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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女性意识觉醒小说农村

发布时间: 2024-07-31 15:19:03

A. 读丁玲的《阿毛姑娘》

摘要:出生于1904年的丁玲可谓经历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变迁,在风雨飘摇的历史背景中,这位主张女性独立解放的女作家用芊芊素手执笔和敏锐冷静的女性视角塑造出许多带有时代烙印且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她们生于时代,存在于时代,代表了时代。而她们身上根深蒂固的性格和被西方文明冲击着的顽劣性的社会,是让其开出枝繁叶茂的悲剧的幕后推手。《阿毛姑娘》作为丁玲早期的作品女性意识尚不能如同后期写《沙菲女士的日记》那般成熟,但是她从作品中自发对女性精神的思考,被动选择生活以及在城乡文明的冲撞下中国农村女性的精神,大量的心理活动描写真实反映出一直被安排生活的农村女性当遇到汹涌的城市文明时不断膨胀的痛苦、挣扎以及异质欲望。

关键词:丁玲;被动选择:女性意识;城乡文明;女性形象;

《阿毛姑娘》是丁玲早期较为重要的作品,蕴含着着作者独特人生哲学观以及生活体验。但是作者不仅仅满足于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反映那个时代背景下的城乡文明碰撞下一个农村妇女产生的异质欲望,更多的是在将一个被动选择生活的女性在那样的时代里不能完全释放自己的欲望,自能在这种扭曲的欲望中不断期望和失望,并且走向自我毁灭。这个悲剧撕裂开来,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这个弱小的灵魂在觉醒后不敢挣扎的痛苦。这种痛苦主要由三大因素造成的,这也是悲剧发生主要原因,通过这些原因我们才能更深次得剖析这个悲苦的女人背后的文化意蕴以及其塑造的价森橘值。

一、被动选择的人生

为了逃脱贫穷,当阿毛在老爹和三姑的期许下阿毛从荒凉的山野嫁到西湖边葛蛉一个“很兴隆”的婆家,无法选择的人生迫使她去接受这段“美好”的姻缘。怯怯弱弱融入到这个新的不一般的“福乐”世界和接受并不烂和是爱自己的丈夫的爱抚。她的婚姻是被动选择的,这种被动来自于中国根深蒂固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当阿毛想到那个“神话中的奇境”的时候需要得到丈夫的允许,被丈夫主宰的阿毛是没此历团有经济主权,做衣裳的一块钱是丈夫给的。阿毛虽然颇为不满丈夫所给的金额,却从头到尾不敢吱声,连埋怨都只能留在心底。当她瞥见城里繁华而羡慕别人生来的福气的时候正是悲剧的开端,因为她那被动选择的人生根本不允许她张开有力的翅膀去反抗,现实也不允许。当嫁给军官当小老婆的三姐过上了富足的日子时候她明白了人是因为钱而分很多阶层的,而“现在她把女人的一生,好和歹一概认为系之于丈夫。”“当她一懂得都是为了钱时,她倒又非常辛勤的做着事,只想替她丈夫多帮点忙才好”。所以在丈夫小二身上建筑了很多希望,并日夜操劳着她那极大的野心。但是最后却被丈夫辱骂,“在她的观念里阿毛看轻女人,同时她就把一切女人的造化之功,加之于男子了。她似乎是这样以为;男子的好和歹,是男子自己去造成,或是生来就有一定。而女人只把一生的命运系之于男子”。但悲伤的是她的丈夫却给她无穷的失落。在这样的社会与观念里,阿毛的幸福生活也是被动选择的,她把幸福寄托于男人,可悲的是她无法选择她要的男人,夫权的观念与物质的愿望碰击下也迫使她走向了自我灭亡。

当她要去走进那间精美的房子走向那个会画画的男人的时候,婆婆当场打了她一巴掌,丈夫连夜打她,所有人都好像在指责她。她对丈夫生出恨意却又惧怕丈夫,无法选择人生的自由。连在石磴上哭的自由都系在了丈夫身上。

无法选择的人生是本来就是一部黑色的悲剧,在这个无法选择的人生中生出不该有的欲望仿佛是悲剧的助燃剂,让这腐朽的人生好像越烧越旺一般,被动地选择了在男权社会中选择死亡。其实人的人生一旦被动选择,那人便没有所谓的自由,那便是这个社会最低的存在。在中国的封建礼教中,妇女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无法左右自己的婚姻,无法实现个人的主权独立。直至今日人们仍然认为女人“做得好,不如嫁得好”。阿毛的死看似悲凉,但是她用她的自我毁灭告诉我们,把女人的一生系于丈夫身上是可笑的,当发现自我的觉醒与无法挣脱现实的时候,阿毛选择了终结生命。

