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阅读雕版

⑴ 雕版印刷是如何发展的

古代雕版印刷图书，按其组织形式可分为官刻、坊刻和家刻，传承的特点各不相同。官刻是由官方从各地征集优秀匠人集中刻印图书。匠工们来自四面八方，在一起相互交流技艺，对

雕版印刷术的提高和推广起到重要作用。坊刻是由坊主聘请雕版印刷艺人，集中于书坊内刻印图书，其选题与刻印种类都与坊主的学识水平、兴趣爱好有着密切关系，长此以往，便逐步形成某个书坊独特的刻印风格或在某个地区形成坊刻的流派。如民国中期，扬州的陈恒和父子创办了“陈恒和书林”，从事刻版修版校印古籍，他们悉心搜集乡邦文献遗稿，辑刊《扬州丛刊》，被誉为扬州坊刻后起之秀。清末至民国期间，雕版印刷走向衰微，能够传承与延续下来的一支主要力量便是坊刻。最后是家刻，他们以家族传承或拜师带徒的方式传承下来。清末以后，这种传承方式也走向衰败。

清代以来这一带雕版艺人众多，以陈开良、陈正春、陈礼环、陈开华、王义龙、刘文浩、陈兴荣等为代表的“杭集扬帮”，写工、刻工、印工、装订工齐全，世代相承。陈开良去世后，其子陈正春继为 “扬帮”领头人。1958年，陈正春受聘于扬州古旧书店，并参与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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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二刻拍案惊奇

作者：[明]凌濛初 著

译者：吴书荫 校注

豆瓣评分：8.3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份：2014-10

页数：680

内容简介：

“二拍”是明朝著名文学家凌濛初所著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又与明朝著名文学家冯梦龙编著的“三言”合称为“三言二拍”，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很高地位，与“四大名著”、《金瓶梅》等齐名。

作者简介：

凌濛初（1580年－1644年），字玄房，号初成，亦名凌波，一字遐厈（àn)，别号即空观主人。汉族，明代浙江乌程（今浙江湖州吴兴织里镇晟舍）人，明代文学家、小说家和雕版印书家。其著作《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与冯梦龙所著《古今小说》（《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二拍”，是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代表。

吴书荫，男，1938年生，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后，在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北京语言学院等高校执教。1978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师从著名戏曲史论家张庚，研修中国古代戏曲史。1982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留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工作，任戏曲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并指导研究生。1985年评为副研究员，1991年晋升为研究员。1993年7月，调入北京语言大学，现为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戏曲文献研究专家。

⑶ 金庸小说的人文性内涵

金庸身为海宁查氏子弟、查慎行后裔，按理说他的家族应该特重旧学教育，实则不然，金庸当时接受的完全是新式教育，‘五四’以后，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更进一层，旧学典籍，失去了以往的光辉。似乎当时查府颇能与时俱进，家塾早就取消了，金庸7岁入第17学堂就读，后来转入龙山小学堂。

毕竟是文化世家，金庸家族读书的风气仍是很盛，读的却已不是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唐诗宋词、竟陵桐城，而是《儿童画报》《小朋友》《小学生》等儿童读物，以及鲁迅、巴金等人的新小说，再就是读些以往被认为是‘闲书’的古典小说。

对诗词曲赋，金庸‘接触’的机会并不少。他的祖父查文清“编了一部《海宁查氏诗钞》，有数百卷之多，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这些雕版放了两间屋子”，幼年的金庸近水楼台，浸淫其中，他后来在《连城诀。后记》中回忆：“（这些雕版）都成为我们堂兄弟的玩具”。至于是否读过，金庸没说，似乎没读的可能性更大些。

金庸早年，因为时代的变迁家庭的忽视，根本没机会学习掌握诗词格律这门技术，不免见笑于梁羽生了。

近代以来的国学大家，绝大多数幼年就在父兄的督导鞭笞下掌握了今天看来深奥无比而在当时仅为最低基础的各种典籍。即以无锡钱氏父子为例：钱基博5岁即从长兄习经史，9岁读完《四书》《五经》和《古文翼》，10岁由伯父课以《史记》和唐宋八大家文选，并学习写作策论。13岁起阅读《资治通鉴》7遍，复精读《读史方舆纪要〉，钱先生由族兄启蒙，稍不如意，即遭痛打，钱基博居然绝无怨言，甚至告语哲嗣钟书“不知怎么的，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

教育自己的儿子，钱基博当然如法炮制。钱钟书7岁附学于亲戚家私塾，学记《诗经》，钱基博也不会闲着，对钱钟书时加鞭楚。杨绛“ 常见锺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八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锺书说，那都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

无锡钱氏与海宁查氏，家风不同，但更多是时代的流转，造成金、钱二人国学根基的轩轾：钱生于1910年，长金13岁。

至于现在四五十岁的文史学者，生长于‘以俄为师’的时代氛围，受教于‘破四旧’的喧嚣躁狂，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相对隔膜，正无足怪也。我认同陈丹青的论断“我们的时代不可能出现大师！”

董健教授并非永远没有自知之明，他在与南大学生对话时也曾坦言：“我年轻时有过不少低潮和坎坷，1956年进大学时是俄语专业，一年后形势变化只得改学中文。之后，种种政治运动接踵而来，该读的书没读。因此，我这样的人是建国后高等教育煮成的夹生饭。”

