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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代主义小说叙事策略

发布时间: 2023-08-25 21:22:11

⑴ 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特征:

有以往的直线转向繁复 多角度
以往的小说叙述多是一种线性结构 如一条喷流入海的河流 而现代主义小说则运用各种表现手法 时而叙述过去 时而转向未来 打破时空以及叙事的界线
现代小说不注重情节完整 不注重人物形象 而是在于表达一种整体的观念 它朝着一种思想的深处开掘力图表现现代人所面临的困境
现代小说的角度也是多种多样 最明显的例如复调式

⑵ 现代儿童文学的四种叙事视角

任何叙事都是为了产生影响——说服、劝诫、告知、控制,或感染受众。为了取得预期的影响效果,作家作为文本故事的叙事者,必然会选择特定的立场、语气、语言、结构等进行叙事,这就是叙事视角,也称叙事观点、叙事角。叙事视角在现代叙事学中被表述为一个聚焦问题,即“我们通过谁的眼光来观察故事事件”。
叙事视角最早由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作为小说批评的一个概念提出来,之后引起了小说理论家的重视。珀西·卢鲍克在其《小说写作技巧》里,把叙事视角看做在错综复杂的小说写作技巧中起支配作用的一个问题,认为只有在持什么叙事视角的基础上,叙事者才得以发展他们的故事。一般认为小说叙事视角的选择和运用也会影响到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关系到艺术构思的巧妙与拙劣、成功与失败、全局与基础。叙事视角能使叙事者有效地叙述故事,描画场景,刻画人物,升华思想。叙事视角既是统一作品形象的枢纽,又是显示作家艺术个性与写作立场的手段。
叙事视角的多样化选择是现代文学包括现代性儿童文学确立起独立品质的标志之一。不同叙事视角的选择与运用,既与叙事者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密切相关,又与创作技巧和艺术趣味不可分离。叙事视角的运用集中体现在少儿小说、童话、少儿散文等叙事性文学中。
1儿童视角
儿童视角是儿童文学的核心叙事视角。选择儿童视角的叙事者——成人作家,由于身心的变化与人生经历的复杂,实际上已不可能复归到纯真的儿童状态。成人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中选取“儿童视角”,首先必须使自己来一番角色转换,使自己重新“回到”童年状态,以儿童的感受形式、思维方式、叙事策略和语言句式,去重新诠释和表现对象世界。对此,陈伯吹曾有过非常形象的表述:“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陈伯吹在这里说的实际上正是他积数十年创作经验所得出的一条定律:真正为儿童写作就必须选择与坚持“儿童视角”。
为儿童写作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更是一门检验作家儿童观与写作立场的艺术。英国作家格尔姆在《怎样为孩子写书》中认为:“想开采这个矿脉的诸君,必须留心的是,绝对不可以认为是小孩的东西嘛,随便写写就可以了,或者以为有诚意写作,就会获得儿童的感激,这种自我陶醉或随便的想法是很严重的错误。如果你想成功,必须有相反的态度,也就是放弃命令的姿态,准备一切服从小孩,因为小孩是在支配你的写作。”“准备一切服从小孩”,这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为儿童写作必须转变角色与立场,必须从“成人中心”转变到“儿童本位”,“回归”到童年状态。儿童对现实生活有自己的感悟,唯有与他们平等对话才能真正传达出他们的所思所想,笔下的世界才能成为真正的儿童世界,或者说儿童憧憬的世界。如果忽视或轻视儿童的感情、感悟,或想当然地以成人的经验取代儿童的经验,那么作家创造出的世界只能是成人的儿童世界,而不是儿童的儿童世界。
儿童文学作家大多是人生经历丰富的成年人,这就要求作家应该沉潜于儿童的心灵世界中,同儿童的精神息息相通。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有不一样的判断尺度,也少有成人社会中的功利主义色彩,因而更能表现出入性真实的一面。儿童文学作家要表现的是儿童“绝假存真”的生命本真。而不是只对儿童的稚态童真作表面的叙写。自从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出现以来,所有经典的、传世的儿童文学作品无不包含着作家对儿童独特精神状态的认识和把握,我们常说的儿童文学作家的“童心”也即此意。因此,以儿童视角创作的作品常常以“卫护童年”的主题出现。一般说来,在儿童文学创作中,作家从儿童自身生活层面与儿童经验世界入手直接描写儿童生活的、关注儿童心灵的作品,大多属于儿童视角。还有不少作品直接以第一人称切入,主人公以儿童“代言人”的身份出场。
