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葬小说阅读
⑴ 在水葬一文中,造成骆毛悲剧的原因
《水葬》描写的是贵州民间盛行的一种“古已有之”的野蛮习俗--水葬。小说涉及了三类平凡人物，骆毛、送葬群众和骆毛母亲。他们各具特液森色，也具有自身的悲剧性。从中，还能显现出骆毛和他母亲在悲剧下的真情--骆毛的赤子之心和骆毛母亲的母爱一面。《水葬》只是封建陋俗悲剧中的一角，在这短短的篇幅里，那种残酷的悲剧亩键人生和人性暖暖迅埋巧的真情交织在一起。
⑵ 求原文，冯沅君《隔绝》，蹇先艾《水葬》，许杰《改嫁》，王统照《沉船》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一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2〕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当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苏曼殊〔3〕的创作小说，陈嘏〔4〕和刘半农〔5〕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6〕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7〕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8〕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LAndreev）〔9〕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
从《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较多的倒是在《新潮》〔10〕上。从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到次年主干者们出洋留学而消灭的两个年中，小说作者就有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自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
俞平伯〔11〕的《花匠》以为人们应该屏绝矫揉造作，任其自然，罗家伦〔12〕之作则在诉说婚姻不自由的苦痛，虽然稍嫌浅露，但正是当时许多智识青年们的公意；输入易卜生（HIb－sen）〔13〕的《娜拉》和《群鬼》的机运，这时候也恰恰成熟了，不过还没有想到《人民之敌》和《社会柱石》。杨振声〔14〕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泛敬熙〔15〕并且装着笑容，揭露了好学生的秘密和苦人的灾难。但究竟因为是上层的智识者，所以笔墨总不免伸缩于描写身边琐事和小民生活之间。后来，欧阳予倩〔16〕致力于剧本去了；叶绍钧〔17〕却有更远大的发展。汪敬熙又在《现代评论》〔18〕上发表创作，至一九二五年，自选了一本《雪夜》，但他好像终于没有自觉，或者忘却了先前的奋斗，以为他自己的作品，是并无“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的”了。序中有云——
“我写这些篇小说的时候，是力求着去忠实的描写我所见的几种人生经验。我只求描写的忠实，不搀入丝毫批评的态度。虽然一个人叙述一件事实之时，他的描写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观之影响，但我总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竭力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
“因为持了这种客观态度的缘故，我这些短篇小说是不会有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我只写出我所见的几种经验给读者看罢了。读者看了这些小说，心中对于这些种经验有什么评论，是我所不问的。”
杨振声的文笔，却比《渔家》更加生发起来，但恰与先前的战友汪敬熙站成对郯：他“要忠实于主观”，要用人工来制造理想的人物。而且凭自己的理想还怕不够，又请教过几个朋友，删改了几回，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说《玉君》〔19〕，那自序道——
“若有人问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没有一个小说家说实话的。说实话的是历史家，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
历史家用的是记忆力，小说家用的是想像力。历史家取的是科学态度，要忠实于客观；小说家取的是艺术态度，要忠实于主观。一言以蔽之，小说家也如艺术家，想把天然艺术化，就是要以他的理想与意志去补天然之缺陷。”