二、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与自我束缚

阿毛从小生长于那自由又荒僻的山谷,那里的人如同父亲一样不过是一个朴实的庄稼人,而她没有嫁到这“福乐”的西湖畔之前也不过是快乐老实的孩子罢了。嫁到这最容易沾染富贵的西湖来,跳在一个大的,繁富的社会里。她看见这样热闹的婚礼时知道自己错了,便有了第一次的觉醒与认识,也在三姐口中的引诱下央求丈夫带她看了一回奇景,一个毫无知识的姑娘见识过城里的奇景后,被街上女人的打扮所吸引便羡慕起别人的被安排的福气。她并不知道世界开始变化,有些女人干着科员,做着一流的官,以文字为生。在她的世界里

女人依附于男人,这是她浅薄无知的一面。但是现代文明促进了阿毛的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明白起钱能把人分许多阶级,也明白有钱该读些书,那让女人不一样。但是又被狭窄的封建教条束缚,于是不断自我挣扎。这种初步的女性意识不具有力量与存在几千年的封建牢笼所抗衡,可是因为这生出来的意识的觉醒幼芽存在,于是阿毛明白丈夫并不是喜爱自己,幸福总是短暂的而自己从未得到过幸福,也明白这样的人生并没有任何的意义,在夜里便吞了火柴自我毁灭。 作者通过主人公阿毛姑娘的心理描写,映衬出被压迫的中国妇女对封建社会的一种反抗精神,她们想去挣扎反抗

诚然,在小说中阿毛的地位处于家庭的最弱,在她的认知里夫权始终凌驾于她个人自由之上,甚至连欲望都只能凌驾在男权之上。她初步萌芽的女性意识已经物质欲望不断与固有的认知不断交相搏斗着,于是她便也是不断痛苦着。阿毛在被打后不愿出去玩,又一再陷于那种虚无缥缈的希望中,但阿毛觉得她和阿招嫂都属于一样的阶层。她从未得到过关爱,她怨恨他的丈夫, 可她的丈夫只是一个安分的粗心的种田的人,以他传统的见解中她认为就是他妻子的不对,阿毛的幸福于她而言比不上他所求的简单生活,他需要的不过只是一个本分与他生活的妻罢了。当阿毛看见自己冷淡的离去的时候,我想她那正在萌芽的女性意识迫使她学会了去恨,阿毛开始用她倔强的心去反抗这这个家以及这个环境。

阿毛作为一个生得美好的女人在跳出那个荒凉的大山有了个体价值体验和领悟,开始拒绝接受整个环境以及她丈夫对她价值的定义,有了个体的欲望,甚至敢于对丈夫冷眼相待阿,于是阿毛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失望,她以她的世界观观察了别的女性的生存状态之后,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生活,最中国认为生活是毫无意义的,幸福是短暂的,于是选择了自我毁灭。

三、城乡文明的碰撞

在中国沦为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中国的沿海地区开始被西方文明所冲撞并且发展出自身独特的城市文明。在这个西化的过程中,文化的发展以及生活的变迁是极其不平衡的,所以据当时的史料记载在中国沿海地区穿旗袍喝洋酒是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情。可是对偏远的山区而言他们仍然是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丝毫没有被外界所影响。这种经济文化的极不平衡发展导致中国的思想开化的遇到阻碍。封建与开放存在,并且不断抗衡,最后演变成城乡文明的碰撞。

阿毛本是一个由荒凉山区而来的什么都不懂的勤劳而快活的姑娘,在嫁到“福乐”之地和见识过城市的“奇观”后,生出了对物质的贪恋,对于外界的新鲜事物接受程度加快的同时,个人所固有的浅薄和无知却无法跟随城市文明。一个现代化不断推进的社会也无法给她一个可以挣脱悲剧的有力臂膀。当城乡两种文明冲击的时候,阿毛的痛苦、焦急、挣扎却无法促进她的自我拯救,因为于她而言女人依附于男人,而她的男人小二却安逸他的简单生活,她只能选择逃避。无可厚非,城乡文化的冲撞也是阿毛走向死亡的重要因素。

丁玲的《阿毛姑娘》并非是丁玲的代表作,甚至并没有受到过重视,单纯将其作为一个故事而看的时候,我们也只是对阿毛的结局轻轻的叹息。但是,如同从大时代背景下去分析她所存在的时代,她所代表的那一类人,那一种人生,你倒会生出许多的思考。在那时,或许不止一个阿毛在受着这种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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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超短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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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据说这篇小说表现了女性意识觉醒:

男:请你吃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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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反贪反腐小说:

领导告诉男部下:要提前(钱)申请 !
领导告诉女部下:日后再说 !

