充饥;敌人进攻了,又要马上投入战斗。面对险恶的环境,王如痴协同方志敏、刘畴西在怀玉山欲图杀出一条血路,冲出重围,可是终因敌军强大、炮火猛烈而被迫撤回。在红军几次突围无望之后,方志敏、刘畴西决心潜回赣东北重振旗鼓,并授命王如痴全权指挥队伍留守山林。这时,在敌军猛烈炮火的重重轰击下,红军战士已经被冲散,只能各自为战。开始时,敌军因山高林密搜索不到,还派出飞机轮番轰炸,后来敌人索性放火烧山,有的红军战士和伤病员被活活烧死;有的被逼上山顶绝路,舍身跳崖。
王如痴几经组织发 动,率1000余人,乘黑夜偷袭敌军封锁线,力图强行冲出包围圈。由于被敌警戒部队发觉,只得潜回怀玉山待机。突围未成,却被敌军发现了行踪。敌二十一旅派一个团向怀玉山结队搜捕。当敌军行进到山腹森林地带时,王如痴等被发现。王如痴率战士一面向山顶撤退,一面开枪迎击。但终因子弹打尽,数日未食,被敌俘获。接着,方志敏、刘畴西也先后被俘。
1935年1月31日,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等人被押到上饶,敌第八军军长赵观涛在上饶金龙岗体育场召开“庆祝生擒方志敏等大会”。2月1日,他们被押上5辆卡车,由4辆装甲车前后护卫,送往南昌。在南昌豫章公园,国民党又召开了“庆祝大会”,然后将他们囚于“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
王如痴和方志敏、刘畴西、曹仰山被关在一个囚牢里。呼吸的是污秽的空气,吃的是变霉的黄米饭,睡着满是臭虫、虱子的草铺,每天只发两碗水,包括洗脸、漱口、饮用在内。这非人的待遇,使王如痴先是患了严重的伤寒症,接着又患上肋软骨炎症,高烧到摄氏40度。他瘦得像一具骷髅。一天,大家谈到决心就义时,刘畴西说:“脖子伸硬些,挨它一刀,临难无苟免。”王如痴接着说:“对,大丈夫必须如此!”
他们在谈到怀玉山战斗惨败的影响时,都感到异常的沉痛,怀着对党和革命的无限忠诚而引咎自责。王如痴说:“呵!赣东北的同志们,这次你们都吃了我们失败的大亏,你们又要重过1928年的艰苦生活了!”“我们的中央,一面要责备我们,一面又要可惜我们。”对党和革命的眷恋之情,溢于言表。
王如痴身陷囹圄,但处事审慎,不为敌人阴谋伎俩所动。一次,方志敏被提到法庭,军法处一个副处长要方志敏从狱中派一个可相信的人送信,把他的妻子请来,共同到“国方”来做事。方志敏对敌人进行了抵制,但能否利用这个机会,送个信到苏区去呢?他找王如痴和刘畴西商量。王如痴立即感到这是敌人玩弄的花招,他向方志敏坦陈己见:“恐怕影响不好,因为有人去苏区,敌人就可以造谣,说是我们已经投降了。”
方志敏接受了王如痴的意见,拒绝了这一提议。事后,方志敏说:“如痴的话是不错的,不要弄巧成拙,画虎成狗。事业未成,反惹起党的怀疑,弄得自己身败名裂。”
在敌人面前,方志敏、王如痴等宁死不屈,下面是他们在被审讯时和敌法官的一段对话。
“你们晓得犯了什么罪吗?”法官问。
“我们犯了什么鸟罪,就是没有同你们去卖国。”
“不要这样说嘛,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已失败到这个地步,何必固执呢!只要你们悔过自新,到国方来做事,我们是不会杀你们的,不然,杀了多少你们那方的人,何以留着你们不杀呢'”
“我们信仰的是共产主义,是为工农大众求解放谋利益的。怎么能与你们为伍呢!我们今天的失败,是一时的失误。现在既然落到你们手里,我们毫无畏惧,视死如归。可是,你要知道,你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法官以叛徒孔荷宠为例进行引诱,说:“孔荷宠现在极蒙上面信任,当上了少将参议,每月500元薪金。”孔荷宠曾是湘鄂赣省军区司令员,第五次反“围剿”时带枪投降敌人,成为可耻的叛徒。
王如痴厉声说:“我无妻无儿,无以为家,别无他图。我既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你讲的那些,对我毫无用处。”
法官呈文上去,说这些人“无可救药”。
王如痴胸襟开阔,无私无提,尽管置身铁窗,经受着敌人严刑的审讯,以及重病的折磨,面对死神威胁,仍以革命事业为怀,坚贞不屈,决心牺牲宝贵生命“留取丹心照汗青”。
对于王如痴、方志敏、刘畴西等人被捕,许多著名人士和青年学生向南京政府提出了质问,有的还致电南京政府或蒋介石本人,要求释放他们。蒋介石下达了“秘密处死”的手令。1935年8月6日凌晨,一群荷枪实弹的敌兵将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等押往南昌市百花洲下沙窝秘密刑场。王如痴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在一阵急促的排枪声中,他走完了人生32个春秋的历程。
红十军团重要领导人之一王如痴的故事
1928年初， 王如痴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成回国，即受党组织派遣，赴井冈山红四军工作。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先后两次参加了保卫红色摇篮，反湘赣两省军阀对井冈山进行“会剿”的作战。
1933年4月，王如痴调至闽浙赣省担任红十军军长兼政委。红十军是以闽浙赣省军区赤色警卫师为基础新建立起来的一支部队。开始，无论军政素质和武器装备都是不强的。而当时闽浙赣省苏区，在方志敏领导下已是“血染东南半壁红”，与中央苏区联成一片，成为一个很大的战略区。特别是当原红十军调离后，蒋介石立即进攻。面对敌重兵压境的险恶形势，王如痴到职后，就积极运用当年在毛泽东、朱德直接指挥下学得的建设红军的经验和反围剿的战略战术，立即带领红十军投入战斗，及时地给来犯者以迎头痛击，保卫和扩建闽浙赣省苏区。
1933年4月，王如痴当即率领红十军二十八、二十九师，奔赴江西乐平县秧板马家，伏击敌军。击溃敌军1个营。在这次战斗中，王如痴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作战，不幸被敌弹击中脸颊，光荣负伤。
同年6月一天，驻弋阳县城的国民党二十一师1个团，从东门出城，经碗港桥到横峰县坂上的杨家村（苏区）抢劫财物。王如痴得知情报后，一面马上命令弋阳县红军独立营在碗港桥山下埋伏，密切监视和牵制敌军。一面立即集合全军主力，疾驰出击。当敌军行进至弋阳县朱家坑田坊开阔地时，王如痴一声号令，枪炮齐鸣。经一小时战斗，敌军300多人被打死，800多人全部俯首就擒。缴枪数百余支，大获全胜。接着，王如痴率领全军向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据点———江西省贵溪县库桥，发动猛攻，歼敌1个团，迫使其敌龟缩鳖潜，未敢轻举妄动。玉山县的樟村街，是个大镇子，是土豪劣绅的集中营，大批国民党地方靖卫团均蚁集驻扎于此，王如痴则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指挥红十军一口一口吃掉他们，把樟村街夺了回来，从而，开辟了玉山县新苏区。同年9月，王如痴又率领红十军主力奇袭到浙西，配合游击队，一举攻占开化县城，缴获一批武器装备，国民党官兵闻风而逃。接着，王如痴组织、指挥红军大刀阔斧地开展群众工作，有力地巩固和扩大了开化、婺源、德兴苏区。在这三县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随即在德兴、玉山县边界建立了杨塘特区，在婺源、坑头一带建立了婺源中心特区，在德兴、玉山、开化三县交界的龙头山，建立了化玉特区。这些特区的建立，后来对于牵制敌人和保卫中心根据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久，王如痴又率领红军挥戈西进，突然返回周坊，会同贵溪县独立营和区游击队，歼灭敌第四师、第二十一师各一部。同时，又与中央红军相呼应，攻克浦城、江山等地，击溃敌军3个团。这样，不仅有力地保卫和扩建了闽浙赣省苏区，而且配合中央红军彻底粉碎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取得了重大胜利。
同年10月，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强烈要求，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调集一百万兵力，丧心病狂地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接着，敌以5个师又4个保安团的兵力，向闽浙赣根据地猛扑过来。根据中革军委赋予的任务，王如痴率领红十军坚决狙击敌第五十三师向周坊、富林地区的进击。经过两个月的作战，杀伤了许多敌人。11月，“福建事变”后，王如痴挥戈转到闽浙赣根据地东部活动，遂在上饶罗桥、枫岭头地区歼区敌第八十师一部。接着，又在横峰姚盘山地区以伏击手段歼灭敌二十一师两个团，取得了可喜的战果。
1934年1月，王如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但正在这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完全控制了党中央。不久，王如痴却被诬为“右倾保守”。于1934年3月，即被调离红十军。
王如痴离开红十军后，胸怀大局，以革命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继续留在赣东北工作。同年6月，他带领一个独立团，奔赴赣北，与赣北独立团合编为皖赣红军独立师，任师长。他积极协同赣北党组织扩大红军，加强新苏区的建设。配合和支持中央红军继续开展反“围剿”的斗争。
1934年10月，寻淮洲率领红七军团作为北上抗日行遣队，艰苦转战到闽浙赣根据地内的德兴县重溪，与红十军会师。11月，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原七军团编为十九师，原红十军编为二十师，闽浙赣地方武装编为二十一师，闽浙赣地方武装编为二十一师。寻淮洲改任为十九师师长，王如痴则被任命为十九师参谋长。
红十军团成立后，继续担任北上抗日先遣队任务。十九师作为红十军团主力，先遣前驱。开始，王如痴协同师长袭击常山，攻占旌德，西逼芜湖，屡挫敌军。尔后，回师汤口，与军团机关会合。即遭七倍于己的敌军大举进犯。军团决定，在黄山脚谭家桥围攻敌军。由于3个师行动不协调，战斗打成对峙。寻淮洲不幸牺牲。王如痴接任师长。谭家桥战役的失利，使抗日先遣队陷入被动局面。面对强敌追击的险恶形势，红十军团决定，将部队掉头南下，返回闽浙赣苏区休整。1935年1月12日，方志敏、粟裕率领先头部队进达浙江开化县的杨林地区，继而进入闽浙赣苏区的港头。可是，当王如痴、刘畴西率领殿后的红十军团主力进入杨林时，即被抄捷径，星夜急驰赶来的敌浙江保安第二纵队，挡住了进入闽浙赣苏区的通道。接着，敌后续部队又迅速从四面赶来。这样，一经激战，红十军团便被打成两段。前段800余人，脱离重围，转移到怀玉山陇首。后一段数千人，由王如痴、刘畴西率领，被阻截在化婺德地区，即在纵横不到15里的怀玉山的狭长山地，陷入敌四十九师、二十一旅、浙江保安师共14个团的重重包围之中。这时本已突围的方志敏，考虑到大队人马尚在后面，坚持留下来，等待主力部队。结果，亦陷敌重围。
时值元月，怀玉山区，雨雪纷飞，地冻天寒。红军战士，经两月的艰苦转战，伤亡不断增加，本已十分疲劳，现又被敌围困山林，饥寒交迫，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王如痴心急火燎。他同方志敏、刘畴西在怀玉山的东南山地和北部的冷水坑、玉峰、马峰等地，指挥部队，同敌军进行血战，欲图杀出一条血路，冲出重围。可是，终因敌军强大，炮火猛烈而被撤回。这时，方志敏、刘畴西决心潜回赣东北，重振旗鼓。并授命王如痴全权指挥队伍，留守山林，可是，终因敌军强大、炮火猛烈的轰击下，红军战士已被冲散分割，各自为战。开始，敌军因山高林密，搜索不便，还派飞机轮番轰炸；后来，敌人索性放火烧山，有的红军战士和伤病员被活活烧死。有的拒敌搜捕，则且战且退，被逼上山顶绝路，宁死不屈，舍身跳崖，表现出红军战士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王如痴深深为红军兄弟这种无比悲壮的行为所感动。他几经组织发动，决心再次率领红军战士1000余人，乘黑夜偷袭敌军封锁线，力图强行突围。可是，又被敌警戒部队发觉击回。敌二十一旅即派1团兵力，集中向怀玉山发起围攻和结队搜捕。王如痴即率领红军战士，一面向山顶撤退，一面开枪迎击。终因力量悬殊，子弹打尽，数日未食，精力疲竭。遭敌团团围住而被俘。接着刘畴西、方志敏亦未能回赣东北苏区，先后于德兴陇首村封锁线上被俘。1935年8月6日，王如痴和方志敏一起在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

