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理解

Ⅰ 狂人日记现代性意义的理解

《狂人日记》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具有现代精神与现代文学意味的白话小说。
首先，《狂人日记》的现代性意义表现为作者在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洞悉中体现的一种空前千古的现代理性精神。鲁迅将他在长时期对封建社会历史文化的沉思中磨锐的理性锋芒，直接刺向被仁义道德一类冠冕堂皇的假面掩盖着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内核，剥露出凶残的“吃人”真相。小说切开历史的纵剖面，活现出旧中国是一个几千年时时吃人的地方，而这种吃人的惨剧如恢恢天网，笼罩社会。从赵贵翁到大哥，从医生到路人，“自己想吃人，又怕别人吃，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吃人的场面又是如此暴戾：“易子而食”，长幼在劫，食肉寝皮，无所不施。这篇“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小说实乃一篇囊括数千年宗法制度吃人总罪状的檄文，它以其热烈的憎恶拆穿“从来如此”的封建宗法教义，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是一种完全的体现了“醒来的人的真声音”的理性自觉，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
其次，《狂人日记》的现代精神体现在它所表现的五四启蒙时期深沉的忧患意识与自省精神。所有的人（除去“我”），都是要“吃人”的，无论是社会受益阶层的赵贵翁，作为“礼教”和“家长制”化身的“大哥”，还是社会非受益阶层的“佃户”，“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衙役占了他妻子的”，“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还是专业人员的医生，包括自己的母亲，无一例外，特别是青年、小孩，都为人吃人的社会所深深戕害，这样一个吃人者用礼教杀人的凶残严酷与被吃者的麻木不醒是一种何等可怕的民族现实，从中不难看到作者对民族命运忧愤深广的情怀。当然《狂人日记》对民族历史的批判与作家自身文化心理的自省是结合为一体的。当狂人在联想之中觉得自己“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时，便由被害者的恐怖转化为加害者的恐怖，由被害者的控诉转化为加害者的深深自责，从中蕴含了复合在狂人形象中的创作主体人格对自身无情、沉痛的剖析。

Ⅱ 谈谈你对现代性的认识

曹榆钠
【摘要】看我中华、泱泱大国，拥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史，在世界上享有盛誉，深深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成长。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然要积极承担起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促进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奉献力量。不仅如此，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们思维会更加完善，心灵会得到熏陶，进而逐渐成长为有思考、有道德、有文化、有修养的四有新人。
【关键词】高中生;传统文化;意义
学习本民族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其先进的思想和优秀的精神内核，这是每一位新时代少年应该具有的品质以及责任。高中时期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学习的时间，积极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能够鞭策我们严于律己，还能够帮助我们健康成长，总之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十分深远，具体进行如下分析：
一、提升自身道德文化水平
通过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正确的道德信仰。通过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观。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优秀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经过时间的洗礼历史的积淀，在不断的积累中传统文化进行升华逐渐形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更成为民族情结、生命信仰。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与时代不断融合形成了更具凝聚力、向心力、创新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因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道德精神的发扬，更是对正确道德信仰的树立，但是并不是无选择的继承，而是要有所选择，取其精华的继承，用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在社会的发展中不断的进行科学的总结与提升。
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多样化学习传统美德。通过参加学校、宣讲团等组织的活动，提升自身的道德文化水平。通过定期的参加活动，感受生活细节中的中华传统美德，如孝顺父母、教育子女、诚信经营、行善立德等。此外，还可通过参加国学论坛的机会，提升对国学经典的理解感悟与知识储备，通过对古文化的学习，接受正能量的传递。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不断的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可多多参加政府学校等联合举办的公益行活动，在论坛交流中提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感悟。
二、中国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
通常来说，可以正确的反应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意识与观念、具有民族特征的文化精神可以称之为中国传统美德，其体现出世界观与价值观，是民族特征的综合体现。中国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砥砺前行、自强不息、顽强奋斗的精神指引与支柱，更是人们实践活动的精神向导。在传统文化的理念中，更多重视人文道理、人性伦理，强调和谐平等的观念，因此研习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高中生继承与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美德，并自觉弘扬与发展中国民族文化，并在传统民族精神的指引下，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有利于提升学生自身的综合素信，因此学习中国传统美德，对国民素质的提升、国家社会的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是民族发展的灵魂，因此文化建设是民族灵魂与精神的建设。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时代的洗礼中形成了独特的内涵精神，经过世世代代的建设，成为中华民族灵魂与精神的建设。其主张仁义礼智信，从善至美、和谐美好的等优秀道德，成为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不曾改变的民族精神灵魂，铸就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与人为善、和谐平等、谦逊礼让、诚实守信、吃苦耐劳等优秀品质。可见，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有助于高中生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树立高尚的道德体系，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华五千年的发展中，对传统文化不断的洗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传统美德，更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瑰宝，其不仅蕴涵了优秀的民族品质文化精神，更饱含崇高的民族情感、民族气节、民族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因此高中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是对中国传统美德中华之“魂”的继承。

