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评武侠小说

1. 李敖和王朔都批判金庸，为何金庸不理李敖而回应了王朔

金庸可以说是武侠小说第一人，他名下有很多作品，还有很多大侠级别的人物。金庸的武侠小说风靡一时，是很有名气的。武侠电视剧里面有一个词就是江湖，有人就有江湖，有江湖必然就会发生一些打斗，这就是武侠小说的特点，里面通常夹杂很多人物，但是金庸却能条理的写出这其中的每一层人物关系。金庸武侠小说的男主不一定是从一而终的，但是心中一定会有侠义两个字，比如《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等等，都是口碑不错，并且经常被翻拍的电视剧。

王朔跟李敖两个人对金庸都挺不屑的，为何金庸只回复了王朔呢？很多人觉得金庸是看不起李敖，其实他真正不在意的人是王朔啊！

2. 你认同王朔评价金庸的话吗，金庸小说上不了台面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孕育其中，熠熠生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时期的小说，成为了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八九十年代，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作家获得了读者的欢迎。“金庸的东西我原来没看过，只知道那是一个住在香港写武侠的浙江人。按我过去傻傲傻傲的观念，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尤其是武侠。”你认同王朔评价金庸的话吗？金庸的小说上不了台面？我并不认同他的观点，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是一种通俗文化。

能读懂金庸先生的人，自然会被金庸先生的“侠肝义胆”所折服。他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即使他已经逝去，但他的著作永留。

3. 如何看待 1999 年王朔对金庸的批评

王朔的这篇文章里，偏见很多。
一上来对港台作家的评论就是胡说八道。首先把「港台」合论，贴个共同的标签，就是一种常见的大陆偏见，港是港，台是台，这两个地方的文学，即使是流行文学，也大不相同。说港台作家只写言情和武侠，这也显然与事实不符。
有人说王朔批评金庸是小青年拍砖老古董，我觉得反了，王朔在这篇批评里体现的文学观念，其实比老古董还要老古董，新鲜的东西不多，主要是沿用过去批评话语里对旧小说、演义、评书的那套口径，这里提到有这么几点：
1. 语言陈腐
2. 人物虚假
3. 鼓吹杀戮，并冠以正义的名义（换句话说，以今天的观念是政治不正确）
4. 为读者提供逃避主义享乐
至少这几顶帽子在金庸作品里是不成立的。
金庸小说的语言，不是现代的那种大白话，而是接近民国时期白话文成形时的白话，这和今天的阅读口味，略微有点距离感，但武侠小说总是发生在古代，这种距离感是合适的。关于金庸作品语言风格的研究，已经有太多，基本都是肯定的态度。
金庸小说的人物，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常常引用的「原型」。比如我们说到什么人喜谀恶直，我们会拿丁春秋、东方不败、洪安通作比喻。说到什么人狼子野心，会用左冷禅作比。说到伪善，会想到岳不群。说到慷慨侠义，会想到萧峰。试问，还有什么现当代作家笔下的人物，能这么深度地介入我们的生活？这还不能说明金庸人物在中国社会中的「真实」吗？
逃避主义的享乐也是对大多数流行文化的批判，关于这点的正反讨论就太多了，没有重复的必要。这就是流行文化，它有宣泄，也有净化。
我觉得这篇评论最重要的还是倒数第二段，特地引一下：
卖画的朋友有一个概念：东南亚庸俗文化圈。这是指以港台为中心包括新马泰一带的华人资产阶级趣味。这些年来，这种趣味一直在反攻大陆，并节节获胜，身在中国北方也能感到这种趣味的影响，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并不是我不俗，只是不是这么个俗法。我自认为是新北京文化圈中人，这个文化脱胎于49年以后的革命文化，其精神实质是向西方的。我们有过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创作。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我不知道。也许在中国旧的、天真的、自我神话的东西就是比别的什么都有生命力。
这段话集中反映了王朔对港台流行文化的看法，并比较了大陆流行文化和港台流行文化的差异。他的看法不能说全无道理，流行文化有很多需要审视的地方，大陆流行文化肯定和大陆外的华人流行文化有很大区别。
既然是流行文化，一定需要借鉴「俗套」，或者说「成规」，它是重复的，易于理解的，所以是「俗」的。然而在这种「俗」当中，它同样可以体现非凡的创作才华和先锋性，把这展开是个巨大的话题，我只能说，好莱坞电影也好，香港电影也好（特别是以成龙为代表的动作片），它们都蕴藏着各自的先锋性，这和纯文学、纯艺术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们的表现形式不同，而且不摆出来给你看。
从二十世纪开始，流行文化已经成为全世界最主流、最显性的文化，很多严肃的创作者，把他们的艺术企图心包裹在流行文化中，所以曾经由严肃文艺实现的功能，如今很多是以流行文化的面貌出现的。把「俗」文化一棍子打死，完全没必要。
王朔列举的八十年代四大文艺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创作——都可以看作是前三十年革命文化与新时期舶来文艺的杂交品种，那么一个是西方马列文化和西方现代流行文化的结合，一个是传统东方文化和西方现代流行文化的结合，我看不出前者的「俗法」比后者的「俗法」高端在哪里。那四大支柱里面当然有今天看来也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包括那种夹生和粗糙的感觉，连当时对西方文艺的误会和想象，今天也显出某种鲜活生猛的时代感来。东南亚四大俗要更圆熟、迎合、窝心（台湾用法啊），棱角隐藏，和中国旧传统（无论你认为它是好还是不好）对接更好，同样有它的审美价值，只是和某些人习惯的「四大支柱」审美习惯有所区别罢了。
归根结底，我认为王朔这篇对金庸小说，或者广而言之，对港台流行文化的批评是有问题的。流行文化当然可以批，世界上天天有人批。问题在于，他站得还不够高。你不能以北京人对抗港台人的姿态来批，你不能说流行文化只有这样才是好的，那样就不好，这很成问题，你只能一视同仁地批，高屋建瓴地批。

