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角度看金庸的武侠小说
A. 跪求 金庸小说的文化韵味论文
金庸这个思想的巨人的浓缩在于他那通过虚拟夸张的浪漫叙事透视现实人生的苦乐真谛和借光怪陆离的江湖传奇展示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的近九百万字的武侠小说中。研讨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时，作者无意谈论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而是通过对金庸小说形式和语言的论述，来探讨金庸小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萧”和具有雅俗弹性的主要因原。
关键词：金庸小说形式语言
金庸作为武侠小说这一“项目”的“奥运冠军”，其超凡的功力在于他通过浪漫叙事构造的侠谱。武侠小说作为“写梦的文学”本不以写实见长，其人物创造主要来自作者想象和写作传统，写作传统中的程序化因素是另一回事，作者的想象主要偏重寓言化和象征化，它不直接来源于现实。而金庸小说作为一种经典就恰恰在于它通过传统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征性、寓言性以及含蓄不尽的言外之意、耐人咀嚼的韵外之致等本属于中国古典文化要求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并借助独特的武侠语言文化的天空让我们作了一次堪称壮举的乌托邦飞翔。于是，我们才无法忘记郭靖、黄蓉、令狐冲、杨过、小龙女、乔峰、韦小宝甚至是李莫愁、岳不群、欧阳峰、灭绝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也因此，金庸塑造的“侠谱”才会比那首“笑傲江湖曲”更令人荡气回肠、不知肉味，才会比那些在地下深藏百年甚至千年的佳酿更醇香无比。而他的这种历史处理也使得武侠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全出虚构，“真实”的历史不过是江湖武林的背景衬托，而人物的性格却呼之欲出了。
杰出的武侠小说家，写武侠，写出的是人世的众生相；敏锐的读者，读武侠，读出的是人间的沧桑和百态。到如今，金庸小说的流播已经冲出华人世界，走得更远。但是，研讨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时，要一时说清却是很难的，在这里，我无意谈论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前辈说书人常说“花开两朵，先表一枝”，我觉得用这一想法作为指导思想来切入金庸作品涵盖乾坤的殿堂无疑是有效的。
一
在杜南发的访谈录《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里有几段被人引用过多次的对话，金庸在里边提到了两个很耐人咀嚼的话题：“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无论是巴金、茅盾或是鲁迅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中国的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有人常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那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小说。” “不管是武侠小说还是爱情小说、侦探小说或什么小说，只要是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它是用什么形式表现那完全没有关系。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其它小说也如此。毕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①这是两个多么矛盾的话题，但却同时存在于一个对话录里，还被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当成文艺理论一般引用！于是，文学的形式问题便成为了一个焦点，到底该如何看待文学的形式？又该如何理解这两个话题所传达的意思呢？
文学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即写作传统，通常包括文学创作中常规手法的体系和与此相连的读者的视野期待。目前通俗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形式问题的解决者中的集大成者，恰恰不是别人，而是金庸。
首先，金庸小说作为武侠小说，它承袭了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特点，即金庸在创作过程中保持了武侠小说复杂的文学、文化、社会、历史内涵，典型的创作了繁复多变的武侠文学。武侠小说在旧中国小说里是文学流派的一个大的分支，它与传统小说一样也是由评话、弹词、说书等演变而来的。在内容方面，与武侠有关联的单四大名著中就牵扯到三部；在形式方面，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并没有多大区别，江湖恩怨、门派斗争、武林纷争、男女爱恨、兄弟情义照例还是新派武侠常用的模式和显扬的主题，它的复杂变化反映在小说的思想上。正如金庸所说：“武侠小说所继承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形式，就内容而言，武侠小说和《水浒传》差不了多少，当然写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国的形式，是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②所以，鲁迅在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也得提到《七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而鲁迅若再生，他也必须得提到金庸小说、古龙小说、梁羽生小说。一个真正的思想的巨人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
其次，金庸小说袭用了旧小说在行文时夹用诗词、歌赋、联句，在回目中使用对联、诗词，在语言上使用白话、夹用韵文等特点。金庸在行文时很会玩“花样”，像元好问的《摸鱼儿》、丘处机的《无俗念》、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侠客行》等都运用得浑然天成，毫无斧凿之痕。金庸在回目上为了小说的古典意境所做的装潢更是心机用尽，他在1978年10月《天龙八部》修订本的后记中写道：“曾学柏梁体而写了四十句古体诗，作为《倚天屠龙记》的回目，在本书中学填了五首词作回目。”③他还颇费周章的在先祖查慎行的七律中选了五十行对句作为《鹿鼎记》的回目。不过，金庸也在几本书中没有坚持这种通俗文学固有的思维惯性，殊为恨事。尽管如此，金庸在回目上的成就还是鹤立鸡群，试看《天龙八部》四十一——五十回的回目：“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老鹰小丑/岂堪一击/ 胜之不武/王霸雄图/血海深仇/尽归尘土/念枉求美眷/良缘安在/枯井底/污泥处/酒罢问君三语/为谁开/茶花满路/王孙落魄/怎生消得/杨枝玉霞/敝履荣华/浮云生死/此身何惧/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这一曲气吞万里如虎的《水龙吟》于细微处峰回路转，英雄侠义与儿女情长互为映衬，真是“虎啸龙吟，挽巢鸾凤，剑气碧烟横！”④
