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對科幻小說的了解

⑴ 如何理解科幻小說的現實意義

「現實意義」的定義，現實意義就是不僅僅是用來消磨時間，而是對成長和成熟有某種不可替代的作用的作用。
科幻小說首先是小說。作為小說下的一種亞文學形式，科幻小說自然有小說的一些共性。如果一片科幻小說在小說的意義上是好的，那麼它就會對現實產生意義。它具有科學性，前沿性，拓展性，幻想性。具體解讀如下：
科學性：科幻小說的科學性首先應該是廣義的科學。狹義的科學是指科學的知識體系。廣義的科學則還包括科學態度（世界觀）、科學方法（方法論）。科幻小說，首先是對科學的尊重，可以承認和允許自己的幻想誇張甚至不符合一些現有的科學知識的地方，但反對自欺欺人，把一些明顯的偏見或者迷信的東西偽裝為科學的事物，混淆視聽。
前沿性：雖然存在所謂的歷史科幻，但科幻無疑還是主要面向未來的。而面向未來的科幻與其說是對未來的構建，不如說是對現實的反應，尤其是現實中一些前沿的科技，一些熱點的話題的反應。如果說後者是大多數小說或文學形式的關注焦點的話，那麼前者——前沿的科技和科學理念無疑是科幻小說的特殊的關注點。
拓展性：如上所述，科幻以現實為基礎，而文學作品自然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作為科幻小說，個人感覺，它的拓展更有明確的方向性，無論從時間空間，或者思維方向，都有別於其他，顯得更為超前，更為宏大，更為具有使命感，也許這也是一部份科幻讀者自視甚高而瞧不起其他題材的文學作品的原因。
幻想性：其實這並不只是科幻單獨具有的特性，如果比幻想的自由和灑脫，一片yy文也許幻想的更好看一些，而奇幻在幻想上的成就也許更為卓越一些，畢竟奇幻甚至已經建立了幾個很著名的世界和設定，而科幻也許除了沙蟲世界，其他的更像是現實世界的有限的延展而不是幻想。但正因為科幻的幻想有其局限和嚴謹性，更易被接受，也更易在細節上出彩。

⑵ 閱讀完海底兩萬里，請談談你對科幻小說的認識革看法

讀完海底兩萬里，對科幻小說的認識和看法: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只有當時具備一定的科學背景，才可能有來源於現實或高於現實的想像，否則不是科幻只是空想；而如果連想像都沒有，沒有目的、沒有方向，更不可能有科學的進步。

⑶ 談談你對中國科幻小說及科幻片的認識

中國的科幻小說最高的頂點應該就是三體了，但我看過很多的沒有那麼大名氣的科幻小說都很棒，可以說是世界級水平了，這也就意味著我國科幻片在劇本方面，已經跟世界水平相當了，但為什麼科幻片每次都會令熱心滿滿的觀眾失望呢？
我的分析分為三點，一就是不算強力的正負支持，二就是拍攝技術的不足，三就是良心商家的拍攝支持。
相信滿足以上三點，我國的科幻片必定會崛起。