4. 王朔李敖说金庸的作品一文不值，为何金庸只回复了王朔

虽然王朔和李敖都批评了金庸的作品，而且李敖还足足批评了几十年，但是李敖评价的更多的是金庸先生的为人，并且从金庸先生的为人联系到金庸先生的作品，这样的批判想来也是没有什么价值，也没什么营养，所以金庸先生从始至终一直没有回复过李敖。

综上所述，金庸先生本身就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所以他完全能够接受别人批评他的作品，但是如果批评的不是作品的话，那么金庸先生自然不会在意。

5. 当下市民文化精神的两种演示——王朔与金庸小说中人物形象之比较

1999年11月1日，《中国青年报》刊出了王朔先生的《我看金庸》，现将全文刊出：

金庸的东西我原来没看过，只知道那是一个住在香港写武侠的浙江人。按我过去傻傲傻傲的观念，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尤其是武侠，本是旧小说一种，80年代新思潮风起云涌，人人惟恐不前卫，看那个有如穿缅裆裤戴瓜皮帽，自己先觉得跌份。那时我看人是有个尺子的，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琼瑶是牢牢钉在低幼的刻度上，她的拥戴者一直没超出中学年龄，说起喜欢的话也是嫩声嫩气，也就是一帮歌迷捍卫自己的偶像。她是有后来者的，大陆港台大批小女人出道，把她那一套发扬光大。现在那些玩情调的女人说起琼瑶都撇嘴，全改张爱玲了。
金庸可不一样，读的人越来越多，评价越来越多，有好事者还拉下茅盾添上他，把他列为七大师之一，两方面发生了一些口角。像每个偏执自大的人一样，我也对发生在新闻纸上的评论不屑一顾，只重视周围小圈子朋友的判断，并不在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名声。他们中已然有了一些金庸爱好者。有一个人对我说：金庸小说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这是他读其他作家作品感受不到的。有一个人讲：金庸的武侠对人物的塑造是有别于旧武侠的，像韦小宝、段誉这等人物在旧武侠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近于现代小说中的“反英雄”。更多的人出差带着一套金庸，晚上睡不着就看，第二天眉飞色舞与同好聊个没完，言谈之中也带出一二武术招数，俨然两大高手切磋武学，遇到我们这种金庸盲便讪讪笑道：看个热闹，换换脑子。接着往往也要再三相劝：你也看看你也看看，没那么差。被人劝的次数多了，我也犹豫，要不就找来看看，万一好呢，也别错过去。第一次读金庸的书，书名字还真给忘了，很厚的一本书读了一天实在读不下去，不到一半撂下了。那些故事和人物今天我也想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个印象，情节重复，行文口罗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而且谁也干不掉谁，一到要出人命的时候，就从天下掉下来一个挡横儿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的深仇大恨，整个故事情节就靠这个推动着。这有什么新鲜的？中国那些旧小说，不论是演义还是色情，都是这个路数，说到底就是个因果报应。初读金庸是一次很糟糕的体验，开始怀疑起那些原本觉得挺高挺有卤的朋友的眼光，这要是好东西，只能说他们是睁睛瞎了。有时不经意露出这怀疑，朋友反唇相讥：你才看半本，没有发言权。
再读金庸就是《天龙八部》电视剧播得昏天黑地的时候。无聊的晚上也看了几眼，尽管很难容忍从服装到道具到场景到打斗动作的糊弄和得过且过，有几天还是被剧情带着走了。金庸迷们也不满，说比小说差远了。电视剧糟蹋原作是有传统的，这话我也就信了，看到书店摆着这套书就买了，准备认真学习一下，别老让人说没看过人家东西就乱说话。
这套书是7本，捏着鼻子看完了第一本，第二本怎么努也看不动了，一道菜的好坏不必全吃完才能说吧？我得说这金庸师傅做的饭以我的口味论都算是没熟，而且选料不新鲜，什么什么都透着一股子搁坏了哈喇味儿。除了他，我没见一个人敢这么跟自己对付的，上一本怎么，下一本还这么写，想必是用了心，写小说能犯的臭全犯到了。什么速度感，就是无一句不是现成的套话，三言两语就开打，用密集的动作性场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说文字通通作废，只起一个临摹画面的作用。他是真好意思从别人的作品中拿人物，一个段誉为何不叫贾宝玉？若说老金还有什么创意，那就是把这情种活活写讨厌了，见一女的就是妹妹，一张嘴就惹祸。幸亏他前边还有个《水浒》，可以让他按着一百单八将的性格往他笔下那些妖魔鬼怪身上贴标签。这老金也是一根筋，按图索骥，开场人物是什么脾气，以后永远都那样，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正的邪的最后一齐皈依佛门，认识上有一提高，这是人物吗？这是画片。
