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现代性解读
『壹』 金庸的小说为什么能堪称经典
金庸先生的小说情节丰富曲折离奇，人物形象塑造生动丰满，其故事题材设计广泛，男女老少都爱读，被誉为一代武侠经典，不知道陪伴多少人成长，点缀了多少人的青春。
金庸先生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他那些优秀的作品将会永远陪伴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成长。我宁可相信金庸先生失去了他所描述的那个磅礴大气的江湖，去了那个他一直热爱并为之不断奋斗的武侠世界。
『贰』 金学为什么那么伟大金庸武侠的魅力是什么
“金庸学”的简称
指香港新武侠小说派的开山鼻祖、中华名人--金庸先生形成的“金庸文化现象”---“金学”和金庸的武侠小说世界性的研究热点。金庸迷，对金学的热度可以红学媲美。金庸武侠小说的历史地位、奇特的金庸现象已引起文学史家注意，海内外“金学”蓬勃兴起，尤其在台湾，“金学”研究轰轰烈烈，许多学者对金庸作品的理解及阐释，深刻而独特,称其为“内涵挖掘不尽的神奇之作”。金学盛行和武侠小说泛滥、文坛浮躁分不开。金学，其开山祖师当属金庸的同行、同事加同好------香港武侠小说家倪匡，20年前，呼“古今中外，空前绝后”。逐渐，金庸小说，被认为是文学的革命。同时，也产生了一大批金学家。
金庸小说起初作为一种连载的供人娱乐为主的通俗文学，是定位于商业角度的，恐怕当时金庸本人也难以想到他的作品会获得这么高的殊荣。这也说明其小说不仅赢得了亿万寻常百姓的心，而且也打动了那些身居学院从事高雅艺术生产的精英们。其魅力主要体现在：
一、想象奇瑰，故事情节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阅读金庸的小说，不能不为其神奇的想象力所折服，从各式各样的武功招式，到各形态的武林人脸谱，还有作者所构想的远在方外的海岛雪域，主人历经千折百难的成长，都为世人展示了一幅不同于现实的幻想世界——江湖。江湖中无奇不有，最奇的东西总是最后出现。金庸是讲故事的好手，从情节的埋伏，发展到高潮无不一波三折，离奇之极，又巧合天痕。情节发展多头并进，最后总能一手收网，好象江湖争斗结束之后，只落个宁静。金庸的人物故事情节往往选在历史与虚构之间。故事发生的背景多为朝代更替，外族入侵等历史关头，使人读后往往认为其小说乃历史。《射雕英雄传》取于南宋末年蒙古人入侵中原这一时代，书中的人物王重阳、、丘处机等历史上确有其人。小说《书剑恩仇记》中的陈阁老、乾隆生身之谜，香妃之谜等，都是历史公案，这无疑为故事增添了扑朔迷离的色彩，极能刺激人们的好奇心。金庸小说刺激了读者的“乌托邦冲动”，从接受的角度来看，每个读者被那几乎是一气可成的连续情节所吸引，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幻化进那个“江湖”，到桃花岛，“火地岛”去居住，到华山顶峰论剑，到光明顶比武，到各种各样的魔教鬼帮去周旋，这些打斗的情节和子虚乌有的奇闻让读者产生一种“压力”，等到“邪不压正”一切风平浪静后压力释放，产生莫名的快感。
这种出奇的想象力，按照金庸的说法是天赋的他这样说：“我以为，文学的想像力是天赋的，故事的组织力也是天赋的。同样一个故事，我向妻子、儿女、外孙儿女讲述时，就比别人讲得精彩动听得多，我可以把平平无奇的一件小事，加上许多幻想而说成一件大奇事。我妻子常笑我：“又在作故事啦！也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至于语言文字的运用，则由于多读书及后天的努
二、金庸是写情高手，塑造了一大批至情至性之人。感情感染力非常大。
金庸笔下的人物性格鲜明、相栩如生，虽各归不同类型，但都属性情中人。在使这些人物保持饱满形象的同时，亦将贯串于其中的爱恨情仇传递给了读者。
爱情是金庸小说的一大主题，金庸小说属男性倾向的。主人公要么诚憨厚道，要么风流倜傥，要么少年得志，要么饱经磨难，周围都围绕着一群活泼可爱、聪明俊秀的女子，或三波九折，有情人终成卷属，或阴差阳错，无缘人失之交臂。但总的结果都会有一个较圆满的交待。这种传统的大团圆写法比较适合中国人的文化接受心理。也许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爱的过程，所以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痴情男女，至于心心相印，终老江湖，如杨过与小龙女，令孤冲与任盈盈，要么为情所伤，性情乖戾，如李莫愁，至于韦小宝通吃七女，则显示了金庸不正经，写起反武侠的小说了。
除了爱情主题，武侠小说所发扬的“侠义精神”更能激发人的斗志，这种“替天行道”、“扬善抑恶”、“扶困济危”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都体现在金庸小说中。义薄云天的乔峰，憨厚朴诚的郭靖，心地善良略显懦弱的张无忌，都体现了一个“侠”字。这种侠义精神源于战国时代的游侠，历经百代而不绝。特别在中央政府政治整合能力较弱时，民间社会便地树立起另一套规则。这种游离于正统与主流社会之外的分子所组成的社会叫做“江湖”，江湖自有自身运行的原则。除了暴力之外，便是侠义。当庞教风起，江湖道义势微之时，便呼唤英雄人物的到场，以暴制暴，恢复废驰的规则及久隐不彰的道义。体现在小说中便是一位年轻少侠，武功天下独步，侠义薄云天，靠艰苦争斗，最后正压倒邪，江湖重归平静。江湖中的争斗有两种，一种是仇家，父债子还，师债徒偿，刀光剑影中只为告慰九泉之下亡灵，另一种是霸道武林与反霸武林的争斗，及邪与正的争斗。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江湖丛林中，好像仇杀也有其合理性，因为涉及到忠与孝，信与义的问题。荆轲为报燕丹而刺秦的故事成为武侠小说中久用的不绝的版本。而正邪之争更具道义力量。金庸小说弘扬的是道义主题、个人英雄，能激起每个人心中不曾实现的英雄萝。因此，金庸小说在古典传统的美学意义上达到了极致，但与现代社会的个人话语格格不入，没有理性，没有个人权利，主要是一个宏大叙事，是一种英雄成长，是被众人膜拜的人从上而下施以威严的主旋律。这可能也是批评金庸小说缺乏现代性的原因。
“侠义”虽然不符合现代性，但从个人存在角度看，它又有意义，它能激发个人蓬勃待放的热血生命力，它能安慰那些悲恨愁苦的心灵，它能打发掉那许多许多难以人眠的夜晚。这正是它令许许多多的人为之痴迷的原因。也就是说，金庸小说中孕育着一种令众人狂欢的“酒神”力 。
三、金庸以其丰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创造了一种能令人产生怀旧感的意境。
不管是金庸写文，写武，都那么带有诗情画意，每个少侠既武功卓越，又精通琴棋书画，从武功招式的名称“凌波微步”、“独孤九剑”、“九阴真经”、“九阳神功”之中无不透露着传统文化及汉语意境之美。金庸笔下的女子既有谨守传统之流，又有叛逆传统之辈，非常符合传统士大夫的妻妾标准，饮食器具，陈设都古香古色。偶尔出轨亦别添韵致，即使是血淋淋的打斗，也是一种很美的意境。高手内功之较颇合道家吐纳之术，以静制动，以虚应实。常见兵器为剑，剑乃武器上品，极尽飘逸灵动之致，少侠衣带飘飘，月下舞剑，其意境之幽远实非一场打打斗斗之所能包容。以笔为武器的亦不少，笔乃武器中柔之极致，而能与精钢铁所制武器相抗衡，实是不可想象，但正是这不可想象，才构成了一种象外之美。
金庸极其善于刻画一方外之地，置人物活动其间，展现其未被江湖险恶污染的童心天性，或改造其被江湖而濡染的恶习恶性，使人性得到还原。正像西域雪峰上张无忌炼就“九阳神功”，火地岛殷素素皈依本性，都说明了一个主题：江湖中把人性异化，世外桃源将人救赎，这江湖其实和实在的社会又有何不同？
金庸小说在其情节描述、故事虚构之上，构造了一个人性的殿堂，使读者在娱乐之余，反躬自问，江湖中人和现实中人有何异同？虽然人物是虚构的，情节是夸张的，但人性没怎么变，这使我们想起30年代中国一位教授曾说过的话：“惟有描写永久的人性的文学才能流传千古”。金庸小说是否具备了这种境界，现在还不能说，但从其流行程度与广度看远胜于其他描写永久不变之人性的作品？
很多批评家批评金庸小说没有走出传统的限制而另辟蹊径，很多作品是同一主题的重复，但若把金庸作品和其他人类历史上的作品相比是否也存在着一个重复的问题，即对永恒人性回归永恒的呼唤。
大俗可大雅。至幻可至真。这就是金庸小说所达致的境界。
『叁』 金庸武侠小说的现代意识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金庸武侠小说的现代意识（前期思想） 出于对战神阿瑞斯和爱神阿芙罗狄蒂的迷恋，我对金庸的作品久读不厌。但形而上的思考却使我不得不暂时对他们告别，沉浸在思想的一抹阴影之中。对于金庸的评论已越来越多，作为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享乐主义读者，我忧虑的并不是能否给“金学”的孔雀尾巴上添一根华丽羽毛，而是担心我的观点不同于读者的想象，给人以一种不切实际、影响文本阅读快感的荒谬。因为大多数的金庸小说读者和评论者都认为金庸作品的思想来自于传统文化，仅在写作技巧上表现了一定的现代意识，且这些现代意识也基本消弥在文本中不断出现的“蝶恋花”词调和“山坡羊”曲律中；我却认为正是现代意识给了金庸的想象力以最大的启发，并使其作品的深层意蕴表现出一种鲜明的反传统倾向。这个貌似虚假的看法可能在本质上是真实的。
一
公元五世纪初，陶渊明从他自己的经历中提炼出的桃花源情结，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诱惑力的乌托邦理想。如果说鲍照和庾信在他们著名的作品中把世间的不幸诗意化了，那么陶渊明则诗意化了世间的幸福。在中国文学的漫长历史中，桃花源情结成了一代代文人渴望独善其身的那种普遍而又古老的幻想。也许正是这种幻想在金庸作品中的屡次出现，才使人觉得他始终和传统保持一致。然而，这种幻想的实质在金庸那里却是似是而非的。
大多数读者可能都会认为《射雕英雄传》中的桃花岛和《神雕侠侣》中的古墓是桃花源情结在金庸作品中的典型。的确，桃花岛和古墓在地理位置上正如同桃花源一样与世隔绝，人间的痛苦和变幻在桃花岛迷宫般的道路和古墓穴口的千钧巨石外悄然流逝着，但此间的居者却并不是为了逃避客观世界的痛苦，而是为了逃避主观的忧郁消沉的深渊。黄药师在伤心之际引贾谊的文章说：“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这正说明了处在世界上任何位置的人，都不过是带着肉体和心灵的寂寞绝望与万物一同日日夜夜地忍受煎熬。桃花岛和古墓对于黄药师和林朝英等人来说不过是覆盖在深渊口上的一层稀薄物质，只能勉强支撑体重罢了。这种属于现代人意识的绝望感尽管被金庸落实在爱情主题上，但桃花源情结的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思想内核却因此打破了。