应当指出,儿童视角并非是儿童文学的专利。实际上成人文学创作(主要是小说创作)中也有不少选取儿童视角的精彩之作,如萧红的《呼兰河传》、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汪曾祺的《黄油烙饼》、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等。由于儿童视角以儿童的眼光去观察和打量陌生的成人生活世界,呈现不易为成人所体察的原生态的生命情境和生存世界的他种面貌,以儿童的鲜活感受建构人们对世界的崭新体验,因而给成人文学带来了别具一格的灵动气象,甚至塑造了全新的艺术感觉和艺术空间,因而儿童视角的叙事策略不但为现代作家所重视,也为评论家所激赏,如赵园在《论小说十家》中就认为“萧红的作品提供了真正美学意义上的‘童心世界’”。王富仁甚至认为“所有杰出的小说作品中的‘叙述者’,都是一个儿童或有类于儿童心灵状态的成年人”有意味的是这些以儿童视角叙事的作品也往往成了少年儿童选择的对象,成了他们实际上喜欢阅读的“非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赢得少年儿童的广泛喜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成人视角
采用成人视角的叙事者显然是成人作家。成人视角的特点是:叙事者站在成人经验世界的立场,以成人的眼光来看待和描写现实世界,叙述少年儿童的现实生活,想象与建构少年儿童的经验世界,重在体现作家的主体意识体现成年人的人生感悟与生命经验,并以此来引导、影响乃至规范小读者。这类作品的叙事大致有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向少年儿童传达作为过来人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感受,强调文学作品要“告诉儿童真的世界和真的生活”,表现出成人社会现实尘世的沉重和丰富驳杂并反映出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这类儿童文学创作总是和特定时代的社会思潮与成人文学流脉趋于一致。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崛起的文学研究会作家群,他们高举“为人生”的旗帜,强调作品“要能给儿童认识人生”。这一艺术特征在叶圣陶的短篇童话集《稻草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稻草人》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童话现实主义精神的开篇之作。作家站在成人立场,选取观察社会、批判社会的视角,通过一个富有同情心而又无能为力的稻草人的所见所思,真实地描写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间百态与破产农民的艰难生存,抒发了作家对社会不公的批判与对下层民众的同情,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解民于倒悬”的社会良知和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精神痛苦,从而引领小读者关心现实人生,在社会历练中长大成人。这种叙事策略在以现实主义创作思潮为主导的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他们的儿童文学创作有着大体一致的风格和特色,这就是:坚持儿童文学直面人生、反映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特点,始终高扬现实主义的旗帜,直接把人间百态引入创作视野,使儿童文学与时代脉搏和现代人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直接或间接地揭示出中国社会“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一般而言,他们笔下的文学世界表现为写实多于幻想,思考多于抒怀,凝重多于灵动,脚踏当下世俗生活,甚少神游于浪漫主义的幻想天国。但由于强调表现社会人生,有的作品对儿童的生活经验与理解能力把握不准,存在着偏重作家主体意识而忽视小读者接受心理的“成人化”气息。
第二,童年记忆、童年情结内化为儿童文学叙事的重要资源与途径,作者以亲历者身份与角度直接叙述自己的童年生活,或者以童年生活作为创作素材,表现出对童年、故乡、母亲和土地深深的热爱和留恋,具有强烈的寻根色彩与生命意识。
童年情结是童年时代埋下的长期萦绕心田的感情纠葛。童年情结往往潜滋暗长,终生挥之不去,如恋父(母)情结、祖孙隔代亲情情结、同胞手足情结、童伴游乐情结、保姆养育情结、故土乡音情结、民风习俗情结、家乡特产饮食情结、民间节庆岁时情结、山川风物情结等。作家的叙事与童年经验往往紧密相连,而童年情结则是构成童年经验的重要基础与表现。童年是人生中重要的发展阶段,童年经验是人生今后知识积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写作这类题材的作家通常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童年的生活情景成为他们创作的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因而带有明显的自传体色彩,常常见于散文作品,如鲁迅《朝花夕拾》中的若干篇章、冰心《寄小读者》、巴金《我的幼年》等。有时作家还会把这类作品的主旨强调到极致,以至于形成“童心崇拜”的创作倾向。这类作家把童心作为逃避丑恶的成人世界的“净土”,把回到童心本真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如丰子恺的散文及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散文和诗歌就有明显的“童心崇拜”的创作倾向。