10、爱情暴力小说:

题目《别每天纠缠着我要我负责任把孩子生下来然后结婚让你变成你老妈那样的女人》 正文:"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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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有关萧红小说女性意识的参考文献有哪些

苦难的女性悲歌——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
萧红是一位女性意识很强的作家,她从女性平淡的日常生活着眼,描写了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过程,写出了北方农村苦难女性的血泪生活,唱出了女性挣扎在生存与毁灭之间的悲歌,揭示了男性对女性的冷漠和迫害。萧红虽然揭示了两性之间的对立,但是她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要男女互相仇视,而是为了唤起社会对于女性人格尊严的重视,为了建立一个由和谐的两性关系所构成的世界。
在20世纪的中国女作家中,萧红虽然算不上一个大家,但却是最具有性别意识和性别自觉的女作家之一。萧红的女性意识具有清晰的发展脉络,她的小说描绘了一个时代的妇女生活,在二三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那么,何谓女性意识呢?乐黛云教授认为应从三个层次来理解:“第一是社会层面,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第二是自然层面,以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生理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第三是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

萧红的小说体现了浓重的女性意识。她塑造了一系列女性悲剧形象,探讨了女性悲剧形成的原因,并进一步揭示了造成女性悲剧的社会根源。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风格独树的女作家,她写出了作为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的种种不幸,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揭示了封建主义对妇女的精神奴役,探索了造成女性悲剧的社会根源。

一、女性悲剧形象

作为女性作家,萧红始终注视着女性的苦难人生,尤其是北方妇女的苦难和挣扎。她塑造了一系列不幸女性的悲惨形象,并以此形成了她小说的独特的艺术形象体系,使她的作品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通观萧红全部作品,主角几乎都是女性,并且主要是她所处的那个时代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寡妇、弃妇、农妇、佣妇、乳娘、童养媳等形象,她们的命运是悲惨的。有的被地主糟踏,如王阿嫂,丈夫死后被地主的大儿子奸污,后来又活活地被地主踢打致死(《王阿嫂的死》);有的被传统习惯势力折磨致死,如小团圆媳妇,只因她长得活泼、作风大方了一点,那愚昧的婆婆就根据几千年传下来的旧规矩,不分白天黑夜地打她。团圆媳妇被虐待、折磨病了以后,婆婆不是请大夫诊治,而是请巫医跳大神,把团圆媳妇扒光了按在装沸水的缸里驱邪,给她烧替身、看香火,直到把活泼可爱的团圆媳妇作弄死(《呼兰河传》);有的惨遭资本家杀害,如小岚,她只因休息时间跑出工厂,去关照一下自己的哑巴爷爷,让工头发现,被活活地打死(《哑老人》)……萧红通过对这些妇女生活、命运的描写,揭露与鞭挞了封建社会制度下统治、压迫、残害妇女的罪恶。

二、女性悲剧探询

萧红的小说是她的一种生命形式,她的女性意识也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也许正是因为自身不幸的生活经历,恰好成为萧红洞察女性悲剧的起点,她在作品中对女性自身的性格弱点和悲剧命运的反思和体验尤为强烈而深刻。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了种种不幸,甚至是悲剧命运的根源。
在阶级压迫深重,男权专制盛行的中国北方农村,女性不仅连应有的情感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即使是为其性别特征所赋予的怀孕、分娩,也遭到了无情的忽视与遗忘。萧红超乎许多女性作家,对女性的生育作了触目惊心的描绘,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在《生死场》中,萧红更为深刻而细致地描写了女性这种无意义无价值的生育,女人的生育更和猪、狗等动物的生产毫无二致。“大肚子的女人胀着肚子,身上浇着冷水跪在满是灰尘的土炕上,一动不敢动,仿佛是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丈夫”。生命的诞生成了一种罪行:“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整个村子里,人和动物生产构成互为喧嚣的背景,人的生命活动降低为低等动物的本能活动,而女人比动物更不如的是除了生育之痛,还受到他们的丈夫的折磨,女人在遭受这一刑罚时还遭男人的打骂。他们让妻子怀了孕,却又憎恶妇女生育的痛苦扰乱了他们的耳目。
女性的悲剧不仅仅来自男权的残暴无情,来自女性自身的性别悲剧,更为可怕的是来自女性自身的自我扼杀。传统文化的束缚和男权社会的欺压,使妇女们的命运已经极为可怜了,可是有些女人对比他们更弱小、更可怜的同类,不仅不施以仁慈之心,而是更冷酷地对待她们。当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城里谋生的金枝遭到强暴与蹂躇后,她那颗破碎的心灵不仅引不起周围那些有着相同遭遇的女人的注意与关切,就连自己朝思暮想的亲生母亲,也只对着那张浸透了金枝羞恨与屈辱的钞票痴迷,而忘却了对女儿的抚慰与怜惜。不仅如此,在物质欲望的诱惑下,母亲还急不可待地鼓励女儿尽早返城。金枝那颗渴望爱抚与慰藉的心,就这样被母亲无情而冷酷地遗忘了。《呼兰河传》对两位年轻女性生命毁灭的叙写,说明萧红已经注意到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积弊的巨大残害性,注意到了女性存在的阴森的氛围。灾难不仅来自表层,在顽强的传统意识与文化惰性中,结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强行主宰、制约着妇女的言行,甚至扼杀生命。当她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和不乏温馨的童年的时候,分明又向人们提示了当时的呼兰河威胁女性生存的一大祸首,那便是封建意识、习俗和封建礼教。

