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若的最好看小说
❶ 刘云若小说女性描写特点
刘云若是一位才子，也是一位情种。20世纪20年代，他就成为一位以言情小说见长的作家，一生写过四十多部作品。在他的笔下，社会风情、世态沧桑、时代折影、命运无常都十分鲜活，对人生人情有深切的感悟。
30年代的旧天津，连载于各大报纸的小说中，以社会言情小说家陈慎言和武侠小说作家赵焕亭的小说最受天津读者欢迎，但这二人却不是天津人。刘云若的走红，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天津作家写天津人的小说。刘云若的小说之所以受到天津读者欢迎，是因为他太熟悉天津这块土地、太熟悉天津的底层社会了。在刘云若的长篇小说《小扬州志》的开篇中，他对此直言不讳：“……记得有一个人能说六国语言，人家问他哪一国话说得最好，他回答是中国话最为精熟。这是实情，因为他是中国人啊！于是在下既是中国人，又是用中国字写中国事，便不盲从当代名家，把中国人都写成外国式，因而也不能使担水卖菜的人，说话都带些西洋哲学家意味，这是我于读者最抱歉的。至于这一篇该说些什么呢？俗语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在下不敢吹牛，倘若早生三十年，大约可以在天津弄个一品大秀才玩玩，譬如有人问我：你这秀才，对天下哪一处事最为明白呢？那我只能告诉他：对天下的事知道得最为亲切。如此说来，在下既是中国治下天津生长的人，似乎不必好高骛远，另去混说什么，好照样谈谈天津好了，所以就写了这一部《小扬州志》……”
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刘云若的生命之旅，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内忧外患的浓缩。虽然其作品均是以都市青年的恋情为线，但却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作品既表现出青年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心态，又写出了他们在爱情与国难冲突，如一幅幅都市生活浮世绘，描画了芸芸众生相，至今读来仍有似曾相识之感。读刘云若的小说，初始很随意，中间也轻松，但掩卷之后便会产生一种深厚。这，就是刘云若的魅力。其作品没有刻意雕饰；没有郑重谋篇，甚至有时会节外生枝；又有时会神龙见首不见尾。但每一个读过其作品的人，都不能否认他写的是小说。在各种先锋派小说喧嚣一时之後，在评论界呼吁小说创作“返璞归真”的当今，在长篇小说创作受到量多质次困扰，大批纯文学期刊倒闭的今天，重读一下刘云若的小说，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沙大风在回忆刘云若的这部小说给《天风报》带来的知名度时说：“天风因春风为风行，春风因天风而益彰。”从此，刘云若一发不可收拾，终成一代小说大家，被时人誉为“五百年来无此奇”。
刘云若的挚友、著名学者刘叶秋等人说，刘云若一天要同时为四五家报纸撰写小说连载。每每在饮酒喝茶看戏洗澡的应酬间，逢报馆伙计前来催稿时，他便随手拿起身边可写字的纸张，从账房借来笔墨，在嘴角舔舔或蘸蘸桌上的茶水便埋头写来，一刻工夫一气呵成。写就后撕下一行字放入口袋中，以备翌日续写所用。而所写字数与当日报纸所预留版位字数恰好相当，而且字体工整清晰，是当年排字工人最喜欢的“内行字”。甲报伙计刚走，乙报编辑又到，于是他又如法炮制另一部。随后丙、丁报馆伙计依次到来，他便依次续写，且情节各异互不相混，各部书中的故事发展与人物音容笑貌日后连读精彩各异，宛如精心构思反复修炼之作，即使放在今日观之也是民国通俗小说中的精品。他这种写作方式一时传为美谈。
倪斯霆在《从张恨水陈列馆开馆所想到的》文中称：“……以张恨水为代表的这一代通俗小说作家的最大悲剧，就是当初他们是以通俗小说出名成家，但后来随着舆论界的偏见与误解，他们又总是‘悔其少作’，产生一种自怨自艾自轻自卑的心理。四十年代战斗在重庆的张恨水尚且如此，遑论在当时也是以写通俗小说成名的刘云若、还珠楼主、宫白羽等人了。以著名言情小说作家刘云若为例，尽管他曾被郑振铎、徐铸成等人认为其小说艺术要超过张恨水，但其至今仍难在文学史上被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为其建立纪念馆更是难以想象。何故？偏见使然。据悉，天津历史博物馆拟建天津近代名人蜡像馆，欲将刘云若与宫白羽收入。
