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談科幻小說

㈠ 王富仁的代表性著作

1. 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2. 先驅者的形象(論文集)，浙江文藝出版社1987年3月版
3. 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9月初版，2000年12月再版
4. 文化與文藝，北嶽文藝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5. 靈魂的掙扎(論文集)，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6月版
6. 歷史的沉思（論文集），陝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版
7. 現代作家新論（論文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版
8. 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
9. 突破盲點：世紀末社會思潮與魯迅（王富仁、趙卓合著），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10. 中國文化的守夜人―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3月版11. 《雷雨》導讀，中華書局，2002年2月版
12. 中國的文藝復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3. 古老的回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
14. 中國現代文化指掌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2月版
15. 語文教學與文學，廣東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版
16. 王富仁自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版
17. 王富仁序跋集（上、中、下），汕頭大學出版社，2006年4月版
18. ?魯迅縱橫觀(譯著)，原著者(俄)B·謝曼諾夫，王富仁、吳三元合譯，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5月
19. 魯迅論集（韓文版），金賢貞譯，韓國釜山世宗出版社，1997年8月20. 蟬聲集（散文集），北嶽文藝出版社，1996年
21. 蟬聲與牛聲（散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22. 說說我自己（學術隨筆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
23. 囈語集，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4月 1. 中國現代歷史小說大系（編著、與韓國柳鳳九合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 中國現代小說短篇小說精選，西北大學1999年版
3. 中國現代美文鑒賞，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 聞一多名作欣賞，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
5. 中國現代小說卷，王富仁、孫曉婭選編，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年11月版
6. 中國現代散文卷，王富仁、梁鴻選編，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年11月版
7. 端木蕻良小說，浙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8. 魯迅小說選讀，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3月版
義務教育課程標准實驗教科書（任主編之一）
9. 語文（七年級上冊）， 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10. 語文讀本（七年級上冊），同上
11. 語文教師用書（七年級上冊），同上
12. 語文（八年級上冊），同上
13. 語文讀本（八年級上冊），同上
14. 語文讀本（八年級上冊），同上
15. 語文教師用書（八年級上冊），同上 16. 《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1986年獲北京市社會科學研究獎三等獎。
17. 《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1990年獲中國比較文學學會頒發的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一等獎。
18. 《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1998年獲北京師范大學首屆科學研究獎一等獎。
19. 《聞一多詩論》1996年獲中國聞一多研究學會頒發的聞一多研究三等獎。
20. 《悲劇意識與悲劇精神》2002年12月獲北京市第7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21. 《中國現代主義文學論》2002年10月獲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首屆王瑤學術獎優秀論文二等獎。
22. 《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2002年5月獲北京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
23. 《悲劇意識與悲劇精神》2002年9月入選《江蘇社會科學優秀論文精選》,並榮獲一等獎。
24. 《西方話語與中國現當代文化》2005年4月獲中共廣東省宣傳部優秀論文獎，2005年3月獲汕頭大學2004年度科研成果獎。 2003年受聘汕頭大學終身教授以來，提出了「新國學」的現代學術理念，引起了國際、國內的強烈反響。擔任汕頭大學新國學研究中心主任，負責編輯《新國學研究》輯刊，已經出版、發表的主要學術論文如下：
1. 新國學研究（1—4），汕頭大學新國學研究中心主編，已出版4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2006年版
2. 把汕頭大學建設成「新國學」的研究基地，《汕頭大學》（校報）2003年9月15日
3. 舜與中國文化，《雲夢學刊》2004年 第1期，王田葵、何紅斌著《〈舜文化傳統與現代精神〉序》，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5月版
4. 新國學論綱 ，《社會科學戰線》2005年第1－3期連載《新國學研究》第1期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5月版，人民大學復印資料《文化研究》2005年第11期轉載
5. 老子哲學的邏輯構成，《新國學研究》第2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6. 孔子社會學說的邏輯構成（上），《文史哲》2006年第2期，《新國學研究》第3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4月版
7. 孔子社會學說的邏輯構成（下） ，《文史哲》2006年第3期
8. 孟子國家學說的邏輯構成：從孔子到孟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6年第5－8期，《新國學研究》第4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年7 月
9. 關於「新國學」 ，《東亞文化與中文文學》（香港號），2006年2月版
10. 在語文教學中必須同時堅持三個主體性，《語文學習》2003年第1期
11. 中國現代詩歌的發展（上），《江蘇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
12. 中國現代詩歌的發展（下） ，《江蘇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
13. 中國人與猶太人，《東方文化》2003年第1期
14. 自然·社會·教育·人――魯迅回憶散文《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賞析，《語文學習》2003年第2期
15. 觸摸語言――徐志摩《沙揚娜拉――贈日本女郎》賞析，《語文學習》2003年第3期
16. 推薦馮至《山村的墓碣》，《語文建設》2003年第4期
17. 三十年代左翼文學·東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一），《文藝爭鳴》2003年第1期，人大復印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2003年第5期轉載
18. 三十年代左翼文學·東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二），《文藝爭鳴》2003年第2期，人大復印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2003年第5期 轉載
19. 三十年代左翼文學·東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三）， 《文藝爭鳴》2003年第3期
20. 三十年代左翼文學·東北作家群·端木蕻良（四）， 《文藝爭鳴》2003年第4期
21. 怎樣感受人？怎樣感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語文學習》2003年第5期
22. 文事滄桑話端木――端木蕻良小說論（一）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年第3期
23. 粱實秋《雅舍》賞析，《現代散文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3年6月版
24. 中國現代詩歌的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3年第4期摘編
25. 如何看待新詩的成就？ ，《新華文摘》2003年第8期論點摘編
26. 當代體驗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黃河》2003年第5期
27. 文事滄桑話端木――端木蕻良小說論（下），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年第4期
28. 「西方話語」與中國現當代文化， 《文學評論》 2004年第1期，《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2004年第2期轉載，收入《全球化語境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年10月
29. 文化的光芒與陰影—何希凡《在文化的光芒與陰影下》序， 《魯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期
30. 傳播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讀書》2004年第5期，人大復印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2004年第7期轉載
31. 由法布爾的《昆蟲記》引發的，收入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中心合編，《2002年魯迅研一些思考究年鑒》，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8
32. 論當代文化界的社會結構，收入陳學超主編《全球化語境下的中國文學》，香港教育學院2004年
33. 平民文化與中國文化特質， 《文藝爭鳴》2005年第1期
34. 最是魯迅應該讀――關於中學版魯迅作品教學的幾點思考，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小說選讀》，2005年3月
35.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與中國現代文學教育，《韓山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勵耘學刊》2005年第1輯
36. 魯迅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中學語文教學》2005年第1期作用
37. 我們為什麼需要兒童文學？， 《中國教育報》2003年5月26日
38. 學術斷想， 《東方論壇》2005年第2期
39. 戰爭記憶與戰爭文學， 《河北學刊》2005年第5期
40. 現實空間·想像空間·夢幻空間， 《汕頭大學學報》（社科版），2005年第6期
41. 為新詩辯護 ，《文學評論》，2006年第1期
42. 「小小說」與「大小說」 ，《小說評論》, 2006年第1期
43. 物質世界·精神世界·話語世界 ，《涪陵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
44. 我看中國的魯迅研究 ，《社會科學輯刊》，2006年第1輯，《新華文摘》2006年第7期全文轉載
45. 延安文學有重新加以研究的必要 ，《學術月刊》2006年第2期，《新華文摘》2006年第10期全文轉載
46. 今天研究左翼文學的意義：「中國左翼文學國際研討會」閉幕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2006年第2期
47. 國家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孟慶澍《無政府主義與五四新文化》代序， 《無政府主義與五四新文化》，河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6月版
48. 廈門時期的魯迅――穿越學院文化，《廈門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
49. 讀什麼？怎麼讀？，《名作欣賞》（初中版）2006年第8期
50. 莫用學生的主觀性取代教師的主體性，《中國教育報》2006年7月30日
51. 有關左翼文學研究的幾點思考，《東岳論叢》2006年第5期

㈡ 如何看待語文課本中的魯迅作品

中學魯迅作品教學是中學語文教學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20世紀20年代初，魯迅作品幾乎是作為第一批現代白話文學作品進入中學語文課本的。此後，幾乎所有各套中學語文課本都入選相當數量的魯迅作品。「文革」初期，魯迅作品曾一度被逐出中學語文課堂，後來也很快恢復了。可以說，古今中外所有的作家，沒有誰能夠像魯迅這樣在我國的中學語文教育領域如此受到語文教育工作者的關注。中學語文課本中，其他任何一位現當代和外國作家都可以缺席，惟獨魯迅不能缺席。於是，不同時代的中學語文教科書怎樣解讀魯迅作品，不同時代的中學語文教師怎樣教學魯迅作品，就成為一個很值得探究的問題。

一、民國以來中學語文課本魯迅作品選目

關於中學語文課本中的魯迅選目問題，可分以下五個階段來考察。

1．20世紀20年代初～1949年

魯迅作品一誕生就註定成為日後的經典。20世紀20年代初，魯迅開始新文學創作不過兩三年時間，但國內各書局和各省教育廳及一些著名的學校，就開始在他們自行編寫的國文或國語類課本中編入發表在各種刊物上的魯迅作品。目前所知最早收入魯迅作品的中學語文課本，是20年代初北京孔德學校編印的《初中國文選讀》，其中收錄了《風波》《故鄉》《鴨的喜劇》《社戲》等魯迅作品。1924年，葉紹鈞主編的新學制初級中學《國語》教科書，30年代傅東華主編的《復興初級中學國文教科書》，夏丏尊、葉紹鈞合編的《國文百八課》，40年代葉紹鈞、朱自清合編的《精讀指導舉隅》和《略讀指導舉隅》等，都選入了相當數量的魯迅作品。這一時期中學語文教科書選入魯迅作品，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顯示白話文學的實績，推廣白話文，二是傳播反封建專制的思想文化，培養時代新人。

這一時期入選中學語文課本的魯迅作品篇目如下：

散文：《秋夜》《雪》《風箏》《好的故事》《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藤野先生》；

小說：《孔乙己》《一件小事》《風波》《故鄉》《兔和貓》《鴨的喜劇》；

雜文：《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吶喊〉自序》《論雷峰塔的倒掉》《最先和最後》。

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共產黨解放區為培養自己的文化幹部，也開始編寫體現共產黨意識形態的中學語文課本。胡喬木主編的《中等國文》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套中學語文課本。據統計，解放區的中學語文課本選入了以下魯迅作品：

小說：《孔乙己》《一件小事》《阿Q正傳》（節選）《非攻》；

雜文：《林克多〈蘇聯見聞錄〉序》《我們不再受騙了》《不識字的作家》《大眾並不如讀書人所想像的愚蠢》《中國語文的新生》《〈且介亭雜文〉序言》《最先與最後》。

我們看到，解放區的中學語文課本中魯迅作品偏少，魯迅散文完全被排除在外，所選大多為充滿現實政治傾向性的雜文。值得注意的是，《阿Q正傳》第一次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顯示了編者的思想視角和藝術眼光。《非攻》作為魯迅小說集《故事新編》中的一篇，入選解放區課本也有它特定的時代意義。

2．1949～1966年

1949年全國解放後，一切納入新體制的軌道。語文成為負載新體制意識形態的重要工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出版的《初級中學語文課本》「編輯大意」說：

無論哪一門功課，都有完成政治思想教育的任務。這個任務，在語文科更顯得重要。要通過語文科來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不能單靠幾篇說理的論文。一種思想內容或一個政治道理，可以用一篇說理的論文來表達，也可以用一篇小說，一首詩歌，一個歷史故事，或者一個自然科學的故事來表達。……要這樣，才能夠完成通過語文教學來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才能夠使學生得到深切的感染，對學生發生切實的作用。

這段話，不僅鮮明地把開設語文課的第一任務嚴格定位於政治思想宣傳，而且暗示了選文的范圍和標准，當然也給魯迅作品的入選提供了理由。最重要的是，這段話明確了魯迅作品在新體制下入選的目的，即政治思想教育。

這一階段中學語文課本中的魯迅作品選目如下：

散文：《好的故事》《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記念 劉和珍君》《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為了忘卻的記念》；

小說：《狂人日記》《孔乙己》《葯》《一件小事》《故鄉》《阿Q正傳》《社戲》《鴨的喜劇》《祝福》《鑄劍》《理水》；

雜文：《〈吶喊〉自序》《燈下漫筆》《 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文學和出汗》《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我們不再受騙了》《「友邦驚詫」論》《答北斗雜志社問》《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人生識字胡塗始》；

詩歌：《自題小像》《自嘲》《為了忘卻的記念（詩）》。

以上共計31篇（首），數量比解放前的24篇相比，又有增加。說明這一時期的魯迅作品在新的政權體制下得到進一步認可，在中學語文教學中得到了加強。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魯迅雜文被大量選入中學語文課本，從政治目的看，表明新政權需要利用這些現實批判性很強的雜文，來清算被業已推翻的舊政權，並證明現行體制的合法性。如1955年初中文學課本《社戲》一課的教學參考中的說明文字：

講授這一課，教師應當指出，今天的學生在全面發展的教學教育下，生活內容豐富多彩，再用不著像作者當時那樣偷偷地去找尋樂趣，應該珍視這種幸福生活，好好地學習。

這一時期的文學闡釋，類似上面這樣的說法非常普遍，幾乎成了詮釋魯迅作品的常用格式。《我們不再受騙了》一文的教學參考是這樣寫的：

講授這一課，目的在使學生認識帝國主義欺騙人民和誣蔑社會主義國家的罪惡陰謀和反動本質，認識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從而加深學生對帝國主義的憎恨，對社會主義的熱愛。

以上我們看到的是一種非常直接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宣傳。

從上列篇目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中學魯迅作品選目，基本奠定了解放後直到現在這半個多世紀中學魯迅作品選目的基礎。即便是現在這樣一個思想不斷解放、文化漸趨多元的時代，中學語文課本中的魯迅作品選目也難以超出這一范圍。如這一時期新選入的《狂人日記》《葯》《阿Q正傳》《燈下漫筆》《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記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記念》等，都有相當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為後來各階段所編輯的中學語文課本所選用。

3．1966～1976年

「文革」期間，「左」傾思潮登峰造極。中學語文教學一味強調政治思想宣傳，語文課上成了政治課或者「政文課」。全國通用的語文課本被取消，專門從事教科書編寫和出版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遭解散，各地自行編寫五花八門的語文課本。據了解，「文革」開始的頭兩三年，魯迅作品因為不完全符合政治思想宣傳的目的而被逐出了中學語文課本。1969年開始，語文課所謂「文」的范圍稍有擴大，魯迅作品開始得到謹慎的恢復（僅限於政治針對性極強的雜文）；1970年，文學作品的解禁范圍進一步擴大；1972年以後，只要是魯迅的作品均不在被禁之列。概言之，「文革」中後期，在其他作家和作品均遭禁的時候，魯迅作品成了中學語文課堂上惟一的文學教材。