他先决定了“想把天然艺术化”，唯一的方法是“说假话”，“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于是依照了这定律，并且博采众议，将《玉君》创造出来了，然而这是一定的：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们此后也不再见这位作家的创作。
二
“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的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艰险。终于，《新青年》的编辑中枢不得不复归上海〔20〕，《新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的到欧美留学去了，《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吹大擂的豫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绍介”收场〔21〕；留给国内的社员的，是一万部《孑民先生言行录》〔22〕和七千部《点滴》〔23〕。创作衰歇了，为人生的文学自然也衰歇了。
但上海却还有着为人生的文学的一群，不过也崛起了为文学的文学的一群〔24〕。这里应该提起的，是弥洒社〔25〕。它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出版的《弥洒》（Musai）上，由胡山源〔26〕作的《宣言》（《弥洒临凡曲》）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艺文之神；我们不知自己何自而生，也不知何为而生：
…………
我们一切作为只知顺着我们的Inspiration！”〔27〕到四月出版的第二期，第一页上便分明的标出了这是“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即是一个脱俗的文艺团体的刊物。但其实，是无意中有着假想敌的。陈德征〔28〕的《编辑余谈》说：“近来文学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谓文学研究者，所谓文人，都不免带有几分贩卖者底色彩！这是我们所深恶而且深以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就正是和讨伐“垄断文坛”〔29〕者的大军一鼻孔出气的檄文。这时候，凡是要独树一帜的，总打着憎恶“庸俗”的幌子。
一切作品，诚然大抵很致力于优美，要舞得“翩跹回翔”，唱得“宛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在这刊物上，作为小说作者而出现的，是胡山源，唐鸣时，赵景沄，方企留，曹贵新〔30〕；钱江春和方时旭〔31〕，却只能数作速写的作者。从中最特出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实践宣言，笼罩全群的佳作，但在《樱桃花下》（第一期），却正如这面的过度的睡觉一样，显出那面的病的神经过敏来了。“灵感”也究竟要露出目的的。赵景沄的《阿美》，虽然简单，虽然好像不能“无所为”，却强有力的写出了连敏感的作者们也忘却了的“丫头”的悲惨短促的一世。
一九二四年中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32〕，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韩君格，孔襄我，胡絮若，高世华，林如稷，徐丹歌，顾�，莎子，亚士，陈翔鹤，陈炜谟，竹影女士，都是小说方面的工作者；连后来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33〕，也曾发表他幽婉的名篇。次年，中枢移入北京，社员好像走散了一些，《浅草》季刊改为篇叶较少的《沉钟》周刊〔34〕了，但锐气并不稍衰，第一期的眉端就引着吉辛（GGissing）〔35〕的坚决的句子——“而且我要你们一齐都证实……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
但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36〕，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37〕的果汁：王尔德（OscarWilde）〔38〕，尼采（FrNietz－sche），波特莱尔（ChBaudelaire）〔39〕，安特莱夫（LAndre－ev）们所安排的。“沉自己的船”〔40〕还要在绝处求生，此外的许多作品，就往往“春非我春，秋非我秋”〔41〕，玄发朱颜，却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虽是冯至的饰以诗情，莎子〔42〕的托辞小草，还是不能掩饰的。凡这些，似乎多出于蜀中的作者，蜀中的受难之早，也即此可以想见了。不过这群中的作者们也未尝自馁。陈炜谟〔43〕在他的小说集《炉边》的“Proem”里说——“但我不要这样；生活在我还在刚开头，有许多命运的猛兽正在那边张牙舞爪等着我在。可是这也不用怕。
