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呐喊和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

Ⅰ 中国现代小说开端与成熟的标志

中国现代小说开端与成熟的标志是鲁迅小说《呐喊》、《彷徨》的出现。
（一）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他发表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篇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其内容和形式上的现代化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我国文学发展的新时代。
（二）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陆续发表了包括《阿Q正传》等为代表作在内的《呐喊》、《彷徨》，把中国现代小说推向艺术高峰。纵观《呐喊》和《彷徨》，它们无论在其思想性还是在其艺术性上，都更多地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鲁迅的小说虽然借鉴了外国小说的艺术经验，但他把外国小说的经验与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结合在一起，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民族化的基础。其创作不但具有独特的题材与思想发现，而且做到了小说结构模式与形式手法的成熟创新，揭开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纪元。因此，鲁迅小说不但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也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

Ⅱ 鲁迅小说《呐喊》与《彷徨》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地位

．《呐喊》、《彷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极重要地位，是中国现代小说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狂人日记》还是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这可从两方面说明：第一，它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现实主义的光辉传统。这表现在：①它直面人生，如实描写，毫无讳饰，作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对旧社会的丑恶、罪恶和病根，作了深人的揭露，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达到过去文学所没有达到的思想高度，如揭露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吃人”等。②作品中渗透着作者对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生活命运深切关怀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期望人民群众觉醒起来争得做人的资格；作品凝聚着作者对农民、妇女、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对人民解放与社会改革道路的探求，表现出与人民大众及其解放事业密切相连的特点。③从思想革命的角度，侧重描写和揭示封建思想对人民群众的精神奴 役和毒害，暴露和解剖民族病态心理，期望中国人民摆脱封建传统思想束缚，改革国民劣根性。鲁迅的《呐喊》、《彷徨》所开创的包含上述三个重要思想特点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第二，《呐喊》、《彷徨》的重要地位，还由于它在艺术上的成就和创新精神，给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学习榜样与丰富经验。这表现在：①艺术上的开放和创新精神。鲁迅对中外文学尤其是外国文学，广泛而大胆吸取，从而对中国传统小说作了重大革新。例如，开拓了多种创作方法的源头，主要是现实主义方法，但也有以浪漫主义方法为主的作品，如《不周山》 (初版《呐喊》)；有象征主义气息很浓的作品，如《狂人日记》。又如，开拓了多种小说体式，如有叙事体小说，也有抒情体小说、讽刺小说等，并是中国现代最早的乡土文学。再如，革新了中国短篇小说的结构，把传统小说结构形式服从于故事情节变革为服从于人物刻画和主题表现。表现手法也大大丰富了。②艺术上的成熟。鲁迅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他吸收而不模仿，融会贯通，虽是开山之作而艺术成熟。因而既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定基础，也在艺术上 对现代文学发展发生重要影响

Ⅲ 为什么说鲁迅的《呐喊》和《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和成熟的标志

《呐喊》是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彷徨》鲁迅先生写作于“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分化的时期。原来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人，“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鲁迅当时象布不成阵的游勇那样“孤独”和“彷徨”。《彷徨》表现了他在这一时期在革命征途上探索的心情。后来在《题〈彷徨〉》一诗中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
，荷戟独彷徨。”这便是题名《彷徨》的来由。他在《彷徨》书扉页上引用《离骚》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Ⅳ 为什么说《呐喊》，《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

因为这两部书是鲁迅先生的白话文小说，这两部小说使用的是白话文的形式，又是最早期的白话文小说，这两部小说的出现使得中国现代白话文小说初具规模，才影响此后的小说纷纷改变成真正的白话文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始。

Ⅳ 为什么说鲁迅的小说是现代小说的奠基之作

鲁迅的小说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它思想的深刻，技巧的精练，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鲁迅的小说所以成为现代文学的基石，就在于它充分地反映人民革命的要求，反映农民在接受无产阶级领导以前的痛苦和期待，而在艺术上则勇于吸收外来的影响而又葆有鲜明的民族风格。郭沫若等早期作家，虽然接受外来的影响十分明显，但他们对于古典文学的修养，对于民族的生活、心理、语言的熟悉，也赋予他们的作品以一定的民族特色。不过，就“五四”时期及此后几年间新文学的整体来看，民族化、群众化的问题尚未被充分地认识，不少人使用的还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①。他们过多地否定民族的文学传统，无批判地接受外来的事物，有些人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又由于当时的作家主要属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跟工农群众在生活和思想上都有很大的距离，不能够也不善于描写他们。这些作家虽然也批判旧社会、旧礼教，但多从知识青年的切身要求出发，未能从工农群众的角度来提出问题；或者虽然描写了下层人民，但也只限于人道主义的同情，缺乏对人民的精神面貌作真切、有力的反映。这一切都影响到作品的生活内容、表现手法、语言形式等，缺乏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所以，创作的民族化和群众化，就不能不成为新文学进一步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