再次，金庸小说潜移默化的借鉴了一些中国式的传统手法，如说书艺术、插科打诨角色的引入、全知叙述和次知叙述的运用、戏剧舞台的架设、假全知状态下的视觉与心觉的堂皇运用等。如在人物的塑造上，金庸依靠视觉与心觉的运用，半明半暗地描写人物和事件在客观视觉中留下的意味深长的空白点，轻易地迷惑住了读者，加上精细的心理刻画，终使岳不群成为武侠小说史上最成功的“虚伪家”。又如周伯通、桃谷六仙、岳老三、华山二老等插科打诨一类角色的引入，更令金庸小说锦上添花，对于减低小说的沉闷气氛大有裨益。李渔的《闲情偶寄》就说了“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睡魔一至，则后乎此者虽有《均天》之乐，《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见不闻，如对尼人作揖，土佛谈经矣。”⑤但即使是如此“末技”，也是多少文人梦寐难求的啊！
到了这里，真相才清晰起来：中国形式的写作传统处于作品中整体艺术构架中较符合传统欣赏习惯，较易为大众所感知的位置，它们较早地随着说书、评话、弹词等艺术形式深入民间，成为影响读者审美心理的重要因素。类型化或程式化的写作传统也并不意味着贬义，还有可能是某些艺术形式的重要特征的中性表述，只有“胸中大有丘壑”的“装载家”才是最后的赢家。优秀的作家总是会想方设法去丰富作品的内涵和艺术表现手法，如锤炼语言、增添新的类型或亚类型、将中西相形式结合等等。而金庸小说的成功也就在于它大俗大雅，至幻至真，超越俗雅，充分的继承了中国传统形式的衣钵，发扬了其武侠小说的特质，成为了20世纪最中国形式的小说。金庸是矛盾的，但这并不一定是缺陷，一个真正意义的作家总是生活在矛盾中并探索着人间百态。
二
王朔先生在《我看金庸》里曾引言道：“金庸小说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又说“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⑥这是比较中肯的说法，金庸的语言的确有速度感，是白话小说，很俗，而这也恰恰是金庸语言的长处。只是，王朔用金庸的优点或长处去批评金庸，孔门卖文之际未免有点贻笑方家的味道。
金庸的语言可以用“行云流水，平中见奇”一言以蔽之。金庸在行文时常会引用一些古典诗词，并运用的极富韵味，但其语言的主要魅力不在于此。金庸的语言通俗，浅显，流畅，灵活生动，没有难认的字，难懂的词和艰涩的句子，语言的动作性强，极善构筑戏剧性场面，具有一种令读者忘记或忽略文字的速度感。读金庸小说时，迎面而来的是古朴、苍劲的感觉，初看似乎语不惊人，但愈展开愈魅力无穷。金庸总是试图在作品中不说而又说点什么，那意境的升华令人如饮佳酿，读者于微醉之间已无形之中进行了一场灵魂的“加冕”。毋庸置疑，金庸的笔是灵动而又厚重的，但也诚如陈墨所言：“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有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⑦如其为郭芙设计的一系列语言就不仅把她的尖酸、刻薄、娇气表现了出来，还把她对杨过既爱且恨的女人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试看《神雕侠侣》三十九回《大战襄阳》里对郭芙的描写：“郭芙一呆，儿时的种种往事，霎时之间如电光石火般在心头一闪而过：‘我难道讨厌他么？武氏兄弟一直拼命来讨我的喜欢，可是他却从来不理我。只要他稍为顺着我一点儿，我便为他死了，也所甘愿。我为甚么老是这般没来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着他，念着他，但他竟没半点将我放在心上？’……二十年来，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杨过，总是将他当作了对头，实则内心深处，对他的眷念关注，固非言语所能形容。
可是不但杨过丝毫没明白她的心事，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此刻障在心头的恨恶一去，她才突然体会到，原来自己对他的关心竟是如此深切。”可以这么说，郭芙这个人物的刻画在金庸小说中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她的意义绝对不下于黄蓉、小龙女以及李莫愁，而大多数的读者却总是先入为主的把自己当成了杨过，而把郭芙当成了对头并对之无比痛恨，殊不知此举乃是入宝山而空回，买椟而还珠了。金庸小说就是这样：语言升华成性格，性格升华成命运，而命运反过来又影响语言，如此循循导之，步步深入。
金庸语言不仅借助白描和心理刻画，还常随心所欲地运用各种修饰手法。记忆犹新的是《雪山飞狐》中描写胡一刀夫妇的那句话：“这一男一女啊，打个比方，那就是貂禅嫁给了张飞……”在这里，人物形象借助语言的勾勒而显得如鱼得水，它唤起的想像与联想让读者再也抹不去对这一对夫妻的记忆。金庸的语言还很幽默诙谐。从“老顽童”到“桃谷六仙”再到“韦小宝”，这些令人捧腹的人物使得小说此起彼伏，有滋有味。他们或是成为一种意义或思维的化身，或是成为小说重要情节或线索充实小说内容，或是与叙事角度和评点相结合，不但为金庸小说吸引了无数的读者，也为这个快节奏的世界注入了一股活力。
在故事创作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却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即使是《天龙八部》这么一部气势恢宏、多头并进的作品也得如此。这就要提及语式中的讲述与描述。讲述与描述的区别体现在叙事角度、人称转换、叙事与故事的距离以及叙事态度上，“讲述是历时性的叙述，提供故事的来龙去脉，交代人物的过去以及有关信息”；而描述则“比较含蓄，多用客观或‘中性’的语调”，是“给定了场面的戏剧性的现时性的叙述型语式”⑧。讲述与描述的灵活运用在金庸小说中随处可见，如《倚天屠龙记》第二章《武当山顶松柏长》的最后一段写道：“张君宝其时年岁尚轻，也不敢断定自己的推测必对。他得觉远传授甚久，于这部九阳真经已记了十之五六，十余年间竟然内力大进，其后多读道藏，于道家练气之术更深有心得。某一日在山间闲游，仰望浮云，俯视流水，张君宝若有所悟，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猛地里豁然贯通，领会了武功中以柔克刚的至理，忍不住仰天长笑。”这是描述性的，后面又接着道：“这一番大笑，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宗师。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冲虚圆通之道和九阳真经中所载的内功相发明，创出了辉映后世、照耀千古的武当一派武功。后来北游宝鸣，见到三峰挺秀，卓立云海，于武学又有所悟，乃自号三丰，那便是中国武学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张三丰。”这又是讲述了。在这段话里，描述转换成讲述是不着痕迹的，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袁崇焕评传》时肯定更会有这种感觉。
