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需不需要批判精神

⑴ 求 鲁迅乡土小说的理性批判意识和悲剧意识

鲁迅乡土小说的理性批判意识和悲剧意识丁帆
【摘要】：正 “在鲁迅理性世界的范畴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封建文化思想最猛烈的批判;而在鲁迅的感性世界的范畴中,又深深地倾注了对被损害者(也即鲁迅生活的“童年记忆”环境)的怀旧式的同情,……因此,鲁迅的乡土小说最鲜
【关键词】： 乡土小说 悲剧意识 鲁迅 批判意识 文化思想 理性之光 感性世界 理性世界 悲剧精神 记忆
【DOI】：CNKI:SUN:XWYC.0.1992-04-027
【正文快照】：
“在鲁迅理性世界的范畴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封建文化思想最猛烈的批判;而在鲁迅的感性世界的范畴中,又深深地倾注了对被损害者(也即鲁迅生活的“童年记忆”环境)的怀旧式的同情,……因此,鲁迅的乡土小说最鲜明的批判锋芒是根植于后夫高层次的中西文化比照下的价值取向,而隐匿

⑵ 请教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及特点等问题

我国的小说源远流长。“小说”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外物篇》。我国小说的萌芽，可溯至上古劳动人民的口头传说与远古神话。这部分遗产主要记载和保存在《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中。先秦两汉时期，“小说”一直不能登上大雅之堂，根本算不上一种文学体裁。到了魏晋以后，别具风格的所谓“志怪”、“志人”小说的大量产生，使我国的早期小说出现了一个较为繁盛的时期，如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都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但这时的小说，因为是“志”，即搜集记录下来的，还算不上创作，所以人们把它同历史归于一类。小说脱离历史领域而成为文学创作，是唐代以后的事。唐代经济文化发达，文人思想比较活跃，于是产生了依照传说创作而成的传奇小说。传奇小说发展到宋代就衰落了，随之兴起的是话本。话本经过文人加工、就变成了话本小说和演义小说。明代出现了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出现了由文人模拟“话本”体制写成的作品“拟话本”。冯梦龙编撰的《三言》中，不少作品就属拟话本小说。这以后再发展，便有了文人独立的创作。这一时期出现的长篇小说《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清代的《红楼梦》发扬了这个传统，使中国古代的现实主义小说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古今小说有许多相通之处，但古代小说也有其自身特点。因而欣赏时，应根据古代小说自身的特点来加以欣赏，具体可以从了解古代小说的特点、欣赏古代小说的人物形象、鉴赏古代小说的语言三个角度入手。

古代小说来自民间，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古代小说有现实主义的传统，立足现实，反映现实，表达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古代小说重情节，通过情节表现人物，通过人物语言动作表现人物心理；古代小说继承了史传文学的传统，描写人物，一方面有善恶、是非之分，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点，坏人身上也有长处；古代小说由“话本”发展为章回小说，结构上形成一种模式，回目往往是一副对子；古代小说的语言有文言白话之分，就是古代白话，与现当代小说语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⑶ 鲁迅的批判反思精神现在还有用吗

小就喜欢阅读鲁迅的作品，缘于其作品中深刻的思想和对人性的解剖；如今，站在三尺讲台上教书的我，越教却越感到难堪：中学语文课本中我所喜爱的作家鲁迅的作品被越删越少；甚至从人教版到苏教版，从一些人的呼吁声中听出，还有要被删减的可能。鲁迅及其作品与广大青少年尤其是中学生的疏离现象愈发严重，鲁迅的背影在青年一代心目中渐行渐远。但我想，鲁迅先生是中国的民族魂，其作品对国民性的解剖更是深刻却具深远的现实意义，因此，在这里请允许我以我个人的偏爱来呼吁：请我们再次重新重视鲁迅及其作品，从他对国民性深刻的解剖中获得深刻的反省。下面，我就以解读鲁迅作品中的“示众”系列为例留下我的呼声。
一、“示众”系列解读
从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到《药》、《阿Q正传》，再到《示众，由《示众》再来观照鲁迅小说甚至是散文诗、杂文和鲁迅的全部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鲁迅有意识地隐藏在他作品中的事实，即自从鲁迅写第一篇白话
小说开始就在构建这样一个系列：“材料和看客”系列，我称之为“示众系列”。
这一系列作品，我们说它们各篇既是相对独立完整的艺术世界，能各自表现出独立的意义，又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交错、相互渗透的，当我们把它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就能构成一个有机的和谐的艺术世界，并且可以领悟出新的、当它们各自独立成篇的时候所没有显示出来的意义，这个新的意义便是揭示了中国国民