人虽不必去崇拜太阳，但何至于懦怯得连暗夜也要躲避呢？怎的，秃笔不会写在破纸上么？若干年之后，回想此时的我，即不管别人，在自己或也可值眷念罢，如果值得忆念的地方便应该忆念。……”
自然，这仍是无可奈何的自慰的伤心之言，但在事实上，沉钟社却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它好像真要如吉辛的话，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钟”的铸造者，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44〕。然而他们并不能做到，他们是活着的，时移世易，百事俱非；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风尘肮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们的箜篌了。
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45〕，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
冯沅君〔46〕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卷施》——是“拔心不死”的草名，也是一九二三年起，身在北京，而以“淦女士”的笔名，发表于上海创造社的刊物上的作品。其中的《旅行》是提炼了《隔绝》和《隔绝之后》（并在《卷施》内）的精粹的名文，虽嫌过于说理，却还未伤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直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鬻其才绪，是截然两样的。然而也可以复归于平安。陆侃如〔47〕在《卷施》再版后记里说：“‘淦’训‘沈’，取《庄子》‘陆沈’之义。现在作者思想变迁，故再版时改署沅君。……只因作者秉性疏懒，故托我代说。”诚然，三年后的《春痕》〔48〕，就只剩了散文的断片了，更后便是关于文学史的研究。这使我又记起匈牙利的诗人彼兑菲（PetGfiSándor）〔49〕题BSz夫人照像的诗来—疤�的闶鼓*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
三
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晨报副刊》〔50〕，后来是《京报副刊》〔51〕露出头角来了，然而都不是怎么注重文艺创作的刊物，它们在小说一方面，只绍介了有限的作家：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黄鹏基，尚钺，向培良。
蹇先艾〔52〕的作品是简朴的，如他在小说集《朝雾》里说——
“……我已经是满过二十岁的人了，从老远的贵州跑到北京来，灰沙之中彷徨了也快七年，时间不能说不长，怎样混过的，并自身都茫然不知。是这样匆匆地一天一天的去了，童年的影子越发模糊消淡起来，像朝雾似的，袅袅的飘失，我所感到的只有空虚与寂寞。这几个岁月，除近两年信笔涂鸦的几篇新诗和似是而非的小说之外，还做了什么呢？每一回忆，终不免有点凄寥撞击心头。所以现在决然把这个小说集付印了，……借以纪念从此阔别的可爱的童年。……若果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们肯毅然光顾，或者从中间也寻得出一点幼稚的风味来罢？……”
诚然，虽然简朴，或者如作者所自谦的“幼稚”，但很少文饰，也足够写出他心曲的哀愁。他所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
这时——一九二四年——偶然发表作品的还有裴文中〔53〕和李健吾〔54〕。前者大约并不是向来留心创作的人，那《戎马声中》，却拉杂的记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后者的《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以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andes）〔55〕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许软文〔56〕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父亲的花园最盛的几年距今已有几时，已难确切的计算。当时的盛况虽曾照下一像，如今挂在父亲的房里，无奈为时已久，那时乡间的摄影又很幼稚，现已模胡莫辨了。挂在它旁边的芳姊的遗像也已不大清楚，惟有父亲题在像上的字句却很明白：‘性既执拗，遇复可怜，一朝痛割，我独何堪！’
“…………”
“我想父亲的花园就是能够重行种起种种的花来，那时的盛况总是不能恢复的了，因为已经没有了芳姊。”
