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庸小说看现代税收

⑴ 求研究性学习作文650字，有关金庸的武侠小说！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是金庸小说中最出名、也最受人喜爱的人物。他们被认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他们的爱情故事也最为曲折、最为生动、最令人激动和痴迷。
这是一个充满了悲剧意味的故事。自他们相爱之日起，就离多合少，往往旧劫未去，新劫又生，历尽曲折悲欢，充满苦涩苍凉。然而他们又坚贞不渝、锲而不舍，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海枯石烂情不变。从而迷醉了无数的读者。
然而，我要说的是，我们像杨过和小龙女一样，在这一漫长而艰苦的历程中，不自觉地坠入了一场迷梦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欺骗。这场欺骗并非来自小说的作者——也许作者也像其主人公及读者一样受了欺骗——而是来自“爱的幻觉”，来自人性及其爱情心理。
杨过和小龙女当真是值得称羡的佳侣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至少不能完全肯定。
这倒并不是因为杨过比小龙女要年轻几岁晚一辈，也不是因为杨过失去一条臂膀和小龙女失去处女的贞操——这一切小说的作者都一一安排了圆满的解决方法，而主人公也确实是克服了这些微不足道的障碍。
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的真正危机是他们的个性的极端对立，他们的人生理想及其喜爱的生活方式的极端矛盾。他们实质上完全是两种人，当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走到一起本就是一次偶然，一种命运的捉弄，而他们的相爱更恐怕是一场误会，一场不自觉的自我欺骗。
“异性相吸”，也许是产生这种误会的第一个重要原因。这里的“异性”
不仅是指男女性别的差异，而且是指男女性格上的差异。我们常常见到一个活泼开朗的人爱上一个沉默稳重的人，一个聪明灵俐的人爱上一个木讷刚毅的人，一个外向的人爱上一个内向的人..等等，而都得到了相对完满的结局，甚至可以归纳为一种“规律”，即异性相吸、相反相存。我们不否定这一点，也承认性格的相互补充是爱情与婚姻的和谐或妥协的一种较为有利的情形。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对“另一极”性格的自然的倾慕，源于一个古老的审美法则，那就是隔岸观景。我们总是发现与自己不同的、有距离的事物较自己身边的、眼前的、熟悉的事物更美。我们总容易让那些使我们“不明白”及我们不具备（没有或没见过）的东西迷惑。..可是我们一旦“获得”，这种审美距离一旦消失，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杨过和小龙女的情形大致如此。
在古墓之中，两人只觉得互相关怀，是师父和弟子间应有之义，既然古墓中只有他们两人，如果不关怀不体惜对方，那么又去关怀体惜谁呢？——
有意味的是，小龙女第一次离开杨过，是因为杨过根本不懂得爱情：
小龙女正色道：“你怎么仍是叫我姑姑？难道你没真心待我么？”她见杨过不答，心中焦急起来，颤声道：“你到底当我是什么人？”杨过诚诚恳恳的道：“你是我师父，你怜我教我，我发过誓，要一生一世敬你重你，听你的话。”小龙女大声道：“难道你不当我是你妻子？”
杨过从未想到过这件事，突然被她问到，不由得张惶失措，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喃喃的道：“不，不！你不能是我的妻子，我怎么配？你是我师父，是我姑姑。”小龙女气得全身发抖，突然“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第七回）
这里有—个小小的误会，欧阳锋找到杨过，疯疯癫癫地点了小龙女的穴道（那时她正与杨过脱了衣服练“玉女心经”），被对小龙女心仪已久的全真派道士尹志平乘虚而入。小龙女以为是杨过，也就坦然失身了，等到杨过找到小龙女时，尹志平早已离去。杨过不知就里，而小龙女则以为杨过在装疯卖傻，不负责任。因而见他仍不叫她是“妻子”（她以为杨过占有了她）
而气愤急怒，想要杀了杨过，终觉不忍，因而只有转身疾奔下去，离他而去。
可是杨过确确实实是不知道前因后果。不知道如何得罪了师父，不明白“何以她神情如此特异，一时温柔缠绵，一时却又怨愤决绝？为什么说要做自己的‘妻子’，又不许叫她姑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所以然来，只有以为“此事定然与我义父有关，必是他得罪师父了。”
杨过对他的师父小龙女，其实只有敬爱之心，却没有性爱之情；有亲近和依恋的关系，却没有热烈的爱情冲动。
那时他还是一个孩子。不懂爱情，不懂性，不懂男女之爱有别于师徒之爱、姑侄之爱。
等到小龙女离开他以后，在寻找小龙女的过程中，才慢慢地意识到小龙女所要的男女之情是什么。因而，他在追寻“白衣少女”（小龙女也总是一身白衣）的过程中，他结识了陆无双、完颜萍，并把她们当成小龙女的幻影。
他以为（我们大家都以为）自己爱上了小龙女却不知小龙女此人也只是一种幻影：爱的幻影。这幻影正是被他情窦初开的心创造出来的。
同时，这幻影也是最初环境激发出来的。
因为从此以后，他与小龙女就开始了离多合少，劫难重重的日子。除了这第一次分离以外，还有三次重要的或长久的分离，一是相聚不久，又因“礼教大防”而分离；再一次是小龙女因明白自己失身于尹志平，同时又以为杨过要娶郭芙而再度悄然离去；最后一次则是小龙女为了让杨过吃药治毒，跳进了绝情谷底，从而使他们之间分离十六年之久。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分离虽然各有外部原因造成，然而都是小龙女主动离去的。虽然她每一次离去，都有足够的“为了爱”的理由，谁能说这不正是她的本能的逃避呢！？
无论是理智的回避或是本能的逃避，造成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分离和悬念。而这种分离与悬念又恰恰是激发杨过的强烈的情感及其爱的幻觉的最好的动力。分离造成的是美感及其审美心理的距离。一次次分离之后的悬念总会得到自觉或不自觉的夸张和放大。更何况每一次分离，都伴有使杨过不得不去追寻的理由，比如第一次他是要找到小龙女，以便弄清他是怎样得罪了她；第二次知道小龙女是迫于“礼教大防”而离去，激发了杨过的反抗命运的热情（这在杨过的个性及生命中是一贯的）；第三次知道小龙女对他误解而离去，使他加倍地歉疚；第四次则是为了一句诺言..
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一爱情——我们权且称这种模糊不清的激烈情感为爱情——的追逐中，杨过始终是以热烈的追求者而存在的。而这恰恰合乎杨过的性格，这种大苦大热的曲折追寻，正合杨过的口味。在他而言——在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如此——追求本身，追求的过程本身已经比追求的对象更为重要。追求和期待虽然不无痛苦，但也是一种热烈而美好的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都充满最美好的期待和幻想。幻想中的情侣，期待中的恋人总是要比真实的人美妙得多。