金庸对语言是花了不少工夫的，他的风格是“经过了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来的风格”，他还说：“写小说内容求‘雅俗共赏’，文字能‘清简流畅’，此吾之愿也。”⑨王安石的诗说得好：“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金庸曾多次修改自己的小说，其“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肩挑”的良苦用心比起“批阅十载，增删数次”的曹公雪芹来也毫不逊色。例如，金庸在回目上就将《书剑恩仇录》的第一二回由“古道骏马惊白发，险侠神驼飞翠翎”改成了 “古道腾驹惊白发，危峦快剑识青翎”，这使得这两回回目在意境、平仄等方面都更切合文本。又如在《射雕英雄传》的开头，金庸增加了张十五说书的故事。这种说书艺术将叙述者、听者、读者等自由结合，作者自由出入其间，以生动逼真的临场感，满足了读者理清来龙去脉的愿望，唤醒了读者心目中潜藏的人物形象。而这种艺术与别的语言艺术的完美结合，在《鹿鼎记》中更是得到了最佳的展示，为这部20世纪与众不同的武侠小说的增加了不少艺术价值。
金庸以他的生花妙笔冲破了小说形式的限制，超越了俗雅之界，对语言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英国政府在香港施行的重英轻中的殖民教育做出了无声的抗议。
三
金庸懂得挖掘现实，更懂得挖掘远离现实生活的“真实”（人的情感、性格、道德、信仰等）。然而，梦回江湖后，在金庸用小说特有的形式和语言引领读者想象并把握历史的脉搏的同时，理想却只能一点一滴地积淀现实，因为理想只能永远走在现实的前面引导与提升现实，却永远不能完全代替现实，所以，无论当年多么叱咤风云的金庸小说主人公，最终还是以各种方式离开了江湖这一“母体”。如郭靖与黄蓉。他们的爱情以牺牲黄蓉的代价来对郭靖做出一种虚幻的补偿，令一个活泼、轻柔、聪慧、灵敏的女子来向木讷、刚毅、质实、朴拙的男性做出一种超乎生死的承诺，这本来就是浪漫主义的产物，但是我们却无法不看到郭靖在许多时候都可以抛弃黄蓉，所谓“巧妻常伴拙夫眠”本就是儒教文化中类似“书中自有颜如玉”一般的“仁中自有颜如玉”的麻醉剂和兴奋剂而已。又如“自由之神” 令狐冲，他生性率直、兴味随意、活的潇洒，是金庸小说中最洒脱之人；但他又是最遵守中国传统文化之人，他依恋师门，极力维护师傅、师弟，他交友只认情义，不分正邪，他受到委屈从来是反躬自问，不责怪他人。个性的张扬与道德的完善在他身上得到最完美的结合。不过，令狐冲也毫无振奋的勇气和信念，倘若不是作者及时安排任我行之死，他必定也死了；倘若不是安排岳灵珊对令狐冲的背叛，令狐冲的爱情也必将在岳灵珊和任盈盈的无所取舍中霜冷长河。这就意味着令狐冲的结局实际上是一种“虚假性的结局”，他的归隐和乔峰意义上的死毫无区别。
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又恰恰在此，他以武侠小说的幻景形式和生花妙笔有效地掩盖了现实处境的严峻，完美地连缀了来自现实的矛盾的裂缝，而向世人昭示出一种理想化、和谐化的世界的可能性，并防止历史文化语境的印痕和创伤的暴露，充满激情地言说着这个世纪所交托给文人的侠客梦。陈平原说：“不敢说没有江湖就不存在侠客；可武侠小说中倘若没有一个虚拟的‘江湖世界’，侠客就不可能纵横驰骋大显神威。”正如《西游记》写的最好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金庸小说的美在那浪漫主义建构的艺术画廊里，是乔峰大战少林、聚义庄之时；是郭靖华山论剑之日；是令狐冲挥舞独孤九剑之间；是杨过携手小龙女的刹那；是李莫愁引吭高歌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瞬间；是韦小宝脚底抹油的顷刻……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金庸武侠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正在于此。
B. 金庸武侠小说中蕴涵着怎样的文化内涵
这个问题范畴太广，在这里我只做一个粗略的梳理：
微观方面，金庸小说很多细节都融入了大量的传统文化，从琴棋书画到经史子集，几乎都有涉猎，与一般武侠小说不同，金庸小说在武功中也融入了大量的文化元素，有的融入琴棋书画，有的融入不同个性，有的融入儒释道文化。
宏观方面，我常把金庸小说按照创作顺序分为四个阶段，1955年-1959年是第一阶段，是金庸侧重入世的儒家文化的阶段，书里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一般都是积极入世的，常以天下为己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阶段的代表是《射雕英雄传》和儒侠郭靖；1959年-1963年为第二阶段，这阶段人物和思想都由儒转道，以杨过、张无忌为代表——当然，值得注意的是，道家文化写的同样好的《笑傲江湖》却是个特例（因为它不仅涉及道家文化，还要影射政治）；从1963年-1967年是第三阶段，作者由道入佛——这大概与金庸先生中年开始读佛经不无关系，以《天龙八部》为典型代表；从1967年《笑傲江湖》之后，金庸通过反思，或者说是颠覆，否定了许多传统文化的糟粕，进入“无侠”的阶段，开辟了武侠小说，乃至通俗小说的巅峰，以《鹿鼎记》和韦小宝为代表。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每个阶段只是人为划分的，其实不管在哪个阶段，儒释道都是相互渗透的。另外，作为新武侠的代表，与传统的武侠小说相比，金庸小说更多地融入了西方的文化，以骑士文化（如《堂吉诃德》）最为突出。
附上金庸小说时间表：
小说作品
《书剑恩仇录》 1955年
《碧血剑》 1956年
《射雕英雄传》 1957年—1959年
《雪山飞狐》 1959年
《神雕侠侣》 1959年—1961年
《飞狐外传》 1960年—1961年
《白马啸西风》 1961年，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中篇小说
《倚天屠龙记》 1961年
《鸳鸯刀》 1961年，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中篇小说
《连城诀》 1963年，又名《素心剑》
《天龙八部》 1963年—1966年
《侠客行》 1965年
《笑傲江湖》 1967年
《鹿鼎记》 1969年—1972年
《越女剑》 1970年，附在《侠客行》之后的短篇小说
我觉得作者的写作顺序是了解小说和进行金庸小说研究非常重要的窗口。
C. 中华文化对金庸创作影响
金庸的出现，无疑对中国主流文学界构成了严峻挑战。这一挑战的真正意味在于，"中国20世纪建立起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念体系，对金庸小说缺乏足够的透视力、解释力和包容性，因而在金庸小说面前，当前主流文学界明显面临着价值失范的危险，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失语状态。"（邓集田：《当前主流文学观念体系的局限性》，《文艺研究》2006年第4期第53页）