Ⅲ 论述题：17年文学的现代性！

近几年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进行反思、重释的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论、著有唐小兵编辑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 建国后17年译介外国文学，与解放前译介外国文学相比，具有三大现代性特征：一是译介目的不在审美形式的输入，而在捍卫、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这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现代文学：1917年——1949年创作的文学(40年代前称“新文学”)。 「内容提要」“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价值在时间方面的规定性按照以下过程展开：将线性时间意识引入叙事；由此，这一时间意识内含的进步信念得以确立，并在叙事中表现为强烈的时间焦虑；进而，通过革命的途径实现超越时间的目的。“十七年”文学的上述意识逻辑使之深刻参与了单向度革命社会的建构过程。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线性时间

新时期以来，正面揭示“十七年”文学现代性价值的研究成果颇为鲜见，①因为“现代性”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主要被理解为是一个基于市场而展开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过程，这就基本堵塞了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价值相联系的研究思路的形成——显而易见，这一特定时段的文学对于建立在计划经济之上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持有完全认同的立场。

然而，作为独特的现代性实践过程，社会主义运动的现代性意义已经获致社会理论界的普遍认可。②既然如此，以这一特定社会内容为正面表现对象的“十七年”文学就不必然与现代性价值绝缘。当然，现代性概念可以展开多个维度，而“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意义也非止于一端，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表现于“十七年”文学中的现代时间意识及其意义后果。

一、线性时间的引入

“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③这就意味着，现代性对于个体精神向度的塑造，首先在于形成特定的时间感知方式——这一点首先依赖于历史纪元方式的确立。西历（亦即“公历”）以耶稣诞辰作为纪元起点，本身便包含着时间向未来无限延伸的观念。随着启蒙运动以来社会的理性化进程推动的欧洲宗教世界观的解体，这一纪元方式逐渐脱离了对于基督教教义的依托与论证，成为塑造个体现代时间感知方式的纯粹观念。

对于中国人而言，摆脱天干地支甲子轮回的循环论时间观，形成纵贯历史的线性时间意识的开端，当在晚清之际。④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宣布采用西历（亦即公历）纪元，从而将自身的延续完全纳入现代性直线时间流程的想象之中。

“十七年”2文学很自然地将这一时间意识引入叙事，有许多作品甚至直接以西历纪年作为叙事展开的起点，例如：“一九三七年春夏两季，冀中平原大旱”⑤：“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冀中——这块盛产棉、麦的大平原，这块拥有八百万人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突然遭到了一阵地动山摇的大风暴。”⑥“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对冀中区抗日根据地突然发动了疯狂的五一‘大扫荡’”⑦“一九四七年三月开初，吕梁山还是冰天雪地。”⑧等等。

如果说上述作品因为将线性时间作为给定的意识前提不假思索的接受，从而使人往往容易忽略这一时间感知方式的建立过程及其深刻意义的话，那么，梁斌的《红旗谱》则以独特的时间标示方式开启了对这一问题展开思索的可能。这部旨在展示中国农民由自发反抗走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过程的“壮丽史诗”，在纪元方式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小说以中国共产党在叙事中的正式出场为界，对于时间的标示经历了一个由混沌到明确的过程。