这一切乃是杨过的性格决定的。命运的障碍和外物的干扰，总会激起他的强烈的逆反心理，仅是为了“反抗”本身，他也会不顾一切不计生死的（这在他反叛全真派时已经有过充分的显示）。他和小龙女的关系遭到旁人的非议时，便又是如此。小说中写道：
..黄蓉道：“好，你既要我直言，我也不跟你绕弯儿。龙姑娘既是你师父，那便是你尊长，便不能有男女私情。”
这个规矩，杨过并不像小龙女那样一无所知，但他就是不服气，为什么只因为姑姑教过他武功。便不能做他的妻子？为什么他与姑姑绝无苟且，却连郭伯伯也不肯信？想到此处，胸头怒气涌将上来。他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偏激刚烈之人，此时受了冤枉更是甩出来什么也不理会了，大声说道：“我做错了什么事碍你们了？我又害了谁啦？姑姑教过我武功，可是我偏偏要她做我妻子。你们斩我一千刀，一万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第十四回）
这一段充分地表明了他的性格，但并没有表明他对小龙女的爱本身。—
—在这样一个激动的时刻，你就是让杨过为了反抗命运而娶任何人为妻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干的。这就是他的性格。因此，如果没有这些冲突，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冲突所引起的强烈的逆反心理及反叛精神，那又如何呢？如果没有一次次的分离，那又会如何呢？——这样的疑问是意味深长的，也是触及本质的。
强烈的爱的期待美化了爱的对象。热情的爱的追求掩盖了对爱的对象及爱本身的无知。这才是杨过与小龙女的真正的悲剧。
十六年以后，这对情人重新聚首，恍若隔世。经过数十年的曲折和分离，这一对有情之人大概能不再分离地过几天平安的日子了。
然而，也许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会不会发现）之间的爱情悲剧及无法调和的性格冲突才会真正地拉开序幕。而以前这几十年的故事只仅仅是这一悲剧的长长的“引言”？——遗憾的是，小说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使我们保留了最为美好而强烈的印象，而无法猜度他们的“后事如何”。对此，我们不能责怪作者。因为小说不是生活的教科书，它只负责将美丽的情感悲喜（无论真正的结局如何）带给我们，将最为华采的乐章展示给我们，至于真实而琐细的平凡生活么，那就不是作者的事了。
我们说过杨过和小龙女是不会幸福的。这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杨过是一个多情的人，而小龙女则是一个“无情无欲”的人。—
—这是她的古墓生涯的结晶，也是她的武功的必要基础。——那古墓派玉女功养生修练，有“十二少、十二多”的正反要诀：“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乃养生之都契也。多思则神怠，多念则精散，多欲则智损，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促，多笑则肝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肠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焦煎无宁。此十二多不除，丧生之本也。”
（第39 回）显然，小龙女将此要诀练得很好，否则她无法在古墓中长大，尤其无法在绝情谷底一个人生活十六年之久。
其二，杨过是一个热情如火、活泼激烈的人，而小龙女则是一个宁静冲虚、恬淡幽闭的人。这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必然出现极大的反差和冲突。杨过曾说：“不错，大苦大甜，胜于不苦不甜。我只能发痴发颠，可不能过太太平平安安静静的日子”（第29 回）。而小龙女则恰恰相反。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徒”小龙女则至淡至虚，如何为伴？
其三，杨过属于这个风尘劳苦、多劫多难的苍凉人生，而小龙女则属于古墓。她像是幽灵，又像是仙女。总之，她属于空谷，属于绝域，是花瓶加温室里的花，一经人间风雨就会惶然失措，本性迷失，如坠地狱。
以此种种，台湾学者曾昭旭先生也有过很好的论述：“现在我们要谈到像杨过，小龙女这样的结合，中间含有怎样的困难与缺憾呢？我们前文已提到这冲虚的理想不是人生究极圆满的，这刚猛的生命也不是冲虚和清畅的生命。因此在本质上这种结合就只是暂时的。小龙女之下凡是暂时应迹，杨过之要求平息其生命的冲动也只是一种心灵受伤时的暂时要求。到末了，小龙女还是要回归空境，杨过也还是要再涉人间的。所以他们的相遇，最好就是如浮云之聚散，缘尽了，彼此挥挥手，各奔前程，则小龙女不失其应迹渡化，杨过也如其暂时小憩。而一定要归宿于此，而谋长久的结合，则不但处境磨难多多，内在的缺憾也是极深沉的。而杨过因种种外缘，毕竟决心归宿于小龙女了。于是，这一份感情便显现出悲剧性质来。这悲剧从杨过这边来说，便是他原可以凭借自己冲至道德理境，如今限于清虚的格局而不能出头了。
而从小龙女那边来说，则是她对杨过的许多言行表现有根本的不解。遂显出二人的结合，有着隐隐的危机。”①从本性来说，小龙女已是忘情灭欲的世外仙灵（只有小说中才会有这样的人物），而杨过则是凡肠如火、风流热烈、活泼多变、偏激刚烈的世间英雄。小龙女之爱杨过，那是因为杨过热情依恋并不断“追求”（她则常常回避或逃避）；杨过之爱小龙女，则是隔岸观景、追光逐影要比苍凉的人间更有魅力。他们的恋爱起于古墓中没有外人的孤独的自然，而后饱经磨难、生死相许，历尽尘劫，反而显得格外的多姿，加强了追求本身的意义而夸张了情感的度数。
当然，我们只能提出自己的疑问和意见，只能按照我们的思路去分析或综合。我们无法也不能去“判断”：他们是否存在爱情？他们是否感到幸福？
他们是否能在一起过和平宁静的日子？这一切小说中都没有写，而我们也不是杨过或小龙女本人，所以我们无法判定。这些也不能让任何外人来判定，因为爱情与幸福乃是（当事者）心理的感受。感受如何？甘苦寸心知。这便是爱情的神秘处、诱人处。
我们只能说，他们的这种感情，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分离所造成，被期待所激发，被磨难所巩固、所推动。我们只能说，这两个主人公都是毅力惊人的人。尤其是杨过，小龙女因为无欲少情，反而能宁静长久。
然而不论怎样，我们都还要感谢金庸，他为我们写出了这种若即若离、曲折悬念的爱情故事。展示了“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觉得美好、越是想要”
这种人性心理的真实，深刻地表现了人类情感的秘密和人性的秘密。
① 曾昭旭《金庸笔下的性情世界——论（神雕侠侣）中的人物形态》，见《诸子百家论金庸》，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版。