无可奈何的悲愤，是令人不得不舍弃的，然而作者仍不能舍弃，没有法，就再寻得冷静和诙谐来做悲愤的衣裳；裹起来了聊且当作“看破”。并且将这手段用到描写种种人物，尤其是青年人物去。因为故意的冷静，所以也刻深，而终不免带着令人疑虑的嬉笑。“虽有忮心，不怨飘瓦”〔57〕，冷静要死静；包着愤激的冷静和诙谐，是被观察和被描写者所不乐受的，他们不承认他是一面无生命，无意见的镜子。于是他也往往被排进讽刺文学作家里面去，尤其是使女士们皱起了眉头。
这一种冷静和诙谐，如果滋长起来，对于作者本身其实倒是危险的。他也能活泼的写出民间生活来，如《石宕》，但可惜不多见。
看王鲁彦〔58〕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许钦文是极其两样的。许钦文所苦恼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他所烦冤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的乐土。他听得“秋雨的诉苦”说——“地太小了，地太脏了，到处都黑暗，到处都讨厌。
人人只知道爱金钱，不知道爱自由，也不知道爱美。你们人类的中间没有一点亲爱，只有仇恨。你们人类，夜间像猪一般的甜甜蜜蜜的睡着，白天像狗一般的争斗着，撕打着……
“这样的世界，我看得惯吗？我为什么不应该哭呢？
在野蛮的世界上，让野兽们去生活着罢，但是我不，我们不……唔，我现在要离开这世界，到地底去了……”这和爱罗先珂（VEroshenko）〔59〕的悲哀又仿佛相像的，然而又极其两样。那是地下的土拨鼠，欲爱人类而不得，这是太空的秋雨，要逃避人间而不能。他只好将心还给母亲，才来做“人”，骗得母亲的微笑。秋天的雨，无心的“人”，和人间社会是不会有情愫的。要说冷静，这才真是冷静；这才能够和“托尔斯小”的无抵抗主义一同抹杀“牛克斯”的斗争说；和“达我文”的进化说一并嘲弄“克鲁屁特金”的互助论〔60〕；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往想以诙谐之笔出之的，但也因为太冷静了，就又往往化为冷话，失掉了人间的诙谐。
然而“人”的心是究竟还不尽的，《柚子》一篇，虽然为湘中的作者所不满〔61〕，但在玩世的衣裳下，还闪露着地上的愤懑，在王鲁彦的作品里，我以为倒是最为热烈的的了。我所说的这湘中的作家是黎锦明〔62〕，他大约是自小就离开了故乡的。在作品里，很少乡土气息，但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他一早就在《社交问题》里，对易卜生一流的解放论者掷了斯忒林培黎（AStrindberg）〔63〕式的投枪；但也能精致而明丽的说述儿时的“轻微的印象”。待到一九二六年，他存告不满于自己了，他在《烈火》再版的自序上说——“在北京生活的人们，如其有灵魂，他们的灵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罢，自然，《烈火》即在这情形中写成，当我去年春时来到上海，我的心境完全变了，对于它，只有遗弃的一念。……”
他判过去的生活为灰色，以早期的作品为童马矣了。果然，在此后的《破垒集》中，的确很换了些披挂，有含讥的轻妙的小品，但尤其显出好的故事作者的特色来：有时如中国的“磊砢山房〔64〕主人的瑰奇；有时如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cz）〔65〕的警拔，却又不以失望收场，有声有色，总能使读者欣然终卷。但其失，则又即在立旨居陆离光怪的装饰之中，时或永被沉埋，倘一显现，便又见得鹘突了。
《现代评论》比起日报的副刊来，比较的着重于文艺，但那些作者，也还是新潮社和创造社〔66〕的老手居多。凌叔华〔67〕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68〕，汪静之〔69〕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四
一九二五年十月间，北京突然有莽原社〔70〕出现，这其实不过是不满于《京报副刊》编辑者的一群，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报》发行，聊以快意的团体。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71〕，中坚的小说作者也还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个；而鲁迅是被推为编辑的。但声援的很不少，在小说方面，有文炳，沅君，霁野，静农，小酩，青雨等。到十一月，《京报》要停止副刊以外的小幅了，便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其时所绍介的新作品，是描写着乡下的沉滞的氛围气的魏金枝〔72〕之作：《留下镇上的黄昏》。
但不久这莽原社内部冲突了，长虹一流，便在上海设立了狂飙社。所谓“狂飙运动”，那草案其实是早藏在长虹的衣袋里面的，常要乘机而出，先就印过几期周刊；那《宣言》，又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间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但尚未以“超人”自命，还带着并不自满的声音——“黑沉沉的暗夜，一切都熟睡了，死一般的，没有一点声音，一件动作，阒寂无聊的长夜呵！