本文就试图依托文化研究理论，调谐接收金庸作品的文学理论频道，确立一种新的文化批评视角，探寻金庸武侠小说对传统文化保存的意义及对20世纪文学创作的启示。
一、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着眼，金庸让传统文化运行于当代思想提供的给养中
让传统文化运行于当代思想提供的给养中，这是对传统文化的最好保存。沉淀于历史长河中的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被从历史深入打捞起来，集聚在与当代文化共同运行的思考之中，这种深入到历史深入的思考，不是复活传统文化曾有的样子，而是使曾经鲜活的传统文化的精神气在当代文化的土壤滋养下，依然保持它曾经存有的鲜活。
旧的、通俗的文学样式，并非一定就与现代的、高雅的文化水火不相容。"大作家的出现，可以提升一个文学类型的品格，这点早被中外文学史所证实。"（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王敬三编《名人名家读金庸》，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页）金庸就是成功融汇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精神，将武侠小说提升到新的境界的这样一个大家。
金庸小说创作，一方面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大量的营养，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智慧、灵感、想象和才情综合运用传统文化资源。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源，在经济愈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更应该强调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方面，金庸先生为我们作了很好的垂范。
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弘扬，我们当务之急不是批判与抛弃，而是在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的同时，积极发掘与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怎样的再度挖掘与创造，使之成为文学创作的泉源，我们可以从金庸作品中吸取养料。
对此，早在1996年第一届金庸学术研讨会上，浙江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卢敦基在《金庸新武侠小说的文化与反文化》中就有探讨。他指出"金庸作品具有文化意蕴，首先是指出同时也是常为人所忽略的便是他穷尽心力描绘的人间世相；在这里，实际上表现了金庸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其次也是最明显的，就是金庸作品有着厚重的传统文化思想，用其作为武侠小说的深刻内涵；金庸的三部巨著《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天龙八部》，与我国古代儒、道、释三家的文化思想遥遥相对。更可贵的或者说最重要的，金庸武侠小说在传统思想的模式里注入新的血液，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尝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以现代的自由思想改造了传统文化，成功地将传统思想与现代文化结合起来。（《金庸研究 创刊号》第60页至第68页。）
对金庸如何在小说中充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元素有效地转化为小说的文学性资源，邓集田在他的论文中，在与寻根文学的比较中，已经有精彩而充分的展开（邓田集：《当前主流文学观念体系的局限性》，《文艺研究》2006年第4期第58页），不再作添足之论。
借他的精辟论述旨在说明，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最好保护，是怎样运用富有创意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重组与再造。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借助武侠小说这种传统文化体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适宜最广大华夏子孙的再创造，这不是理论的推论能成就的。"文化是一个既虚又实的东西，因而要想使它成为有效的文学资源，作品中就既需要有开阔空灵的意境来聚合与提升这些文化资源，使之有一个可以栖居的诗性的'家'，又需要对文化元素本身进行具体而微的精妙描写和艺术处理，将其所蕴含的文学潜质充分地开掘出来，使死的元素变活，使之真正获得生命。'家'和'生命'兼备，文化才能舒适地栖身于文学。"（邓田集：《当前主流文学观念体系的局限性》，《文艺研究》2006年第4期第58页）利用的是传统的武侠小说，赋予的是现代的思想，即让当代的文化滋养中华传统文化，让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一道运思，从而创造出有别传统的新武侠小说。
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但由于缺乏好的创意和再造能力，致使传统文化资源不是闲置浪费，就是大量流失，或为外国文化所利用。众所周知，《花木兰》和《宝莲灯》这两个在我国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美国好莱坞把它们拿去加以文化与技术的改造，拍成动画片，通过全球的销售网络，广泛传播，从而创造了惊人的票房和影响，这就是好莱坞对传统中华文化的改造，我们除了焦虑而无所作为。
在全球化背景下，仅仅倡议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号，对民族文化的国际化推进并没有什么切实的的作用与意义的。我们可以蔑视好莱坞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将目光仅仅投放在最没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功夫"上，尽管可以蔑视好莱坞的中国面孔已经拼贴的是中国文化的边角余料，而好莱坞的中国的进一步扩大，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使命，如果忽略这一点，那才是我们最可轻蔑的了。
金庸小说的一个可贵价值也正在于，他以自己的文学尝试和艺术作为，较好地传承了中国本土文化和文学传统，有效避免了20世纪中国主流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出于种种现代性焦虑而导致的文化和文学资源断裂、本土性流失等致命问题，从而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邓集田：《当前主流文学观念体系的局限性》，《文艺研究》2006年第4期第59页）