小说开头“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具体时间未曾以明确的西历纪年标示：“平地一声雷，震动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这古钟了！‘那时，小虎子才十五岁“⑨；此后，对于朱老忠回乡时间的交代是：”三十年以后，在一年的春天“⑩：”脯红鸟事件“发生在”过了麦熟“（11）；大贵被抓为壮丁则是在”那年新年正月“（12）；运涛第一次进城的时间是”事情过去，到了第二年的春天“（13）。总而言之，在农民自发反抗的全过程中，作者始终未曾标注明确的西历纪年，所以，直到小说的第14章，叙事时间仍然处于混沌状态。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叙事中的出场，新的时间话语也同时出场。运涛进城遇到共产党员贾湘农，在贾湘农的第一次革命启蒙教育中，便包含着新的时间概念的引入。贾湘农对运涛说道：“唔，咱们定下个关系吧，你在礼拜日下午，到我家来，你知道什么叫礼拜吗？就是星期日。七天，就是一个星期。今天正是星期日，再过六天，明儿格你就来。”（14）不过此时仍然有所保留：“礼拜”虽然也是西历纪元单位，但是，明确的西历年份尚且未曾交代，其中颇有深意存焉。直到运涛加入共产党成为北伐军的见习连长，真正投身于革命运动之时，明确的时间纪元才正式进入叙事体系。在运涛以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组织起来的（“到处看得见群众革命的热情，劳动人们直起腰抬起头来了。”）那封热情洋溢的家信的末尾，小说叙述的事件第一次在现代性时间长轴上得到了明确的标注：“儿运涛谨上1926年7月”（15）。

在线性时间进入历史之前，农民们不甘于受压迫命运的自发反抗永远无法摆脱走向失败的结局，从朱老巩护铜钟到朱老明打官司，逃亡、卖地、妻离子散，在混沌的时间之中，年复一年循环上演着穷苦人命中注定的悲剧。然而，随着以西历纪元为标志的线性时间的引入，历史顿时发生翻天覆地地变化，朱老忠、严志和这些过去在黑暗的时间轮回中重复着悲惨命运的农民们，从此踏上线性时间中的进步行程，从“反割头税”到“保二师学潮”，一次次斗争推动着历史的前进，这就透露了建立新的时间观念的深刻历史意义：进步。

二、基于进步渴望的时间焦虑

事实上，组织在直线向前的时间之中的生活必然不是同质性的无限延续，反言之，此一时间观念暗含着对于进步的信任，并由此建构了一种目的论史观，从而使得现代成为“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16）在欧洲社会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中，伴随着现代性成果的历史性展示——包括“新世界”的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等等——直线时间观便逐渐被植入关于进步的信念：因为在时间的每一步进展中，都会生成新的、超越以往的历史成果。这种信念并且成为种种关于现代性的宏大理论论述的共同基石。

对于所谓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一旦摆脱循环论的时间观和历史观而建立线性的时间意识，并由此形成对于进步观念的认同，便将自身纳入现代性普世性的进步流程之中，并由于自身现代化程度的落后而产生深刻的焦虑意识。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更何况，由于现代性在中国的展开始终伴随着列强国家的入侵，所以，基于进步渴望的焦虑感尤为强烈。如果说晚清、五。四时期现代观念的引入和实际影响的发生还仅仅局限于知识阶层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以革命话语所实现的全民组织与动员，则将整个中国社会导入对于进步的渴望。进步重组了主体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想象，“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让人进步的时代！”（17）于是，进步因为线性时间观念的建立而成为时代的绝对认知、“霸权话语”。

由于进步发生于直线向前的时间之中，并因此受到时间流速的限制，所谓的落后，最终可以还原为时间上的落后。所以，关于进步的焦虑往往又会表现为关于时间的焦虑，并因而形成与时间赛跑、超越时间的平均流速、赶在时间前头的强烈渴望。具体到社会实践领域，合作化、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跃进”、“超英赶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历次社会运动与社会动员口号无不显示出对于时间强烈的社会性和时代性焦虑。“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这种焦虑很自然地进入创作主体关于时代的叙事。在柳青的《创业史》中，对于时间的焦虑始终支配着叙事的进程。这部小说始终并用西历和中历两套纪元：对于国家话语引导下的新事件、新生活一概标明西历年份，如土地改革、查田定产、活跃借贷、合作化运动等等；而对于民俗传统生活的时间纪元却都采用中历，如“黄堡镇三六九逢集”（18）、“黄堡二月八过骡马大会”（19）等等，蛤蟆滩富裕中农郭世富新房上梁时悬挂的对联赫然是：“上梁恰逢紫薇星，立柱正值黄道日”（20）。