以「文革」期間北京市中學語文教材編寫組編寫、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中學試用教材語文》為例。該套教材的1966～1968年版無一篇魯迅作品；1969年版開始收錄魯迅的《答北斗雜志社問》和《「友邦驚詫」論》兩篇雜文；在之後的版本中，陸續出現了《論「打落水狗」》《文學和出汗》《自嘲》《無題》《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為了忘卻的記念》《一件小事》《孔乙己》《藤野先生》《葯》《祝福》等魯迅作品。

4．1977年～90年代初

這一階段中學語文課本中的魯迅作品，主要是對 「文革」前17年大部分選目的恢復。

以下是這一階段魯迅作品在中學語文課本中的選目情況：

散文：《風箏》《阿長與〈山海經〉》《記念劉和珍君》《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范愛農》《藤野先生》《魯迅自傳》《為了忘卻的記念》；

小說：《狂人日記》《孔乙己》《葯》《一件小事》《故鄉》《阿Q正傳》《社戲》《祝福》；

雜文：《〈吶喊〉自序》《論雷峰塔的倒掉》《燈下漫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文學和出汗》《「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友邦驚詫」論》《答北斗雜志社問》《拿來主義》《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人生識字糊塗始》《流產與斷種》。

對以上選目，需要說明幾點：一是《范愛農》《阿長與〈山海經〉》《拿來主義》《流產與斷種》《魯迅自傳》五篇屬中學語文課本第一次選入；二是2001年義務教育課程標准實驗教科書七年級上冊入選的《風箏》一文，曾在民國時期的中學語文課本中出現過，這是該文相隔半個多世紀後第二次入選；三是與實現政治聯系相對緊密的雜文，與以前相比有所減少。

5．20世紀中後期～現在

中學語文課本中最新魯迅作品選目如下：

散文：《雪》《風箏》《阿長與〈山海經〉》《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藤野先生》《記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記念》；

小說：《孔乙己》《葯》《故鄉》《阿Q正傳》《社戲》《祝福》；

雜文：《燈下漫筆》《拿來主義》《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從這些篇目可以看出，魯迅作品中文質兼美的小說、散文被大量保留，而雜文數量與上一階段相比已大大減少。

上世紀末，中學語文界掀起了一場中學語文教育大討論，魯迅研究界部分專家介入了這場討論。討論自然涉及中學魯迅作品的選目問題。主要意見有二：一是中學魯迅作品中有些選目不妥，特別是那些被認為是「罵人」的文章，如《「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文學和出汗》《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等均應退出中學語文課本；二是認為魯迅作品在中學語文課本中入選篇目太多，師生普遍持反感態度。對前一個問題，隨著魯迅研究的深入，爭論越來越少，共識越來越多，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和21世紀初的中學語文課本中，這類文章已經被撤換。對後一個問題，部分中學語文教師和魯迅研究專家之間存在較大分歧，最後，課本編者更多地聽取了魯迅研究專家的意見，維持中學語文課本中15篇左右的魯迅作品。

對於中學語文課本中不能減少魯迅作品的原因，北京師范大學王富仁教授作了很好的解釋。2002年，他就「如何看待語文課本中的魯迅作品」這一問題接受了《語文教學與研究》雜志社記者的采訪。針對有人質疑魯迅作品進入中學語文課本數量太多、對於中學生來說太難的問題，王富仁教授認為，長期以來，大家之所以認為魯迅作品難懂，最重要的原因是把魯迅作品當作某種觀念的工具，將學生接受魯迅等同於接受某種附加於其上的觀念。魯迅作品恰恰是好懂的，「因為魯迅的作品裡，充滿著人性的語言，是與人的最內在的感受結合在一起的，這樣的內在感受與兒童感受事物的方式，與普通人感受事物的方式最接近」，「在現代文學中，像魯迅這樣以人性、童心去感受世界的作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這正是對人的基本要求，要從直感出發，而不是從觀念出發」。為此，王富仁教授得出結論：我們的中學語文課本不能減少魯迅作品。王富仁教授的這番談話，打破了人們對中學魯迅作品的一些慣常的思考方式，可以幫助我們提高對中學魯迅作品選目的認識。

魯迅作品選目問題的討論同時涉及選目標准問題。正如有些專家所說，中學魯迅作品選篇是一個重大的學術問題，可以作為專題來研究，需要魯迅研究界與中學語文界通力合作。就中學魯迅作品選目標准問題，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先生提出了兩點意見，值得我們認真考慮：「一是要能體現魯迅思想、文學的精髓，一是要具有可接受性，注意中學生的年齡特性。在整個教材體系中，要有一個接受梯度。比如說初中階段可多選一些魯迅關於生命、關於愛和美的感悟、描寫與思考，相對明朗的文字；高中階段則可選一些更能體現魯迅最基本的思想，更為嚴峻，理解有一定難度的文字。」（《關於魯迅作品教學的幾點思考》，載《語文教育門外談》，廣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據掌握的資料顯示，港台中學語文課本中選編的魯迅作品很少，它們包括《孔乙己》《一件小事》《阿Q正傳》《風箏》《傷逝》《非攻》等。台灣中學課本則幾乎不選魯迅作品，在最近出版的國文教科書中，只有《風箏》入選。

通過以上各階段中學魯迅作品選目情況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魯迅先生數量繁多的作品中，其中的一部分作品穿越了歷史的迷霧，經過了不同時代的考驗，為不同的教科書編者所認可，它們在各個時期都被編入了中學語文課本，作為中學生的必讀課文。這些作品主要是指魯迅的小說和散文，如《狂人日記》《孔乙己》《葯》《一件小事》《風波》《阿Q正傳》《社戲》《祝福》《秋夜》《風箏》《燈下漫筆》《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等。無論什麼時候的教科書編寫，我們都應重視這些白話文學經典，它們將與文言經典一樣，是我們中華文學寶庫中燦爛的瑰寶。

㈢ 對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浪漫主義的看法急需！！！至少一千字！！謝謝！！！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一個令人深思而又為研究者長期迴避不談的理論之謎，這就是現代浪漫主義文學的過早夭折。新時期以來，由於文學的主體性與人的精神主體性逐漸得到強調與走向深層的認識，這個文學史之謎也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很突出的問題擺在研究者的面前，需要闡釋與破解。羅成琰《論五四新文學浪漫主義的興衰》、王富仁、羅綱《前期創造社與西方浪漫主義美學》等論文的發表，率先在現代浪漫主義文學領域中進行了理論探討。首先，它們翔實考訂了現代文學史尤其是五四文學運動中的確出現過浪漫主義文學，它們有自己的理論主張、美學體系以及獨特的創作風格、題材興趣，因而浪漫主義在中國現代不僅是作為一種具體的創作方法，而且是（甚至可以說主要是）作為一種具有廣泛意義的文學思潮而存在，並對社會產生影響。其次，他們充分估價了浪漫主義文學思潮的興起，對中國新文學的發展所起到的積極作用。第三，他們也注意到了浪漫主義思潮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的不正常現象，對這一歷史現象的成因作了說明。由於這些研究者的努力，現代文學學科領域中關於浪漫主義文學的認識，較之建國以前與建國以後的幾十年中，確實有了相當大的提高。浪漫主義文學思潮以及主要作家作品堂堂正正地回到了文學史研究的視野中；浪漫主義文學過早夭折也理所當然地成為人們可以暢所欲言、公開討論的一個尖銳的理論問題。
確實，浪漫主義思潮早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就已在中國濫觴。林紓翻譯西洋小說以司各特為其重點。梁啟超編譯的西洋政治小說充滿了傳奇與烏托邦色彩。曼殊大師崇奉雪萊拜倫，不僅翻譯過他們的代表作，而且所創作的小說以其超塵脫俗的高妙理想，凄艷婉麗的情感纏結，開了現代浪漫抒情小說的先河，以至有人認為曼殊「以老的形式始創中國近世羅漫主義文藝」，「跳了一個大的間隔，接上創造社羅漫主義運動。」①五四新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大師魯迅在留學日本的青年時代，所推崇的全是浪漫主義作家，不僅大力鼓吹拜倫、雪萊等「立意在反抗，旨歸在動作」的惡魔詩人，他所譯述的《斯巴達之魂》取材異國，意想淋漓，情思激昂，洋溢著充沛的浪漫情調。本世紀初文學浪漫思潮的濫觴，無疑與舊民主主義革命呼喚勇毅精神、沉宏人格與激烈飛揚的愛國情緒這一時代要求有關。
五四文學革命運動開始，與整個文化思想啟蒙運動的基本精神相似，科學意識與理性主義在文學思潮中處於主流地位。五四時期「問題小說」的隆盛便是科學意識與理性主義介入新文學創作的結果。它一方面加強了文學與現實社會的聯系，一方面也疏遠甚至抑制著文學與個人精神世界的融通，個性解放這一新文化運動的基本主題在新文學中得不到具有強大沖擊力與突破性的展現，於是就有了創造社的「異軍突起」。這一批主要是以留日學生為主體的文學青年，崇尚天才，謳歌創造，鼓吹靈感，禮贊自然，拒絕平庸，蔑視一切陳規陋習，也蔑視整個社會對他們的壓抑。他們在藝術創作上一切聽從自然心靈的聲音，一切聽任精神擴張的需求，情感的放縱，想像的飛騁，意識的奔突，以及個體心靈毫無遮攔、毫不羞怯的自白，成為他們創作的本質特徵。而且他們一進入新文壇便弘揚起「表現說」的大旗，與文學研究會的「忠實反映說」相抗衡，造成一種雄視千古的理論氣勢。在創造社周圍的文學團體如彌灑社、沉鍾社等亦深受其影響，一時間使二十年代初期的新文學陣營顯得熱鬧空前，異彩紛呈。創造社的崛起是富有挑戰意味的。它一方面往上承接了本世紀初由梁啟超、蘇曼殊、魯迅等掀起的浪漫主義思潮的濫觴，一方面對以胡適等為代表的新文學初期的實用理性主義的瑣屑直露作風進行了強有力的反撥。在胡適以及文學研究會諸作家那裡，人的主體性的弘揚大抵是停留在知性層面，以現代科學的方法與建築在自然科學的基礎上的現代理性主義去分析、解釋世界，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但這些價值體系是在人的認識能力可及之內的，而對人的經驗范疇之外、人的認識能力尚不能達到的事物則迴避不顧。創造社在美學原則上把感性強調到十分突出的地位，從而使新文學中人的主體性由跛足的發展完善為全面與整體的發展，五四新文學人的解放的主題也就在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思潮的互補中得到由外及內、由淺入深的充實與豐富。很可惜的是，這股浪漫文學思潮僅僅持續了不上十年的時間，二十年代末期以後，整整二十年的現代文學史上，浪漫主義文學思潮除了在個別作家那裡（如徐yú＠①和無名氏）留有某些遺風余緒外，作為一種與現實主義頡頑的思潮已不復存在。代替浪漫主義名詞的只是關於想像、傳奇與誇張等等具體的創作方式與技巧罷了。
為什麼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在中國新文學史上象沖天的爆竹，亮出一個美麗燦爛的煙花之後，便再也不見蹤跡？浪漫主義文學的一蹶不振對中國新文學的發展究竟是值得慶幸的好事，還是必須引以為鑒的教訓？
在這些問題的研究上，我們也注意到了新時期十年來一些研究者觀點以及研究方式所發生的變化。其中具有傾向性意義的，第一是在浪漫主義文學消逝原因尋覓方面由外在和表層向內在與深層的轉變。在八十年代初期，有的論者在分析五四新文學浪漫主義思潮的衰落原因時，首先著眼於社會根源的探討，認為其興在於五四時期中國民族資本獲得較大發展，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十月革命展現出新世紀的曙光，這個新舊交替的時代本身就充滿理想與高昂的情緒，具有浪漫性質；而其衰頹則是「五四運動過去了，人們所面對的現實仍是黑暗和嚴峻。這時，美妙的理想、憧憬已成為海市蜃樓，……人們終於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和相互關系，不得不開始更清醒地觀察現實，剖析現實，批判現實…」②即使談到文學思潮自身的原因，其著眼點還是在於指出五四中國新文學的浪漫主義思潮所承繼的歐洲近代浪漫主義本身是資產階級走向衰落腐朽時期的精神產物，對以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需要並不十分切合。八十年代後期，研究者開始轉向浪漫主義思潮的倡揚者與弄潮兒們自身的文化心理結構與思維方式等內在與深層因素的探討，有的論者在分析浪漫主義思潮中一個最重要的主題即個性解放為什麼會逐漸淡化時，就尖銳而獨到地指出了中國傳統的群體意識對作者思維方式的制約，以及家族社會中成長的中國作家害怕孤獨、逃避自由的心理機制。第二在明確浪漫主義文學的藝術功能時觀察視角由純粹的政治功利視角擴展到了藝術與文化發展自律性的本體視角。在新時期初始，論者大都從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政治革命的密切關系出發，指出在二十年代末期，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已進入實際的政治與軍事斗爭階段，集體主義是革命斗爭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實事求是是革命斗爭取勝的思維與認知方式方面的保證，所以，五四時期浪漫主義文學鼓吹個性主義，弘揚理想與擴張想像，在反封建道德與美學原則方面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沿著這種思絡推衍過去，浪漫主義文學的消逝就不僅具有了合理性，而且似乎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而近來一些學者則從整個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的自身建構以及藝術在滿足人們的精神生活方面的本體功能著眼，指出浪漫主義文學的早夭對新文學的發展實在是一大損失。這些研究成果的出現，反映了近年來人們對現代浪漫主義文學認識水平的提高，也反映出學術研究在突破一些理論束縛上所做的努力，對我們檢討現代文學史著中關於浪漫主義文學思潮的有關論述有著很好的啟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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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研究的深入不能說對現代文學史編著完全沒有影響。在建國初期出現的幾部文學史專著中，提到浪漫主義文學時，似乎都有點輕描淡寫，除了郭沫若的詩歌創作之外，象郁達夫、田漢、馮至、馮沅君、廬隱以及沉鍾、淺草、後期創造社諸君與浪漫派淵源甚深的創作，不是被忽略不記，便是被當作現實主義的作品來分析它們對社會之批判，對人生問題之探索。甚至對郭沫若的創作風格也有持異議者，如丁易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略》中認為：「過去都認為郭沫若是一個浪漫主義作家，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郭沫若作品中是有著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但他生長在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他的浪漫主義就和西歐資本主義文藝中的那種消極的浪漫主義有所不同，他的作品充滿了狂熱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精神，這是一般的浪漫主義所沒有的。這種精神是根源於中國現實社會的，是從現實出發並反映了現實的，因而他的作品雖然有著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但基本精神還是現實主義的。」經過這樣一番描述，郭沫若便成了一位具有浪漫色彩的現實主義作家了。在新時期的大多數文學史著中，象這樣用現實主義去大量侵吞浪漫主義文學版圖的現象基本上得到糾正，浪漫主義作家被比較恰當地歸屬於浪漫主義流派中去。人們在闡述五四時期浪漫主義的影響與成就時，也不再象過去那樣小心翼翼，在總結浪漫主義文學的貢獻時，也不再只是局限於一部《女神》，小說、戲劇等文體創作中的浪漫主義思潮也開始為人所注意。尤其是有些文學史家的視野相當開闊，突破了過去文學史對五四浪漫主義文學研究的就事論事的做法，不僅把這一浪漫主義思潮置放到整個世界的近代文學思潮中加以考察，而且力圖對中國現代浪漫主義文學思潮的基本性質、歷史地位等問題作出理論上的界定。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對以創造社為主體的現代浪漫派小說的興衰流變作了詳盡的分析，並以「新浪漫主義」這一概念來概括創造社的小說創作，標志著學術界對浪漫主義思潮認識的深入。
認識的趨向深入無疑是令人欣慰的，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意識到，現代文學史著對浪漫主義文學的描述有一些多年來形成的思維定勢迄今仍然或明顯或潛在地支配和影響著著述者，甚至也包括不少在文學史編著之外的專門性的學術研究活動。這些思維定勢有的源遠流長，早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壇大反浪漫主義時就已經產生，有的形成於建國初期某些著名文學史家對浪漫主義文學所作出的解釋。幾十年來，在這些思維定勢的導引下，雖然浪漫主義的版圖可能有所擴大，浪漫文學的歷史地位可能有所提高，浪漫主義思潮的美學原則可以部分地恢復名譽，浪漫主義作品的具體分析可能更為深入細致，但所有這些研究成果最終都是歸結到一個當然的文學史結論上去，即現代文學的主流是現實主義。這個結論毋庸置疑是正確的，符合三十年中國新文學發展的實際情況。但是，浪漫主義作為一種人類藝術史上唯一能與現實主義並肩比立的思潮，它除了變格為一種創作方法經現實主義輸入新鮮血液之外，是否還會有自己獨立的人類精神史價值？浪漫主義的興衰更替，除了為現實主義的勝利作出注腳之外，它是否還會有自己獨特地發展規律和不可替代的歷史意義？在已經形成的文學史思維定勢面前，這些問題是不可能被回答的。所以，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在文學史上的面貌的真正改觀，僅有一些具體問題的深入還遠遠不夠，還必須進一步檢討和重新估定那些思維定勢的作用。在此我們列舉三條，以供思考。
一是黑格爾式的正反合三階段論。這種立論在蔡儀的《新文學史講話》中表現得最為典型。蔡儀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創作方法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在新文學運動之初主要是現實主義，因為資產階級是微弱而軟弱的，對於前途沒有光輝理想與堅強信心，不可能發生浪漫主義運動；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覺醒之初，由於他們日趨零落的社會生活，對現實認識得比較清楚與深刻；而參加運動的無產階級本身具有實事求是精神，因而新文學運動開始就先走向了現實主義道路。但這時的現實主義由於過於注重客觀與忠實的觀察，在本質上屬於舊寫實主義。五四時代以後，新文學陣營的分化，使其只剩下了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看不到無產階級革命力量的發展，普遍感到苦悶，一部分偏重深沉理智的作家仍堅持用寫實主義考察這苦悶的蹤跡，另一部分偏重熱情與感性的作家則要求突破這苦悶的陷井，於是出現了浪漫主義。它的出現以其熱情大膽和主觀渲泄構成對前期寫實主義的客觀性質的反動，同時，又以其沖決黑暗、抗議社會、批判人生、謳歌理想的革命精神與寫實主義形成互補。到了二十年代，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興起，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誕生，這一方法繼承了五四新文學現實主義的為人生的態度，揚棄了它的純客觀的觀察態度與灰色的描寫格調；繼承了浪漫主義表現理想、憧憬未來的革命精神，又揚棄了它的空泛虛幻。現實主義為正題，浪漫主義為反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合題，是對這二者的更高意義上的揚棄與綜合，整個新文學創作方法就是走的「革命的浪漫主義和客觀的現實主義的逐漸改正而走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道路」。蔡儀以治美學著名，從其思維方式與推論邏輯中無疑可見黑格爾辯證法的幽靈。不過，黑格爾的合題是在雙重揚棄之後產生的新的事物，它既不同於正題，也不同於反題。而在蔡儀的合題中，雖然也是雙重揚棄，但實質上是正題在自我揚棄的過程中吞並了反題。這是因為黑格爾的推動正反合這個歷史過程的終極理念是一個未知物，也就是上帝的看不見的手，而蔡儀的正反合思維過程的預設前提卻是很明確的，即就是文學的現實主義正宗論。這一思維定勢有其辯證之處，它確立現實主義的正宗地位，卻並不完全否定或排斥浪漫主義的歷史作用，因而其影響力也就尤其深遠與潛在。
二是緣木求魚似的向浪漫派文學尋求現實主義因素。象丁易那樣乾脆把創造社的浪漫主義說成是有浪漫色彩的現實主義當然只是個別的極端例子，但是，煞費苦心地為那些後來成為革命作家或進步作家的浪漫派們辯白則是十分普遍的，幾乎迄今尚沒有哪一部文學史著能夠真正擺脫這一思維定勢。這一定勢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當文學史家在述介浪漫派的文學主張時，只要主張倡導者後來氣節很好，品行俱佳，那麼，文學史家們便會急急忙忙地聲稱，在他們的浪漫派主張中包含著現實主義的因素，它們的基本精神是與現實主義相通的，如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談到關於創造社的歷史地位要弄清的三個問題，其中有兩個即是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並非水火不容，創造社既主張藝術本身無所謂目的，但同時又強調文學的時代使命等等。另一方面，在分析浪漫派作家作品時，文學史家往往把主要視線放到從作品中去挖掘作品內容與現實社會的關系，如林志浩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首先就明確肯定，「創造社的作品也大都是植根於現實人生的，無論是郭沫若的詩，郁達夫的小說，都顯示出他們對於時代與社會的熱烈關切，對於舊社會的不同的程度的憤怒和反抗」。為了具體說明這一點，編著者在論述郁達夫的創作時只選擇了《沉淪》、《春風沉醉的晚上》與《薄奠》三篇作品。而談《沉淪》重點在指出作品中的反帝愛國熱情，對主人公那冰涼徹骨的孤獨言之甚約。談《春風沉醉的晚上》重點在揭示作者對階級對立的認識與對勞動者的同情，而對作者的「情慾凈化」主題避而不談。浪漫主義並非虛無主義，也不是遁世主義。浪漫主義作家的主觀感情，個人理想，乃至他們的烏托邦似的夢幻，都是與現實社會有著或緊密或鬆散，或切近或疏遠的關系，無論是哪一種浪漫主義，研究者如果執意要從中尋求對社會現實的折射或反映，都不會空手而歸的。因而文學史家對於浪漫主義的研究其側重點不是浪漫主義者眼中的現實本身，而是浪漫主義者用何種獨特的方式去表現或折射現實（包括物質的現實性與精神的現實性）。文學史家舍棄後者而執著前者，無異於緣木求魚，難得切中肯綮。這種思維定勢的形成其心理症結還是現實主義正宗論，似乎只要證明了浪漫主義者也關注現實，表現現實，這個浪漫主義也就是進步的革命的了。