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出路，只有从社会经济发展中审视定位，从文化受众需求中探寻方向，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养料，从现代精神中激活感情，从文化碰撞中开拓新意，才能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金庸在描写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时，他明确告诉你世界是一个血腥的、苦难的世界，个人无力改变，个人可以做的是如何洁身自好？大处，金庸以深沉的人道主义克服朴素的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小处，金庸对其间群体关系的微妙洞悉和对置身事态中人物心性变化的分寸拿捏，往往恰如其分。金庸书写，不只在丹心侠骨、铁汉红颜之中流露出深厚的中华文化内涵，还特别注重历史、地理、人物、事件的真实感，尤其是后来几部作品中，对中国政治文化问题的刻划，更是入木三分。金庸的文字和对白比较接近传统章回小说，但故事结构与叙事方法，都融入了不少好莱坞的电影手法和现代的心理描写，而主要人物的塑造，诗性空间的拓展，生命意义的追问，显然受到了西方近代文学作品的影响。
文化的弘扬和保护，不在于花巨资把传统文化的物质形态束之高阁，建几座博物馆，保存一些传统的音像资料，还有在某些与史实沾亲带故的风景区，盖几间房子，写几幅对联一挂，仿佛就将文化发扬起来了。文化的真正弘扬和保护在于通过自己的创造，让人记住历史。金庸的《神雕侠侣》让人们记住了元好问原本不太出名的那首词中的词句："问世间情为何物"。《天龙八部》并非金庸所创的这一书名，虽取自佛经，但却是因为金庸的生花妙手才名闻遐迩，才使"天龙八部"赢得了独特的含义。
金庸武侠小说并不单单着力于弘扬传统文化，追求高蹈豪迈的思想；更看重生动形象的塑造、生动曲折情节的细节作品在人性和人情的表述上的创意，以便为更广大读者接受。
在形象塑造上，消除了人物脸谱化的做法，侧重于形象的复杂性，即具体个体身上，展示善恶好坏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一个辩证过程，对待感情问题虽然悖离理性却合乎人性与人情的深刻性。譬如对待爱情，明知自己所爱非人，是一个不为社会价值观所肯定的对象，依然一往情深无怨无悔地爱着对方。这是一种建立在对人性的复杂性的深刻体认基础上的人物塑造。
金庸将中西文化的精髓融于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中，从而使中华文化在获取了最大的读者的同时得以根植百姓心中，成为百姓寻常生活的精神支柱。
文学内容形式的逻辑划分是为了便于研究，在小说中，二者是相互依存互为作用的。中华文化的精髓得以在最广阔的日常生活土壤中生存，也在于小说形式本身是传统与现代的对接。金庸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努力践行这一想法。一方面他自己也认为，如果说他的作品有什么价值，"我想只有一点--'民族形式'。武侠小说是我国文化中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著：《三剑楼随笔 从一位女明星谈起》，第202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另一方面，他又深谙小说创作推陈出新的重要，努力吸纳艺术的各种现代创作与表现方法。
《雪山飞狐》，表面上看来采用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形式，但是，金庸把一个发生于一百年的故事浓缩到一天中来抒写，这一方式恰恰是较现代的戏剧创作方式。而小说最后为人们津津乐道的那一刀，这一开放性结局的运思，更是现代小说表现手段的成功借鉴与运用。记得粉碎"四人邦"不久出品的由杨延晋导演的《小街》，也采用了开放性结尾，这在当时给人留下多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这一影响依然鲜活于眼前。就我个人的记忆，依循时间顺序，对开放性结尾的采用，金庸在杨延晋之前，而对开放性结局的感受，杨延晋在金庸之前，而开放性结局给人的震憾，金庸又在杨延晋之上。或许因为那是爱恨情仇的聚焦，更是攸关生死的一瞬。
此外，金庸小说在以章回的形式承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恰好适应了现代报章连载的形式要求。现代传媒广泛而强力的影响力，不只给他的小说创作带来丰厚的经济汇报，更重要的是与此同时也使他的小说获得了最广泛的社会效应与较强烈的社会反响，激起并唤醒了大众，尤其是置身海外的华侨族群对中华文化的思乡之情。
"金大侠长期居住在香港这个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早年还曾经在美国耶鲁大学修读，但他一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并通过自己的作品在传播国学方面作出别人难以企的贡献。他的经历和成就证明：深厚的国学素养和以西方文化为主要内的现代文明，不只是不矛盾的，而且可以是相辅相成的。"（邬凤英《从金庸支持复兴国学谈起》，见2005-8-3《中华读书报》）文化内容的大规模传播，文化内容在不同的语境中频频呈现，包括在不同的国别、不同的读者群、不同的媒体，内容的非语境化不断改变着文化内容的原初意义，由此投射出新的内容或改变了的意义。也许在不断的被复制、并置和剪辑的非语境化过程中，每一文化元素的有效性会降低，但是，也导致文化的全部象征内容的大幅度增加，或者说是它的诗性空间得到不断的拓展。
D. 为什么说金庸的武侠小说蕴含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蕴
金庸武侠小说处处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一方面表现在外在的，比如小说人物名字，就像周芷若、李莫愁等等，都是出自经典传统文化；比如美食，就像射雕英雄传等等里面的或纷繁复杂的大餐或简单平淡的家常菜，都体现出来传统文化的意蕴。另一方面表现在内在的，比如爱国爱民的情怀、忠义当头的情操、隐逸潇洒的情结等等，更是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意蕴。
侠义天下
E. 传统文化对金庸小说的影响
1957年一部《射雕英雄传》出世，中国武侠小说的格局开始不一样了，家国情怀、蒙古草原、成吉思汗、大宋岳飞。有多少人历史启蒙教育与对历史感兴趣是从金庸武侠作品改编的影视剧与小说开始的。
金庸本名查良镛，上个月底去世，无数人缅怀他，他的影响力非常广泛。包含文化界、演艺界、对商界人物的影响、报业、历史、政治等。加上金庸长寿，作品通俗影响范围广，无数各行各业的人都深受他作品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物影响，他使中国的历史王朝变得有趣、不再遥远。
地域影响力包括台港澳、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亚洲的韩国、日本、泰国等因为电影电视剧的因素也有一些影响。海外华人世界无数人看过他的作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影响力。