第三,作家站在教育主义的立场,在文学作品中极力张扬文学对儿童的教化功能。文学具有认识、教育、审美、娱乐、调适心理等多种功能。教育是永远需要的,尤其对于少年儿童。我们不能想象,要是人人都按照“法廉美修道院”的院规“于你所愿干的事”来进行社会活动,那世界将会怎样。教育的重要性在成年人心目中是如此牢不可破,因此,教育主义也就自然成了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中历时最长、势力甚大的一种倾向。一方面,它谆谆告诫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则,怎样形成社会群体的共识;另一方面,它又随时提醒儿童在社会生活中不应该怎样。然而,正如许多具体的事物一样,文学作品是一个整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文学的功能是多质的、综合的。文学当然具有教育作用,排拒了教育作用的文学自然是不完善的文学。但是,文学并非只有教育作用,这是常识。如果我们把教育性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乃至推向一元独尊的地位,如果我们把教育性看成儿童文学的唯一属性,过分追求道义灌输与宣教功能,乃至不适当地移用教育学的原则与方法来取代儿童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那么,儿童读者生长、变化着的审美意识和阅读经验,就有可能被挤压到褊狭的角落,甚至遭到蔑视与排斥,作为儿童文学创作主体的成人作家的主体意识、审美理想、艺术个性、才气、禀赋、追求等,也有可能被教化的使命感规范而冷冻。这种倾向如果推向极致。儿童文学的思维空间与审美空间必然会受到严重局限,安徒生那样的天才就会在“主题先行”“重大题材”面前束手无策。新时期儿童文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对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功能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文化反思与美学审视。不满足和不满意于儿童文学单一的教化功能,已经成为新时期儿童文学界的一种普遍认同。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警惕另一种“矫枉过正”的现象。即一味张扬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与快乐原则,甚至容忍庸俗、恶搞、粗劣,价值观混乱,是非不清,制造文字泡沫,误导小读者。郭沫若认为:“文学于人性之熏陶,本有宏伟的效力,而儿童文学尤能于不识不知之间,导引儿童向上,启发其良知良能。”这一观点见于郭沫若1922年发表的《儿童文学之管见》一文,虽然距今已经快一个世纪了,但对帮助我们全面理解与把握儿童文学的审美价值功能,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3两代人对话、对比的视角
儿童文学实质上是两代人进行精神对话和文化传递的途径之一,因而两代人进行对话和对比也是儿童文学中常见的叙事视角。两代人之间,由于生活兴趣和人生经历的不同,常常会出现观念上的不一致现象,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代沟”,儿童文学特别是少年文学就成为沟通“代沟”的最好途径。如陈丹燕的小说《上锁的抽屉》,写的就是因为处于青春发育阶段的“我”锁上了自己的日记本而和母亲发生的“冲突”小说以“我”和母亲的和解而结束。又如刘心武的小说《我可不怕十三岁》、秦文君的长篇小说《男生贾里》的某些篇章也属于这种视角。这种视角还常常将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相对照,在对照中写出童心的美和成人的某种丑。这种创作模式与“童心崇拜”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一致。它主要用于儿童小说和少年小说中。曹文轩的早期小说就充满着这样的对比:《红枣儿》中小婷婷的诚实、善良与“叔叔”的狡诈、欺骗;《静静的水,清清的水》中鸭宝的纯洁、率直和卖假药的“爸爸”的龌龊、卑鄙。
4少年作者的视角
这是近年来儿童文学界出现的较为特殊的一种叙事视角,作者多是一些未成年的少年(也有一小部分儿童)。他们以自己的眼光来观察同龄人,观察世界,来写同龄人,写世界。例如广东深圳高中女生郁秀的长篇小说《花季·雨季》,又如有多位北京少年作者参与写作的“自画青春”系列小说。这些作品常常直接描写少年作者自身或同龄人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描写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困惑、烦恼和体悟。因此,他们的作品大都显得比较真实。也因为他们表达的是大多数同龄人的实在感受,具有亲历性和亲和性的特点,所以很能引起同龄读者的共鸣。但由于这类作品缺乏成人作家厚重的人生体验和丰富的艺术表现技巧,因而也常会得之直率而失之“轻浅”。