⑷ 新文学倡导者提出了哪些现代新文学观念

新感觉派:（海派小说、新感觉主义小说）新感觉派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上海文坛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代表作家有刘呐鸥、施蜇存、穆时英、叶灵风等。穆时英被称为是新感觉派的圣手，海派的大将。新感觉主义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新感觉派内容多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畸形的两性关系及心理等，夜总会、舞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是经常描写的场景和对象；极力地捕捉新奇的感觉、印象，把人物的主观感觉投射到对象中去；对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进行精神分析，着力表现二重人格，并追求小说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代表作有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新感觉派开拓了文学表现的内容，但有一部分存在颓废、悲观倾向。
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简称，1938年3月成立于武汉，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发起人包括全国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近百人，理事会推举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文协"还提出了"文章入伍"的口号，对鼓励作家深入现实生和实际斗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是贯通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刊物，它对推进抗战文艺运动促进抗战文艺创作的繁荣，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孤岛文学:指抗战时期上海租界的文学，存在时间是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租界止。这时期的租界，四面都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仅租界内是日军势力未到而英法等国控制的地方，故称"孤岛"。文艺工作者利用租界这一特殊环境进行抗日文学活动，称"孤岛文学"。孤岛文学最有影响的，一是杂文，孤岛作家唐弢、柯灵、王任叔（巴人）等发表了很多紧密联系现实、爱憎分明的杂文，王任叔和阿英关于杂文曾发生颇有影响的"鲁迅风"的争论，后出版杂文刊物《鲁迅风》；二是戏剧活动特别活跃，于伶和《夜上海》《长夜行》等反映沦陷区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剧本，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等南明史剧，歌颂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沦陷区文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了上海孤岛文学的时代，纳入了沦陷区文学的轨道。在此之前，已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区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统称为"沦陷区文学"。1941年上海完全沦陷时，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万象》，团结了一大批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发表了大量揭露旧社会黑暗腐朽生活的具有爱国主义理想的作品，如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等，苏青的《结婚十年》等。在北平沦陷区，最突出的是周作人的闲适小品，他的《药堂语录》等散文集典型地表现了一个民族变节者进退失据的矛盾心灵。
七月诗派: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七月》得名。代表诗人有艾青、田间和鲁藜、绿原、牛汉等。他们以《七月》、《希望》、《泥土》为阵地，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与个人的融合，多写自由诗，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他们出版过《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该派在革命现实主义雄浑的总风格中，又显示出各诗人充满个性的特色。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牛汉的《鄂而多斯草原》，鲁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诗派的代表作。
七月派小说:胡风主持的《七月》、《希望》等杂志，在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很有影响。它团结了路翎、丘东平等小说作者，主张在现实主义旗帜下反映活的一代人的心理状态，作品充满了生活的血肉感，以及对于人的心灵的直视力量。这些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比七月派诗歌更能体现胡风的理论主张，多数都被编入《七月文丛》，并由胡风亲自撰写序文，故称之为"七月派小说"。代表作有路翎《财主底儿女们》。
九叶诗派:（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战国策派:该派是1940年前后出现的国统区的一个颂扬国民党统治、宣传法西斯主义文艺派别，因出版《战国策》杂志和在《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而得名。代表人物是陈国济、陈铨、雷海宗等。他们提倡历史重演说，鼓吹强权政治。在文学上他们力图使文学恭恭敬敬地为国民党法西斯政治服务，主张以"恐怖•狂欢•虔恪"为创作的"三道母题"，并把文学纳入表现恐怖的特务文学和表现狂欢的色文学的轨道。陈铨的话剧《野玫瑰》把国民党间谍作为民族英雄歌颂，是其创作标本。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于1942年5月，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当时解放区文学的主流是好的，但作家队伍的思想面貌也存在不少问题。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克服错误观点，让文艺给民族解放战争以更大助力，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先由毛泽东作了"引言"的发言，经过作家三次讨论，毛泽东作了"结论"的发言。"引言"和"结论"合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强调指出要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作家必须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讲话》阐明人民生活是文艺的无尽的唯一的源泉，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生活，履行思想，获取无限丰富的艺术源泉，并继承和借鉴中外优秀文学遗产，这样才能创造真正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讲话》还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学为政治服务在当时尖锐的斗争形势和正确的革命政策下，与文艺真实反映时代历史风貌和社会心理基本上是统一的，从主要方面说是起了积极作用。总之，《讲话》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从理论上解决了新文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对新文学具有重大深远的指导意义。
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发生在抗战中期。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中国文化应有自已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的问题。国统区文艺界在学习和讨论中发生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向林冰的观点。向林冰的观点是:1"应该在民间形式中发现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他认为喜闻乐见应以习闻常见为基础，而民间形式是大众习闻常见的；2否定"五四"以来新文艺的形式。另一种观点以葛一虹为代表:1对旧形式全盘否定；2肯定新文艺在民族形式上的努力和成就时，否认新文艺在形式上存在缺点。郭沫若、茅盾、胡风等在撰文讨论中，都从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上论述民族形式的问题，胡风把民族形式和现实主义、大众化问题联系起来，见解独到，郭沫若指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现实生活，茅盾指出新文艺民族形式的建立，要学习吸收中外文艺的优秀之处，要继续发扬五四以来的优秀作风，更要深入民族现实，提炼熔铸新鲜活泼的素质。这次讨论，是"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现实之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重要影响。
现实主义与主观战斗精神论争:发生于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论争的一方以胡风为主，胡风撰文论述作家在创作中主观和客观的辩证关系，十分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克服创作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偏向，争取现实主义的胜利。胡风的理论是有深度的、见解独到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一些人责难。论争延续到40年代后期，邵荃麟、林默涵、胡绳等发表批评文章，胡风写《论现实主义的路》进行答辩。
文学与抗战关系的论争:1938年12月，梁实秋在他主编的副刊上发表《编者的话》:"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载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也没有益处的。"虽不能说他在宣传文学"与抗战无关"，但他对抗战文学的态度，却不无偏颇之处。罗荪、宋之的、张天翼等撰文批判。郁达夫的《关于抗战八股的问题》既充分肯定文学为抗战服务，也批评分析了八股病的原因。
新秧歌运动: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讲话》精神在文艺上显示的最初成绩。文艺工作者改变了轻视民间文艺秧歌的态度，与群众一起，指导改造了旧秧歌，使之成为反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新内容，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的小型广场歌舞剧。1943年春节秧歌闹得热火朝天，涌现了一批受群众欢迎的秧歌剧，如"鲁艺"的《兄妹开荒》等。新秧歌运动表现了文艺工作者面向群众、向工农兵普及的实践。
"随感录"作家群:1918年4月，《新青年》设立随感录栏目，专门刊发杂文。向其撰稿的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其中有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而以鲁迅的杂文最具代表性。这些杂感作者被称为《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这个作家群奠定了杂文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陈独秀的泼辣明快，钱玄同的汪洋恣肆，刘半农的爽直幽默与鲁迅的犀利凝重，展现了这一作家群的不同风格。而立论坚实、短小精悍、富于战斗力，则是其共同倾向。
问题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进程中的第一个潮流，出现在1919年的下半年到1922年间，代表作家有冰心、许地山、叶绍钧、庐隐、王统照等。他们以五四新文化作为参照，重新思考社会人生问题，并通过小说的形式加以艺术的表现。文学研究会作家的"问题小说"广泛地涉及婚恋、教育、就业、家庭、妇女、儿童等问题，作家们对社会弊端的敏锐感悟，使五四文学具备了强烈的启蒙色彩和理性批判精神。主要不足是由于急于要表达作者对现实的批判和对人生的思考，社会功利的倾斜使其不免带有观念化与抽象化的陋病，人物形象被社会问题冲淡，削弱了作品的审美价值。代表作有冰心《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等。
乡土文学:乡土文学的出现溯源于鲁迅的《故乡》。20年代，现代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比较接近农村的年轻作家，他们的创作较多受到鲁迅影响，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形成所谓"乡土文学"。代表作家有彭家煌、鲁彦、许杰、许钦文、王任叔、台静农等。乡土文学是在"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影响和发展下出现的，这些寓居于京沪大都市的游子，目击现代文明与宗法农村的差异，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带着对童年和故乡的回忆，用隐含着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显示了鲜明的地方色彩，从总体上呈现出比较自觉而可贵的民族化的追求，开创了现代文学史上堪称一大创作潮流的风气。代表作有彭家煌《怂恿》，王任叔《疲惫者》，许钦文《疯妇》，台静农《地之子》等。
自叙传抒情小说: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最初体式，作者多集中于创造社。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在日本留学期间，较多地接受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及近代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于是强调"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活动"。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减弱对外部事件的描写，而侧重于作家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作为向一切旧道德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自叙传抒情小说作为一股创作潮流是从郁达夫1921年出版的《沉沦》小说集开始的。
零余者:郁达夫小说用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了真实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些抒情主人公大都是所谓"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受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我，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离，或以种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小诗体:是在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短歌、徘句和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影响下产生的。主要作者有冰心、宗白华、徐玉诺、何植三等人。小诗是一种即兴式的短诗，一般以三五行为一首，表现作者刹那间的感兴，寄寓人生哲理或美的情思。小诗的出现，一方面表现了诗人对诗歌形式的多方面的探索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捕捉自己内心世界微妙情感与感受的努力。小诗体在新诗的发展史上具有过渡的意义。
纯诗:1926年早期象征派诗人穆木天在《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中提出"纯诗"这一概念，即"纯粹的诗歌"。穆木天所谓的"纯诗"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诗与散文有着完全不同的领域，主张"把纯粹的表现的世界给了诗作领域，人间生活则让给散文担任"；二是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早期象征派诗人提出的"纯诗"概念，在其更深层面上，意味着一种诗歌观念的转化:从强调诗歌的抒情表意的"表达"功能转向"自我感觉的表现"功能。
美文:周作人最早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于1921年发表《美文》，提倡"记述的"、"艺术的"叙事抒情散文，"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土地"。王统照、傅斯年、胡适等曾撰文起而应和，冰心、朱自清、郁达夫、俞平伯、徐志摩和周作人自己等一大批作家富有成效的拓荒，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美文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遂得以在文学史上确立。
春柳社:1906年冬由中国留日学生组建于日本东京，因从事演剧活动而在中国早期话剧创始时期产生过重大影响。成员有李叔同、曾孝谷、欧阳予倩等。1907年正式公演《黑奴吁天录》。这是春柳社最有代表性的一次创作活动，演出在东京引起了轰动，其影响达于国内。辛亥革命后，春柳社员陆续归国。1912年初，陆镜若在上海邀集欧阳予倩等人成立了新剧同志会，正式从事职业演剧。它始终保持着春柳社的宗旨和传统作风，因此可算作"后期春柳"。
上海民众剧社:"五四"以后第一个新的戏剧团体，1921年3月在上海成立。发起者为沈雁冰、郑振铎、熊佛西、陈大悲、欧阳予倩等十三人。5月创办了《戏剧》月刊，这是以新的形式最早出现的一个专门性戏剧杂志。民众戏剧社强调戏剧必须反映现实和负担社会教育的任务，认为它"是推动社会使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总的说来，是和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基本上一致的。此外，他们还介绍了罗曼罗兰的"民众戏院"及西欧的小剧场运动，以助长"爱美剧"的声势。民众戏剧社的主要贡献是将"五四"革命精神在戏剧理论方面作了充分的发挥，也强调舞台实践，鼓励青年学生参加"爱美剧"运动。