民国时期天津社会言情小说作家刘云若的《粉墨筝琶》、《红杏出墙记》等，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后都在荧屏热播。几家出版社也将刘云若多部作品重新出版，使他成了继张爱玲等人之后,又一位走出历史烟尘的民国“出土”名家。
❷ 红杏出墙记的基本信息
小说《红杏出墙记》
作者：刘云若
❸ 刘云若的创作生涯
刘云若在其短暂的20年写作生涯中，20余部近两千万字的长篇巨制，均为不经意间或在游戏中“信手拈来”。
1926年，广东人冯武越正在天津创办《北洋画报》，急需一位编报、写稿能力强的编辑，王小隐便将刘云若推荐给了冯武越，冯武越遂以百元月薪聘请了刘云若为报社编辑。天津著名报人吴云心在《天津报海钩沉》一文里回忆刘云若时说“……从工资数字上看，当时是不算少的，但是从工作要求上看，却充分使用了刘云若的力量。他要写文章，编版面，校对，付印，一包在内。刘云若后来在一部小说中写了一个小报编辑，这个编辑，由编到校，什么都干，还要为内掌柜看孩子，当义务保姆。他写得当然不免夸张，实际上是写他自己，骂冯武越。刘云若后来感觉到冯武越剥削太甚，拂袖而去。但若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刘云若从一介书生，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名望，未尝不是在《北洋画报》一个时期锻炼而成。这又反映了了冯武越能够识别人才，大胆使用人才的优点……”正如老报人吴云心所说言，刘云若是一位极具创意和策划能力的报纸编辑，他在《北洋画报》担任编辑时并无助手，编辑、校对均由他一手承办，使该报在质量上达到了最高峰，刘若云也凭此在天津报界小有名气。此外，刘云若还在做编辑之余撰写了大量的杂文和旧体诗词，文章大都针砭时弊。刘云若辞掉了《北洋画报》编辑一职之后，改投天津《商报画报》，成为该报主编，改副刊《杂货店》为《鲜花庄》，并亲自主持。为此，刘云若拿出全部才力，将《商报画报》办得很有特色，意将《北洋画报》比下去。
在《商报画报》编辑部里，有一位编辑与刘云若私交甚好，此人名叫沙大风，字天游，号沙氏乐府、挽谭佘室。沙大风和刘云若相识于《北洋画报》，当时沙大风在该画报主编的栏目叫“戏剧专刊”，之后又来到《商报画报》做编辑，又与刘云若同在一个编辑部里工作。沙大风酷爱京剧，曾主办过当时轰动天津的“四大名旦”选举活动，与京剧界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私交很好。
1930年春天，沙大风从《商报画报》辞职，一人独自创办了《天风报》，因此也得到了荀慧生的私下资助。沙大风在报纸出版之时，聘请刘云若为该报副刊《黑旋风》的主编，并力邀刘云若为《天风报》撰写小说。因为在此之前，刘云若曾撰写过社会言情小说《燕蹴红英录》，但因种种原因，这部小说“惟以中道崩殂，未能问世”，但刘云若的写作才华，还是令沙大风极为器重和赏识。沙大风的这个举动，正与一直想在长篇通俗小说上一试身手的刘云若不谋而合。于是，刘云若决定为《天风报》撰写一部长篇社会言情小说《春风回梦记》。这部被刘云若戏称为“仅以游戏出之”的小说，正式在《天风报》上连载以来，大受天津各个阶层读者的欢迎，也使《天风报》在发行量上再创新高，使其跻身于天津报界之林。
1930年，他27岁时，其长篇社会言情处女作《春风回梦记》便在天津《天风报》上连载了，刊出后好评如潮，受欢迎程度甚至直逼当时“霸主”张恨水，并从此结束了天津通俗小说作家在天津大报大刊上只能“挎刀”不能挂“头牌”的历史。
1931年1月，大陆广告公司出版广告介绍《春风回梦记》时说：“……如温犀禹鼎，烛物无循形，学士大夫与贩夫走卒同为刺激感动……”要求续写之函“在数千封以上”。 同年4月，《春风回梦记》由大陆广告公司出版。
随着《红杏出墙记》、《小扬州志》杀青，刘云若更成了平津报刊炙手可热的作家，一时间约稿者纷至沓来，于是刘云若同时为几家报刊撰写小说连载。他不打草稿挥笔成章，且写作从不受时空所限，从书桌、床头、枕边、座椅、膝盖，到书房、戏院、饭馆、茶楼、澡堂，乃至烟馆、厕所，都是他小说的产地。由于随时都会被人催稿，他写作时的纸张也五花八门，茶叶纸、糕点包装纸、月份牌纸、烟盒纸乃至报纸边、墙头告示等均成为他小说的稿纸。