“这样的，几百年几百年的时期过去了，而晨光没有来，黑夜没有止息。
“死一般的，一切的人们，都沉沉的睡着了。
“于是有几个人，从黑暗中醒来，便互相呼唤着：“——时候到了，期待已经够了。
“——是呵，我们要起来了。我们呼唤着，使一切不安于期待的人们也起来罢。
“——若是晨光终于不来，那么，也起来罢。我们将点起灯来，照耀我们幽暗的前途。
“——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
“这样呼唤着，虽然是微弱的罢，听呵，从东方，从西方，从南方，从北方，隐隐的来了强大的应声，比我们更要强大的应声。
“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树叶之飘动可以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周刊便叫作《狂飙》。”
不过后来却日见其自以为“超越”了。然而拟尼采样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终于使周刊难以存在，可记的也仍然只是小说方面的黄鹏基，尚钺——其实是向培良一个作者而已。
黄鹏基〔73〕将他的短篇小说印成一本，称为《荆棘》，而第二次和读者相见的时候，已经改名“朋其”了。他是首先明白晓畅的主张文学不必如奶油，应该如刺，文学家不得颓丧，应该刚健的人；他在《刺的文学》（《莽原》周刊二十八期）里，说明了“文学绝不是无聊的东西”，“文学家并不一定就是得天独厚的特等民族”，“也不是成天哭泣的鲛人”。他说——
“我以为中国现代的作品，应该是像一丛荆棘。因为在一片沙漠里，憧憬的花都会慢慢地消灭的，社会生出荆棘来，他的叶是有刺的，他的茎是有刺的，以至于他的根也是有刺的。——请不要拿植物生理来反驳我——一篇作品的思想，的结构，的练句，的用字，都应该把我们常感觉到的刺的意味儿表现出来。真的文学家……应该先站起来，使我们不得不站起来。他应该充实自己的力，让人们怎样充实他自己的力，知道他自己的力，表现他自己的力。一篇作品的成功至少要使读者一直读下去，无暇辨文字的美恶，——恶劣的感觉，固然不好，就是美妙的感觉，也算失败。——而要想因循，苟且而不得。怎样抓着他的病的深处，就很利害地刺他一下。一般整饬的结构，平凡的字句，会使他跑到旁处去的，我们应该反对。
“‘沙漠里遍生了荆棘，中国人就会过人的生活了！’这是我相信的。”
朋其的作品的确和他的主张并不怎么背驰，他用流利而诙谐的言语，暴露，描画，讽刺着各式人物，尤其是智识者层。他或者装着傻子，说出青年的思想来，或者化为渝腿，跑进阔佬们的家里去〔74〕。但也许因为力求生动，流利的缘故罢，抉剔就不能深，而且结末的特地装置的滑稽，也往往毁损掉全篇的力量。讽刺文学是能死于自身的故意的戏笑的。不久他又“自招”（《荆棘》卷首）道：“写出‘刺的文学’四字，也不过因了每天对于霸王鞭的欣赏，和自己的‘生也不辰’，未能十分领略花的意味儿，”那可大有徘徊之状了。此后也没有再看见他“刺的文学”。
尚钺〔75〕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朋其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可惜的是为才能所限，那斧背就太轻小了，使他为公和为私的打击的效力，大抵失在由于器械不良，手段生涩的不中里。
向培良〔76〕当发表他第一本小说集《飘渺的梦》时，一开首就说——
“时间走过去的时候，我的心灵听见轻微的足音，我把这个很拙笨地移到纸上去了，这就是我这本小册子的来源罢！”
的确，作者向我们叙述着他的心灵所听到的时间的足音，有些是借了儿童时代的天真的爱和憎，有些是借着羁旅时候的寂寞的闻和见，然而他并不“拙笨”，却也不矫揉造作，只如熟人相对，娓娓而谈，使我们在不甚操心的倾听中，感到一种生活的色相。但是，作者的内心是热烈的，倘不热烈，也就不能这么平静的娓娓而谈了，所以他虽然间或休息于过去的“已经失去的童心”中，却终于爱了现在的“在强有力的憎恶后面，发现更强有力的爱”的“虚无的反抗者”，向我们绍介了强有力的《我离开十字街头》〔77〕。下面这一段就是那不知名的反抗者所自述的憎恶——“为什么我要跑出北京？这个我也说不出很多的道理。总而言之：我已经讨厌了这古老的虚伪的大城。在这里面游离了四年之后，我已经刻骨地讨厌了这古老的虚伪的大城。在这里面，我只看见请安，打拱，要皇帝，恭维执政——卑怯的奴才！卑劣，怯懦，狡猾，以及敏捷的逃躲，这都是奴才们的绝技！厌恶的深感在我口中，好似生的腥鱼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呕吐，于是提着我的棍走了。”