三、社会深层探索

萧红的女性意识还触及到一个复杂而敏感的社会性命题: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里,女性形象是空洞的,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女性的爱是无意义的,她们不仅得不到回报,而且最终使自己变成男人欲望的对象或家务劳动的工具,被男性蚕食掉了自己的生命。正如萧红所描述的: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凶猛,似乎男人很不好。其实不对的,世界上的男人,无论多凶猛,眼睛冒火的似乎还未曾见过。就说西洋人吧,虽然与中国人的眼睛不同,但也不过是蓝瓦瓦地有点类似猫头鹰的眼睛而已,居然间冒了火的也没有。眼睛会冒火的民族,目前的世界还未发现。那么塑泥像的人为什么把他塑成那样子呢?那就是让你一见生畏,不但磕头,而且要心服。就是磕完了头站起再看看,也绝不后悔,不会后悔这头是向一个平庸无奇的人白白磕了。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是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
萧红发掘出了女性在历史文化中所处的作为审美对象的地位和形成这种地位的原因。在顽固的愚众心理中,形成了一整套对女性的规范,如果有违反者,他们必千方百计来进行束缚甚至绞杀。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都死去了,她们是在那司空见惯的人群的冷漠、麻木、幸灾乐祸中死去的,她们身上浓缩了几千年女性饱受折磨的整部历史。在这里,萧红的笔触有力地伸向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为其提供养分的现实土壤,在她笔下展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的悲剧,而是中国社会的一隅呼兰小城人们的悲剧,悲剧的根源,就在于那种病态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历经人间沧桑、尝遍酸甜苦辣人生滋味的作家不由得发出如下的感慨:“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
萧红在近九年的创作实践中,始终以她所特有的女性视角,关注着故乡人们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不幸女人们的生存状态。描绘女人们动物似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麻木,描写她们的追求与幻灭,揭示出在背负民族及个人双重苦难下女性命运的悲剧意蕴,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谈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这一论题,应该从三个层面入手:
1、自然层面
2、社会层面
3、文化层面
自然层面
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了种种不幸。“生育这本是人类最崇高、最美好的创造性行为,在萧红笔下,却成为女性的一个永难摆脱的劫数和苦难之源。”
在《王阿嫂之死》中对生育过程做了如此触目惊心的描绘:“她的身子是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扎动物在挣扎。”生和死的连接是以女性生命的毁灭为代价的。
“自然性别造成的劫难再加上男人的无知、粗暴与冷酷,构成了女性生命的非人境地与悲剧性质。”这种动物般的生存是中国农村妇女的共同写照。
萧红在她的十多部小说中,几乎篇篇涉及死亡问题,而且所涉及死亡描写基本上都发生在女人身上。《王阿嫂的死》中怀着身孕的王阿嫂产后和新生婴儿一起死亡;《生死场》中王婆的自杀和自杀未遂的情形,小金枝被父亲活活摔死,美丽的月英姑娘瘫痪后遭到丈夫的折磨而死,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是美丽多情的月英的惨死。“月英是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生就的一双多情的眼睛”,常使人感到“落到绵绒里那样愉快和温暖”,可是在病魔的摧残和丈夫的虐待下,“她像一个患病的猫,孤独而无望”,姣好的身体也只剩下“线条组成的人形,只有头阔大些,头在身子上仿佛是一个灯笼挂在杆头”。这些原本美丽强健的女性,她们美好而富有活力的生命被沉重的生活和无法把握的命运所吞噬,最终走向了死亡。
面对女性生命毁灭的悲剧,萧红的叙述是直白、平淡、客观的,没有进行多余渲染。对王大姐的死是这样描写的:“在这样的一个夜里,冯歪嘴的女人死了。第二天早晨,正遇着乌鸦的时候,就给冯歪嘴的女人送殡了。”对小团媳妇的死未作正面描写:“……还没有到二月,那黑忽忽、笑呵呵的小团媳妇就死了。”)两个埋葬她的人回来,议论“酒菜真不错,鸡蛋汤也热乎”,关于埋葬小团媳妇的经过却只字未提。在这些貌似轻松淡薄的叙述背后,我们感到萧红内心深处的悲悯与不平,感受到由女性无声的死亡所散发出的欲哭无泪的沉重与悲凉。
生与死是人生的两个端点。对萧红笔下的妇女们来说,人生的起点是生育的灾难,人生的终点是死亡的悲凉,中间是日复一日的艰难的求生。萧红没有去虚构曲折奇巧的故事,也没有制造尖锐激烈的冲突,她只是写普通农妇的日常生活片段,人人都必得经历的生老病死等等,然而她凭借用忠实地描写这种生活来震撼人的心灵,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妇女的非人生涯和悲剧命运。
社会层面
求生的艰难——《生死场》、《呼兰河传》中描绘了在贫苦生活、阶级压迫以及男性权威围攻下艰难求生的画面,是作者有意识有目的地表现女性群体命运。
人格的践踏——《生死场》中,有不少细节生动描绘了传统男权尤其是夫权对女人的压迫。在男人的眼里,女人只是丈夫的工具和奴隶。《生死场》中甜美温柔的农家女金枝怀着美好的爱情憧憬爱上了成业,但是成业只把她当做泄欲的工具,使她未婚先孕,不得不匆匆嫁了过来。她带着身孕从早忙到晚却常常被丈夫打骂。成业在外边生意亏本,回来就拿妻子当出气筒,甚至不惜摔死才一个月大的婴儿。成业死后,成了寡妇的金枝为了生活来到都市,又遭到男人的强暴,受尽男性欺凌侮辱的金枝悲愤的表白:“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历尽艰苦的金枝为了寻求一块身心栖息的“净土”,决定出家当尼姑,可是尼姑庵在日本军进来之后早已空了,孤独的金枝依然无路可走。萧红在金枝身上表现的则是男人如何诱惑女人以满足他们的欲望,如何把她们当成满足本能需要的工具和伏侍生活的奴隶并冷漠残忍的对待她们。
自然生理、穷困生活、社会压迫、男权权威等固然是造成女子肉体生命被大量虐杀的原因,然而更多的广大妇女却是在心灵上被封建传统道德所毒害所虐杀了。萧红还从无数女性和自身的悲剧中痛切地发现更为深刻的封建文化意识对女性的戕害。
文化层面
千百年来,女性卑贱,女人不是人,女人就应温顺、服从、奴颜婢膝……这种种封建道德文化已经深入到民族的精神、思想、心理和言行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主宰力量,迫使女性按照这种道德准则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12岁的“黑忽忽、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发育良好,活泼健壮,因为个子高大,不知害羞,头一天到婆婆家一顿吃了三碗饭而被“热心”的邻居们说长道短,认为她没有规矩,不象个媳妇,婆婆用严厉的打骂来管教她,这些“热心”的邻居们还踊跃疯狂地参与到摧残小团圆媳妇的行列中去。这些顽固的愚众大都是女性,如赵三奶奶,杨老太太……身为女性她们当初也遭受到类似的痛苦,几十年陈规陋习都这样实施下来,她们把曾经的痛苦抛到九宵云外,已经自觉地把陈规陋习的条款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要求,为虎作伥,和它一道来镇压起姐妹们来。这些麻木愚昧的女人们,她们本性是善良的,是照祖传的老例办事,是为了规矩出一个好人。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不得不打得狠一点,打出毛病,平时舍不得吃喝的她舍得花大把钱给媳妇跳大神、请巫医,人们似乎没有理由指责婆婆的残害与谋杀。在封建思想文化的毒害下,她们都变得如此残忍冷酷,她们不能容忍任何一个无意识或有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统的人活在世上。她们的心已经死了,没有爱憎、没有活力、没有感情、没有人性。
在倡导男女平等长达一个世纪的今天,人们在表面上似乎已经认同了女性作为人的权利,女性虽取得了与男人一样的政治地位、工作权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已经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女性生活的两难处境依然普遍,矛盾更加尖锐——大量存在于文字之中体现男尊女卑的字眼依然在传递着封建文化意识的毒瘤,影响着下一代;大量语言中指向女性的花样繁多的骂人词汇,代代口耳相传,愈发骂得过瘾了;更为可怕的是,女性在长期沦为男权中心社会的奴隶,出现了严重的如小团圆媳妇婆婆类的“异化现象”,她们已内化了男性观念。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意识形态,她们甚至还要面对因女性地位提高带来的对男性特权的冲击而形成的新的文化围剿。
但我们不能把女性的奋斗归于无望……
无数的当代女性已身体力行地支撑着女性天空,无数的当代女作家正在充实着女性天空,我们要奋力“浮出”沉沦于地表千年的“水面”,说出我们的生存真相,大胆创造自己的女性文化,涂抹女性天空。