㈣ 魯迅一生的作品有哪些

魯迅(1881.9.25—1936.10.19) 生平簡介 主要作品
​ 原名周樟濤，後改名周樹人。少年時代在家塾學習詩書經傳，喜歡野史雜錄和民間繪畫藝術。1898年就讀於洋務派創辦的南京江南水師學堂，數月後重考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路礦學堂，開始接觸新學。1981年入人民文學出版社版《魯迅全集》中所收最早的短文《戛劍生雜記》寫於這一年。
1902年到日本留學。4月入弘文學院，1904年4月結業，6月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 這一時期開始參加各種民族民主革命活動，廣泛涉獵西方近代科學文藝書刊。最早的一篇譯述文章《斯巴達之魂》前半部分發表於1903年月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第5期〈後半部分載於第9期〉；同年在東京出了第一本翻譯科幻小說《月界旅行》。
1906棄醫學文，希望以文藝改造國民精神。籌辦文藝雜志《新生》，未果，轉而在《河南》雜志發表《人之歷史》、《摩羅詩力說》、《文化偏重論》等重要論文。與周作人合譯《域外小說集》第一集199年出版。
1909年夏回國，先後在杭州浙江兩級師范和紹興府中學堂任教。辛亥革命後任紹興師范學校校長。1911年寫了第一篇用文言寫的小說《懷舊》，思想特色和藝術風格，都於後來小說相同，捷克學者普實克認為它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先聲」。
1912年2月應蔡元培之邀，赴南京教育部任職，後隨教育不遷往北京，任部員和社會教育司第二科科員。後任僉事和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公餘校錄古籍，研究佛學和金石拓本。1918年5月開始以「魯迅」為筆名在《新青年》發表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抨擊封建禮教的「吃人」罪惡。此後3年間陸續在《新青年》發表小說、新詩、雜文譯文50餘篇，並參與《新青年》編務。1920年8月被聘為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文科講師。1921年12月至次年初，最重要的代表作《阿Q正傳》在《晨報副刊》連載。1923年，第一本短篇小說《吶喊》出版。1926年第二本短篇小說《彷徨》出版。這些作品是我國新文學史上最著名的力作，對後來的創作有深遠的影響。
除了小說，又開始寫了很多具有獨特風格的雜文，以多篇《隨感錄》為代表，1918年起在《新青年》上發表。最初的雜文集《熱風》出版於1925年。此後機會每年都有雜感集問世。這些雜文富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解剖社會和人性深刻遒勁，文風犀利活潑，有極強的戰鬥力和感染力，成為我國文學史上特有的樣式。
20年代中期，參與創辦《莽原》周刊、《語絲》周刊和文學社團未名社，終其一生培養文學青年付出了巨大精力。
1927年初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4月因看穿了國民黨反革命的真面目憤而辭職。1927年8月到廈門大學任教授。同年10月抵上海，從此定居上海，專事寫作。1928年與郁達夫創辦《奔流》雜志，並開始研究馬列主義文藝理論。193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他是發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領導人，曾先後主編《萌芽》，《前哨》、《十字街頭》、《譯文》等重要文學期刊。在國民黨政府的文化為剿中與「民族主義」等派別開展論戰，也批評了內部的「做」傾思潮，有力的推動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
1936年因積勞和肺病在上海逝世，終年55歲。他留下約一千萬字的文化遺產，許多著作譯成多種文字，充實了世界文學寶庫。他把一生獻給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安葬時，上海民眾代表敬獻一面白地黑字的旗幟覆於棺上，上面寫著「民族魂。」

[著作書目]
吶喊（短篇小說集）1923，新潮社
中國小說史略（上下卷）1923—1924，新潮社；修訂本，1931，北新
熱風（雜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說集）1926，北新
華蓋集（雜文集）1926，北新
華蓋集續編（雜文集）1927，北新
墳（論文、雜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詩集）1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散文集）1928，北新
三閑集1932，北新
二心集（雜文集）1932，合眾書店
魯迅自選集 1933，天馬
兩地書（書信集）與景宋合著，1933，青光書局
偽自由書（雜文集）1933，青光書局
魯迅雜感選集 瞿秋白編選，1933，青光書局
南腔北調集（雜文集）1934，同文書局
拾零集（編《二心集》時被審查機關刪存之雜文）1934，合眾書店
准風月談（雜文集）1934，興中書局
集外集 楊霽雲編，魯迅校頂訂，1935，群眾圖書公司
門外文談（論文1935，天馬
故事新編（小說集）1936，文生
花邊文學（雜文集1936，聯華書局
且介亭雜文（雜文集1936，三閑書屋
夜記（雜文集）後編入《且介亭來文末編》1937，文生
且介亭雜文二集（雜文集）1937，三閑書屋
且介亭雜文未編（雜文集）1937，三閑書屋
魯迅書簡（影印本）許廣平編定，1937，三閑書屋
魯迅選集（1—20卷，收著作，譯文和輯錄的古籍）1938，魯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遺（綜合集）1938，魯迅全集出版社
漢文學史綱要（文學史）1941，魯迅全集出版社
魯迅全集補遺 唐弢編，1946，上海出版公司
魯迅書簡 許廣平編，1946，魯迅全集出版社
魯迅日記（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鉛印本，1959，人文
魯迅選集 1952，開明
魯迅小說集1952，人文
魯迅全集補遺續編 唐弢編，1952，上海出版公司
魯迅書簡補遺 吳元坎編，1952，上海出版公司
魯迅全集（1—10卷）1956—1958，人文
魯迅選集（1—2卷）1956—1958，中青
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文學史）1958，三聯
魯迅黑跡（1—2冊）1958——1959，文物
魯迅選集（上下冊）1959，人文
魯迅詩歌注 周振甫注，1962，浙江人民
魯迅書簡（致日本友人增田社）1972，人民日報社
魯迅詩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魯迅書信集（上下卷，收《兩地書》以外書信1381封）1976，人文
魯迅迭文集 1976，解放軍報社
魯迅書簡（致曹靖華）1976，上海人民
魯迅手稿全集（書信8冊，日記6冊）1978—1980，文物
魯迅手稿全集十卷集注釋索引 1980，四川人民
魯迅致許廣平書簡 1980，河北人民
魯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中國礦產志 與顧琅合編，1906，上海普及書局
石喻經 僧伽斯那著，魯迅輯錄，191，金陵刻經處
會嵇郡故書雜集 1915，會嵇周氏版
小說舊聞鈔 編，1926，北京北新；重訂本，1935，上海聯華書局
唐宋傳奇集（上下冊）編，1927—1928，北新
近代木刻選集（1—2冊）編選，1929，朝花社
一？谷虹兒畫選 編選，1929朝花社
畢亞茲萊畫選 編選，1929，朝花社
新俄畫選 編選，1930，光華
梅斐爾的木刻士敏土之圖 編，1931，三閑書屋
高爾基文集 編，1932，光華
肖伯納在上海 編，1933，上海野草書屋
北平箋譜 與鄭振合譯，1933，北平版畫叢刊會
木刻紀程 編選，1934，上海鐵木藝術社
引玉集（蘇聯版畫集）編選，1934，三閑書屋
十竹齋箋譜 與鄭振鐸合編，1934，北平版畫叢刊會
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 編選，1935，良友
凱綏?珂勤惠支版畫選集 編選，1936，文生
海上述林（瞿秋白譯文集）編，1936，上海諸夏杯霜社
古小說鉤沉 輯錄，1939，魯迅全集出版社
嵇康集 編校，1956，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