㈤ 粟裕打过那些胜仗，打过败仗吗

粟裕打过的胜仗有高邮战役、陇海线徐（州）海（州）段战役、苏中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开封战役、皖南事变等。打过败仗只有谭家桥战斗。

1、谭家桥战斗

谭家桥位于安徽省区，地处黄山东麓。很多年以后，粟裕重返谭家桥，回忆起那段硝烟弥散的岁月，粟裕仿佛又听到了战友的呐喊声。

机关枪在嘶吼，火焰在升腾，鲜血模糊了双眼，当年的一幕幕仿佛历历在目。良久，粟裕说了一句话：“我一生基本上打的都是胜仗，就是在这里打了败仗。”

2、皖南事变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粟裕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后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8月13日，指挥苏中军民反击日伪军报复性的“扫荡”，连续作战42昼夜、130余次，歼日军1300余人。

3、开封战役

1948年6月16日，粟裕发起开封战役（又称豫东战役第一阶段），激战5昼夜，22日攻克开封，全歼守敌及部分援敌共4万余人。6月27日发起睢杞战役（又称豫东战役第二阶段），激战6天，共歼国民党军5万余人。7月12日发起兖州战役，歼敌6.3万余人。

(5)听书粟裕逸事扩展阅读

粟裕人物轶事：粟裕一生先后6次负伤。头部两次负伤，在武平战斗中，子弹从他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过；在水南作战中，被炮弹炸伤头部。手臂两次负伤，在硝石与敌作战中，他左臂负重伤留下残疾；在浙西遂安向皖赣边的转战中，他右臂中弹，新中国成立后才取出子弹。

除此之外，1929年攻占宁都时，他臀部负伤；1936年在云合开展游击战中，他脚踝负伤。1984年2月5日他逝世后，家人从他火化的头颅骨灰中，竟发现了三块弹片。2003年，军事科学院筹建院史馆，粟裕大将夫人楚青公开了这三块珍藏近20年的弹片。

㈥ 古小月的人物轶事

古小月这个造型，跟毛泽东非常相似
古小月边扮演着“毛主席”的动作，边介绍其招牌动作：“经常抽烟、思考问题、动作较慢、叉着腰、环视江山等，这都是毛主席的典型动作。我喜欢抽烟，但不能像毛主席那样常吃辣椒，若演到这场面，便以甜的红椒来代替。我常演的毛主席由延安到西柏坡，再到建国初期那段中年阶段。我尊敬毛主席，他伟大，有才华，是革命家、军事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艺术家、诗人，他给我们摘去东亚病夫的帽子，让中国成为东方巨龙。”今年十一月，古小月还将参演中央电视台剧集《粟裕大将》。提到另一位饰演毛泽东的演员唐国强，古小月谦虚地表示，对方比他年长十多岁，出道更早，名气也更大，但他还是觉得只要演好自己的角色，得到观众认可便会开心。
为了把毛泽东扮演得维肖维妙，古小月从不躲懒，他为了体会毛泽东家乡湖南韶山的民风及语言，古小月差不多每年都到当地二、三次，住一个星期，因此他可以用很地道的韶山话来演绎毛泽东的角色。他的家里，也张挂着毛泽东不同年代的画像，书法，让他全身心地融入毛泽东的世界。
古小月打从一开始扮演毛泽东，便同时学习“毛体”书法。古小月说，他自十一、二岁已自学书法，并且爱好草书，但学“毛体”仍觉很难。他说：“学了三年还是初级阶段，学了五年还算进了一个台阶，现在学了八年，才算走了出来。去年我终于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但一位真正的书法家，还要三十年才能成熟呢。”

㈦ 粟裕的故事 。急啊！

当代中国有两个战略家一个是毛泽东一个就是粟裕。淮海战役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想知道他的是先给我5分呗