⑵ 你怎么在现实角度看金庸小说

任何好的文章作品，都是源于生活的是现实的映射，小说也是一样，通过文字把作者生活所见所闻的融入到文章中。比如段王爷，现实中就是一个花心大萝卜见一个爱一个。这其实就是金庸的亲戚徐志摩的映射。

⑶ 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如何

武侠小说的价值

----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例

武侠小说是从我国颂扬狭义精神为主的各种形式的小说发展而来。武侠小说作为中国小说类型中极为重要的一大类别，长期以来受到了诸多的非议。特别是现代武侠小说，是在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它曾在文坛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这可以说明武侠小说有其自身的价值和魅力。本文以金庸小说为例，分析武侠小说的“文化价值”、“认识价值”、“审美价值”。

一， 文化价值

金庸，无疑是现代武侠小说的泰斗。从五六十年代至今，金庸这个名字更是家喻户晓。他的小说一直以来都深受读者的喜爱，以他的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更是数之不尽。从金庸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武侠小说的文化价值。“侠”文化的精神被武侠小说继承了下来，在金庸小说中，比如郭靖、乔峰等人身上就有着“狭”的品质。金庸把儒家的进取精神，道家的自在旷达和佛家的修身自律引入武侠世界中，处处渗透着我国的传统文化。比如《天龙八部》渗透着佛的精神，《神雕侠侣》体现道家的冲虚淡泊和直面生死。小说中渗透着大量的“出世、入世、无为”的思想，这体现着中国的哲学思想。金庸武侠交织着对历史的反思。如《碧血剑》以明末农民战争作为背景，深刻揭示出中国历史的一些特点：“鸟尽弓藏”；“今日的一缕英魂，昨日的万里长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从金庸的小说中，我们读到了历史、哲学、古人的文化价值观。

二， 认识价值

武侠小说虽是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化，可它的认识价值却不减。我们能够从武侠小说中学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人生、认识社会。在《书剑恩仇录》中，阿凡提借驴子讽刺那些带官帽的人，其实也告诉世人，为官之人不要总想着骑到人民的头上，否则迟早会被人民拉下来的。《鹿鼎记》又是对中国官场斗争的险恶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不遗余力的揭露，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再看《倚天屠龙记》中的周芷若，她为得到张无忌的爱情而不折手段地迫害别人，注定她的爱情是不长久的；这也告诫人们，与人为善，真心实意的爱，才会有回报。

三， 审美价值

武侠小说独特的审美价值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进行了雅俗融合。武侠作者广泛汲取了戏曲、电影、文学等多方面的特点，呈现出独具一格的审美特征。从叙事技巧来看，金庸跳出情节模板的约束，成功地运用现实主义辨证地处理人物与情节关系的经验，以性格发展变化作为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其结构宏大严谨，一气呵成。如《神雕侠侣》，以宋朝为大背景，以杨过的成长为线索，表现杨过性格、价值观的变化，推动情节发展，环环相扣，构成宏伟的社会画卷。从小说语言来看，金庸小说用词凝练、典雅、清新，融入了大量的古典诗词。此外，爱情在武侠小说中站了很大比重。金庸小说也以爱情作为主旋律贯穿始终《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与喀丝丽的爱情，《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读来让人荡气回肠。作者推崇的这种性灵之爱，抛弃世俗之利，以情义为尊的思想带给人们美的感受。

