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为什么用诗句
『壹』 古典小说在叙事的过程中常常插入诗词，有什么作用
作者借此抒发对故事中人与事的赞美和感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贰』 中国古典小说为什么常出现“有诗为证”
古典小说喜欢“有诗为证”，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诗歌在古中国是毋庸置疑的第一文体，诗人也是所有写作者中地位和威信最高的。
用一首诗来作为凭证，显得可信度比较高，而非作者杜撰捏造，就相当于现在的博士教授写论文，一事一例甚至一字一词必有来处。
通俗小说“有诗为证”的生成及流变
中国通俗小说的生成受“史传”与“诗骚”两个传统的影响十分深远。
具体的表现即是叙事作品引入诗歌的做法被通俗小说吸收、借鉴、发扬，并逐渐形成与西方小说有极大区别的“有诗为证”这一程式，成为中国通俗小说最显著的表现特征，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显著现象。
以上内容参考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通俗小说“有诗为证”的生成及流变
『叁』 古人写小说为什么喜欢“有诗为证”
因为古人喜欢写各种诗，有的用来记录事件，有的发表感慨，这些都是可以作为历史证据的。
有诗为证说明作者要讲述的事件是真实的，同时增加了神秘感。
『肆』 为什么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
诗歌是主流，因为是个盛行的时候是在唐朝，当时出现了大量的诗人，有山水田园派的，逍遥派，等等。唐朝留下了大量的诗，有五言诗和八言诗，其中有可分为绝句和律诗。
况且，最早发现的是《诗经》，据说在夏朝以前就有了。诗经可分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一风诗占最多，由此可见在很早以前诗早就巩固其地位了。
至于其他出现的文学形式如词，曲，戏，散文，小说等，是宋朝以后再开发的。据说，诗歌的形式是无人能媲美的。就像最简单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单单几个字，就能将当时辽阔无边境的草原展露无疑，甚至还描写了草地上动物的活动。这是多么的诗情画意，是其他文学形式所不能媲美的。诗歌的表达能力比较强 。
『伍』 为什么古代小说都是用一句诗做章节标题
古代写小说的地位很低，诗的逼格就很高了，用诗句做标题，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提升作品的逼格，也吸引读者
『陆』 古代诗词与小说的关系
抛弃一个省
邂逅一个省
遭遇另一个省
半小时内，我游离在三省交界处
把这个村庄交给四川
那个山头扔给重庆
脚旁的小河随手赠与陕西
我手握重兵
三千汉字可轻取汉中
可越秦岭
在高速路上评点山川
把乱侃的嘴巴封为万户侯
把三省草民唤作良民
这是昨日的山河
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山村
村旁的小河，一座茅屋
给我三个省我也
不放弃任何一个伸懒腰的早晨
这是老四诗集《岁月书》中的一首诗，题为《秦岭道上》，曾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上。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其作品《寻觅中华》中把中国文化人格分为三种：第一种，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第二种，游戏反叛型的文化人格；第三种，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在老四的这首《秦岭道上》，我们感受到了三种文化人格的重叠。“我手握重兵，三千汉字可轻取汉中，可越秦岭”，他仿佛是一个英雄，金戈铁马，演绎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这是昨日的山河，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山村，村旁的小河，一座茅屋”，我们又感觉他是一个文人，不怕惊世骇俗，但求幽虚飘逸；“给我三个省我也，不放弃任何一个伸懒腰的早晨”，其实在内心深处，他向往着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既没有英雄间的争斗权谋，也没有文人的反叛和幽虚，就是在过自己安然自立的生活。