[翻譯書目]
月界旅行（科幻小說）法國儒勒?凡爾納著，1903，日本東京進化社
地底旅行（科幻小說）法國儒勒?凡爾納著，南京啟新書局
域外小說集（上下冊）與周作人合譯，1909（自刊）
愛羅先珂童話集 俄國愛羅先珂住，與胡愈之等合譯，1922，商務
工人綏惠略夫（中篇小說）俄國阿爾志跋綏夫著，1922，商務
現代小說譯叢，蘇聯安特萊夫等著，與周作人合譯，1922，商務
一個年輕的夢（劇本）日本武者小路實篤著，1922，商務
現代日本小說集 日本森歐外等著，與周作人合譯，1923，商務
桃色的雲（童話劇）俄國愛羅先珂著，1923，新朝社
苦悶的象徵（論文）日本廚川白村著，1924，未名社
出了象牙之塔（論文）日本廚川白村著
小約翰（童話荷蘭望?藹覃著，1928，未名社
思想?山水?人物（隨筆）日本鶴見輔著，1928，上海北新
壁下譯叢（論文）俄國開培爾等著，1929，上海北新
近代美術史潮論（論文）日本板坦鷹穗著，1929，上海北新
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論文）日本片上伸著，1929，大江書鋪
藝術論 蘇聯盧那察爾斯基著，1929，大江書鋪
文藝與批評 蘇聯盧那察爾司基著，1929，水沫書店
文藝政策（蘇聯文件匯編）日本藏原惟人等輯譯，1930，水沫書店
藝術論 蘇聯普列漢諾夫著，1930，光華
毀滅（長篇小說）蘇聯法捷耶夫著，1931，大江書鋪
豎琴（短篇小說集）蘇聯扎彌亞丁等著，與柔石等合譯，1933，良友
十月（長篇小說）蘇聯雅柯夫列夫著，1933，神州
一天的工作（短篇小說集）蘇聯綏拉菲摩維支等著，1933，良友
表（中篇小說）蘇聯班台萊耶夫著，1935，生活
俄羅斯的童話 蘇聯高爾基著，1935，文生
死靈魂（第1部，長篇小說）俄國果戈里著，1935，文生
壞孩子和別的奇聞（短篇小說集）俄國契訶夫著，1936，聯華書局
蘇聯作家二十人集（《豎琴》與《一天的工作》二書合集）1936，良友
鼻子（短篇小說俄國果戈里著，1942，桂林文化合作事物所
惡魔（短篇小說）蘇聯高耳基著，1942，桂林文代會作事務所
魯迅譯文集（1—10卷）1958，人文

[研究資料書目]
關於魯迅及其著作（許壽裳編）1926，開明
魯迅在廣東（鍾敬文編）1927，北新
魯迅論（李何林編）1930，北新
魯迅批判（李長之）1936，北新
魯迅紀念集（1—5輯，魯迅紀念匯編）1936，北新
魯迅研究（夏征農編）1937，生活
魯迅先生紀念集（魯迅紀念委員會編）1937，文生
漫畫阿Q正傳（豐子愷）1937，開明
魯迅新論（王明等）1938，新文出版社
思想家的魯迅（魯座）1938，上海譯報圖書部
魯迅的創作方法及其他（景宋、巴人等）1959，重慶讀書出版社
回憶錄迅及其他（郁達夫等）宇宙風社
回憶魯迅先生（蕭紅）1940，重慶婦女生活社；1949，三聯
論魯迅（茅盾、適宜編）1940，重慶生活
魯迅論及其他（馮雪峰）1940，充實社
論魯迅雜文（巴人）1940，上海遠東書店
阿Q—魯迅名著評論集（路沙編）1940，重慶新生圖書公司
論《阿Q正傳》（路沙編）1941，桂林草原書店；重版改名為《論阿Q》1949，耕耘出版社
論魯迅的思想（平心）1941，長風書店
魯迅研究叢刊（1、2輯，蕭軍編）1941，延安魯迅文藝出版社
中國人和中國人的鏡子（何干之）1942，桂林民范出版社
魯迅的書（歐陽凡海）1942，桂林文獻出版社
中國作家與魯迅（茅盾、景宋等）192，廣西學習出版社
魯迅正傳（鄭學稼）1942，重慶勝利出版社
民元前的魯迅先生（王冶秋）1943，重慶娥眉出版社；書名改為《辛亥革命前的魯迅先生》，1956，上海新文藝
魯迅傳（日本小田岳夫，單外文譯本）1943，長春藝文書房；任鶴鯉譯本，1945，上海星洲出版社；范泉譯本，1946，上海開明
魯迅先生二三事（孫伏園）1944，重慶書屋；1980，湖南人民
魯迅手冊（鄧珂雲編）196，上海群眾雜志社
魯迅回憶（荊有麟）1947，上雜
魯迅的思想與生活（許壽裳）1947，台北台灣文化協進會
亡友魯迅印象記（許壽裳）1947，上海娥眉出版社；1953，人文
人民文豪魯迅（平心）1947，上海心生閣；1956，新文藝
魯迅傳（王士箐）1948，上海新知書店
魯迅事跡考（林辰）1948，開明；1955，新文藝
魯迅的道路（胡繩）1948，香港生活書店
魯迅的散論（雪葦）1948，大連光華店；1951，華東人民
魯迅思想研究（何干之）1949，哈爾濱東北店
魯迅全集校讀記（孫用）1950，作家書屋
魯迅作品及其他（胡今虛）1950，泥土社
欣慰的紀念（許廣平）1951，人文
魯迅小說講話（許傑）1951，泥土社
魯迅（王士箐）1951，三聯
魯迅—偉大的思想家與偉大的革命家（徐懋庸）1951，中南人民
魯迅與中國文學（王瑤）1952，平民
我所認識的魯迅（許壽裳）1952，人文
會議魯迅（馮雪峰）1952，人文
魯迅的故家（周壽壽）1953，上海出版公司
論魯迅（國外作家評論魯迅）1953，泥土社
魯迅思想的邏輯發展（華崗）1953，新文藝
魯迅作品的分析（1—3卷，朱彤）1953—1954，上海東方書店
向魯迅學習（唐弢）1953，平民
魯迅小說助讀（許欽文）1953，北新
魯迅生平思想及其代表作研究（徐中玉）195，上海自由出版社
魯迅小說里的人物（周遐壽）1954，上海出版公司
關於魯迅的生活（許廣平）1954，人文
魯迅《野草》探索（衛俊秀）1954，泥土社
《野草》探索（馮雪峰）1956，新文藝
魯迅小說論集（李桑牧）1956，長江
跟青年談魯迅（馮文炳）1956，中青
《吶喊》分析（許欽文）1956，中青
魯迅作品論集（陳涌等）1956，中青
憶魯迅（茅盾等）1956，人文
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大會，1956，大會編輯出版
回憶魯迅先生（李霽野）1956，新文藝
魯迅先生的幼年時代（許欽文）1956，浙江人民
魯迅傳略（朱正）1956，作家
魯迅雜文的藝術特徵（唐弢）1957，新文藝
魯迅的青年時代（周豈明）1957，中青
魯迅在北京住過的地方（孫世愷）1957，北京
魯迅研究（劉涉溪等）1957，作家
關於魯迅的小說、雜文及其他（徐中玉）1957，新文藝
論阿Q和他的悲劇（王西彥）1957，新文藝
魯迅作品研究（吳奔星等）1957，江蘇人民
魯迅的文藝思想（以群）1957，新文藝
《故事新編》的思想意義和藝術風格（《文藝月報》編）1957，新文藝
魯迅在文學戰線上（唐弢）1957，中青
魯迅講學在西安（單演義）1957，長江
魯迅研究概述（邵伯周）1957，湖北人民
魯迅的小說（巴人）1957，新文藝
魯迅研究札記（胡冰）1958，新文藝
回憶偉大的魯迅（沈尹默等）1958，新文藝
魯迅創作的藝術技巧（朱彤）1958，新文藝
魯迅親友談魯迅（張能耿）1958，浙江東海文藝
魯迅—他的生平和創作（王士箐）1958，中青；增訂本改名為《魯迅傳》，1959
《彷徨》分析（許欽文）1958，中青
和魯迅相處的日子（川島）1958，人文，1979，四川人民
魯迅研究資料編目（沈鵬年）1958，上海文藝
回憶魯迅房族和社會環境35年間的演變（觀魚）1959，人文
魯迅作品講話（何家槐）1959，長江
心靈的歷程（李桑牧）1959，長江
魯迅回憶錄（許廣平）1961，作家
論阿Q的典型問題（1922—1961），1961，華東師大中文系資料室編印
魯迅詩歌注（周振甫）1962，浙江人民
仰止集（林如稷）1962，四川人民
我論魯迅（蘇雪林）1967，文星
關於魯迅（梁實秋）1970，台北愛國眉出版社
魯迅《野草》注釋（李何林）1976，陝西人民
回憶魯迅（周建人）1976，上海人民
魯迅研究參考資料 1977，上海師大
魯迅回憶錄（第1、2集，宋慶齡等）1978—1979，上海文藝
魯迅與女師大學生運動（陳淑渝）1978，北京人民
魯迅早期五篇論文注釋（王士箐）1978，天津人民
魯迅前期思想發展史略（林非）1978，上海文藝
論魯迅的小說創作（吳中傑、高雲）1978，上海文藝
魯迅年譜（王觀泉）1979，黑龍江人民
魯迅年譜 1979，安徽人民
魯迅年譜（上下卷，鮑昌、邱文治）1979—1980，天津人民
魯迅小說論稿（林非）1979，天津人民
我心中的魯迅（周建人、茅盾等）1979，湖南人民
魯迅研究資料索引（上下冊，北京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院合編）1980—1982，人文
魯迅回憶錄正誤（朱正）1979，湖南人民；修訂本，1986，人文
讀魯迅書信札記（馬蹄疾）1980，湖南人民
魯迅書簡追憶（黃源）1980，浙江人民
魯迅文學道路（馮雪峰）1980，湖南人民
《魯迅日記》札記（包子衍）1980，湖南人民
魯迅演講資料鉤沉（朱金順輯錄）1980，湖南人民
魯迅的印象（日本增田涉著，鍾敬文譯）1980，湖南人民
第一塊基石（王西彥）1980，上海文藝
魯迅筆名索解（李允經）1980，四川人民
《吶喊》《彷徨》的思想藝術（李希凡）1981，上海文藝
地獄邊沿的小花—魯迅散文詩初探（閔抗聲）1981，陝西人民
魯迅評傳（曾慶瑞）1981，四川人民
魯迅創作道路初探（王士箐）1981，社科
魯迅美學思想論稿（劉再復）1981，社科
《野草》銓釋（許傑）1981，百花
魯迅給蕭軍蕭紅信簡注釋錄（蕭軍）1981，黑龍江人民
魯迅哲學思想研究（張琢）1981，湖北人民
魯迅手稿管窺（朱正）1981，湖南人民
魯迅思想探索（齊一）1981，上海人民
魯迅舊詩集解（張恩和）1981，天津人民
魯迅在世界文學上的地位（戈寶權）1981，陝西人民
魯迅誕辰百年紀念集（魯博研究室編）1981，湖南人民
魯迅思想研究（馬良春）1981，社科
憶念魯迅先生（黃源）1981，人文
魯迅傳（林志浩）1981，北京
魯迅小說論稿（陳鳴樹）1981，上海文藝
魯迅著譯系年目錄（上海魯迅紀念館編）1981，上海文藝
紀念魯迅誕生一百周年論文集（復旦大學魯迅研究室編）1981，復旦出版社
《阿Q正傳》在國外（戈寶權）1981，人文
編輯生涯憶魯迅（趙家壁）1981，人文
魯迅年譜（第1卷，魯博研究室編）1981，人文
魯迅誕辰百年紀念集 1981，湖南人民
國外魯迅研究論集（1960—1980，樂黛雲編）1981，北大出版社
魯迅研究百題 1981，湖南人民
紀念魯迅誕生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1981，湖南人民
魯迅傳（林非、劉再復）1981，社科
魯迅與北京風土（鄧雲鄉）1982，文史資料出版社
北京大學紀念魯迅百年誕辰論文集（王瑤等）1982，北大
魯迅評傳（彭定安）1982，湖南人民
魯迅「國民性思想」討論集（鮑晶編）1982，天津人民
周作人回憶錄 1982，湖南人民
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上下冊，李宗英、、張夢陽編）1982，社科
論阿Q精神勝利法的哲理和心理內涵（呂俊華）1982，陝西人民
《野草》研究（孫玉石）1982，社科
《兩地書》研究《王得後》1982，天津人民
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王富仁）1983，陝西人民
魯迅思想與雜文藝術（邵伯周）1983，陝西人民
魯迅年譜（1—4冊，李何林主編）1984，人文
魯迅故家的敗落（周建人口述，周嘩編寫）1984，湖南人民
魯迅先生與未名社（李霽野）1984，人文
魯迅論（陳涌）1984，人文
魯迅綜論（楊義）1984，陝西人民
論《故事新編》的思想藝術及歷史意義（林非）1984，天津人民
魯迅的美學思想（唐弢）1984，人文
魯迅作品論集（王瑤）1984，人文
魯迅與日本文學（劉柏青）1985，吉林大學出版社
STYLIST—魯迅研究的新課題（李國濤）1986，陝西人民
人間魯迅（第1卷，探索者；林賢治）1986，花城
魯迅文化思想探索（金宏達）1986，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論魯迅精神（正一）1986，新疆人民
魯迅研究（上冊，林志浩）1986，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宗論》（王富仁）1986，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魯迅雜文研究六十年（張夢陽）1986，浙江文藝
魯迅研究新論（廖子東）1987，廣西人民
魯迅研究史（上卷，袁良駿）1986，陝西人民
魯迅述林（林辰）1986，人文
魯迅的論辯藝術（李永壽）1988，陝西人民
心靈的探秘（錢理群）1988，上海文藝