如果说桃花源的居住者是被环境赋予了其存在的意义，桃花岛和古墓则几乎对于所有的居住者来说都是只有被动性。而以黄药师和杨过这两个反传统的个人主义者作为桃花岛和古墓精神上的主人，正是在深层意义上对指向过去的乌托邦的桃花源情结的解构。金庸在黄药师和杨过这两个号称东邪西狂的人身上突出地表现了他嘲弄传统观念的爱好。“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黄药师对传统观念所持的态度一直是永不减退的愤怒攻击。他为陆冠英和程遥迦完婚的一幕是《射雕英雄传》所能给予读者的最好的礼物之一，不能欣赏这一幕也即意味着肯定禁欲主义；杨过与小龙女的恋情本央就超越了一切的传统价值观念，其意义正在于表现个人主义精神对传统秩序的反叛，他们最终的成功既是爱情的胜利，也是现代意义上的昂扬精神的胜利和意志的胜利。
『肆』 试论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
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研究思考吧，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欢迎阅读与收藏。
四、后语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世纪之交10年之久的轰轰烈烈之后，金庸研究近年似乎走入了低谷，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上一波将平而下一波未至的转换期。"重写文学史"和"流行经典"之争大致已经有了一个令各方信服的结局，金庸的地位已经确立，恰如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其意义是在破除。如果说上一阶段的好些观点都有强烈的研究者的主体性，且许多文章是从金庸之外立论的；那么，在下一阶段，感性就要归于理性，从金庸本身立论，以深刻性取胜，脱颖而出的将是犹如德国古典哲学式的繁荣，其意义是在建设。从更广大的范围来认识金庸，从更深刻的层次来研究金庸，金庸研究将成为一个深刻、完整的属于金庸自身本体世界的宏大文化架构，并以其深刻和长久的魅力影响着未来文化的进程。
;『伍』 求 金庸武侠文学的研究性学习报告
从金庸小说的流行现象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如果说有水的地方一定有华人，那么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并非是金庸小说爱好者的夸夸其谈，而是铁一般的事实。自从金庸在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为止，他总共创作了14部武侠小说（不包括短篇小说《越女剑》）。在近50年中，这14部武侠小说一直在华人世界流行不衰，并且是通过小说、漫画、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体流行开来。进入90年代以后，金庸小说更因互联网技术的面世而上了网，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网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广、其影响力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金庸小说为什么会如此得到全世界华人读者的垂青和喜爱？根据金庸本人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如果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金庸的解释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颇能令人接受。问题在于，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的长期流行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同时还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呢？试想，金庸小说从问世以来，先是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世界流行开来，接着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挟雷霆万钧之势打入大陆市场，俘虏了亿万中国读者的心灵。90年代后，欧美华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说在他们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从流行小说的层次晋升到学术殿堂讨论的严肃课题－－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就以“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题，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获颇丰。这恐怕也是美国大学首次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国作家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与会学者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从方方面面触及了与金庸小说有关的多个课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席研究教授刘再复就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评说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另一位与会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则认为，金庸小说之所以有吸引力，在于“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包含两个成分：一是为了补偿现实的遗缺，而在想像中创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乌托邦境界；另一组充满杀机（危机）的世界，这是现实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对彼岸世界的侵入。两者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从而在世俗社会与理想境界之间，在此岸与彼岸的联结中，实现了文学的审美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 从刘再复和钱理群的发言内容可以看出，他们都给与金庸小说极大的评价，都认为金庸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奇葩，而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看法，例如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就主张“重写一部‘破除偏见，树立正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让金庸在文学史中占有他应有的地位。 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中国人（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无论是处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前现代（中国农村和乡镇）、现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后现代（新加坡、香港、台湾和欧美），竟然都会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说无甚差别，在内容上也不脱志怪传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说？从西方文学的发展史看，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是有明确的分界线的。不同时期的艺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截然不同，一目了然。套句卢卡契的话说，这是一个“要托马斯·曼还是卡夫卡”的问题。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一对矛盾的基础上的。无论是作为西方现代美学先驱者的斯宾格勒和齐美尔，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巨匠大家如卢卡契、阿多诺、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家，尽管理论出发点不一，学术派别也不同，都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一对不可通约，也无法协调的矛盾。但是，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任何矛盾都是会转化的。因此，美国文艺批评家菲德才会在五十年代现代主义强弩之末时，高呼“跨越边界，填平鸿沟”，预示着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 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甚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走的却不是同一条道路。尽管在本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钱玄同等，也曾经痛心疾首地声讨过传统文化，其语气之激烈实不亚于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家。