在这里听到了尼采声，正是狂飙社的进军的鼓角。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便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和死。否则，就不免安于空虚，或者反抗这空虚，即使在孤独中毫无“末人”〔78〕的希求温暖之心，也不过蔑视一切权威，收缩而为虚无主义者（Nihi－list）。巴札罗夫（Bazarov）是相信科学的；他为医术而死，一到所蔑视的并非科学的权威而是科学本身，那就成为沙宁（Sanin）〔79〕之徒，只好以一无所信为名，无所不为为实了。但狂飙社却似乎仅止于“虚无的反抗”，不久就散了队，现在所遗留的，就只有向培良的这响亮的战叫，说明着半绥惠略夫（Sheveriov）〔80〕式的憎恶”的前途。未名社〔81〕却相反，主持者韦素园〔82〕，是宁愿作为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的人，事业的中心，也多在外国文学的译述。待到接办《莽原》后，在小说方面，魏金枝之外，又有李霁野〔83〕，以锐敏的感觉创作，有时深而细，真如数着每一片叶的叶脉，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广，这也是孤寂的发掘者所难以两全的。台静农〔84〕是先不想到写小说，后不愿意写小说的人，但为
⑶ 小说《水葬》的作者
钱琨，男，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体育记者和专栏作家。悬疑和历史类小说作者。著有长篇小说《水葬》、《鸡鸣草》；中篇小说《寻找亚特兰蒂斯》、《黄金面具》、《夺宝奇兵》；短篇小说《爱石》、《虫惑》、《仁安羌大捷》。写作风格严谨，小说具有深厚的人文历史背景。文字流畅且不失感性，着重于层层相扣的推理以及气氛的渲染，善于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水葬》内容为：林珂是一个普通的禅圆白领，她的好友在网上买了一把古董剪刀桐腊，并最终为此送掉了性命。更蹊跷的是，天才魔术师费正鸿也死在林珂好友的家中。林珂急于查清好友遇害的真相，和男友苏棣为了寻找剪刀的出售地址——布林街而来到了淝城。他们在城外的荒郊找到了已经被河水淹没的布林街，并误入布林街旁一座荒废了百年的老宅——丁宅。丁宅中有一座奇异的白楼，以及一个四处飘荡的黑衣女子，据说那是_个被诅咒的女子。一百多年来肉身不腐。白昼沉睡，贺轮塌夜晚游荡……个充满悬念、传奇的故事正缓缓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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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渡君一悔源冲梦》的作者是冬月水葬裂核。
⑸ 水葬蹇先文为什么写的好
水葬蹇先文写做租的好原因有如下几点：
1、小说涉及了三类平唤胡灶凡人物，骆毛、送葬群众和骆毛母亲。他们各具特色，也具有自身的悲剧性。
2、虽篇幅短小，可读来却字字透着寒和扮意和悲凉。
3、通过描写农村的原始陋习来揭露深受旧习俗旧伦理道德毒害，意义深远。
⑹ 蹇先艾的作品
蹇先艾(1906-1994),遵义老城人。笔名罗辉、赵休宁、陈艾利、蔼生等。幼年在遵义读私塾,出生清末名门，自曾祖父猛衫始，累代皆有功名。祖父官至道员，清同治八年(1869年)奉办“遵义教案”有功，加赏布政使衔。父蹇念恒，举人，曾任今越西等县知县。蹇先艾的短篇小说集有《朝雾》洞知穗、《一位英雄》、《酒家》、《还乡集》、一《踌躇集》、《乡间的悲剧》、《盐的故事》、《幸福》、《倔强的女人》，散文集有《城下集》、《离散集》、《乡谈集》、《新芽集》、《苗岭纳卜集》，约350万字，新诗近70首。
蹇先艾的成名不得不归功于他的小说《水葬》，作为一名有代表性的“乡土文学”作家,蹇先艾与其他同时代的“乡土文学”作家一样,在写作中,往往是在关于乡土的叙事中来表达时代主题的。
⑺ 《蹇先艾水葬》原文是什么
《蹇先艾·代表作:水葬》主要内容：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睁猛陵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
作者简介
蹇先艾，（1906-1994），贵州遵义人。现代作家。笔名罗辉、赵休宁、陈艾利等。幼年在遵义读私塾，学生时期即开始写作，1931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著有短篇小说集《朝雾》、《一位英雄》、《酒家》、《还乡集》、《踌躇集》、《乡间的悲剧》、《盐的故事》、《幸福》、《倔强的女人》，散文集知睁有《城下集》、《离散集》、《乡谈集》、《新芽集》、《苗岭集》，约3507万字，新诗近70首。文风简朴，乡土气息浓郁，曾被鲁迅誉为"乡土作家"。1994年10月26日病逝贵阳，时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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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悉戚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 ——鲁迅
