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熄古代小说
『壹』 请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成就中任选一种，完成对某一种文学成就的简介报告。
屈原
【诗人屈原简介】
约公元前339年-约公元前278年
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吸收了南方民歌的精华，融合了古代神话和传说，创造出了新体诗——“楚辞”。楚辞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大解放。它打破了《诗经》四字一句的死板格式，采取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形式活泼多样，适宜于抒写复杂的社会生活，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篇幅和容量可根据内容的需要而任意扩充。伟大诗人屈原，是楚辞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
屈原（约公元前339年～约公元前278年），名平，出身于楚国的贵族。公元前340年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26岁就担任楚国左徒兼三闾大夫。起初他颇受楚怀王的信任，曾做到左徒的高官，他主张授贤任能，彰明法度改良内政，联齐抗秦。但是，楚怀王的令尹子椒、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由于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结果楚怀王被秦国诱去，囚死在秦国。顷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思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五日端午节这天投汨罗江自杀。
屈原是一位具有远旧卓越的政治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大诗人，是三峡里的“第一流才子”。他忧国忧民，最后投汨罗江，以身殉国。屈原的政治生活虽然是个悲剧，但作为诗人，他给后人留下了《离骚》、《天问》等二十多篇不朽的诗篇。这些都是中国文学宝库的珍贵遗产。
《离骚》是屈原最成熟的作品，是中国古代最宏大的一篇抒情诗。前半部分是现实的叙述，写他改良政治的理想和遭遇。后半部分加入了许多奇特的幻想，他在风、雨、雷、电、云、月以及凤凰和龙的陪伴下，在天空中驰骋，上天下地去追求他所理想的对象，结果是失望了。
诗人把自然现象、历史人物、传说糅成一体，编织成为瑰丽的浪漫主义艺术形象，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鲁迅称赞屈原：“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天问》是一篇奇特的长诗。这是屈原在放逐以后，忧郁彷徨，精神上起了激烈的动荡，旧信仰完全崩溃，因此对于自然现象、古代遗闻、宗教信仰以及对社会的传统思想都产生了怀疑，从而发出种种疑问。通过提问，诗人尽情宣泄了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苦闷.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有详细的记载
【历史故事】
战国时代，称雄的秦、楚、齐、燕、赵、韩、魏七国，争城夺地，互相杀伐，连年不断混战。 那时，楚国的大诗人屈原，正当青年，为楚怀王的左徒官。他见百姓受到战争灾难，十分痛心。 屈原立志报国为民，劝怀王任用贤能，爱护百姓，很得怀王的信任。
那时西方的秦国最强大，时常攻击六国。因此，屈原亲自到各国去联络，要用联合的力量对付秦国。 怀王十一年，屈原的外交成功了。楚、齐、燕、赵、韩、魏六国君王齐集楚国的京城郢都，结成联盟，怀王成了联盟的领袖。 联盟的力量，制止了强秦的扩张。屈原更加得到了怀王的重用，很多内政、外交大事，都凭屈原作主。
因而，楚国以公子子兰为首的一班贵族，对屈原非常嫉妒和忌恨，常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说他夺断专权，根本不把怀王放在眼里。挑拨的人多了，怀王对屈原渐渐不满起来。 秦国的间谍把这一情况，报告秦王，秦王早想进攻齐国，只碍着六国联盟，不敢动手，听到这个消息，忙把相国张仪召进宫来商量。 张仪认为六国中间，齐楚两国最有力量，只要离间这两国，联盟也就散了。他愿意趁楚国内部不和的机会，亲自去拆散六国联盟。
秦王大喜，准备了金银财宝，交给张仪带去。张仪将相印交还秦王，伪装辞去秦国相位，向楚国出发。 张仪到了郢都，先来拜访屈原，说起了秦国的强大和秦楚联合对双方的好处，屈原说："楚国不能改变六国联盟的主张。"
张仪告诉子兰："有了六国联盟，怀王才信任屈原，拆散了联盟，屈原就没有什么可怕了。"子兰听了，十分高兴。 楚国的贵族就和张仪连成一气。子兰又引他拜见了怀王最宠爱的王后郑袖，张仪把一双价值万金的白璧，献给了郑袖。那白璧的宝光，把楚国王后的眼睛都照花了。 郑袖欣然表示，愿意帮助他们促成秦楚联盟。大家认为："要秦楚联合，先要拆散六国联盟；要拆散联盟，先要怀王不信任屈原。
子兰想了一条计策：就说屈原向张仪索取贿赂，由郑袖在怀王面前透出这个风声。张仪大喜说："王后肯出力，真是秦楚两国的福分了！" 张仪布置停当，就托子兰引见怀王。他劝怀王绝齐联秦，列举了很多好处。最后道："只要大王愿意，秦王已经准备了商于地方的六百里土地献给楚国。 怀王是个贪心的人，听说不费一兵一卒，白得六百里土地。如何不喜。回到宫中，高兴地告诉了郑袖。郑袖向他道喜，可又皱起眉头："听说屈原向张仪要一双白璧未成，怕要反对这事呢！"怀王听了，半信半疑。。
第二天，怀王摆下酒席，招待张仪。席间讨论起秦楚友好，屈原果然猛烈反对，与子兰、靳尚进行了激烈争论。他认为："放弃了六国联盟，就给秦国以可乘之机，这是楚国生死存亡的事情呵！ 他痛斥张仪、子兰、靳尚，走到怀王面前大声说："大王，不能相信呀！张仪是秦国派来拆散联盟、孤立楚国的，万万相信不得……"。 怀王想起郑袖所说，果然屈原竭力反对秦楚和好；又贪图秦国的土地。不禁怒道："难道楚国的六百里土地抵不上你一双白璧！"就叫武士把他拉出宫门。
屈原痛心极了，站在宫门外面不忍离开，盼着怀王能醒悟过来，改变主意，以免给国家带来灾难。 他从午站到晚看见张仪、子兰、靳尚等人欢欢喜喜，高高兴兴走出宫门，才绝了望。他叹着气喃喃地说："楚国啊，你又要受难啦……" 屈原回到家中，闷闷不乐，想到亲手结成的联盟一经破坏，楚国就保不住眼前的兴旺，不禁顿脚长叹。
替他管家的姐姐女媭问明情由，就知他遭到了小人的陷害，劝他不要再发议论了，屈原道："我是楚国人，死也不能看到楚国遇到危险啊！" 他认为怀王会醒悟，定会分清是非的。只要怀王回心转意，楚国就有办法了。但是怀王不再召见他，他越来越忧愁，常常整夜不眠。 他写了一篇名叫《离骚》的长诗，把对楚国的忧愁和自己的怨愤都写了进去。"离骚"就是"离忧"，人在遭遇忧愁的时候，怎不呼叫上天和父母，以抒发自己的怨愤呢！
这篇诗传到宫中，子兰、靳尚等人又得了攻击的材料，说屈原把怀王比作桀纣。怀王一怒，撤掉了屈原的官职。 郢都的空气快把屈原逼疯了。女媭劝他换个地方去休养一阵，他大声说："我不能带着楚国和百姓一起走呀！" 但在女媭的日夜劝说下，他到底搬出了郢都，准备住到汉北去。他走一阵，又回望一阵，"这雄壮的郢都城啊！"
他挂念着国事，到一处就歇几天，打听一下消息。有一天，他看到一座古庙里的墙壁上，画着天地神灵和古代圣贤的故事。 圣君贤王的事迹触动了他的心事，他想不通怀王为什么这样糊涂。他对神灵大声喝问："这世界究竟有没有是非！？……"因此写成了《天问》这篇长诗。 神灵没有回答他，可事实却对他作了回答。当怀王和齐国断绝了邦交，拆散了联盟以后，就派人跟张仪到秦国去接收土地。
将近秦都咸阳，张仪装作喝醉了酒，在下车时跌了一跤，推说跌伤腿，就别了楚使，先进城去了。 楚使住在客馆里，天天去见张仪。张仪总是推腿伤未愈不能接见。 一直过了三个月，张仪得到六国联盟确实已经瓦解了的消息以后，才出来接见楚使。
当楚使提到交割土地时，张仪赖得一干二净。他说："我说献给楚王的，是自己的六里俸地。秦国的土地怎么能够献给人呢？" 楚使有口难言，只得空手回来报告楚王。这一来，可把怀王气昏了。 他仗着这几年养精蓄锐，兵粮充足，就派了大将屈平，带领十万大军，进攻秦国。
秦王立刻改变了攻齐的计划，索性联合齐国，分两路迎击楚军。 楚军挡不住两国的夹攻，连打几个败仗，屈平阵亡，秦兵占领了楚的汉中地方。 消息传到汉北，把屈原急坏了。他愤怒、叹气，最后决定赶回郢都，设法去抵抗秦国。
半路上，他接到了怀王的命令，派他出使齐国，恢复联盟。屈原高兴地想："大王到底回心了！"就立刻奔赴齐国。 怀王违背联盟，齐国十分愤恨。但是屈原是齐王敬重的人，经过一番谈判，就答应撤回助秦攻楚的齐兵。 屈原还未返国，就得到了秦楚议和的消息。他怕怀王再受欺骗，连忙辞了齐王，赶回楚国去。
他到了楚国云梦地方，看见当地百姓正在追悼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 屈原十分感动，停下车进去参拜。他立在神位面前诵读他所做的《国殇》诗，悼念为国牺牲的战士。念到沉痛的地方，百姓都流下泪来，屈原也放声痛哭。 屈原走了几天，忽听传说：张仪又到郢都来了。他不禁连连跺脚，日夜兼程，向郢都赶去。
子兰、靳尚听见屈原回来了，连忙来报告王后郑袖。他们都怕屈原再回郢都，让他留在怀王面前，日久总是大患。 这夜，郑袖就向怀王哭诉："屈原在云梦地方对百姓说，那些阵亡的，都是我向大王进言而冤死的。这回他回来，要替冤死的伸冤报仇。"怀王听了大怒："他敢这样？简直是疯了！" 郑袖趁机进谗："是疯了！不是疯了怎会对百姓说这样放肆的话？我怕见他！他要在郢都，就让我到江南去！"