不过，他们当时提倡的却不是现代主义，而是为当时西方学界所唾弃的现实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纸倡导建设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 与此同时，当时的另一批新文化运动巨匠，如鲁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从文等，也开始创作了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把中国文学史带进了崭新的、有别于以文言创作的古典文学的以白话文为文字载体的现代文学阶段。 可是，这批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匠所创作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今，它们除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而被供奉在文学殿堂内，让中文系学生“瞻仰遗容”以外，恐怕已经没有多少读者了。然而，应运而兴的却不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它们至今仍然打不进中国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没有产生过任何足以夸耀的经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张爱玲等接着明清旧白话文学传统创作的作品，却越来越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特现象。无独有偶，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说体的历史小说，也开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还被改编成电视系列片，据悉这也是九十年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不仅是小说，即使是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建立的新诗传统，也始终无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蔚为大观。北师大教授郑敏就持这种看法：语言主要是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仅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包括杜绝对其中所沉淀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实已证明，胡适、陈独秀以及鲁迅、周作人在创作实践上，每逢要表达深刻的内容或追求艺术效果时，总是仍然求助于他们在理论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诗体。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五四以来，不加思索、囫囵吞枣地把西方文学形式强行移植在中国文学园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的，任何尝试把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理论生搬硬套地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现象的努力，恐怕也会是徒然无功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独特的现代性。金庸小说的流行就是实证。 笔者认为，金庸小说的流行及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武侠小说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俗文学的延续。中国的传统俗文学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类、公案类、传奇类和侠义类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开始，到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无不按照这个脉络发展着。到了五四时期，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这个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给拦腰截断了。这些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为经典，批判甚至否定了传统俗文学的价值。可是，这毕竟是知识分子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毕竟还是在传统俗文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本土文学。 二、武侠小说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出于时代要求的缘故，拼了老命的反传统，结果矫枉过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层，造成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恶性循环，也就产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个民族缺乏了一种统摄族魂的维系力量。武侠小说塑造了一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阳、洪七公、郭靖、凌未风、吕四娘等，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炎黄子孙心仪的英雄人物。大陆开放之后，武侠小说就成为了当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盗版再盗版的畅销书，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关。 三、武侠小说是现代仙话。人类的心灵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灵也不例外。中国人的传统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传统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对虚幻神仙世界的追求，来超越现实人间世界的苦难。这就是所谓的儒道互补心态。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形式，已经把人沦为机器的婢女。在这样的情况下，武侠世界自然就会成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现代炎黄子孙的彼岸世界。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人正式跨入现代化社会门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也面对了本世纪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个精神乌托邦来调剂出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心灵。不过，肩负起这个重任的却不是像西方先锋派类型的那种现代艺术，而是立足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本土文学。 进一步地说，中国的现代性也是有别于西方的。无以名之，就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也必定是立足于传统同时又有别于传统的。也许金庸所创作的武侠世界，就是此种独特的现代性在文学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这个课题。仅以两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和林安梧对传统和现代的精辟见解，作为本文的终结：寻根意愿和全球意识表面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思潮。一种是因工业文明发展到了某一极点以后，因人类面临了毁灭边缘而引发的反思；另一种是原来认为经过现代化洗礼后便逐渐消失的传统积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纪，传统的生命力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在现代化的后期、工业文明达到高峰的社会里发挥了非常大的力量。 传统是在时间的赓续性所成的历史之流逐渐刷汰累积而成的，当它作为一个与启蒙相对的词来看，特别强调的是以往的累积已难以消融而逐渐僵化成教条，并从而使自身丧失了生机力，生命变得暗淡无光，衰颓破败。但果真传统就是这样的吗？启蒙者往往重新点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审视传统，掘发传统的生机，再造新局。当然启蒙者或许挥刀斩乱麻的想告别传统，但可能传统之水仍就浩浩荡荡望前流去。启蒙，或如康德所说“是人之超脱与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状态”，但并不意味得毁弃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躯。启蒙是生命力之再现，是生命之成长而不是告别。亦惟有在其赓续性（Continuity）中才能护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迈进。 第六笔文学社 www.diliubi.com
麻烦采纳，谢谢!