董先生治学数十载，建树缺缺，不全是因为他天赋有限，更多是时代原因有以促成，对此，应给与同情的理解。

1937年，倭贼寇我，金庸随校南迁，千里流亡。断绝了家庭上经济、精神各方面的接济，此后70年，金庸有过几次短暂的回乡之旅，至于长期居住海宁，再也不曾了。离家时，金庸14岁。海宁查氏数百年来那种对于传统文化的温情与热爱，应该留存在金庸的血脉、基因里，但直接受益于家学渊源，金庸再没有机会。

乱世求学，谈何容易！此后的金庸可以说未入名校、未遇名师。他被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合并而成）、中央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录取过，却受限于经济窘困，未能赴读，他的老师中在文化上稍微有全国性影响的，是章克标先生，但章先生担任的课程，却是数学。这方面，金庸条件不及梁羽生远甚，梁曾受业于简又文、金应熙两位大学问家，不能毫无进益。

⑷ 如何提高图书的欣赏价值和阅读价值

在网络阅读和电子阅读的盛行背后，不少业内同仁都对纸质书的未来产生过思考甚至焦虑。特别是纸质书的“信息承载”、“阅读体验”等功能受到了前者极大的挑战和冲击，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重视纸质书的“收藏价值”，纷纷将目光和精力集中在这一潜力属性上。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特此采访了多位出版企业负责人，围绕“如何提升纸质书收藏价值”的话题展开交流，归纳出限量编号、毛边未裁、装帧考究、雕版线装、铅字排印、仿真印艺等提升收藏价值的创意元素，这里面有流行元素，有怀旧情结，也有复古审美。同时，记者还倾听书籍装帧设计师的看法，以及网上旧书店对出版企业的建言。希望能够为意欲在纸质书收藏领域有所作为的出版企业带来更多的启示。
关键词1 限量编号
为图书进行限量编号，是一种有效的商业操作手段。此类技巧在日本的唱片业、游戏业等经常采纳，比如“初回限定盘”就是在发售时为了有更好的收藏价值而特制的一批CD，比“普通盘”要有更多的曲目，或者附送写真、花絮等。这一方式其实非常值得业内借鉴。
2013年10月，中华书局版《史记》修订本在京举办全球首发式。首发式当天在北京、上海、香港、台北、新加坡、伦敦、东京、纽约等25个城市的31家书店同步举行，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据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介绍，《史记》修订本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第一个成果，首印版限量印制2万套，每套定价590元，均有统一编号。《史记》修订本历时7年完成，最终新增校勘记3400多条，处理文字涉及约3700字。关于其学术价值自不必多言。特别是限量编号的设定也极大地吸引了藏书家、爱书家的争相抢购，不少读者更是在网上炫耀着自己的“开箱记”，甚至不乏藏家高价求购编号前100的《史记》修订本。
与《史记》修订本的首印版遭遇热销相似，2013年，《哈扎尔辞典》的中文版时隔多年终于再版，特别是“阴本”的限量问世，对后现代文学情有独钟的读者将其视为收藏的重点品种。塞尔维亚作家米格拉德·帕维奇所著的这部辞典小说，假托1691年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以网络全书的体例，叙述哈扎尔人的历史和传说。该书又分阴阳两版印行，差异极其微小，只有十几行文字不同。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联系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市场部经理杨铭宇，他透露称，译文社在2013年重版《哈扎尔辞典》阳本之后，加紧进行阴本的限量版制作，直到去年10月底正式面世，“阴本只制作1000本的精装毛边本，而且不再印制了”，其中一个显著目的就是为了提升阴本的收藏价值。
关键词2 毛边未裁
几年来，毛边本悄然升温，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毛边本的旺盛时期遥相呼应。特别是不切边的毛边本，考验读者的耐心和时间而言——不裁边就无法阅读，因此出现了边裁边读、先裁后读的不同情况，非常契合有闲阶级的沙龙文化。
正因如此，毛边本也成了当前出版企业采纳最多的一种提升纸质书收藏的形式。中华书局市场部主任翁向红即透露，书局意欲印制1000册《史记》毛边本投放市场。有业内人士谈到，出版社现在多与网络渠道进行毛边本的合作。由电商平台、旧书网站出资制作毛边本的费用，并在印量、折扣等条件上达成协议再进行销售。
孔夫子旧书网负责人李金凤告诉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图书都适合做成毛边本”。她介绍说，“孔夫子旧书网在挑选图书时，侧重文史类，以及与文化、读书相关的选题。例如其最近推出的海豚出版社的《出版忆往》，福建教育出版社的《“新知识”背后：近代中国读书人》、《凤兮凤兮叶灵凤》等”。另一方面，毛边本多基于知名作家、学者的著作，名人效应比较明显，“‘新书广场’频道做过的图书，既有鲁迅、胡适、黄裳、董桥等文坛常青树的作品，也有陈子善、扬之水等当代学人的新著”。
布衣书局负责人胡同在介绍与出版社合作毛边本的情况时，补充说：“常见的毛边本是留边不切，似半成品状态，几年前可以大行其道，现在已经基本淘汰出收藏群体的第一选择梯队，取而代之的是经过刻意制作的毛边本，以精装毛边本为代表，多是加大精装封面，另外印制护封，以求完美”。
至于合作形式，北京启真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营销经理李嘉慧表示，该公司策划的也斯的《城与文学》（浙江大学出版社版）的毛边本和精装本全部委托给布衣书局销售，改装的费用全部由布衣书局承担，定价就是改装费用加图书原有定价，并不额外溢价销售。
关键词3 装帧考究
图书的精装设计考究，是提升其收藏价值的一大主因。有业内的藏家和读者提到，董桥的许多作品印装精美，收藏价值不菲，某些版本甚至被炒到上万元的价格。提到海豚版的《董桥七十》，仅选用真皮这一细节，就看得出讲究二字，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说，“海豚版真皮毛边本，定价500元，做了近200册。所用蒙古产小牛皮，系从生产皮包材料处采购，牛的腹部、腋窝处皮子多皱褶，还有疤痕，拍卖一百本，是一本本挑出来的。‘零零一号’拍到5200元，有人说是托儿在‘牵驴’，绝对没有，确有高人买去。”
龚容作为《哈扎尔辞典》一书的编辑，她向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介绍，阴本的装帧设计正是出于其个人的审美趣味，“我偏爱国外的珍藏本，因此希望尝试竹节、烫金、嵌宝石等工艺”。凡此种种的精装设计在国内的图书中确实很罕见。据了解，不少购买过《哈扎尔辞典》阳本的读者，正是因为看到了“阴本”的装帧颇具匠心进而希望求购它。来自豆瓣网的读者“介末花花”交流心得时说：《哈扎尔辞典》阴本加装了硬壳函套，不仅文字和图案庄重大气，连函套封底的价签都独具创意。把书从中抽出来，一触手即明显的皮革面料，再加上视觉效果强烈的烫金、烫银工艺，扉页和内页里则采用了烫电化铝工艺”。该书的另一值得称道之处就是书脊设计，“其采用了国外皮面经典书籍常用的竹节式设计，一道道凸起的横棱排列在一方方烫金图案之间。与阳本相比，阴本富于伊斯兰拜占庭风格的前后环衬，它所附的彩色版人物关系简略图拉页、斯基拉师爷练刀示意图、《马背上的哈扎尔武士图》等，无不令人惊喜。”