㈤ 全國各省市高中語文教材匯總

人教版 | 蘇教版 | 語文版 | 粵教版 | 魯教版 | 滬教版 | 鄂教版

㈥ 比較矛盾與魯迅的小說藝術

無論在現代學術史上，還是在近些年的文化批評與文學評論中，關於魯迅與茅盾的激烈爭論或懸殊評價總是存在的。即使在大陸曾經竭力將魯迅與茅盾「神聖化」的時候，在海外也有截然相反、評價迥異的研究。盡管其中難免也會有別樣的扭曲，卻畢竟有一些堪稱扎實的學術研究，並在相宜之時對大陸學界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於新時期以來的相關研究中，加之實事求是傳統的恢復和實踐，使魯迅研究與茅盾研究取得了相當豐富的收獲，並從這些新的研究和闡釋中，體現出了魯迅與茅盾的當代價值。
但不可忽視的是，受各種復雜思潮的影響，也掀起了貶魯亦抑茅的沖擊波。就新時期以來的情況看，這股沖擊波大抵經歷了「三部曲」：一是貶其藝術，將現實主義視為過時之物，用純藝術和現代派的放大鏡來審視的結果，或說魯迅既無大的傑作又很快趨於創作力的衰竭，或說茅盾理性過剩、主題先行而少成功的作品；二是貶其人格，往往借破除神化或聖化魯迅與茅盾為口實，而蓄意將他們庸俗化乃至醜化，或謂魯迅心理黑暗、刻薄多疑，或稱茅盾損人利己、官癮十足，並常常在材料並不充足的情況下，用潛意識理論來主觀揣測魯迅與茅盾的所謂隱秘心理，頗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三是整體否定、堅決拋棄，雖然骨子裡幾乎是仇視魯迅與茅盾，但表面上卻要借著反思或創新的名義，於重評重估中行顛覆決裂之實。有時似乎也手下留情，只是不承認他們是什麼大家、大師而已，有時則措辭尖刻尖銳，稱魯迅是「一塊老石頭」，要讓他滾一邊去。至於對茅盾，更是不屑一顧，簡直將他當做了極左政治在文藝界的代表。尤其是在「實行」的拜物主義、金錢主義和「虛妄」的文化保守主義猖獗的情形下，加之海外一些漢學家的負面影響，魯迅與茅盾所遭到的責難和冷遇，也便成了自然而然、見多不怪的事情。如今，在有些人那裡魯迅與茅盾都成了「拜拜」的對象了，甚至在有的渾身「後現代」味的人那裡，還要被莫名其妙地罵上幾聲。豈不知就在他們刻意地「耍酷」、「瀟灑」的時候，他們沒有意識到魯迅才是「真的好酷！」茅盾才是「真的瀟灑！」事實上，在更多人看來，魯迅並沒有遠去，他就真實地活在人們的心中，但已經不再是塗滿紅色釉彩的神像，甚至也不單純是作家或戰士，而是一個充滿魅力的故事很多的人，一個讓人景仰也讓人親近的人，一個性格豐富而又復雜得讓人說不清道不完的文化名人；茅盾的情形與此有些類似，真誠地懷念他、研究他的人也自會在心中衡量出他的輕重，他的風度、氣質真的是倜儻風流、儒雅大方，他的自強精進、奮發有為，也著實令人生敬，遠非一般追奇逐怪而自命不凡者所能企及。
自然，魯迅與茅盾在自己的歷史上，也曾經是相當普通的無名的少年兒童，甚至也都有擺脫不了的失去父親與家道中衰等純粹「私人化」的悲哀，但他們的不懈追求與歷史機遇的慷慨饋贈，使他們有幸成了新文化運動中的弄潮兒，並相繼成為真正「重量級」的大作家，這早已成為無法改變的歷史。但如西哲所言，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處於當代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人們，必然都要從自己的文化視境中看待魯迅與茅盾。因此，看法不同甚至針鋒相對都是不奇怪的。問題在於，有些觀點有違基本的歷史事實，或表現出明顯的歪曲甚至別有用心的目的，則需要甄別與辨析。比如，較之於過早去世的魯迅，茅盾及其代表作（如《子夜》）的理性特徵，尤其是其為官的晚年經歷似乎招致了較多的指責和批評，好像他的貼近時代的思考和高壽居然為他加多了恥辱，由此使他在有些人的印象中，已不再像魯迅那樣依然是英傑文豪，他的鼻樑上被意外地抹了不少白粉，儼然有些類乎丑角了。倘若真的如此，這兩位生前結緣很深的現實主義作家，倒彷彿成了相對立的人物，一個重於泰山，一個卻輕如鴻毛了。
事實果真如此嗎？或者說，我們究竟應怎樣看待魯迅與茅盾呢？
如果讓筆者簡潔地回答，這就是：魯迅與茅盾都是具有當代性的文學大師，這也意味著他們自我生命的延續和對當下文化創造的參與。魯迅是中國20世紀最重要的文化巨人，就其總體特色而言，則是偉大的文學家與偉大的思想家的相當完美的結合；茅盾也當得起中國20世紀傑出的文化巨匠，就其總體特色而言，則是偉大的文學家與重要的政治家相當完美的結合。他們都是中國歷史上難得的「文學大師」，而非「文學小師」，更非「文學劣師」，都有著相當大的世界性影響。即使他們自身存在這樣那樣的矛盾或不足，也實難遮蔽其應有的光輝，也足可引為今人與後人的鏡鑒。而他們的思想文化遺產及其在文化史、文學史、學術史上產生的種種影響，客觀上也已形成相當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從主導方面看也已成為後人應予珍惜的思想文化資源。將魯迅及魯迅研究、茅盾及茅盾研究視為文化性存在，名之為「魯迅文化」和「茅盾文化」，在一定意義上講是成立的。
而作為思想化的重要資源，於文化積累、文化再生及針砭時弊諸方面，「魯迅文化」和「茅盾文化」的價值與意義也是不宜輕估的。「新時期」以來的歷史發展實際業已證明了這點。正是這「新時期」接續上了自近代以來便萌發的立人立國的現代化之夢。五四時代的強音再度響徹雲霄，透入人們的心底。魯迅研究和茅盾研究也迎來了各自的「新時期」，取得了令人欣慰的學術成果。而從這些與時俱進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魯迅與茅盾在話語中的「復活」，在文化中的「生存」，以及在復活與生存中體現出的活生生的當代性。比如魯迅面對文化沖突的「獨立意識」與茅盾感應時代需求的「秘書意識」皆非常鮮明，同時作為他們主體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人生和創作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其個性構成、創作特色及其缺欠不足均與此相關，應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相比較也可以說魯迅的自由意識或個性意識強於茅盾，茅盾的秘書意識或服務意識強於魯迅。但他們都追求穿透現實、超越文學，成為廣義上的「文化工作者」）。而這樣兩種意識的當代延宕，還在模塑著這樣兩類作家，他們都為社會所需，作用各有側重。值得說明的是，魯迅與茅盾都共同忠誠於他們的「時代」，由此使其人與文就都具有堂堂正氣，故他們不是如某些人說的那樣，是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奴隸。
二
我們應該持有理性態度，從學理層面來關注大師的當代性。古今中外的大師，大多都是具有強烈的「當代關懷」情結的人，研究他們的意義除了歷史意義也應有當代意義，而這意義即生成於與此相關的「當代關懷」，研究者的認識、體驗、情感等主體性因素在這方面當會得到必要的發揮。此外也有必要確認，有無「當代性」誠是檢驗能否成為大師的一條重要的標准，大師的當代性影響也可以反過來成為大師之所以存在的確證。比如從茅盾與新中國文學（特別是與17年文學及新時期文學），茅盾與中國資產階級命運的思考和描寫（特別是對民族資本家的悲劇和異化人生的描寫），茅盾與人生派或社會剖析派，茅盾與現代長篇小說及「茅盾文學獎」，茅盾與當代文學評論，茅盾與地域文學，茅盾與都市文學，茅盾與女性文學等方面，稍具文學史常識者皆可清晰地看到茅盾存在的當代性。所以在我們看來，具有如此成就和廣泛影響者，自然可以也應該被目為大師。而魯迅的當代輻射面無疑更廣，特別是在廣義的社會批判、文化反思與精神重建（國民性改造）等方面，以之為師的人也正有增無減。盡管圍繞魯迅及其雜文、茅盾及「茅盾文學獎」的爭議很大，但人們確實感到魯迅與茅盾憑借自身與歷史的綜合實力，早已進入了動態發展的文學「現場」，而成為爭議人物本身，就非常生動地證明了他們的「在場」。當然，本著理性精神，我們還應該看到大師的相對性。大師並非萬能，特別是從多元文化格局來審視，大師只能是相對意義上的大師，不可能覆蓋所有文學流派，並為所有後來人承認。而具體言說大師，也往往只能在特定層面上展開。如從文體創造角度看，可以說魯迅與茅盾是小說藝術大師，茅盾更是現代長篇小說的大師，魯迅更是現代短篇小說的大師，但卻不能說他們是現代詩歌大師或戲劇大師；從文學流派或風格來看，可以說魯迅和茅盾主要是現實主義大師，但不能說他們是浪漫主義大師，等等。顯然，我們只能在某種相應的語境中從某種意義上來談論魯迅與茅盾的「大師」身份。
我們注意到，盡管前些年有人在為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重新排什麼座次，但人們通常還是在文學史上將魯迅、郭沫若和茅盾並提的，所謂「魯、郭、茅」是也。「三大家」之說畢竟給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雖然有人執意要改變這種「格局」，但從「歷史」存在的真實情況看，這種現代文壇「三大家」的稱謂確是「歷史」（現代史特別是現代政治文化史）形成的，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只要從20世紀中國歷史、文化史，尤其是政治文化史的角度來考察文學，就不能不較多地關注他們的巨大存在。但在文學「接受史」的意義上，尤其是在某些人的接受過程中，卻會發生調整或變形。然而無論如何，魯迅與茅盾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兩位作家，特別是以為人生的現實主義創作名世的廣有影響的兩位作家。魯迅被很多人稱為「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以一人之身而顯示了「三大家」整合的分量；茅盾也被不少人視為偉大的作家、偉大的政治活動家與偉大的理論批評家，譽之者也是不遺餘力的。但這些「定論」似乎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懷疑與挑戰。
也許是由於人們對「文化大革命」極其反感的緣故，當今社會是不太喜歡「偉大」這類詞彙的，對原來被稱為「偉大」的人和事，大多開始予以顛覆。其實，所謂「偉大」者，也是相對而言的。不是有很普遍的良母表達了母愛就被稱為「偉大的母親」嗎？不是有人因為偶然事故中的勇於犧牲就被稱為「偉大的英雄」嗎？不是有人唱了些流行歌曲就被尊為「偉大的天王」嗎？所以稱魯迅與茅盾是「偉大的文學家」實在沒有必要惹某些人產生那麼多的不滿，盡管後者似乎嚴肅得多。就在這種既消解「偉大」又濫用「偉大」的時代語境中，我們注意到，即使是那種採取「抽象肯定，具體否定」之類的游戲方式將茅盾逐出文學文類（如小說、散文等）大師行列的人，也不得不承認，「茅盾在文學理論、批評、創作和領導等幾乎各方面都影響巨大，如果總體上排『文學大師』，他是鮮有匹敵的，第二位置應當之無愧……」[1]
請看，這里不僅承認茅盾是「文學大師」，而且還被放在第二位！可見本欲將茅盾大加貶低甚至掃地出門的人，也不得不在「多項全能」的名義下，仍給茅盾留個重要的位置。不過，在小說、散文（包括雜文）等具體文體創作的「大師」行列中蹤跡全無的人，居然也會被普遍視為文學大師么？這實際是那些看似「游戲」而實有些「狡猾」的人留下的並不簡單的問題。近期報載《文學界話說王朔金庸》[2]一文，其中介紹了批評家吳亮的高見：「國內好多人捧金庸，是打鬼借鍾馗，比如王一川是用金庸打茅盾，打擊了一大片，這是武林中的宗派斗爭。」
原來如此！可見問題確實非同小可，是值得特別注意的。這樣的排座次居然也帶有「派」的味道，其實也有「冷落當官的」之類的動機，與「精英意識」和「民間立場」都有深切的關系。自然也與外國（特別是西方）人的看法密切相關。有的人已經習慣將「老外」的態度為態度，要看著「洋大人」的眼色行事，其殖民主義文化心態也必然會影響到對中國作家的評論。在這樣的人看來，20世紀是西方的世紀，西方即代表著「世界」，其流行的價值觀彷彿也就成了唯一的尺度。衡量中國作家是否為文學大師也要看「老外」的態度。於是就將學舌的結果體現在重排「座次」上了。現在問題還不在於要不要反思文學史和那些「座次」，而在於以怎樣的態度（如嚴肅的還是游戲的，學術的還是非學術的等）去反思和研究。
不為這種否定魯迅與茅盾的思潮所動而堅持有關研究確是難能可貴的，敬重魯迅與茅盾自然也是無可非議的，在研究魯迅與茅盾時固然也要越深越細越好，但卻不應該依循那種神化聖化抑或無微不至的理路。這方面的教訓已經很多，後來者不應重蹈覆轍。可以肯定地說，基於迷信而產生的「崇拜」與「利用」，無論來自官方還是民間，無論對領袖還是對作家，其實也都隱含著某種「危險」與「危機」。尤其是在這個異常復雜的時代，面對什麼樣的人和事都條件反射似的令人想到「復雜」二字。談論魯迅與茅盾，自然也就要顧及「全人」，不能只看到他們的「半張臉」。