㈧ 开国大将中枪法最好的人是谁

五百年来，中国最杰出的将领，当文字推中共开国第一大将粟裕。 第一部分千古英雄谁敌手 即便在一般略通军事的人眼中，白起韩信岳飞三人也是中国古代最具知名度的将领。然而，谁又知道明清以降，谁又是吾国最优秀的军事家呢？近五百年来，中国最杰出的将领，当推中共开国第一大将粟裕。目下，坊间公认中共最高级将领中最具军事才能的是通常所说的五虎大将：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粟裕。上述排位是根据55年授衔时的坐次。四元帅一大将。不过谈到具体军事才能，恐怕次序正好要调过来。粟裕是湖南会同人，侗族。不要说我们，连他自己直到逝世都不知道自己不是汉族人。他恐怕算得上是侗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了。对于手下五虎大将的本事，毛泽东对粟裕的评价最高。1961年，毛泽东在武汉会见英国名将蒙哥马利元帅。谈及解放军的军事统帅时，认为粟裕最会打仗。认为从近代至今，只有粟裕在华东打的一些仗可以与二次大战中的某些仗相提并论。其它的仗怕是都不算数了。“这个仗是粟裕指挥的，本来不成熟呢，他们硬要吃下去。我的这些战友中，属这个粟裕最会打仗，他也是我们湖南的。”上面这段话是对老外讲的，而且对方又恰好是二战名将，军事行家，我认为是最能反映毛心中的真实想法的。

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回答是：强化主将的权力。比如林彪在东北初期，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彭真还想把林彪换下去。毛泽东这时“反其道而行之”，强化林彪，升任东北局书记，一下子把彭真压下去了。同样道理，要想让粟裕压得住“五湖四海”，最有效的办法是强化粟裕的权力。本来，最理想的政委是罗荣桓，但考虑到上述情况，就不让罗荣桓任东北边防军政委了。 第二个问题是：谁当副司令员？ 在选副司令员问题上，有以下4个原则： 1、这个人必须来自四野。因为五大野战军，四野兵力占了近一半。另外，二野一直配合三野作战，指挥上本来就很熟悉。只要粟裕把二、三、四野的部队的人事关系理顺了，其他的像华北野战军处于少数地位，就容易了。至于彭德怀的一野，除去后来加入的18、19兵团，本就没多少兵力，战力又弱，而且缺乏现代战争的作战经验，是不必过多考虑的。 2、在四野得有足够的威望。 3、是毛泽东信任的人。 4、与粟裕也有良好的关系。 粟裕出道甚晚，大器晚成，也没参加过长征。一野、四野、华北野战军里的将领，对粟裕有着深入接触的人很少。而肖劲光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另外粟裕被批斗时，毛泽东曾问肖劲光对粟裕的看法，肖劲光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这反映出粟肖二人的私交不错，而毛泽东听到这句话时，对肖劲光是满意的。因为这表明他当年在攻台、攻朝问题上“粟肖”的班子搭配是合理的。(毛在58的真正想法不过是拿掉粟裕的军权，别的只是借口。也就是说，毛本人并非对粟有什么“强烈的不满”，仅仅是为了集权而已。这点下文讲到58年批粟还要深入。所以肖劲光对粟裕良好的评价，毛泽东是半点都不生肖劲光的气的。反而感到这证明自己当年为攻台和攻朝选定的搭档，是很正确的。) 在江西反“围剿”时，粟肖二人是老战友。肖劲光任红11军政委时，粟裕任该军参谋长。后肖劲光任红7军团政委，粟裕任该军团参谋长兼二十师师长、政委。后来肖劲光被左倾主义者抓了起来，再以后随同大部队长征。粟裕则随寻淮州离开了中央苏区，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这样，粟肖二人的合作中断了。 十多年后，二人的再度合作是攻取台湾（此时肖劲光是海军司令员，二人的合作只是职务上的便利，倒并没有特意安排的意义）。二人的友好关系令毛泽东十分满意，加上毛与肖的特殊关系，肖劲光可说是“作粟裕副手”最合适的人选了。 另外，以肖劲光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的身份，也绝对压得住四野那帮将领，对粟裕大有“辅佐”之功。有肖劲光的有力辅佐，凭粟裕的军事才能，就有望在短时间内打开局面。所谓万事开头难，只要开局顺了，以后人事关系也就理顺了。只有把人事关系理顺，个人的军事才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顺便讲一下，毛泽东令粟裕指挥攻台时，粟裕曾很正式地谦让过。但后来的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的任命，粟裕虽然也有谦让，但非正式，而仅是一种礼节了。以官职来说，这个“攻台指挥”的官要小于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官。因为前者打起来主要是三野；而后者一旦打起来，“集中五大野战军主力”是在意料之中的事。结果粟裕对前面那个小的官谦让了，对后面那个大的官没怎么让。这也算是军人的天性吧。 回到我们的中心问题：毛泽东为何弃林选粟。理论上讲，林彪出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有一些客观的有利之处： 第一，四野在五大野战军中兵力最多，武器也最为精良，加上华北野战军19、20兵团也为林彪所熟悉。由林彪指挥，在人事上，也即“人和”上，比粟裕有优势。尤其是在战争之初，这种优势更为明显。 第二，朝鲜所在纬度、气候与东北相近，而与华东差别较大。站在“天时”的角度，林彪比粟裕更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 为什么林彪有这些优势，而毛泽东却只是把林彪当成粟裕的替补呢？ 众所周知，林彪是毛泽东的嫡系。粟裕是不是毛泽东嫡系呢？这个问题对弄清入朝选帅真相很重要。这里就有必要将粟裕在解放战争之前的来龙去脉讲个大概。其实，粟裕不仅与林彪一样是南昌起义的人，还是毛泽东秋收起义的人。粟裕生于1907年，小知识分子出身，湖南第二师范学生（毛泽东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战士。起义失败之后上井冈，任毛泽东警卫连连长。为人机警负责，枪法极好，读者可参看本文末粟裕轶事。毛泽东当时可能做梦也想不到粟裕日后的成就。从这个角度说的话，粟裕比林彪还嫡系。林彪此时是通过朱军长才投身毛委员麾下的。 但是，粟毛之间的早期渊源，仅限于此。粟裕与林彪比较，更像一个纯粹的军人；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就是政治才能及政治触觉不及林彪，迟迟未能在毛泽东的口袋里锥出立现。 