第二天，怀王下了一道命令：任屈原为三闾大夫，不必进宫，立刻赴任。他派子兰把命令送给屈原。 子兰见了屈原，奸笑着向他道喜，传达了怀王的命令。屈原却呆了，他仰天长叹："大王，你再不能糊涂哟，楚国的江山，楚国的百姓，全在你的身上哟！" 女媭怕他再惹祸殃，劝他赶快离开郢都去上任。屈原说："你是替我担心，我是替楚国担心呢！"但是寻思无计，只得准备上任去。
屈原走了，楚国满朝文武都投入郑袖、子兰一党，联盟不久又散了。从怀王二十七年起，秦国连连对楚国发动战争。 楚国国势一天不如一天，失掉了对抗秦兵的力量。怀王三十年，秦国占领了楚国北部的八座城池。 怀王正在愁闷，忽然接到秦王的来信，请他到秦国武关地方，商谈秦楚永世友好的办法。怀王左思右想，决不下主意：要不去，只怕秦军向南进攻；要去呢，又怕秦国心怀叵测。
子兰首先劝怀王："秦王愿意和好，这机会可失不得。"靳尚也说："走一遭儿，至少有几年太平。 怀王回到后宫，又听了郑袖一番劝行的话，这才打定了主意，马上写了回信，同意去武关会谈。 准备了几天，他和靳尚带了五百人马动身，才离郢都，途中只见有一匹马飞一般奔来。
奔到跟前，马上的人跳下，伏在车前，大声恸哭。怀王一看，原来是三闾大夫屈原，他听到了怀王要去武关的消息，连夜飞马而来。 只听他悲声说道："大王啊！秦国如虎口，这危险冒不得哟！你要想想楚国的祖宗和百姓，不能单听小人的说话哟！" 十多年不见，屈原憔悴了。怀王见了他，想起这十多年来国势，一天天走下坡，心里也涌起了一阵感伤。
他正在沈思，靳尚站出来狠狠地对屈原说："今天是大王出门的好日子，三闾大夫说这些丧气话什么意思？" 屈原气得嘴唇发抖，颤声说道："上官大夫！你是楚国人，也该替楚国想想，不能把大王送进虎口啊！" 靳尚大怒，迭声叫让开。屈原攀住了车辕不肯放手。靳尚令人把屈原推倒在地，扬鞭催马，簇拥着怀王走了。
屈原爬起来，一边追，一边叫。靳尚只怕怀王心里动摇，加快一鞭，那车飞一般去了。 屈原喘着气站住了，眼睁睁望着向西而去的人马，等到不见了影子，还呆呆立在那儿。 不到半个月，靳尚只剩下一人一马逃回郢都。果不出屈原所料，怀王和五百人马一到武关，就被秦国扣留，已经送往咸阳。
噩耗传遍了全国。郑袖为了安定人心，立太子熊横为顷襄王；自己掌握国政；任命子兰做管理全国军政的令尹。 屈原拚死赶到郢都，要求顷襄王恢复六国联盟，用强大的实力，向秦国讨回怀王。 子兰等人是劝怀王去秦国的，怕怀王回来问罪，又怕得罪秦国。因此不但不听屈原主张，而且立刻驱逐他出都。不许他再回郢都。
这班人赶走了屈原后，醉生梦死一般地过日子，过了三年忽然接到怀王的死讯。 原来，怀王到了咸阳，秦王就大会群臣，然后接见怀王，要他当面立下割让黔中地方的文书。怀王愤怒已极，一口拒绝了。 秦国就把他扣押起来。关了一年多，看守渐渐松了，怀王就把看守人灌醉，换了服装逃出咸阳。
走了几天，到了赵国地界，怀王说明情由，请求救援，但是赵国人恨他屡次破坏联盟，不许进城。 怀王懊恼地向南走，想投奔魏国去。才到半路，秦兵已经追到，把他捉住了。 怀王重新被押回咸阳，气得吐血，生了一年多病，在顷襄王三年时死了。
秦国把这副无用的枯骨送还楚国。怀王的灵柩到达郢都的时候，楚国百姓个个感到奇耻大辱，沿路都有人失声痛哭。 这事件把屈原的心击碎了，他本来把复兴楚国的希望寄托在怀王的醒悟上，现在觉得什么都完了。他在怀王灵柩面前哭昏了过去。 他要求顷襄王趁各国都在怨恨秦国的机会，设法联络，一同对付秦国。顷襄王全不听他。
他就日夜在宫门前痛哭，期望打动顷襄王。这可恼了郑袖，叫子兰来斥骂他："你不听命令，是看不起大王吗？再不回去，就叫人押着你走！" 屈原厉声大骂："是你劝大王到秦国去的！你是楚国的令尹吗？你是秦国的奸细啊！把国家闹成这个样子，楚国的百姓要吃你的肉哩！" 子兰慌忙报告郑袖，郑袖大怒："这是疯子，还能让他做什么官，让他死得远远的，永远不准回来！"
她立刻叫顷襄王革掉屈原的三闾大夫职位，叫人押送，流放到江南去，永远不准过江。。 屈原被押回家，见了女媭，长叹一声："我吃苦受屈都不要紧，只恨他们把国家断送了！"他把这个家，托女媭搬回故乡去。 又设了灵位，祭奠怀王。他念着招魂的长诗，怀念着当年兴旺的楚国。
屈原到了流放的陵阳地方，日夜心烦意乱。他知道楚国定有灾难："但是我怎能为了逃避灾难，离开出生的地方，到处乱撞呢？" 屈原考虑了几天，觉得楚国一片黑暗，闷得气也难喘，因此决定出国去走一遭儿。 走了几天，到了楚国的边境，他又踌躇起来。
他的马悲哀地嘶叫着，马夫也回头望着楚国叹气。屈原不禁激动地说："对，我们是楚国人、楚国马，死也要死在楚国的土地上！" 他回到陵阳住了九年，既没有回郢都的希望，又听到楚国的局面越来越坏。每个传来的消息都使他坐立不安。 他想起怀王是因为拒绝割让黔中才死在秦国的，决意到这块地方去看看，来到黔中郡溆浦地方住了下来。爱国的火焰在他心里燃烧，可自己又无能为力。他只能每天在山边湖旁踱着。
满腹的忧愁愤恨，他都写成了诗篇。他越来越老了，但是复兴楚国的希望，却一天也没有熄灭过。 顷襄王二十一年，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把他击昏了：秦将白起进攻楚国，占领郢都，楚国的宗庙和陵墓都被毁了。 楚国要亡了！他决定回到郢都去死在出生的土地上。他头也不梳，脸也不洗，昏昏沉沉的走了几天，到了汩罗江边。他在清澈的江水里看见了自己的满头白发，心里像波浪一样翻腾起来。
联盟给小人破坏了，楚国受到了危险，百姓遭到了灾殃。屈原在江边踱着。他怀念郢都，怀念百姓，憎恨敌人，憎恨奸邪，决心用自己的生命去警告卖国的小人，激发全国百姓的爱国赤诚。 这里的土地没被秦兵践踏过，是干净的。他解下衣服，包着江边的石头，用带子紧紧缚在自己身上。奋力向江心一跳。爱国诗人带了楚国的干净石块，很快沉了下去。这天是五月五日。 屈原死后，百姓敬重他，哀悼他。因为他是和危害楚国的小人奋斗到死的，所以到了他的忌日，百姓们就挂起昌蒲剑，喝着雄黄酒。预防奸邪的侵害。
百姓相信爱国诗人是不会死的，每年五月五日，他们摇着龙船，到处去寻觅诗人。他的爱国精神，已经在中国人民心中生了根。
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开创了诗歌从集体歌唱转变为个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奠基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另有波兰的哥白尼、英国的莎士比亚、意大利的阿利盖利·但丁)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屈原的影响】
汉代以来，屈原在中国历史上地位日渐崇高，影响愈加深远。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少不了屈原，灿烂的中国文学史少不了屈原。屈原的伟大，一是他矢志不移的爱国精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不与奸佞小人同流合污的高风亮节。二是他用毕生心血写成的20多首诗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据《汉书·艺文志》，从屈原生活的时代起，至西汉末年的300年间，模仿屈原辞赋创作新篇的有66家，771篇，另有杂赋作者12家，133篇。除《楚辞章句》注释的宋玉、景差、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王逸的作品外，紧随其后者有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大人赋》，扬雄《长杨赋》，张衡《思玄赋》，曹植《九愁赋》，阮籍《东平赋》，左思《三都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江淹《别赋》、《恨赋》，庚信《哀江南赋》等名篇，继承了屈原创作风格，把楚辞创作发展到新的阶段。
从汉代以来至清朝末年的两千年间，解释《楚辞》的注本虽然很多，但大多亡佚了。流传下来的注本，游国恩认为较有影响者有以下10种，即：东汉王逸《楚辞章句》17卷，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17卷、《楚辞考异》1卷，南宋朱熹《楚辞集注》8卷、《楚辞辩证》2卷，明汪瑗《楚辞集解》8卷、《蒙引》2卷、《考异》1卷，明清之际王夫之《楚辞通释》14卷，钱澄之《楚辞屈诂》不分卷，清林云铭《楚辞灯》4卷，王邦采《离骚汇订》4帙、《屈子杂文笺略》2帙，蒋骥《山带阁注楚辞》6卷、《余记》2卷、《楚辞说韵》l卷，戴震《屈原赋注》10卷、《通释》2卷、附汪梧凤《音义》3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注本和研究论著更多。