⑻ 谁能提供蹇先艾的《水葬》和许钦文的《疯妇》的原文我有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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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学好语文：
1、大量阅读。
博览群书是培养孩子语文素养基本功之一，甚至可以说阅读是语文学习的根本。大量的课外阅读是提高孩子语文水平不可替代亩猜带的手段。
美国心理学家克拉森的心理实验研究表明，学生充满兴趣的课外阅读对提高他们写作能力的作用，远远大于机械的写作训练。
语文成绩好的孩子几乎都是特别喜欢课外书。
2、背诵经典。
背诵经典文章、名言佳句也是培养孩子语言素养基本功之一，中学毕业孩子如果能背诵150首古今诗词，25首白话诗歌，40篇精美的文言散文，10篇精美的现代白话文，200多条古今中外格言警句。
如果不能在孩子们阅读背诵的“童子迅芦功”季节引导他们走向阅读的海阔天空，让他们在书中与历史对话。
与高尚交流，与智慧撞击，从而打下兆配沉实、厚重的文学素养、人文素养的基础，将来孩子就很难成为高尚的、文明的，具有创造性的现代人。
⑼ 蹇先艾 水葬原文
“尔妈，老子算是背了时！偷人没有偷倒，偏偏被你们扭住啦！真把老子气死！……”
这是一种嘶哑粗躁的嗓音，在沉闷的空气之中震荡，从骆毛的喉头里进出来的。他的摇动躯体支撑着一张和成天在煤窑爬进爬出的苦工一样的脸孔；瘦筋筋的一身都没有肉，只剩下几根骨头架子披着皮；头上的发虽然很乱，却缠着青布的套头；套头之下那一对黄色的眼睛膨着直瞪。最引得起人注意的，便是他左颊上一块紫青的印迹，上面还长了一大丛长毛。他敞开贴身的油渍染透的汗衣，挺露胸膛，他脸上的样子时时的变动，鼻子里偶然哼哼几声。看他的年纪约有三十岁的光景，他的两手背剪着，脚下蹬的是一双烂草鞋，涂满了涵泥。旁边有四五个浓眉粗眼的大汉，面部飞舞着得意的颜色，紧紧的寸步不离的将他把持住，匆匆的沿着松林走。仿佛稍一不留心，就要被他逃逸了去似的。这一行人是在奔小沙河。
他们送着骆毛去水葬，因为他在村中不守本分做了贼。文明的桐村向来就没有什么村长……等等名目，犯罪的人用不着裁判，私下都可以处置。而这种对于小偷处以“水葬”的死刑，在村中差不多是“古已有之”了的。
行列并不如此的单简：前后左右还络绎的拖着一大群男女，各式各样的人们都有，红红绿绿的服色，高高低低的身材，老老少少的形态……这些也不尽都是村中的闲人，不过他们共同的目的都是为看热闹而来的罢了。尤其是小孩子们，薄片小嘴唇笑都笑得合不拢来，两只手比着种种滑稽的姿势，好像觉得比看四川来的‘西洋镜’还有趣的样子，拖着鞋子梯梯塔塔的跑，鞋带有时还被人家踩住了，立刻就有跌倒的危险，小朋友们尖起嗓子破口便骂，汗水在他们的头上像雨珠一般的滴下来。
妇人们，媳妇搀着婆婆，奶奶牵着小孙女，姑娘背着奶娃……有的抿着嘴直笑，有的皱着眉表闷陆示哀怜，有的冷起脸，口也不开，顶多滋一滋牙，老太婆们却呢呢喃喃的念起佛来了。她们中间有几位拐着小脚飞也似的紧跟着走，有时还超过大队的前面去了；然后她们又斯斯文文低悄悄的慢摇着八字步。显然和大家是不即不离的。被好奇心充满了的群众，此时顾不得汗的味道，在道肉阵中前前后后的挤进挤出。你撞着我的肩膀，我踩踏了你的脚跟，……便一分钟一秒钟也没有宁静过。一下又密密的挨拢来，一下又疏疏的像满天的星点似的散开了。这正像蜜蜂嗡嗡得开不了交的时候，忽然一片更大的嘈杂的声浪从人海中涌起来，这声：音的粗细缓急是完全不一致的：
“呀！你们快看快看，那强盗又开口了！”
“了”字的余音还在袅袅不断，后面较远的闲杂人等跟着就像海潮一样拼命的撞击过来，前排矮小力弱的妇女和小孩却渐渐向后引退。但骆毛（便是他们呼喊为强盗的）的语声这时嘶哑的程度减轻而蓦地高朗了许多，颤颤的像破锣般的在响成一片：
“嘿！瞧你们祖宗的热闹！老子把你们的婆娘偷走了吗？叫老子吃水？你们也有吃火的一天！烧死你们这一群狗杂种！”
骆毛口里不干净的咕哝骂着：姑娘奶奶们多半红了脸，把耳朵掩起来；老太婆一类的人却装做耳聋，假装问旁边的人他说的是什么；村中的教书先生是完全听进去而且了解了，他于是撇着嘴郑差觉得不值一钱的喊道：“丧德呀，丧德！”骆毛自己的两耳只轰轰的在响，这时什么声音都是掺不入的，他只是一味大步的走出村去。摇摇摆摆地走，几位汉子几乎要跟不上了。看看已经快离开了这个村落。后方的人群“跑百码”般的跑起来，一路还扭嘴使眼嘻嘻的嘲笑。骆毛大概耳鸣得轻了一点，仿佛听见一长串刺耳的笑声，他更是一肚子的不高兴，用力的将头扭回来，伸长着脖子狂叫道：
“跟着你们的祖先走哪儿去？你们难道也不要命吗？……老子背时的日子，你们得色啦！叫你们这一群龟儿子也都不得好死，看你们还笑不笑！”
但是当他的头刚好转过，枯瘦的脖子正要像鹭鹜似的伸长去望时，才一瞥，就被那长辫子的力大的村农强制的扭回去。他气愤愤的站住不走了，靠着路旁一棵大柏树。
“走！孙子！”长辫子当的给了他背脊骨上一拳。
“哎哟！你们儿子打老子吗？”他负痛的叫了一声，两条腿又只得向前挪移，“那不行！尔妈民国不讲理了是不是？……”他几乎要哭出来。
这时离开村庄已有半里的光景。这蚂丛顷是一个阴天，天上飞驰着银灰的云浪。萧萧的风将树吹动，发出悦耳的一片清响。远处近处都蔓延着古柏苍松。路是崎岖不平的山路，有时也经过田塍或者浅浅的山丘。大家弯弯曲曲的走，似乎有点疲乏，在一座坟台之下略略休息。这一个好机会，群众都围拢来。潇飒的松枝掩盖在头顶，死寂的天空也投下几丝阳光来，透过了绿叶，骆毛傍着那一块字迹模糊的残碑坐下了。