就《天龙八部》说，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老金大约也是无奈，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按说浙江人尽是河南人，广东话也通古汉语，不至于文字上一无可为。
中国旧小说大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那就是以道德的名义杀人，在弘法的幌子下诲淫诲盗，这在金庸的小说中也看得很明显。金庸笔下的侠与其说是武术家不如说是罪犯，每一门派即为一伙匪帮。他们为私人恩怨互相仇杀倒也罢了，最不能忍受的是给他们暴行戴上大帽子，好像私刑杀人这种事也有正义非正义之分，为了正义哪怕血流成河。金先生大约是纯为娱乐大众写的这类读物，若要你负起教化民众的大任你一定不肯，那又何必往一些角色脸上苦苦贴金？以你笔下那些人的小心眼儿，不扯千秋大义家国之恨他们也打得起来。可能是我不懂，渴望正义也是大众娱乐的目的之一，但我觉得，扯淡就是扯淡，非要扯出个大原则，最恶心。
我不相信金庸笔下的那些人物在人类中真实存在过，我指的是这些人物身上的人性那一部分。什么小说，通俗的、纯的都是人类自身的写照，荒诞也是因为人的荒诞在先，总要源自人体的一部分真实，也许是梦魇，也许是幻想，也许是病态，可能费解，但决不是空穴来风。只有一种小说跟这都不挨边，那就是坏小说，面儿上看着别提多实了，骨子里完全是牵线术，跟着作者的主观意图跑，什么不合理的事只要情节需要就硬干，说起来有名有姓，可一点人味儿没有。
我一直生活在中国人之间，我也不认为中国人有什么特别的人种气质和超于世界各国人民的爱恨情仇，都是人，至多有一些风俗习惯的讲究。在金庸小说中我确实看到了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那么狭隘，粗野，视听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有严重障碍，差不多都不可理喻，无法无天，精神世界几乎没有容量，只能认知眼前的一丁点儿人和事，所有行动近乎简单的条件反射，一句话，我认不出他们是谁。读他的书我没有产生任何有关人、人群的联想，有如在看一堆机器人作业，边读边问自己：这可能吗？这哥们儿写东西也太不过脑子了！一个那么大岁数的人，混了一辈子，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莫非写武侠就可以这么乱来？
我认为金庸很不高明地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这群人通过他的电影电视剧的广泛播映，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中国人的真实形象，给了世界一个很大的误会，以为这就是中国人本来的面目。都说张艺谋的电影歪曲了中国人的形象，我看真正子虚乌有的是金庸，会些拳脚，有意见就把人往死里打，这不是热血男儿，也与浩然正气无关，这是野生动物。
我尽最大善意理解这件事也只能想到：金庸能卖，全在于大伙活得太累，很多人活得还有些窝囊，所以愿意暂时停停脑子，做一把文字头部按摩。再一条，中国小说的通俗部确实太不发达，除了老金的武侠，其他悬疑、科幻、恐怖、言情都不值一提。通俗小说还应该说是小说家族的主食，馒头米饭那一类，顿顿得吃。金庸可算是“金馒头”了，一蒸一屉，十四屉，饭量再大也能混个饱。
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并不是我不俗，只是不是这么个俗法。我们有过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创作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我不知道。也许在中国旧的、天真的、自我神话的东西就是比别的什么都有生命力。
中国资产阶级所能产生的艺术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们可以学习最新的，但精神世界永远浸泡、沉醉在过去的繁华旧梦之中。上述四大俗天天都在证明这一点。我们自己的那些艺术家呢，莫非他们也在努力证明他们都是短命的？有时，我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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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青年报