『陆』 金庸武侠小说的爱情观是什么
一、以情为系的恋爱观。
金庸小说中的恋爱不管是三角的，还是多角的，虽然写的是封建社会的故事，但基本上是以现代的感情为依托而出现的。最典型的是《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与四女的恋爱。张无忌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在他的经历中，先后发生了与表妹殷离的侠情，其本质上是一种承诺和责任；与小昭的怜情，实际上爱怜和照顾的情分居多；与周芷若的恩情，主要是一种同伴情、感恩情；与赵敏的爱情，反映了爱情的那种心契如一、情荡心魄的特点。由于他写各种恋爱，以情为主，因而十分真实感人。
二、经受各种考验的爱情观
金庸笔下情侣们的爱情，莫不曲折磨难，几经考验。有的是面对荣华富贵的诱惑：如郭靖，他要是娶华铮公主的话，则可以当蒙古国的驸马，会何等的光耀富足。然而在爱情面前，他放弃了。有的是把原有的舍弃了，如赵敏，她甘于舍弃自己的郡主地位，勇于打破阶级的界限，下嫁一个草莽英雄，又是何等令我们汗颜。而有的是要应对威胁，如令狐冲，竟然不怕任我行对恒山的围剿，勇敢地捍卫了爱情的纯洁。
再就是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最能体现金庸的现代爱情观。他俩的爱情是在曲折中发展的，而且突破了虚伪的伦理观（他俩在辈分上是姑侄），迂腐的贞操观（小龙女曾失身），最能说明爱情的力量。
三、恨和牺牲交织的爱情观
由爱生恨，爱之愈深、恨之愈切，这些在金庸的笔下都有生动的体现。李莫愁对爱人由爱生恨而进行残忍的报复并且殃及无辜，最为印象深刻。另外还有梅超凤。再有《倚天屠龙记》中，周芷若对张无忌从爱到恨的转化，也十分经典。
还有对爱情中牺牲精神的描写，也非常吸引人。让我扼腕叹息的是小昭，为了张无忌一行人的安全，舍却真情，回总坛做圣女，一辈子独忍孤独，是何等的凄楚。每读到这里，我都会怅失良久，难以释怀。还有就是岳灵珊为林平之而死，无怨无悔，充分体现了一个女人对爱情至死不渝的执着。
四、现代平等的婚姻观
虽然，金庸的武侠小说写的都是封建社会的事，但书中的爱情和婚姻却是围绕现代的一夫一妻思想来写的。有时，对于缠绵难舍的多角感情，我奇怪为什么金庸先生不能按照封建社会的妻妾制度来解决呢？但我后来明白了，作为具有现代意识的金庸，已经把他的思想投放到他小说的人物身上了，这种现代的平等、公正思想处处体现在他的小说里，但唯一例外的是《鹿鼎记》，这部小说和其它小说有明显的不同。
『柒』 谁看过金庸武侠小说，较深的谈谈看法或者评论，不限哪个方面。字数一千左右。
追溯起来，“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中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一句。这句话写出了侠必有武，必会武，必能武之意。其实，“武”和“侠”在某种层面上来讲，已经不仅仅只是武侠小说中的单纯概念，同时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地来讲，“武功”、“武力” 、“武术”等以“武”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都是长久以来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而“侠客”、“侠义” 、“侠行”等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企盼。这一点与中国文化是相契合的。“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而二者的终极目的都是想建立一个理想的桃源世界。传统武侠小说在弘扬侠义精神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试图依靠武力来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倾向。正所谓“快意恩仇”，侠士们在感恩报仇中寻求并品尝着血腥的快感。一般意义上的侠，体现在以武力来扶善除恶，扶危济困，打抱不平。金庸笔下的侠并不只限于报答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而是普遍地扶危济困，救人于水火，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因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把尚武与尚德结合在一起，重武德。这一点与传统武侠小说是根本不同的。
武德之高尚与卑下往往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决定武功成败的根本因素之一。郭靖、洪七公、萧峰、袁承志等大侠之所以能以武功冠绝一时，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有高尚的武德；欧阳峰、东方不败、丁春秋、岳不群等之流最终只落得个悲惨可耻的下场，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卑下甚至邪恶的武德所致。而武德的最初体现则是表现在最初武功的选择上。故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功又可以为正邪两派。在金庸笔下，这正邪两派武功正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同时也正体现了不同人的不同选择。“正派武功”符合儒释道三家之说，顺应了社会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于形成侠士弘大刚毅的人格。而与之相对的“邪派武功”则违反了人性准则，追求速成，崇尚功利，最终只能使练功之人玩火自焚。由此看来，武德对于习武之人是十分重要的。武德上者，侠士也。
“武”离不开“德”，就如同“侠”离不开“义”一样。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侠”与“义”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说到侠，人们通常会在第一时间想到义。义是中国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金庸的武侠小说围绕着“义”字写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人物、故事和场景。如郭靖保家卫国、死守襄阳；萧峰义字当先、以死反战……这些笔墨饱含了作者大量的心血、精力和激情，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传统文化观、道德价值观和人生理性精神。在艺术上，这些感人至深、震撼人心的场景也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此外，它们还成为金庸小说中最为精彩、最富有浪漫主义激情，因而也最值得仔细品味的部分。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士众多，最为著名的两位大侠当属萧峰与郭靖二人了。这一点是众多金学家、也是广大金迷们公认的。我就以他们二人为例，来说说金庸先生笔下的武侠与武侠精神吧。首先要说的就是萧峰。萧峰的身世较为特殊。他生于契丹，长于大宋。这就使他的性格特征中既有契丹人豪爽直率的一面，又有一般侠客讲义气、重承诺、扶危济困、胸襟坦荡等优秀的中原品质。而他最终的悲剧性命运尤为震撼人心，发人深省。杏子林成了萧峰人生的转折点。他从受人尊敬的丐帮帮主一下沦为了遭人唾弃的“契丹狗”。直至后来两国交兵之际，他又机缘巧合地偏偏当上了契丹国的南院大王，受命领军平南征宋。为平息两国之战，救万民于涂炭，萧大侠不惜以自杀来震慑大辽，警醒大宋。萧峰身上所代表的正直、朴素、真诚和为民请命、甘愿一死的献身精神，正是武侠精神的至高境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接下来，再来谈谈郭靖大侠。郭靖为人忠厚老实，是个不善言辞，也不聪明的人。他的父亲郭啸天是一代忠良。