武侠小说的魅力是不可低估的，武侠小说深受各种人的喜爱。在这个商业化的时代，很多武侠小说以影视的形式出现，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在武侠小说发展的过程中，但愿它不失去自身的精神才好。

⑷ 求一篇关于金庸小说有关的文章

我写过两篇关于《笑傲》和《鹿鼎记》的。
你看看吧。
-------------------------------------
1969年，金庸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开始在香港《明报》连载。连载未久，读者登时哗然——《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
在经过《射雕英雄传》的沉稳雄壮，《神雕侠侣》的缠绵壮丽，《天龙八部》的波澜壮阔和《笑傲江湖》的博大精深后，读者心中所期盼的是那个“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群雄逐“鹿”，问“鼎”中原的江湖。然而，金庸“深负众望”。一个出身妓院，油嘴滑舌的韦小宝代替了他们的“大侠”；一个皇帝与太监的故事代替了他们的江湖；“爱恨情仇”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好色与宫廷斗争”。
难道真的是“金郎才尽”？此言大谬！
上个世纪初，中华民族遭受千余年来所未有的巨大创伤，外有列强蚕食，内有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而此时的中国国民却是麻木无知，苟且偷生。鲁迅痛心疾首。有感于此，遂作《阿Q正传》来讽刺并唤醒这些愚昧的国民。到了新时期，我们的社会稳定并繁荣起来。可是人们的思想水平并没有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而见长。投机取巧，见利忘义，阿谀奉承，人情冷漠……这些构成了我们新时期的的“国民性”。金庸作为一个优秀的社评家，身处物质生活更加优越的香港，当然对此深有感触。乃有《鹿鼎记》一书问世。
从另一方面看，金庸不仅对当代国民性提出批评，更是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在人们身上。《鹿鼎记》中“天下第一英雄”陈近南，竟为“奉唐”还是“奉桂”与江湖人士争吵不休，最后死得不明不白。“天下第一奇男子”吴六奇，为反清复明，不惜卧身朝廷鹰犬，最后更是死得稀里糊涂，冤枉之极！这并不表示金庸不再推崇“侠”了。而是多年下来，金庸感到“侠”已经很疲乏了，他已经被人们推到轻飘飘的云端，崇高但很容易摔下来。“侠”是需要推崇的，但是不遗余力、发狂地吹捧只能使这个“侠”的梦想由水滴变成色彩斑斓的气泡，再到爆炸破灭，再也没有了号召力。而且从现实出发，在我们这个法治社会，我们有健全的法律保护人们的合法权益。我们不再需要而且得不到所谓的“侠”了。反而金庸将侠的外衣全部剥光，却独剩了一个“义”给韦小宝——韦小宝什么都干，却唯独不出卖朋友。通过韦小宝娶七妻，骂脏话等，我们又可以读出金庸对现代人们个性解放，摆脱束缚，快乐独立，讲情讲义的人性的期待。而市井流氓韦小宝之所以能讨人们喜欢，大抵也是金庸在批评他的同时，赋予了他这些美好的品德。
不仅对于国民，金庸给予了希望。在政治方面，金庸同样提出了见解。六七十年代交接之时，正是大陆“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金庸关注时事，以“神龙教”中“高喊口号”“排斥老人，擢升青年”等加以影射，表现了他对这些政治斗争的极度厌恶。而在书中，他又同时塑造了一个英明决断的千古名君康熙皇帝。在熟读史书的金庸心中，他当然知道康熙并非如书中说的那样完美无暇。他只是借用康熙来表达他对英明领导人的期盼。
不论是国民，还是领导，从根本上看，他们都是是金庸在《鹿鼎记》中想要说的——期待一个充满人性光辉的世界！
另外，金庸一生著书至此，其叙事状物，已至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所谓文有余思，笔无滞碍，信笔所至，皆成妙谛。我们可抱着欣赏散文的态度去欣赏《鹿鼎记》。