随后1999年11月5日，《文汇报》刊登了金庸先生的回击之作《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现在将全文刊出：

《文汇报》编辑部∶

接奉传真来函以及贵报近日所刊有关稿件，承关注，及感，兹奉专文请指教∶

一、王朔先生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我看金庸》一文，是对我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我第一个反应是佛家的教导∶必须「八风不动」，佛家的所谓「八风」，指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四顺四逆一共八件事，顺利成功是利，失败是衰，别人背后诽谤是毁、背后赞美是誉，当面赞美是称，当面詈骂攻击是讥，痛苦是苦，快乐是乐。佛家教导说，应当修养到遇八风中任何一风时情绪都不为所动，这是很高的修养，我当然做不到。随即想到孟子的两句话∶「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有时会得到意料不到的赞扬，有时会遭到过于苛求的诋毁。那是人生中的常事，不足为奇。「人们随随便便，那是他的品格、个性，不必重视，不值得去责备他。」这是俞曲园的解释，近代人认为解得胜过朱熹。）我写小说之后，有过不虞之誉，例如北师大王一川教授他们编《二十世纪小说选》，把我名列第四，那是我万万不敢当的。又如严家炎教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讲《金庸小说研究》，以及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行《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会议，都令我感到汗颜。王朔先生的批评，或许要求得太多了些，是我能力所做不到的，限于才力，那是无可奈何的了。

二、「四大俗」之称，闻之深自惭愧。香港歌星四大天王、成龙先生、琼瑶女士，我都认识，不意居然与之并列。不称之为「四大寇」或「四大毒」，王朔先生已是笔下留情。

三、我与王朔先生从未见过面。将来如到北京耽一段时间，希望能通过朋友介绍而和他相识。几年前在北京大学作一次学术演讲（讲中国文学）时，有一位同学提问∶「金庸先生，你对王朔小说的评价怎样？」我回答说∶「王朔的小说我看过的不多，我觉得他行文和小说中的对话风趣幽默，反映了一部分大都市中青年的心理和苦闷。」我的评价是正面的。

四、王朔先生说他买了一部七册的《天龙八部》，只看了一册就看不下去了。香港版、台湾版和内地三联书店版的《天龙八部》都只有五册本一种，不知他买的七册本是什麼地方出版的。我很感谢许多读者对我小说的喜爱与热情。他们已经待我太好了，也就是说，上天已经待我太好了。既享受了这麼多幸福，偶然给人骂几句，命中该有，不会不开心的。

金庸 九九年十一月四日(转载自上海《文汇报》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

对于金庸，葛洪兵先生有着比较客观、不失公允的评价，但由于文章太长，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地址，可以看看；

http://www.wenxue.com/gb/200003/ghb.htm

在下读过金庸先生几乎所有的武侠小说，还有部分政治评论，在小说和政治远见上，金庸先生无甚纰漏，虽说在大学任教授有待商榷，但是小说家的本行就是戏说历史，不能指望金庸先生的故事像历史教科书一样严谨，金庸先生在北大的演讲中也说过，只有《连城诀》里的极少数故事是真实的。加之数月之前金庸先生已辞去浙江大学教授一职，对此已不必深究。至于王朔等人的挑战，还是应该交给读者评判。

6. 文字曾被王朔指责不够洋化，金庸为啥绝对不改

1997年7月28日，由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李添胜执导，黄日华、陈浩民、樊少皇、李若彤等联袂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天龙八部》在香港TVB翡翠台首播后，不久被引进到内地，并在内地掀起收视狂潮。

当时，内地有5个卫视台联播《天龙八部》，34家省级电视台几乎同一时间播放《天龙八部》。《天龙八部》收视率稳居第一。有关部门非常重视，出台了限制引进港剧、黄金时段不能播放港剧等措施。

从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出王朔从骨子里对港台文学艺术的傲慢和轻视。在文章的开头，他便直截了当地说：“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在文章的最后，他又将“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金庸小说”称为是“四大俗”。

有意思的是，将港台文学文艺骂为“四大俗”的王朔，本人也被别人视为“痞子文学”。

王朔的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后，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媒体记者对此进行轮番报道。各方面的评论家和作家纷纷站出来表态。一时之间，各大论坛热闹得跟过年一样。

那么，这场论战中的另外一个主角金庸先生，又是怎么表态的呢？

7. 王朔为什么评价余秋雨是低配版的席慕蓉，他都做了什么

余秋雨一直都是公认的大散文家，他的散文《文化苦旅》获得了无数的荣耀，可以说风光无限。国内的畅销书近十年以来，光是徐秋雨一个人的书就占了三本，这也是直接把余秋雨推到了风口浪尖。