1930年粟裕就先后任红十二军六十五师师长，六十四师师长，在第一次反“围剿”中，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活捉了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这是粟裕红军生涯比较辉煌的一页。 1934年，粟裕任七军团参谋长（军团长寻淮洲），后与方志敏第十军成立北上抗日先遣队，任参谋长。后在怀玉山、潭家桥战斗失利，方志敏被俘，寻淮洲战死，粟裕负伤突围，在闽赣山区打游击。注意了，方志敏的部队一向被中央红军认为是流寇式的队伍。粟裕从1935年1月红军第十军团失利，组建挺进师，挺进浙江，创建新的根据地独挑一面。应该说，粟裕在红军时期表现的确不及林彪。不过，此时林彭也只是毛手下两名军团级的战将，和徐向前手下第一悍将徐海东（陕北红军时期，国民党将徐海东与彭德怀相提并论，可见其地位。毛语：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最好的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中央红军到陕北落脚时徐海东党性坚定，慷慨解囊，虽然解放战争中由于养病治伤而未带一兵一卒，未放一枪一炮，并且55评衔时曾上书毛泽东，请求自降军衔，毛还是感其恩，念其德，不许其求，不但仍令其当大将，而且列名第二，仅次于粟裕）一个级数，是及不上独当一面的徐向前的。谁知造化弄人，最后三年，徐向前只有看着粟裕林彪鼎定江山。 抗日战争时，林彪打过两仗，就负伤离队了，其中平型关被中共出于政治目的，宣传得很神奇，实则平型关一役，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伏击一后勤辎重部队，军事上没有什么出彩之处。然后到苏联疗养，养好了病，抗战结束后被直接派到东北吃得肥肥壮壮，然后出关，撵桂系如打丧家之犬。 至于粟在抗战中的表现：注意，粟裕在新四军时期的作为以皖南事变为界线划分为两个阶段。 1937年成立了新四军。之前，南方八省健儿东一块儿，西一快儿，真要形成有效的战斗力谈何容易。据说高敬亭被枪毙之前大骂项英、叶挺无耻。加上延安毛泽东争规律行事，只会加大获胜难度，甚至落败。可以说，粟裕能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很了不起的。而这种因“未被放手使用”而带来的困难，是国外的军史研究者所无法想像的。只有在中国的国情下，才会出现这种特殊的现像。像刘邓在淮海战役中，自己的全部兵力加起来也拿不下黄维，甚至西集团的刘邓部属在对黄维发起攻击中，竟然“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如此弱的力量，怎么能“指挥大局”呢？连自个都顾不过来，怎么可能在用兵上，“统筹安排攻黄维、阻李刘、包围杜聿明这三线的作战”呢？所以正如中南海高参郭化若所说：“解放战争中粟裕同志的指挥环境是各个战略区领导中最差的。”这句话的根就在老毛身上。 第三 他喜欢的将领，太多的原红四方面军的人，而与原红一方面军的人就不那么“和睦”。粟的老班底只有叶飞一人是上将（而且我们说叶飞这个身上有一半菲律宾血统的将军品格不是很高尚，58批粟见风使舵，对粟裕以不实之辞加以诬蔑）。毛又有“上将里原红四方面军将领的数量一定要控制”之语。站在粟裕本人的角度，一则红四方面军有徐向前打下的老底子，擅打硬仗恶仗，藏龙卧虎，能人确实多。二则在毛未对他“放手”的情况下，这些人除了许大和尚（毛培养的李逵式人物，曾对粟裕怒摔话筒）情况特殊外，“后台”一般不像红一那样硬，动不动就“指挥不动”。指挥上很便利。但站在毛泽东角度，就有“构建独立王国，发展个人势力”的嫌疑了。毛泽东一生最忌讳别人搞“山头”，实际他本人才是最大的山头主义者。枪杆子必须抓在自己手中，这是老毛平生第一位的信条。任何大道理，真精神在这一条面前都要让路。蒋介石亦然。 但是我们说人是很复杂的。像我在这里长篇大论分析毛对粟的使用，也难说不是究于一隅。历史上确实有毛要直接拿掉陈毅，让粟当名正言顺的华野一号首长的事情。于是有粟裕二辞司令的佳话。我们又确实看到毛对粟裕军事才能的几次“最高褒奖”。应该说，毛对粟裕的这种复杂心理主要取决于他对于时势的具体判断。越是涉及关乎存亡的大事，毛对粟裕的限制就越少。用他的话说，叫“突出主要矛盾”。当主要矛盾过去之后，次要矛盾就上升到主要矛盾了。而抗美援朝这是中国第一次与美国人真刀真枪的干，从军事上已经上升到当时最突出的矛盾。故必须集全军最强的力量（志愿军由五大野战军精锐组成），选最强的大将挂帅出征。徐向前有病；刘伯承的军事思想一直与老毛有抵触；解放战争中指挥真正的大兵团作战的只有粟裕林彪二人，彭德怀在西北是偏师，还不算。故帅位首先为粟林而留。 此时，林彪逐渐表露出了他的不足：在解放战争这样一个新的年代，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不如粟裕。这时的我军装备比平型关、长征时都要好得多，我军装备的好转、力量的增强，势必引起作战形式的变化，相应地出现作战思想的变化。林彪在旧时代里有过平型关大捷，但在新时代里表现明显不及粟裕优秀。这也就是“一代新人换旧人”的道理。论年龄，粟裕还大林彪几个月，但粟裕作为后起之秀，独立思考的能力高过林彪，对新的战争类型也体现出了更好的适应性。 真正让毛泽东下定决心一旦有战事则首选粟而非林的战役，是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这两大战役，上文已数次提到。作为二名帅才，他们的军事才能在这二场大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林彪在辽沈战役中屡受批评，而这时却是二打一；粟裕在淮海战役后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而战场形势是60万对80万。粟裕以36万兵力歼敌44万人，而林彪以70万兵力歼敌47万人。这令林彪的军事才能相形见拙。使毛对二人的才能高低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 在东北，固然可以靠苏联的帮助，加上蒋介石对东北战略地位的低估，从而实现“敌弱我强”这样一个态势；但在朝鲜，虽然苏联大量供应我军武器，甚至还秘密派出飞机直接参战。但苏联根本不可能“帮我们帮到敌弱我强的地步”，就连势均力敌都实现不了。所以面对美帝国主义，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此战役威慑战略极为凑效，但从军事角度上来看，只怕聂荣臻陈毅邓政委打都没问题）是缺乏借鉴性的。 毛泽东极为渴望像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那样，全歼美军几个整师。 当然，假如东北虽然敌弱我