关于屈原作品的评价，王逸说：“屈原之辞，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辞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刘勰说：“故《离骚》、《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利）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李白盛赞“屈平词赋悬日月（屈原的诗歌像高悬在天空的太阳、月亮一样光芒万丈）”。杜甫立志“窃攀屈宋宜方驾（我要努力攀上屈原、宋玉诗词的高峰同他们并驾齐驱）”。北宋邵博说：“《楚辞》文章，屈原一人耳。”苏轼说：“吾文终其身企幕而不能及万一者，推屈子一人耳。”明蒋之翘说：“予读《楚辞》，观其悲壮处，似高渐离击筑，荆卿和歌于市，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凄婉处，似穷旅相思，当西风夜雨之际，哀蛩（穷）叫湿，残灯照愁；幽奇处，似入山径无人，但闻猩啼蛇啸，木魅山鬼习人语来向人拜；艳逸处，似美人走马，玉鞭珠勒，披锦绣，佩琳琅，对春风唱一曲《杨白华》；仙韵处，似王子晋骑白鹤，驻缑（勾）山最高峰，吹玉笙作凤鸣，挥手谢时人，人皆可望不可到。”清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著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且。”王国维说：“大诗歌之出，必须侯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原其人也。”鲁迅先生说：“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于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鲁迅先生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肯定《史记》史学价值的同时肯定了《史记》的文学价值，与《史记》具有同等价值的是《离骚》。郭沫若先生对屈原和屈原作品的评价，本书随处可见，下面的这段话更加耐人寻味，道出了屈原及其作品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楚人是把在政治上统一中国的功名和产生了一位屈原的功名兑换了。……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中国人如果不灭种，中国文如果不消灭，《楚辞》没有毁灭的一天。楚人的功劳是不朽的，屈原是会永远存在的。”
历代文人歌颂屈原的文艺作品，大量的诗词之外，小说、戏剧、美术作品都有，以沈亚之《屈原外传》，睢景臣《屈原投江》，陈洪绶《屈子行吟图》，萧云从《离骚图》，门应兆《补绘离骚图》较有影响。当代歌颂屈原的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以郭沫若哈姆雷特式史剧《屈原》为最有名，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公演，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投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战争。
政权回到人民手中以后，屈原研究活动蓬勃兴起，从个体研究到群体研究、专门机构研究，从总体的综合性研究到具体的专题研究，关于屈原的生卒年月、身世根底、思想品格、时代特征、政治生涯、诗歌创作等，无不成为研究课题，其火热程度遍及中国，波及全球，使屈原从一个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东方文明古国走向全面开放的西方世界，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最权威的“使者”。
1982年端午节，由湖北省社科院、社科联、文联发起，邀请全国18个省市约120多名屈学专家和作家、艺术家在屈原故乡秭归举行第一次全国性“屈原学术讨论会”。1983年8月、1984年5月分别在辽宁大连和四川成都举行两次全国性“屈学研讨会”。1984年端午节在武汉成立全国第一个屈原研究团体——湖北省屈原研究会（后更名学会）。1985年4月在岳阳成立湖南省屈原学会。同年端午节在楚国郢都遗址，今湖北省江陵县召开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著名楚辞研究专家姜亮夫教授被推举为名誉会长，另一位楚辞研究专家汤炳正教授当选为会长。至1998年5月，中国屈原学会先后在浙江富阳、湖南汨罗、贵州贵阳、山西临汾、湖北江陵和广东深圳召开了6次年会。除全国性活动外，各省市屈学研究活动也方兴未艾，仅湖北省屈原学会便先后在武汉、黄石、襄阳、恩施、江陵、宜昌等地召开了多次年会，获得多项研究成果。1999年端午节，中国屈原学会再度回到屈原故里秭归、学会会长褚斌杰教授莅会主持，为20世纪的屈原研究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屈原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前苏联著名汉学家H·T·费德林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的重大研究课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屈学研究的兴趣。以研究内容为标志区分，国外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大致形成三种趋向：一种以前苏联H·T·费德林、E·A·谢列勃里雅可夫和匈牙利汉学家F·托凯为代表的传统式，着重从屈原作品本身探讨其艺术价值及其在世界文学史的地位；一种以日本藤野岩友、竹治贞夫、稻畑耕一郎教授为代表的学院式，着重对屈原诗歌进行考据和诠释；一种以美国汉学家詹姆土·R·海陶玮、劳伦斯·A·施奈德，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思，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德国汉学家卫德明为首的西方式，着重从屈原身世和作品中研究中国古代政体中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深入探讨屈原的政治生涯和文学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内外条件，施奈德的专著已经反馈到中国。稻畑耕一郎教授专程来华出席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许多日本学者甚至认为古代的楚国“是日本人的故乡”。
屈原精神作用于古代，也作用于当代。爱国主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检验个人行为的试金石。屈原在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有人劝他离开楚国。凭他的才华和声望，列国君王都求之不得。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人才的流动具有广泛的市场。许多有识之士在本国得不到重用，便去列国谋求发展。特别是那批以游说为业的纵横家，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耿耿丹心的屈原却是“去国不忍”。他报国未遂，远离楚宫，仍“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愿离开生他养他的故土。屈原精神的伟大，在于他可以出走而坚决不走。“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的爱国情怀，在他自身的行为中坚持不渝。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屈原之后，如北宋的杨业，南宋的岳飞、文天祥，明朝的史可法，南明的夏完淳，清朝的林则徐、邓世昌，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林祥谦、施洋、夏明翰、吉鸿昌、江竹筠等，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使站在他们面前的刽子手吓得发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恨不为国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爱国主义的旗帜在他们手里越举越高，使他们成为民族的象征，为理想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真的猛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屈原长眠九泉两千多年，居然在20世纪中叶“活”了过来，登上“波音’飘洋过海，潇洒地走进号称文明国度的西方世界，闯进神圣的高等学府，叩开知名学者的书斋，磁铁般地吸引他们拥抱他、崇拜他、研究他。这是人格的力量，文学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是中华民族5000年灿烂文化的拓展与延伸，超越时空的世界性传播，所有炎黄子孙都引以为荣。
1953年，屈原以诗人身份同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的文学家拉伯雷，古巴的作家和民族运动领袖何塞·马蒂一道，成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贰』 中国古代神话的文学价值是什么。急
你们猜“玉皇大帝”和“观世音菩萨”，谁贵谁轻呢？答:观世音菩萨贵。因玉皇大帝(也叫天帝，即是天，还在六道轮回之内，尚未跳脱三界)，而观世音菩萨(很至高无上的果位，是在六道轮回之外，已超越三界的)所以观世音菩萨更贵，是天帝(天人道的帝释天，与基督教上帝在同一个级别上，即是玉皇大帝)的上级。天帝见观世音菩萨，皆要诚心礼拜，叩头顶礼。(你不信的话，去找阴律无情书上查，可是写得清楚楚的)。要知道天帝(即是天，天乃六道轮回内)虽是三界之内的王帝，三界之内的老大。但终究尚未跳脱三界，也有堕入无间地狱的可能性。因地藏经记载，无间地狱之所以叫做无间地狱，之四原因:无伦男女、种族、年龄、贵贱、或龙、或神、或天(天指的是玉皇大帝，也叫天帝)、或鬼，一旦堕入这地狱，都是同样的受苦，所以叫做无间。你仔细看，有说过佛、菩萨也堕入无间地狱的可能性吗？因佛、菩萨是很至高无上的果位，在三界之外，命亦是极贵无比，又不会造作任何罪业，即永不打入无间地狱的。要知道不但观世音菩萨比天帝命贵的，连三界之外的一切佛、一切菩萨，皆都比天帝命贵的。如:观世音、文殊、普贤、地藏菩萨及其他所有佛，所有菩萨，皆都比天帝大的，知道吗？