------------------------------------
《笑傲江湖》是金庸倒数第二部小说。
此时金庸年逾不惑，人生阅历已深，事业成就已丰，不须像当年那样号召人们“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停留在“侠”的层面。而经历了香港“六七暴动”（有人称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目睹着大陆“文化大革命”，金庸觉得有必要写一部更高意义的书——描写政治小说。
如果说金庸最后一部《鹿鼎记》已经达到写整个人类的境界（见前评《鹿鼎记》），那么《笑傲江湖》就是写国家的水平。
在看这部小说时，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看成一个武林争霸的故事。金庸在本书的后记中曾说:“不顾一切地争取权利，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别的国家中也都有。”简单的寥寥数语，将本书的宗旨精确的概括了出来。
的确！任我行手段高超，意欲强霸江湖，难道不像历史上野心勃勃，意图吞并他国的君王吗？岳不群口蜜腹剑，韬光养晦，阴险狡诈地想谋取高位，难道不像历史上阴谋篡国的王莽吗？左冷禅阴险狠毒，明目张胆地谋取大权，最后却被岳不群反算，难道不像历史上嚣张跋扈的将相，却被其他大臣暗中倾轧吗？林平之是政治斗争最无辜、最可怜的牺牲品；向问天是选择政治方向的投资者；方证大师是隔岸观火，只求自保的高官；定闲师太是一身正气的清官，但不明世事，为奸小所害；莫大先生是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仅做到不与他人同流合污的平庸之官；余沧海则是一个大大的黑官！
《天龙八部》之后，武侠小说真正难以为继了，唯有金庸自己，才能再来突破，而《笑傲江湖》就做到了这一点。《天龙八部》之中，已经有了各种各样江湖人物的典型，可却偏偏没有令狐冲。令狐冲一出，武侠小说又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令狐冲是典型的隐士，他不好名利，无视权贵，逍遥豁达。所以了解本书宗旨后，我们可以容易看出，令狐冲的出现并不是金庸刻意所为，而是为了反衬政治斗争应运而生的。
但是，仔细品味，当我们读完整书之后，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这便是这本书的缺陷！由于“武侠小说”这个大框架，它的局限性，使得金庸在写作的时候，必须沿着武侠的路数去发展。这便造成作者一些想说的话，想表达的思想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当然，在下一部《鹿鼎记》中，金庸就聪明多了。难怪他在后记中说“毋宁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
对于《笑傲江湖》，我个人认为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情节。虽然《笑傲江湖》不是金庸最成功的作品，但我认为它的情节在金庸小说乃至古今所有小说中无书能出其右。
先看福威镖局的“灭门”，尸体一具接着一具抛出，悬念一个又一个设成，令人应接不暇，气为之屏。我恐怕最好的侦探小说也不过如此吧。再看令狐冲的出场，这个主角一直到第五回才正式露面，在这之前都是通过他人口述而展现给读者。作者运用得很巧妙，先写一个老者做他的二师弟，再写众人叙述令狐冲以前的“光荣事迹”，致使林平之叹道：“这令狐老儿也真多事！”再看任盈盈的出场，竟是由一个百岁年纪的婆婆变成。还有东方不败的出现，他能打败一代怪杰任我行，武功号称天下第一，你能想象是一个在闺房中绣花的“同性恋”吗！还有陆大有之死，江湖豪客赠送令狐冲礼物，令狐冲习“吸星大法”，定逸定闲之死，莫不让人吊足胃口，最后真相大白。“桃谷六仙”真乃旷世奇人！“采花淫贼”田伯光令人喜欢的有些肃然起敬。谁能写出这些？唯金庸可为！
一本优秀小说的简单要求是：较高的叙事手法，经典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故事结构，深刻的含义。对于《笑傲江湖》，我认为它是：金庸用高超的叙事手法通过塑造大量经典人物和完美的情节尝试去表达若干政治问题。尽管表达不是十分成功，仍不失为绝世之作。仅此而已！
----------------------------