确实如此，一些图书将原设计的平装通行本改为精装本，容易获得读者和藏家的关注。胡同举例说，“比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的《张充和诗书画选》，就系布衣书局与出版社议定改装为精装本及精装毛边本，面世后广受欢迎”。
关键词4 雕版线装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在参观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津雕版博物馆时，见识了不少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实物。经馆长姜寻介绍，他们开始用“雕版线装”的形式制作中国当代名人词诗集也已经有五六年的时间了，初步选定的十种书已经完成了一半，都通过正规的渠道对外发行。其希望“雕版线装”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的确，“雕版线装”极富传统韵味，深受藏家与读者的厚爱。以广陵书社为例，其常年致力于保持雕版线装的文化特色，出版了大量极富传统韵味的雕版古籍，出版风格在业内独树一帜。据广陵书社介绍，其首先是利用扬州丰富的古籍版片资源，精心挑选，刷印部分雕版图书，“譬如历年刷印的重要典籍有《李翰林集》、《楚辞集注》、《古逸丛书》、《四明丛书》、《杜陵诗史》、《彊村丛书》、《饮虹簃所刻曲》、《扬州丛刻》，以及“暖红室汇刻传奇”之《西厢记》、《桃花扇》、《四声猿》、《红拂记》、《临川四梦》等”。在新雕新印典籍方面，该社历时近二十年时间，将清代乾嘉学派重要学者焦循的稿本《里堂道听录》雕版印刷成书，全书四十册，是新中国成立后新雕刻出版的规模最大的图书之一。近年来，广陵书社成立了雕版印刷技艺传习所，培养雕版技艺传人，出版雕版印刷图书。正在规划出版“扬州雕版印刷丛书”，主要是精选中华核心典籍，采用宋元善本为摹本，影刻成书。目前，其正在刻印传世木刻水印精品《十竹斋笺谱》，以及影宋本《孝经》、《陶渊明集》等。预计三到五年内完成十部新书的刻印。
此外，为了保护雕版印刷术，1958年，江苏省扬州市成立了广陵古籍刻印社，承担起了雕版印刷技艺传承的重任。目前，广陵古籍刻印社保存着国内唯一的全套古籍雕版印刷工艺流程，从写样上板、雕刻到刷印、装订等共有20余道工序。广陵古籍刻印社目前有60余名员工，制作的书籍主要为私人订制的礼品、收藏品、已发行书籍的再加工，还有特殊装帧需求的书籍的制作。广陵古籍刻印社制作的雕版印刷线装书还曾经作为国礼，赠给法国、日本等国。
关键词5 铅字排印
铅排又叫“热排”，“以火熔铅，以铅铸字，以字排版，以版印刷”，熔铅的温度高达350摄氏度以上，铅字又重并脏，还有铅毒。不过，很多读者和同仁对铅排本的图书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嗜好。甚至出现了收藏和求购“活字”的小众群体，这一怀旧现象或许值得关注。
在进行如何提升纸质书收藏价值的采访过程中，中华书局总编室主任尹涛向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透露，此前中华书局出版的《沈曾植集校注》和《绎史》极有可能成为国内出版的最后的铅排本，这也无形中增添了两套书的收藏价值。
据了解，中华书局很早便使用了激光排版等新技术。不过，上述两套书从作者交稿到编辑出版由于种种原因历时较长。其间，铅排、铅印工艺还未淘汰；后来，国家有关部门才下达命令淘汰铅排、铅印工艺，文件发布时，《绎史》已经编排好，《沈曾植集校注》只剩下收尾工作，全部废掉重排实在可惜，这两套书实际上是赶在印刷厂设备淘汰之前抢印出来的。和这两套铅排本相比，中华书局的另外几部大部头著作如《永乐大典方志辑佚》、《全唐文补编》等就没那么幸运了，由于印刷厂设备的淘汰，已经完成了70%排校工作的上述书籍不得不改成激光照排。辑校《全唐诗补编》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也曾撰文提到了与“最后的铅排书失之交臂”的遗憾。正是因为技术的日新月异，铅印本淡出业内，这也更加凸显了其收藏价值。
天涯论坛“闲闲书话”的一位名为“鸿村”的读者提到，中华书局出的《国史旧闻》（全四册）也颇具收藏价值。第一册因是原三联书店“文革”前版，重印时只能用“影印”；第二、三册是原中华书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版，纸型还在，因此用“铅印”；第四册为此次新排，因而是“电脑照排”。一部书中就有“影印”、“铅印”、“电脑照排”三种方式，在中国印刷史上，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个例了。
关键词6 仿真印艺
前不久，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在亚马逊日本网站见到有读者高价求购泡坂妻夫的推理小说《生者と死者―酩探侦ヨギガンジーの透视术》（新潮社版）。这本小说的装订非常奇特，最初的状态，一些书页没有裁开，读起来是短篇小说，书页裁开后，还原成长篇的推理小说。这种独特的阅读趣味恐怕也只有纸质书可以带来。在上述案例中，一种简单的印制技艺结合作者的奇思妙想，即为图书的增添许多价值。如果采用一些高级的印艺，譬如业内一些单位对书画作品进行“仿真”，无论收藏效果还是经济效益都格外显著。
江苏美术出版社总编室主任王林军举例说，其出版的江苏省美术馆馆长孙晓云的《孙晓云书小楷老子（道德经）》定价48元，销量1万5千册，因为采用了高品质的印制技艺，而备受读者青睐。孙晓云介绍说，“我曾经花了20多天时间，每天深夜10点到凌晨2点，挥毫不辍，终于书成长76.5厘米、高23.5厘米的小楷长卷《老子（道德经）》，原作曾多次在北京、南京等地展出，中国美术馆曾想收藏，也有不少私人藏家想买。但用出版的方式让更多的读者欣赏到或许才是更好的方式。”据了解，该产品保留了原作的长卷形式，采用原尺寸仿真精印，既可以作为精品册页翻阅，又可以剪裁装框作为艺术装饰，还可以供人研习《道德经》，“不少大专院校的学生还买回去作为临帖”。
上海古籍出版社市场企划部主管张家珍介绍说，该社的《四欧宝笈》仿真本定价1万元，限量发售500套，销量约400套。上海图书馆镇馆之宝《四欧宝笈》每册均为国家一级文物，因此高品质的仿真本同样具备收藏价值。据该社市场部企划经理张家珍介绍，“该仿真本内页采用六色胶印印刷，色彩还原精准；印刷精度达到300DPI的‘视网膜级别’，肉眼几乎无法分辨网点；纸张经过多次试印筛选，最后选择了与原件纸质最为接近的进口纯木浆纸，不仅几无反光，而且也保证了成品的寿命；为了追求完美细节表现，针对原作内页中部分使用金粉书写批注的特点，此次还特意使用了有凹凸感的丝网印刷技术印刷金字，不仅在颜色和光泽度上接近原作，而且还在触觉上逼真还原了金粉书写的立体感”。不仅如此，为提升收藏价值，出版社在装帧形式上也力争还原原作。四册宝笈均同原样使用经折装，纯手工装裱，上下封面面板用激光蚀刻木板裱依照原件复制的织锦，边框手工上漆；四册一匣，书匣使用本色金丝楠木仿吴湖帆“四欧宝笈”原楠木书匣制作。