金庸曾经做过《大公报》的记者几年，后来创办了香港大报《明报》，写过无数政论文章，也是香港回归前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为香港香港回归做过贡献，。
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有点像现在的网络小说，简单普通影响有限。这主要是说金庸的小说通俗，这话对，但《三国演义》、《红楼梦》也是通俗小说。鲁迅的作品文章也是通俗小说，小说这东西本来就需要通俗。
金庸作品传递的价值观正确，三观正，也有一些普及历史的意义，让中国的传统王朝历史变得吸引人，他重构了一个融入了历史的武侠世界。
华罗庚、邓小平、马云等，虽然他们将金庸武侠小说视为一种休闲放松的消遣，华罗庚曾经说过“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但历史上戏剧等何尝又不是消遣，这是民众文化娱乐的需求。
金庸对中国历史很感兴趣，有人说他历史水平有限，做不了历史学家。这话对着，一个人一辈子的精力有限，金庸当年既写武侠小说、也写报纸政论文章、还要管理《明报》，非常忙碌。但他算得上历史小说作家，这一点是没有质疑的。
F. 在现实角度看金庸小说应该怎么看
从现实角度看金庸小说，情欲小说，有点仙侠的感觉，又有科幻的感觉，感觉都是虚幻的，而没有一点真实性。
G. 金庸武侠小说的艺术特点。
金庸武侠总论
金庸最得武侠小说之中道，自由出入于有无之际。有者，小说结构完备严整，内涵博大精深是也；无者，小说文势无拘无束，意境自在天然是也。总体来看，十四部作品以《书剑恩仇录》为宗本，一出手就显大家风范，此为金庸武侠小说之基，太极是也。由此生发相反相成之两仪：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两书势分正奇而有异曲同工之妙，堪称珠联璧合，犹如两仪剑法，一阴一阳，一刚一柔。双剑合璧，乃归于倚天屠龙记，又一太极也。由此又生发两仪：天龙八部与笑傲江湖，至此，金庸经典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已达炉火纯青之境界。天龙八部堪称至法、至正、全有，包罗万象，武侠中之哲学；笑傲江湖堪称无法、至奇、妙无，随意挥洒，武侠中之诗。至法无法，至正至奇，全有妙无，哲学就是诗，所以两者自然融归于鹿鼎记，浑然天成，透彻圆融。如果按照独孤求败一生在剑道上达到的不同境界来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系列，则书剑恩仇录是刚开始练剑，射雕英雄传是青锋宝剑，神雕侠侣是紫薇软剑，倚天屠龙记是玄铁重剑，天龙八部是草木竹石皆可为剑，笑傲江湖是自此精修，逐步超越草木竹石皆可为剑的境界，对应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就是逐步超越武侠小说有的境界，逐步走向非武侠，鹿鼎记则是无剑境界。
与此对应，金庸武侠小说之侠客也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发展系列：陈家洛是第一个侠客的化身，但其内涵主要还是在民族主义的维度中展开。之后，郭靖和杨过在互补的意义上比较充分的展开侠客的内涵：郭靖是集体主义本位意义的英雄，杨过是个体主义本位意义的英雄。郭靖和杨过身上所体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理想已经开始超越民族主义的范畴而提升到人类主义的境界。郭靖是正统意义上的大侠，杨过则是反正统意义上的大侠，但正反一体，两者都是至情至性者无别。两者的内涵在张无忌身上得到融合。张无忌以巨大的包容性将正反两种意义的大侠化为一体。通过张无忌，金庸将大侠的理想境界建立于平凡普通之中，功力更见精纯。此后，侠客的内涵最为典型的在乔锋和令狐冲身上得以展示，两人分别是郭靖和杨过的更高意义、更为自由的发展阶段：乔锋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无名老僧称赞他为“惟大英雄能本色”，“菩萨心肠”，“大仁大义”，这一点与郭靖毫无二致，但金庸通过乔锋乃至江湖众生相的深刻刻画，将武侠小说的境界提升到了对整个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高度。天龙八部就如一部佛学的史诗，饱含着悲天悯人的伟大精神。天龙八部事实上是经典武侠小说真正的颠峰，虽然笑傲江湖更为飘逸自在，鹿鼎记更为透彻圆融，但都不如天龙八部博大精深——物极必反，从笑傲江湖开始逐步走向反武侠，直至鹿鼎记成为非武侠。令狐冲则更能体现对于个性自由的自觉追求和人自身命运的自主把握。杨过和令狐冲都是坚持自己个性自由的典范，但与杨过相比，令狐冲大原则把持得住，而小节则无可无不可，很好的统一了顺应世俗和坚持自己个性的矛盾。令狐冲代表了侠客个性解放的理想境界。侠之意义至此而极，故到最后一部作品，主人公成为非侠韦小宝和康熙大帝。虽然是非侠，实际上是对侠客理想的超越，也可以说非侠首先彻底的、比侠客本身还要更好的实现了侠客的理想追求。象康熙皇帝，如果以大侠的标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和造福苍生而言，则康熙乃至历代圣王励精图治，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海清河晏的盛世局面，正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侠。比之于圣王之雄才大略，武功可以说微不足道，如此说，可谓至侠无武也[天龙八部是唯大英雄能本色，笑傲江湖是是真名士自风流，鹿鼎记是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尽解诗。天龙八部是盛唐气象，笑傲江湖是魏晋风度，鹿鼎记是生活本色]。所以武侠小说乃至于侠客的理想本身就终结了。
简单总结一下，金庸从民族主义（书剑恩仇录）写到人类主义（从射雕英雄传到最后都是，但逐步深化），从人的命运（天龙八部）写到人性（笑傲江湖）最后归结到最凡俗的非武侠、生活、历史本身，表明了一个最为简单但也最深刻的真理：真正的理想主义只能在现实生活中才能实现或建立，这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又是彻底的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金庸为什么到鹿鼎记就封笔了？因为他已经无武了，其实如果联系到金庸以后改而写历史小说的话，我们会说，金庸的封笔不是一个终结，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其实也无所谓终结不终结，起点不起点的，随缘任运，到什么境界干什么事而已。