国剧运动:1926年，赵太侔、余上沅等一批留美学生在徐志摩主持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创办《剧刊》，提倡"国剧运动"。他们主张从整理与利用旧戏入手去建立"中国新剧":在戏剧观念上，主张发扬传统戏曲"纯粹艺术"的倾向；在戏剧表现上，提出要"探讨人心的深邃，表现生活的原力"，因而赞赏西方象征主义与表现主义艺术，进而提出要糅合东、西方戏剧的特点，在"写意的"与"写实的"两峰间，架起一座桥梁，并预言"再过几十年大部分的中国戏剧，将要变成介于散文、诗歌之间的一种韵文的形式"。——他们的这一设想，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由于不适合当时社会的需求，终未能实现，但作为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上留下了痕迹

⑸ 老舍作品中的文化批判精神是怎么形成的

老舍作为中国现代经典作家，他小说的独特的审美价值还没有得到深入开掘。譬如从叙事角度来看，我们把鲁迅小说的叙述形态概括为悲愤启蒙，把沈从文小说的叙述形态概括为伤怀善美，把张爱玲小说的叙述形态概括为苍凉感悟，而如果这种在比较中得到的概括能够显示这些作家小说的叙事特点，那么，老舍小说由怎样的叙述者、叙述对象、叙述方法、叙述情调构成了什么样的叙述形态？再譬如，人们普遍认为老舍小说具有文化批判的意旨倾向，可是，与鲁迅等同样具有文化批判倾向的作家相比，老舍小说中文化批判的独特内涵(文化批判之真义)是什么？另外，任何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在于能够不断地与新的时代生活进行对话，那么，老舍小说中具有怎样的与时代生活进行对话的资源？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使我们得到如下结论：老舍的小说由一个历尽沧桑的阅世者，采用事理相融的叙述方法，在一种怅惘慨叹的情调中，叙述描写世事人情，以求改良世道人心并改善人的生存状况，形成了怅恨世情的叙述形态。这种叙述形态中包含的独特而深刻的文化批判思想在于，通过世事描写以显示世情世态，以世事、世情、世态的展现揭示世道人心。这世道即社会世事运行的深层理路和内在规则，就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和亲疏人伦关系；这人心即旧中国国民病态精神的深层文化心理根源——缺乏个体人格精神、缺乏超越灵魂、缺乏抗争精神。老舍在他大部分小说产出的时期里，他本人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红旗下》虽然创作在建国以后，但从作品中完全可以看出他的自由主义心态。他秉持的是一种公共立场、普遍良知。由此出发，他对人世间的苦难、社会的不公正不公平、国家民族的贫弱和屈辱、国民文化精神转型的艰难怀着深切的忧虑。因此，他怅恨世情的叙述形态中包含了尊重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和平等的人本价值思想、包含了维护个人自由权利和社会公正公平的良知、包含了为国家民族承担责任的精神以及吸收各种优秀文化之长以铸造国民品格的文化交融理想。

⑹ 当代还需要鲁迅精神吗

我认为当代是需要鲁迅的，尤其是他那种敢于批判的精神，动乱时代往往以产生象老鲁那样的人，但在和平时期，他往往会成为反时代的代名词，这也是中国当今被认为是“没有知识分子的原因，因为一个文人少了批判的精神，一个社会的文人群体集体缺失批判精神，这是一代文人的悲哀，他的杂文和小说均反映了当时的乃至现如今的社会，揭露国人的劣根性，我还认为鲁迅作为思想家的价值要远大于他作为作家的价值——当代仍需鲁迅。