『叁』 甘蔗林的公公与儿媳电子书txt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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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阿明，不要去了好不好？要不，我也要跟你去。”“不行，你也去了，爹和小弟怎么办，家里没有一个女人也不成的。”
结婚一年的阿明和妻子小娟在房间里谈论着出门打工的事。阿明有一个46岁的爹和一个18岁在读高中的弟弟，他娘在两年前因病去世了，一年前，他爹叫人给阿明介绍了邻近二村的小娟结了婚，小两口生活甜甜****的好不令人羡慕。几天前，爹爹说家里的农活并不太多，要阿明去南方打工赚钱养家。
“我们才刚结婚不久，现在就要离开，那我如果想你了怎么办？”“你个小**，是想我的家伙还是想我的人哪，小**。”
“嗯，你笑我，我不来了了。”“你个小**，明天我就要去打工了，可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不能你的穴了，今晚我可要好好的干你，我要把你干得向我求饶。你今晚要搞死了你。”
“我才不怕你呢——，反正明天你要去了，我也要有好几个月不能挨了，谁怕谁呀。”
阿明摸着小娟的身体，喘着粗气，慢慢地解开钮扣。农村的女人还不大习惯戴**，一打开，就露出了……
『肆』 西游记的内容简介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一部浪漫主义长篇神魔小说，主要描写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猪悟能、沙僧沙悟净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后终于取得真经的故事。
《西游记》内容分为三大部分：
1、第一部分（一到七回）介绍孙悟空的神通广大，大闹天宫；
2、第二部分（八到十二回）叙三藏取经的缘由；
3、第三部分（十三到一百回）是全书故事的主体，写悟空等降伏妖魔，最终到达西天取回真经。
《西游记》书中孙悟空这个形象，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立起了一座不朽的艺术丰碑。
西游记主要人物简介：
1、唐僧：小说里的唐僧是虚构的人物，和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玄奘法师是有区别的。小说里的唐僧，俗姓陈，小名江流，法号玄奘，号三藏，原为佛祖第二弟子金蝉子投胎。
他是遗腹子，由于父母凄惨、离奇的经历，自幼在寺庙中出家、长大，在生化寺出家，最终迁移到京城的著名寺院中落户、修行。
唐僧勤敏好学，悟性极高，在寺庙僧人中脱颖而出。最终被唐朝皇上选定，前往西天取经。在取经的路上，唐僧先后收服了三个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僧。
2、孙悟空：又叫美猴王、齐天大圣、孙行者。是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灵石孕育迸裂见风而成之明灵石猴。在花果山中，有一群猴子只着花果山水帘洞洞天说了一声，有谁敢进去。
为我们寻个按家之地，不伤身体者，我等拜它为王，石猴借此机会将“石”隐去了。后历经八九载，跋山涉水，在西牛贺洲灵台方寸山拜须菩提为师，习得七十二变化之本领。
此后，孙悟空大闹天宫，自封为齐天大圣，被如来佛祖压制于五行山下，无法行动。五百年后唐僧西天取经，路过五行山，揭去符咒，才救下孙悟空。孙悟空感激涕零。
经观世音菩萨点拨，拜唐僧为师，同往西天取经。取经路上，孙悟空降妖除怪，屡建奇功，然而三番两次被师傅唐僧误解、驱逐。终于师徒四人到达西天雷音寺，取得真经。
孙悟空修得正果，加封斗战胜佛。孙悟空生性聪明、活泼，勇敢、忠诚，疾恶如仇，在中国文化中已经成为机智与勇敢的化身。
所以孙悟空很容易就会成为中国小男孩崇拜的偶像。孙悟空也是传说的舍利子中最主要一颗名叫无谷舍利的利子后原身。
3、猪八戒：又叫猪刚鬣、猪悟能、猪烈刚，呆子。原为天宫中的天蓬元帅，因调戏嫦娥，被罚下人间。但错投了猪胎，长成了猪脸人身的形状。
在高老庄抢占民女，后被孙悟空降伏。修得正果的封号为净坛使者。猪八戒的兵器是九齿钉钯。猪八戒只会三十六种变化。
猪八戒这个形象是吴承恩塑造很成功的形象，它虽好吃懒惰，却是孙悟空的左膀右臂。虽然自私，却讨人喜欢。
4、沙和尚：又名沙悟净、沙僧。原为天宫中的卷帘大将，因在蟠桃会上打碎了琉璃盏，惹怒王母娘娘，被贬入人间，在流沙河畔当妖怪(塘虱精)，后观音菩萨收服，命沙河尚拜唐僧为师。
保他去西天取经。因他最好拜唐僧为师，知道负责挑担。使用的兵器是降妖宝杖。书中又将沙和尚称为“沙僧”。取经后被封为金身罗汉。
部分章节介绍：
1、第一回
东胜神洲傲来国海中有花果山，山项上一仙石孕育出一石猴。石猴在所居涧水源头寻到名为“水帘洞”的石洞，被群猴拥戴为王。又过三五百年，石猴忽为人生无常，不得久寿而悲啼。
根据一老猴指点，石猴经南赡训洲到西牛贺洲，上灵台方寸山，入斜月三星洞，拜见须菩提祖师，被收为徒，起名曰孙悟空。
2、第二回
悟空从祖师学得长生之道、七十二般变化及“筋斗云”。一日，悟空受众人挑唆，变为松树，引起祖师不快，被逐出洞。回到花果山，与占山妖魔厮斗取胜，带回被掳的众猴与物品。
3、第三回
悟空使摄法将傲来国库馆里兵器搬进山中，操演群猴。山中妖、兽纷纷拜悟空为尊。悟空向龙王讨得重一万三千五百斤的。
在幽冥界勾掉猴属在生死簿上的姓名。龙王和阎王表奏玉帝，请伏妖猴。玉帝派太白金星赴花果山招安悟空。
4、第四回
悟空被授以“弼马温”之官，他得知此官为末等职，回花果山。玉帝命托塔李天王与其子哪吒太子擒悟空。被悟空打败。金星再次招来悟空。玉帝命造齐天大圣府，让悟空居住。
5、第五回
悟空管理蟠桃园，吃尽园中大桃。又赴瑶池，喝光仙酒；吃尽葫芦内的金丹。逃回花果山。玉帝令托塔天王率天兵去捉拿悟空。悟空打退了众天神。
『伍』 翁熄小莹结局
他的结局挺好的，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如果很善良的话，肯定会有一个好的结局，虽然中间可能会有波折。
『陆』 求大量描写古代美男的句子 适合小说的 要多种类型的 如妖媚的 可爱的 一尘不染的
英气逼人的五官清晰而立体，一双湛蓝色的眼眸闪烁着不知名的光芒。性感的薄唇紧紧的抿着，配上柔美的脸部曲线让人有亲吻的冲动。接近一百八的精壮身躯有着令人羡慕的完美比例。小麦色的肌肤是我最欣赏的颜色。尤其当冷硬的线条被羞意打破后，他整个人充满了令人疯狂的魅惑。
俊朗的眉，清丽的眼，挺直的鼻梁，不染而朱的嘴唇。乌黑的头发直达臀际，披散在洁白的颀长身躯上，装点出妖魅般的美丽。
黑金色的深邃眼眸，俊美非凡的脸庞，举手投足在在都流露出浑然天成的帝王霸气，看了叫人难以抗拒那野性的魅力
白衣黑发，衣和发都飘飘逸逸，不扎不束，微微飘拂，衬着悬在半空中的身影，直似神明降世。他的肌肤上隐隐有光泽流动，眼睛里闪动着一千种琉璃的光芒。容貌如画，漂亮得根本就不似真人 这种容貌，这种风仪，根本就已经超越了一切人类的美丽。他只是随便穿件白色的袍子，觉得就算是天使，也绝对不会比他更美。这种超越的男女，超越了世俗的美态，竟是已不能用言词来形容。
细长的眉毛，高挑的鼻梁，尖细的下颚，加上一双明亮得像钻石般的眼眸，时而闪着睥睨万物的神彩，让他看起来像只趾高气扬的波斯猫，优美的粉红色薄唇有些刻薄的上扬，带了点嚣张的味道，所有的五官在他脸上组合成了完美的长相，一身名牌的高级衣服，包裹着纤细却不失阳刚的身子，那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傲慢模样，在人群中特别显著。
如黑曜石般澄亮耀眼的黑瞳，闪着凛然的英锐之气，在看似平静的眼波下暗藏着锐利如膺般的眼神，配在一张端正刚强、宛如雕琢般轮廓深邃的英俊脸庞上，更显气势逼人，令人联想起热带草原上扑向猎物的老虎，充满危险性。
只见那人俊美绝伦，脸如雕刻般五官分明，有棱有角的脸俊美异常。外表看起来好象放荡不拘，但眼里不经意流露出的精光让人不敢小看。一头乌黑茂密的头发，一双剑眉下却是一对细长的桃花眼，充满了多情，让人一不小心就会沦陷进去。高挺的鼻子，厚薄适中的红唇这时却漾着另人目眩的笑容。
『柒』 在中国古代诗与史的关系