⑸ 求 金庸武侠文学的研究性学习报告

从金庸小说的流行现象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如果说有水的地方一定有华人，那么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并非是金庸小说爱好者的夸夸其谈，而是铁一般的事实。自从金庸在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为止，他总共创作了14部武侠小说（不包括短篇小说《越女剑》）。在近50年中，这14部武侠小说一直在华人世界流行不衰，并且是通过小说、漫画、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体流行开来。进入90年代以后，金庸小说更因互联网技术的面世而上了网，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网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广、其影响力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金庸小说为什么会如此得到全世界华人读者的垂青和喜爱？根据金庸本人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如果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金庸的解释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颇能令人接受。问题在于，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的长期流行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同时还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呢？试想，金庸小说从问世以来，先是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世界流行开来，接着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挟雷霆万钧之势打入大陆市场，俘虏了亿万中国读者的心灵。90年代后，欧美华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说在他们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从流行小说的层次晋升到学术殿堂讨论的严肃课题－－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就以“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题，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获颇丰。这恐怕也是美国大学首次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国作家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与会学者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从方方面面触及了与金庸小说有关的多个课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席研究教授刘再复就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评说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另一位与会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则认为，金庸小说之所以有吸引力，在于“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包含两个成分：一是为了补偿现实的遗缺，而在想像中创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乌托邦境界；另一组充满杀机（危机）的世界，这是现实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对彼岸世界的侵入。两者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从而在世俗社会与理想境界之间，在此岸与彼岸的联结中，实现了文学的审美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 从刘再复和钱理群的发言内容可以看出，他们都给与金庸小说极大的评价，都认为金庸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奇葩，而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看法，例如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就主张“重写一部‘破除偏见，树立正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让金庸在文学史中占有他应有的地位。 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中国人（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无论是处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前现代（中国农村和乡镇）、现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后现代（新加坡、香港、台湾和欧美），竟然都会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说无甚差别，在内容上也不脱志怪传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说？从西方文学的发展史看，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是有明确的分界线的。不同时期的艺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截然不同，一目了然。套句卢卡契的话说，这是一个“要托马斯·曼还是卡夫卡”的问题。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一对矛盾的基础上的。无论是作为西方现代美学先驱者的斯宾格勒和齐美尔，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巨匠大家如卢卡契、阿多诺、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家，尽管理论出发点不一，学术派别也不同，都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一对不可通约，也无法协调的矛盾。但是，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任何矛盾都是会转化的。因此，美国文艺批评家菲德才会在五十年代现代主义强弩之末时，高呼“跨越边界，填平鸿沟”，预示着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 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甚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走的却不是同一条道路。尽管在本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钱玄同等，也曾经痛心疾首地声讨过传统文化，其语气之激烈实不亚于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家。不过，他们当时提倡的却不是现代主义，而是为当时西方学界所唾弃的现实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纸倡导建设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 与此同时，当时的另一批新文化运动巨匠，如鲁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从文等，也开始创作了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把中国文学史带进了崭新的、有别于以文言创作的古典文学的以白话文为文字载体的现代文学阶段。 可是，这批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匠所创作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今，它们除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而被供奉在文学殿堂内，让中文系学生“瞻仰遗容”以外，恐怕已经没有多少读者了。然而，应运而兴的却不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它们至今仍然打不进中国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没有产生过任何足以夸耀的经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张爱玲等接着明清旧白话文学传统创作的作品，却越来越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特现象。无独有偶，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说体的历史小说，也开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还被改编成电视系列片，据悉这也是九十年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不仅是小说，即使是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建立的新诗传统，也始终无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蔚为大观。北师大教授郑敏就持这种看法：语言主要是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仅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包括杜绝对其中所沉淀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实已证明，胡适、陈独秀以及鲁迅、周作人在创作实践上，每逢要表达深刻的内容或追求艺术效果时，总是仍然求助于他们在理论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诗体。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五四以来，不加思索、囫囵吞枣地把西方文学形式强行移植在中国文学园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的，任何尝试把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理论生搬硬套地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现象的努力，恐怕也会是徒然无功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独特的现代性。金庸小说的流行就是实证。 笔者认为，金庸小说的流行及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武侠小说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俗文学的延续。中国的传统俗文学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类、公案类、传奇类和侠义类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开始，到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无不按照这个脉络发展着。到了五四时期，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这个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给拦腰截断了。这些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为经典，批判甚至否定了传统俗文学的价值。可是，这毕竟是知识分子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毕竟还是在传统俗文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本土文学。 二、武侠小说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出于时代要求的缘故，拼了老命的反传统，结果矫枉过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层，造成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恶性循环，也就产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个民族缺乏了一种统摄族魂的维系力量。武侠小说塑造了一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阳、洪七公、郭靖、凌未风、吕四娘等，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炎黄子孙心仪的英雄人物。大陆开放之后，武侠小说就成为了当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盗版再盗版的畅销书，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关。 三、武侠小说是现代仙话。人类的心灵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灵也不例外。中国人的传统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传统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对虚幻神仙世界的追求，来超越现实人间世界的苦难。这就是所谓的儒道互补心态。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形式，已经把人沦为机器的婢女。在这样的情况下，武侠世界自然就会成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现代炎黄子孙的彼岸世界。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人正式跨入现代化社会门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也面对了本世纪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个精神乌托邦来调剂出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心灵。不过，肩负起这个重任的却不是像西方先锋派类型的那种现代艺术，而是立足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本土文学。 进一步地说，中国的现代性也是有别于西方的。无以名之，就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也必定是立足于传统同时又有别于传统的。也许金庸所创作的武侠世界，就是此种独特的现代性在文学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这个课题。仅以两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和林安梧对传统和现代的精辟见解，作为本文的终结：寻根意愿和全球意识表面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思潮。一种是因工业文明发展到了某一极点以后，因人类面临了毁灭边缘而引发的反思；另一种是原来认为经过现代化洗礼后便逐渐消失的传统积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纪，传统的生命力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在现代化的后期、工业文明达到高峰的社会里发挥了非常大的力量。 传统是在时间的赓续性所成的历史之流逐渐刷汰累积而成的，当它作为一个与启蒙相对的词来看，特别强调的是以往的累积已难以消融而逐渐僵化成教条，并从而使自身丧失了生机力，生命变得暗淡无光，衰颓破败。但果真传统就是这样的吗？启蒙者往往重新点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审视传统，掘发传统的生机，再造新局。当然启蒙者或许挥刀斩乱麻的想告别传统，但可能传统之水仍就浩浩荡荡望前流去。启蒙，或如康德所说“是人之超脱与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状态”，但并不意味得毁弃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躯。启蒙是生命力之再现，是生命之成长而不是告别。亦惟有在其赓续性（Continuity）中才能护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迈进。 第六笔文学社 www.diliubi.com
麻烦采纳，谢谢!