㈨ 黄金荣的人物轶事

露兰春本是黄金荣门生张师的养女，常来黄公馆串门，平日也喜欢去听戏。她生得聪明伶俐，没多久就学会几句老生戏和青衣。当时已经50多岁的黄金荣对露兰春一见倾心，决定让年仅14岁的露兰春在舞台登场演出，捧她出道。黄金荣对此不遗余力，一连两个月，亲自下戏馆为她捧场，又甩出大叠银洋，要各报馆不惜工本地捧露兰春。他还亲自为她张罗演主角、灌唱片。一时间，上海各大小报纸上纷纷刊出露兰春的俏影玉照。她的名声压倒了上海红伶小金玲和粉菊花。
浙江督军、军阀卢永祥的大儿子、上海滩出名的四公子之一卢筱嘉，最爱听戏，他看到报纸上大篇幅介绍露兰春，就一袭青衫，轻车简从，专程前往荣记大舞台。戏尚未开场，卢筱嘉就让跟班给露兰春送去一枚钻戒，约定戏散后同度良宵，被露兰春推说有约拒绝了。
偏巧这天露兰春一不留神，将一段戏文唱走了板。卢筱嘉在台下正没有好气，就阴阳怪气地喝了声倒彩。黄金荣正坐在正厅包厢里看戏，一声倒彩传来，气得他暴跳如雷，马上派人过去给了卢筱嘉两个大嘴巴。卢筱嘉见打手人多势众，自己只有两个保镖，就悻悻地走了。
过了几天，黄金荣吃罢晚饭，又带了四个贴身保镖耀武扬威地踏进了包厢。就在这时，卢筱嘉带领十几个便衣悄悄溜进了正厅包厢，用手枪顶着黄金荣的光脑袋，随后架了他就走。
后来，还是杜月笙和张啸林出面，打通了卢府内部关系，花了三百万款子，总算把黄金荣赎了回来。
黄金荣一手捧红露兰春之后，就想据为己有。但是他明白自己的老婆林桂生不会轻易答应，因她当年为自己发迹立下过汗马功劳。他知道林桂生非常信任杜月笙，于是就让他去游说。不料林桂生回答得非常干脆，要娶露兰春可以，除非自己出门。让杜月笙、张啸林等人没有想到的是，黄金荣真的提出了离婚。他给了林桂生一大笔生活费作为补偿后，就迫使她搬出了黄公馆。露兰春名正言顺地成了黄太太。黄金荣驱赶林桂生出门之后，杜月笙对黄金荣内心里非常不满，也对林桂生的遭遇感到不平。不过黄金荣的新婚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不到三年，露兰春就坚决地提出和黄金荣离婚，据传是与德孚洋行的买办薛恒产生恋情。随后，两人在法国律师魏安素事务所协议离婚。 民国26年，为黄金荣70寿辰，蒋介石曾亲自来黄家花园祝寿。蒋介石曾经拜黄金荣为师。当年经费时常不足，为了挣钱，其中的一些人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蒋介石也是参与者之一。
初期交易所的业务还算可以，孰料1921年上海爆发“信交风暴”，类似今天小规模的金融危机，一时交易所纷纷倒闭，股票值如废纸。勉强支撑到1922年，“恒泰号”彻底倒闭，众多股东拿着股票要求兑现，交易所的监察人周骏彦被逼得两次要跳黄浦江自杀。债主们甚至雇用一些打手来威胁蒋介石等还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经在商界有较高地位的虞洽卿介绍，蒋介石来到法租界鼎鼎大名的黄金荣门下寻求“保护”。
选了个黄道吉日，在黄家公馆的二楼上，蒋介石为端坐在太师椅上的黄金荣呈上大红拜师帖子，上书：“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志清是当时蒋介石常用的名字。然后磕头行礼。
事后，黄金荣在酒店招待债主们，酒席中，黄金荣指着蒋介石说，志清是我的徒弟了，志清的债，大家可以来找我要。债主们这才明白，黄金荣摆下了鸿门宴。大家眼看着钱要不回来，还不如顺水推舟，给黄金荣一个面子。于是，把蒋介石逼得焦头烂额的事情，黄金荣一句话就解决了。
为了表示谢意，蒋介石在1930年题字文行忠信给他，这字碑放在上海桂林公园四教厅前。 历史的紧要处往往会有细节凸显，检视这样的细节，有一个现成的“大亨标本”放在我们面前，他就是上海滩曾经的“三大亨”之一——黄金荣。
1949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炮声，离上海已经越来越近了。杜月笙已去了香港，也不乏有人劝黄金荣去香港安身。黄金荣想，自己已是80多岁的人了，只怕人还没到香港，却病倒在了半路上，所以他坚决不去香港。
但此时的黄金荣日子过得很不爽。他与共产党、国民党都打过交道，为双方都做过事，他最有负罪感且最为担心的是“四·一二”对共产党人和上海工人欠下的血债。尽管此时有进步人士向他规劝，只要他不再继续与人民为敌，不做坏事，决不会斗争他。这多少也决定了他最后拿定主意留在上海。
再则，就人民政府而言，也希望黄金荣这样的旧上海“大亨”能够留在解放后的上海。这对稳定刚刚解放的上海社会秩序，以及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都是有利的，所以不仅对黄金荣，对已去香港的杜月笙，也在作这样的争取。
事实上，上海解放后，黄金荣也确实努力在金盆洗手，改邪归正。他有一张摄于1951年监督劳动时，在大世界游乐场大门口扫地的照片。只见身穿长衫的黄金荣茕茕孑立于晨曦之中，一旁的垃圾车是空的，说明他似乎还没有开扫，但他尚没开扫却已在拄帚歇息，显出一副疲态。看得出，此时此刻黄金荣的脸容是凝重的，甚至带着满脸的迷惘和惆怅。
黄金荣无疑是有民愤的，甚至民众认定对黄金荣其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军管会委派军事代表杜宣，遵照中共华东局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指示，到黄宅向黄金荣宣布政策。黄金荣也信誓旦旦地保证不再做坏事。
知道人民政府不杀自己，黄金荣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但他在“民愤”面前必须有所动作，而且影响要大。于是，人们在1951年5月20日的《文汇报》《新闻报》上读到了意在进一步向人民交代、并低头认罪的《黄金荣自白书》。
黄金荣的“自白书”，其实就是他的“忏悔录”。黄金荣起笔回顾了自己早期的经历，其“发迹”过程交代得很模糊，但狠狠鞭挞自己，以及认罪态度和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内心倒是披露得颇为诚恳。结束部分这样写道：“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84岁），有许多事，已经记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份公开发表的《黄金荣自白书》，他还有一份未发表的文本，原件现藏上海市档案馆。比较一下二文，颇可从中看出一些令人关注的内容：
立坦白悔过书人黄金荣，又名锦镛，上海人，年八十四岁，住龙门路一四五弄一号。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在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廿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因为觉得没有出息，就去投考前法租界巡捕房包打听。考进后，就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廿六岁，后来因为我几次破了盗案，升了探长，在五十岁时候升了督察长。
在租界时候，巡捕房是外国人专制管理的，租界里的百姓，因为我是巡捕房里的包打听，所以百姓认为包打听有法子可以与外国人接近，讲得上话，所以卖烟土的、开赌台的人都来与我商量，托我去运动法国头脑能求太平，等事体成功后，他们送些钱谢我，还有一辈子做生意的人，因为怕被人欺侮，也托人介绍拜我做先生，希望能依靠我的情面不被人家欺侮，但是里面难免有行为不好的人，或是外面的人时常借我的名气，在外面讲斤头，做不好的事情。我在旧法大马路聚宝楼做茶会间（这是包打听平日碰头地方）用了不少伙计，在外面打听盗贼线索与行动，每天在茶会间报告我好去破案，加些功劳，这笔开销很大，所以就在法大马路开共舞台戏馆来贴补，后来戏馆赚了很多钱，一部分办金荣义务学校，帮助贫苦学生读书。
四十岁左右，我在小东门巡捕房做探目，由小东门一个姓王的介绍，认识了杜月笙，后来巡捕房禁烟，由杜月笙、张啸林、金廷荪来与我商量，请我帮忙，让他们私卖烟土，我就与法国头脑费沃利谈好，就让他们做，仔细想想，这种事体都不应该的。
我在四十岁光景，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像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军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蒋介石是我朋友虞洽卿介绍认识的，因为蒋介石那时候在交易所做事，有人欠蒋介石钱，由虞洽卿介绍托我代他讨债的。杨虎是徐福生（共舞台稽查）介绍认识的，因为中山先生曾经叫我保护革命分子，那时候杨虎也是参加革命的。后来北伐军到上海做事的时候，有一天与张啸林、杜月笙、虞洽卿来看我，因为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也参加帮忙。后来法国头脑费沃利因为共进会在外面有招摇事体发生，命令禁止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等要借共进会名义发达他的帮会势力，所以不满意我，因为公务上的关系就与他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等避开，不多时我就辞去巡捕房职务，到漕河泾祠堂退休。
“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后在敌伪时期，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所以没有出来做事。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生，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
解放前不多时，杜月笙来劝我到香港去，我因为年纪太大了，况且差不多廿多年没有做事，又不问事，专心管理大世界与黄金大戏院的事情，所以没有答应去。
解放后，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所以我想到从前有许多事是不对的，人民政府对我很宽大原谅，我有说不出的惭愧与感谢。我决定从今以后，多做些对得起人民政府的事情，我还要劝我的门生和亲友，不要做对不起人民的事体，凡是觉得自己有这种事体的，赶快要和政府自首改过，要跟我一样将功赎罪，报答人民政府的大恩大德，还要帮助政府来做好镇压反革命的事体。因为我年纪太老了，脑筋不好，恐怕想不周到，以后想到的，就报告政府，这要请求人民政府特别宽恕我，我一定要好好地做爱国的事体。
黄金荣
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
“自白书”“忏悔书”文字都不是出自黄金荣手笔，而是由他授意，让身边的笔杆子龚天健代笔完成的。落款签名则是黄金荣亲笔。
以上文字，是否出自黄金荣的真心流露姑且不论，但文字经过他一再推敲是确凿无疑的。这份未发表的《自述悔过书》，比之那份公开见报的《黄金荣自白书》，有些改动显然并非出自黄金荣本意，如杜月笙名字的删除即是一例。
另外，在这份未刊稿中，黄金荣显然过分夸饰甚至张扬了自己对革命者（比如孙中山）帮助过的一面，对自己的罪过则低调带过。这可能也是这份初稿未能通过的原因之一。在日寇进占上海期间，他的不做汉奸固然值得肯定，但对手下门生的落水，他则将自己与之推得一干二净。此时的黄金荣也明白，点点滴滴的罪责累加起来，极有可能把他送上断头台。于是他主动向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递交了坦白交代书。
那天，黄金荣是由舟山同乡会会长陈翊庭陪同前往的。军管会首长粟裕和副市长盛丕华接见了黄金荣。接见中谈了什么，至少目前尚未见有详细档案披露，只知道接见结束走下大楼后，陈翊庭忽然发现自己有东西忘在了上面，于是关照黄金荣在楼下稍等，他转身上楼去取遗忘的东西。陈翊庭取了东西很快返回，但楼下已不见了黄金荣的身影。他后来才知道，原来黄金荣等不及他下来，一个人急急回龙门路家里了。
对于黄金荣为何如此急不可耐地想回家，几乎所有交代这段事情的文字，都说是他恐生变故。其实推想当时的情况不难明白：这就是黄金荣的心虚。他心知肚明自己在交代的文字上是作了“技术处理”的，他的内心诚惶诚恐，而身处军管会空旷森严的大楼，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下，更容易让他从脚底往上滋生出一种被放大了的不踏实感，甚至产生恐惧，所以他再不敢在这样的地方多呆一分钟，那对他是一种折磨。黄金荣在这时候认为，只有家才是相对可以安全栖身的港湾。
曾经一度不可一世的上海滩“大亨”黄金荣，在一切繁华落尽后，他才不得不面对自己无法逃避的过往和罪孽。泛黄的档案真实地记录下了他人生落幕前忐忑的心灵轨迹和生活片段。