三
作為文學大師的魯迅與茅盾，其存在的「當代性」自然也體現於人格及文格方面。倘從生命存在的真相看大師，則凡為大師者必為復雜化的存在，而復雜化的存在必然蘊涵各種矛盾，但復雜意味著豐富，矛盾意味著活躍，由此透示著某種深受當代人所欣賞的魅力。魯迅與茅盾的人本及文本沒有從當代視野中隱去，原因之一即在於此。
於是就有了「回到魯迅那裡去」的求實求真的探索，就有了對魯迅「反抗絕望」精神特徵的深入細致的發掘，還有了對魯迅個性心理包括性愛心理的分析報告，如王富仁的《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錢理群的《心靈的探尋》、汪暉的《反抗絕望》、吳俊的《魯迅個性心理研究》、孫郁的《20世紀中國最憂患的靈魂》、王乾坤的《魯迅的生命哲學》、郜元寶的《魯迅六講》等研究著作，就在確確實實更為貼近魯迅本身的同時，也更深切地感受到了研究對象的莫可名狀的沉重及其豐富而又復雜的文化意蘊。此外，在近些年來推出的大型的「魯迅研究書系」（袁良駿主編）以及孫郁、黃喬生主編的《回望魯迅》叢書中，都可以使人們看到一個非常復雜而又豐富的魯迅。事實上，基於現實生活和外來影響所生成的多元化的思想文化空間，為人們提供了較多的自由言說的權利，這也就為從各種角度、各種層次來認知魯迅、體察魯迅提供了可能，從而能夠於眾聲喧嘩中時或聽到相當新穎的聲音。一些研究者的獨立思考能力在增強，由反思、細讀、透析導致了一系列新銳的發現，特別是在魯迅本體、作品本文的研究方面，多有創獲，深層的東西發掘得越來越多。譬如對魯迅「立人」思想的研究，對魯迅創作文體的研究，對魯迅文化心態的分析，對魯迅「中間物」哲思的尋繹，對魯迅情感世界的叩詢，以及對魯迅與現代主義關系的追索等等，均有新的探索與收獲，格外鮮明地顯示了魯迅的復雜性與豐富性。
值得注意的是，與魯迅研究相彷彿，自新時期以來，人們在認識和發掘著茅盾的「豐富與復雜」的同時，也在努力去了解茅盾的「矛盾與困惑」。也許，當代人的人格最明顯的特徵是矛盾，而這樣的「當代」人格在魯迅與茅盾身上可以說就體現得非常鮮明。過去，由於某些言語的遮蔽，以及茅盾自己的迴避，我們總覺得以「茅盾」為筆名的這位作家並不那麼「矛盾」。在觀念中多以為茅盾是理性很強大的人，很少表現出自己的矛盾，即使表現出來也是短暫的。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茅盾的矛盾即使沒有魯迅那樣「深廣」，卻也是相當顯著和深刻的。就茅盾一生所遭逢的矛盾而言，確實可以做這樣的概括：初嘗矛盾的茅盾；陷入矛盾的茅盾；逃離矛盾的茅盾；矛盾一生的茅盾。對於這樣一個乾乾脆脆以「矛盾」為自己命名[3](P6)的現代中國文化名人，在筆者看來，值得研究的東西還有很多。即使僅僅談他的「矛盾」（從他原來的坦然承認矛盾到他後來有意無意地遮掩矛盾）也是個難以一時說盡的話題。他的矛盾，他的苦惱，他的失意，他的無奈，甚至他的失誤，他的虛飾或包裝等，也都可以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來進行深入的探討。過去，人們對後來似乎總是在有意迴避矛盾的茅盾，出於愛戴或其他原因，很少談他的矛盾。好像茅盾也因此而「單純」或「單調」多了。其實，這並不是茅盾的「真實」或真實的「茅盾」。從比較直觀的層面看，也許茅盾的復雜會比魯迅更明顯一些。因為一般說來，魯迅總是那樣冷靜冷峻、深刻深沉，而茅盾卻在不少的情況下，特別是在五四時期和旅日前後，既熱烈而又沉靜，既浮露而又深刻，既激進而又正統，既細致而又粗心，既博大而又淺薄，他謹慎、隨和，但有時卻也大膽任性並固執己見，這些都生動地表明茅盾是個矛盾的人：他在中西文化之間矛盾，他在理性與感性之間矛盾，他在文學與政治之間的矛盾，他在自我表現與社會再現之間矛盾，他在家庭義務與浪漫感情之間矛盾。他的矛盾也體現了社會與人生的普遍矛盾，但如今似乎被這個更加矛盾的世界遺忘了。然而世間總還有為其「矛盾」所吸引的人在，他們對茅盾的理解，卻並不因為茅盾或他人的「單純單調」的說明而總是「單純單調」下去；茅盾的矛盾復雜和豐富多彩的人生，其人生遭際中的喜怒哀樂、興衰榮辱、悲歡離合等等，對他本人來說雖然都成過去，但更多更深地了解茅盾，對當代人們更好地認識人生、把握人生畢竟還是有啟發意義的。
四
自然，矛盾復雜而又多所探索和創造的人生，肯定是相當沉重的人生。由此我們可以形成一個基本判斷，即魯迅與茅盾都是「沉重型」的人，而非「輕浮型」的人！我們所說魯迅與茅盾是「沉重型」的人，有著多層含意：1.人生體驗的沉重感：他們的生活經歷以及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等，都可以說明這點，盡管他們也偶有消閑和娛樂，但他們在憂患中辛勤工作卻畫就了他們主體的形象；2.個人理想與人生規范的沉重選擇：使命感的強烈，新道德的確立，為人生、為進步的信念等，是魯迅與茅盾在文化、文學事業追求上自覺的擔承；3.多方兼顧和尋求平衡的人生建構：魯迅與茅盾在人生與藝術上，總是力求兼顧現實性和超越性、思想性和藝術性、感性與理性、自我與社會的統一，使得自己的人生不能不沉重；4.歷史貢獻的沉重：他們在歷史上作出的重大貢獻是無法否認的，作為重量級文人與作家的歷史性存在，特別是魯迅，分量尤其「沉重」，註定是世界性的文化偉人；5.魯迅與茅盾之教訓的沉重：他們既非「完人」，就會有不足和失誤，又因為是文化界的「大人物」，影響很大，其身後被利用也有目共睹，所以教訓確屬沉重。從魯迅與茅盾本身來說，他們對自身存在的不足是有自知之明的，嚴格的自我解剖和提醒他人嚴格鑒別，表現出了他們的誠實。為了這種誠實，也令人肅然起敬。
但對他們不敬且要「清理」他們的人的存在與繁衍，正表明他們被「罵」的日子似乎很難終結。國內如王朔者流對魯迅的誤讀，最明顯的一個特徵就是把魯迅的「沉重」讀解成了「虛偽」，化作了輕飄飄的玩笑，言語間還不無諷刺之意，於是轉為中國版「後現代」的輕浮輕薄和平面化世俗化，這是對「沉重」型人生的崇高、責任和使命等實際人生內容的「缺載」與「消解」。比如他在《我看魯迅》[4]中轉述魯迅《狗的駁詰》的意象內容和出自《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的名言，便用了「痞子文學」常用的語調，結果魯迅式的「沉重」被輕而易舉卻又是非常殘酷地消解掉了。在港台與海外也有人刻意要消解魯迅的「沉重」。如知名散文家董橋就嫻於運用這種方法。他在《甲寅日記一葉》、《叫魯迅太沉重》等文中，就道出了一個「不沉重的魯迅」，一個「古意盎然」和「嚮往遊仙」的魯迅。而作為文化戰士、文化偉人的魯迅卻遠去了淡化了。[5](P311-314)這樣的魯迅可以使他們放心，可以引為同志，沒有「生命承受之重」的日子，大家都輕松自在，今天天氣哈哈哈，這個世界也就變得更加愜意和美好了。這種迴避沉重人生而一味追求輕松人生的選擇，雖然對於個體而言是擁有這種權利的，但對於現實中的整體而言，卻近乎「瞞和騙」，對丑惡的現實、腐化的靈魂往往起到遮蔽與保護的作用。魯迅當年對性靈文學、閑適文學的批評早已揭示了這些文學的消極作用，對今天的人們可以說仍有警示的意義。對茅盾的人生道路，特別是他的超文學的人生選擇，一些人給予了指責。這里有隻取一點不及其餘的局限，更有對政治文化盲目拒斥的狹隘，彷彿只有他們心目中純而又純的文學女神才是人生的一切。也有人稱茅盾的文學創作陷入了自我顛覆的境地，茅盾的政治選擇和理性表現是悲劇性的存在，如此認定的人同樣將茅盾的人生視為過於沉重的人生，其文學也有著太沉重的東西，於是也要通過自己特殊的解釋方法，將茅盾文學與人生中的沉重按自己主觀的願望進行「卸載」。如果由這種批評思路能夠總結出茅盾人生與文學中存在的嚴重教訓，那是正當的，必要的，但由此導致對責任、使命、道德、理性等人生意義和「為人生的文學」價值的「卸載」，那卻是相當危險的。在如今做個有良心的作家確實很不容易，趨「錢」附「性」的所謂文學大有壟斷市場之勢。不少頂著作家頭銜的人，根本不關心現實生活的真實和人民利益的需要，總寫些不著邊際的東西。他們或寫些已故文人的浪漫故事，或寫些帝王將相的陳年舊事，或炮製一些男女亂愛的風流情事，或堆砌一些三教九流的灰色瑣事，如此等等，皆可信手寫來，不假思索，戲說生活，閑話人生，玩弄文藝，其樂何如？然而由此對良心的放逐，卻必然會產生不可忽視的社會影響——將有更多的人受到污染，變得沒心沒肺，喪心病狂，靈魂被名韁利鎖縛住，軀體也被物慾橫流淹沒。從這種「沒良心」的作家身上，我們也可以發現一種實實在在的「公害」的存在，對此，我們很容易想到魯迅與茅盾的存在，因為用他們的文學精神誠可以醫治這樣的「良心匱乏症」。「文學」如此，「人生」也一樣。如今流行著的不是對魯迅與茅盾的「沉重型」人生或帶有犧牲意味的崇高精神的認同，而是這樣的「游戲人生」亦即「追求好玩」的生活規則：今日有酒今日醉，今日有性今日樂；今日有錢今日花，今日有肉今日dié＠①；今日有權今日用，今日有福今日享……在奉行這種人生原則的人看來，一切為了自己，趕緊消費、及時行樂的思想，才是惟一的「現代思想」和「人的學說」！尤其奇怪的是，有更多的人居然將這些視為「先鋒」和「前衛」，視為當今社會最先進的東西，因為這些東西可以引人走向輕松和快樂，特別是物質性、本能性的感官享樂。這些所謂人生原則，在魯迅與茅盾的「沉重型」人生選擇面前，的確顯示出了異乎尋常的「生命之輕」！如果說由魯迅與茅盾等一代新文化先驅確實為我們留下了「現代文化傳統」，那麼這種新型傳統的「負重、莊重」特徵，無疑是值得我們充分珍視的。而作為更新意義上的中國民族文化，中國現代民族文化也形成了自己不易被顛覆的「傳統」，身處這一傳統「主場」位置的魯迅與茅盾，則必將在後人的「繼承」中獲得新的生命。
五
誠然，從魯迅與茅盾在當代的實際影響來看，可以明確看出其作為文學大師的當代性。一般說來，大師的存在確實為後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資源，有形無形地影響著後人，同時也使他們有足夠的材料和話題來闡釋和發揮。從主導方面看，以魯迅與茅盾為人生楷模與文化追求的向導，對提高民族文化素質和個人生存質量，確會有不小的助益。僅從他們成為「談資」而言——當魯迅與茅盾都成了歷史人物之後，就更成了可以自由言說的對象，對激活人們的當代性思考（包括有關的文學思考）也實有裨益。
比如李澤厚認為：「魯迅喜歡安特也夫，喜歡迦爾洵，也喜歡廚川白村。魯迅對世界的荒謬、怪誕、陰冷感，對死和生的強烈感受是那樣的銳敏和深刻，不僅使魯迅在創作和欣賞的文藝特色和審美興味（例如對繪畫）上，有著明顯的現代特徵，既不同於郭沫若那種浮泛叫喊自我擴張的浪漫主義，也不同於茅盾那種刻意描繪卻同樣浮淺的寫實主義，而且也使魯迅終其一生的孤獨和悲涼具有形而上學的哲理意味。」[6]這種非常明顯的揚魯抑茅傾向是很有代表性的。盡管我們並不同意這里對茅盾的貶低（因為李澤厚一方面提倡著個性與主體性，一方面卻只能欣賞魯迅的個性而對茅盾的個性則視而不見），但卻認為這類觀點可以激發人們進一步的思考。比如台灣學者王德威也立意「重估」，但卻能夠看到魯迅與茅盾的聯系和區別：「新崛起的作家中能以獨特的視景回應魯迅創作言談模式的，不在少數。而筆者以為茅盾、老舍、沈從文三人的作品，最值得我們重新評估。在以往的批評規范下，這些作家或被劃為魯迅傳統的實踐者，或被輕視為缺乏魯迅般的批判精神。實則他們對風格形式的試煉，對題材人物的構想，已在在豐富了魯迅以降的中國小說面貌。總是依賴魯迅作品的風格來貶抑他們的成績，難免要招致故步自封之譏。」「比較起來，三位作家裡以魯迅與茅盾的傳承關系最為親密。這不只是因為茅盾將魯迅式的新小說習作觀念化，為現代中國寫實（暨自然主義）的理論奠定基礎，也是因為茅、魯二人在『左聯』時期互通聲息，關系密切之故。如果我們視魯迅為文學革命的號手，則茅盾堪膺革命文學的健將。二人對以後半世紀中國小說的發展，各有啟蒙性意義。……茅盾早期長篇小說中敘事聲音的展開，人物動機的轉換，場景的調配等處理，均非魯迅所能企及。尤其掌握群眾場面及素描人物內心風景上，茅盾均有獨特之處。」[7]像這樣的審慎之論顯然更接近歷史的真實，也遠比實際出於某種成見而來的揚魯貶茅或借人「打」茅的做法更明智。近些年來，有一種出於「同情」而對魯迅與茅盾晚年深表惋惜的話語也很流行，以為如果沒有他們晚年的轉變，他們便會完成他們的「偉大」。這似乎較單純地「罵」他們要有力得多，感人得多，這種「同情」只要不是別有用心，應該說是有些道理的，但筆者以為，這大約仍是將人生單一化了，多是採用了「純文學」或「唯美」的眼光來打量魯迅與茅盾，所以其自身的局限仍是不言而喻的。何況，既然提倡著多元多樣的文化觀、文學觀，既然可以容忍或接受那麼些「多元」，為什麼就偏要嫌棄魯迅與茅盾這「一元」或「二元」呢？
無論有些人多麼嫌棄魯迅與茅盾，他們作為一代「文學大師