⑷ 作為一個科幻小說作家，應了解哪些知識。

前沿科學知識、軍事武器裝備研發知識。一般來講，科幻小說的取材都來源於科學，最新的科學來源於武器科技。

⑸ 對於科幻小說你有何見解

不是空想就能行吧，要有一定的科學基礎，我個人認為太硬的一班人不見得能接受，有時候看不懂，夾雜點好的情節還是比較吸引人，我還是比較喜歡何夕的作品

⑹ 你對最短的科幻小說理解

看熱鬧吧，我反正不愛看

⑺ 談談你對西方通俗小說（或科幻小說）的認識。 （1600字左右）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武俠、言情等通俗小說在中國大陸受到了抑制和歧視，這無疑是很不合理的。令人高興的是，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通俗小說也越來越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重視。然而，在最近幾年裡，另一個讓人擔心的極端又出現了。有些學者不僅高度尊重通俗小說，而且還極力地模糊通俗小說概念，否認「通俗小說」與「高雅小說」之間的價值差異。為避免討論過於空泛，筆者在闡述個人見解的同時，兼對孔慶東博士的《通俗小說的概念誤區》（以下簡稱《誤區》[1]）進行學術批評，與孔慶東博士商討。
一 通俗小說的定義
盡管給詞或概念下定義是一件難以討好的事，但許許多多的人還是在做，這一點從各種各樣的辭書的不斷問世就可以得到證實。的確，有些時候不知道一個詞或概念的定義，並不妨礙我們把握具體的事物或與之相處；況且，由於「定義只能揭示事物某些方面的規定性，而事物本身是普遍聯系和運動發展的」[2](P353)，所以，要全面地把握事物也不能光靠定義。但是，常識還是告訴我們，事物或概念的定義，在多數的情況下仍有助於我們的認識和理解。具體而言，像「通俗小說』這樣一個被廣泛使用的語詞，其定義是具有相當的重要性的。
那麼，何謂通俗小說？按劉世德主編的《中國古代小說網路全書》的解釋，通俗小說是「泛指適合於群眾的水平和需要，並且容易為群眾所理解和接受的小說」[3](P544)。如此釋義是可靠的嗎？結合一些辭典對「通俗」、「通俗文學」、「通俗文化」等所作的解釋——如《現代漢語詞典》（2002年增補本）[4](P1262)、《漢語大詞典普及本》[5](P1273)、鮑克怡編著的《漢語同義詞反義詞對照詞典》[6](P493)、王先霈和王又平主編的《文學批評術語詞典》[7](P119)、《辭海》（1999年版：縮印本）[8](P1276)、林驤華主編的《西方文學批評術語辭典》[9](P335-336)、覃光廣等主編的《文化學辭典》[10](P639)，可知《中國古代小說網路全書》的釋義還是比較可靠的。當然，這樣的釋義不是很嚴格，不過，由於「並不嚴格符合任何事物的概念仍然可以指稱某種事物」[11](P338)，所以，我們仍可以藉此釋義了解到「通俗小說』概念指的是什麼。要言之，像這樣的「通俗小說」定義是可取的。
本來，通俗小說概念既不難理解，也不是不好下定義，只要搞清楚什麼是通俗，什麼是小說，大致上就可以了。然而，《誤區》一文的說法，卻復雜得讓人糊塗。《誤區》寫道：「我們不妨從探討通俗小說不是什麼開始，知道了不是什麼之後，就算說不出概念，說不出定義，說不出『能指』，也不妨礙我們抓住『所指』，抓住『本身』。彷彿警察叫錯了罪犯的名字，但捉的確實是案件的真凶。這樣，我們所描述的『通俗小說』，就在『什麼不是通俗小說』中概了它的念，定了它的義了。」顯然，《誤區》思路是有問題的。
首先，違反了下定義不能用「否定定義」——「概念不意味著什麼」——的要求[12](P192)。「通俗小說不是什麼」並不能讓人明白「通俗小說是什麼」，它就像我們說「雞蛋不是鴨蛋、不是鵝蛋、不是鴿子蛋、不是恐龍蛋」一樣，未能讓人知道雞蛋究竟指的是什麼。由於一連串「不是」之外還有許多「不是」的可能，所以，只要「不是」沒有被窮盡，通過「不是」來定義「是」，就不可能有較明確的概念。由此可見，《誤區》以繞道的方式來定義「通俗小說」，既沒必要也不符合邏輯。
其次，違背了定義的語句應盡可能簡明扼要的原則。《誤區》用一連串的「什麼不是通俗小說」來定義「通俗小說」，即使我們不說它在邏輯上存在著問題，至少也是犯了一個語言表述太過於啰嗦的毛病。
再次，背離了科學研究的規范。概念是構成判斷的基本要素，而判斷又是推理的前提。[13](P637-638)如果連「通俗小說」概念都不清楚，都只能給出「它不是什麼」的定義，那怎麼有可能進行關於「通俗小說」的種種判斷、推理和論證？怎麼有可能對涉及到「通俗小說」的一系列命題作認識上和價值上的判斷？倘若只是為了「抓住『所指』，抓住『本身』」，那又何必走彎路去論證「什麼不是『所指』、不是『本身』」？須知，對一些人而言，有時候僅憑直覺也能准確地抓住通俗小說「本身」，就像「警察」憑直覺抓住了「真凶」。
最後，需要予以特別指出的是，為了證明「否定定義」的合理性，《誤區》極不恰當地奚落了學者們的論爭。《誤區》這樣寫道：「……人類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搞亂了語言和世界的關系……而可笑的是，大多數的辯論爭吵是沒有實際價值的，他們所爭所吵的只是『能指』，與『所指』無關，只是語言，與世界無關……學者們盡管可以列出八百六十二種概念，但並不能使實際存在的通俗小說發生增減或質變……」難道真的這樣？非也！第一，把定義上的不同意見看成「只是語言，與世界無關」，是屬於常識性的錯誤[14](P476)，這里無須多加討論。第二，誠如當代美國分析哲學家約翰·塞爾所言：「在制度性實在中，語言不僅用來描述事實，而且說來有點奇怪，它還部分地建構事實。」[15](P109)《誤區》斷定學者們的「通俗小說概念」對「實際存在的通俗小說」沒有影響，是不妥的。退一步說，即使承認《誤區》所宣稱的不假，那麼，讀者們憑什麼來認定《誤區》的言說與世界有關？又憑什麼來相信《誤區》的「辯論爭吵」不會「是沒有實際價值的」？顯而易見，《誤區》對於學者們的譏諷嘲笑，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