在父亲忠贞烈事的影响下，郭靖渐渐地也形成了敦厚有礼、深明大义的性格，成为儒家文化最为精当的代言人。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金大师笔下的大侠风范。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号角声中，郭大侠冲锋陷阵于保家卫国的抗元斗争中去。这种以天下兴亡、万民安乐为己任的思想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郭靖不仅具有远大的为国理想，同时也有积极主动的卫国行动。儒家文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美政理想，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清晰，也最为透彻。总之，郭靖和萧峰一样，身上都具有传统正剧中悲剧式的英雄色彩。同时，他们的形象与豪行也使“侠”这一概念上升到另一种高度。对于“武侠”，与金庸同时代的梁羽生也有着自己的认识。他认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为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毋宁有“侠”无“武”。为了行侠仗义，侠士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就算是性命也在所不惜。正可谓“侠客不怕死，只怕事不成”（元稹《侠客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李白《侠客行》）。
在通过武侠小说来宣扬武侠侠义精神的这一点上，金庸的作品是与传统武侠小说相契合的。但是，金庸武侠小说的核心思想是尚武德与重侠义，把武德与侠义并重。更为可贵的是，金庸在一系列的小说创作中，还赋予了“武侠”以新的内涵——把它提高到了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这一新的历史高度。武侠，不再只是武把式、游侠儿，而是有武德之人行有侠义之事。武侠精神也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笔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义，自觉地在为百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生命的人物形象。他们身上正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最高的人生价值观，也是金庸对武侠精神的一种新的提升。
武侠小说总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有一个故事动机引发剧情的发展，或者是为了报仇雪恨，或者是为了争夺武林盟主，或是为了一部绝世武功秘笈。笔者通过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文本阅读，发现其中一个普遍性的意义模式，即几乎所有故事的动机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之谜”。这个身世之谜由混乱或邪恶的血缘关系造成，注定人物出入江湖的命运。叙事深层如此关心血缘注定的身世问题。在金庸的许多小说里，我们都注意到所谓“身世不明”的英雄。《天龙八部》开篇，这类英雄就又出现了。首先是段誉，其后是乔峰，最后是虚竹。段誉的江湖之行使他陷入难以自拔的乱伦恐惧之中。母亲刀白凤临终时揭出他的身世之谜：他的父亲并不是段正淳，而是时下“四恶之首”段延庆。随之乱伦的恐怖消失了，但邪恶身世的负罪感，却使他更加痛苦不堪。他社会关系上的父亲（养父）段正淳与生母双双死去，生父段延庆竟是“恶贯满盈”的江湖歹徒。他的生命来源是罪恶的，生父邪恶，生母与生父之间的复仇关系产生了他，也是邪恶的。缘起业报，一切尽由身世中来。身世就是命运，身世之谜又造成英雄们的悲剧命运。《天龙八部》中，段誉还不能算是最有英雄气质的人。他真诚、勇敢，但缺乏对命运的自觉。真大英雄者当推乔峰。而乔峰命运中的一切，也是由身世之谜造成的，只是他在个人的努力中，表现出更多的主体自觉性来。在这一点上，他很像俄狄甫斯类的英雄，对真实的追求把自己逼到毁灭的边缘。他无法相信，但种种事实都证明他是与大宋汉人有世仇的异族后代——契丹人。于是灾难降临，恩转化为仇，爱转化为恨，他自愿放弃了丐帮帮主的地位，无尽的误会与冤枉接二连三地降临到这位无所归依的流浪英雄头上。身世之谜揭开，血缘“罪恶”再次成为英雄命运的注定性因素。
《天龙八部》中社会因素与血亲的自然因素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英雄们的养父与生父之间的关系结构中。健康的存在秩序中，生父与养父应该是同一的，否则，不仅生命的本质有问题，存在的状况亦是令人痛苦的。小说中的情节一再暗示这一点。段誉的生父与养父不仅不是同一人，而且互为仇人。段正淳后来与他众多的情人同归于尽，了却了他的孽缘，段誉就只有一个时刻迫害他的邪恶生父了。乔峰的养父母乔三槐夫妇被谋杀，而他误以为坠崖而死的生父萧远山却侥幸生还，藏身少林寺中，这个谜直到最后才揭开。
至于那位从小即在少林寺出家的痴僧虚竹，一直以为自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而他父亲就在他身边，竟是那位德高望重、宝相庄严的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师，他的母亲则是号称“无恶不作”的第二恶人叶二娘。高僧大德身犯淫戒，为恶不赦；叶二娘日杀一婴，更是天理难容。虚竹，又是一个生于邪恶的孽子。玄慈引咎自杀，叶二娘随去，虚竹的身世之谜一旦解开，他又成了真正的孤儿。总也摆脱不掉身世之谜，不是罪恶，就是倒错。
武侠小说是幻想衍生的。从创作与作品角度看，人物无端而出，事件随意而生，情节经常显得散漫，英雄志，儿女情，奇缘异遇，随心任意，有庞大规模，也会杂乱。从读者阅读角度看，通常的情况是，你从故事的任何一段读起，意义都是明确的，相对独立完整的，然而通篇读完，又有不知所云的感觉。《天龙八部》中围绕着三位英雄命运反复出现在作品中的身世之谜的母题。实际上这个母题的普遍意义还不仅限于这三位主人公，次要人物如慕容公子、钟灵、木婉清、王语嫣、阿朱、阿紫，或多或少在某一阶段都陷入身世之谜的困扰之中。它是整部作品叙述的深层结构，从散乱的幻想经验世界中暗示出某种深刻的寓意。身世之谜使人的存在陷入混乱，这种混乱是彻底的，社会存在的基本单元家庭被破坏了，父不父、子不子；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也破坏了，人无法安身立命。乔峰的身世使他无法继续生存在汉人世界，它的教养又使他无法进入契丹人的生活。段誉除了情痴外根本没有大理段氏的“正统承传”，流落中原，无所事事。虚竹身为汉家僧侣，却被招为西夏驸马。每位英雄的所在都不是他应有的存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存在秩序失去了一致性意义，因为根源性、本质性的血缘关系是邪恶的，存在的环境就不可避免要出现混乱，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普遍程度上的身世邪恶或混乱导致存在秩序的混乱，而乱世出英雄——这就是《天龙八部》幻想世界中暗隐的道理。
身世之谜揭出，原来掩盖在虚假的秩序之中的世道乱了，英雄在痛苦与灾难中诞生，力图以个人的力量寻找存在的意义，重建秩序。段誉的挚爱，虚竹的宽容，乔峰的正义，都是英雄作为。个人身世之谜不仅是个人的灾难，也是整个家族、整个国家的灾难，段誉的身世牵涉到大理国政，乔峰于万马军中胁迫辽王誓不犯宋境，并以死相报，也关涉到民族存亡的大事。身孽，家破，国乱，孝不就，忠不成，仇杀遍野，苍海横流，力挽狂澜者，方显出英雄本色。灾难缘起，在于身世之谜，英雄的人格不仅体现在忍受灾难，还在于一种抗拒命运的悲剧性努力上，他们力图在残破混乱中重新建立秩序，找到新的存在根基。乔峰、段誉、虚竹结为异姓兄弟，挚情真性，尽消前仇。如果说旧的血缘秩序已经败坏了，那么建立在非血缘关系上的，纯粹社会化的关系是否能够成为摆脱痛苦、重建秩序的超越之路？“异姓”是非血缘性的，“异姓兄弟”意味着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新秩序、新和谐。于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英雄使命就集中表现在秩序与价值的重建上。如果所有的自然初因（血缘身世）都是邪恶的，导致仇杀的，冤怨相报，了无尽头，那么理想的社会关系秩序“异姓兄弟”将昭示出拯救的希望。