⑺ 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派小说的定义和简介

先给您格非先生的定义：
直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在新时期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伪现代派”时期（1979-1981）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意识流、象征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学曾出现过以“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在文学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进行探索的实验作品。代表作家和诗人有刘呐欧、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李金发、卞之琳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或者在小说的形式、节奏、手法上带有现代主义的特征，注重捕捉新奇的感觉，以表现作家眼耳感官里的城市风貌；或者受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的影响，更重于心理分析；或者用朦胧的意象和含蓄的语言来暗示、表现感觉和情调……不过，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它们只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80年代初中国文坛现代派文学创作潮流的兴盛繁荣，也不是二、三十年代前后现代派文学思潮的简单回归，而是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涌入催生的产物。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最早在诗歌界显现出来。顾城、北岛、舒婷等人的“朦胧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学潮流，对传统文学的理念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朦胧诗所强调的“自我”，也使人们开始思考“人”这一命题，文学也由此开始向文学本身回归。“朦胧诗”虽然不能算作现代主义文学，但是，它的怀疑精神、它的诸多创作手法、它的荒诞意识，却是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精神互相呼应的。
当理论界正在掀起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理论高潮的时候，小说家们也迫不及待地将这些刚刚被引入的理论运用到创作实践中。一向被奉为文坛大哥的王蒙，重出江湖后在创作中有意识地突破传统小说的写法，大胆地吸收、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些表现手法。从1978年初到1985年上半年，他先后发表了19部充满探索精神的中短篇小说，其中《夜的眼》、《布礼》、《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蝴蝶》等作品，很明显是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意识流”的影响，在形式上体现出与传统文学很不一样的特征。与此同时，一批像王蒙一样曾经活跃于50年代文坛的老作家们也纷纷加入了探索的阵营。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用电影蒙太奇镜头组合的手法，扩大了作品的容量，使作品内容具有立体感，并通过梦幻，突破时空局限，给人以全新的感受；宗璞的《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作品着力用荒诞的历史、荒诞的现实、荒诞的环境，乃至荒诞的思想、感情的描摹等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开掘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另外，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谌容的《减去十年》的小说，也都有意无意地借鉴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写作技艺。
随着创作实践轰轰烈烈的展开，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探讨与争鸣，也一发不可收拾。其间涌现出来的代表性文章有：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等。这些争鸣探索文章和当时译介论著一起，汇成一股强有力的理论体系，影响着中国新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
80年代前期的探索性作品，虽然在形式上开始打破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结构方式，以主观的心理意识流程来安排叙事时空，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并没有触及到中国作家深层的审美观念、创作观念和创作模式。所谓“现代主义”只是运用了象征、变形、意识流等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和技巧，其作品整体上仍是充满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的“社会写实文学”，其目的是为了表达作家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认知与意见，即对主观意识的描写是为反映客观现实服务的，作品的主题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忧虑，而不是西方现代派所表现的对“个体生命”的忧虑，因此他们的创作事实上仍旧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延续。正因为此，他们的创作被人们称为 “东方意识流”或“心理现实主义”，也有人称其为“伪现代派”。
但是，这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却为后来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对现代主义具有亲和力的读者群和评论者群体。他们的作品是80年代中国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取得的最初的成果。

二、先锋小说的繁荣期：（1985-1988）
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如心理分析小说，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以及理论界的形式主义、叙述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在80年代中期成为人们所关注与争论的热点，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也开始深入人心。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刺激下，中国的先锋小说创作在1985年后呈现出一种“井喷”的态势。
最早引发“井喷”的是于1985年先后发表的两部小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用“音乐式”的结构和“黑色幽默”的语言方式，以看似荒诞的情节，展现某音乐学院僵死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们心灵的扼杀；《无主题变奏》则将心理片断和生活片断“无主题”地串联起来，通过一个自动由大学中退学，并安心于做一个“无所事事”的饭店服务员的青年的自述，展现出年轻一代孤独、迷惘的生存状态。和王蒙、宗璞等“伪现代派”作品相比，这两部作品已经超越了形式探索的层面，将现代主义精神融入到作品中，在思想意识、文学精神和表现手法上更加成熟，更具有现代主义的特点。正因为此，批评家们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正在步入繁荣期。而《你别无选择》也被称为“第一部成功的中国现代派文学作品”，是“一代人 ‘情绪历史’的一个浓缩”。
继刘索拉、徐星之后，马原、洪峰、格非、残雪、余华、孙甘露、莫言、苏童、扎西达娃、北村等一批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开始了先锋文学之舞。中国的先锋文学先天地带有现代文学影响的痕迹。如莫言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比喻为“两座灼热的高炉”，认为他们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余华则对卡夫卡和川端康成推崇倍至，他的小说也充满了新小说和罗布－格里耶的痕迹；残雪的作品，飘荡着卡夫卡的影子；格非、孙甘露的作品，受到了博尔赫斯的深刻影响……当然，他们的探索并不是纯粹的摹仿，也体现出了很强的个性和本土化的特征，如马原、格非等人不同于博尔赫斯对纯粹的幻想世界的迷恋，带上了一种传统东方关注“现象”而不重视 “真”与“幻”的区别的亦真亦幻色彩；孙甘露的诗性探索也立足并着力于对现代汉语诗性功能的挖掘，等等。
在对“形式”的变革上，马原无疑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人物，他创作的《拉萨河的女神》，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他在《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大师》、《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等小说中，使用元叙事的手法打破了小说的“似真幻觉”之后，又进一步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马原的这引起叙述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并以独特的方式消解了此前人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手法所造成的真实幻觉，成为以后的作家的模仿对象和小说实验的起点。
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小说中的世界，都是变形的，她的人物，都带有某种“神经质”，互相间缺乏沟通、信任，并存在一种“自虐”和“他虐”的心理。她的小说以一种丑恶意象的堆积凸现外在世界对人的压迫，把一种个人化的感觉上升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寓言的层次。
格非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便致力于叙事迷宫的构建，他以人物内在意识的无序性构筑出一团线圈式的迷宫——其中有缠绕、有冲撞、也有意识的弥散与短路。如他的短篇小说《褐色鸟群》，首次运用了“叙述空缺”的手法，叙述了一个似真似幻的故事。它打破了传统文学对“真实性”的追求，透露出现代人对“存在”的实在本质的怀疑。

三、沉寂期（1989至今）
90年代初，由于先锋作家们的作品过于强调形式而忽视内容，在读者中逐渐失去市场，先锋作家们因此纷纷降低了探索的力度，作品的叙述风格采取了一种更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方式，有的甚至和商业文化结合，作品转型到小说的其他领域。但中国先锋小说的探索并未从此停止，在90年代，仍然有一批作家坚守“先锋”孤寂的阵地，如韩东、朱文、海男、黑孩等等。他们依然用自己的创作继续着中国文学的先锋之舞。
中国先锋小说的繁荣期虽然短暂，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打破了传统写实模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终结了一个被政治权威控制着的小说时代，中国的小说创作，从此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另外，先锋作家们所取得的探索成果，如时空错位、零度情感叙述、叙事的圈套等等，也被90年代的作家们适当而娴熟地运用着，中国的文学，因此也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景象。

就我个人看来，给您三句话，希望对您有启示
一，中国当代文学受外国文学影响深远，尤其是1978年之后，但是这种影响却是效仿，直接结果就是“来得快去得快”，譬如先锋小说，马尔克斯句式等等。
二，现代派在中国不可能有，这是西方古典哲学终结的表现，而我们是文革个人崇拜与非理性的结束，两者虽然表象上看都是对于传统的颠覆，但东方并不等于西方，尤其是在哲学上。
三，现代派小说是否真的构成现代派的特质，仍有待分析。