二 通俗小說的認識判斷
首先，通俗小說是嚴肅的嗎？如果是針對某部某篇作品，就較容易回答，也容易得到多數人的認可，但是，要對作為一個種類的整體進行非此即彼的判斷，則有以偏概全的危險。也許正是因為看準了這一點，《誤區》才會斷然地說：「通俗小說不是『不嚴肅小說』……通俗不通俗，與嚴肅不嚴肅，沒有什麼必然的關系。通俗小說可以是嚴肅小說，通俗小說家可以是嚴肅文學大師。」很明顯，假如認識止於《誤區》的看法，那麼，我們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是否嚴肅以及嚴肅程度問題上，通俗小說與非通俗小說是沒有差異的。然而，即使憑有限的知識，我們也能發現，這樣的結論並不那麼可靠。
一部或一篇小說能否稱得上嚴肅小說，自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不過，由於一個作家用多少精力去完成作品往往能夠體現出該作家創作態度的嚴肅不嚴肅，所以，精力的投入是考察嚴肅小說與不嚴肅小說的一個重要尺度。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最後一頁重寫了39次，而《老人與海》則修改了200遍[16](P228)；托爾斯泰的《復活》僅開頭就修改了20次[17](P329)，而《戰爭與和平》則改寫了7遍[18](P237)。像這樣的作家作品，將其劃入嚴肅之列，肯定是錯不了的。雖然這幾個例子在非通俗小說領域僅僅是冰山一角，但它卻很能說明問題。世界文學史告訴我們，在通俗小說家中，沒有一個願意像海明威那樣認真嚴肅——花精力把作品修改200遍；也沒有一個能像普魯斯特和艾米莉·勃朗特一樣——一生只寫一部長篇並在文學園地里煥發著光輝的異彩。相反的情況卻是，不可能有一個非通俗小說家會像當代英國通俗小說家芭芭拉·卡特蘭那樣輕易地生產作品：一生的著述多達六七百部以上。[19](P142-156)毫無疑問的是，對於同一個作家的同單位創作時間來說，作品的「質量」與「數量」通常成反比。普魯斯特說得完全正確：「那種玩玩文學藝術的觀念是什麼也創造不出來的。」[20](P154)如果一個作家既認真嚴肅又追求數量，那麼，這個作家就會由於生命能量的急劇消耗而過早地衰亡。譬如，作品總量並不算很多的查爾斯·狄更斯，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因為工作過度而在58歲時便離開了人世。[21](P93-96)再如，於生命最後的20年裡寫出了90多部長中短篇小說的巴爾扎克，也同樣因單位時間內過多地消耗精力而在51歲那年走完人生之路。[22](P291-339)《誤區》借一位法國朋友（不知姓名是什麼）的口把巴爾扎克當作是「通俗小說家」來舉例，並通過巴爾扎克的「嚴肅」證明「通俗小說家可以是嚴肅文學大師」。如此論證，未免牽強。讀過巴爾扎克傳記——如司蒂芬·支魏格的《巴爾扎克傳》和安德烈·莫洛亞的《巴爾扎克傳》的人都知道，巴爾扎克一方面出於認真嚴肅的態度而不斷地修改已經寫出來的小說，另一方面，又出於盡快付印和多寫一些等原因而經常停止了對於小說的完善。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這樣，巴爾扎克的小說世界才會深刻精當與膚淺粗糙並存；也正因為如此，才出現了巴爾扎克有時被視為高雅小說家有時又被視為通俗小說家的情況。
由上述可知，機械地在通俗小說與不嚴肅小說之間劃上等號是不恰當的，可是，那種不把通俗小說與非通俗小說的嚴肅性加以區別的做法，更是錯誤的。正確的看法應該是，盡管存在著極少數的通俗小說較為嚴肅，但是，就總體情況而言，通俗小說沒有「非通俗小說」那麼嚴肅、那麼認真。我們千萬不要以特殊來否定普遍，以個別去否定一般。
其次，通俗小說的藝術性高嗎？要回答這樣的一個問題，必須先搞清楚藝術性的高低指什麼。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泰戈爾寫道：「偉大文學的一個特點是前所未有的，或者具有獨創性。」[23](P223)而1947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紀德更是進一步地指出：「對優秀的藝術家來說，問題不再是以昨日的藝術為支撐，盡量越過它，將界線往前推，而是改變藝術的方向本身，努力發明一種新方向。」[24](P361)因為藝術貴在創造，所以，小說藝術性的高低首先取決於創造性的大小。倘若一個作家的小說為我們提供了前人所未曾提供的藝術經驗，那麼，這樣的小說就應該被視為是藝術性高的小說——如司湯達的《紅與黑》、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麥爾維爾的《白鯨》。當然，要求一個作家的作品提供前人所未曾提供的藝術經驗，是一個很高的要求。不過，文學世界中那些最富於藝術性的小說，肯定是這樣的一些極具創造性的小說，而這樣的一種小說，即使不能說是全部至少也是絕大部分產生於「非通俗」的領域。
那麼，創造性缺失的小說是否就一定沒有藝術性？恐怕也不能這么說。只要小說還能嫻熟地運用各種藝術技巧去表達去描繪，那麼，即使是缺乏獨創性，也應該被視為具有一定的藝術性。不過，無庸置疑的是，這樣的藝術性是比蘊含獨創性的藝術性低了一個檔次的藝術性。整部文學史表明，那些處在藝術性頂端的通俗小說，除罕見的極個別之外，都是停留在這樣的層面上：故事誘人、技巧豐富但毫無新意——換成意識流小說家伍爾芙的生動說法，那就是「給我們提供情節，提供喜劇、悲劇、愛情和樂趣，並且用一種可能性的氣氛給所有這一切都抹上香油，使它如此無懈可擊，如果他筆下的人物都活了轉來，他們會發現自己的穿著打扮直到每一粒鈕扣，都合乎當時流行的款式。」[25](P7)至於那些處在藝術性下端的通俗小說，除極其糟糕的這樣一個特點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數量龐大得非常驚人。的確，非通俗小說中也有相當一部分的藝術性並不怎麼樣甚至很差，但無論在程度上還是在數量上，都遠遠低於通俗小說。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作為一個整體的通俗小說，其藝術性比起非通俗小說來要低得多。