两套纪元的并用意味着新时间以及新时间所承载的进步与革命价值尚未实现对于旧世界的完全改造，旧的时间意识所联系的旧观念，旧价值仍然存在于社会文化空间之中。毫无疑问，旧价值的最核心部分就是私有观念，它严重地阻滞着社会的进步。这一历史情境激发了人们对于时间的无限焦虑：“谁知道蛤蟆滩要几十年才能到社会主义呢？”（21）到处有人在关切地问：“咱中国什么时候实行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地方有人明确回答过。”（22）作为历史主体的集中代表者，梁生宝的焦虑更为本质化：“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使继父和他闹别扭，使这两兄弟不相亲，使有能力的郭振山没有积极性，使蛤蟆滩的土地不能尽量发挥作用。快！快！快！尽快革掉这私有财产的命吧！”（23）

峻急的时间意识进而主导了小说对于合作化运动的叙述。尽管《创业史》引述了社会主义总路线关于合作化运动的设想：“……即按照农民自愿的原则，经过发展互助合作的道路，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一步一步地引导农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24）但是在实际的叙事展开中，这一时间表注定要成为主体实现时间超越的目标。所以，梁生宝在渭源县互助合作代表会上宣布的计划是：“到一九五五年冬天，他要争取上、下河沿的四十七家农户全都能入社。生宝的意思就是说：三年实现合作化！”（25）这一超越时间的设想不但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反而导致“所有的人对于眼下还是新奇的、甚至是神秘的农业社，两三年内就要变成普通的现实这一点，充满了热情和欢乐。”（26）

超越时间成为时代的叙事法则，提前完成工作成为主导时代与叙事的“绝对命令”。无论是《风雷》、《艳阳天》等作品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描写，还是《百炼成钢》、《乘风破浪》、《沸腾的群山》、《在和平的日子里》等作品对于工业建设的描写，时间焦虑始终贯注其间：“人人都感觉到：钟表‘宗宗宗’的响声，就是时间的脚步声。在这时间的脚步声中，人和自然界都在改变面貌，世界上都在增添新的东西——哪怕为了这些新的东西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27）

三、革命：超越时间的途径

超越时间是时代性进步渴望的具体表现，而时间在叙事中也被证明是可以超越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不可思议的超越都是依靠何种力量而得以实现的呢？

由于线性时间孕育的进步本来就是一个在时间的流程中新质战胜旧质的过程，所以，这一时间意识必然推导出变革、革命具有历史合理性的结论。“整个现代性的历史也可以说就是变革、革命的历史，现代性总是包含和制造历史的断裂，这就是现代性历史的存在方式。”（28）欧洲现代性的展开，正是基于英、法两国的革命运动。进而，由于新中国辉煌的革命历史记忆，使得时代主体很自然地倾向于以革命的手段超越客观时间的限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就是对于资本主义时间的超越吗？在这一时代意识的主导下，“十七年”的文学作品让我们领略到了革命强大的动力功能。

在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中，主人公欧阳海所在连队有一次承担修建铁路的任务，当工程进行到最关键阶段之时，突发洪水冲垮了已经修筑好的路基，而战士们也因为水土不适大批病倒，“眼看按期完工已经非常困难。”（29）当然，从时代性的社会意识逻辑出发，真正不能按期完工的事情决不允许在叙事中发生；同样从时代性的社会意识逻辑出发，对于困难的克服既不能靠增加施工人员，也不能靠更新技术设备，唯一可取的路径就是革命行动的展开。所以欧阳海发出成立突击组举行劳动竞赛的倡议得到了连首长的充分支持，并且在实际执行中取得了预想中的效果：“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鼓起了整个工地的干劲，抢回了可贵的时间，眼看提前完工不成问题了。”（30）

曾有论者如此评价《欧阳海之歌》：“《欧阳海之歌》与以往的文学作品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突出毛泽东思想的书。”（31）这一论断的洞见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小说凡事诉诸革命的强烈冲动，但是，若说它因此“与以往的文学作品有着本质的区别”，则是明显的“过誉”之词。事实上，通过革命的途径克服困难是时代性的认知原则，革命确保主体超越时间的想象得以实现。如果说建国以来文学叙事在这一认知原则上有所变化的话，那也就是愈益强调革命的动力功能，所采用的革命方式愈益激进而已。在《艳阳天》、《风雷》乃至于“文革”时期的《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中，革命的具体方式已由五十年代叙事作品中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激励或自我反省逐渐发展为实际的阶级斗争的开展。“抓革命，促生产”的社会动员令正是对于这一时代认知原则的简练表达。