沙大风让刘云若在《天风报》撰写发表长篇社会言情小说的同时，还让刘云若撰写了大量的杂文发表，例如刘云若撰写的一系列《垃圾人物志》，便是在《天风报》上发表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沦陷，刘云若干脆闭门写作，极少与外界联系，而沙大风则在天津沦陷之后不知去向，杳无音信。刘云若这一时期抽大烟抽得很厉害，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刘云若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故国遥看，愧未能芒鞋道左；小楼孤守，尚有志皂帽辽东。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4月，36岁的刘云若撰写的长篇小说《情海归帆》由京津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作为刘云若的朋友，沙大风专门为这部小说写了序言：“天津桥上，有怪杰焉，刘子云若是也。云若抱不世之才华，聪明绝顶，文章犹其余事，而乃不慕利禄，不求闻达，日处斗室，挥生花笔，写人间世。举凡脂粉地狱可悲可泣之事迹，尽入其腕底毫尖，使魑魅无所循形，有情终成眷属。其文章之绮丽哀感，叙事之宛转曲折，使人雒诵回环，不知个中人之是真是幻，其下笔有如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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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春风回梦记》是刘的成名作品，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喜欢看口口小说的，可能是从张恨水的《北雁南飞》开始的，我记得那还是小时候的事，可能是刚上初中，那还是一本破破的16开的杂志，大概是《章回小说选》，被人不知翻了多少遍，偶然拿起一看，就放不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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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红杏出墙记》，作者是刘云若，讲的是一个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江南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峰回路转，语言流畅自如，灵动传神，体现了作家高超的技巧和天赋。剧情简介：报社工作的林白萍一日回家，发现妻子林芷华与好友边仲膺同床共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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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哪里有民国作家刘云若的小说《小扬州志》的全本啊，谢谢！
这本书没有写完
范伯群在通俗文学十五讲第五讲：从言情、哀情到社会言情小说写到：
《小扬州志》和《粉墨筝琶》可惜都没有写完，但像虎士与大巧儿这样的典型形象是能深烙在读者心中的。对虎士这样一个破落户的末世王孙的形象，我们觉得作为一位知识者的刘云若，还不难下笔；可是对那个从关外流落到天津的下层妇女大巧儿，却能描摹到如此令人叫绝，没有一点通透下层社会生活的功底，不可能出现如此出神入化的笔墨。不仅是她的泼泼辣辣、风风火火的个性使读者如见其人，就是她的一言一语，也有妙趣横生的市井风情。她对翥青动了真情，而当翥青陶醉在她特有的爱情的韵味中时，她却捅出一句掏心窝的土得掉渣的市井话：“什么爱情，我不懂。我只觉得自己变成贱骨头了。”那种舍己忘我的情爱就扑面而来。大巧儿后来被日寇强征为“慰安妇”而又获救这一段的情节，也写得发人思索。在社会言情小说中能塑造典型形象的，恐怕要以刘云若为最了。
❿ 红杏出墙记的评论