這樣的結論，不僅可以從不同文本的比較分析中獲知，而且還能夠通過探究其不同的創作動機來加以證明。就創作的主觀努力而言，通俗小說是一些小說家為「適合於群眾的水平和需要」而創作的小說；就接受的客觀效果而言，通俗小說是那些「容易為群眾所理解和接受」的小說。在通常的情況下，假如小說不「適合於群眾的水平和需要」，不「容易為群眾所理解和接受」，那麼，它就不能被稱為「通俗小說」。由於尋求群眾即絕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接受是通俗小說創作者的主要努力方向，所以，遷就、迎合群眾趣味的創作行為，在通俗小說領域里是普遍的。進而言之，在通俗小說的創作者那裡，不易理解的獨特個性和意識超前的探索品格是沒有地位的。然而，正像毛姆在討論一系列的「巨匠與傑作」時所指出的，一些作家作品之所以「永享盛名」，是因為「擁有極為強有力、非常獨特的個性」[26](P218)。既然獨特性和以此為基礎的探索性是包括作家在內的所有藝術家最為珍貴的品質，那麼，通俗小說的創作者何以不具備這樣的品質或輕視這樣的品質？答案很明顯，是「效益最大化」在起作用。由於受當下群眾歡迎的小說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得效益（尤其是經濟效益）的「最大化」，所以，在獨特性、探索性與跟前接受的普遍性不可兼得的情況下，通俗小說的創作者就選擇了後者。應該講，通俗小說創作者的這種選擇，屬於人之常情，因為不顧或不大考慮「當下價值交換」的人畢竟是少數。也正因為如此，歷史老人在考慮把「偉大」這頂帽子送給哪些人及其作品時才顯得那麼地慎重——譬如，不會隨便地送給被金庸大力推舉並稱之為「偉大文學」的大仲馬作品[27](P196)。
在談到小說的目的時，《誤區》認為「小說沒有功利目的』是不可能的。客觀地看，這樣的認識雖嫌籠統但大體上還說得過去。然而，《誤區》進一步說，「通俗小說通過刺激情感來賺錢，而那些小說不刺激情感不賺錢」，則失之偏頗了。從經濟學角度講，能不能賺錢，要看投入多少，又產出了多少。可是，就像薩特所寫的：「作品的商品價值是武斷地確定的。」[28](P127)作家寫小說能否贏利實在難以判斷。當然，只要不要求計算精確，我們還是可以作如下的推斷的：從個體角度講，如果作家寫小說時投入的精力相對較少，而拿到的錢又相對較多，就可以斷定該小說的創作賺了錢；如果情況剛好相反，那就只能看作是不賺錢甚至是賠了錢。在論及文學「商業上的成功」時，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埃斯卡皮正確地指出：「作家的計劃只是一種可能……文學作品的完美是最大的偶然性。」[29](P139)很容易想像，就連精明的文學出版商和書商都難以保證商業上的成功，更何況是那些做起生意來常常慘遭失敗的小說家。翻開小說史，我們不難看到，像司湯達、愛倫·坡、麥爾維爾和卡夫卡等這樣一些非通俗小說家，其創作「生意」都是與「賺錢」截然相反的「賠錢」。固然，那些投入多產出少的「賠錢」創作，並非毫無功利目的，不過，其功利目的主要不在於《誤區》所說的「賺錢」，而在於其它的方面。是哪些方面呢？讓我們來聽聽優秀的作家們是怎麼說的——古巴的卡彭鐵爾說：「雖然我的音樂底子比文學好，但我還是選擇了文學……我繼續堅信，在拉丁美洲，小說是一種需要。」[30](P49)哥倫比亞的馬爾克斯宣稱：「寫小說的樂趣就在於此——探索，發現，革新……如果哪一天我有了一個公式，我就完蛋了。」[31](P39)而法國的埃萊娜·西克蘇則寫道：「無論怎樣，當寫作出自心的深處時都是天堂，就連在地獄時也如此。寫作總是意味著某種方式的獲救。作家是一個富人……這是一種充滿矛盾的富有，既是必需的又是危險的。因為『富有』使我們失去了『貧窮』的財富。」[32](P29)
綜上所述，與非通俗小說創作者不同的是，通俗小說創作者往往正是由於追求當下效益（尤其經濟效益）的「最大化」而採取了棄難就易的非創造性原則的——從單個作品看，遵循的是「簡單化」原則；從作品系列看，遵循的是「模式化」原則[33]。這也就是通俗小說在總體上為什麼藝術性相對貧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後，應該指出來並加以討論的是，《誤區》的所謂「夢得夠不夠好」的問題。《誤區》這樣寫道：「小說的藝術性都離不開這樣一個標准，即『夢得夠不夠好』……由於通俗小說做起夢來比較專心致志，往往更能引人入勝，『非通俗小說』經常不能保持一份平常心，為了顯示『雅』，常處於半夢半醒之間，所以，『非通俗小說』的作者和讀者對待小說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別有用心』的，也即心在藝術之外……」盡管這里的表述很形象生動，但嚴格地說，卻極不科學。第一，夢的情境有檔次的高低之分——既有憂國憂民的夢，也有花前月下的夢，還有陞官發財的夢，更有無遮無擋的性慾之夢。《誤區》把通俗小說的「夢得夠不夠好」說成只是一個與「立場問題」無關的「技術問題」，豈不片面？第二，小說遠非夢那麼簡單和短命。好夢往往無法追憶[34](P1065-1068)，也可以被遺忘。但是，好小說卻由於「不僅回答了現存的需要，也啟發了人們的新的需要HC35](P88)，所以，它不會也不該被遺忘。即使肯定好小說的世界就是「夢得夠好」的世界，那也不能忘記，這樣的世界的存留「必須以體現這些價值方面的完美性和技巧為前提」[36](P380)。雖然在《誤區》中引以為證的昆德拉也談到了「夢」之外還有「敘述」，可遺憾的是，《誤區》對昆德拉的「敘述」問題卻未作任何討論。既然《誤區》能夠離開「理性控制」和「技術手段」來談通俗小說的藝術性高就高在「做起夢來比較專心致志」；那麼，讀者就可以根據《誤區》所提供的邏輯作如下的推理：由於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理性在個體受到環境影響時經常無法發揮有效的作用[37](P1409-1411)，所以，這種人「做起夢來」也就比正常人「更加專心致志」，因而，其所寫的小說的藝術性肯定是在通俗小說之上。如此邏輯，豈非荒謬？