⑹ 金庸武侠小说的价值及意义是什么

个人看法：文学价值，史学价值，艺术价值都不高，甚至可以说很低。。。
有意义的地方大概就是 塑造的人物性格 能让读者 更懂些人性吧

⑺ 在现实角度看金庸小说应该怎么看

从现实角度看金庸小说，情欲小说，有点仙侠的感觉，又有科幻的感觉，感觉都是虚幻的，而没有一点真实性。

⑻ 金庸小说与四大名著算的上同等价值吗

您好，如果单从自己喜爱程度而言，把金庸作品放到怎样的高度都不过分，因为这是主观的，怎么评是你的事儿。但如果要作为一个客观问题来探讨，那么就只能力求合理。金庸无疑开辟了武侠小说的新领域，成为一代宗师，堪称文学巨匠，但把金庸小说和四大名著并列，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认同的，参考理由如下：
首先，时代意义：古代可阅读的东西比起现在少太多，一部经典的诞生往往代表着某一领域的文化又到一个高峰。四大名著不是某个人定下来的，而是在流传过程中广大读者研究、解读、衡量后评定出来的，四大名著承载了许多文化精华，在潜移默化中对许多人的思维智慧、为人处世方式产生了影响，对往后社会思潮、社会风气、政治生态变化有着深远影响。金庸小说好看，却没有这样的力量。近些年流行起来的玄幻修真小说、盗墓小说等，也不乏佳作，但成不了名著，也是 这个道理。
其次，时代背景：坦白说，金庸小说如果出现在明清时期，就算成不了四大名著，进入十大名著是绝对可以的。因为时代越靠后，可以参考借鉴的东西就越多，获得资料的难度也越小，对于创新能力的要求相对就低一些，从这方面来说，金庸小说和古代作品比起来都是比较吃亏的。就好比现代军事理论的完善性绝对不会比《孙子兵法》低，但绝对没有人能撼动两千年前的作品的地位。
最后，官方及民间认可度：金庸作品好，而且拥有大量粉丝，其知名度离不开影视作品和游戏。但他的作品尚不能称为现代第一，至少从官方调查显示，多数学术研究者推崇鲁迅、沈从文、矛盾等人胜过金庸（虽然民间喜爱程度金庸好像是第一）。连鲁迅 作品都未必能与名著并提，就不说金庸了。
不过，这并不影响金庸先生的影响力，他的作品一定会名传后世，只要大家喜爱就好，何必拼地位呢？
希望能帮到您，打字很累，如果满意请采纳。

⑼ 从现代社会解读金庸小说里的思想

一、以情为系的恋爱观。 金庸小说中的恋爱不管是三角的，还是多角的，虽然写的是封建社会的故事，但基本上是以现代的感情为依托而出现的。最典型的是《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与四女的恋爱。张无忌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在他的经历中，先后发生了与表妹殷离的侠情，其本质上是一种承诺和责任；与小昭的怜情，实际上爱怜和照顾的情分居多；与周芷若的恩情，主要是一种同伴情、感恩情；与赵敏的爱情，反映了爱情的那种心契如一、情荡心魄的特点。由于他写各种恋爱，以情为主，因而十分真实感人。 二、经受各种考验的爱情观 金庸笔下情侣们的爱情，莫不曲折磨难，几经考验。有的是面对荣华富贵的诱惑：如郭靖，他要是娶华铮公主的话，则可以当蒙古国的驸马，会何等的光耀富足。然而在爱情面前，他放弃了。有的是把原有的舍弃了，如赵敏，她甘于舍弃自己的郡主地位，勇于打破阶级的界限，下嫁一个草莽英雄，又是何等令我们汗颜。而有的是要应对威胁，如令狐冲，竟然不怕任我行对恒山的围剿，勇敢地捍卫了爱情的纯洁。 再就是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最能体现金庸的现代爱情观。他俩的爱情是在曲折中发展的，而且突破了虚伪的伦理观（他俩在辈分上是姑侄），迂腐的贞操观（小龙女曾失身），最能说明爱情的力量。 三、恨和牺牲交织的爱情观 由爱生恨，爱之愈深、恨之愈切，这些在金庸的笔下都有生动的体现。李莫愁对爱人由爱生恨而进行残忍的报复并且殃及无辜，最为印象深刻。另外还有梅超凤。再有《倚天屠龙记》中，周芷若对张无忌从爱到恨的转化，也十分经典。 还有对爱情中牺牲精神的描写，也非常吸引人。让我扼腕叹息的是小昭，为了张无忌一行人的安全，舍却真情，回总坛做圣女，一辈子独忍孤独，是何等的凄楚。每读到这里，我都会怅失良久，难以释怀。还有就是岳灵珊为林平之而死，无怨无悔，充分体现了一个女人对爱情至死不渝的执着。 四、现代平等的婚姻观 虽然，金庸的武侠小说写的都是封建社会的事，但书中的爱情和婚姻却是围绕现代的一夫一妻思想来写的。有时，对于缠绵难舍的多角感情，我奇怪为什么金庸先生不能按照封建社会的妻妾制度来解决呢？但我后来明白了，作为具有现代意识的金庸，已经把他的思想投放到他小说的人物身上了，这种现代的平等、公正思想处处体现在他的小说里，但唯一例外的是《鹿鼎记》，这部小说和其它小说有明显的不同。

⑽ 求金庸武侠小说研究性学习的心得八个和论文1篇

从金庸小说的流行现象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如果说有水的地方一定有华人，那么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并非是金庸小说爱好者的夸夸其谈，而是铁一般的事实。自从金庸在 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为止，他总共创作了14部武侠小说（不包括短篇小说《越女剑》）。在近50年中，这14部武侠小说一直在华人世界流行不衰，并且是通过小说、漫画、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体流行开来。进入90年代以后，金庸小说更因互联网技术的面世而上了网，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网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广、其影响力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金庸小说为什么会如此得到全世界华人读者的垂青和喜爱？根据金庸本人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如果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金庸的解释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颇能令人接受。问题在于，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的长期流行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同时还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呢？试想，金庸小说从问世以来，先是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世界流行开来，接着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挟雷霆万钧之势打入大陆市场，俘虏了亿万中国读者的心灵。90年代后，欧美华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说在他们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从流行小说的层次晋升到学术殿堂讨论的严肃课题－－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就以“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题，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获颇丰。这恐怕也是美国大学首次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国作家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与会学者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从方方面面触及了与金庸小说有关的多个课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席研究教授刘再复就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评说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另一位与会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则认为，金庸小说之所以有吸引力，在于“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包含两个成分：一是为了补偿现实的遗缺，而在想像中创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乌托邦境界；另一组充满杀机（危机）的世界，这是现实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对彼岸世界的侵入。两者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从而在世俗社会与理想境界之间，在此岸与彼岸的联结中，实现了文学的审美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