⑸ 毕升的梦想阅读答案里面的毕生的梦想是什么他为什么能实现梦想

《毕升的梦想》阅读答案。
毕升的梦想是：用便捷的印刷术取代传统的笨拙的雕版印刷术。
能实现梦想，是因为：他不断地思索，不断地实践，在一次偶然的提醒后，通过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一个造福于世界文化的伟大发明。

⑹ 像《三国演义》《西游记》之类的古代小说最初是怎么发行的当时有出版社一类的东西吗

古代有书商，但古代写小说的文人都觉得写小说丢人，所以，就是为了糊口，才“有辱斯文”。（一直到金庸先生那代人，都不认为文人写小说是好事，金庸先生健在的几位友人都认为他写小说是“明珠暗投”。）

当然，古代也就不会要什么版权，交稿拿钱再无瓜葛,跟做了坏事似的。

也有那种，本来就是社会上有手抄本的小说，书商找几个人一攒就是个小说，随便标个什么笔名就行了。

明代是中国刻书的一个高峰期，有官刻、私刻、坊刻等。官刻是朝廷官方的印书机构所出的书，除国子监、太医院、经厂还有穷极无聊的宗室藩王自己办的刻坊；私刻是私人出资延请刻工雕版成书，多是一次性的，比如给自己老师老爹刊印著作。真正决定明代印刷行业气质的，是坊刻。坊刻就是书坊出的书，书坊的地位跟现在的图书出版公司差不多。