常言道人怕出名猪怕壮，一旦这个人出名了，那么各种各样的声音也就来了，有好的声音，自然也就有不好的声音。

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

白先勇先生这样评价余秋雨：''余秋雨先生是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严又重新地给唤醒了一次，余秋雨先生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这是多么高的一个评价啊，这番评价是对余秋雨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在1985年的时候，徐秋雨就成为了文科教授，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一位文学教授。余秋雨的才华当时也是被大家所认可的，而就在担任文科教师不久之后，余秋雨就又被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因此也成为了最年轻的大学校长。

1991年余秋雨辞去了自己的一切职务，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路。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这是流传在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一句话。余秋雨当时就是这样，他先是孤身一人走进了西北高原，在这里开始生活。很像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

作家大冰曾说：''世界那么大你要去看看，你要去看什么，以什么切入点去看，这期间你能收获到什么，能学到什么，看完之后如何回来''。所以同样是写旅行的大冰，不鼓励大家辞职去旅行，很多人渴望在旅途中寻找自我，其实就是在逃避现实。

余秋雨并不是一个盲目辞职去旅行的一个人，他此次前往西北地区有属于自己的使命，对古代遗址进行考察，寻找千年辉煌。

任何人都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但是如果你要被外界的声音所影响，那归根到底就是你自己没有主见。白岩松也说过：''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就是要学会如何跟不同的声音共存。我不同意你说话的内容，但是我同意你说话的权利。''

钱钟书先生曾说：如果不读书，行万里路，也只是一个邮差。余秋雨的作品能够成为畅销书的原因就是可以让那些忙于工作疲惫不堪的人，通过读他的书，带他去旅行，去感受旅行的乐趣，使人能够缓解一定的压力。

通过看余秋雨的书最起码可以在精神上满足人们一定的需求，这就是余秋雨的书成为畅销书的因素之一。

8. 名家对金庸小说的较高评价

小说评论
金庸作为武侠小说这一“项目”的“奥运冠军”，其超凡的功力在于他通过浪漫叙事构造的侠谱。武侠小说作为“写梦的文学”本不以写实见长，其人物创造主要来自作者想象和写作传统，写作传统中的程序化因素是另一回事，作者的想象主要偏重寓言化和象征化，它不直接来源于现实。而金庸小说作为一种经典就恰恰在于它通过传统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征性、寓言性以及含蓄不尽的言外之意、耐人咀嚼的韵外之致等本属于中国古典文化要求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并借助独特的武侠语言文化的天空让我们作了一次堪称壮举的乌托邦飞翔。于是，我们才无法忘记萧峰和阿紫这一对主角情侣。也因此，金庸塑造的“侠谱”才会比“天龙八部”更令人荡气回肠、不知肉味，才会比那些在地下深藏百年甚至千年的佳酿更醇香无比。而他的这种历史处理也使得武侠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全出虚构，“真实”的历史不过是江湖武林的背景衬托，而人物的性格却呼之欲出了。
杰出的武侠小说家，写武侠，写出的是人世的众生相；敏锐的读者，读武侠，读出的是人间的沧桑和百态。到如今，金庸小说的流播已经冲出华人世界，走得更远。但是，研讨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时，要一时说清却是很难的，在这里，我无意谈论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前辈说书人常说“花开两朵，先表一枝”，我觉得用这一想法作为指导思想来切入金庸作品涵盖乾坤的殿堂无疑是有效的。