若说文学本质上从属于历史，这可能是既无人反对又无人深究的一个问题。目前论坛的平静，只能说明现代人理论上的麻木。其实，这个问题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过争论。明代的王廷相、杨慎对杜甫以诗为史的做法都颇有微词，而清代王夫之则更为激烈，他在评《古诗十九首·上山采蘼芜》时写道：诗有叙事叙语者，较史尤不易，史才固以隐括生色，而从实著笔自易。诗则既事生情，即语绘状，以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杜子美放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1]王夫之由于主张情感本质观，所以偏执得可爱。文学与历史虽在形式上判然有别，但在历史真实的高度上，并非没有同一性。特别是那些有意反映社会生活本来面貌的文学作品，它所表现的历史真实的程度，常常是惊人的。杜甫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历史的真实面貌，给我们留下了形象的历史画面，因而享有发展中片面强调以文为诗，而模糊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抹煞文学的美学特征之典型表现。”[2]看来，文学的历史属性，实有认真讨论之必要。同样，关于文学历史属性的争论，在西方也有发生。例如，席勒在《论悲剧艺术》中写道：由此可见，严格注意历史真实性往往损害诗意真实，反之，严重破坏历史真实性，就会使诗意真实性更能发挥……因而谁若想把悲剧诗人召唤到历史的法庭之前，并想向他学习知识，真是对悲剧——其实对全部诗艺都是如此——极其缺乏了解。[3]席勒将诗意与历史完全对立起来，显然是对历史和文学的双重误解。假如悲剧的创作要以 “破坏”历史真实为代价，那么“诗意真实”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悲剧经不起历史法庭的检验，那么，悲剧还有诗意的魅力吗？所以，在西方文论史上，极少有人同意席勒的观点。相反，文学的历史属性，却得到了较充分的讨论。但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无论中西都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和讨论。一、中国古代对文学历史属性的讨论中国最早的历史的文学观，一般表现为诗、史混同论。这可能与中国上古的杂文学观念有关，既然诉诸竹帛者都是文学，那么，诗与史自然为一家了。关于诗与史的关系，敏泽先生在他的《中国美学思想史》中，有比较醒目的勾勒，现在，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作比较详细地梳理和研究。最早将文学与历史等而视之并诉诸文字的是孟轲（前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在孟子看来，《春秋》等史书的出现，乃是《诗经》延续和补充，诗于史几乎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功能。由此开创了中国诗、史不分的文艺观。其实，这种思想并非孟轲首创，很可能是他对上古诗学传统的总结。请看，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说中的“观”的意思，不就包含着历史的文学观的内核吗？所谓“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注），所谓“考见得失”（朱熹注），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即诗歌是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而这就是文学历史属性的表现。孔子这样看待诗歌，也非凭空产生，而是从当时官方对待民间诗歌的态度和做法中自然而然地归纳出来的。孔子之前，许多文献记载了宫廷和贵族“观乐”的活动。这些都是孟子点破诗与史关系的基础。在汉代，司马迁作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却以《诗经》为楷模，为自己制定写作原则，他写道：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4] 显然，司马迁是继承了孟子的观点，按《诗》的原则去写历史，《史记》成了他的发愤之作。这样，《史记》中充满了浓郁的诗情，具有鲜明的文学性便不足为怪了。同时，司马迁写《史记》还秉承了《春秋》以来的史学传统。他说：“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疑，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5]这样他又把“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直书精神，带进了史传文学，开启了中国文学的写实传统。这种思想与先秦诗学的“美刺讽谏”说合流，形成了《诗大序》的文学观，它对《诗经》作了新的诠释。其云：是以一国之事 ，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这里将《诗经》之风、雅、颂全都系之于社会生活，称为“四始”，认为它是《诗经》达到艺术至境的原因，明显是一种历史的观察视角。这种视角在扬雄、班固那里也有表现。扬雄（前[6]总之，文章虽为心声，而实际上，它却是历史时空中的客观世界在心灵上的反映。班固（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7]班固对司马迁的这一评价，既树立了史学原则，又树立了一条文学原则，而影响深远，几乎贯穿中国文学史。他在《汉书·艺文志》中，除重申了古代“采诗”、“观风”之说外，还以历史的眼光，论述了“诗”亡而“赋”作的社会原因。如云：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8]这里揭示了诗亡而赋作的社会原因，肯定了诗、赋产生的社会根源的一致性，也是对文学历史属性一种发现。之后，何林在《公羊传解诂》中对诗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本质性概括，王充《论衡》中对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再次肯定，都可以看出《汉书》的影响。魏晋六朝之际，玄理与缘情文学观并起，先后成为主流文学倾向。而文学的历史本质观，呼声甚微。惟有葛洪（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葛洪不仅佩服司马迁那种历史学家的勇气，还推崇王充厚今薄古的反传统眼光，他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敢说今诗胜于古诗、汉赋高于《诗经》的评论家。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刘勰由于主张“原道”、“宗经”，其历史的文学观并不明显。唯在《文心雕龙·时序》中，亦显示了对文学历史属性的尊重。认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是随时代（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必然表现为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因而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著名观点。这其中就包含着对文学的历史属性的领悟。其云：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这里叙述了不同的时代便会产生不同的作品，是想说明一个道理：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便会产生什么样的文艺，因此，文学的历史属性在这里是映衬得是很分明的，只是刘勰没有言明而已。唐代，应当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文学的历史本质观生成的时期。唐初，撰史成风，因此，出现了著名历史理论家刘知己（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9]刘知己这段论述大有深意：其一，他将“不虚美，不隐恶”不仅视为史学传统，而是首先视为诗学传统，这可能是唐人以诗为史的理论根据；其二，他所列举文学作品和作家，在内容上是忠于生活，体现历史真实的典范，在人格上是不谄、不谤的忠良正直的典范，这就为唐代作家树立了理想的艺术范本和人格范本；其三，在传统观念中，对历史家充满着尊敬，他们可“以口诛笔伐”使“乱臣贼子惧”，是民族精神的正义的象征，而文学艺术直到汉代还被有些人视为“雕虫小技”，文学之士被视为“弄臣”，刘知己能一反传统观念，认为文学与历史具有同样的价值，文学家与历史家一样，都是民族的忠良正直之士，这对历史学家触动也许不会太大，但对文学家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振奋；其四，“则文之将史”的提出，等于为文学树立了一个严格的历史批评标准，这样，我国文学史上许多作品，如《国风》、《楚辞》，如贾谊、赵壹、晁错等的作品，都有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10]的历史借鉴作用。这已是相当自觉的文学的历史本质观。显然他在在当时是影响巨大的，就连狂放不羁的李白都受了这种文学观的影响，他在《古风》二首中写道：《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重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这里，李白以《诗》亡而作《春秋》的孔子自况，以“志在删述”，重辉“春秋 直笔在史臣，将来洗筐箧。（《八哀诗·故司徒李光弼》） 留滞一老翁，书时记朝夕。（《雨》二首之二） 采诗倦跋涉，载笔尚可记。 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坠。（《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杜甫的创作态度，显然是受司马迁以来的诗、史混同论的影响，他胸怀黎民，肩担社稷，秉笔直书，以诗为史，这在中国诗歌史上无疑是个创举。