E. 简析丁玲小说的创作及其艺术特点

丁玲作为现代女性文学的重要作家,最突出的是将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倾注于她痴情的文学创作之中,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笔丰富的精神遗产。在她的创作中,不仅能够触摸到一个沐浴五四阳光迅速成长的革命作家的思想脉搏,而且可以发现其孜孜不倦地坚持探索和追求文学的历程。她的创作道路视为现代女性文学成长的一个典型范例。纵观丁玲的创作,明显的有这样几个阶段:

其一,20年代末至加入左联之前。这个时期丁玲主要出版了三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年)、《自杀日记》(1928年)、《一个女人》(1930年)。这些作品标志了一个新的时代女性的崛起,也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坛的重要地位。在集子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篇什。这些作品主人公都是女性,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时代冰心、庐隐、冯沅君等第一代女作家创作的精神内涵——对封建专制的抗争和叛逆;另一方面塑造出五四退潮后小资产阶级叛逆、苦闷、追求的知识女性的典型。她们身上既有浓重的空虚、苦闷、绝望的感伤主义色彩,又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和社会的印记。莎菲女士就是她们中间最突出的代表者。从小说的叙述方式看,丁玲作品虽有五四郁达夫自传体小说剖析人物内心世界的感伤情怀;但刻画的大胆而富有饱满感情的倔强女性性格、细腻而率真披露的人物复杂内心,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标志着五四感伤小说的终结。