㈩ 洪学智的轶事典故

围剿转移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被迫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实施西征。经过2个月的艰苦转战，于12月进入川北，迅速发展了以通江、南江、巴中3县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向西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11月，红二十五军也奉命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转战鄂豫陕地区。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并决定中央红军转入川西，要求红四方面军予以配合。中央文电指出：“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红四方面军在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认为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决定适当收缩东线部队，同时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集中兵力出击陕南，以迷惑和调动敌人，创造在苍溪南北地区强渡嘉陵江的有利条件，同时接应已至商县一带的红二十五军。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开始了艰苦的长征。5月，向川西北进军，准备与转移中的中央红军会合。洪学智率红四军政治部、红十二师留在后方侧尾，负责建立地方政权，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红军。
进到黑水、芦花后，红四方面军总部把四方面军的部分医院、后方伤病员都交由洪学智管理，另外还有1个补充师，都是由俘虏兵组成的，主要任务是抬担架、转运伤员。红四军政治部本来就缺盐少粮，筹集粮食又很困难，加上还要照顾大批伤病员，困难可想而知。
鸡公寨是少数民族地区，红四军进入后，在思想上、物资上都缺乏准备，对少数民族地区情况不了解，语言又不通，风俗习惯也不一样。少数民族头人都有武装，他们之间经常发生械斗，而且对少数民族统治很严。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红军做群众工作很困难。
红三十军走在前面，反动头人每天派人到处袭击红军。他们打的是麻雀战，在山林、峡谷、河边藏着，冷不防地就给你一枪，红军战士不死也伤。红三十军经过时打了他们，俘虏了一些人，交给红四军。洪学智想了很多办法，经教育后放了回去，仍无济于事。
1935年7月，红四军政治部在黑水、芦花接到四方面军指示，中央纵队要经过黑水、芦花，要洪学智准备粮草，做好迎接工作，并负责接收中央红军的伤病员。
接到通知后，洪学智在全军做了动员，强调困难再大，也要保证中央红军的粮草供应。尔后，立即组织民运部、保卫部等机关和直属队，连夜出发，翻山越涧，打开了几个反动头人的寨子，筹集到几万斤粮食和几百只牛羊。
中央纵队先遣队到了黑水、芦花，给红四军政治部来信，让他们将筹到的牛羊、粮食送到红三军团转交。中央纵队到达黑水、芦花后，又让洪学智把筹措到的牛、羊、粮食直接送到中央纵队。洪学智前后共送去4批粮食、牛羊和慰问品，并圆满地完成了中央红军伤病员的转送和安置的工作任务。
在中央纵队离开黑水、芦花时，洪学智第一次见到了负责中央纵队粮草供应的刘少奇。刘少奇身材修长，态度和蔼可亲，见到洪学智很高兴。他紧紧地握着洪学智的手说：“洪主任，谢谢你了，也谢谢红四军对中央纵队的大力支持，你们送来的粮食、牛羊和慰问品，可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
阶级兄弟
长征途中，洪学智率红四军政治部从黑水、芦花向班佑前进的路上，经过数百里茫茫无际的草地，那里渺无人烟，沼泽遍布，气候异常。洪学智不但要负责伤病员的转移运输，每天还得盘算着怎么弄到粮食，使得部队不饿肚子。
红四军翻过马石坡最后一座大山时，由于先头部队已经走过，山坡上可吃的野菜野果都找不到了，而红四军还要走一两天的草地。弄不到粮食，又挖不到野菜充饥，红军不得不杀掉心爱的战马，有时甚至把皮带、皮马鞍煮着吃。政治部带着伤病员，又没有部队掩护，危险很大。洪学智不得不率政治部又返回黑水、芦花。
虽然组织上给洪学智配备了马，但他骑得很少，多数时候都是用来驮运伤病员，驮运粮食。8月底，折回黑水、芦花后，洪学智终因积劳成疾病倒了。他发着高烧，昏迷不醒，命在旦夕。后来，部队找到了一位70多岁的老中医，把他从离部队六七十里路远的地方请来。红军战士围着老中医，你一言我一语，恳求老中医赶紧救治洪学智：“我们离不开他，红四军离不开他呀！”老中医说：“你们不用慌，洪主任患的是伤寒病，我开个方子，你们只要能搞到我这几味药，吃下去，保证药到病除！”红军战士立即按照老中医的方子满山遍野地找药，终于将药配齐。”吃了三次药后，洪学智果真逐渐痊愈。
在洪学智学病期间，警卫排一个回民战士见首长病得厉害，哭着说：“洪主任都快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就一枪把自己打死了。洪学智清醒后，听了这件事，回想起长征路上这位小战士一路上跟着他，不知冒了多少险，吃了多少苦，不由得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1935年9月，张国焘反对红军北上，强令红四方面军南下。洪学智与军首长率领红四军不畏艰辛，再过草地。10月，红四方面军发动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强渡大金川江，继而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又克天全、宝兴、芦山。第二次翻越夹金山时，洪学智做了充分的政治动员。他号召广大指战员要发扬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和不怕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坚决翻过天险夹金山。他要求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同志之间要团结友爱，一人有难大家帮忙，不能让一个伤病员留在山上。
夹金山上气温达摄氏零下二三十度，天气恶劣，或大雪，或狂风，或冰雹，变化莫测。由于空气稀薄，再加上长途行军，人乏马困，人走在山上，头晕脑胀，腰酸腿软，力不从心，稍有不慎就永远“留”在山上了。
洪学智组织了一个收容队，走在队伍后边，专门收容那些掉队的和冻得不能走的战士。一天约午时，部队接近夹金山主峰，周围一片冰雪世界。突然，乌云翻滚，天暗下来，接着一阵大风雪席卷过来，有6名红军战士在风雪中倒下了，停止了呼吸。这些战士同大家一起与敌浴血奋战，结下了深厚的阶级友谊，洪学智不忍心把他们留在山上，就派人把他们抬下了山。
下山后走了一程，战士们发现有个磨房，可避风寒。于是，准备夜晚就住在那个磨房里，烧水煮青稞，把冻“死”的战士也抬进屋里。后半夜，磨房内温度升高，一个战士发现一名冻“死”的战士动了一下。大家很惊讶，都不相信，说这个战士：“你看花了眼吧！”“不信你们看，真的在动呢！”这名战士说。洪学智走近一看，可不是，呼吸很急促，是在动。洪学智大声喊道：“赶快抢救！”当时没有医生，大家就用人工呼吸，给那个昏死的战士灌姜汤，七手八脚把他弄活了。有一个人活了，说明另外5个也有希望。大家就一个一个地抢救，结果救活了5个人，有一个年轻一点的没有救过来，他可能患有心脏病。
红军在懋功休整四五天以后，向道孚西进，又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山。洪学智这时有了经验。在山下，他让各部部队凌晨2点钟就起来吃饭，用大锅煮了辣椒、牛肉汤，大家喝了，热热乎乎地上路。路上每人还带上一瓶辣椒汤，爬到主峰时喝两口，增加一些热量。同时，命令部队必须在上午10点钟以前通过主峰。因为到了10点钟后气候变化快，容易有狂风大雪。部队还带了很多防冻的东西，有盐、茶叶膏等，避免了不必要的减员。为此，四方面军总部表扬了洪学智。
土司结盟
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相继攻占炉霍、瞻化、甘孜。占领瞻化城时，与2000余人的土司武装发生激战，俘虏土司武装几百人。后经教育后释放，并将缴获的大批牛羊归还给群众。城内有一个头人巴顿多吉。群众向他汇报说，红军将我们的枪和牛羊都归还了，俘虏的人也都放了，这个队伍还不错。
到了第3天，巴顿多吉派人到红四军，要红军派人去和他谈判。他想通过谈判与红军停战言和，并把喇嘛首领诺那交给红军。诺那是国民党中央民族委员会委员，是蒋介石任命的西康宣慰使。诺那带着一连多人，还有一些武器和财产，途经瞻化时，被巴顿多吉给抢了，诺那也被扣了起来。
事后，巴顿多吉觉得不好办，如果杀了诺那不好向国民党交待；放了诺那吧，抢的东西得归还，到手的枪也就没有了；不杀不放，如何处置？巴顿多吉想把这件事推给红军。
巴顿多吉约红军谈判的地点是在一个山头。天还没亮，他们就把山头占领，居高临下，布置了很多藏民，都拿着长筒枪，是怕红军袭击他们。经过研究，洪学智决定派民运部长周于民去同他谈。初步商谈很有成效。巴顿多吉要求到瞻化城去，见红军最大的“头人”。