都说明代有资本主义萌芽，而且都举纺织业为例，其实书坊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明代的书坊非常兴旺，各地尤其是江南苏杭，本来就是工商聚集之地，市民阶层初步形成，又多文人墨客，文化昌盛，连带着印刷业也跟着发展起来。江南一些大城市有专门的图书铺子一条街，里面卖书的叫坐商，还有走门串巷的书客。定期有书市，运输有书车、书船，物流非常发达。雕版印刷的工坊也鳞次栉比，大的书商往往都是有自己的后端工坊和前端销售网点，产销一条龙。

这些明代书商最可爱的地方在于，他们不像士大夫一样板着面孔把书籍当成神圣的东西，而是当成一件商品。既然是商品，那么作为商人就要绞尽脑汁将之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因此他们的思维非常活跃，客观上促进了技术进步。比如为了招徕买主，他们促进了套色印刷的出现，推动了版画艺术的进步，还初步催生了广告和版权意识；比如为了节约成本，嘉靖年间的书商在要求工匠在雕版时使用以平直为风格的字体，提高刻字速度，称为匠体，即后世宋体字之滥觞。宋体出来以后，刻板效率大增，制作成本一路下滑。以嘉靖年出的《豫章罗先生文集》为例，一共刻了八十三片板子，上下两帙，一共一百六十一页，付给刻工的酬劳是二十四两银子。若以字数来算，当时汲古阁每百字三分五厘左右，三分银子刻一百字。当真是低廉得紧。

而当时的书价又相当贵。万历年间余献可在居余堂刻的《新刻李袁二先生精选唐诗训解》，一部七本，每部纹银一两。而《大明统一志》更贵，每部纹银三两。其他书籍相对便宜，但少说也有数钱之价。比照万历年《宛署杂记》提供的价格，一两银子可以买三百多斤大米，上好猪肉可买八十多斤。卖书在那个时候，可谓是暴利行业了。

书商们的销售渠道非常畅通，销售理念十分先进，制造成本十分低廉，利润十分巨大，那么他们还缺什么呢？

跟现在书商面临的情况差不多，缺好稿子。

明代书商们无所不印，经史子集、医书农书，道藏佛典等等，时人诗文乃至高考作文精选，每年刊行数量巨大。但他们很快发现，明代的老百姓、尤其是城市里的老百姓——所谓初步形成的市民阶层和市井文化——最喜闻乐见的是各种通俗小说。书坊里卖的最好的，永远都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畅销书。清人金缨《格言联璧》：“卖古书不如卖时文，印时文不如印小说”，正是书商经营的诀窍。康有为亦有诗为证诗证：“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奈小说何。”

罗贯中、施耐庵生不逢时。他们虽然写出好书，但没赶上市场上的好时候，古人又没版权意识。三国水浒被各大书商印了一次又一次，版本无数，但他们并没得到什么大利。这些畅销书从明初开始，出了一遍又一遍，连书商自己有抱怨说“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时间长了，市场饱和，人民群众难免腻烦，需要书商推出新产品，市场出现了新的需求。

书商们看到这种巨大利益，自然不会不心动，决定要把这个市场做大做深。当时的情形是：“宋元旧种, 亦被搜括殆尽, 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 意当别有秘本图书而衡之”

写新鲜东西？没问题，但作者得有才气、有学识。古代识字率低，有文化的人都得从士林里找，可偏偏当时士林风气视小说为小道，都不愿意写，愿意写的也不敢露名。

到了嘉靖年间，稿荒和对新书的渴求已经到了巅峰。书商们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条特别奇葩的路来。

这条奇葩之路，是福建建阳书坊清白堂主杨涌泉想到的。

当时的福建建阳，是东南最著名的刻书中心，号称闽刻。建阳书商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走低端市场，他们的书质量一般，胜在便宜、量大，虽然口碑不及苏杭，但市场占有率相当高。建阳书坊的商人们头脑思维灵活，对市场极其敏感，什么点子都想得出来。

杨涌泉当时在印一本书，记录岳飞事迹的《精忠录》。印完了审校，他突然脑子一激灵：
《精忠录》是史书，没什么意思，但如果把它写成三国那样的小说呢？关于岳爷爷的通俗演义，那得多牛逼啊！

杨涌泉想到这儿，赶紧去找他的亲戚，也是个书商、忠正堂主熊大木。杨涌泉说我水平是不行了，但你读书多，写东西没问题。咱们找不到人写稿子，可以自力更生嘛！熊大木一听也对，挽起袖子，当即就搞出了一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熊大木在序里谦称“才不及班、马之万一，顾奚能用广发挥”，自己其实内心很自得。

熊大木认识字，可实在没什么写作天分。罗贯中是七实三虚，他是十实无虚，就是把史书拿大白话讲了一遍，还舍不得删，把岳飞的所有奏章、题记、檄文、书信全扔进去了，文学效果惨不忍睹。熊大木自己也觉得太枯燥，脑子一转，往岳飞传里硬夹了一段路遇关胜的故事，还得意洋洋地加注释说这个关胜是梁山的人曾经征讨方腊云云，借来水浒传的大皮给自己宣传。

别看这书写得糟糕，当时销量却十分惊人。现在能查到的版本，就有七种，也就是说至少先后被七家出版商翻刻过，甚至其中一个版本还是内府本。换句话说，嘉靖修道有暇，还让经厂刻成御本来欣赏。

熊大木一战成名，士气大振，一口气又”翻译“了《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南北宋志传》与《全汉志传》三部通俗小说，销量都不错。