就金庸小说所反映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书剑恩仇录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儒家文化为起始，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则是对此的相辅相成的展开，射雕英雄传通过郭靖主要展开了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的一面，而神雕侠侣通过杨过主要展示了儒家正心诚意至情至性的内圣的一面，在此，必须说明两点：一、超越狭隘民族主义，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本来就是儒家文化的崇高追求，因此对儒家思想的深入揭示必然将自己提高到人类主义的境界；二、如果我们领悟了儒家文化的真谛，就会明白，儒家文化从本性上决不违反人性，相反，尽心尽性尽情才能知天知命达道，如此，就自然过渡到倚天屠龙记所展示的道家的境界，倚天屠龙记所展示的道家的境界是正宗的哲学化的道家，偏于老子一面，主要得道家文化之自然、质朴和博大；之后，金庸在两个方面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倚天屠龙记的道家文化精神进行了更深入的拓展，一个是深化的方面，深化了倚天屠龙记的博大之处，此即形成为天龙八部，武侠小说至天龙八部，达到森罗万象、无所不包的境界，犹如华严宗的一真法界，另一个方面则是对倚天屠龙记的道家文化精神进行了自我转换，使道家文化的自然风骨展开为飘逸与逍遥，此即形成为笑傲江湖，笑傲江湖的道家是诗化的道家，偏于庄子一面[天龙八部将道家文化的博大展开到完备浩瀚的程度而笑傲江湖将道家文化的自然展开到自由自在的程度]，于是乎就为金庸的武侠小说最终归宗于平常、本真的鹿鼎记做好了铺垫，鹿鼎记是禅，是平常心即道的境界。
因此，金庸的武侠小说由儒变而为道又由道变而为佛禅[同时兼赅墨法兵阴阳等各派]，直至回归到生活和历史本身，乃越来越炉火纯青的进程，整个发展过程逐步递进而又浑然一体。整体而言，金庸由非武侠小说而武侠小说，此为无中生有，越来越精深，达到最高境界又归于非武侠小说，又由有而归无，完成了一个大循环。《书剑恩仇录》为初入大道，倚天屠龙记乃小成境界，鹿鼎记为大成境界。《书剑恩仇录》为初发心，凡夫位；倚天屠龙记为超凡入圣，圣人位；鹿鼎记为返朴归真，凡圣等一，平等位。总体言之，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可谓善始善成，因此有关金庸封笔，可以引老子一言以蔽之曰：功成身退，天之道哉。
金庸武学总论
新武侠小说诸作家中，就武学修为之深邃博大而言，无出金庸其右者，乃至于可曰：通金庸武学即通一切武学。
金庸武学，一言以蔽之曰：以武论道，由武而显道者也。
武学至上境界，乃即武学而超武学之境界，武学与非武学，本性一如之境界。如此境界，无佛家武学，无道家武学，亦无俗家武学，无佛家、道家、俗家分别之相，乃至亦无无分别之相，佛陀所言离一切分别无分别是也，亦可谓真如自性，大道之实性，此为一切武学非武学之源，不可思议，妙不可言之境界也。此不可言说，假而言之，曰武学之无极境界可也。对应于非阴非阳或无剑境界。
此无上妙境自性起用，自体自然生发而分别生出三相，即通常所谓佛家武学、道家武学与俗家武学是也。此三相初生，故尚未分离，分而未分。三相即一相，一相即三相，三而一，一而三，介于无与有之间，武学之太乙境界也。具体而言，九阳真经、九阴真经、独孤九剑[木剑境界（草木竹石皆可为剑）的系统化]即此境界也。九阳真经是佛而非佛：佛，是因为此武学圣典乃从佛学至上大乘禅宗正宗真传达摩祖师所传之无上佛法而化来，故一切佛门武功皆归于九阳真经；非佛，是因为此武学圣典含摄、超越天下一切武学，不止限于佛家武学也。九阴真经乃道而非道：道，乃由于此武学圣典为道家大宗师黄裳由道学渊薮道藏中化来，故一切道家武功皆归于九阴真经；非道，乃由于此武学圣典亦含摄、超越天下一切武学，不止限于道家武学也。独孤九剑则是俗而非俗：俗，是因为此武林绝学乃俗家千古奇人独孤求败以易经为总根源而化来，故一切俗家武功皆归于独孤九剑；非俗，是因为此武林绝学亦含摄、超越天下一切武学，不止限于俗家武学也。故天下一切武功皆以万流归宗之势融汇于以上三大武学，此三大武学又以九九归一之势归于自然无为的绝顶境界。故三大宗师，达摩祖师、黄裳真人和独孤大侠，虽假借佛门武学、道家武学和俗家武学之方便，而实际心中并无佛家、道家和俗家武学之分也。
三大宗师之分别：就最终意义而言,独孤大侠,黄裳真人,达摩祖师三大宗师当究竟无别,皆可称绝顶境界,然细论仍可分出高下:达摩祖师当下直承,纯以自心为源而生无上武学,武学只是明心见性之方便,也就是说, 达摩祖师对武学的境界是本来超越,本来无武;黄裳真人是假借道藏为缘,以自心为因而生至上武学之果,终究有所凭借,故虽最终超越了武学,尚非本来超越之境界,不过极其接近此境界,独孤大侠则经过一生极其艰苦的修习之后,直到最后才超越了武学,踏入武学和人生乃至天道证悟的至上境界,比之于以上两位稍逊一筹.达摩祖师乃无为境界,黄裳真人乃类于无为境界,独孤大侠则是由有为而归于无为的境界.达摩祖师是当下无极,黄裳真人是由太乙而无极,独孤大侠是遍历一切有形而无极[基本上经历了剑道修习过程中的所有阶段,经历最全],不过最终无异，都是体用一如之境界：达摩祖师以真如为体，以博大无边的无量武学为用；黄裳真人九阴真经上卷明大道微妙本体，下卷为破尽天下一切武学之法门；独孤大侠的无剑境界，既是内力的无所施而不可，又是剑招的变化无穷。
类似的，《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在桃花岛山洞中，周伯通说道：他（王重阳）说我学武学得发了痴，过于执着，不是道家清静无为的道理。我那七个师侄当中，丘处机武功最高，我师哥却最不喜欢他，说什么学武要猛进苦炼，学道却要淡泊率性，这两者是颇不相容的。于是郭靖就问周伯通：为什么王教主既是道家真人，又是武学大师？周伯通：他是天生的了不起，许多武学中的道理自然而然就明白了，并非如我这般勤修苦炼的。这就是老子“道法自然”之意，故王重阳理事圆融，既是道家真人，又是武学大师。“侠客行”上的武功各派高手[无论是少林、武当这样的正宗门派还是各种奇门武学]以任何见解去解释都不得其真谛，而石破天无心、无意而自然契合于其境界，也可以说是自然无为境界之体现也。与道相合之后，一切武功皆纷至沓来，随心而发，无不自如。
以上两种境界皆不受武学门派限制乃至于不受武学限制，武学之自由境界也。如不能恒持此境界而自心生疑，则沦入有形且被其束缚，如此而观，则天下武学遂分为三大宗：佛、道、俗是也，且三大宗之武学又由自身而无穷化生，渐次生出自己的太极境界之武学、两仪境界之武学乃至一切可能境界之武学，整个武学格局至此即成门派纷呈、万象并存之景象。两仪境界之下，繁复不可论也，故只论太极与两仪境界之武学。
道家武学之太极境界易见，即太极剑法[和拳法等]是也，分而为两仪剑法，合则为太极剑法。阴阳刚柔，互生互化，相反相成，两仪也；混成一体则太极也。而佛家武学和俗家武学之太极境界何在？曰：易筋经即佛家武学之太极境界，而玄铁重剑即俗家武学之太极境界是也。易筋经乃少林武学之总法门，一切少林绝技与武学皆以此为基方可成就，而此经非少林弟子不传，已经分了门派；而少林武学两仪境界，乃由易筋经而自生刚柔功夫，少林武学之特点并非阳刚，而是光明正大，一味刚猛并非少林武学之真谛，少林功夫中虽不乏金刚指之类的至刚至阳之绝技，然亦有“拈花指”等至柔至和之绝技；或曰：少林武学外功为刚而内功为柔，内外兼修，刚柔并济，最终合而为一，亦为太极境界无疑也。至于玄铁重剑之武学，乃独孤求败超越至刚的青锋宝剑[凌厉刚猛，无坚不摧]和至柔的紫薇软剑之后将两者混成一体而成，达有形剑法之极至，是“一”的境界，也就是太极境界。
天下武学，本来一源。由体起用则化生无量武学，反之，由用归体亦可返朴归真，返本还源。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修习俗家武学达绝顶境界可天人合一，修习道家武学达绝顶境界可归于大道，修习佛家武学达绝顶境界可明心见性，殊途同归，都是自由王国的境界。
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学经典意义