然而，革命不是无条件的。如果将革命理解为进步道路上的质变，那么，它必须以量变的积累为基础，更进一步说，它在一切领域中都不能超越量变积累的限度，这一点恰恰又关乎时间，因此，时间不能无条件的被革命所超越。但是，这一点并未得到清醒的认知。《欧阳海之歌》曾经如此描述一个落后分子高翼中在欧阳海超人革命意志感化之下的幡然悔悟：“班长啊，班长！你真是怎么说就怎么做啊。在你身上，我真正懂得了：人的毅力，可以超越某些‘生理限度’，去完成正常情况下完不成的任务。人民需要我们怎么工作，我们就能够怎么去完成任务——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毅力限度。我过去老是为自己的怕苦怕累，寻找什么‘科学根据’……”（32）

由于中国社会极度强烈的进步渴望，由于暗含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对于自身的革命所具有的超越时间能力的坚定信心，使得社会意识逻辑对于革命的执著被推至极端。即便科学在革命之前也必须退让，革命无可阻挡，它可以在一切条件下超越客观时间对于进步的限制，它可以使一个有着伟大文化传统和光辉天朝记忆的民族迅速赶超列强，从而摆脱一百年来的屈辱历史，总而言之，在革命之上，寄寓了民族全部的梦想。

线性时间激发了进步渴望，并将之强化为对于时间的极端焦虑，这种渴望和焦虑进一步鼓励了以革命手段超越时间的冲动。可以看到，“十七年”文学的这一意识逻辑，既依托于同时期的社会现代话语，同时又是对于这一话语的提纯与强化，并因此深刻参与了单向度革命社会的建构过程。

在西方思想界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于现代性的多向度批判之中，发端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运动构成了这一批判的美学之维，其历史意义得到了理论上的充分肯定，“用韦伯的术语来说，审美在现代社会提供了某种世俗的‘救赎’”（33），由此，它对于社会的现代进程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补救与纠偏”（34）作用，从而有助于建立个体精神和社会整体运作的平衡。

以此眼光返观“十七年”文学，可以看到，文学话语与社会话语的高度同质性，使得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实践缺乏来自于内部的张力，由此，文学之于个体、社会以及文学自身的意义都无法达到应有的程度。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宏观的文化意义上判断“十七年”文学，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于当代沉溺于消费狂欢的写作者也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Ⅳ 什么是小说的现代性

什么是现代性？

1，马克思和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理解。
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经常用“现代”这个词语来“表示资产阶级的兴起、经济的成长、资本主义的确立、他们政治上的表达以及后来——但不是最终——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些历史事实的批判”。列斐伏尔的这句话包含两个领域的话题：政治、经济。这两个领域关系密切，但也可以作为两个独立的对象进行阐述。列斐伏尔接着引用了马克思的两段话，这两段画主要讲述的是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如何抽象出了形式上的普遍利益，个人（私人生活）也被抽象为个人利益（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对国家、个人进行抽象的资产阶级时代是分离、分裂和两重性的。（8页对这三个词语的表述是“分离、分化和多重两分”，是一个意思，“革命性的实践起步于跨越鸿沟：私人与公共、专门与普遍、自然与人……”，这一句话应该是对“两重性”的具体表述）列斐伏尔在这样一个角度下具体讲述了马克思观察到的被称为现代性的一些分离的状况：私人生活与社会-政治实践的分离，理性与非理性的分离，表面的理性统一的背后是普遍的“非现实”。最后的结论是：只有通过革命性的实践才能改变这些分离状况，重建真正的统一。(马克思的现代性具有更多的政治内涵，而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则有很强的体验性，他试图将短暂、瞬间性纳入对现代性的解释当中。他在永恒和变动的两重性中注意抓住变动的一方，（永恒只是他的起点），因此他把现代等同于时尚，认为从短暂的、变动的意象中把握住的东西，与永恒之间存在神秘联系。换句话说，波德莱尔的理想是在现代资产阶级世界内部创造一个审美的艺术的世界，即所谓“世界化的世界”。这个世界追求的是时尚，他通过对时尚的把握来创造一个华丽的高级世界。也由此，波德莱尔没有马克思的那种追求自然的统一性的的倾向，他理解的自然是一个丛林的自然，是“咬啮和杀戮”产生的地方，人工技巧才是他的追求。
1848年革命使马克思看到了自己从哲学角度理解资产阶级世界（现代）的局限性，他开始采用“实证”的方式，更多地关注历史与经济。但是他对通过革命性的时间推翻资产阶级世界创造一个统一的世界的信念并没有变化。
1848年革命却使波德莱尔产生的变化。他“在身负革命和失败的创伤、满心厌恶资产阶级和斥责资产阶级世界的情况下，承认了革命性实践的失败，他挪用起两重性和分离性来，他与它们妥协了，他拒绝那样接受它们了，它们已不足以让他满意了，他极其厌烦它们，他深究它们，以便发掘出代替已失败了的真正变革的观念化变革的根源”。这里的它们应该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世界”。波德莱尔的妥协是指“接受资产阶级社会为‘世界’”，这一妥协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这一概念羽翼渐丰，开始飞翔。波德莱尔接受了现代性所暗含的自我与真实、珍视与理念或可能之间的裂隙、分化，并试图用诗性语言构筑一个独特的审美世界，并以此抵抗、解决前述分化、二重性。词语在这里成了唯一的有效的武器，波德莱尔通过词语完成对资产阶级世界的蔑视、嘲弄。但是这种词语的“炼金术”仍然臣服于既定的环境，审美是出于环境之中的，虽然它的目的是展示和改变世界，但是词语本身却必将陷入孤独。
19世纪是资产阶级上升和进步的黄金时期，1905年发生的俄国革命宣告了世界正在转型，而沉浸在19世纪的好日子中的资产阶级连同它的哲学还没有反应过来。列斐伏尔说：“1905，一个突变。”它预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新技术发明急剧增殖并穿透了日常生活；“非连续性相伴涌来”，构成了对19世纪诸多领域的连续性的观念的冲击。（这一部分有几句话很费解。第9页下面，“每个试图安置知识和行动、社会政治生活后果的人将失去他们的立足之基。这是迟早的事。”和“还是此时，个人主义的时代结束了，集体组织的时代虽无绝对的突破，但已开始显露峥嵘；个人要为捍卫自己而竭力斗争，争得有效的桥头堡：相关的、想象性的艺术”）