刘云若是30年代名噪一时的通俗小说家。与张恨水齐名，时称“南张北刘”。其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为《春风回梦记》，其后又有《红杏出墙记》、《情海归帆》、《旧巷斜阳》等40余部作品问世。其中尤以 《红杏出墙记》最负盛名。《红杏出墙记》以天津、北京两城为背景，讲述了几个青年男女悲欢离合的故事。男主人公林白萍因撞见妻子芷华和好友边仲膺的私情，伤心之下决定离开。芷华见丈夫离去，亦觉内疚，便抛下仲膺，去追寻白萍。然而赶到车站，发现白萍已经离去。故事的情节便由此展开。其间穿插若干男女的多角恋爱，而终以白萍和芷华的复合告终。
就《红杏出墙记》而言，小说中的女子不仅有芷华、淑敏这样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也有龙珍、祁玲、柳如眉这类或出身于娼家、或为人小妾的女子，这些人物的言谈、思想和作派都和传统意义上的闺秀形象大相径庭。就连出身于旧式家庭的小姐式莲，也没有传统小说中闺阁女子的那种矫揉风气。刘云若的视角是平民化的，他所关注的是不同身份的人人性中一些共性的东西。比如芷华、龙珍和淑敏对于白萍，以及白萍、仲膺、式欧对于芷华，这些身份、地位迥然不同的人，在陷入爱情、为情所困时都回归到人性的最质朴、最本原的面目，不论美、丑、贤、愚，都显示出一种真淳的可爱。张恨水的小说，像《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等，往往以上层阶级对贫寒女子的引诱以及贫寒女子对富贵荣华的贪恋，来作为小说冲突和悲剧的根源。社会贫富等级之间的壁垒贯穿着小说全篇。刘云若的小说则有意泯灭这种等级之差。刘云若笔下的人物，对于身份、地位是并不看重的，他们只是用情感说话，通过面临情感问题时各自的思考、言行来表现自身的性格。他们所扮演的是情感角色，而不是社会角色，这和张恨水小说中的现实主义观照迥然不同。像《红杏出墙记》中爱慕白萍的龙珍，一开始见到芷华，尚且感到自卑，向芷华表明愿意退居其次。后来发现芷华性格十分温婉可亲，并非凶恶的主妇一流，便逐渐和芷华亲近起来。及至淑敏和白萍订婚，她便为芷华觉得不平。在她看来，芷华才是白萍真正的妻子，他们二人的情分是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此时的她已经不再拘泥于“正室”“侧室”这种旧式的观念，而是用情感来衡量婚姻关系了。又如式欧，一开始去见朋友给介绍的祁玲，被她的容貌和风仪所吸引。后来得知她是一位大户人家逃出来的姨太太，便有些犹豫。但转念又想这样的美人实在是万里挑一，即使是潜逃的姨太太又有何干，便又欣然应允了朋友为他们安排的约会。刘云若的小说对人物的塑造超越了身份的界限，直接深入于心灵的洞察，将最不易捕捉和描写的瞬息万变的情感刻画得淋漓尽致。也无怪郑振铎会评价刘云若说“造诣之深，远出张恨水之上”。
刘云若的小说在价值取向上也是非常宽容的。张恨水的小说往往具有道德批判的色彩。对凤喜的贪慕虚荣，以及金燕西的始乱终弃，都有着比较强烈的贬斥意味。而在刘云若的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道德的批判，即使是违背道德的情感，在刘云若这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宽容与谅解。就《红杏出墙记》来说，尽管是以妻子对丈夫的不忠为开端，但作家对妻子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任何批评之意。并借白萍之口对芷华和仲膺做出了谅解。而芷华面临白萍离家出走时的愧疚，也不是道德上的自责，而是感到自己在情感上一分为二，对不起丈夫。此后式欧向她表白之时，她首先想到的也不是自己作为一个有夫之妇不能如何如何，而是觉得自己的感情生活已经一团乱麻，不想再搞得更糟。情感的判断在这里取代了道德的判断。至于芷华在失去白萍，白萍在失去芷华时，两人都痛苦得死去活来，吐血不止，这又和魏晋名士的举动暗合。颇有些“礼法岂为吾辈而设”的意味。大概在刘云若看来，情感即是道德。内在的真淳的情感远远高于外在的虚饰的道德规范之上。
当然《红杏出墙记》中也存在着一些瑕疵。前后情节时有矛盾之处，巧合的设置也显得过于戏剧性，但瑕不掩瑜，这些缺点并不足以影响作品在艺术上的杰出成就。《红杏出墙记》作为刘云若的代表作品，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和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