世界上伟大的文学经典其特征是雅俗共赏，长盛不衰，也就是既拥有高低深浅各个层次的读者群体，同时也能够获得各个时代读者的接受和共鸣，因为文学经典都具备时空两个维度的特点：在空间上作品应尽可能涵盖各个层次和方面，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广阔博大深邃无限丰富的世界，甚至应该同人生、宇宙同样浩瀚；在时间上作品能够超越不同的时代而反映超越特定时代的永恒价值——只有作品从本性上超越了不同的历史时代，才能经得起不同历史时代不同读者的检验，才能获得不同历史时代各种人的共鸣。如此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可以称为经典。
金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子百家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在金庸小说中，不同的观念可以多元并存，和而不同，构成一个包罗万象而又浑然不可分的整体。无论作为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儒道佛还是作为非主流思想的其余各家各派都在金庸小说中各得其所。就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之广博与精深而言，金庸可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人。金庸的武侠小说犹如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于东方文化的一座长廊，琳琅满目。曾有一位学者用一副对联评论金庸的成就：打通佛道儒，驱琴棋书画；驰骋文史哲，遣星相医卜。因此，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读者可以各取所需，故金庸小说才拥有了最广泛的读者群。但金庸让人称道、难以企及之处还并非单纯是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而是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流派的思想境界、对不同人物性格与命运的恰如其分的把握。这种精当的分寸感和纯熟的火候是金庸功力精醇纯正的体现。博大是向外开掘，而精纯则是向内、向本性深处锤炼。如果说博大是包罗万象，那么精纯则是将博大所包罗的万象贯通起来而达到浑然一体的境界，亦即达到贯通一切的“一”，而同时每个个体并不失去自己的个性，而是各就其位，各成其性，随在各足，不相妨碍，不仅不相妨碍，而且还相辅相成，相济相化，一切皆和谐之至，最终才能达到透彻圆熟，随心所欲，无不自如的境界。由于有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后盾，金庸的文学作品就具有了极为丰厚的文化底蕴。
但金庸作品的超凡之处并不在于、主要不在于、首先不在于对中国或东方文化的理解与阐发，而在于在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特定的形态中揭示了超越时代和地域的人类的永恒价值与普遍的大道。何谓也？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对于自己命运的认识和把握，对于社会规律和宇宙之道的求证，并不只是对于江湖人才有意义，也并不只是对于古人才有意义，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首要意义，是我们生存的意义之源。伟大的作品还都具有一种史诗的风格，这当然是由作品本身内涵的博大丰厚所决定的，因此《水浒传》是江湖文化的史诗，《三国演义》是英雄文化的史诗，《西游记》是修行的史诗，《红楼梦》是社会和人性的史诗[《西游记》和《红楼梦》是一真一俗，《红楼梦》与《三国演义》或《水浒传》是一阴一阳，《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一精一粗]。我们同样可以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史诗。
金庸的十四部武侠作品，其代表作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都是长篇，特别是天龙八部和鹿鼎记的篇幅都和红楼梦不相上下。墨家文化的积极入世、急切救世，儒家的上合天道、下和万民，道家的自然无为、与世无争，佛家的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以及兵家、法家、阴阳纵横之术都有所反映。从宋代直写到清代，时间跨度近千年；宋、元、辽、西夏、大理、俄罗斯，江南漠北中原边塞宫廷市井军阵，空间跨度极为广阔；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历史问题、人类的命运问题、大道的本性问题，各种问题皆有体现；既有宏观的大场景的刻画（如天龙八部少林寺大战，倚天屠龙记中明教与六大门派之战，神雕侠侣中襄阳大战，雪山飞狐中天下掌门人大会等），也有微观的细节的细腻描写，而且宏观与微观能完美的融为一体；既有对外在自然美景的描摹，也有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千丝万缕而脉络分明，结构严整，境界博大，意境深远。金庸的武侠小说因含纳万状而在当代做到了雅俗共赏，它也必能因趋近永恒而在各个时代长盛不衰。
参考资料：http://www.gulongbbs.net/bbs/Announce/Announce.asp?BoardID=102&ID=21403
H. 单从文学角度看，是不是很多网络小说都超越金庸的作品
如果单从文化创作这一角度来说，其实现在社会中有很多作品已经超越了金庸的作品，但是这其实也局限在一些方面，并没有完全的超越金庸作品。网络小说其实也是有弊端的，而且我们如果想要将两者做比较，其实是需要立足在不同的角度上来进行的，这一过程其实就要求人们需要进行理性的分析，并且用哲学的一分为二的观点指导进行。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作品不能做一味的判断，我们是需要综合各个时代的发展特色来进行评判的，而且我们也并没有评判的权利和标准，我们也是在生活中选择更适合于自己的读物。所以更多的也是两代人的情怀，我们也需要尊重两代人不同的选择，这样才能真正促成中华文化的不断发展，才能真正达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I. 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例说明如何运用文化研究分析通俗小说
运用文化分析小说，这个说法比较奇怪。
不过对于金庸的小说，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做出分析，历史，人文，文学，伦理，等等。
举例：神雕侠侣，历史背景复杂，可以分析小说对实际历史时间和事件的利用和发散性描述；地域跨度明显，可以通过对情景的描述分析与人文地理风俗环境的结合和运用，如何利用这些来塑造人物性格和推动事件发展；人物阶层复杂，多样的语言特色如何丰富文学作品；还有其中的人性、道德、伦理观念，更是这本书中可以浓墨分析的灵魂所在。
现在有很多分析金庸小说的著作，可以先读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