杜甫不仅用历史的文学观从事创作，同时他还用这种眼光去评价同时代的诗人。例如，他将元结（览道州元使君结《舂陵行》兼《贼退后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待矣！杜甫认为，元结其人为天下邦伯、乱世忠臣，有汉官良吏之风；其诗有知民疾苦“直举胸臆[11]的“春秋”笔法和实录精神。所以，杜甫将元结视为同调，他写道：“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感彼危苦词，庶几知者听”。[12]又说“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诗”。看来，杜甫在当时并不孤立，写“规风”之诗，呈“鉴戒”之章，以诗为史，正是杜甫与元结文学观的中心思想，在中唐之后影响巨大，发展为白居易、元稹为首的新乐府诗歌运动。白居易（自登朝来，年齿见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便是著名的新乐府运动的创作原则。所谓的“合时”、“合事”而作，是指文学作品的内容必须符合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尊重历史真实。这种作品必然具有鲜明的历史属性，所以这种文学观，实质上是一种历史的文学本质观。而这些正是他从前人的书、史中悟出的道理。这使白居易和元稹都成了十分自觉的历史主义者，他在写给樊宗师的诗中说：阳城为谏议，以正事其君……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君为著作郎，职废志空存。虽有良史才，直笔无所申。何不自著书，实录彼善人，编为一家言，以备史阙文。[13]白居易对元稹人格的称赞，对樊宗师的建议，都是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和气魄要求于文学家的。由司马迁、刘知己、杜甫以来所提倡的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正面的阐述和发扬。他在这里提出的诗人为“良史才”，视诗歌为“史”之“阙文”的观点，在当时是有相当影响的。例如，唐宪宗时代的李肇（生卒不详），曾著《国史补》一书。这一书名是大有深意的，说明他已将文学视为历史的、或者说是正史的补充，标志着我国文学的历史本质观的深化。书中将《庄子》的寓言、沈既济的《枕中记》、韩愈的《毛颖传》等志怪、幻想型作品，统统视为“史”，也许认为文学有补察时政的作用吧，将它们称为国史之“补”，盛赞这些作品的作者为“良史之才”，他所使用的理论范畴，可能是从白居易那里化出，但是，他的文学观，已与白居易那种走写实路子达到历史真实的有所不同。李肇的文学观，分明是想将整个文学都纳入历史的范畴，而白居易的文学观还仅仅是想将直书时事的文学作品，视为历史。对历史范畴理解上的含义的广狭之分是很明显的，而李肇的眼光更高远。
『捌』 翁媳乱情什么时候完结
翁熄乱情，什么时候完结？这个什么时候环节吧？也是根据他的时间来决定的，他很爱的，需要走出一段时间才能来决定这个事情
『玖』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与谁有关（古代哲学家）
出自吴承恩的《西游记》
吴承恩（1506-1582），字汝忠，号射阳，明代文学家明代淮安河下人，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少年时，吴承恩喜听淮河水神及僧伽大圣等故事，中年后，开始将唐僧西游故事，结合唐人传奇、佛道经典、民间故事，淮安地方掌故，在其书房"射阳（竹移）"中，创作成百回本小说《西游记》。此书一问世，就被誉为“四大名著”之一，成为世界文坛瑰宝。吴承恩擅长绘画、书法，多才多艺。
吴承恩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度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贴。少年时代他就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认为他科举及第，“如拾一芥”。《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他除奋好学外，特别喜欢搜奇猎怪，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野史，这类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潜默化中养成了搜奇猎怪的嗜好，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这对他创作《西游记》有着重大的影响。 30岁后，他搜求的奇闻已“贮满胸中”了，并且有了创作的打算。50岁左右，他写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里，他才得以最后完成《西游记》的创作，历时7年。
步入青年时代的吴承恩是狂放不羁、轻世傲物的年青人。社会地位的低下，贫穷困苦的处境，使这位大才子狂放不羁，招来了纷至沓来的笑声，被人交口称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吴承恩约二十岁时，与同乡一位姓叶的姑娘结婚，婚后感情甚笃。吴承恩虽然狂放不羁，但他品行端正 ，忠于自己的妻室。
嘉靖十年，吴承恩在府学岁考和科考中获得了优异成绩，取得了科举生员的资格，与朋友结伴去南京应乡试。然而才华不如他的同伴考取了，他这位誉满乡里的才子竟名落孙山。
第二年春天，他的父亲怀着遗憾去世了。接受初次失败的教训，吴承恩在以后三年内，专心致意地在时文上下了一番苦功，在嘉靖十三年秋的考试中却仍然没有考中。吴承恩羞恨交加，这年冬天，竟病倒了。 两次乡试的失利，再加上父亲的去世，对吴承恩的打系是沉重的。在他看来，考不取举人，不仅付资无由，而且愧对父母，有负先人。但他并不以为自己没考取是没本事，而只是命运不济，他认为“功名富贵自有命，必须得之无乃痴？”
吴承恩一生不同流俗，刚直不阿。他之所以才高而屡试不第，很可能与他不愿作违心之论以讨好上官有关。他厌恶腐败的官场，不愿违背本心，对黑暗的现实持否定态度。他在《二郎搜山图歌》一诗中写道：“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惜。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认为“民灾”的形成，社会现实的丑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用人不善，让“五鬼”“四凶”那样的坏人当道。他想“致麟凤”，行“王道”，扭转乾坤，但是怀才不遇，壮志未酬，只能空怀慷慨，抚事临风叹息。
生活困顿给吴承恩带来的压力并不小于科考的失利。父亲去世以后，他需要操持全家的所有开支，但他却没有支撑门户的能力，更没有养家活口的手段。家中生活来源，除了每月从学府里领回六斗米外，只能坐食父亲所留遗产了。
品尝了社会人生酸甜苦辣的吴承恩，开始更加清醒地、深沉地考虑社会人生的问题，并且用自己的诗文向不合理的社会进行抗争。
②吴承恩与西游记
吴承恩曾写过一本志怪小说《禹鼎志》。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他的志怿小说、神话小说，写的虽是神仙鬼怪，其实着意的还是在于“人间”，为的是寄托他的政治理想，鞭笞邪恶势力，使读者“悚然易虑”，并非无为而作，或搜奇猎异以资谈笑。他创作《西游记》，目的也是如此。在《西游记》四十五回中，写到孙悟空布置自然之神布云、打雷、下雨时，特别命令雷公邓天君说：“老邓仔细替我看那贪赃坏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几个示众！”孙悟空最恨的是“贪赃坏法之官”，这与吴承恩在许多诗文中所表现的特别仇视贪官污吏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西游记》的神话世界里，处处有人间的影子：神圣的天宫表面气派不凡，至高无上的玉帝却贤愚莫辨，十分昏庸，天庭和人间的王朝相仿佛；地府森严，官官相护，贪赃枉法，无辜的人有冤难伸，和地上的衙门并无两样；妖魔鬼怿杀人吃人，贪财好色，仗着魔力法术称霸一方，无恶不作，简直是人间恶霸、官僚的化身。《西游记》还写到了一些人间国度，那里的统治者大多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的”，这同样是明朝廷君臣祸国殃民罪行的写照。吴承恩塑造的孙悟空，嫉恶如仇，神通广大，一切称凶逞狂的妖魔鬼怪在它的金箍棒下都推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或一命呜呼，或束手就擒，这都反映了吴承恩扫荡社会丑恶现象和丑恶势力的强烈愿望，也是《西游记》民主性精华之所在。
一生穷困的吴承恩，奋尽全力完成中外闻名的《西游记》后，带着悲喜交加的心情，约于万历十年离开了人世。
③西游记的主要人物
唐僧，俗家姓陈，乳名江流，法名玄奘，唐朝第一高僧，所以被人们称为唐僧。西行取经时，唐朝太宗皇帝李世民赐法名三藏。唐僧十八岁出家皈依佛门，经常青灯夜读，对佛家经典研修不断，而且悟性极高，二十来岁便名冠中国佛教，倍受唐朝太宗皇帝厚爱。后来被如来佛祖暗中选中去西天取经，并赐宝物三件，即袈裟、九环锡杖、金箍咒。唐僧身材高大，举止文雅、性情和善，佛经造诣极高。他西行取经遇到九九八十一难，始终痴心不改，在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的辅佐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从西天雷音寺取回三十五部真经，为弘扬佛家教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不忘他的历史功绩。