⑻ 如何评价〈狂人日记〉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的意义

《狂人日记》深刻地揭示抨击了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是投向封建礼教的一颗重磅炸弹也是向世人提供的一副清醒剂,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小说塑造了一位狂人，看见什么人都以为是要吃他：他看见邻居交头接耳地议论，就觉得是在密谋害他；医生给他诊脉，他也觉得那人不过是刽子手假扮，是来“揣一揣肥瘠”的，好分他一片肉吃；大哥安慰他，让他静养着，他却怀疑是想养肥他，好多吃些肉；“狂人”还听说邻村狼子村有个“大恶人”，被佃户打死，连心肝也被挖出炒了吃，又联想起小时候大哥讲书时说的“易子而食”、“食肉寝皮”的事，就越发相信了自己的判断。最后他终于鼓足勇气，发出：“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愤怒的呐喊。

小说通过一个被迫害者的自述，深刻地揭露和抨击了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封建礼教叛逆者“狂人”的形象，号召人们起来推翻人吃人的旧制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著名的彻底反封建的新文学作品。

小说发表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夜。由于辛亥革命的半途而废，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反而暴露得更加明显了。广大的农民依然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封建阶级依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特别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使社会的各种矛盾更加复杂尖锐。在这种形势下，鲁迅以他锐敏的思想和犀利的笔触，对封建制度及其上层建筑表示了彻底的反抗。小说《狂人日记》是投向封建礼教的一颗重磅炸弹，也是向世人提供的一副清醒剂。礼教的弊害.

这是狂人日记的主要内容。

《狂人日记》的主题十分明确，就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他还曾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棠的信中说道：“《狂人日记》实力拙作……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司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知者尚寥寥也。”由此可见，作品小序中所谓“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等语，完全可以理解为作者有意摹传统笔记小说作法而写的反语，也可以理解为作者所说的“医家”有更深广的含义，并非狭义的“医生”、“大夫”。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狂人虽然具有迫害狂的精神特征，诸如“今天全没有月光，我知道不妙”，“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想害我”，“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等等，但作品的深层意蕴却是有意识地指向几千年的历史和当时社会上的“吃人”现象从古代的“易子而食”，到“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从“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到徐锡林（即徐锡霖）被炒食心肝。作品内容虽然带有狂人的非逻辑心理特征，但始终围绕着“吃人”，围绕着中国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不断发生的有史可查和无史记载的形形色色的吃人现象，其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狂人日记》在表现其主题时，也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义的思想特征。鲁迅对中国国民性中的“看客”心态最为深恶痛绝，他的“弃医从文”的重大抉择便直接由于这个因素。而顾在五四运动前后写的所有杂文和小说，都是以启蒙主义为总的思想特征的。
《狂人日记》的创作，下是鲁迅在经历了沉默与思索之后的第一声呐喊，其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他多年来的愤怒、怨恨、不满、焦虑，以及希望、企求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也必然地体现了他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深思和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是一篇彻底的反封建的“宣言”，也是作者此后全部创作的“总序言”。
《狂人日记》的启蒙主义思想特征，主要表现在对封建礼教的深刻揭露，对麻木愚昧的国民性的批判，以及对将来的坚定信念和热烈希望。作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礼教就是吃人，仁义道德是礼教虚伪的面具，这就是鲁迅对封建道德的定义，也是他多年来思考和认识的结果，也是这篇作品最辉煌的成就。
作品借主人公的眼睛，观察了他周围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吃人。作者为此感到不解和愤怒：“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作品还写道：“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即狂人的大哥引者）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作用！你们也会吃尽。”在作品的最后一日记里，作者深切地希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并具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而且还表现了鲁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确实远远超出了文学的领域。
作品的主人公虽然是一个患有迫害狂恐惧症的“狂人”，但作品的主旨却并不是要写下层劳动人民所受到的迫害，更不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纪实文学”，而是要借狂人之口来揭露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因此作品中的狂人，实际上是一个象征性的形象。“历史上多少反抗旧传统的、离经叛道的人，曾经被视为疯子，如孙中山，也曾被人叫做“疯子”。从世俗的眼光看去他是疯子；站在革命的立场看去他是先知先觉。同一个人、同一个思想却在社会上有截然对立的两种看法和评价，这也是变革时代的社会矛盾的反映。鲁迅塑造这具有狂与不狂两重性的形象，就是对社会矛盾的一种揭示。这也是狂个形象本身所具有的深刻含义”。掌握狂人形象的关键，就在于对狂人是真狂还是假狂的理解。
鲁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过：当时“大约所仰仗的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知识”。从作口中狂人的言行来看，他的确是一个“迫害狂”患者，具有恐惧、多疑、知觉障碍和逻辑思维不健全等特征，属于精神病学的“迫害妄想型”精神病患者。如作品所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像这样的以为人人都要害他、要吃他的心理，在作品中处处可见。如果只看到这一方面，那就很容易认为狂人是真狂了。其实狂人的评议和心理有许多错乱和偏执的地方，却又表现出清醒的认识、深刻的思想和发言人的洞察力。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他从写满“仁义道德”几字的历史字缝里所发现的吃人的本质。这段话揭开了几千年中国封建礼教的面纱，揭露了封建礼教在精神上对人民的残害,揭示了封建制奴役压迫人民的罪恶。几千年来，敢于站出来说出这个本质的人难道不就是被世人看作是“狂人”的人吗？
作品开头，有这样一段话：“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作者按照一个迫害狂患者的思维特征来写人物的语言，其逻辑虽然常常很不清晰，但是，其含义却是相当丰富而且深刻的。所以，作品中的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和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
如果我们很好地解决了狂人形象是真狂还是假狂的问题，那么，对狂人形象所具有的“狂与不狂”的两重性就容易掌握了。狂人的“狂”，一方面是由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某些特征，更重要的一方面却是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并且被历史所证明是正确的，只是他说出了当时的人们不敢说或者是还没有说出的骇人听闻的话。我们说《狂人日记》是鲁迅全部创作的“总序言”，除了思想主题方面的因素外，还包含着它在鲁迅小说艺术上的开拓意义。鲁迅小说正是从这里开始，就一直既借鉴外国小说的长处，又继承传统小说的优点，从而创造出一种现代小说的新的民族形式。
《狂人日记》一发表，就以其“格式的特别”而引起了许多关注新文学的人们的注意。而它的特别，主要就在于它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从来没有过的“日记体”形式。此外，作口中所带有的“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和新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的“寓热于冷”的风格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所以，茅盾说：当时“还没有第二个同样惹人注意的作家，更找不出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
在中国，以前没有日记体小说，只有笔记体和章回体小说。笔记体是“采风式”的，章回体是“说书式”的，它们在都采用第三人称，而日记体则全部采用第一人称，整篇作品几乎都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表白。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但从题目上，而且从整体形式上都借鉴了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鲁迅在借鉴果戈理小说的同时，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表现得更为“忧愤深广”，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礼教，很好地表现了本民族的生活和意识，而且在艺术手法方面，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抛弃本国的小说传统，在以自我表白为主要特征的日记体小说中，仍然能很好地运用白描手法，极简明地通过语言和行为刻画出人物的形象和性格。
此外，作者对白话的运用，也达到了非常娴熟的程度。比如“早上，我静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它兜肚连肠的吐出。”从这短短的几十个字里，就可以看出作者文字功夫，其中有心理、有动作、有细节，用的都是标准的白话，自然朴实，却又处处生动形象，充满意趣。作品中还有一些警句式的词句，如“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等等，其概括的力度和含义的深度，都绝不亚于文言文。鲁迅正是他高超的语言功力，在借鉴外国小说形式的同时，很成功地与传统小说的优点结合在一起，深刻地表现了本民族的思想和生活，才创造出了“日记体”这样一种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
从创作方法上看，《狂人日记》主要采用的还是现实主义的方法。这表现在作品重视典型环境的描写、重视细节的真实性、重视人物性格的统一性等方面。我们在阅读中时，如果把狂人的“错觉”加以矫正，就可以发现，无论是路人对他的态度，还是何先生对他的诊断,都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生活现象。而“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甚至于“去年城里钉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着血舐”（这个细节后来被作者用于他的另一篇小说《药》之中），确实是“从来如此”。
《狂人日记》的现实主义精神，最重要的是念念不忘对封建道德的批判、对愚昧国民的同性和鞭挞。在作品中，除了现实主义的方法外，象征主义也时常可见。无论是“很好的月光”，还是“赵家的狗”；无论是狼子村的炒吃心肝，还是李时珍写的人肉可以煎吃，都既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的刻画，也可以看作是象征主义的结合。狂人的精神病状的描写是逼真的，而他的几乎所有语言又都是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他的形象本身的象征意义则更为突出。
茅盾曾在1923年这样写道“这奇文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储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言而喻的悲哀和愉快。”鲁迅从《狂人日记》开始就形成了一种“异样的风格”，即作品虽然一开篇就使人笼罩在阴冷的恐惧之中，虽然处处使人感到毛骨悚然，但是，作品中狂人昂扬的斗志，却不能不使人振奋，不能不使人觉得作者在冷峻的文字中还流淌着热烈的感情，还寄托着热切的希望。概而言之，是鲁迅小说“异样的风格”就是寓热于冷。
《狂人日记》将彻底的反封建精神与崭新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深刻地体现了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实绩，对其也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⑼ 如何看待中国现代文学急求