三 通俗小說的價值判斷
《誤區》認為，通俗小說與非通俗小說的「區別不在形容詞上，而在名詞上，它們之間是類別的不同，而沒有美學價值上的尊卑」。真的這樣么？當然不是！盡管我們不能從小說的類別中直接得出它的價值高低的結論，但是，通過分析它「是什麼和能做什麼」[38](P273)，我們仍能較為恰當地判斷它的價值的高低。這個道理，如同雞蛋和鵝蛋的區別一樣：不僅在名詞，而且還在於形容詞——誰能否認雞蛋的營養價值高於鵝蛋？
當然，通俗小說的「價值怎樣」，這是一個比通俗小說「是什麼」更難回答好的問題。其所以這樣，是因為對前者的判斷既不能脫離價值客體的特性，又不能不充分考慮到價值主體的情況。[39](P181-182)由於不同的價值主體的需要不盡相同，所以，同樣的一個價值客體對於不同的價值主體而言，其意義並非完全是一樣的。
首先，談談通俗小說對於個體的價值。由於個體的情況千差萬別，所以通俗小說的價值如何也很難一概而論。從動機上說，無論是下層普通群眾還是中上階層人士，只要出於消遣娛樂心理的，通俗小說的價值往往不在非通俗小說之下。正因為這樣，幾個世紀以來通俗小說的「消費族群」才有一部分是屬於「熱切的上層階級人士」[40](P152-153)。當然，如果進一步地分析，我們便會發現，下層普通群眾之所以從通俗小說中獲得較大的消遣娛樂，往往與其「不得不這樣」有關——就像法國文學批評家蒂博代所說的：「報上的長篇連載或兒童小說是那些無力讀其他東西的讀者萬不得已的讀物。」[41](P156)至於上中層階級人士的情況，則有些不一樣。由於較高的文化水平使得他們具有接受不同種類小說的能力；所以，這些人的娛樂消遣，既可以在通俗小說中獲得，也可以從非通俗小說中得來。可見，消遣娛樂的動機是在通俗小說中還是在非通俗小說中得到滿足，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作為價值主體的個體的娛樂消遣方式——對於整天浸泡在電視里或鑽進按摩房的人來說，就連通俗小說也讓他們感到索然寡味，更別說是非通俗小說。
如果個體的動機主要是從文學接觸中獲得認識或受到教育，那麼，在一般的情況下，通俗小說就比不上非通俗小說——這一點在那些「中上層階級人士」身上尤為明顯。之所以這樣，是因為認識價值和教育價值在很大程度上並不取決於價值主體怎樣，而在於價值客體本身的文化含量如何。倘若價值客體的文化含量不大，那麼，雖然它對於不同類型的個體所具有的認識教育價值並非完全一樣，但從總體上看，也還是偏低的——自然，作為一個整體的通俗小說不會例外。
其次，談談通俗小說對於社會的價值。社會是一個由各式各樣的人和組織構成的復雜有機體，故而，它的需要也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從維護社會平衡穩定的意義上講，無論是精英審美文化還是大眾審美文化，都是必需的。[42](P158-160)顯然，我們不能強迫那些喜愛通俗小說的群眾放棄個人的偏好，也無法讓那些少接觸小說甚至沒接觸過小說的群眾一下子就能有效地接受非通俗小說中那最具價值的部分。就這一點而言，廣受群眾歡迎的通俗小說在一個社會中具有非通俗小說所難以替代的作用。不過，承認這一點並不意味著通俗小說對於社會的價值不低於非通俗小說。盡管通俗小說的接受群體在某一時段遠比非通俗小說龐大，但從歷史的維度看，無數的事例呈現出的狀態恰好是反過來。誠如俄國文藝理論家赫拉普欽科所言：「人類的社會發展和精神發展，使得評價大藝術家時的錯誤和有意的曲解不斷得到消除，使得他們的創作遺產的多維性得到揭示。」[43](P220)隨著時間的推移，非通俗小說中那些曲高和寡的精品，其讀者群體也會不斷地壯大直至無窮。此外，從價值的層面看，小說的接受群體絕非一個簡單的數量問題。在論及優秀詩歌的讀者時，帕斯寫道：「我們不曉得有多少羅馬人閱讀奧維多，多少義大利人閱讀彼特拉克……不過，我們知道什麼人在閱讀。多少不居，這些讀者是社會的頭腦和心靈，是社會與行動的核心。」[44](P64)顯然，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話是富於啟發意義的。它提醒我們，考察小說的讀者，不應該只顧「量」而不問「值」。倘若小說能發人深省、催人奮進，能為那些准備或正在推動歷史發展的人們提供豐富的營養，那麼，這樣的小說對於社會來講，就有很高或者較高的價值。反之，其價值則是低的或者比較低。
最後，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值得認真地探討。《誤區》完全否認通俗小說中的「次品』多於高雅小說，認為這種觀點「缺乏數學統計上的依據」。可以說，要反駁《誤區》的說法是有困難的。乏所以這樣，是因為如下的幾點。第一，小說的次品浩如煙海，誰也無法進行完整的數學統計。第二，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許許多多小說次品，基本上已被人類所遺忘。由於沒有了文本，這些已經消失了的小說次品究竟有多少也就沒有依據[45](P21)，故而無論怎樣統計，都不會令人人滿意。第三，即使有可能統計，也不應該動手去做，理由是用這種方法所獲得的結論，其價值遠遠無法補償研究者所付出的代價。由此可以看出，《誤區》要求不同意見者用數學統計的方法來證明通俗小說的「次品」有多少，是不合理的。
盡管依照《誤區》的不合理要求來證明「通俗小說的次品量」是困難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通俗小說的次品問題沒有答案。實際上，洞悉了通俗小說的「生產動機」及其「生產套路」——簡單化與模式化，也就可以斷定通俗小說的「次品」必然多於高雅小說。現在的問題是《誤區》只是為了說明誰的次品多誰的次品少嗎？不！《誤區》這樣寫道：「在任何一種藝術體裁和類別中，精美高雅之作總是少的，平庸低俗之作總是多的。所以，通俗小說只是小說的一種類別，它決不是『不高雅小說』的代名詞。」很顯然，《誤區》在此處是同時通過「次品量」和「精品量」兩個方面來論證通俗小說與高雅小說之間沒有價值上的差異。關於「精品」問題，筆者以為還是可以且應該提供一點「數學統計上的依據的」。
在20世紀國際知名度較高的文學獎中，諾貝爾文學獎的地位無疑是具有權威性的。盡管該獎不僅遺漏掉了像托爾斯泰、哈代、喬伊斯、普魯斯特、卡夫卡等這樣一些應該獲獎的作家[46](P45)，而且還出現過不當入選的極個別案例——譬如，「把獎金授予水平有限但作品流傳廣泛的」賽珍珠[47](P110-111)，但是，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20世紀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也大致上是本世紀文學的精華。」[48](P6)。基於此，筆者以《諾貝爾文學獎要介》（肖滌主編）所收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為例[46]，簡要地討論一下小說的「精品」問題。從1900年到1991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總計88人，除因劇本、詩歌、散文等文類的卓越成就而獲獎的37人外，其餘的51人是小說家（或主要是小說家）。
應該說，無論是喜歡通俗小說還是喜歡高雅小說，都同樣無可厚非，但是，當上升到理論認識並訴諸文字時，就應該尊重客觀事實，力避主觀偏好。然而，《誤區》在闡明觀點的過程中，經常以通俗小說的「上馬」對付高雅小說的「下馬」，並且「只賽這么一次」就宣布結果。如此「不平等」的比較研究，自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諾思洛普·弗萊說道：「人類面臨的許多不測災難之一是全部毀滅，這是文學靠其自身所無法防止的；但我認為，若無文學，那種災難就一定不可避免。」[53](P188)顯然，這位加拿大學者的話是誇張了一些，不過，他對文學所具有的高級價值的強調卻提醒了我們，在經濟效益和感性享受已普遍成為人們行為准則的今天，審慎地對待並處理好文學事實是重要的。
雖然《誤區》的名義動機是為了消除人們在通俗小說問題上的誤區，但是，由於作者極力地模糊通俗小說概念和誇大通俗小說價值，結果，在實際上卻為人們設置了一個更大的誤區。《誤區》關於通俗小說與高雅小說的「價值無高低」論，不僅在理論上難以站得住腳，而且在實踐上也會產生不良的後果。眾所周知，「避難趨易」是人的天性，而「從眾」則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故此，在「價值無高低」論的引導下、鼓勵下，很容易出現「價值誤認」的人們[54](P330)，就會毫不猶豫地選擇通俗小說而拒絕欣賞那些已被歷史檢驗過的富含深邃魅力的高雅小說——這對於個體人格結構的逐步完善和社會文化機制的健全發展來說，無疑是非常之不利的。