大侠成为一种价值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文化英雄。他们都体验到生存内在的困境，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存在的意义，肩负起民族精神。从某一段情节、某一个事件上看，他们或者是一种宗教的、哲学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化身；但从普遍的内在隐喻意义上看，他们都是整体性的文化价值与集体心灵的代表。他们的故事归根到底都是同一个故事。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以人物为核心的英雄传奇，而这些英雄展示在故事中的命运，都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终极原因——身世之谜。
《天龙八部》中的意义模式在金庸的其它小说中不断重现。“射雕”三部曲中所有的主人公出入江湖，最初的动机都可追溯到身世之缘。郭靖、杨康、杨过、张无忌，不是父死，就是父母双亡，凝结在身世上的冤仇或误会构成他们武侠生涯的决定性因素。《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中的胡一刀、胡斐，也是因为前后三代人身世上的秘密蹈入无尽的江湖是非与仇杀之中。百年结仇，冤冤相报，而对胡苗范田四家三代中的每一个人，都具体表现为身世源头上的冤孽，为此他们走上江湖路，旧怨未解，新仇又生，人的命运被一种先在的血缘关系注定了。《飞狐外传》中女主人公袁紫衣的身世就更为典型，父母竟是仇人，身世的冤孽注定了她的命运；又要报凤天南的生身之恩，又要杀凤天南为母报仇。一再重复叙述的情节已不可能是偶合，它似乎在暗示我们一种解读金庸的意义符码。身世或者是个秘密，或者是个揭示出的罪恶的根源，不管是失落的身世还是被证明的邪恶身世，都是注定主人公命运的孽缘。血缘性的自然秩序一旦打破，便是混乱与悲剧的根源。《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不武不侠，但也不知其父为何人，他生在扬州丽春院，母亲是个妓女，很多人都可能是他父亲。《连城诀》中狄云无父有师，身世不明，而且师父的身份也存在着倒错现象。《书剑恩仇录》中于万亭只是陈家洛的义父，《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父母双亡，《鸳鸳刀》中萧仪、《碧血剑》中袁承志的父亲均被杀，《笑傲江湖》中众望所归的令狐冲，一样的身世不明。对每一个人物来说，这都是他们走入江湖的直接与根本原因。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孝文化，它以家庭为本位、宗族为中枢、国家为指归，其中最基本的关系结构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伦理秩序。血缘关系是基于出身的谱系纽带，它将一个人将另一个人，一个个人与集体联系起来，构成一种社会整体。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内在的、核心性的结构因素就是血缘关系与观念，如果血缘关系陷入混乱，存在将是可怕的；如果血缘关系是一种危害存在秩序的冤孽或原罪，那么人就应该努力摆脱这种宿命因素，用自己后天的努力重建秩序。江湖是混乱的象征，侠客们由于身世命运走入江湖，试图在混乱中重建健康的伦理秩序。血缘是存在的根命所在，我们只有在血缘结构中才能理解这个世界。身世之谜的意义模式，可以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符码解读金庸的某一部小说，也可以从某一种小说中显示的这种模式意义推导出金庸武侠世界的普遍意义。
身世之谜的母题并不足以说明其它武侠作品，梁羽生、古龙、卧龙生、温瑞安，他们的武侠小说可以处理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原型，具有不同的文化隐喻意义或伦理关怀，但他们的武侠小说在整体文化秩序中的功能及其实现这种功能的形式却是共同的。金庸小说“身世之谜”的文化隐喻只能说明意义与价值问题，说明的范围也有限于金庸的作品；而从对金庸作品的解读所发现的幻想的现实意义，却能印证武侠小说运作的基本原则，因为所有的武侠小说在幻想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武侠小说通过幻想把纯粹虚构的故事与现实的文化精神关联起来，不同作家的创作成就有大小，读者有多少，作品的文化蕴涵亦有深浅，但其中幻想的现实意义，文化寓言与补偿功能，故事类型的程序化传播以及这种传播在华人圈内起到的文化认同作用，是普遍共同的，不仅限于金庸一人或一部小说。金庸用他所有的小说讲叙一个基本意义模式相同的故事，而许多武侠小说，新的、旧的、港台的、大陆的、梁羽生的、古龙的，叙述的情节也经常重复，诸如比武论剑，夺宝争霸，别离的爱侣，聚会的冤憎。一边是作品不断重复的程序化故事，一边是无数大众不厌其烦、如痴如醉的阅读。我们不能指责如此多的同胞都精神空虚，不能妄想把高度抽象化的哲理与人生观灌输到大众的头脑里，使他们像机器一样一丝不苟地活着。于是，自然而然，金庸和以他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在当今华人世界拥有了那么广泛的读者，而每个读者都以个人的形式——阅读来参与这个属于全体华人的民族精神仪式。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我们完全可以读出金庸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可以看出金庸自己对武侠世界以及对其中所隐含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剖析、传承、重塑、弘扬、批判、反思和质疑……而小说中所描写的性格各异的人物、林林总总的琐事、所反映的复杂纷乱的社会、绚丽繁华的世情、所展示的山光水色、风俗人文、奇幻武功，则把读者带入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之中。而这些耳熟能详的事情，那些血雨腥风的斗争，都不过是现实社会大环境中日常生活的种种剪影或幻影罢了。这一点也成为金庸武侠小说吸引读者的因素之一。“如在目前，如临其境”。主人翁？参与者？旁观者？读者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读来定是酣畅淋漓之至哉！
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在继承传统武侠小说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的基础上，大胆而新奇地进行了创造性思维，金庸把想象发挥至极致，为广大读者描绘出一个色彩斑斓、充满神秘、奇幻色彩、引人入胜、亦真亦幻的武侠世界来。我们从中也不难看出作者除谋篇布局之外，在构建理想家园时所耗费的精力和心血。尤其是在对于武功和武功招式的着力描写和尽力刻画上，金庸之成就无人能及。对此，金庸笔下人物的奇招妙诀更能证明这一点。如洪七公之降龙十八掌、张无忌之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功法、小龙女之玉女剑法、杨过之黯然销魂掌等等不胜枚举。有人曾经指出：“武功既是种艺术，关于武功使用和描写也就更应是一种艺术了。新派武侠小说打斗场面的描写，不拘泥于一招一式的真实可信，而是凭借想象自创功法，于惊险外更追求画面的‘色彩与构图’，于奇绝处更显示人格的高大与完美。可能不大可信，可‘好看’而且有‘味道’——居然于打斗中显出中国文化精神.”这样的评论可谓道出了金庸的“武侠秘诀”——好看与味道并重，而侠士们的武功则正是其文化修养和人格精神的体现。