评论一
在杜南发的访谈录《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里有几段被人引用过多次的对话，金庸在里边提到了两个很耐人咀嚼的话题：“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无论是巴金、茅盾或是鲁迅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中国的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有人常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那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小说。”“不管是武侠小说还是爱情小说、侦探小说或什么小说，只要是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它是用什么形式表现那完全没有关系。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其它小说也如此。毕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①这是两个多么矛盾的话题，但却同时存在于一个对话录里，还被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当成文艺理论一般引用！于是，文学的形式问题便成为了一个焦点，到底该如何看待文学的形式？又该如何理解这两个话题所传达的意思呢？
文学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即写作传统，通常包括文学创作中常规手法的体系和与此相连的读者的视野期待。通俗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形式问题的解决者中的集大成者，恰恰不是别人，而是金庸。
首先，金庸小说作为武侠小说，它承袭了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特点，即金庸在创作过程中保持了武侠小说复杂的文学、文化、社会、历史内涵，典型的创作了繁复多变的武侠文学。武侠小说在旧中国小说里是文学流派的一个大的分支，它与传统小说一样也是由评话、弹词、说书等演变而来的。在内容方面，与武侠有关联的单四大名著中就牵扯到三部；在形式方面，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并没有多大区别，江湖恩怨、门派斗争、武林纷争、男女爱恨、兄弟情义照例还是新派武侠常用的模式和显扬的主题，它的复杂变化反映在小说的思想上。正如金庸所说：“武侠小说所继承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形式，就内容而言，武侠小说和《水浒传》差不了多少，当然写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国的形式，是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所以，鲁迅在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也得提到《七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而鲁迅若再生，他也必须得提到金庸小说、古龙小说、梁羽生小说。一个真正的思想的巨人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
其次，金庸小说袭用了旧小说在行文时夹用诗词、歌赋、联句，在回目中使用对联、诗词，在语言上使用白话、夹用韵文等特点。金庸在行文时很会玩“花样”，像元好问的《摸鱼儿》、丘处机的《无俗念》、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侠客行》等都运用得浑然天成，毫无斧凿之痕。金庸在回目上为了小说的古典意境所做的装潢更是心机用尽，他在1978年10月《天龙八部》修订本的后记中写道：“曾学柏梁体而写了四十句古体诗，作为《倚天屠龙记》的回目，在本书中学填了五首词作回目。”③他还颇费周章的在先祖查慎行的七律中选了五十行对句作为《鹿鼎记》的回目。不过，金庸也在几本书中没有坚持这种通俗文学固有的思维惯性，殊为恨事。尽管如此，金庸在回目上的成就还是鹤立鸡群，试看《天龙八部》四十一——五十回的回目：“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老鹰小丑/岂堪一击/胜之不武/王霸雄图/血海深仇/尽归尘土/念枉求美眷/良缘安在/枯井底/污泥处/酒罢问君三语/为谁开/茶花满路/王孙落魄/怎生消得/杨枝玉霞/敝履荣华/浮云生死/此身何惧/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这一曲气吞万里如虎的《水龙吟》于细微处峰回路转，英雄侠义与儿女情长互为映衬，真是“虎啸龙吟，换巢鸾凤，剑气碧烟横！”
再次，金庸小说潜移默化的借鉴了一些中国式的传统手法，如说书艺术、插科打诨角色的引入、全知叙述和次知叙述的运用、戏剧舞台的架设、假全知状态下的视觉与心觉的堂皇运用等。如在人物的塑造上，金庸依靠视觉与心觉的运用，半明半暗地描写人物和事件在客观视觉中留下的意味深长的空白点，轻易地迷惑住了读者，加上精细的心理刻画，终使岳不群成为武侠小说史上最成功的“虚伪家”。又如周伯通、桃谷六仙、岳老三、华山二老等插科打诨一类角色的引入，更令金庸小说锦上添花，对于减低小说的沉闷气氛大有裨益。李渔的《闲情偶寄》就说了“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睡魔一至，则后乎此者虽有《均天》之乐，《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见不闻，如对尼人作揖，土佛谈经矣。”⑤但即使是如此“末技”，也是多少文人梦寐难求的啊！
到了这里，真相才清晰起来：中国形式的写作传统处于作品中整体艺术构架中较符合传统欣赏习惯，较易为大众所感知的位置，它们较早地随着说书、评话、弹词等艺术形式深入民间，成为影响读者审美心理的重要因素。类型化或程式化的写作传统也并不意味着贬义，还有可能是某些艺术形式的重要特征的中性表述，只有“胸中大有丘壑”的“装载家”才是最后的赢家。优秀的作家总是会想方设法去丰富作品的内涵和艺术表现手法，如锤炼语言、增添新的类型或亚类型、将中西相形式结合等等。而金庸小说的成功也就在于它大俗大雅，至幻至真，超越俗雅，充分的继承了中国传统形式的衣钵，发扬了其武侠小说的特质，成为了20世纪最中国形式的小说。金庸是矛盾的，但这并不一定是缺陷，一个真正意义的作家总是生活在矛盾中并探索着人间百态。