可见当时市场上的读者饥渴到了什么地步。

自古跟风者众，熊大木的成功，引燃了建阳书商们的雄心。这些书商亲自挽起袖子，开始改史写文，一时如过江之鲫，有道是十亿书商九亿写，还有一亿在发帖——当然，质量也极其堪忧。

到了万历年间，在这股低劣仿古的大潮中，建阳书系出现了一位绝世强者，姓余，名象斗。

余象斗字仰止，坊名双峰堂、三台馆，自称三台山人。此人生平履历不详，但研究明代出版， 却是绕不开的一位巨擘。

他有个长辈叫余邵鱼，当时也投身到这股创作大潮，写了本书叫《列国志传》，讲春秋战国的，销量不错。余象斗接了书坊生意以后，亲自写了一本《列国前编十二朝传》，从盘古讲到商周。在这本书后面，余象斗夹了一页广告说：“至武王伐纣而有天下，《列国传》上载得明白可观，四方君子买《列国》一览尽识。” 然后把《列国志传》重新翻印了一遍。读者买了《列国前编》，自然就得去买《列国志传》，两部书互相带动，又大赚了一笔。

得了甜头，余象斗先后又推出了《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
全像列国志传》、《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列传》、《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和《新镌全像东西两晋演义志传》等等，几乎要把中国历史搞过一遍。

万历二十年，一部神书横空出世，书名《西游记》。市场上都疯了，没见过这么牛逼的小说，情节有趣，文笔也极赞，是文人中的高手，跟原来那些粗制滥造不可同日而语。余象斗一看，一拍桌子：”他卖的好，咱们也能卖的好，跟风呗！“

但跟风也得有人写啊？没问题，我余象斗也是文人啊！我也写过小说嘛！

然后这位有眼光没节操的营销大师亲自上阵操刀，速成了一部讲真武大帝的《北游记》，然后又出了一部讲华光的《南游记》，全是自己写的，文字粗陋不堪。他还从吴元泰那儿买来讲八仙的《东游记》，盗了《西游记》的版权，凑成一部东南西北俱全的《四游记》，扔到市场上去卖。读者早听说西游记的大名，听说又出了三部，高兴坏了，立刻掏钱去买。

万历二十二年，有一个作者叫安遇时，通过与耕堂出了本公案小说，叫《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余象斗看见成了畅销书，一拍桌子：“跟！” 可是时间紧、任务急，又没人会写，怎么办？余象斗一拍桌子：”抄“，找人搬来了刑部和各地衙门的卷宗，硬是拼凑出一部《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这部公案是部奇书，罗列了一百多件案子，一半的故事惨不忍睹，一半连故事都没有，就是把
判词、诉状往那儿一扔……但当时正流行公案小说，读者照单全收，高高兴兴也买了，销量大好。
在他之后，一群反应迟钝的书商在抓住这个主题，一时间奇案、公案满天乱飞，市面上全是此类。可大明的案子素材也就那么多，又没人会编新的，于是这些人就互相抄袭，让这类书的质量更加惨不忍睹。最后连官府都看不下去，一纸禁文下来说，才算稍微消停。

这几件事可以看出余象斗的行事风格：紧随市场风潮，运用营销手段刺激销量。无关产品质量，无关人品节操——这是一个标准的市场营销天才。

余象斗在市场营销领域的杰作还不止于此。比如他对图书插图十分重视，每本书做得好似连环画，上面是图，下面是字。虽然余家的刻工比起苏杭一代的雕工水平差得远，但架不住图多，图多就易读，读者就愿意买。在书的细节上，余象斗也下了大工夫，他印的书，多冠以“新镌”、“新刻”、“新锲”、“新刊”、“新锓”，他往旧书掺杂私货，就可以当成新书来卖了。余象斗出过《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 往里面多加了花关索的一段故事。水浒传也难逃他的毒手，被出了一版《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看名字就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书名后缀还往往以“批评”、“评林”结尾。这是因为余象斗首创了弹幕体，对一些旧书夹以注释批评，读者边读边看他在书旁发的议论，等于是买了一条导演评论音轨。这样一来，既可以借名著的东风，再赚读者一笔，又不会被说是旧书新印，里面有原创的内容，更刺激读者去买。

其他的如书页广告、牌记广告、在自序里反复提醒读者注意购买双峰堂品牌，都是余象斗的创举。这哥们儿后来自恋到每出一本书，必在后面加一页自己的自画像，号为“三台山人余仰止影图”，虽然自恋，但品牌影响不容忽视。

余象斗虽然人品有限，但还有个不错的原则，就是只做忠义，不碰色情。他出的书，多是历史演义或怪力乱神，但总体来说三观颇正，忠义廉耻不会轻忽。双峰堂发行量那么大，却几乎一本色情书都没有。嘉靖、万历年间色情书那么泛滥，销量那么好，余象斗也没碰过。

老先生活到76岁，临死前还刻了一本《五刻理气详辩纂要三台便览通书正宗》，真是生命不息，出书不止。

说跑题了。

总之，以建阳书商为基地，熊大木、余象斗为巨擘，书商们在稿荒的时候，找出一条原创之路。可是因为他们水准太低，这条路只可以取得一时之效，却后劲不足。读者们开始读着新鲜，但很快就意识到其品质太过低劣，要求推陈出新，出些好书。