其二,1930年至1936年。这是丁玲创作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左联的成立感召了一大批革命作家,丁玲的创作由此发生了较为重大的转变。顺应时代的发展、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实践,丁玲首先将创作题材转向社会革命,写作了中篇小说《韦护》(1930年)、短篇小说《一九三0年春在上海》(之一、之二)等流行的“革命+恋爱”模式化的作品。前者叙述了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革命者韦护与热情浪漫的少女丽嘉相爱的故事,重心却在恋爱和革命活动的冲突上,面临不可解矛盾的韦护最终忍痛出走,丽嘉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也决心抛弃个人情感,投身社会;后者只是将人物换成了望微和玛丽,革命与爱情矛盾的结局是两人的分道扬镳,各人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虽然这些创作形式带有公式化,但是不能否定丁玲对于一个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的准确刻画,对现代知识分子由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心理的真实揭示。这恰恰也反映了丁玲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由人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向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转变所作的探索性的积极实践。当时,左联的执行委员会在决议中呼吁作家们:“要产生新的作品”,“用大众作主人”,“到广大的工人、农人、士兵的队伍里去”(《北斗》1932.2(1))。丁玲能够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积极进行尝试。她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水》(1931年)、《夜会》(1933年),长篇小说《母亲》(1933年)等,大都是以30年代初农村现实生活为题材,真实地再现激变的农村中农民心理变化的。在以1931年在全国发生的波及16省的水灾为背景的《水》中,作家粗线条地勾勒出农民觉醒、反抗的群体雕像,当年就被冯雪峰称赞为“这是我们所应该有的新的小说”。[2]丁玲的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左翼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题材开掘的巨大现实性;阶级视角的社会批判性;广阔生活图景的写实性。在此实践中,丁玲摆脱描写知识阶层的巢臼,开始描写农村生活,反映了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执著追求。

其三,1936年至1949年。这里丁玲在延安的创作时期。1936年冬丁玲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天地。最初,丁玲以通讯、速写、印象记等文学样式,敏捷地反映新的生活内容;后以小说谱写解放区新的时代风貌,创作了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1944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1946年),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等。这些作品标志丁玲现实主义创作走向成熟。与她过去的作品相比较,与其他同在解放区的作家创作相对照,丁玲小说最成功之处是,她尊重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侧重以纤细的情感和笔触,去展示一个伟大变革的历史时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巨大颤动。她既满腔热忱地歌颂和描写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新生活、新风尚、新人物,又直言不讳地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从而使其作品达到了现实主义的新高度。《我在霞村的时候》是被列入周扬编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的第一篇作品。主人公农村少女贞贞逃离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牢笼,却未能挣脱辱掠她的日寇之手,受尽了凌辱和蹂躏。即便如此,她以不屈的灵魂,呼喊着“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在日军军营里忍辱负重,多次为我军传递情报。最大的精神痛苦,还是回到村子里她的经历和努力并不被人们所理解,异样的“同情和怜悯”的眼光使她难以忍受,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奔向延安。小说的价值正是通过人物灵魂的透视,展露了特定环境里人们长期受到封建思想毒害所造成的精神麻木。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坚强女性,在灾难的泥潭里复杂的心灵,作家层层深入的揭示,引导着读者对沉重历史进行深深思索。作家新颖别致的心灵切入视角,细腻委婉的笔调,反映了积极大胆的探索性的艺术追求精神。1940年完成的《在医院中》却很长时间在文学史中未得到公正的评价,并且使作家受到许多责难。毕业于上海产科学校的女主人公陆萍,来到延安成为共产党员,并服从组织需要到一个新办的医院当产科医生。丁玲将故事叙述侧重于陆萍在新的环境里所见所闻所感上,更注重其表现心灵体验的真实,因此,着力披露了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某些弊端,医院里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一般医护人员的保守、自私、苟安的小生产意识,还有病人中的愚昧麻木状态等现象;并通过代表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陆萍与这些现象的矛盾冲突的对照描写,展示了革命干部与知识分子双向互动的精神成长的艰巨性。在那样的环境里,丁玲能够提出这样深邃的问题,正是因为现实主义战斗传统给了她胆识和勇气。丁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从反面说明了这部小说所具有的现实主义力度。从由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可以进一步看到作家创作整体性的深入和发展。

综观丁玲创作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说她在现代文学史中是有独特贡献的女作家。其小说创作的特色鲜明而有个性,主要有两点:第一,丁玲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她创作的阶段虽不同,但勇敢地面对现实生活的勇气、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作品强烈的时代意识和思想穿透力这一创作追求,却是一以贯之的。从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创作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到解放区创作真诚地揭露封建观念和种种现实弊端,都清楚地反映了作家深邃眼光下现实主义创作的力度。女性文学突破个人狭小范围,恰恰以丁玲的革命姿态和现实主义创作为标志。她是现代女性文学的探索者和开拓者。第二,丁玲小说创作艺术的创新和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丁玲善于写出人物深邃的内心世界,长于透视性格多重性复杂性的特点,重视表现人物情感和讲求写作笔触细腻,这在女性作家中更显其艺术的独特。莎菲、贞贞、陆萍等形象,在现代小说人物画廊里,很少有丁玲那样在刻画时将自己人生的体验,尤其是女性生活的感受,深深融合在她们身上的;尤其那来自心灵的振荡、灵魂搏斗的对于历史变革感受深切的描写,更凸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真实性。丁玲创作从最初的革命文学的峻急,到后来的深入现实的厚重,以及从容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与她突进主体(作家)和客体(人物)双重内心深处密切相连的。