评论二
王朔先生在《我看金庸》里曾引言道：“金庸小说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又说“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⑥这是比较中肯的说法，金庸的语言的确有速度感，是白话小说，很俗，而这也恰恰是金庸语言的长处。只是，王朔用金庸的优点或长处去批评金庸，孔门卖文之际未免有点贻笑方家的味道。
金庸的语言可以用“行云流水，平中见奇”一言以蔽之。金庸在行文时常会引用一些古典诗词，并运用的极富韵味，但其语言的主要魅力不在于此。金庸的语言通俗，浅显，流畅，灵活生动，没有难认的字，难懂的词和艰涩的句子，语言的动作性强，极善构筑戏剧性场面，具有一种令读者忘记或忽略文字的速度感。读金庸小说时，迎面而来的是古朴、苍劲的感觉，初看似乎语不惊人，但愈展开愈魅力无穷。金庸总是试图在作品中不说而又说点什么，那意境的升华令人如饮佳酿，读者于微醉之间已无形之中进行了一场灵魂的“加冕”。毋庸置疑，金庸的笔是灵动而又厚重的，但也诚如陈墨所言：“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有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⑦如其为郭芙设计的一系列语言就不仅把她的尖酸、刻薄、娇气表现了出来，还把她对杨过既爱且恨的女人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试看《神雕侠侣》三十九回《大战襄阳》里对郭芙的描写：“郭芙一呆，儿时的种种往事，霎时之间如电光石火般在心头一闪而过：‘我难道讨厌他么？武氏兄弟一直拼命来讨我的喜欢，可是他却从来不理我。只要他稍为顺着我一点儿，我便为他死了，也所甘愿。我为甚么老是这般没来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着他，念着他，但他竟没半点将我放在心上？’……二十年来，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杨过，总是将他当作了对头，实则内心深处，对他的眷念关注，固非言语所能形容。可是不但杨过丝毫没明白她的心事，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此刻障在心头的恨恶一去，她才突然体会到，原来自己对他的关心竟是如此深切。”可以这么说，郭芙这个人物的刻画在金庸小说中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她的意义绝对不下于小龙女，李莫愁以及黄蓉，而大多数的读者却总是先入为主的把自己当成了杨过，而把郭芙当成了对头并对之无比痛恨，殊不知此举乃是入宝山而空回，买椟而还珠了。金庸小说就是这样：语言升华成性格，性格升华成命运，而命运反过来又影响语言，如此循循导之，步步深入。
金庸语言不仅借助白描和心理刻画，还常随心所欲地运用各种修饰手法。记忆犹新的是《雪山飞狐》中描写胡一刀夫妇的那句话：“这一男一女啊，打个比方，那就是貂蝉嫁给了张飞……”在这里，人物形象借助语言的勾勒而显得如鱼得水，它唤起的想像与联想让读者再也抹不去对这一对夫妻的记忆。金庸的语言还很幽默诙谐。从“老顽童”到“桃谷六仙”再到“韦小宝”，这些令人捧腹的人物使得小说此起彼伏，有滋有味。他们或是成为一种意义或思维的化身，或是成为小说重要情节或线索充实小说内容，或是与叙事角度和评点相结合，不但为金庸小说吸引了无数的读者，也为这个快节奏的世界注入了一股活力。
在故事创作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却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即使是《天龙八部》这么一部气势恢宏、多头并进的作品也得如此。这就要提及语式中的讲述与描述。讲述与描述的区别体现在叙事角度、人称转换、叙事与故事的距离以及叙事态度上，“讲述是历时性的叙述，提供故事的来龙去脉，交代人物的过去以及有关信息”；而描述则“比较含蓄，多用客观或‘中性’的语调”，是“给定了场面的戏剧性的现时性的叙述型语式”⑧。讲述与描述的灵活运用在金庸小说中随处可见，如《倚天屠龙记》第二章《武当山顶松柏长》的最后一段写道：“张君宝其时年岁尚轻，也不敢断定自己的推测必对。他得觉远传授甚久，于这部九阳真经已记了十之五六，十余年间竟然内力大进，其后多读道藏，于道家练气之术更深有心得。某一日在山间闲游，仰望浮云，俯视流水，张君宝若有所悟，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猛地里豁然贯通，领会了武功中以柔克刚的至理，忍不住仰天长笑。”这是描述性的，后面又接着道：“这一番大笑，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宗师。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冲虚圆通之道和九阳真经中所载的内功相发明，创出了辉映后世、照耀千古的武当一派武功。后来北游宝鸣，见到三峰挺秀，卓立云海，于武学又有所悟，乃自号三丰，那便是中国武学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张三丰。”这又是讲述了。在这段话里，描述转换成讲述是不着痕迹的，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袁崇焕评传》时肯定更会有这种感觉。
金庸对语言是花了不少工夫的，他的风格是“经过了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来的风格”，他还说：“写小说内容求‘雅俗共赏’，文字能‘清简流畅’，此吾之愿也。”⑨王安石的诗说得好：“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金庸曾多次修改自己的小说，其“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肩挑”的良苦用心比起“批阅十载，增删数次”的曹公雪芹来也毫不逊色。例如，金庸在回目上就将《书剑恩仇录》的第一二回由“古道骏马惊白发，险侠神驼飞翠翎”改成了“古道腾驹惊白发，危峦快剑识青翎”，这使得这两回回目在意境、平仄等方面都更切合文本。又如在《射雕英雄传》的开头，金庸增加了张十五说书的故事。这种说书艺术将叙述者、听者、读者等自由结合，作者自由出入其间，以生动逼真的临场感，满足了读者理清来龙去脉的愿望，唤醒了读者心目中潜藏的人物形象。而这种艺术与别的语言艺术的完美结合，在《鹿鼎记》中更是得到了最佳的展示，为这部20世纪与众不同的武侠小说的增加了不少艺术价值。
金庸以他的生花妙笔冲破了小说形式的限制，超越了俗雅之界，对语言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英国政府在香港施行的重英轻中的殖民教育做出了无声的抗议。