孙悟空，法号行者，是唐僧的大徒弟，会七十二变、腾云驾雾。一双火眼金睛，能看穿妖魔鬼怪伪装的伎俩；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使用的兵器如意金箍棒，能大能小，随心变化，小到绣花针，大到顶天立地。他占花果山为王，自称齐天大圣，搅乱王母娘娘的蟠桃胜会，偷吃太上老君的长生不老金丹，打败天宫十万天兵天将，又自不量力地与如来佛祖斗法，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多年。后来经观世音菩萨点化，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三打白骨精，收服红孩儿，熄灭火焰山，一路上降魔斗妖，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取回真经终成正果。他嫉恶如仇，不怕困难，坚韧不拔，英勇无畏，取经后被封为斗战胜佛。
猪八戒，法号悟能，是唐僧的二徒弟，原来是玉皇大帝的天蓬元帅，因调戏嫦娥被逐出天界，到人间投胎，却又错投猪胎，嘴脸与猪相似。他会变身术，能腾云驾雾，使用的兵器是九齿钉钯。唐僧西去取经路过云栈洞，猪八戒被孙悟空收服，猪八戒从此成为孙悟空的好帮手，一同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八戒性格温和，憨厚单纯，力气大，但又好吃懒做，爱占小便宜，贪图女色，经常被妖怪的美色所迷，难分敌我。他对师兄的话言听计从，对师父忠心耿耿，为唐僧西天取经立下汗马功劳，是个被人们喜爱同情的喜剧人物。
沙和尚，法名悟净，原是天宫玉帝的卷帘大将，因触犯天条，被贬出天界，在人间流沙河兴风作浪。他使用的兵器是一柄月牙铲，武艺高强，不畏强敌。经南海观世音菩萨点化，拜唐僧为师，与孙悟空、猪八戒一起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他身上有两件宝，一件是菩萨葫芦，一件是九个骷髅组成的项圈。后来，他用九个骷髅作为九宫，把菩萨葫芦安放在其中，成为法船，稳似轻舟，顺利地帮助师徒四人渡河西去。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上，任劳任怨，忠心不二，取经后被封为金身罗汉。 吴承恩有诗《赠李石麓太史》，石麓为李春芳的号。李籍隶江苏兴化县，嘉靖年间状元及第，因善撰“青词”而累升宰辅。少时曾在江苏华阳洞读书，故又有号“华阳洞主人”。曾受命总校《永乐大典》。在《西游记》第九十五回有一首诗：“缤纷瑞霭满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虹流千载清河海，电绕长春赛禹汤。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润有余芳。古来长者留遗迹，今喜明君降宝堂。”沈先生发现，这首诗的第四、五、六、七四句，暗含“李春芳老人留迹”，与卷首“华阳洞天主人校”指的是“编撰《西游记》”之意。
胡适与鲁迅主张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的根据是明天启间《淮安府志》，该志记有吴承恩作《西游记》，但未说明此为何类图书。清代咸丰重刻《淮安府志》删去这一条。
1983年末，章培恒先生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中指出，从《西游记》问世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三百余年里，各种刊本或署朱鼎臣编辑，或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而不署作者姓名，或署丘处机撰，没有一本承认吴承恩的著作权。胡适1921年的《西游记序》也说此作“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鲁迅先生力主吴承恩说，胡适得到鲁迅抄给他的材料，便在《〈西游记〉考证》中也持此主张。然而细观他们的考证，所依据的间接材料有二条，直接材料仅一条。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1506—1582），字汝忠，一字以忠，明代中叶淮安人。淮安在汉代曾叫射阳县，县的东南有一湖泊叫射阳湖，所以吴承恩以“射阳”为号，经常自署为“射阳居士”。后代亦有人称他为“射阳山人”，这大约不是他当年的自号。淮安地处淮水之南，秦汉时期为淮阴县。唐代为楚州，一度时期也曾改称过淮阴郡，故他在署名时，前面往往冠以“淮阴”二字。这是明清时代两淮文人的普通风气。
关于吴承恩的家世，目前人们了解的还是很少。因为资料太少了，迄今为止，可供查考的资料主要的只有《先府宾墓志铭》一种。现在，我就根据这篇墓志铭和其他一些材料，作如下一些推测。
吴承思先世涟水人，是后来迁到淮安的。是什么时间迁居淮安的呢？他自己没有讲，我猜想最迟不应晚于明初。其理由有二：
第一， 从时间上推算，应在明初之前。《先府宾墓志铭》云：
先世涟水人，然不如何时徙山阳。遭家穷孤，失谱牒，故三世以上莫能详也。曾祖讳鼎；祖讳铭，余姚训导；皇考讳贞，仁和教谕。
这里所说的曾祖、祖、皇考，均是以吴承恩的父亲吴锐的身份来说的。所谓“三世以上”，就是指的这三世，并不包括吴承恩父子，若连他们父子计算，当为五世。这五代吴承恩是清楚的，从他父亲的曾祖吴鼎向上便“莫能详也”。吴承恩生于十六世纪初，距明代开国 130余年。按通常 3 0年为一世的说法来计算，吴承恩向上四代为 12 0年，时间正好是明初。“三世以上莫能详也”的意思，明显是说吴鼎并非迁淮始祖，迁淮是他以前的一世、二位甚至几世的事，只不过是因为没有谱牒，吴承恩说不清楚罢了。所以，吴氏迁淮不当晚于明初。
第二，元朝末年战争频仍，淮安所遭战祸尤为严重，土著居民死散殆尽，人口锐减。据黄梨洲为淮安杨士杰作的传记，以及曹镳《淮城信今录》、杨庆之《春宵呓剩》等记载，“明初谁人存者止七家”。“淮人”大概指的是城内居民，“七家”可能是指七个姓。据说这七姓是一“节孝徐（积）、槐树李、梅花刘、切面张、面合王、裱背王、南门潘（埙）”等几家。此外，还有人说七姓中有姓吴的，但那是指的是后来中进士做过御史的吴节、吴那一家，与吴承恩并无瓜葛。吴承恩的祖先不是淮安元代遗民，而是元末明初从涟水迁入的。明初，明太祖针对江北居民稀少的状况实行移民政策。来谁的移民多迁自江南，而且多为富户或军官。至今淮安许多人还世代相传说自己老家是江南苏州或其他什么地方。吴承恩家由北向南，自然不属于这个潮流，应该是元末明初破产农民的流迁。
吴承恩祖先迁淮后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呢？《先府宾墓志铭》中没有谈及。当时迁淮的人中有的是军籍，隶戎于淮安卫、大河卫、宽河卫等卫所；有的是商籍，从事商业活动；也有一些人是先人在淮做官而定居下来的；有些人家从事医业，如潘家、卢家；还有很多人家从事儒业，依靠读书做官吃饭，等等。吴承恩家不是军籍，也不是做大官人家的后裔，也不象一开始就是业儒的。据《先府宾墓志铭》记载，吴承恩家出过两代学官：曾祖吴铭做过浙江余姚县的训导，祖父吴贞由例贡做过浙江仁和县（今杭州市）的教谕（同治《山阳县志》卷九、光绪《杭州府志）卷一0二的记载均为训导）。训导与教谕都是官微俸薄的冷官，远离家乡，颠沛流离，妻儿往往不能团聚在一起。当吴承恩的父亲吴锐四岁时，其母梁氏，带着他一起去仁和，夫妻父子团聚以享天伦之乐。团圆的日子还未过数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吴锐的父亲即吴承恩的祖父吴贞竞病逝任所。梁氏无奈，只有带着四岁的孤儿吴锐回淮。由于他家两代经营的是“九儒十丐”的“穷儒”，既无什么积蓄，更无其他收入，所以家境越来越穷。因为穷，又无亲友接济，吴锐到了上学的年龄也不能上学，比别人家孩子迟了好几年，才开始进入社学读书。因为无钱给社学先生送礼，先生就不怎么教吴锐。但是，吴锐很聪明，在旁边专心听先生给别人讲，居然学到了所有的课业，并且学得很好。吴锐的聪慧感动了社学先生，得到了先生的赞赏，推荐他到乡学去继续读书。但终因吴家家计困难而没有去成。梁夫人痛心疾首地说：“吴氏修文二世矣，若此耳，斯孤弱奈何！”先是梁夫人哭泣，接着吴锐也跟着哭，母子抱头痛哭一场了事。吴锐失学以后干些什么我们无法知道，但他到二十岁的时候，便娶了小商人徐家的女儿成了家。佛家世代卖花边花线一类小商品，吴说便承袭了他家的行业，坐在店堂里成了一个小商人。从这一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吴承思家的一些老底。所谓“修文二世”，大概就是指的承恩的曾祖吴铭和祖父吴贞。再进一步细细琢磨这句话，似乎吴家业儒的也仅此两代，其先世并不是读书人家。吴家先世既非业儒，又非军籍，更非官宦，此外要么就是从事农业，要么就是经营商业。两相比较，我认为他家初迁淮时经营的是小商业可能更象些。这里有两条理由。
一、吴承恩家并无地产收入。有人说，吴家迁淮后原住在二铺灌沟，从事的是农业。他们的根据是因为吴承恩死后葬在那里，并称那儿为“先垅”。这个证据是不足为凭的。“垅”就是墓地，“先垅”是先人墓地的意思，并不说明他家在那儿有多少土地。城里人死了总不能埋在城里，葬到乡下去是必然的，在乡下买一块土地作为墓地是正常的事情。当然，吴家一开始就置下这块地产，自然用不着再去买的。但我想那样是不大可能的。吴家由涟水迁来，如果原来就是地主富户，那他就不会放弃原有的土地，抛开家园到这儿来重置田产，如果是破产农民迁来，那他更不会有钱到淮安乡下买田。明初从江南向江北移民，是因为江北地多人稀，动员江南富户到江北垦荒，是有开发江北的目的的。当时是用行政手段“赶”来的，淮安至今农民中仍有“洪武赶散”的说法。明初涟水的经济状况不会比淮安好，吴家迁淮决不是因为是富户而被“赶”来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吴家拥有一定的地产，当做教谕的吴贞死后，吴家不至于穷到那种地步，吴承恩的父亲连个社学都上不起，迟了几年才上；上了社学又无钱给先生送礼，以致受人歧视；到了最后还是辍学了事。依我的推测，他家简直没有什么地产，他家先辈迁淮后根本不是农民。