在新的时代，专家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网络全书派过时了”；结构、非连续性等概念被广泛应用，“讲综合”成了“老一套”。在变化的变现中（实际上应该是对变化的理解过程中），“变异、突变的性质差异概念”深深影响了不同的图式。所有这些非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概念已经嵌入了现代性之中。

接着，列斐伏尔把非连续性这一“新生事物”（在这里他表述为“抽象的非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抽象力量”）带入对具体生活境遇的感知当中。他举了信号、图像、电光照明的例子，说明由于非连续性的力量（包括具体的技术？），我们的物理感知已经无法分辨出抽象和赶出了，“‘真实’失去了它陈旧而熟悉的特征，成了胶合拼板玩具的拼片”，“它也变得更具体更不真实了”。这一段话的意思可能是非连续性的力量已经模糊了具体/表象与本质的绝对鸿沟，使人置入一个无法获得象征意义或本质性理解的境遇。列斐伏尔认为，非连续性的信号、物、声响已经支配了人的感觉，象征及其附着的文化、意义在信号的压迫下急剧贬值。一些艺术家倾向于把握这些非连续性的信号，试图在非连续性的现实当中创造出一个自由的世界（这也可能是艺术家们的异想天开）。另外一些艺术家感受到真实世界中的“它性”（非连续、断裂、无本质、无意义、异己感），试图重新找回“久远年代的象征”来代替异化的现实。

在描述了汹涌而来的非连续性和变化之后，列斐伏尔总结说，“现代性诞生于这些重大的变化、诞生于这个明显的但仍未得到解释的现象”，“在这个新显露出的现代性核心中，存在着解构和自我解构的内在矛盾和原则”。

Ⅳ 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论述《呐喊》《彷徨》的现代性特征

如果我们可以消解人为的抑或意识形态强加于鲁迅头上的神圣光环，或者祛除不分青红皂白的有意遮蔽与诬蔑，换句话说，如果（即使）能够中和鲁迅身上近乎两极分化式的酷评，如"最受诬蔑的人" 和"最勇猛坚决、正确伟大"等对鲁迅的形塑 的诸如此类的极端话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毫无疑问，鲁迅依旧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鲜活、触目惊心与备受争议的灵魂之一。甚至可以推定的是，他仍然会在21世纪发挥他应有的不容忽视又个性十足的独特历史功用。