中国现代文学是以现实主义为主体并包含有多种创作方法、流派的文学。它充分吸收外来文学营养使之民族化、不断继承民族传统使之现代化，并在积极的思想交锋中多次调整方向，从而积极向前发展。

它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五四”文学革命。

“五四”文学革命在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作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之一(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以后鲁迅又进一步提出了“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论睁了眼看》)，“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严格的现实主义要求。这一时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倡，充满著反封建传统的批判精神，强调了文学清醒地揭露、批判黑暗现实的功能，显示了启蒙主义的特色。鲁迅和他所支持的文学研究会等社团的作家，在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又汲取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艺术流派的某些艺术手法，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鲁迅的短篇小说《呐喊》、《彷徨》达到了时代、民族思想艺术的高峰，《阿Q正传》等经典作品，不但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对中国现代作家有著深远的影响，而且引起国际文坛的注目，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之林的代表作。与鲁迅同时出现的叶圣陶、冰心、朱自清等一批各具特色的作家，也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以郭沫若、郁达夫为代表的创造社，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社，以田汉为代表的南国社等社团的作家，主要从浪漫主义文学汲取艺术营养，同时也受到西方现代主义不同程度的影响，《女神》、《沉沦》、《死水》等作品开创了现代文学浪漫主义的传统。

20年代末与30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这个时期向文学的现实主义提出了加强与工农大众实际生活的联系、自觉地揭示历史发展趋向、表现无产阶级理想等要求，并有了“新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的介绍与提倡。革命文艺界为从理论与艺术实践上解决这一历史课题作了巨大努力，同时产生过理论的失误与背离现实主义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正是在不断克服自身错误的过程中日趋成熟，在创作实践上获得了新的突破，产生了茅盾《子夜》这一里程碑式的作品，出现了巴金、老舍、曹禺、丁玲、张天翼、沙汀、艾芜、吴组缃、李劼人、叶紫、萧红、萧军、殷夫、蒲风、艾青、臧克家、夏衍等一大批有著鲜明艺术个性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他们都以具有反映现实的深度和艺术上比较成熟的力作，为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沈从文、戴望舒、施蛰存、何其芳等作家各自为吸取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艺术养料，发展多种艺术流派，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探讨，其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得与失，都对现代文学丰富多样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文学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与解放战争进一步加强了作家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出现了各种流派、创作方法的作家向革命现实主义归依的趋向，这反过来又促进了革命现实主义向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方向的发展。艾青、田间及“七月诗派”的诗歌创作，茅盾、巴金、沙汀、老舍、路翎的小说以及曹禺、夏衍、陈白尘、宋之的、吴祖光的戏剧创作，代表著这一时期革命现实主义艺术所达到的新的水平。以郭沫若的《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创作则是继《女神》以后革命浪漫主义艺术的另一高峰。同时，革命根据地的作家长期地深入工农兵群众生活，参加实际斗争，初步解决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所面临的表现工农兵的历史要求与作家不熟悉工农兵生活的矛盾，获得了创作上的新成就。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李季《王贵与李香香》等作品，在表现工农兵，并努力达到鲜明的思想倾向性与艺术真实性的统一上，为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等作品则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趋向。

新生的社会主义文学

新中国成立带来的巨大历史变革，人民当家作主、创造历史的自觉努力，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新中国的作家坚持真实地、历史地、在现实的变革和发展中反映生活，自觉地把革命现实主义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最根本的创作原则与方法。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在50、60年代逐渐形成了代表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学的主导性风格与特征，即注重题材与主题的重大性与时代性，自觉追求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的史诗性，对民族性格进行具有历史的纵深度的开掘，创造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以及从历史进程中所汲取的昂奋的战斗精神。思想上艺术上的这些特点，在《红旗谱》、《创业史》、《红岩》、《茶馆》等优秀作品中，都表现得相当鲜明和突出。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学在多样性发展上有所不足，并存在著粉饰现实的偏差，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及时代特色的主导性风格的初步形成，无疑表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日见成熟的趋向。