于是回到了原来的问题：文人不肯写，书商写不好。

好在这时候朝廷帮了大忙。一是科举之路愈渐艰险，使才不如使钱，让很多读书人举官无能，只能另谋出路；二是经济发展，言商不再是什么丢人事，士林和商贾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先以财生文，再以文生财变得稀松平常。有人评论当时情况：”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

所以到了明中叶，文人终于放下身段，愿意鬻文以求财，如唐寅、文徽明、徐渭这样的大才子，可以靠卖画、给别人写碑文墓志铭贺词什么的为生，像吴承恩这种仕途失意、文名不显的，就只能“卖文为生“，这个卖，就是给书商写稿，所谓”润笔“。

于是书商开始四处搜购，笼络文人，或者从他们手里购稿，或者约写主题。文人们虽觉此系小道，但家中贫寒，仕途无亮，只要能赚钱，写写字又算得了什么？从嘉靖、万历以降，文人们开始悄然介入小说创作。比如天许斋刻印《古今小说题辞》，明确交代了稿件来源： “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之一为初刻。” 就是书商从文人手里收上来若干稿子，编撰之后刊行。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小引里把这层关系说的更明白：“同侪过从者索阅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闻乎！’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钞撮成编，得四十种。“ 可见当时书商缺稿何其严重，要派人专门去各大名家那里去”侦“ 察。像冯梦龙这种超级写手，还会应邀做题，他的《古今小说》，就是“家藏古今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儿四十种，畀为‘一刻”，明显就是约稿了。

不过冯、凌二人本是名家，凌濛初自己家就是开书店的，所以待遇奇好，他们是在金字塔的尖端。对了，比较出名的还有一个王世贞。王世贞是明后七子的领袖，大文豪，可是他在出版界的待遇，和白岩松在微博的遭遇差不多，古往今来第一大马甲。无论什么书，只要作者来历有疑问的，都有人说是这可能王世贞写的。比如《金瓶梅》，有传说他是为了报复严世藩故意写的，还在书页之间用毒药粘连，严世藩看得入迷，用指头蘸口水去捻书页，然后中毒而死。还有的民间故事更荒唐，说严世藩死后，嘉靖听说《金瓶梅》好黄好暴力，找王要来看。王世贞怕皇上也被毒死，连夜赶了另外一部献上，就是《封神演义》——你说王世贞招谁惹谁了……

前面说的是名家。次一级的作者，是书商一次性买断书稿。《归田琐记》里引用林樾亭讲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说从前有个书生，大女儿出嫁罄尽家财。二女儿说我出嫁时候该怎么办啊！这书生说我想办法！然后回家翻书，看到《尚书》里有句话叫“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一拍脑袋说有了！花了几个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给女儿做陪嫁。二女婿把书稿拿给书商一看，大为激赏，重金购得，于是嫁妆问题就解决了。这位书生叫许仲琳，这部书叫《封神演义》。

你说《封神演义》招谁惹谁了……

《封神演义》的作者到底是谁，这故事是真是假，无可考。但读书人可以写小说拿去卖钱，而且卖的不少，这是明确确凿无疑的。

类似的情况还有清代袁枚。临死前他写了份遗嘱跟儿子说“我一生著序，都已开雕，尚有《随园随笔》三十卷，正想付梓，而大病忽来，因而中止，他日汝二人行有余力，分任刻之，定价发坊，兼可获利。” 也是类似情形。可见手里若有新稿，大可以卖给书商赚一笔钱。

更牛的书商，还会自己养一批专职写手，那就更便宜了。比如明代有一位奇幻作家叫邓志谟，极有才华，”两脚书橱“这个外号，就是从他这里传出来的。邓志谟因为生活贫困，寄寓在福建建阳，在余象斗家当塾师，其实是被包养，半是写手半是编辑。余象斗给他的任务，就是写神魔小说，学西游记，于是他写了诸如吕纯阳飞剑记、许旌阳擒蛟铁树记、咒枣记等一系列奇幻小说，编了故事黄眉、故事白眉等辞书，销量颇高。但他的利益，都被他的出版商余象斗拿走了，以致于生活只能勉强糊口。邓志谟给朋友写的信里哭诉：“仆穷愁著书，雕虫技尔，然不能藏之名山，徒为梨枣也者。" 梨枣指梨木和枣木，这是雕版最常用的两种材料，代指出版。邓志谟觉得自己写的这些雕虫小技上不了厅堂，藏不进名山，但是没办法，还必须得写，因为他太穷了，“弟今岁厄甚，薄田数亩，悉燔于骄阳，稼穑之枯，且如蜀之眉山草，家人泣馁也。”

像这种小作者，命脉全被出版商掐住。出版商让写什么，就得写什么，不然全家都要饿死。和现在的一些人的境遇……呃，也差不多。

总之在明代中、晚期，各大书商家里涌现出一大批塾师，他们都是落魄文人出身，为书商提供各类稿子，半作者半编辑，生活凄苦，生活在出版界食物链的最低层。他们所出的书良莠不齐，多以神怪、色情为主，其中放荡肆意之处，令人惊叹。我手里有七百多部明清二、三流小说的文档，曾经随便打开过几个看，其中一部——我名字忘了——的开头，就是书生、小姐、丫鬟、家丁几个人在闺房里围成一圈，前后相插，群P为乐。