⑻ 你對中國科幻文學（小說，電影）有什麼看法

科幻小說在中國，有很長一段時間被認為隸屬於「兒童文學」，當這種片面的認識終於得到糾正之後，科幻小說終於成為「通俗文學」的一種形式。但在主流文學界的一般認識之中，科幻小說還進入不到「高雅文學」。科幻小說長久不能進入雅文學的領域，實際上就是指出，在目前文學理論的評價框架下，科幻小說在藝術美感上是很弱的，甚至被認為幾乎沒有藝術美感。科幻小說被認為不過是講述一個離奇的故事，「有趣」和「離奇」是其最重要的特徵（相比童話或者其他兒童文學，科幻小說的位置更為尷尬，因為面向兒童讀者群的特殊的敘事技巧和藝術感染力被剝離，它需要直接面對主流文學的評價模式）。

分析科幻小說之所以被認為缺乏藝術美感的原因，可以清晰地發現，作為藝術美感產生的基礎——藝術真實，在科幻小說中得不到認同。對照上述理論界對於藝術真實的理解和解釋，科幻小說中確實缺乏「生活的邏輯」。比如在關注未來的科幻小說中，幾乎每一篇小說都呈現了一個互不相同的未來世界，那裡整個人類的文化、經濟與政治都是「出乎意料」的，那麼，在這個情境中，很難說文本到底包含多少現實生活的邏輯；在觀照技術革新的科幻小說中，物質生活的巨變非常突出，科幻作家往往能想像出令人震驚的科學技術，那些新鮮的機械、商品和各種工具，可以說在現實生活中少有直接對應物，也就更談不上基於現實的「真實」；最大的難題是對地外生命、地外文明構想（或者是若干年後徹底進化的人類本身），其諸多細節是徹底天馬行空地想像，比如人類作為一種能量而不是一種物質實體而存在，這些顯然更不具備上述所謂現實生活的經驗。

還有涉及其他種種科幻題材的小說內容就不再贅述了，出於討論上的簡便，不妨暫時將其定義為「強幻想」，它們共同的一個特徵便是，無論是對物質世界、還是對人類的精神世界的描繪，都大大超越現有的實際生活，有些甚至很難從現有生活中找到類似的對照物。必須承認，無論作家做何等想像，必然受到其生活體驗的約束於局限，也就是說一切想像幾乎都能從現實生活找出根源，但問題是，當這種想像與現實過分地疏離之後，讀者的生活體驗就很難與作品的描述產生「共振」，讀者可能認為小說是精彩的、曲折的、生動的，但是確在潛意識中不斷暗示自己，這是「編造的」、「虛假的」，從而很難體會到強有力的藝術真實感（按照現在對於藝術真實的理解），進而產生審美體驗。

不過實際上，這里存在的最大的疑惑和矛盾是：盡管從理論上分析可以看出，科幻小說幾乎不具備藝術真實（當然，這里尤指「強幻想」的科幻小說，與其相對的「弱幻想」，比如在科幻小說中被稱為「軟科幻」的那一部分，其背景可能就是現實生活，因此它較為勉強甚至完全適用地可以用一般的批評範式來對待，不必斷章取義地將我這里所指的「科幻小說」理解為科幻小說的全體），然而在實際閱讀過程中，一個合格的、成熟的讀者能夠體會到科幻小說中的美感，換句話說，他們能夠感受到科幻小說中的「真實」，並且將那些幾乎不可思議的「強幻想」與自身在現實生活中的體驗統一起來，從而被喚起一種情感上的或者思想上的共鳴。

比如阿莫西夫《基地》（系列）中描述了已有一萬二千年悠久歷史銀河帝國，進行了史詩般的宏大敘事，小說厚重而富有歷史感；劉慈欣在《地球大炮》中，設計了一個將地球沿直徑掏出一個空心管道的的技術構想，展現了科學技術的偉大力量，以及人必然能夠征服自然的信念；韓松在《紅色海洋》中對於若干年後生活在海洋中的退化的人作了細致的描繪，其殘酷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方式給讀者造成了強烈地沖擊，呈現了一幅鮮活的關於生存、爭斗和死亡的悲劇式的圖景。

不用將科幻名作一一列舉，一個不容迴避的事實是，盡管從理論上分析，科幻中的「強幻想」難以將讀者帶入一個不自覺的真實之境，然而實際情況卻與之恰恰相反，優秀的科幻文本不斷地營造真實之境並賦予讀者強烈的審美體驗。那麼，當理論與實踐不相符合之時，帶來的思考就是，原有的理論是否存在局限甚至缺陷？

科幻小說作為文學創作的一種形式，與主流小說最大的區別是，它不僅關注精神層面，而且也關注物質層面。這里的物質層面，不是當下文學理論中通常意義下的「物質生活的享受」，而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整個物質世界，涵蓋了科學與宗教對於物質世界的認識（對於科學，包括對宇宙的現有認識和尚未進行實證的科學猜想）。按照李兆欣對於科幻本質的理解，科幻小說的思想性體現在它觀照「變化對人的影響」，在主流小說中，這個「變化」是指現實生活中的時代變遷、生活方式的變更、思想觀念的蛻變等；在科幻領域中，「變化」則具有更為廣泛的含義，它還包括直接的科學理論與技術產品的變化（當然，這更多是虛構的，而不是現實生活中的實際變化），甚至是科學規律本身的「變化」（虛構出另一種「自然的規律」）。即使在精神層面，這種變化甚至也不僅是人自身，而可以是動物、植物，甚至是完全虛構的「地外文明」。