有人说，金庸是六十年代最优秀的“武林盟主”。其实，金庸的武侠小说写作始学于梁羽生。他善于借助曲折动人的“大众化”故事框架，来表现惩恶扬善的主题和大侠创造历史的新古典主义思想，在浪漫武侠之外，金庸自己创造性地使其小说中往往又含有某些象征、寓意。这一点也是符合中华民族含蓄内敛的民族精神的。正如金庸自己在接受某专栏访问时所说：“侠小说本身就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些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一点与胡适所说的文学作品“有我”“有人”要求是完全符合的。在金庸众多的武侠小说中，象征寓意性作品写得最为成功的要算是《笑傲江湖》了。小说通过江湖上五岳剑派与魔教日月神教的武功较量，以及五岳剑派内部的权力斗争，象征性地概括并影射了中国历史上的种种争斗。一句“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仅成为电影中的经典对白，也是现实生活中政治斗争的真实写照。社会这个大环境就是最大的江湖。人，生存于社会中，如何全身而退？只能激流勇进。不然，也得做到明哲保身。“在江湖，身不由己”仅仅是武林人士的无奈，也是我们生活于钢筋水泥丛林中的现代人发出的一声叹息……
金庸小说的象征性、寓意性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这些与金庸小说中折射或透露出的文化色彩与人文气息有着密切的联系。金庸小说中包含了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中华民族的深刻精神。这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最震撼心灵，最发人深省的精神内核。金庸在其小说创作中，有着既是作者又是学者的双重身份的优势。这就使作者自身在文、史、哲、儒、释、道、诗、词、书、画、乐、棋等诸多方面的修养和才识能够从笔尖源源不断地注入作品，使文化色彩充溢于字里行间。“俗之中有大雅，大雅之中有大俗”寓雅于俗，雅俗并重，是金庸作品能够成为雅俗共赏的大众经典作品的决定性因素。
值得说说的，是金庸小说在与传统文化相契合时，也不忘呼唤着人文精神。金庸通过武侠世界的打打杀杀，阴谋诡计，血雨腥风来唤醒群众，观照人性，倡导和平，以战反战，以杀反杀，充溢着浓郁的人文主义气息。他试图通过武侠之武力、武功、武艺、武技、武术、武德来展现民族精神，来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同时，这也是金庸在文学创作中有意形成的创作意图和刻意追求的创作主题所在。著名制片人张纪中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中最好的。他的作品流露出一种英雄主义情怀。我说过，一个人执著、感动、流泪的时候，就有英雄主义情怀。金庸的小说中全部是布衣英雄，像杨过、令狐冲、郭靖……这些人物能感染我，跟我是契合的。”武侠小说本质上是带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著名金学家倪匡称其“个体的形象越是突出，就越能接受。”我认为，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突出表现正是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对人性和民生的一种人性关怀。从接受论的角度上来讲，这也正契合了民众渴望救赎的心理，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和认同。因此，武侠小说也更容易受到读者的青睐和喜爱。而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史上取得相当的地位，从内容上来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能在充沛的现代意识的融汇交合之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与整合，同时也暗含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企盼。就这一点而言，金庸的武侠作品与流俗从众、博人一笑的庸俗武侠小说是截然不同的。
与梁羽生固守传统进行小说创作相对，金庸的创作道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很快从传统意义上的儒之侠——郭靖，道之侠——令狐冲，佛之侠——石破天，渐渐走向了非侠甚至反侠——韦小宝。其小说的创作主题也离国家民族之本位愈来愈远，而离人性、人生的意旨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深。金庸的武侠世界中，传递着中国特有的武侠精神，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从艺术上讲，金庸小说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强调情感要素的介入，几乎接近于中西合璧的社会人情小说。在创作手法的运用中，金庸作品又熔历史与诗情与一炉，既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写实传统，又能圆熟地运用西方的心理描写。语言艺术上老练圆润，构思布局上博大精深，堪称武侠小说的典范。因此，金庸武侠小说本身就具备了引人入胜的丰富的可看性、娱乐性等外部因素，再加上作品内部反映折射出的武侠精神、人文气息，就更加增添了作品之精神性、内质性的一面，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最为核心的地方。同时，这也成为了金庸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现今社会中，所谓的人生哲学，流行于当世。而所有的人生哲学不外乎只是“世”“世”种种衍生物。武侠精神中，从头至尾都贯穿着隐逸的思想。侠士们并不是哪儿有热闹就往哪儿跑，也不是天天只梦想着“南捷径”所谓“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是他们隐逸的最高境界。这是由于“世”“世”有更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因为武侠精神在历史上始终不是思想文化的主流，也不为正统所接受。它深厚的生存意义只能够成为百姓心中神圣天道、正义良心的永远保护神。因为权力的倾轧、政治的腐败，使社会现实环境无法从根本上保证天理昭彰，正义永存。而武侠精神恰恰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警示和补充。以天下为己任的郭靖、萧峰选择了在现实中头破血流后“身成仁、舍生取义”而陈家洛、袁承志、张无忌则选择了在功成之后就飘然引退。 “世”“世”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作品中人物的急流勇退，与金庸本人的功成名就之后封笔引退又有着某种昭示，一个是虚拟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进退之间，方显英雄本色。这种隐退，让金庸的小说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也让金庸的艺术成就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
总之，“金庸现象”一社会现实的实质就是武侠精神经过岁月洗礼后的一次展现和新生，是人文精神渴望回归的呼声和企盼。西谚有云：“物主让人直立行走，仿佛就是为了让人仰望。”是西方的哲学。但仰望人性，回归自然，却是全人类共同的心愿，也是文学作品中最能打动人心之处。金庸的武侠小说最为成功的地方也在于此。
『捌』 求高人总结一下金庸先生的小说风格特点