从刘再复和钱理群的发言内容可以看出，他们都给与金庸小说极大的评价，都认为金庸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奇葩，而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看法，例如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就主张“重写一部‘破除偏见，树立正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让金庸在文学史中占有他应有的地位。

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中国人（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无论是处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前现代（中国农村和乡镇）、现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后现代（新加坡、香港、台湾和欧美），竟然都会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说无甚差别，在内容上也不脱志怪传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说？从西方文学的发展史看，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是有明确的分界线的。不同时期的艺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截然不同，一目了然。套句卢卡契的话说，这是一个“要托马斯·曼还是卡夫卡”的问题。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一对矛盾的基础上的。无论是作为西方现代美学先驱者的斯宾格勒和齐美尔，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巨匠大家如卢卡契、阿多诺、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家，尽管理论出发点不一，学术派别也不同，都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一对不可通约，也无法协调的矛盾。但是，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任何矛盾都是会转化的。因此，美国文艺批评家菲德才会在五十年代现代主义强弩之末时，高呼“跨越边界，填平鸿沟”，预示着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

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甚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走的却不是同一条道路。尽管在本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钱玄同等，也曾经痛心疾首地声讨过传统文化，其语气之激烈实不亚于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家。不过，他们当时提倡的却不是现代主义，而是为当时西方学界所唾弃的现实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纸倡导建设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

与此同时，当时的另一批新文化运动巨匠，如鲁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从文等，也开始创作了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把中国文学史带进了崭新的、有别于以文言创作的古典文学的以白话文为文字载体的现代文学阶段。

可是，这批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匠所创作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今，它们除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而被供奉在文学殿堂内，让中文系学生 “瞻仰遗容”以外，恐怕已经没有多少读者了。然而，应运而兴的却不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它们至今仍然打不进中国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没有产生过任何足以夸耀的经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张爱玲等接着明清旧白话文学传统创作的作品，却越来越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特现象。无独有偶，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说体的历史小说，也开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还被改编成电视系列片，据悉这也是九十年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不仅是小说，即使是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建立的新诗传统，也始终无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蔚为大观。北师大教授郑敏就持这种看法：语言主要是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仅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包括杜绝对其中所沉淀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实已证明，胡适、陈独秀以及鲁迅、周作人在创作实践上，每逢要表达深刻的内容或追求艺术效果时，总是仍然求助于他们在理论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诗体。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五四以来，不加思索、囫囵吞枣地把西方文学形式强行移植在中国文学园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的，任何尝试把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理论生搬硬套地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现象的努力，恐怕也会是徒然无功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独特的现代性。金庸小说的流行就是实证。

笔者认为，金庸小说的流行及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武侠小说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俗文学的延续。中国的传统俗文学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类、公案类、传奇类和侠义类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开始，到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无不按照这个脉络发展着。到了五四时期，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这个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给拦腰截断了。这些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为经典，批判甚至否定了传统俗文学的价值。可是，这毕竟是知识分子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毕竟还是在传统俗文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本土文学。

二、武侠小说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出于时代要求的缘故，拼了老命的反传统，结果矫枉过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层，造成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恶性循环，也就产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个民族缺乏了一种统摄族魂的维系力量。武侠小说塑造了一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阳、洪七公、郭靖、凌未风、吕四娘等，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炎黄子孙心仪的英雄人物。大陆开放之后，武侠小说就成为了当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盗版再盗版的畅销书，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关。

三、武侠小说是现代仙话。人类的心灵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灵也不例外。中国人的传统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传统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对虚幻神仙世界的追求，来超越现实人间世界的苦难。这就是所谓的儒道互补心态。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形式，已经把人沦为机器的婢女。在这样的情况下，武侠世界自然就会成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现代炎黄子孙的彼岸世界。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人正式跨入现代化社会门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也面对了本世纪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个精神乌托邦来调剂出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心灵。不过，肩负起这个重任的却不是像西方先锋派类型的那种现代艺术，而是立足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本土文学。

进一步地说，中国的现代性也是有别于西方的。无以名之，就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也必定是立足于传统同时又有别于传统的。也许金庸所创作的武侠世界，就是此种独特的现代性在文学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这个课题。仅以两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和林安梧对传统和现代的精辟见解，作为本文的终结：寻根意愿和全球意识表面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思潮。一种是因工业文明发展到了某一极点以后，因人类面临了毁灭边缘而引发的反思；另一种是原来认为经过现代化洗礼后便逐渐消失的传统积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纪，传统的生命力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在现代化的后期、工业文明达到高峰的社会里发挥了非常大的力量。

传统是在时间的赓续性所成的历史之流逐渐刷汰累积而成的，当它作为一个与启蒙相对的词来看，特别强调的是以往的累积已难以消融而逐渐僵化成教条，并从而使自身丧失了生机力，生命变得暗淡无光，衰颓破败。但果真传统就是这样的吗？启蒙者往往重新点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审视传统，掘发传统的生机，再造新局。当然启蒙者或许挥刀斩乱麻的想告别传统，但可能传统之水仍就浩浩荡荡望前流去。启蒙，或如康德所说“是人之超脱与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状态”，但并不意味得毁弃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躯。启蒙是生命力之再现，是生命之成长而不是告别。亦惟有在其赓续性（Continuity）中才能护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