⑶ 后现代派小说的特点

1961年问世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揭开了美国后现代派小说的序幕。40多年过去了,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后现代主义的热潮已经消失,但后现代派小说仍不断涌现。这种小说与马克・吐温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和福克纳的现代派小说不一样,它们抛弃和超越传统小说和现代派小说的模式和技巧,构建了一种不注重人物塑造、不讲究故 事的连续性、追求文本自我揭示、自我戏仿和玩文字游戏的元小说,并逐渐展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后现代派小说,则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文化和文学模式。随着影视的发展和电脑的普及,文化更加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日益消失。文学创作成了一种跨体裁的综合性艺术。文学与现实的界限,小说与诗歌和戏剧以及评论的传统界限,文学与音乐、美术和多媒体的界限被超越了,衍化了。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后现代派小说,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在题材内容方面,后现代派小说将触角伸向社会各个方面及阶层。有的用历史的经验表现反对侵略战争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主题;有的用女权主义的视角,钻人的“名字”和“身份”的牛角尖,反映了社会变态中的身份危机感;有的选取医院注射室的一角,描写“没有静脉的人们”靠卖小便混日子,揭露吸毒造成的家破人亡;有的回顾越战士兵对战争的困惑和抱怨,带着爱的失落茫然地走向死亡,而幸存者回国后,一直无法摆脱噩梦的困扰,等等。尽管题材多样,但大多揭示了美国后现代社会的迷茫、无序和反复无常。
在人物塑造上,作家所描写的人物大都是“反英雄”,身世来历不明,甚至无名无姓。人物形象淡化,性格刻画消失。人物成了故事的陪衬,若隐若现,成了不可捉摸的“影子”或“代码”。在多克托罗的《皮男人》里,主人公皮男人像是个百年前神话中的人物,衣着像个骑士,来去匆匆如幽灵。他没啥文化,但心地善良,不伤害别人。这些流浪汉、厌世者和无家可归者,成了被美国现代社会抛弃的“皮男人”。作者在这里仿佛在暗示,迷人的“美国梦”今何在?
在艺术手法上,作家在创作小说时又对小说本身进行评述,表现了“并置”、“非连续性”和“随意性”的元小说特点。如威廉・加斯的《在中部地区的深处》,将一个短篇小说分解为三十几个片断,然后加以“阐释”,有的片断仅一两句话。小说写了B镇的地理、天气、教育、政治、电线、凡人、商业和教堂,以及“我的房子、我的猫咪、我的伙伴”和“家常苹果”等,用虚构中的西部小镇B将这些碎片串连起来。“我”不断发表议论,“学着让我自己、我的房子、我的躯体焕然一新”,“我要让自己活过来,让生命塑造我吧!”苏克尼克在《赚钱》里也坦言自己是在“编故事”、“聊历史”,“把他故事批发来,再零售出去。”他们都企图用虚构的虚伪性来影射现实的虚伪性。此外,作家还将小说与绘画和多媒体相结合,造成对观众“视、听、说”融为一体的综合效应。女作家劳瑞・安德森的小说《战争是现代艺术的最高形式》里,文本与4幅图画构成了互文性。作者带着多媒体和电声设备,到美国各地和海湾各国,自己当众演奏和朗诵,配上多变的灯光,把小说搞得绘声绘色。另一位女作家厄秀拉・魁恩在《薛定谔的猫》里,则突破了小说的时空界限,把科幻与虚构及史实相结合,还在科幻中加进了中国的道教思想,令人耳目一新。
在叙事话语方面,后现代派作家喜欢采用拼贴手法,以断裂的句子构成段落和章节,甚至引入超文本的电脑语言;没有主语或没有谓语的句子是常见的现象;有的运用电影剧本式的话语,突出人物的动作,让关键词不断重复出现。有时作者直接“闯入”文本,说三道四,或自我揭示,或刻意自我反射;有时则故意在文本中留下空白,从一段到一整页,让读者自己参与解读,如女作家琼・狄迪恩的小说就是这样。
综上所述,从形式上来看,美国后现代派小说有点“四不像”或像“大杂烩”,有的甚至荒唐怪诞。不过,人们仍可透过其表面上的夸张或随意的描述,看出其积极的一面。小说字里行间的幽默、诙谐和戏仿,往往流露出对美国后现代社会的冷漠、混乱的讽刺和抨击。作品题材手法虽各异,但倾向性比较明显,这正是其艺术魅力之所在。
美国后现代派小说是美国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它已经走进美国大学课堂,并在战后世界文坛上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我国从80年代起介绍过“黑色幽默”,但对后现代派小说的其他作品还介绍得不很多。除在《外国文学》杂志上登过一些该流派的短篇小说外,在长篇小说方面,较早出版的有陶洁翻译的《雷格泰姆音乐》(即《拉格泰姆时代》),到90年代后期,才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美国后现代派小说丛书”,包括《冠军的早餐》、《第五号屠宰场》、《天秤星座》、《拉格泰姆时代》、《公众的怒火》、《比利・巴思格特》、《时间震》等。另外,笔者也在青岛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后现代派短篇小说选》及《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对于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这种创作理念与手法,并不要求人们都去模仿,但了解和研究它,无疑是必要的。

⑷ 美国文学 现代主义流派及写作特点

现代主义文学的流派
1.象征主义。
2.表现主义。
3.意识流小说
4.存在主义文学
现代主义有以下特点:
1.不再追求对社会现实的描绘,描绘的多为心理现实,基本上属于文学「表现论」
2.采用的多为非线性叙事
3.普遍运用象征隐喻
4.更注重人的主体性,有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
5.对于一般人来说,现代主义小说很难读懂
6.在继承传统文学的基础上进行反叛,但是反叛意味还没有那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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