因此，藝術真實的概念可以在科幻領域中得到這樣的拓展：

1、藝術真實包括對物質世界符合邏輯的假想和虛構，其藝術效果是產生科學之美與自然之美，或者是對科學本身的反思和批判之後的悲劇美。

科學美與自然美（這里尤指自然規律，而不局限於自然風光）在主流文學作品中一般得不到充分體現，甚至不能體現。文學作為藝術美的最高形式之一，它區別於科學，甚至在實際的理論探討中，需要特別地對文學與科學加以區分。在實踐上，文學作品也少有表現科學美的。

但是在科幻領域中情況完全不一樣，大量的科幻小說，尤其是被稱為「硬核科幻」的作品，非常關注科學規律以及科學技術，許多在主流文學中幾乎不可能被採用的題材，在科幻小說中得到充分發展。比如當代科幻作家劉慈欣，在《地球大炮》中虛構一個貫穿地球的巨大管道，利用力學原理進行運輸，而後又虛構，通過電磁學原理，利用這個管道用來當作加速器，向地外發射各種機械結構；在《詩雲》中，他更為天馬行空地虛構出一個巨大無比「存儲器」（功用上類似於現在電腦的存儲設備），它由幾個星球作為原材料製作而成，飄散在地球的周圍；在《夢之海》中，他虛構出，地球上的海洋之水被凍結，並被製成巨大的規則的長方體，漂浮在對地同步軌道上，折射太陽的光輝，成為一件藝術品。這些在目前看來，完全不具備技術可操作性的虛構情節，在閱讀的時候確具有極其逼真的真實感，其宏大的結構、壯闊的場景，甚至帶有宗教色彩的對「造物主」的贊嘆和膜拜，都充分地反映了科學美、技術美和自然美。

劉慈欣自己也曾表示：「世界各個民族都用自己最大膽最絢麗的幻想來構築自己的創世神話，但沒有一個民族的創世神話如現代宇宙學的大爆炸理論那樣壯麗，那樣震撼人心；生命進化漫長的故事，其曲折和浪漫，也是上帝和女媧造人的故事所無法相比的。」[7]不爭論這個觀點是否在認識上有所偏頗，它至少說明，科學（理論、規律）、自然是具有美感的。那麼，既然我們能夠從客觀世界實際存在的關於自然的規律和事物中獲得審美體驗，一部優秀的科幻作品也就同樣可以由符合邏輯的基本「假設」出發，建構另一個世界，或者另一種人類尚不能／不可能觀測到的景緻，來實現本質上相同的科學美感。並且，就人類當下的對世界的認識程度，自然規律的真與美往往是統一的、同一的。宇宙學中的超弦理論尚不能通過實證來檢驗它是否是真的，但是它之所以能夠作為一個重要的理論假設而存在，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在數學形式上以及某些其他方面具有強烈的美感，甚至在討論它時用到了關涉美學的概念（奧卡姆剃刀）。因此，科幻小說中對於物質世界——比如自然科學中的定律、數學公式中的常數、尚不存在的景緻——進行符合邏輯的虛構，在實踐上完全能夠產生藝術真實感。而主流小說對此的忽視，恰恰反映出主流文學在這類題材中的弱勢和無力。

另一方面，科幻小說中還有大量虛構，其目的和效果並非是反映科學美，而是描述技術災難。這類作品的立場往往是對科學持批判和有限度的發展的態度，對人類當前的發展模式進行質疑，以及關涉技術對人的異化等問題。這類題材在主流文學中，更多地是從體制和文化的角度進行批判，而不是直接關注物質生活本身。現實生活中的技術災難無論是從數量還是強度，都是有限的，而作為文學創作，基於生活的虛構是藝術上的必然，因此，科幻作品中往往有現實生活中完全不存在的災難性場面，題材涉及基因問題、人口問題、能源問題、納米技術、計算機網路、人工智慧等多個科技領域。雖然與客觀世界進行比照時我們會認為這些「災難」是荒謬的，但是必須看到，作為藝術上的提煉，成熟的讀者不僅在閱讀時能夠從文本中感受到災難的真實氣息，在本質上，它也同樣是現實生活中科技負效用的一種映射。因而它們在藝術上是真實的。

換一個角度，理論界現在對於藝術真實的理解，即反映生活的「真相」、「本質」和「規律」，在涉及對科幻小說的評價中，對於「生活」一詞的規定過於狹窄，在文學中，它不僅像我們一直理解的那樣，包含的是「人與人的關系的總和」以及「關系總和中的個體的人」，還應當涵蓋人所生活其中、並不斷探尋其規律的客觀世界與人的關系，以及人與客觀世界關系下的個體的人。

2、藝術真實包括映射人類社會自身的「非人類」社會，其藝術功用與描寫人類自身一樣，重在喚起讀者在情感、意志和觀念等方面的共鳴。

科幻小說中存在大量「非人類智慧」的描寫與虛構，比如具有獨立意識的人工智慧、外星人，或者已經與現今的人類完全不一樣的未來人。在形式上，這些描寫似乎虛假的，缺乏真實感的，因為它們表面上看來與現實社會不相關，其人物形象與事件也完全在人們的經驗之外。但在實踐中，這類文本同樣能夠帶來強烈的真實感／現實感，因而它應當具備了藝術真實。

深入剖析其中的原因，不難發現，不管作者如何構想「非人類」社會，實際上都必然不能完全脫離作者自身的生活經驗，也就是我們的現實世界。科幻小說中絕大部分非人形象都是人格化的，不過是外在形象與文化形式可能有大量的虛構，但人格化是其很難脫離的一個基本規則。比較人類在神話故事以及宗教故事中對於非人（神鬼）的構想，這些虛構也同樣是將「非人」進行人格化。