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称得上中国现代新武侠小说的代表，就在于它们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简而言之，金庸的武侠小说在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和展现社会时代风貌方面有鲜明特色，它们在创作技法上独树一帜，具有范式意义。金庸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文思敏捷，眼光独到。他继承古典武侠小说之精华，开创了形式独特、情节曲折、描写细腻且深具人性和豪情侠义的新派武侠小说先河。
金庸的人物刻画，轻表面、重实在，没有正面的长篇大论的描写，却依然塑造出一个个精彩绝伦的形象，香香公主、黄蓉、小龙女、张无忌、令狐冲„„举不胜举，甚至梅超风蓬头垢面的长发也会被人用来做形容词。如描写小龙女的“杨过抬起头来，只见一只白玉般的纤手掀开帷幕，走进一个少女来。那少女披着一袭轻纱般的白衣，犹似身在烟中雾里，看来约莫十六七岁年纪，除了一头黑发之外，全身雪白，面容秀美绝俗，只是肌肤间少了一层血色，显得苍白异常。”看了这一段，估计大家心里便有了一个模糊的神仙般的小龙女。
金庸小说的结构艺术，大有大的宏伟，小有小的玲珑，大小均宜。传统的章回体小说有一个固定的秩序，按着时间、按着帝国的秩序，讲究一个社会逻辑。而五四以后，西方文学架构的手法深入了中国文学的创作，倒叙、插叙、省略或者将之融合交叉的手法都出现在小说里，并在金庸小说中达到一个高峰。比如《射雕》三部曲的宏大、《越女剑》的小巧。《天龙八部》中有三个男主人公，一开始是段誉的故事，不知不觉转入了乔峰的故事，然后又变成虚竹的故事，篇幅都很长，最后三兄弟结拜，三个故事交融到一起。一般的武侠小说总会贯穿着的一条感情线，而金庸小说往往其他的结构特色，乔峰的身世问题，一个丐帮版主忽然成了契丹人，在乔峰探究自己身世的一系列事件中，他找到谁，谁就被提前杀了，留下的线索还是直指他的？这便是侦探小说的构造。
金庸小说的语言艺术，通俗，浅显，流畅，灵活生动。金庸小说的语言是非常值得推崇的，他在各种语言中努力找着一个平衡点，用一句话概括便是“浑然不可句摘”。严家炎先生曾指出“金庸小说的语言是传统小说和新文学的结合，兼容两方面的长处，通俗而简练，传神而又优美。”金庸语言不仅借助白描和心理刻画，还常随心所欲地运用各种修饰手法。《雪山飞狐》中描写胡一刀夫妇的那句话：“这一男一女啊，打个比方，那就是貂禅嫁给了张飞„„”在这里，人物形象借助语言的勾勒而显得如鱼得水，它唤起的想像与联想让读者再也抹不去对这一对夫妻的记忆。
金庸的小说风格，比较阳刚，除了“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属于非常另类之外，其他角色，无论正邪，都有一股子很刚强的气质。女性角色虽然写得色彩斑斓，个性丰富，但一般处于陪村的地位。笔锋上，金庸有明写，有暗藏。绝对不把人物心理写透，让读者自己去猜测去想，是比较典型的东方小说的笔法。金庸的小说结构宏伟，大气磅礴，挥洒自如。人物、历史、武功、情节交错有致，人物情节之中，融合了很多中国古代儒、道、释的思想，武打场面精彩纷呈、瑰丽无比，因此逐步被看成新派武打的掌门人。不少小说也被一次次拍成了电视系列剧。当年梁羽生比较自己和金庸，说金庸是“洋才子”，其实从金庸小说来看，他的中国风还是占了主导地位，思想上，金庸小说人物中，不少最后以出家了结冤孽，这是非常典型中国士子的心态。金庸的一些西风写法不占主要地位。其实他的一些西派文字风格，只是为了更加迎合当代读者的口味。
『玖』 跪求金庸的随便一部小说的读书笔记，要一段原文后面跟着解析！！！
金庸小说中，“侠”之自由精神具有多种表现，它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小说叙事方式；它是一种情感意绪，也是一种引导图式；它是一种个体存在的极致，也是一种自我人格的维护；它重建了存在，也超越了存在。
首先，侠之自由精神具有消解庸常生活的功能。如前所述，金庸小说在演绎正邪对抗、群雄争霸、快意恩仇故事时，目的并不是把玩丑恶、凶杀、权术，而是欲使“一个描写对象从其通常的感知领域转移到一个新的感知领域，形成某种语义变化”⑥。从文化规范、道德伦理、人性深度等方面进行审视，摆脱庸常生活规限，沉思人的生存境界。这里，侠之自由精神不仅消解了世俗生活的丑恶、凶残，而且还使主人公获得自省的激情与动力，把“自我”作为一种“他者”加以观照。《笑傲江湖》中，金庸通过一系列权力争斗场面显现权力对人性的扭曲作用，好人一旦走到权力的重要位置，也有可能腐化堕落，任我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起初，他坚决反对东方不败搞个人迷信，但当他登上教主宝座之后，思想立刻发生变化，“又觉得东方不败定下的这套规矩也挺有意思的”。这里虽然写的是人性的弱点，但却形象化地提出了一个权力缺乏监督滋生腐败的社会问题。
其次，侠之自由精神具有自我阅读功能。金庸小说武打场面描写气势恢弘，各派武功招式自成一体，想象力之丰富非一般人所能及，主要人物对武功的演练、习得潜在地对应着他们对人生诸般境界的阅读、提升。与所有的武侠小说家一样，金庸也描写武功从平庸到神奇，直至不可思议的过程，但他并不一味地推崇武力、蛮力，而是讲求以内制外、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交战双方，在进入相持阶段之后，生死大限往往维系在正邪一念之上。铁砂掌、毒砂拳固然凌厉有加，但精湛的内功能够轻而易举地使之销于无形；即使是博大精深的全真剑法，如果没有内功配合，也只能是徒有虚名，不能用来护身报国。如此内功何以习得？关键一点即在人生阅历。从小说中看，只有那些经历人生磨难，阅尽人事纷争之人，方能在刻苦演练中习得。这一点上，它与宋儒朱熹倡导的“心到”重于“眼到”和“手到”的读书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一个“侠者”而言，武功非凡是必备的条件，《射雕英雄传》中生性迟钝的郭靖靠降龙十八掌独步天下，黄蓉的打狗棒法青出于蓝胜于蓝；《笑傲江湖》中令狐冲的独狐九剑更加是使得出神入化；《神雕侠侣》中杨过算是武功学得最多的，打狗棒法、弹指神功、蛤蟆功、九阴真经、默然销魂掌……不过，仅有高超的武艺还不够，还要有一颗能够阅读世人的“仁爱之心”，对父母要孝，对兄弟姐妹要亲，对国家要忠，对自己要严。武德上者，侠士也。郭靖，以一介平民之身，“铁肩担道义”，死守襄阳十数载，最后以身殉国。萧峰，处在宋辽对峙的夹缝中，面对大宋百姓的灾难，义字当先，以死弭兵。武功与修身对应关系十分明显。
最后，侠之自由精神具有言说与对话功能。作为人类相互沟通与交流的方式，言说与对话本身就是自由，雅斯贝尔斯说它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⑦；巴赫金认为“人类的本性在于对话，无论是在自我与自我之间、自我与其他之间，还是在自我与世界之间”⑧。金庸小说在人物设置和塑造上，体现了这种对话与言说功能，不仅人物之间形成对比和反差，即使是同一类人物身上，也要凸显他们各自的品行，追求复调相和的效果。家庭连遭变故的谢逊自述说：“我生平最崇仰、最敬爱的一个人（谢逊的师傅成昆）欺辱了我，害得我家破人亡，父母妻儿一夕之间尽数死去。因此我断指立誓，姓谢的有生之日，绝不再相信任何一个人。”为了逼迫成昆露面，谢逊不计后果，杀人如麻。然而，当张无忌的出生的啼哭声传来时，他的仁爱之心复生，开始忏悔所犯的一系列罪过。恋爱一再遇挫、失败的李莫愁，因为心爱的男人背叛了自己，就愤而杀死情敌一家，成为嗜血女魔，但当手捧婴儿郭襄时，母性觉醒，用平时用来杀人的浮尘为她驱赶蚊子。她在凄婉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歌声中出场，又在元好问的这首词中死去，终未参悟“情为何物”的真意。
『拾』 金庸小说中的恶人形象与人性文化分析。
以 天龙八部 中恶贯满盈段延庆为例 现简要介绍他的事迹 如为虚竹破真珑棋局 为报仇而将段誉与其妹关在一起下春药 等 要全面分析他 说出你认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再引申到其他人物（与他相似的 相悖的）简要说完后再接着说你对他的看法（其中要说出你对这种人性的想法等） 挑出几个典型的恶人说完后要对其进行总结 分析其异同 大概就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