最后,不妨从丁玲早期小说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简析中,进一步印证作家的审美个性和艺术探索。这是一部日记体的小说,它在《小说月报》1928年19卷2号上发表后,主人公莎菲这个“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3],便引起了当时文坛极大的震惊,作家也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声誉。这正是五四落潮以后知识女性精神追求和心灵颤动的生命真实在莎菲身上的集中体现。作者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叛逆的、苦闷的、彷徨的知识女性形象。莎菲充满矛盾的性格,在她与懦弱的苇弟、表里不一的凌吉士失败的爱情选择中得到充分揭示。莎菲从封建家庭出走,崇尚个性的真正解放,但总是求爱失爱,在无乐可寻中抱着“及时行乐”的幻想。她鄙视社会的隔膜、欺骗,以个人的孤独的灵魂进行倔强反抗。不甘幻灭的内心骚动,不满世俗的放纵,反抗充满着病态,而敏感、多疑、怪癖和狷傲,则构成其性格的基本特征。丁玲以这个形象生动折射出时代剪影,即五四的个性解放随着历史的进步只剩下了凄厉的哀伤和疲惫。作家高度浓缩了一个过渡时代苦闷青年的精神面貌,并且以女性独有的细腻、率真的心理描写,深入到人物内心复杂而丰富的情感世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翻开了五四以来郁达夫式的感伤抒情小说新的一页 ,从而也奠定了作家全部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的基调。

F. 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读后感3000字

《创业史》是柳青的一部自觉实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探索中国农民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的长篇小说。小说讲述的是梁生宝买稻种、活跃贷款、进山割竹等事件带领贫雇农走互助合作化道路创业致富的过程。从创业史的写作背景看,在历史主义的思维下,我们不难看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农民而言,土地革命是一场内在的革命,农民是这场革命的主体,对土地的追求成为革命的强大动力,但是公有制的建立,需要农民交出他们的土地,这对农民是个很大的冲击。在这个大背景下,《创业史》呼之欲出,成为这个问题的回应者,被称为是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史诗性著作”。

小说主人公梁生宝,是一个不怕艰苦、敢于担当的年轻人,他排除万难,坚持自己的理想,并为之行动,这都是作为一个创业者所必须的品质。但抛弃他在主流之上作出的贡献,这个人物可以从其他的角度上挖掘出更丰富的深层意义。

与梁生宝相对,徐改霞是柳青竭力用新的理念去塑造的一个新社会的新式女性,在她身上表现出了妇女对命运的抗争精神。文本在叙述着新式人物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在战胜重重困难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合作社的宏大事件的故事缝隙,将梁、徐两人的爱情故事情节镶嵌其中,不仅增添了故事的可读性,也将徐改霞这一女性形象从包办婚姻到据理抗婚,从解除婚约到大胆追求爱情,从进校读书到最终走进城市成为新时代的一名工人的发展历程娓娓道来,展现了徐改霞不懈追求婚恋自主和人生理想的性格塑造过程。从这一个侧面,作品勾勒了徐改霞这一人物不懈追求的心路历程,真实反映了在农村的变革和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精神追求和城市梦想。

徐改霞身上继承了“五四”以来女性觉醒意识,而婚姻的不自由使得这种自觉的觉醒有了发泄的突破口。作为新时代成长起来的新女性,徐改霞敢于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思想前进”“生活有意义”的青年才是她择偶的标准。梁生宝积极上进,是年轻的共产党员和合作社的带头人,是一位“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这正是她理想中的对象。在她的积极热情下,二人陷入了恋爱之中。

旧式包办婚姻的阴影以各自的方式和原因分别从二人的身上退去,横亘于二人间的最大阻碍也不再是阻碍,然而,甜蜜美好的爱情却没有得到一个幸福的结局。这其中固然是因为刚解放的农村中对于包办婚姻的固执坚持,对男女自由恋爱的恐慌和强烈反对。

然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梁生宝这个人物身上的“两面性”和人格错位。梁生宝一方面享受着徐改霞给他带来的甜蜜爱情,另一方面是作为文本中的一号人物强加给他的`“理念化”,他是“党的忠实儿子”、“无产阶级英雄的典型”,在他的身上要体现出一心为公、公而忘私的优秀品质。然而,当柳青希望塑造的新式女性在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下逐渐成长,变得坚强、自主、果敢,缺乏传统妇德温柔、顺从的因子时,已经“大大超出了男权话语的框架……徐改霞与人们看惯了的低眉顺眼、被动顺从的妇女形象相去甚远”。所以,梁生宝时时感到压抑和不自在,初时他在徐改霞前面还是带有一丝农民的自卑的,而到后来,他与改霞的距离越来越远,最后甚至是一直避开着她。梁生宝是一个有着新思想的青年,但在他内心深处又有着乡土农民的传统观念,他很难接受“变化了”的改霞。