二、我认为吴家来淮后就住在河下。当时河下在淮河（当时也叫黄河，黄河夺淮后，这一带淮河下游也是黄河的下游。），西边则是运河，河下处在两河之间，是一个商埠。当时从各地来的商人和各种职业的人很多，大都聚居在这里。这些人后米都逐渐入了山阳籍。他家迁淮后落脚于河下，处在一个家家经商的街市之中，从而受其影响，从事某种小商业来谋生是很自然的事情。从现在他家在河下的周围环境来看，正是这样的情况：打铜巷、钉铁巷、粉章巷、估衣街包围在他家的四周。这些巷子里的居民基本上经营着巷名中所列的行当。当经商有了余利，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就向读书做官的方向进取，并且有了一些成效，出现了两代学宫（尽管吴贞是例贡生出身，可能要出一点钱，但正好证明他家既有读书子，经济上又小有富余）。这时，他家便抛弃了原来所经营的与现在做官（虽然是不入流的小官）身份不相称的商业，生活来源就靠做学官的微薄俸禄来维持。一旦这条道路出了问题就会出现麻烦。果然，吴贞死了，没有官俸了，全家生活立即出现危机，连吴说上社学读书都困难。如果是官僚兼地主的家庭，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吴家没有地产，生活艰难，是可以想见的。这时为生活所逼，“修文二世”的书香子弟，中途辍学，弄到店堂做起小生意来，一下子又退回到了小商人的地位。这对于吴家来说，祖上经营过的职业，后人重新拾起，轻车熟道，一般情况下是很自然而不突兀的。
吴承恩说他家的境况“穷孤”。“穷孤”是他家世的主要特征。所谓“穷”，主要是指经济上困难。如前所述，他家确实不富裕，有时比较艰难。另外，也可能兼有指命运不太好的意思，几代以来曲曲折折不发达，没有交上当大官、发大财的好运。已经做了两代小官了，结果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又回到了原来的地位，陷入艰难困境。所谓“孤”，大概指人丁不兴旺，几代单传，势单力薄，人口不多。吴家困难了，无人资助，受人欺侮了，也没有人为他撑腰；吴承恩的父亲受尽了官府胥吏的敲诈勒索，也没人为他说句公道话。这些明显看出他的家族是多么“穷孤”、寒微。家族内既没有做大官赚大钱的人可以作为他家政治上或经济上的靠山，恐怕本族中的兄弟叔伯都很少，现在还没发现他的家族中其他人的记载。种种迹象表明他家可能几代单传。
吴承恩的亲戚关系中，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祖上的亲，吴承恩没有谈到过，大概无足称道。祖母梁氏娘家何处不清楚，八成是淮安人。当时淮安梁家也不显耀，舅祖的情况也不知道。未见有祖姑母的记载，无从谈起。嫡母徐氏是个商人的女儿，生母张氏何许人也更一无所知。关于舅家及姑母家，竟连片言只语也未见，或者干脆就没有姑母。吴承恩的父辈以上亲属情况，简直是个谜。
有人乐于称道吴承恩自己这一代中的两门亲戚：一是姐夫沈家，另一是妻舅叶家。他们分别是沈翼和叶淇的后裔。沈翼和叶淇二人，分别在景泰年间和弘治年间任过南、北户部尚书，这两家在淮安都很有地位。但是，吴承恩的姐夫和妻子大概只是这两家的族人，并非这两位尚书大人的嫡传裔孙。然而总算是沾亲带故，有一点亲戚关系。
吴承恩的岳父叶家的情况也有点相类似。叶氏先祖为南宋初年宰相叶衡，世居浙江之金华。叶淇曾祖叶颙，在元代以诗名世，著有《樵云独唱》，祖父叶土廉，洪武初戍淮，遂为淮安卫人。《明史》卷一八五有叶淇传。据传，淇字本清，景泰五年进土，授御史，成化中累官至大同巡抚，弘治四年为户部尚书，寻加太子太保。墓志铭为李东阳撰。据墓志，叶淇生于1426年，卒于1501年。他“长身修髯，见者知为伟器，”“配何氏，赠夫人，继阙里孔氏，封夫人，皆有内行”。何氏事不详，孔氏，即吴承恩为之撰《寿叶太老夫人八十颂》和《叶太母挽诗序》（见《射阳先生存稿》卷一、卷二）的“叶大老夫人”和“叶太母”。承恩在这两篇文章中说：“先尚书国柱臣，康乂海内，震宫保翊”，“太夫人秀锺阙里，为先师四十五代之真裔”。又说；“承恩叨忝婚姻，班太母曾孙之末”。虽然吴承恩在《先府宾墓志铭》中仅言他“娶叶氏”，未明言是出于哪一个叶家，但我们从这两篇文章便可知道叶氏是叶淇的后裔，是叶淇曾孙一辈的族人。叶太母孔氏生于1468年，比她丈夫叶淇小四十二岁，叶淇去世时她年仅三十四岁。从时间上推算，承恩妻叶氏根本不可能是孔氏亲曾孙女，仅在曾孙这一“班”中，而且又是“末”。看来承恩妻叶氏并非叶淇的嫡传子孙。李东阳所撰的叶淇墓志中关于孔氏的记载，仅在明刻本《怀麓堂文后稿》卷二十四中有之，到了此书的清刻本中，“继阙里孔氏，封夫人，皆有内行”几个字被删去了。这就使我想起吴承恩的姐姐吴承嘉来。大概妇女嫁作继室、侧室，或者未生儿子的，就是这样的命运。被封为夫人的孔氏尚且如此，平民百姓的女子吴承嘉不入沈氏族谱还有什么的可说呢？叶淇弟兄二人，其弟名叶洋。洋子叶贽，宇崇礼，天顺庚辰进土。据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记载，他“当官外和内严，庶狱缘请定法，人不敢干以私。历守三大郡，孜孜尽职，不拂情以招怨，不立异以邀名。累工、刑二部侍郎”。此叔侄二人是当时叶氏的重要人物。叶贽子叶筌，号笛溪，为承恩的叔丈人。《射阳先生存稿》卷一诗《寄笛溪叶太文》、卷四《贺笛翁太丈七帙障词》，即为他所作。叶筌家庭条件十分优越，父亲为朝廷大吏，自己承其荫为光禄寺典簿（同治《山阳县志》卷九）。叔叔叶宝很有钱，据说叶贽入官至归隐四十余年，出入供费皆出于他。障词中说，叶筌“处则为贵公子，出则为贤士夫，倦而归也则为乡耆勘。少年时喜欢交结各种人，“江湖游侠，时候于其门；异端方伎，日列于其前”。既而改变生活方式，结交皆海内名士：“悬箔而有琴棋，挥金以收书画。横长笛，撰小词，寻奇春雨之亭，避俗水西之馆”。但他终身轻财重义，“方其乏，则朝储忘乎午餐；时其丰，则食客倍于家众”。吴承恩虽然是他的侄倩，但因为是当时的名士，仍然被他“礼之为上客”。他们的友情是很好的。当叶筌在京城时，承恩作诗《寄笛溪叶太丈》，发出“物情悬旧赏，离梦绕沧波”的感概，要叶筌“应念故山萝”。其实，叶筌比吴承恩大不了几岁。障词说，隆庆四年（1570年）是叶筌的七十寿辰，那么，他当生于1501年，与吴承恩的年龄相仿佛。障词还说，“承恩缔姻门下余四十年”。这句话需要作些斟酌。“余”当为“馀”之误植，但字书说“余”、“馀”相通，古人喜欢用通假字，这可姑且置之勿论。“余四十年”在古汉语中意为“垂四十年”、“接近四十年”，因此这句话很成问题。我们将“余四十年”尽量说得大一些，为三十八、九年，到1570年吴承思才结婚三十八、九年，那么他结婚的时间当为1532年顷。这一年吴承恩父亲刚刚去世，他为他父亲撰写墓志中刚好赶上与上“娶叶氏”，这未免过于玄了些。而且，吴承恩此年已将近三十岁了，对于一个几代单传、四十多岁方得独生子的家庭来说，恐怕决不会让孩子到了三十岁，自己到了七十多接近死期才让孩子结婚成家。因此，我认为这“余四十年”当为“四十余年”之误。这样的话，承恩的结婚年龄在二十来岁，方可说得过去。
叶筌的儿子叶恩，为嘉清二十九年进土，官御史，孙子叶允武，中万历二十年武会试第一。这已是吴承恩身后的事了。总之，吴承恩的这门亲戚就是这样的状况，似乎要比沈氏家族好一些。
吴承恩有几个子女？也没有记载。他有过儿子，名叫凤毛，但很早就去世了。有没有其他子女无法知道。陈文烛为他作的《花草新编序》中说，吴承恩去世以后，吴家已“家无炊火乏矣”。根据这句话来看，吴承恩是他家最后一个去世的人，大概是没有其他子女，他死了以后，烟囱子就不冒烟了，从此便断了烟火。即使有女儿的话，那大概早已出嫁了。但是没有材料证明这一点。
吴凤毛的情况只有两处提到过，一是《介社颁》中说：“承 恩令子之平生肺腑交也，又重以婚姻之谊”。另一处是为沈坤父母作的墓志铭中说：“彼我既羁，贯友通家。我亡子凤毛，祭酒又尝许昏以女”。前一篇文章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沈坤中状元满三年考，皇帝赠封其父母，适逢沈母六十四岁寿辰，作此为之庆贺的。嘉靖二十三年对于沈坤来说，是喜事连连的时期。嘉靖二十年他自己中了状元，这一年皇上诰命赠封父母及妻子，妹婿张侃此年也中了进土，他的家族正处在上升时期。此时能与吴承恩订儿女亲家，确实是沈坤不忘友情很看得起吴承恩的事情。但如果说订亲是前几年即沈坤中状元以前的事，也许更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凤毛生年当在嘉靖十一年至嘉靖二十年之间。第二篇文章作于嘉靖三十五年冬（1556），文章中已称凤毛为“亡子”，说明他已经死了，而且可能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因为墓志中说沈坤父母的三个孙女，一个嫁了周学礼，另两个也许聘了人家。这三人当中，当然包括那个曾经许聘吴凤毛的沈坤的女儿在内，因为凤毛死了，便又另许了别人。但此事过去的时间似乎又不会太长，因为在承思的印象中还记忆犹新，并把这件事写到沈坤父母的墓志铭中去。也许凤毛就在此前一二年才去世。但这些都是推测，究竟吴凤毛生于何年，卒于何年，活了多大，还难以说清楚。
以上是对吴承恩的家世及有关情况所作的简单考述，目的是供研究《西游记》和吴承恩的学人们参考。许多地方是大胆的推测，还有待于发现新的资料来纠正和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