鲁迅研究成为一门声名显赫、研究资料近乎汗牛充栋的"鲁学" 无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鲁迅的无尽魅力甚至魔力 。然而，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的鲁迅其小说集也不过三卷：《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共33篇。耐人寻味的是，鲁迅如何实现了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以及他小说自身内部的两次"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 ？尤其是，他又如何通过小说叙事模式的嬗变来呈现他对"现代性"的独特认知与迎拒姿态？

某种程度上，叙事方式的更新和递进是小说演变的灵魂。如人所言，"对新小说来说，最艰难、最关键的变革不是主体意识，也不是情节类型或者小说题材，而是叙事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叙事模式"是一个众说纷纭、流动不羁的概念，但在本文中，它是指从叙述人营构、叙事的策略等总和所提炼出的不同范式（paradigm）。如人所论，"叙事方式是一组手段和语言方法，它们创造一个故事中介者的形象，即叙事作品中所谓的叙述者"。

在我看来，鲁迅小说的叙事模式基本上经历了可谓两次大的嬗变。一次是，如果将鲁迅从整体上置入"文学革命"的滚滚大潮中进行外部动态观照，他挟晚清小说界革命之威引领风骚，推动了中国小说叙事从传统渐次步入现代的转变，主要是《呐喊》、《彷徨》为代表；另一次则发生在其小说内部，鲁迅以其《故事新编》部分实现了他更新小说叙事、创设小说类型的企图，尽管这背后可能掩盖了我们不得而知的更大的叙事创新与文体学野心。

比较而言，有关第一次转变的研究往往声势浩大、成果迭出。一般而言，几乎所有专论鲁迅小说的著述都或多或少的论及了《呐喊》《彷徨》的叙述创新及其转折意义；而第二次转变的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尽管自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就争议不断，但真正能将它置于鲁迅小说内部发展规律的平台上剖析，并指出其转捩与创新意义的研究极其罕见。 为此笔者的重点将适当向第二次转变倾斜，同时以巴赫金的小说性理论进行探究。所以本文的论述主要分如下三部分：1"小说性"理论的层面与可适用性；2鲁迅的力量，主要考察他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的角色；3狂欢：在意图与实践之间。主要探究《故事新编》的重要角色和地位。
）《呐喊》、《彷徨》的叙事更新。早在1923年，茅盾先生就灵敏地指出，"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 就连对带有左翼色彩的作家（品）不无偏见的夏志清也认为，"短篇小说一开始却是非常成功的。给这一类型文学奠下基础的是鲁迅。他在一九一八年发表的《狂人日记》，纯熟地运用了西方小说的技巧，与中国传统的说故事方法完全两样，因此可以称为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始祖。"

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王瑶先生也强调了鲁迅的现代文学史上的奠基人地位，"鲁迅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扩大了新文学的阵地，同时由于这些小说内容的深刻，表现的新颖……为新文学奠定了基础。"

不难看出，鲁迅作为现代中国小说鼻祖的位置是得到公认的，同样，他在小说叙事模式的转换中也担当了类似角色。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是如何实现的？

在巴赫金那里，"小说性"和转型期紧密相连 的，而现代中国小说的诞生本身就暗含了小说性的内在特征：杂语性、兼容并蓄等。清末民初转型期的新小说自然也不例外，"新小说却是从其它文学形式获得不少灵感。笑话、轶闻、答问、游记、书信、日记、叙事诗、见闻录等传统诗文形式的渗入小说，都曾对新小说叙事模式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反过来，恰恰是因为此特质，小说也被推上了历史潮流的浪头，为人瞩目。王一川指出，"中国人的新型现代性体验是与新的生活语汇如全球化世界概念、来自西方的科技话语和现代器物名称等交融在一起的……小说由于能以散文体方式叙事、抒情和议论，还可以把诗体等其他文类兼容于自身之中，因此得以成为容纳现代生活新语汇的合适形式。因此，小说在表现新型现代性体验方面交上了好运，成为现代文学的主导或中心性文类。"

鲁迅的《呐喊》《彷徨》同样也体现出其丰富的现代性，甚至是先锋性。从整体上看来，他除了延续旧有的体式-情节小说以外，还开拓出"以写实性生活片断为结构主体的片断小说"、"以刻画人物性格、勾勒人物命运线索为结构主体的心理小说"和"以特定的氛围渲染和情感、意蕴表达为结构主体的意绪小说" 等等。