这从后来他对刘淑良和徐改霞两人的比较中道出原委,他对刘淑良的映象是:“庄重、精明、说话有分寸。”“这女人的性情是比慌慌溜溜的改霞稳重得多。”“生宝望着大方正经的刘淑良的背影,觉得她真个美。连手和脚都是美的,不仅和她的身材相调和,而更主要的,和她的内心也相调和哩。生宝从来没有在他所熟悉的改霞身上,发现这种内外非常调和的美。”而在改霞身上所表现出的敢于大胆追求爱情、自主选择生活道路、抛弃传统妇德等个性,梁生宝却看作是不顺从、不稳重,甚至有点不正经,缺乏调和的美。这已经超出了他的心里想象和道德承载能力。他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他的心中燃烧着熊熊热火——不是恋爱的热火,而是理想的热火……为了理想,他忘记吃饭。没有瞌睡,对女性的温存淡漠,失掉吃苦的感觉,和娘老子闹翻,甚至生命本身,也不是那么值得吝惜的了。”

显然,此时的梁生宝人格已经分裂,毫无私心杂念,没了七情六欲,仅剩下空壳的肉身而已。生宝为了合作社的“事业”也就不惜牺牲自己本来就十分脆弱的爱情了。

故事的结局毋庸置疑,权力话语下的爱情言说本来就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对爱情一往情深的徐改霞,在大胆追求后,却最终失望至极。爱情受挫后的心灵苦痛更加坚定了她选择“离开”的决心。在与命运抗争和自我追求中,徐改霞这一人物的性格趋向成熟,这为她最终选择离开蛤蟆滩而走进城市做好了精神和心理上的铺垫

真正要从农村走向城市,徐改霞在心底是做了长时间的心理斗争的。参加国家工业化建设是50年代人们特别是农村年轻人的一种理想,并是内化为个人的一种自觉行动。但改霞的“心沉沉地下坠,她感到难受,觉得别扭,翻来覆去思量一件事情——你是不是情愿离开美丽的蛤蟆滩,到大城市里去参加国家工业化吗?她心里想去呀!对于她,一个土改中出现的知识分子,一个向往着社会主义幸福美景的青年团员,没有比参加工业化更理想的了。参加工业已经变成一种时尚了。工人阶级的光荣吸引着改霞。靠自己的理想,她打消不了参加工业这个诱人的念头。”她的心情又是矛盾的。当她为报考工厂征求梁生宝的意见而受挫时,她的心一下子沉下去了,她“感到脑子有点麻木,感到失望”,“她的心被戳疼了”。梁生宝僵硬的态度、“带有讽刺意味的笑容”更是给她心灵上一个沉重的打击。

她一直在思考着何去何从的问题。她的心情是矛盾的、复杂的。但此时的她更看重自己的存在和感受,她认为“搞对象既不是为了吃穿有人管,更不是为了生理上的需要”。她不愿成为“任男人摆布,把男人的搂抱亲吻看做赏赐的女性”。她时常想:“生宝想和她好,也是想叫她给他做饭、缝衣服和生孩子。”她也“不甘心当个庄稼院的好媳妇”,她觉得“离开生宝去住工厂,是正当的”,“是爱国的、前进的和积极的”,她的心就坚定起来,坚定了考工厂的决心。她所追求的“新生活”体现出了一种新的社会意识,体现出大胆追求自由婚恋的精神和一个新社会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凸现。在“去或留”的二难选择中,她“把这个人生问题,翻来覆去,想得很深、很细。……她想:生宝肯定是属于人民的人了”。

当她感受到生宝的爱情是靠不住的时候,但自己的人生理想不能丢掉,毅然选择了离开,“奔赴祖国工业化的战线”,步入了城市,寻求属于她的那一份天空。这是她所追求的人生理想,也实现了作为一个农民进入城市的梦想。尽管徐改霞的爱情观曾受到过批判,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梁生宝和徐改霞两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敬仰是一致的,一个是选择进城当工人支援国家建设,一个是坚守在农村开展合作化运动建设国家,实质上殊途同归,并无矛盾,唯一牺牲掉只是那“微不足道”的爱情罢了。

《创业史》作为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初期革命的史诗,在反映农村历史面貌的同时,作者常常将自己的笔触从广袤的农村大地伸向了城市的一角,仰望城市。文本中不少的篇幅描写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城市建设的情境,想象着城市工业化建设的热潮以及农村青年报考工厂的场景。小说在抒写了徐改霞这个农村女性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以及对自我爱情的追求的心路历程时,让我们在徐改霞这位“美丽、勇敢和富于幻想的农村姑娘的性格特点”中多少也看到了一个隐藏已久的理想和一种不愿屈从的果敢性格,体现出尊重和维护个体权利的现代观念。中国农村正是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萌生出现代意识,尽管这种意识让人感觉是那样的朦胧,却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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