评论三
金庸懂得挖掘现实，更懂得挖掘远离现实生活的“真实”（人的情感、性格、道德、信仰等）。然而，梦回江湖后，在金庸用小说特有的形式和语言引领读者想象并把握历史的脉搏的同时，理想却只能一点一滴地积淀现实，因为理想只能永远走在现实的前面引导与提升现实，却永远不能完全代替现实，所以，无论当年多么叱咤风云的金庸小说主人公，最终还是以各种方式离开了江湖这一“母体”。如郭靖与黄蓉。他们的爱情以牺牲黄蓉的代价来对郭靖做出一种虚幻的补偿，令一个活泼、轻柔、聪慧、灵敏的女子来向木讷、刚毅、质实、朴拙的男性做出一种超乎生死的承诺，这本来就是浪漫主义的产物，但是我们却无法不看到郭靖在许多时候都可以抛弃黄蓉，所谓“巧妻常伴拙夫眠”本就是儒教文化中类似“书中自有颜如玉”一般的“仁中自有颜如玉”的麻醉剂和兴奋剂而已。又如“自由之神”令狐冲，他生性率直、兴味随意、活的潇洒，是金庸小说中最洒脱之人；但他又是最遵守中国传统文化之人，他依恋师门，极力维护师傅、师弟，他交友只认情义，不分正邪，他受到委屈从来是反躬自问，不责怪他人。个性的张扬与道德的完善在他身上得到最完美的结合。不过，令狐冲也毫无振奋的勇气和信念，倘若不是作者及时安排任我行之死，他必定也死了；倘若不是安排岳灵珊对令狐冲的背叛，令狐冲的爱情也必将在岳灵珊和任盈盈的无所取舍中霜冷长河。这就意味着令狐冲的结局实际上是一种“虚假性的结局”，他的归隐和乔峰意义上的死毫无区别。
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又恰恰在此，他以武侠小说的幻景形式和生花妙笔有效地掩盖了现实处境的严峻，完美地连缀了来自现实的矛盾的裂缝，而向世人昭示出一种理想化、和谐化的世界的可能性，并防止历史文化语境的印痕和创伤的暴露，充满激情地言说着这个世纪所交托给文人的侠客梦。陈平原说：“不敢说没有江湖就不存在侠客；可武侠小说中倘若没有一个虚拟的‘江湖世界’，侠客就不可能纵横驰骋大显神威。”正如《西游记》写的最好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金庸小说的美在那浪漫主义建构的艺术画廊里，是乔峰大战少林、聚义庄之时；是郭靖华山论剑之日；是令狐冲挥舞独孤九剑之间；是杨过携手小龙女的刹那；是李莫愁引吭高歌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瞬间；是韦小宝脚底抹油的顷刻……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金庸武侠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正在于此。
金庸小说主要是指金庸的武侠小说，一共十五部，它们可以由这几句话描述："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他们分别是《飞狐外传》（1960年）、《雪山飞狐》（1959年）、《连城诀》（1963年）、《天龙八部》（1963年）、《射雕英雄传》（1957年）、《白马啸西风》（1961年）、《鹿鼎记》（1969年）、《笑傲江湖》（1967年）、《书剑恩仇录》（1955年）、《神雕侠侣》（1959年）、《侠客行》（1965年）、《倚天屠龙记》（1961年）、《碧血剑》（1956年）《鸳鸯刀》（1961年）、《越女剑》（1970年）。

9. 王朔对鲁迅的评价是什么有说到大文豪什么的。谢谢

王朔曾经这样说：“当时我很容易崇拜谁，《艳阳天》我觉得写的非常好，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鲁迅的小说写的好，他的小说写的过于沈闷。鲁迅那种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发轫期尚未完全脱离文言文影响的白话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

他认为：“鲁迅写小说有时是非常概念的，这在他那部备受推崇的《阿Q正传》中尤为明显。”

他进而攻击鲁迅的人品：“鲁迅这个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开，自他去了上海，心无宁日，天天气得半死，写文章也常和小人过不去。愤怒出诗人，你愤怒的物件是多大格局，你的作品也就呈现出多大格局。”

王朔还说：“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我坚持认为，一个正经作家，光写短篇总是可疑的，说起来不心虚还要有戳得住的长篇小说。”

10. 王朔为什么说金庸小说俗

有时候人总是要靠一些炒作才能火起来~
金庸先生的小说俗？那也让全部人看懂了，叫好了！可是你王朔的书不俗了，都不懂写有什么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