“尔妈。老子今年三十一！”他换了一口气，提高嗓音的又开始说，“再过几十年，又不是一条好汉吗？……”
“骆大哥！啊啊，说错啦！干老爷子！你老人家死咧的话，我儿子过年过节总帮你老人家多烧几包袱纸。你就放心去吧，有什么身后开不了交的事情，都留下让我儿子帮你办。干奶奶——哎呀！啥子干奶奶，简直就是我那嫡亲奶奶呀——我养她老人家一辈子还不行吗？……”
小耗子王七走过坟前，用手搓着眼睛，把眼睛圈都搓得快红了，向骆毛请了一个大安，亲热的说了上面的那一大段话。小耗子在今年跟骆毛交过手，败仗下来了，就拜了老骆做干爹，是个著名的小滑头儿！
“七老弟，你就再不要干老爷子湿老爷子的啦！”老骆冷笑了一声说，“好汉作事好汉当，也用不上牵累旁人！我的妈呢?——”
老骆心里忽然难过了起来，他也不再说下去，站起身来就往前走。人群又被他拖着像一根长绳，回环在山道上了。
登程以后的途中，老骆几乎绝无声音，除了习惯成自然的几声哼哼之外，不啻顿然变成哑巴。这些随从的人们都加倍的疑惑起来了。而几条大汉却很高兴，他们以为这样可以使大家安宁一点；进一步，也可以少伤点风化，因为老骆的话，没有一句不是村野难听的。所以就是老骆走得慢了，他们也不十分催逼他。
骆毛只是缓缓地走，含着一脸的苦笑，刚才王七那几句话引起他无‘限的感触：他心里暗暗悲酸着，想到他的母亲，便觉心里发软，那热狂的不怕死的心顿时也就冷了一半。他的坚强的意志渐渐软化下来。
因为他精神上的毁伤，使他口都不愿意再开了。他心里完全是犹豫和踌躇了——
“我死后，我的妈怎么办呢？……我的妈啊，你在哪儿？你可晓得你的儿子死在眼前了吗？你如果在家紧等我不回来，你不知道焦心成哪个样子！唉！唉……”
老骆虽然是个粗人，可是想到死后老母无人养活，他也觉到死的可怕。直至他们捉住他的两臂，要往水下投他的时候，他狠心把眼一闭，他老母的慈容犹仿佛在目前一样。 天依旧恢复了沉寥的铅色，桐村里显得意外的冷冷落落。那黄金色的稻田被风吹着，起了轻掀的很自然的波动。真是无边的静谧，约略可以听见鹁鸪的低唱，从掩映着关帝庙那一派清幽的竹林中传来。远的山峰削壁的峙立着，遥遥与天海相接。閤村都暂时掩没在清凄与寥寞的空气之中了。
村后远远的有一间草房，圮毁的伫立坡上，在风声中预备着坍塌。木栅拉开后，一个老妇人拄着拐杖走出来。她的眼睛几乎要合成一条缝了，口里微微喘气，一手牢牢的把住门边，摩娑着老眼目不转睛的凝望，好似在期待着什么。看她站立在那里的样子，显然身体非常衰弱；脸上堆满了皱纹，露出很高的颧骨，瘦削的耳朵上还垂着一对污铜的耳环，背有点驼，荒草般的头发，黑白参差的纷披在前额。她穿着一件补丁很多的夹衣，从袖子里伸出来的那双手，颜色青灰，骨头血管都露在外面。 她稳定的倚傍着门柱，连动也不动一下，嘴唇却不住的轻颤。最后，她将拐杖靠在一边，索性在门限上坐下来了，深深的蹙着额发愁道：
“毛儿为什么出去一天一夜还不回来？”说着又抬起头来望了一望。
东邻招儿的媳妇，掠着发带笑的扭过来。她是一个村中少见的大脚婆娘，胖胖的脸儿，粗黑的眉毛，高高的挽起一双袖子，大概是刚从地里回来。她正要同这个老妇说话的时候，只见她的十岁的孩子阿哥沿着田边喘吁吁地跑过来，口里喊道：“妈，真吓死人的！我再也不敢到河边上去了。”
“什么事，这样大惊小怪的？”招儿媳妇向她的儿子说。“他们刚才把一个人掷到河里去了。”
“因为什么事？”‘
“偷东西叫人捉到了。”
“是谁？”
阿哥把嘴向那个老妇一扭，说道：“是她的……”
招儿的媳妇急忙把儿子的嘴用手堵住，不让他说出来。
其实那个老妇本是耳聋的，这回又因为等儿子着急，越发听不到他们讲的是什么话，只见他们的嘴动。她因问道：“你们讲什么话，这样热闹的？阿哥，你见过毛儿没有？”
阿哥不敢答，只仰了面望他娘，他娘替他高声答道：“没有看见。”
那个老妇把耳朵扭向招儿媳妇道：“你可是说没有看见？”
招儿媳妇点点头。那个老妇叹了一口气，口里咕浓道：“他从来没有到这个时候不回家的。哪里去了！”说着又抬起头来向远处望一望。望了半天，又叹了一口气，把头倚在门框上。招儿的媳妇拉着她的儿子慢慢地躲开了。
直至招儿家里吃了晚饭，窗外吹来的风，入夜渐凉起来。外面冷清清的只有点点的星光在黝黑天空中闪烁，招儿的媳妇偷偷地跑到那个老妇的门前看一看，只见她还坐在那里，口里微弱听不清楚的声音仿佛是说：“毛儿，怎么你还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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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小时候，村里一直流传着很多诡异的传说，尤其是村口曾经淹死过许多人的那条小河我原本对这一切并不在意，直到有一天，我无意打破此脊了村里的禁忌。于明扒昌是，各种诡事接踵而至钓鱼时莫名其妙的钓上了同村杨家女儿被泡胀的尸体；负责招魂的激扒仙婆婆的家成了一座恐怖的鬼宅；开过村口的大巴车明明空无一人，司机却说已经坐满了渐渐的，我也开始发觉了村中招魂扶乩的禁忌隐秘黑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