两天后，巴顿多吉来了，还带了一些人在山上警戒。洪学智在政治部接见了巴顿多吉。洪学智向巴顿多吉详细说明了红军的少数民族政策、红军长征的目的，两人谈得非常投机。洪学智边谈边打开唱片机，播放唱片。巴顿多吉第一次听到唱片，非常吃惊，觉得很奇怪：“这么小的东西里面怎么有人唱呢？”洪学智笑着告诉他是怎么回事。巴顿多吉很是佩服，觉得红军真是了不起，显得格外开心。
中午，洪学智请巴顿多吉吃饭。巴顿多吉害怕红军下毒害他，迟迟不肯动筷，请他喝酒他也不喝。洪学智就先举杯，一仰而尽，又吃了几口菜。巴顿多吉见洪学智如此豪爽，平易近人，很有诚意，非常感动，便逐渐解除了顾虑，也喝了起来，越喝越高兴。巴顿多吉说道：“你们红军纪律严明，把我们藏族同胞当朋友待，真是个仁义之师，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巴顿多吉提议，并按藏族风俗，与洪学智喝了公鸡血酒，义结金兰。
洪学智提出：诺那我们可以接收，但是我们有两个要求，一是诺那的徒弟应同时交给我们，二是我们红军要吃饭，需要筹备很多粮草，请你们帮助解决。巴顿多吉愉快地答应了。回去后，巴顿多吉告诉所管的寺庙，不准反对红军。后来寺院也主动捐了许多牛羊和粮食送给红军。不几天，巴顿多吉就把诺那送来了。诺那有70多岁，是黄教的大喇嘛之一。巴顿多吉没有同时把诺那的马送来，因为那匹马很好，他想留下。洪学智考虑马是诺那心爱的坐骑，诺那年纪大了，没有马不行，又派人同巴顿多吉交涉，把诺那的马也要了回来。
后来，洪学智与政治部商量成立瞻化革命委员会。为便于在当地开展工作，报经上级批准，请巴顿多吉出来当了瞻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在瞻化的几个月，红军需要的粮食、牛羊、帐篷，还有很多物资，都是经过巴顿多吉送到红军手里的。
红六军团快到瞻化时，洪学智接到萧克等人的通报，说还有两天就要到达，请洪学智准备粮食。当时连粮食的影子都没有见着。洪学智很着急，找到巴顿多吉：“老兄，我们又有红军要来，急需28万斤粮食，还有牛羊等，请老兄务必帮这个忙，抓紧筹备！”巴顿多吉说：“老弟，没问题。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到时准时送到。”这么大数目，洪学智还是有点放心不下：“老兄说话可得算数呀！”巴顿多吉说：“你放心吧，没问题，看我的行动。”巴顿多吉只用一天一夜的时间，派人筹粮运粮，男女老少，拉的拉，推的推把红军急需的所有粮食、牛羊全都送齐了。
红四方面军攻克甘孜，在甘孜成立少烽民族革命委员会，洪学智就把诺那送到甘孜，建议让诺那当革命委员会主任。诺那年纪大了，一个多月后圆寂。他的徒弟海正涛按照藏族宗教仪式办理了丧事。红军和诺那交往的全过程海正涛都知道。后来，国民党造谣说诺那是被红军杀害的。海正涛回到上海，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红军待诺那很好，诺那因为年岁大了圆寂的，是他亲手照顾诺那的。最后还说诺那的后事是怎么处理的，遗物和资财哪里分配多少，说得很明白。这件事直到后来洪学智在延安抗大学习时，看到这份《东方》杂志才知晓。事实证明，洪学智在瞻化做头人的工作是比较成功的，同藏族群众的关系很好，红军各方面保障都可以兑现。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从甘孜出发，再次北上，洪学智率领政治部人员深入各师团宣传动员，鼓舞士气。全军指战员怀着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三过草地，并往北进。8月进入甘南后，洪学智调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不久，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与红军总政治部合并，他改任组织部副部长。到陕北后，洪学智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进入新的战斗岗位。 “女中豪杰，戎马一生。”这是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上将赠送给张文老人的一幅题词，可谓对她与人民军队风雨同舟70多年的高度概括。
记者：张阿姨，您和洪伯伯是在长征路上喜结良缘的，如今已结伴走过了70个年头。据说，当年洪伯伯与您第一次谈话后你们就定下了“终身大事”，是这样吗？
张文：（哈哈大笑）1936年5月30日，我们红四军在雅砻江畔召开了运动会，当各项比赛结束后，主持人突然宣布：欢迎供给部女兵班给大家唱个歌。
会场上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坐在主席台上的军首长也鼓起掌欢迎我们。
我是班长，只能硬着头皮，带着女兵班列队走上了主席台，我领唱了《打骑兵歌》和《捉活牛歌》。我就在这时被学智“盯”上了。
当晚，军参谋长陈伯钧的爱人何克春来找我，把我领到了供给部谢政委的办公室。一进门，我看见军长王宏坤和他的爱人冯明英，以及谢政委都在，我吓了一跳，很明显这些人都是冲我来的。我低着头，站在屋子中央，不知所措。
还是冯大姐一把将我拉到了她的身边坐下，亲切地对我说：“今天你们班歌唱得很好啊。”
我连忙说：“不好，不好。”
谢政委接着问我：“你认识军政治部洪学智主任吗？”我立即摇头回答：“不认识。”
其实我说不认识只是应付、搪塞。我参军后，在被服厂见过洪主任，还听他作过报告。在长征路上，我还经常看到他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谢政委一口气对我说了学智很多优点，在一旁的王军长笑容可掬地对我说：“小张同志，我和明英想介绍你和洪主任认识一下，你看怎么样啊？”
在我的老家四川，女孩子的婚姻大事全由父母做主，我参加了红军，由谁帮我做主呢？面对军长，我支支吾吾，不知说啥才好。
谢政委看出了我的心事，关切地说：“这件事先不定，你自己考虑一下，也征求一下你二哥的意见。”我连夜找到二哥。他可是个直爽人，当场表态：婚姻大事只要你愿意，我不会说半个“不”字。
第二天，我按照何克春大姐指的路，走进了学智的办公室。他见我来了，微笑着站起来给我让座。
学智开门见山对我说：“谢政委、王军长找你谈过话了？”
我点了点头。
他又问：“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听组织上的意见。”
学智哈哈大笑着对我说：“那是我个人的意见，几位领导都同意，所以，咱们个人的事就变成了组织意见。”接着他还问我：“你还有什么要求吗？”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先是摇了摇头，紧接着又频频点头。
就这样，我和学智的第一次谈话，就达成了“婚姻协议”。
我和学智在军政治部办公室举办了简朴热闹的婚礼。军长、政委、参谋长等首长都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两救彭老总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洪学智分管司令部、特种兵和后勤，曾以他的机智两次救了彭德怀的命。
那时，由于空中是人家的，敌人的飞机可以随时来轰炸。中央几次发电报，要注意防空，特别要保证彭德怀的安全。洪老回忆说，为此，彭德怀跟他吵过几次。
洪学智让工兵连搞一个防空洞，施工的炮声惊动了彭德怀。他很不高兴，把部队撵走了。洪学智命令工兵们继续施工。这下，彭老总生气了，叫来洪学智说：我的防空不要你管。
洪学智坚持原则：彭总，这话就不对了，我是执行中央的命令，中央要管的。
不久，那里就发生了被炸事件。
1950年11月23日，4架敌飞机在大榆洞上空转了一圈，炸坏了山坡上的变电所。天快黑时，又来侦察，这使洪学智警觉了起来——平时总是先侦察，后轰炸的，明天会不会挨炸哟？他找到邓华，说：伙计，我看情况不对，闹不好明天要出事。
洪学智找彭德怀说，要开个研究防空方面的会。彭老总脖子一梗：我不怕美国飞机，用不着躲。
洪学智想了一着--把彭德怀屋里的地图给摘下，挂进了防空洞--他深知，彭德怀是不能一日无地图的。彭德怀发脾气了，我说你这个洪学智，就是爱多管闲事。连推带拉，总算把彭老总拉进了洞。
次日，作战会议没有开多久，敌人的飞机就来了。朝彭德怀住的房子一阵狂轰滥炸，一枚汽油弹正好落在了他住室的顶上，房子很快烧掉了。已经撤出后，又进去取东西的毛岸英和另外一位参谋牺牲了……
那天，彭德怀一天没有说话，坐在防空洞里像是一尊雕塑。晚上，洪学智去叫他吃饭，他才抬起头来说：洪大麻子，我看你这个人还是个好人哪。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
1951年4月，第五次战役发动前夕，志愿军空寺洞指挥所又遭美空军飞机扫射。机警的洪学智拉着还在熟睡的邓华跳到了附近的一条山沟里，眼看着彭老总的房子被美军的火箭弹击中……事后发现，彭老总防空洞口上的草袋子竟被打出了70多个子弹眼，邓华躺的床也被美机的机关炮打穿。
要不是头天晚上洪学智检查后叫工兵连在洞口用沙袋堆了个三角形的隐蔽墙，加深了防空洞，后果不堪设想！洪学智再次以自己的细心和机警挽救了彭总生命。
后勤司令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军遇到的第一次现代化战争。右图为志愿军指挥部成员。前排左二为彭德怀。前排右一为洪学智。
洪老说，在战争中，美军平均13个后勤人员供应一个兵。志愿军则是1个后勤人员大体要供应6-10个兵。美军1个团的火力都强于我们1个军的火力。加上美军拥有几乎是绝对的制空和制海权，志愿军在大多数时候不得不只能在夜间活动和作战，后勤供给极为困难，在战斗中，经常连枪弹、粮都难以为继，非战斗减员严重，严重地制约着前线作战行动。