"小说性"颠覆和解构的一面在鲁迅的《呐喊》《彷徨》中有非常醒目的表现，比如《狂人日记》。无论是反思国民性、痛陈封建礼义说教的罪恶都或具摧枯拉朽之气势，或意义深远绵长，在在令人省察。刘禾指出，"狂人日记却着重于中国历史的象征性病理诊断--暗含着西方规范的参照--它大大超出了任何个体心灵的字面解释" ，这无疑从内容上指出了其富含现代性的一面。王润华也在他的〈西洋文学对中国第一篇短篇白话小说的影响〉中缕述了果戈理《疯人日记》、迦尔逊《红花》和尼采《察拉斯忒拉的序言》等对《狂人日记》的叙事、内容、意义等的宏观的细微影响。

但需要明了的是，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理解为反思和批判自我的态度和趋势，这当然也是后现代性得以发展的理由和空间之一。从此角度讲，鲁迅小说的现代性中也包含了另外一种独特的声音与反抗姿态，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鲁迅式的现代性"。显然，它包含了诸多复杂的指向和源泉：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熟谙和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模式的独到品位及引领式论述 自然使他超越了许多时人对西方现代性的毫无保留拥抱的幼稚，反而多了几分少见的本土式的冷静与成熟。李欧梵在他著名的《铁屋中的呐喊》一书中探寻鲁迅的现代性的手法就是通过寻根传统却避开西方来展开。

鲁迅的通过译介和阅读外国小说以及留学日本的体验有使他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坚持"拿来主义"的博大胸怀。同时，"也正是文学传统中的核心层次的那些要素，才决定着新文学在发愤精神、史传意识、抒情风貌、意境美感、白话文体等诸多方面同中国古代文学发生着深刻的历史联系，呈现了文学历史连续性的许多有声有色、诱人追寻的生动具体的形态。"

如果通读鲁迅这两部小说，我们可以发现，鲁迅的小说主题的现代性表达似乎背离了现代性的原初语境，而更多呈现出对乡土中国的深沉又细密的关怀与缠绕，如《阿Q正传》、《故乡》、《祝福》、《孔乙己》等莫不如此。"毫无疑问，鲁迅的作品被看成是中国现代性意义最典型的表达……也许更重要的在于，鲁迅表达了一种乡土中国的记忆，这些记忆从中国现代性变革的历史空档浮现出来，它们表现了与现代性方向完全不同的存在。鲁迅在这里寄寓的不只是批判性，而是一种远为复杂的关于乡土中国的命运--那些始终在历史进步和历史变革之外的人群的命运。" 如果非要给这种逸出与背离以现代性的名义的话，那它应该是"鲁迅式的现代性"。

Ⅵ 现代文学 1.如何理解“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1、“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在字面意思上可以理解为时间概念先后即历史发生是在时间关系上有一定关联性的；也可以理解为事物联系。但根据你提问中关于“现代文学”应当着重参考到晚清历史（包括文学历史）对“五四”产生的影响，并且需要反过来以“五四”文学中那些思想是可以作为这种观点佐证。
2、鲁迅看客模式，严格意义上讲是鲁迅先生对当时国人行为及心理的一种文学反映；其中包括批评当时国人“淡漠，冷酷，缺少骨气等”处事态度及统治阶级丑恶对现实造成社会形态扭曲的一种客观反映。
因为要写的方向比较多，建议参考其中一个角度即可。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希望会对你有所帮助。

Ⅶ 请结合作品谈谈鲁迅小说的现代性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Ⅷ 什么是现代性，形象一点的解释。找到的资料都太难理解了。

什么是现代，学历史的时候应该是知道的吧，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一直到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现代的最大的特征是什么的，就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的吧，与信息技术挂钩的都可以说具有现代性！

Ⅸ 如何理解《浮士德》是“现代性问题”的前现代预言

《浮士德》是德国作家歌德创作的一部长达12111行的诗剧，第一部出版于1808年，共二十五场，不分幕。第二部共二十七场，分五幕。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而是以浮士德思想的发展变化为线索，以德国民间传说为题材，以文艺复兴以来的德国和欧洲社会为背景，写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不满现实

Ⅹ 如何理解现代性

现代性是社会学中的术语
你什么专业，社会学吗？
上现代西方社会学书上找去，或者找你们老师要讲义，毕竟用老师的语言回答是最合他胃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