因此，在人格化的角色中，無論其外面如何怪異，小說的情節依然局限在一個人與人的關系網路中，非人的角色實質上乃是為了對照現實的人，非人社會實質上同樣是為了對照現實的人的社會，進而表達作者對於人的立場和態度。這一點在本質上與主流文學中的魔幻現實主義是相同的。比如艾薩克·阿西莫夫在《二百歲的壽星》中虛構了一個機器人，「他」本來可以「不朽」，但為了成為一個真正的、完整的人，他最終體驗了死亡。在這里，所謂機器人就是一種現實的人的映射，而深深打動讀者的，就是小說通過一個機器人的「生命歷程」所反映出的人的情感、情緒和生命的意義。從這一點，非人的形象同樣具有強烈的真實感，關於非人的虛構一樣具備藝術真實性。

在另一些科幻小說中，也會存在並沒有人格化的非人形象，比如洞察宇宙真理的智慧體等。在這類小說中，人的形象實質上被抽象化與概括化了。一般的小說中，人作為一個實際的存在，他必然需要具備獨特的個性和特定的意識，這在文學創作中稱為「典型」。但科幻小說卻能夠突破這種傳統，它可以沒有具體的人的形象，而是將哲學意義上關於的「人」的共性和本質抽里出來，在文本中進行哲學思考。比如在一篇科幻小說中，一個人死後在黑暗的空間中與另一個「聲音」進行對話，這對話其實就是一個哲學思辨的過程，對於一些形而上的問題進行不斷地拷問；在一篇名為《維序者》的科幻小說中，作者塑造了一個維持「時間秩序」的智慧體的形象，而實質上小說也是在進行關涉時間、存在與歷史的某種哲學思考。

這類小說的共同特徵是缺少情節，但它的特色是能夠抽離出一個抽象的人的概念，從而在文本中進行哲學層面上的思辨。這種創作形式在主流小說很少見，因為主流小說幾乎無法在缺少具體的人（也沒有人格化的形象）的基礎上去進行創作。但這應當具有藝術真實性。因為所謂文學，不是僅僅要從文本中體現對於現實生活的關照，具有感性上的相通與共鳴，同樣也可以直接超越感性的認識，直接從哲學的層面對高度概括後的現實世界進行理性思考，關注於抽象的形而上的概念（比如人存在的意義，宇宙是否完全可知，空間與時間的本質等）。如果薩特能夠在他的小說中進行存在主義的思考，就沒有理由認為科幻小說不能進行更為抽象的哲學拷問，也就應該認為，科幻小說中虛構的非人格化的非人形象，實質上是在小說中進行哲學思辨的一種媒介，是一種觀念的抽象表達，具有藝術上的真實性。

⑼ 談談你們對科幻小說的前景和作用的認識！

在我國第一個在北京大學開辦科幻學習班的吳岩曾經這樣說過：「科幻可以表達現代甚至後現代的主題，可以使用任何全新的文體。」而且，好的科幻小說絕對不是讓人消遣的小東西，他們反映的范圍之廣，之深是一些純文學遠遠不可能達到的。比如像我最喜歡的一部科幻小說《來波維茲的贊歌》，那種對人性和文明發展的思考讓人震撼，再比如我國最優秀的科幻小說作者劉慈欣的名作《流浪地球》中，那種人類在極端環境下的描寫，使宇宙的深邃和未知讓人心潮澎湃和扼腕嘆息。對人類的反思，對宇宙的思考，科幻文學在這方面比起純文學的起點高出許多。還有，凡爾納的對科學發展的極度樂觀到現在已經更加理性，在法國科幻文學被算作浪漫主義，而像號稱英國戰後最偉大的作家喬治奧維爾的代表作《1984》中那種對極權主義的控訴在歐洲產生了風暴一般的影響。可以說科幻文學在西方已經得到了承認，但在中國的發展並不樂觀，首先，大家對科幻的定義都分不清，如衛斯里的毫無科學理論根據的作品被稱作科幻，其實是玄幻，而《哈利伯特》是奇幻，卻被當成科幻。再者，認識的科幻小說家太少，人們了解的科幻小說家不是凡爾納，就是韋爾斯，要不就是好萊塢大片，殊不知科幻小說大家雲集，名作輩出，還看著100多年前的作品，在時間上，已經落後了。我們可一下這一段話，對中國科幻的憂思：
「一位網友說，但是，「中國的媒體只要有個小藝人的花邊，可能就有大量報道。」一位科幻迷說，在西方，科幻作家的地位是很高的，是媒體追逐的偶像，是財富的象徵，「美國一位科幻大師去世了，那是轟動世界的新聞。」
但中國科幻卻一直命運多桀。1904年，作為西方工業革命副產品的科幻首次被魯迅從國外引進，魯迅認為，這種文學樣式可以「導中國人群以力行」，是改變國民劣根性的一劑良葯。然而，此後，就在西方科幻進入黃金時代以後，中國科幻卻地位尷尬，頗受打擊。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科幻再次遭到批判，被認為是「偽科學」。如今，中國科幻走向復甦，但作為一個五千年來習慣於從歷史和經典中尋找答案的民族，還一時難以適應科幻那種對未來的神奇想像、對無盡可能性的灑脫描述以及對權威的顛覆。
在科技革命日新月異的時代，在西方，科幻已被認為是一種反映人類後現代焦慮的「先鋒文學」，但在中國，僅僅被當作是難登大雅之堂的「兒童文學」。「從中可以看出，中國科幻的復興，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如果樓主對科幻感興趣，請看
中國
劉慈欣http://xjecpc.vip.sina.com/kehuanwenxue.htm
http://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l/60-liu_cx/index-lcx.htm
王晉康
http://scifi.51flying.com/homepage/wangjinkang/index2.asp
何夕
http://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h/24-he_xi/
此三人為中國科幻小說的最高水平代表
外國
阿瑟克拉客
http://book.tiexue.net/novel8010/
http://www.ebook99.com/lx_khsk_klk.htm
阿西莫夫
http://www.yifan.net/yihe/novels/science/xsa/xsa.html
海因萊因
http://www.aikanshu.com/books/8003/

此三人為上個世紀中後期公認的外國科幻三巨頭

⑽ 寫出你對科幻小說這一體裁特點的認識 字數在六十字左右

科學幻想小說（英語：Science Fiction）簡稱科幻小說（英語：Sci-Fi），主要描寫想像的科學或技術對社會或個人的影響的虛構性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