但是，当志愿军决定组建后方勤务机构时，几位主要指挥员中还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议。洪老回忆说，当时，由于大家都习惯于带兵打仗，没有人愿意留在后方工作。我坚持要到前线打仗，急得彭老总冲我拍桌子：‘你不干，我干！你去指挥部队去吧！‘从此，我就和后勤结下了不解之缘。
运输战术
1951年7月，敌人趁朝鲜北方发大水的机会，对我后方发动了一场绞杀战--空中封锁战役，想把我们的后方运输线彻底切断。那阵儿，敌机经常一折腾就是一天，见到人就猛冲下来扫射，扔汽油弹、化学地雷、定时炸弹、三角钉……晚上是夜航机，战士们叫黑寡妇，也不盘旋，炸弹便纷纷落下，到处是大火，主要是阻滞我军行动。
在美军每天出动900多架次飞机疯狂轰炸的情况下，洪学智率领志愿军发明了“片面运输”、“顶牛过江”、“水下桥”等巧妙的运输战术，建立起了一条比较正规化、统一的网状战斗化后勤。战争结束后，前苏联组织专家来华专门了解和学习志愿军铁道兵经验，对于“顶牛过江”等发明倍加赞赏。
1952年5月31日，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59年7月庐山会议后，洪学智同志受彭德怀冤案株连，翌年调离部队到吉林省工作，先后任省农机厅厅长、重工业厅厅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遭受关押批斗，1970年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他始终坚持原则，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1972年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解除了劳改；1974年任吉林省石油化工局局长（右图为1955年国庆节，洪学智（左一）与粟裕（右二）、陈赓（右一）、肖华（右三）在天安门城楼上）。
仗义执言
1953年8月，洪学智离开朝鲜战场，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4年寒假期间，洪学智回到北京。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黄克诚找到洪学智说：“军委已经决定了，春节后你不到南京去学习了，现在工作需要，让你马上到总后工作，已经通知了军事学院。”洪学智感到很突然：“难得有这么一个学习机会，能不能按照计划把学习搞完再回来工作。”黄克诚说：“现在总后的工作很多，许多事情都是开创性的，头绪繁杂，机构要调整，许多标准要制定，所以军委才决定你不要脱产学习了，马上回来工作。”
1954年2月28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洪学智为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参谋长。当时学习苏联，参谋长是部长的第一代理人，以协助部长工作。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42岁的洪学智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共和国开国上将之一。洪学智在红军时期曾担任军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任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兵团副司令员，抗美援朝战争中任志愿军副司令员。以这样的经历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当之无愧的。1957年，洪学智正式接替黄克诚担任总后勤部部长，直到1959年10月。上任不久，洪学智就提出撤销已经建立并隶属于中央军委的总财务部，总财务部仍并入总后勤部。中国复杂的地理因素，使军队驻扎条件大不相同。如何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件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后勤工作一项重大的课题。1959年3月洪学智从格尔木进藏，实地调研进藏部队后勤工作情况。西藏平叛胜利，后勤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被撤销军内外一切职务，唯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党内职务。1959年8月18日至9月13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揭露彭德怀的错误。有人首先站起来，揭发了彭德怀的所谓“里通外国”以及同高岗的关系问题。会场顿时一片哗然。接着，就有人发言了，说以前被彭德怀蒙蔽了，终于认清了他的真实面目。
在批彭的声浪中，也有人敢于仗义执言。邓华第一个站起来：“彭老总根本就不懂外语，怎么会与外国人串通，他们说了什么，翻译可以作证。”洪学智也义愤填膺地替彭总说话：“彭总百团大战至多不过是命令请示得晚，打鬼子什么时候都是对的，抗美援朝是毛主席的指示，彭总执行得很好，总不能也说错吧？一个人有功有过，不能一说过就把功给抹杀了。”有人好心劝说洪学智：“彭是一方面军的，你是四方面军的，彭是八路军，你是新四军，你在里面掺和什么？你不参与，人家都怀疑你，你一参与，就危险了。你是林总的老部下，和林总对着干，有你什么好处？”洪学智说：“我不管他是什么一方面军还是八路军，我就要把事实说清楚，开会的目的是教育，而不应该整人。”邓华、洪学智等人也为自己的仗义执言付出了代价。如果他们及时地和彭德怀“划清界限”，就会安然无恙。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在这次会议上，副总参谋长邓华、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等人，被错误地划为“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被称之为小“彭黄张周”，被迫交代所谓的“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总后被诬为彭德怀的“黑窝子”，洪学智和彭德怀关系不一般，对他进行了批判。
坚信真理
1959年10月，邓华与洪学智被撤销军队领导职务，转业到地方工作。
邓华到四川担任副省长，洪学智到吉林担任省农业机械厅厅长，后任重工业厅厅长。
1970年底，洪学智又被下放到金宝屯农场劳动。在农场，洪学智种菜养猪放牛做豆腐，年近六十仍与年轻人比试扛粮食。一次晚饭后，洪学智与知青孙炎锋一起散步。走到菜园旁边一块刚收获过的玉米地时，发现农场护青人员正在追赶一群拾玉米的老乡。洪学智就问这是怎么回事？孙炎锋回答说：“农场专门组织了护青人员，不让附近的老乡去捡拾丢弃在地里的玉米。”洪学智断然说：“这个规定不行，我得找军管会说说去。”孙炎锋说：“你别多管这种事，太平点算了。”洪学智说：“那不行。我不信合情合理搞不过无情无理！”在见到军管会主任后，洪学智严肃地对他说：“这块地已秋收完了，过几天就要秋翻，不去拾它不是白白浪费了吗？为什么老乡们拾点落下的玉米就要赶他们？要知道，这里的老乡连粗粮都吃不饱，你们不能这样做。你是个军人，你别忘了军人的生命线是保护人民，为人民服务，永远别忘了人民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很快，农场为附近挨饿的老百姓放宽了拾玉米的政策。消息传开后，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都由衷地说，洪将军是个好人啊，敢为咱们农民说话。
忠于分子
一天，洪学智专案组组长带人来到农场，径直问洪学智：“你的思想汇报写了没有？”洪学智的回答很干脆：“没什么好写的。你们说我是三反分子，我到底反了些什么？我一不反对毛主席，二不反对毛泽东思想，三不反对党，要我写什么思想汇报？现在不写，以后也不写！你们看着办！我不是三反分子，我是三忠于分子！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的。历史会证明的。”专案组组长不甘心：“你这段时间的劳动态度怎么样？”洪学智生气了，拍着桌子说：“你别问我！我在这里怎么样你去问军管会，你去问这里的群众，以后再不要来问我！”见洪学智发怒了，专案组组长只好带人怏怏离去。
对于洪学智，毛泽东是了解的，也很关心他。一天，一位同志告诉洪学智，说毛泽东问韩先楚：“好久没有见到洪学智了，他到哪里去了？”韩先楚说：“我也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听说他在吉林。”毛泽东托韩先楚转告洪学智：“庐山会议，他是个认识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洪学智是八大候补中央委员，到北京参加中央全会时，韩先楚将毛泽东的话转告给了洪学智。毛主席的挂念，让洪学智激动不已，他对韩先楚等同志说：“请你们转告毛主席，我现在在吉林工作很好，学了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