㈦ 王富仁為什麼覺得魯迅是一個醒著的人，他在內涵什麼

王富仁覺得魯迅是一個醒著的人，是他作為一個學者的身份，從魯迅的所有文章中總結出來的，並不是一定是在內涵什麼。魯迅的故事我們都知道，棄醫從文，提筆當劍，警醒每一個中國人，咋舊中國的社會現實中，魯迅是一個醒著的人。不僅是王富仁這么認為，所有為中華民族拋頭顱灑熱血的人都是這么認為的，可是舊中國是麻木的，他們叫不醒這么多睡著的人。

王富仁通過魯迅的文字發現，魯迅是有著自己的思想的，沒有被殘余勢力腐蝕掉。不僅如此，魯迅可以通過現象看本質，可以通過寫文章的方式去呼籲人們站起來反抗，但是，整個國家都在沉睡，單憑魯迅自己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王富仁只是結合了當時的歷史現狀來分析得出的結論說魯迅是一個醒著的人，並沒有去內涵什麼，也沒有去映射什麼。

㈧ 中國語文課本上出現的外國首富都有誰

對學生發生切實的作用。1924年，可分以下五個階段來考察：我們的中學語文課本不能減少魯迅作品。 對以上選目：「一是要能體現魯迅思想，需要說明幾點；高中階段則可選一些更能體現魯迅最基本的思想中學魯迅作品教學是中學語文教學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來清算被業已推翻的舊政權，也可以用一篇小說，推廣白話文，它們在各個時期都被編入了中學語文課本，需要魯迅研究界與中學語文界通力合作，其中收錄了《風波》《故鄉》《鴨的喜劇》《社戲》等魯迅作品，載《語文教育門外談》：《狂人日記》《孔乙己》《葯》《一件小事》《故鄉》《阿Q正傳》《社戲》《祝福》，為不同的教科書編者所認可。2002年。正如有些專家所說，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先生提出了兩點意見，魯迅作品幾乎是作為第一批現代白話文學作品進入中學語文課本的，不能單靠幾篇說理的論文、散文被大量保留，魯迅開始新文學創作不過兩三年時間，要從直感出發，二是傳播反封建專制的思想文化，表明新政權需要利用這些現實批判性很強的雜文，這是該文相隔半個多世紀後第二次入選：《孔乙己》《一件小事》《風波》《故鄉》《兔和貓》《鴨的喜劇》。 從這些篇目可以看出，像魯迅這樣以人性； 小說，可以幫助我們提高對中學魯迅作品選目的認識。 4．1977年～90年代初 這一階段中學語文課本中的魯迅作品，語文課上成了政治課或者「政文課」，中學語文界掀起了一場中學語文教育大討論； 小說，40年代葉紹鈞：《孔乙己》《葯》《故鄉》《阿Q正傳》《社戲》《祝福》，打破了人們對中學魯迅作品的一些慣常的思考方式，在語文科更顯得重要。概言之，其中的一部分作品穿越了歷史的迷霧； 詩歌、關於愛和美的感悟； 雜文，經過了不同時代的考驗，即政治思想教育，我們可以看出，中學魯迅作品選篇是一個重大的學術問題，如《狂人日記》《孔乙己》《葯》《一件小事》《風波》《阿Q正傳》《社戲》《祝福》《秋夜》《風箏》《燈下漫筆》《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等，王富仁教授認為，都有相當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 這一時期的文學闡釋： 散文、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中學試用教材語文》為例。對前一個問題、童心去感受世界的作家不是太多了，對社會主義的熱愛，理解有一定難度的文字，一個歷史故事，專門從事教科書編寫和出版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遭解散：一是《范愛農》《阿長與〈山海經〉》《拿來主義》《流產與斷種》《魯迅自傳》五篇屬中學語文課本第一次選入，才能夠使學生得到深切的感染：《雪》《風箏》《阿長與〈山海經〉》《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藤野先生》《記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記念》，這類文章已經被撤換。 3．1966～1976年 「文革」期間：《林克多〈蘇聯見聞錄〉序》《我們不再受騙了》《不識字的作家》《大眾並不如讀書人所想像的愚蠢》《中國語文的新生》《〈且介亭雜文〉序言》《最先與最後》，數量比解放前的24篇相比，與普通人感受事物的方式最接近」。 對於中學語文課本中不能減少魯迅作品的原因。 通過以上各階段中學魯迅作品選目情況的分析，可以用一篇說理的論文來表達。20世紀20年代初，類似上面這樣的說法非常普遍，30年代傅東華主編的《復興初級中學國文教科書》，教師應當指出，相對明朗的文字，我們都應重視這些白話文學經典。該套教材的1966～1968年版無一篇魯迅作品。 2．1949～1966年 1949年全國解放後，生活內容豐富多彩，北京師范大學王富仁教授作了很好的解釋。比如說初中階段可多選一些魯迅關於生命，在其他作家和作品均遭禁的時候，魯迅散文完全被排除在外，課本編者更多地聽取了魯迅研究專家的意見，只要是魯迅的作品均不在被禁之列。據了解，為後來各階段所編輯的中學語文課本所選用，最後，也開始編寫體現共產黨意識形態的中學語文課本，顯示了編者的思想視角和藝術眼光，廣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據掌握的資料顯示，隨著魯迅研究的深入，「左」傾思潮登峰造極：《自題小像》《自嘲》《為了忘卻的記念（詩）》；在之後的版本中。《我們不再受騙了》一文的教學參考是這樣寫的，這一時期的中學魯迅作品選目。 魯迅作品選目問題的討論同時涉及選目標准問題。《非攻》作為魯迅小說集《故事新編》中的一篇，而雜文數量與上一階段相比已大大減少； 雜文； 雜文，當然也給魯迅作品的入選提供了理由，而且暗示了選文的范圍和標准。中學語文課本中，一是要具有可接受性。 這段話，都有完成政治思想教育的任務，才能夠完成通過語文教學來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語文課所謂「文」的范圍稍有擴大，共產黨解放區為培養自己的文化幹部。全國通用的語文課本被取消： 散文。如這一時期新選入的《狂人日記》《葯》《阿Q正傳》《燈下漫筆》《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記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記念》等、葉紹鈞合編的《國文百八課》，主要是對 「文革」前17年大部分選目的恢復，後來也很快恢復了，從政治目的看，特別是那些被認為是「罵人」的文章：《〈吶喊〉自序》《燈下漫筆》《 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文學和出汗》《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我們不再受騙了》《「友邦驚詫」論》《答北斗雜志社問》《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人生識字胡塗始》。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出版的《初級中學語文課本》「編輯大意」說，不同時代的中學語文教師怎樣教學魯迅作品，是與人的最內在的感受結合在一起的，爭論越來越少。這些作品主要是指魯迅的小說和散文。」（《關於魯迅作品教學的幾點思考》。魯迅作品恰恰是好懂的，注意中學生的年齡特性。此後，一切納入新體制的軌道，古今中外所有的作家。王富仁教授的這番談話、朱自清合編的《精讀指導舉隅》和《略讀指導舉隅》等，在魯迅先生數量繁多的作品中，幾乎所有各套中學語文課本都入選相當數量的魯迅作品。語文成為負載新體制意識形態的重要工具。就中學魯迅作品選目標准問題，今天的學生在全面發展的教學教育下，這段話明確了魯迅作品在新體制下入選的目的： 散文，如《「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文學和出汗》《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等均應退出中學語文課本。台灣中學課本則幾乎不選魯迅作品，好好地學習。胡喬木主編的《中等國文》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套中學語文課本： 小說。1969年開始。「文革」初期。如1955年初中文學課本《社戲》一課的教學參考中的說明文字，從而加深學生對帝國主義的憎恨，應該珍視這種幸福生活。在整個教材體系中，魯迅作品成了中學語文課堂上惟一的文學教材：《好的故事》《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記念 劉和珍君》《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為了忘卻的記念》，各地自行編寫五花八門的語文課本，這一時期魯迅雜文被大量選入中學語文課本，是20年代初北京孔德學校編印的《初中國文選讀》； 小說。這個任務，大家之所以認為魯迅作品難懂，魯迅作品中文質兼美的小說，夏丏尊，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和21世紀初的中學語文課本中；二是2001年義務教育課程標准實驗教科書七年級上冊入選的《風箏》一文；三是與實現政治聯系相對緊密的雜文。……要這樣、文化漸趨多元的時代。目前所知最早收入魯迅作品的中學語文課本。要通過語文科來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 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在現代文學中、文學的精髓：《燈下漫筆》《拿來主義》《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再用不著像作者當時那樣偷偷地去找尋樂趣。一種思想內容或一個政治道理，與以前相比有所減少，在中學語文教學中得到了加強；1969年版開始收錄魯迅的《答北斗雜志社問》和《「友邦驚詫」論》兩篇雜文，文學作品的解禁范圍進一步擴大。據統計、描寫與思考，可以作為專題來研究，魯迅作品曾一度被逐出中學語文課堂，更為嚴峻，主要目的有二，並證明現行體制的合法性。 以上共計31篇（首），王富仁教授得出結論： 無論哪一門功課，最重要的原因是把魯迅作品當作某種觀念的工具，港台中學語文課本中選編的魯迅作品很少、對於中學生來說太難的問題： 講授這一課，解放區的中學語文課本中魯迅作品偏少，值得我們認真考慮，陸續出現了《論「打落水狗」》《文學和出汗》《自嘲》《無題》《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為了忘卻的記念》《一件小事》《孔乙己》《藤野先生》《葯》《祝福》等魯迅作品。於是。 以「文革」期間北京市中學語文教材編寫組編寫，其他任何一位現當代和外國作家都可以缺席，沒有誰能夠像魯迅這樣在我國的中學語文教育領域如此受到語文教育工作者的關注，「因為魯迅的作品裡，入選解放區課本也有它特定的時代意義，解放區的中學語文課本選入了以下魯迅作品；1972年以後。 1．20世紀20年代初～1949年 魯迅作品一誕生就註定成為日後的經典。 從上列篇目可以看出，所選大多為充滿現實政治傾向性的雜文。中學語文教學一味強調政治思想宣傳。 我們看到；1970年。20世紀20年代初，這正是對人的基本要求，部分中學語文教師和魯迅研究專家之間存在較大分歧： 講授這一課，認識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長期以來，一首詩歌，惟獨魯迅不能缺席，共識越來越多，師生普遍持反感態度，葉紹鈞主編的新學制初級中學《國語》教科書，而是太少了，維持中學語文課本中15篇左右的魯迅作品。值得注意的是： 散文，它們包括《孔乙己》《一件小事》《阿Q正傳》《風箏》《傷逝》《非攻》等； 小說。 以下是這一階段魯迅作品在中學語文課本中的選目情況，或者一個自然科學的故事來表達，不同時代的中學語文教科書怎樣解讀魯迅作品。無論什麼時候的教科書編寫。 這一階段中學語文課本中的魯迅作品選目如下。 這一時期入選中學語文課本的魯迅作品篇目如下，培養時代新人，魯迅研究界部分專家介入了這場討論。說明這一時期的魯迅作品在新的政權體制下得到進一步認可，這樣的內在感受與兒童感受事物的方式。針對有人質疑魯迅作品進入中學語文課本數量太多，他就「如何看待語文課本中的魯迅作品」這一問題接受了《語文教學與研究》雜志社記者的采訪，曾在民國時期的中學語文課本中出現過：《〈吶喊〉自序》《論雷峰塔的倒掉》《燈下漫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文學和出汗》《「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友邦驚詫」論》《答北斗雜志社問》《拿來主義》《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人生識字糊塗始》《流產與斷種》，「文革」開始的頭兩三年：一是顯示白話文學的實績。這一時期中學語文教科書選入魯迅作品，就成為一個很值得探究的問題：《風箏》《阿長與〈山海經〉》《記念劉和珍君》《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范愛農》《藤野先生》《魯迅自傳》《為了忘卻的記念》，就開始在他們自行編寫的國文或國語類課本中編入發表在各種刊物上的魯迅作品，在最近出版的國文教科書中，它們將與文言經典一樣。 一：一是中學魯迅作品中有些選目不妥。對後一個問題，「文革」中後期、民國以來中學語文課本魯迅作品選目 關於中學語文課本中的魯迅選目問題，基本奠定了解放後直到現在這半個多世紀中學魯迅作品選目的基礎。討論自然涉及中學魯迅作品的選目問題，將學生接受魯迅等同於接受某種附加於其上的觀念，充滿著人性的語言； 雜文，但國內各書局和各省教育廳及一些著名的學校； 雜文：《狂人日記》《孔乙己》《葯》《一件小事》《故鄉》《阿Q正傳》《社戲》《鴨的喜劇》《祝福》《鑄劍》《理水》。主要意見有二，魯迅作品因為不完全符合政治思想宣傳的目的而被逐出了中學語文課本，《阿Q正傳》第一次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都選入了相當數量的魯迅作品，又有增加：《孔乙己》《一件小事》《阿Q正傳》（節選）《非攻》。為此：《秋夜》《雪》《風箏》《好的故事》《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藤野先生》，魯迅作品開始得到謹慎的恢復（僅限於政治針對性極強的雜文）：《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吶喊〉自序》《論雷峰塔的倒掉》《最先和最後》。 以上我們看到的是一種非常直接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宣傳。 上世紀末。值得注意的是，而不是從觀念出發」。最重要的是，不僅鮮明地把開設語文課的第一任務嚴格定位於政治思想宣傳。即便是現在這樣一個思想不斷解放，幾乎成了詮釋魯迅作品的常用格式，目的在使學生認識帝國主義欺騙人民和誣蔑社會主義國家的罪惡陰謀和反動本質，中學語文課本中的魯迅作品選目也難以超出這一范圍；二是認為魯迅作品在中學語文課本中入選篇目太多。 5．20世紀中後期～現在 中學語文課本中最新魯迅作品選目如下，要有一個接受梯度，只有《風箏》入選，作為中學生的必讀課文，是我們中華文學寶庫中燦爛的瑰寶。可以說

㈨ 您怎樣評價魯迅的文章

長期以來，在大陸民間和學界，都把魯迅視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第一號人物。有的說是統帥，有的說是領袖，有的說是主將。有一個時期，誰要是對魯迅有所非議，那是會受到批判，至少也是讓人鄙棄的。王朔在《我看魯迅》一文中說的這段話，可視為中國人的共同心理：

在我小時候，魯迅這個名字是神聖的，受到政治保護的，「攻擊魯迅」是嚴重的犯罪，要遭當場拿下。直到今天，我寫這篇東西，仍有捅婁子和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感覺。人們加在他頭上無數美譽：文豪！思想先驅！新文化運動主將！骨頭最硬！我有一個朋友一直暗暗叫他「齊天大聖」。

學界也是這樣看的。只是沒有王先生說的那樣直白。以張夢陽為主編的《1918—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每卷前面都有一篇《魯迅研究學術史概述》，第一卷的概述中就說：「魯迅是中國近代史最偉大的天才之一，他作為五四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作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和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在中國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學史上創立了奇跡般的功績。」

王富仁是著名的魯迅研究專家，在一次訪談中說到魯迅是這樣說的：「中國現當代作家始終是在以魯迅為主將的新文學先驅們所開辟的文學空間中進行創作的。」（《世紀末的魯迅論爭》第108頁）

這話就更傾向於新文化運動主將的說法了。新文學先驅們的主將，還不就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嗎？

無論民間還是學界，對魯迅的評價，都可說其源有自。

這個源，就是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主席對魯迅的歷次評價。

現在我們來看看，魯迅究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呢，還是僅僅是中國文化新軍的主將，或者說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請注意，這里的文化新軍和文化革命是一個概念，和新文化運動是絕然不同的兩個概念。新文化運動的涵蓋面要大得多，而文化新軍、文化革命則專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隊伍，和這方面的革命行動，或者說是革命運動。

這一點，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早在多少年前，就做過精闢的論述。

毛澤東評價魯迅，大的有兩次，一次是一九三八年，在陝北公學紀念魯迅的會上說的，發表出來的文章叫《魯迅論》。一次是在一九四○年寫的《新民主主義論》里，有兩大段專門談魯迅。

細細地看看這兩篇（段）文章，就知道毛澤東是怎樣評價魯迅的了。

在《魯迅論》里，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沒有後來高，只是分三個特點，概括了魯迅的精神。第一個特點是政治的遠見，第二個是斗爭精神，第三個是犧牲精神。在說這三個特點之前有個總的評價。原文是：

我們今天紀念魯迅先生，首先要認識魯迅先生，要曉得他在中國革命史中所佔的地位。我們紀念他，不僅是因為他的文章寫得好，成功了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而且因為他是一個民族解放的急先鋒，給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並不是共產黨的組織上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化的。尤其是他的晚年，表現了更年青的力量……他近年來站在無產階級與民族解放的立場，為真理自由而斗爭。

這段話，是很有分寸的，一是確定了評價的范圍，是「在中國革命史上所佔的位置」，而不是中國文化史、中國思想史，更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史。二是確定了魯迅年齡的時間段，「尤其是他的晚年，表現了更年青的力量」。「近年來」才站在無產階級與民族解放的立場上，為真理自由而斗爭。

當然在文章中，毛澤東還說了一些評價性的話，比如說「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子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是新中國的聖人」。還說，魯迅「在革命隊伍中是一個很革命的很老練的先鋒分子」。說魯迅是聖人，是個比方。說魯迅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個很革命很老練的先鋒分子，該看作是毛澤東對魯迅的中肯的評價。

當時魯迅去世不過兩年，這樣的評價不算低了。

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更高了。

共兩大段。第一大段，先說，「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這支文化生力軍是怎麼來的？「由於中國政治生力軍即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這個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下來就是那句最著名的話了：
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誠、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新文化的方向。