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生活的逆转，人为地遏止了正在发展著的上述文学趋势， 粉饰与歪曲现实的文学逆流却获得恶性发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百花齐放的新时期文学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经过拨乱反正的艰苦努力，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获得了恢复与发展，以题材的广阔性、揭露生活矛盾的深刻性与塑造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功能与歌颂功能得到了辩证的统一；作家怀著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揭露与鞭挞阻碍民族振兴的腐败和消极的事物和现象，歌颂和赞美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伟大事业中新的思想感情和新的人物。作家倾心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努力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写出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与独特性，在历史的纵深运动中揭示人物思想性格形成的根源及发展趋向；乔光朴(蒋子龙《乔厂长上任》)、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陆文婷(谌容《人到中年》)等艺术形像的成功塑造，就显示出了作家们的这种追求，表现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王蒙等一批作家还以“拿来主义”的态度，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流派中吸取艺术养料，以丰富、发展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力，作品的表现手法、艺术形式有了新的开拓，进行了多方面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充分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活力。

⑽ 当今文学究竟缺什么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发展，当今的文学已经没有了太多的束缚，总体上呈现出开放性、多样化的发展趋向，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与过去的文学相比，当今的文学似乎什么都不缺了，既不缺乏创作方法的借鉴，也不缺乏创新意识与创新探索，尤其不缺乏才气、才华。然而在当今文学这种开放多元的创新发展中，在文学市场无比热闹似乎什么都不缺的繁荣景象之下，却又总让人感到缺少了一些什么。那么它究竟缺了什么呢？在我看来，在当今的相当一些文学写作中，并不缺少外在的审美特性，而是缺少了一种文学所应有的精神内质，而这恰恰是作为真正的文学所不可缺少的“精、气、神”的东西。 一是思想含量。按通常的看法，文学主要是一种以感性形象的方式描写生活表现情感，以情感人、以美怡人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审美形态中可以没有思想。思想应当是文学中不可缺少的钙质。比如，文学虽然可以着重表现情感，但任何情感都无不与人生价值观相关，即任何情感都无不包含或关联着对人生意义价值的理解与领悟，也就是无不包含一定的思想内涵。针对那种认为文学艺术只表现情感的观点，著名俄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普列汉诺夫曾强调说：“不，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艺术的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此。”他还进一步阐述说，艺术不仅表现思想，而且应当表现正确的思想，“一个有才能的艺术家要是被错误的思想所鼓舞，那他一定会损害自己的作品”。“不管怎样，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多少有点艺术才能的人，只要具有我们时代的伟大的解放思想，他的力量就会大大地增强。只是必须使这些思想成为他的血，使得他正像一个艺术家那样把这些思想表达出来。”这些看法是令人深思的。如果换个角度，从文学反映生活方面来看，也应当说，不管文学描写什么样的生活，都不能没有对生活的认识判断，不能不表达作者对这种生活现象的理解与思考。著名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文学的基本功能就是再现生活、说明生活、对生活下判断；他还进一步强调，文学就其本性来说，它不能不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不能不是时代思想的表达者。只有那些在强大的蓬勃的思想的影响之下，只有能够满足时代的迫切要求的文学倾向，才能得到灿烂的发展。从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看，那些彪炳史册的伟大作家，几乎无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家；那些蓬勃发展的文学倾向，无不表现那个时代的思想潮流，我们难道不能从中获得一些什么启示吗？ 二是审美理想。文学作为一种寄托着人类精神价值的审美创造，最重要的品格之一是表现审美理想。文学不仅仅让人认识现实，更引导人们追求美好理想，引人求真、向善、爱美，不断将人的精神世界丰富提升到新的境界。正如前苏联作家舒克申所说：“在我看来，艺术的目的在于帮助人认识生活和自己，使人变得更有人性、更高尚、更美好。真正的艺术永远引导人们通向尽善尽美的境界，永远是真实的，与时代合拍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其著名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通过作品中人物之口表达了同样的见解：“一幅画真正重要的，是通过它的美，让人了解生命的丰富多彩、仁爱，让人尊重真主所创造的缤纷世界，让人了解内心世界与信仰。”当然，文学表现审美理想，并不意味着只写正面、光明、崇高的东西，即如舒克申所说，文学艺术的任务并不在于要努力塑造某些理想的正面人物来（甚至为了与反面人物唱对台戏），而是要寻找、发现正面的东西——善良和人性，把这些人身上的美德表现出来。在笔者看来，文学表现审美理想，并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写，关键在于作家心中要有正面、光明、崇高的东西，有对善良和人性的真诚热爱与追求。如果是这样，崇高的审美理想就既可以通过对美好事物的肯定性描写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对丑恶事物的否定批判性描写表现出来，还可以通过对某些令人困惑的生活现象的怀疑反思性描写表现出来，等等。不管写什么，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始终是指向对人性与崇高的肯定，指向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这就要求作家像高尔基小说中的勇士丹柯那样，掏出自己的心，化为火光照亮精神前行的道路；并且也如鲁迅先生所期望的那样，使文艺成为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先哲有言：理想是人生的太阳。那么借用过来则可以说，审美理想是文学的太阳。没有审美理想照耀的文学世界是灰暗的、苍白的，也是没有力量的。 三是道德态度。文学当然不是道德教科书，但文学又肯定回避不了道德立场，无论描写社会生活还是表现审美情感，都无不蕴涵作者的道德态度，从而影响作品的审美价值取向。记得托尔斯泰在《〈莫泊桑文集〉序》中曾阐述这样的看法，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除才华之外，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作者对待事物正确的、即合乎道德的态度；二是叙述的晓畅或形式美；三是真诚，即艺术家对他所描写的事物的爱憎分明的真挚情感。他认为莫泊桑并不缺少才华，也不缺另两个条件，他所缺少的恰恰是艺术作品的价值所需要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条件，即对其表现对象的正确的、合乎道德的态度，也就是说他缺少辨别善恶的认识，因此他便会去爱和表现那些不应去爱和表现的东西，而不去爱和表现那些应当去爱和表现的东西。