从人类情感而言，诗歌是表达内心的最好的一种文体方式，可以宣泄情绪，也可以抒发内心的优雅之态。老四说，“诗歌之于我，不再是具体的文体工具，而是文化人格的组成部分；不再是名词，而是动词，是我思想流动的方式。”
一个人的诗歌史
老四以诗人的身份在山东大学文学生活馆演讲时，讲述了关于自己的“一个人的诗歌史”。“一个人的诗歌史”是诗人刘春出版的一套书的名字。他说，他把这个书名拿过来，不是像刘春一样向外看，而是向内看，挖掘自己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真正严肃地写作，是从上大学开始的。2005年秋天，他每天都在图书馆里翻阅诗集、诗歌刊物。墨西哥诗人帕斯的《太阳石》找不到，便从网上下载了跑到打印店打印成册。那时，他还当选学校《拓荒者》文学报的主编，和文学社团的一帮同学办《拓荒者》文学报，断断续续办了两年。那时他刚20岁。
从20岁到34岁，他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都在诗歌中度过。在这期间，他经历了毕业，经历了就业，成了一名记者、编辑，经历了娶妻生子。对于诗歌创作而言，他仍是一个年轻人，但已不再是那个可以呼朋引伴深夜喝酒、没有工作、没有家庭的“赤裸裸”的年轻人。
老四说，用诗歌记录一个时代，这是他一直在做的，但更多的还是直面剖析自己——你看到的诗人老四，披上记者编辑的外衣，就成了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拥抱着他所鄙夷的所谓成功学，向人生的顶点攀爬。而当脱去外衣，在台灯底下，将松散的文字分行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焦躁不安的灵魂。
成为诗人不是我的野心
而是我独处的方式
“天空的圆环量出我的光荣，东方众多的图书馆互相争夺着我的诗篇，帝王们把我寻找，要用黄金填满我的嘴，天使已牢记下我最后的诗句。而我才艺的工具，惟有耻辱与痛苦；但愿我生来就已死去。”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的这首名为《诗人表白他的声名》的诗道出了诗人的职责、写诗的意义和荣光，以及痛苦的来源。老四说，痛苦和自由是相通的，这个世界有那么多诗人，在各自的世界里痛苦和快乐。正像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人，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痛苦和快乐。
相对于博尔赫斯，老四更倾向于葡萄牙诗人佩索阿，佩索阿给了他创作的方向。佩索阿说，“成为诗人不是我的野心，而是我独处的方式。”这句话道出了老四的心声：诗人只不过是一个符号。正如他，在众多符号——儿子、丈夫、父亲、媒体记者、编辑中，诗人这个身份藏身其中。在他看来，写诗只不过是一种爱好，和打篮球、踢足球、户外运动一样，是排遣身体和思想的剩余价值的一种方式，不可能成为安身立命的工具。
写诗的目的，若为赚钱，可以当作玩笑来看。老四认为，诗不是饥寒时扔过来的一块馒头、一件大衣，而是馒头之外的酒，是大衣里的羊绒。
古语吟诵的诗
是我的第四种语言
这几年，之于诗歌，老四最大的收获就是重新认识了杜甫。他曾在一首题为《母语和流放地》的诗里写道：“有一天我听到古语吟诵的杜诗，那是我的第四种语言，是我流放的终途。”他认为，中国诗歌，只有到了杜甫，才真正有了现代性，将天地与个人紧密结合，后世诗人都能在他那里找到归属。
可以说，杜甫的生命历程，支撑着他现阶段的文学人生；杜甫的文化意义，成为语言延续千年传递的一个符号。通过阅读杜甫的诗，他挖掘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基因，在他的体内有着与俄罗斯、波兰、葡萄牙以及古代中国的诗歌巨人一脉相承的因子。他们通过文字，传达出庞杂的“砖头”，每一块“砖头”上都镶刻着文化人格的脉络，他要做的，就是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将这些基础的“砖头”搭建成属于他个人的大厦。
诗歌构成了一个场域，让他的生活和创作无限延伸，使他成了一位会写诗的小说家。大学毕业的第一年，他敲出了一本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后大学时代》，已经出版。至今还在写诗的同时创作中短篇小说。他希望自己小说家的身份能始终坚持下去。“当我找到静止状态的小说，或许也是一个小小的发现。”
老四说，回头看看十几年前自我组建的个人经验，在外观上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其内核却发生了质的改变。自我觉醒的文化因子，统领着之前的经验写作，这注定是一个值得欣喜的过程。“感谢诗歌，给了我冲破自我的一艘航船，在生活以及生命的大海中前行或者想象前行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