顺带一提，到了清代，古今第一才子（我个人这么认为）李渔就想开了。

李渔本来也是怀才不遇，写书卖给书商。书商说你这故事不错，就是太短，你再给我写十个，凑个短篇集我就给你出。李渔只能答应，他很快意识到，这样下去永远没出路，就对自己进行了一次SWOT分析，认为“一艺即可成名，农圃负贩之流，皆能食力。古人以技能自显，见重于当世贤豪，遂至免于贫贱者，实繁有徒，未遑仆数。即今耳目之前，有以博弈、声歌、蹴趵、说书等技，邀游缙绅之门，而王公大臣无不接见恐后者。“

所以他痛痛快快甩开文人那点矜持。自己写书，自己印书，还自己卖书，开了个芥子园书肆，还自己当导演自己当编剧还找来乔、王二姬来排戏，活得潇洒自得，成了彻底的职业作家。红楼梦之前，四大奇书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就是从他的书肆刊行里叫出来的。

但和现在一样，李渔这种作者兼书商的定位，也遭遇到了他的克星。

盗版。

盗版古已有之。

这里先要推荐一下李渔的所有小说，极其有才，有才到你不敢相信这是古人写的，充满了一派现代气息。

他的小说太有才了，太受欢迎了，苏杭的书商都盯着。先是苏州，然后是杭州，然后是南京，后来他每出一本，书商都盗刻一本，不出击日，千里外市面上就有盗版了。有一次，李渔南下广东，走到一半想起来东壁简陋，恐有盗贼侵入，就写信回家，提醒家人把出书用的雕版挡在东边。等到他回来，发现雕版也被偷走了，过了几天，市面上出现一模一样板式的盗版书…盗版盗版，即从此事而来。

更有无良书商，干脆找个枪手写本烂书，也说是李渔写的，影响极坏。李渔大怒，叫上女婿沈心友去告官维权。李渔在苏州告赢过几次，当地官员孙道台判书商赔偿，还发了公告。书商群起攻之，朝廷要维稳，要大事化小。李渔虽然满腔愤懑，却也无可奈何。他要起诉的书商太多了，为这个甚至把家都从杭州迁到南京，方便上庭。

他在《闲情偶寄》里对盗版一事说得十分慷慨：“是集中所载诸新式，听人效而行之。惟笺帖之体裁，则令奚奴自制自售，以代笔耕，不许他人翻梓，已经传札布告诫之于初矣。倘仍有垄断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 减一二，或稍变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当随所在之官司而控告焉，伏望主持公道。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 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总之天地生人，各赋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尝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夺吾生计，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这一篇声讨盗版的檄文铿锵有力，搁到现在，一点不过时，特此录全，推荐大家仔细读读。

其实文人和盗版之间，早有纠葛。宋代朱熹，就曾经因为自己的《论孟精义》一书被浙商盗版，一纸告到当地，吓得官府立刻下公告禁止翻印，以免得罪这位大儒。从此以后，朱熹的书都是自印自卖，获利极丰润，一生不愁吃穿。朱氏子孙对朱熹著作的刻印出版享有垄断权，延至明清，都独得其利。

没办法，李渔写的是小说，盗就盗了。朱熹写的是马哲、马经，事关意识形态，谁盗那就是真不知死了。明清两代政府对这类书监督都非常严，连版式、字体都不准妄改，生怕错一处而误人子弟，两类书境遇大不相同。

至于小说作者，就只能发布声明，说说气话，指望能稍微震慑到有良心的盗版书商。崇祯年有本书叫《道元一气》，上头牌记写了类似声明：“倘有无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气魄挺大，口气却很无奈。

冯梦龙在《智囊》里讲过一个故事，说某书坊主怕自己的书被盗，还没出，就先跑到衙门说有人盗版。衙门发出海捕文书去抓盗版者。其他书商吓得惶惶不可终日，他趁机再上市，总算版权得全——不过这个大概只是文人的美好愿望吧。

说到盗版，不得不再提一下天才营销家余象斗。这哥们儿盗版盗起来毫不脸红，还换着马甲盗。余君召、余文台、余元泰、余世腾、余象乌，都是他的马甲。发起狠来，他甚至把熊大木的《大宋中兴岳王传》那么烂一本书给盗了，重出一本，作者名改成了余应鳌，真是丧心病狂。以至时人评价说“福建书坊⋯⋯专以获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开价高，即便翻刻”。

当时建阳书坊的质量不好，金陵的刻本质量高。余象斗二话不说，把要出的新书全都加上京本二字，鱼目混珠。如果你们看到《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新刊京本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西汉志传》之类的名字，还有双峰堂的印记，别多疑，肯定是盗版。

别看余象斗盗别人书毫无含糊，可容不得盗自己的书。前面讲了他盗了吴承恩，凑出《四游记》。南北二记是他自己写的，质量低劣，《东游记》是吴应泰的手笔，水准不错，销路最好。结果这书就被苏杭书商给盗了，余象斗大怒，再刊的时候，在序言里大骂说盗版的都是浪棍、都是逃奴，无耻之甚乎！据说他在自己每本书里加自己的肖像，也是有类似于激光防伪标签儿一样的防伪功能，至于效果只有天晓得。

最后说一个无关的人。清代有个大文人袁枚，这一辈子被盗版过无数次，他的《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三有首诗《余所梓尺牍、诗话被三省翻板近闻仓山全集亦有翻者戏作一首》——光看诗名就知道心情有多糟糕——可为千古读书人对盗版的心情：
自梓诗文信未真
麻沙翻板各家新
左思悔作三都赋
枉是便宜卖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