为此，托尔斯泰具体而富有说服力地批评分析了莫泊桑一系列小说，尖锐而毫不含糊地指出其人物和情节描写中所表现出来的错误的道德态度，担忧它可能引起人们道德观念的混乱与误导。托翁的这些看法及其批评分析的确是令人深思的。实际上，凡是富有责任感的真正的作家，都无不注重和坚守自己应有的道德态度与审美价值立场。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曾以极重的口气说：文学，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不敢传达那个社会的痛苦和恐惧，不能对威胁着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警告，这样的文学是不配称作文学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文学，究竟有多少经得住这样的拷问呢？ 也许有人会认为，上面所说的这些都是过去时代的传统文学观念，然而问题恰恰在于，这些传统文学观念到了当今时代，难道就完全失效和过时了吗？人们总是抱怨今天没有伟大的文学，其根本原因是不是出在这里呢？或者进一步说，当今文学面临的危机，是不是也包含着文学精神内质方面的深层危机呢？在笔者看来，当今文学在开放多元发展中日益凸显出来的问题，就主要是文学写作立场与审美价值取向方面的问题。可以说在相当一部分文学写作中，存在着思想肤浅苍白、道德态度低迷、审美理想缺失、审美价值迷乱等现象，值得引起文学批评界的关注和讨论。在这里，我们不妨对当下比较流行的几种文学写作现象试加评析。 一曰“还原式写作”。有的写作者宣称，文学写作就是要还原生活的原貌，即社会生活中存在什么现象，就用文学语言将这种生活现象描述出来，至于这种描述具有什么意义，对这种生活现象应当怎样认识理解和评判，则作者自己也搞不清楚，于是就推给读者去读解吧。其实读者又岂能读得明白，读了作品除了对人物故事略有印象，别的仍是一片模糊，这就叫做“以其昏昏使人昏昏”，大家都糊里糊涂，如此而已。这还不如过去的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既着力于对现实“如实描绘”，同时贯注着对现实的批判立场和批判精神；也不如后来的现代主义文学，不管怎样荒诞变形或象征隐喻，总还是致力于对现实的认识与批判反思。而所谓“还原式写作”在反传统的旗号下，却把文学的思想传统反掉了。在我国，这种反传统写作大概源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作家王蒙在谈到此类写作时曾说：我觉得，他们都有一种非常强的叙述意识，他们都把文学的基本要素看作是叙述，而不是作出什么判断；他们都逐渐用作品的叙述意识来代替主题意识，他们认为重要的是告诉你，生活中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而不是告诉你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作出一种评判。他们更多的是告诉你：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的。不同的作者和作品只不过是文学叙述的语言不同而已。像我们这一代的作家，不管写什么东西，都是有所为而写，即有明显的主题意识。现在有些年轻作家不管这一套，他们是无为而治。“就是要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至于它有什么意义，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无奈这种以叙述代替思想，以语言描写代替认识思考的写作一旦形成潮流，乃至成为一种时尚，那么思想见解和价值评判就必将被放逐，文学患上“思想贫血症”就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其实具体分析起来，文学缺乏思想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并非没有思想，只是由于信奉新写实主义文学观念，故意隐去自己的思想倾向，久而久之难免走火入魔；另一种则是作者根本就缺乏思想，缺乏对生活现实的认识穿透力度，就只好以所谓“还原式写作”来自我标榜，试图“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忽悠别人。无论是哪种情况，这种“思想贫血症”都是所谓“还原式写作”的根本病症，值得认真诊治。 二曰“创新性写作”。文学写作追求创新本来无可非议，甚至是人们所极力提倡的，而且一个时期以来的确有不少精品力作显示了创新性价值。但问题是现在文学界有一个认识误区，以为“新”的就是“好”的，似乎“创新”本身就是艺术价值。这就使得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利用这种模糊观念，打着“创新性写作”的旗号，一味追逐新奇怪异而猎取名利。在写作题材上，你写宫闱秘事，我就写江湖传奇；你写声名显赫的达官显贵，我就写不为人知的奇人奇事；你写豪门大宅，我就写青楼闺阁；你写厚黑与权势，我就写色欲与命相；你写土匪，我就写黑社会；你写杀人如麻，我就写酷刑惊天；你写兄弟夺爱，我就写父女乱伦；你写婚外恋，我就写一夜情；你热衷身体写作，我就追逐肉体写作，乃至下半身写作，等等。在写作方式上，你热衷“新写实”，我就追逐“后叙事”；你将写实与荒诞嫁接，我就将象征与魔幻结合；你搞新感觉写作，我就搞玄幻写作，如此等等。其实这些所谓“创新”，都不过是标新立异吸引人的眼球而已，未必有多少真正的文学价值。而我们所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新，其实并不仅仅体现在题材和写作技法上，而在于这种创新写作是否给读者提供了新的审美体验和精神价值，是否能引起人们对社会历史、人生与人性新的审美感悟。换言之，对于真正的艺术创造，其实有比仅仅追求创新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表现审美理想，能通过艺术的感染力，给人向善向美的精神力量。而这一切，都仍然取决于作者是否抱有坚定的文学信念和崇高的审美理想，是否对社会历史和人生人性具有深刻的思想穿透力与独特的审美判断力，如果没有这样的主体精神，那些所谓“创新性写作”的意义价值就是值得怀疑的。 三曰“大众化写作”。当今有些作者声称，自己是为大众写作的，作品是否获奖和得到好评都无所谓，只要读者喜欢就行，对此说法颇值得辨析。按笔者的理解，“大众化写作”本是与“精英化写作”相对而言的，过去的“精英化写作”是作家以文化精英自居，鄙视人民群众，不屑于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和表现人民情感，而只顾表现作家文人的自我情趣，即使面对大众也是居高临下的教化姿态，这种写作姿态在如今已不太能被人们所接受。当今文学走向大众化已是一种必然趋势，文学要充分尊重和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肯定是合理的。但问题在于，有些人往往把文学“大众化”简单等同于“市场化”，只要作品在市场上畅销，就说明读者喜欢，就证明是在为人民大众服务。按照这个逻辑，那就市场上什么好卖，文学就写什么，于是“大众化写作”就悄然变成了“市场化写作”。而一旦文学写作按“市场化”规律运作，那结果就可想而知，所谓“为大众”就是极力迎合低级趣味，所谓“创新”就是寻找“卖点”，所谓“可读性”就是新奇怪异欲望本能感官刺激。当这种追逐形成风气，“大众化写作”就会演变为庸俗化大比拼：你俗我比你更俗，你放纵我比你更放纵，你刺激我比你更刺激，什么文学表现思想和审美理想，什么文学写作的道德态度等等，统统可以置之不顾。这样的文学只会放大人性的弱点，将人性引向滑落，导致贻害大众，这是“大众化写作”的根本扭曲。实际上，文艺大众化不仅要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更需要在精神价值上引领和提高大众。任何社会总是要倡导人性向善向美，但人性并非天然向上，人性本能之逐欲纵情犹如水之就下，因此才需要教育“育”人，文化“化”人，不断将人性引向善与美。无论在什么时代，也无论打着什么样的写作旗号，文学写作都不能放弃这种审美理想，也不能没有这种起码的道德态度。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如果化用这句话也许可以说：任何真正的文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表现。作为文艺家，我们不仅应当知道自己喜欢和需要什么，而且应当知道自己的时代、民族和人民大众最需要什么；我们不仅应当明白自己已经拥有了什么，还需要反思我们到底还缺少什么，这样才有可能使我们的文学写作真正有所作为，真正无愧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