第二大段主要說，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新的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主要在兩條戰線上與敵人作戰，一個是粉碎敵人的軍事「圍剿」，一個是粉碎敵人的文化「圍剿」。在這兩條戰線上，中國共產黨人都取得了勝利。接下來就說到魯迅了：

其中最奇怪的，是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一切文化機關中處於毫無抵抗力的地位，為什麼文化「圍剿」也一敗塗地了？這還不可以深長思之么？而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

從以上概述與引文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仍是在一定的范圍內下的。魯迅的業績，是貢獻給這支文化生力軍、文化新軍的。他是這支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無論是作為偉大的文學家，還是作為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都是就魯迅在這支文化新軍中的貢獻而言的。說他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是說他是中國這支文化新軍進行文化革命的主將。如果說第一大段中毛的話還不太明確的話，第二大段中毛澤東的話就很明確了，正是在反對敵人的文化「圍剿」中，魯迅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這是就中國革命歷史而言的。

就魯迅的年齡而言，不管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還是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主要說的是魯迅的晚年，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這不到十年的時間。這一點，和毛澤東在《魯迅論》中的說法是吻合的。

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毛澤東是清楚的。他是一個親歷者，也可說是一個參與者，辦過刊物，寫過文章。他是北大教授楊昌濟的女婿。一九二○年前後，他在北京住過一段時間，還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過職員。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是怎樣發起的，當年的風雲人物是哪些，他全都是知道的。他給胡適寫過信，還去胡適家裡拜訪過。一九三六年同斯諾談話時，說他「非常佩服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魯迅在當年是個什麼地位，有多大的影響，他有基本判斷，不會說出格的話。他對於魯迅的評價，不管多高，總是緊緊地把握在文化新軍、文化革命這個范圍內，總是確定在魯迅的晚年那些年。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的領袖，同時領導著武裝革命和文化革命這兩個方面的革命，確定魯迅為文化革命的主將，是有戰略意義的。

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夠高了，但這只是個人的看法，事實上，在毛澤東作出這樣的評價之前，中共中央就以文件的形式，對魯迅作出很高的評價。這就是一九三六年十月，魯迅去世之後，中共中央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名義，發表的《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致許廣平女士的唁電》、《為追悼與紀念魯迅先生致中國國民黨委員會與南京國民黨政府電》。

這三個文件，對魯迅的評價，一點都不比毛澤東的評價低，從某種程度上說，還要更高。於此也就可以看出，魯迅在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地位，和魯迅對中國文化革命的貢獻。這三份文件，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剛到陝北不久，在極端困難的境況下，以電報的形式發出的。直到國共合作後，才在延安的《解放》半月刊上登載，時間已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了。

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

噩耗傳來，中國文學革命的導師、思想界的權威、文壇上最偉大的巨星魯迅先生隕落於上海。當此德、日等法西斯蒂張牙舞爪，挑撥世界大戰，中華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魯迅先生的死，使我們中華民族失掉了一個最前進最無畏的戰士，使我們中華民族遭受到了最巨大的不可補救的損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蘇維埃中央政府對於魯迅先生的死，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

魯迅先生一生的光榮戰斗事業，做了中華民族一切忠實兒女的模範，做了一個為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為世界和平而奮斗的文人的模範。他的筆是對於帝國主義、漢奸賣國賊、軍閥官僚土豪劣紳、法西斯蒂，以及一切無恥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鏡，他沒有一個時候不和被壓迫的大眾站在一起，與那些敵人作戰。他的犀利的筆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論，戰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蟲毒物無處躲避。他不但鼓勵著大眾的勇氣，向著敵人沖鋒，並且他的偉大，使他的死敵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懼怕他。中華民族的死敵，曾用屠殺、監禁、禁止發表魯迅的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販賣魯迅一切著作來威嚇他，但魯迅先生沒有屈服；民族的死敵想用「赤化」、「受蘇聯津貼」等捏造的罪狀來誣陷他，但一切誣陷都歸於失敗；民族的死敵，特別是托洛斯基派，想用甜言蜜語來離間他離開大眾的救亡陣線，但是魯迅先生給了他以迎頭痛擊。魯迅先生在無論如何艱苦的環境中，永遠與人民大眾一起與人民的敵人作戰，他永遠站在前進的一邊，永遠站在革命的一邊。他喚起了無數的人們走上了革命的大道，他扶助著青年們使他們成為像他一樣的革命戰士，他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績。

㈩ 親近魯迅 主題班會活動

這是幾年來一直在心頭醞釀的一個題目，最近，看到錢理群教授在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為學生開魯迅作品選修課的情景，曾有的思考又奔聚到眼前，提出來，以就教於語文教學第一線的同行。

（一）

魯迅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魯迅的思想應伴隨中華民族根治封建痼疾、實現現代文明的整個進程，並將隨著全民族文明程度的提高贏得更多人的折服；魯迅的作品也將有利於提升學生的文學感覺和審美能力，構建學生的精神世界，有利於實現教育的終極目標。這兩點我深信不疑，我相信極大多數的語文教師也不會懷疑。

問題是，今天的中學生不喜歡魯迅作品，進而當然也不喜歡魯迅。翻開「二期課改」新出台的《語文》教材，發現魯迅作品的數量由原先的20多篇減少到12篇（其中高中一至五冊僅有《為了忘卻的紀念》《白莽作〈孩兒塔〉序》《非攻》《葯》4篇），大概也算得從學生實際出發，以人為本的舉措吧，但心頭的沉重和悲哀怎麼也抹不去。郁達夫在《懷魯迅》中說：「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作為一個語文教師，本質上是在做文化的薪火傳遞工作，如果我們不能把魯迅的名字播種到中學生的心中，不能把魯迅思想和魯迅精神的薪火傳遞到下一代手中，我們這一代語文教師將愧對後人，愧對民族，愧對歷史，愧對魯迅，也愧對教師這一職業。必須防止悲劇的發生。必須讓魯迅的火種像奧運的聖火一樣通過教師之手代代傳遞，決不能讓聖火在我們這一代教師手中熄滅。沒有其他人能夠完成這樣的使命，承當這樣的義務。我們理應當仁不讓。

（二）

應該承認，在經典消解顛覆、漫畫卡通充斥的讀圖時代，傳遞魯迅的薪火確實是一個艱巨的任務，但淡化和退出都不是辦法，惟有深刻反思過去，吸取失敗教訓，依靠教師群體的智慧和每一個個體的努力，重新建設中學魯迅作品教學的框架，才有可能到達理想的彼岸。

修正教學目標 。

教學目標 是一切教學活動的依據和出發點。反思以往的魯迅作品教學，失去學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教學目標 過高，脫離學生的實際接受力。我們過於強調自己的良好動機，恨不得把一個思想家革命家文學家的魯迅一古腦兒全都塞進缺少閱歷的學生腦中，恨不得把魯迅作品的深刻內涵一下子灌輸到學生的心田裡，加上極左思想的影響，教師本身對魯迅作品的理解就有庸俗化簡單化神化的傾向。因此，重建魯迅作品的教學框架應該從教學目標 的修正開始。倘若我們從效果出發，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將原有的教學目標 設定為學生終身學習的目標，那麼，在中學階段，我們完全有理由有必要把魯迅作品的教學目標 降低一點。我的想法是，既然作為精神戰士的魯迅暫時還無法走進學生的心裡，為什麼不讓文學家的魯迅，一個有血有肉心靈豐富的原生態的魯迅走向學生呢？與其讓深刻的魯迅高高站在學生的心門之外，不如讓他作為凡人走下來，先在感情上與學生融為一體，贏得學生的心。不妨把教學目標 鎖定為，愛戴魯迅，激發對魯迅「這個人」的興趣。

其實對教學目標 作這樣的修正不僅是從學生實際出發，更不是遷就和妥協，而是對認知規律的尊重和認同。回想自己接受魯迅的心路歷程未嘗不是這樣。當年下放農村正值書荒的年代，《魯迅雜文選》便成了床頭隨手翻閱的書。一個不諳世事的單純女孩，僅有小學文化程度，怎麼讀得懂魯迅的深刻呢？他深深吸引我的是那些幽默的文字諷刺的筆法針鋒相對的銳氣，把對手逼到牆角無可退路的痛快勁，還有順手一擊的智慧。正是這些最個人化最直接的閱讀感受，使魯迅作品成為我終身的最愛。心靈之門是感性的，排拒理性，年輕人更甚。一旦親近喜歡就會自然而然銘刻心間。魯迅的名字果真能在青年學子的心中鮮活起來，他們就完全有可能終身保持對其人其文的閱讀興趣。那麼，我們就有理由相信，隨著學生人生觀察和體驗的不斷增加、社會知識和歷史知識的逐漸豐富，魯迅作為思想家、精神戰士的無可替代的意義和價值一定會深入人心，最終成為他們自覺的精神家園。教育是長效性的行為，越是經典的東西，越需要時間，對我們中學語文教師而言，我們有責任引領，也應該有耐心等待。

重組教材單元。

教學目標 確定之後，教材就是貫徹實施的有效保證。從以上教學目標 出發，教材的選文當然得調整思路才行。我沒有看到錢理群教授給南師大附中學生上選修課的教材，但最近認真讀了他給北大研究生上課的講稿《與魯迅相遇》，又重溫了魯迅的散文小說雜文和書信集，更深切地感到：，就得全方位展示魯迅的情感世界，首先把他當一個豐富的人、可敬可愛可信的人來解讀來接受。記得幾年前教《葯》、《阿Q正傳》，我順勢推薦了《傷逝》，結果發現學生對之很有興趣。不少學生都認為《傷逝》不像魯迅的小說，可見學生心目中已經有了一個魯迅作品的模式，而這種思維定勢的形成和我們以往對魯迅作品的選文大有關系。魯迅作品的寶庫那麼豐富博大，是我們自己把目光局限在一方狹小逼仄的天地里，因此，必須打破思想上的禁區，「運用腦髓放出眼光」大膽來選文。

在魯迅作品中，對母親無條件的孝道，對婚姻愛情的無奈和叛逆，對兒子的慈愛和民主，對手足兄弟的關愛呵護和最終決絕，對朋友之情的珍視和俠氣，對學生的滿腔熱忱全力支持，對自己的剖析反思和警示，對勞苦大眾的深切同情和摯愛，對惡勢力毫不手軟的大膽勇敢和毫無畏忌---，對自然萬物的熱愛和憐憫，對文學藝術的鑒賞能力和獨特眼光，無一不在字里行間自然流淌；在魯迅作品中，少年時期的飽受屈辱，青年時代的熱血自負，中年後的冷峻深刻和基於這種深刻帶來的孤獨寂寞，甚至重病期間對人生的灰暗心理對生的熱切的渴望，無一不以最真實的面目最生動的文字呈現給讀者，可觸可感，可泣可歌。只要文章選得好，完全可以打動學生的心。

雖然「二期課改」的新教材按主題組合單元，魯迅的作品未嘗不可每冊自組一個單元。初中新教材基本保留了傳統的選文，有《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阿長與〈山海經〉》、《社戲》、《風箏》、《孔乙己》、《故鄉》、《論雷峰塔的倒掉》、《自題小像》、《自嘲》，我以為還可增加《五猖會》、《藤野先生》、《二十四孝圖》、《一件小事》、《兔和貓》、《鴨的喜劇》、《上海的兒童》、魯迅給母親的通信中關於兒時海嬰的有關片斷等。

高中教材可供選擇的魯迅作品更多，視野更開闊。小說可有《狂人日記》、《明天》、《祝福》、《阿Q正傳》、《在酒樓上》、《傷逝》、《幸福的家庭》、《兄弟》、《鑄劍》；散文有《范愛農》、《紀念劉和珍君》、《我的第一個師傅》、《阿金》、《憶劉半農君》、《為了忘卻的紀念》、《這也是生活》、《立論》、《死》、《弄堂生意古今談》、《隨便翻翻》、《自言自語》、《秋夜》、《過客》、《立論》、《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雜文《拿來主義》、《長城》、《導師》、《論「他媽的」》、《漫談漫畫》、《登錯的文章》、《沙》《「連環圖畫」辯護》、《死所》、《難答的問題》；自序精彩的有《〈吶喊〉自序》、《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吶喊〉捷克譯文序言》、《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兩地書》和《中國小說史略》中與四大古典名著相關的評論等等也應在選文的視野之內。

組合單元時還應關注魯迅的親人友人所寫的回憶，如海嬰回憶父親的有關文章，許廣平追念與魯迅共同生活的動人文字，魯迅逝世後文化界名人悼念先生的文章，如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魯彥的《活在人類的心裡》、歐陽山的《一個夠POG的男人》、鄭振鐸的《永在的溫情——紀念魯迅先生》、白危的《記魯迅》（二、三）、巴金的《我認識的魯迅先生》、孫席珍的《魯迅先生怎樣教導我們》（一、二、三）等。從這些文字中，我們往往最容易看見一個真實可愛立體多面的魯迅，一個能與青年人心靈相通、深受青年學子衷心愛戴的魯迅。

構建單元的主題要跳出陳舊的框架，圍繞魯迅的情感世界展開。極不成熟的想法是：選自《朝花夕拾》回憶兒時生活的散文從「思鄉懷舊」的角度切入；《明天》、《祝福》、《在酒樓上》、《阿Q正傳》、《我的第一個師傅》幾篇可作「魯迅式的悲憫情懷」；《傷逝》、《幸福的家庭》、《兩地書》（若干篇）、《這也是生活》、《死》等，合成「魯迅的愛情觀生活觀」；《范愛農》、《紀念劉和珍君》、《憶劉半農君》、《為了忘卻的紀念》、《白莽作〈孩兒塔〉序》、鄭振鐸的《永在的溫情——紀念魯迅先生》可以「魯迅和他的朋友」為題；《鑄劍》《過客》《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擬作「一個叛逆者的宣言」；剩下的可合為「冷眼向洋看世界」 和 「魯迅談文學藝術」兩個單元。這樣分一定不盡科學，說出來，只想表明，教材的選擇和組合完全可以換一種新思路，以喚醒學生對魯迅的親近感激發學習情緒。

更新教學方法

選擇教材，僅僅解決教什麼，實現教學目標 還必須講究教學方法，思考怎麼教。魯迅作品有著鮮明的個性特色，大多語言精練，感情節制，白描見長，對於看慣了美文的學生是容易覺著枯燥的，因此探索魯迅作品的教法也是一段艱難的路程。這里僅提出幾點想法。

1、當文學作品讀，不當政治教科書。對魯迅作品的解讀長期為政治的強力光環所籠罩，闡釋的話語都禁錮在同一個模式里：反封建科舉制度、反封建禮教，反封建教育制度專制制度；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批判知識分子的自私軟弱、批判國民的劣根性；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揭露國民黨政府的賣國罪行、揭露反動的幫閑文人的丑惡嘴臉，如此等等，還可以舉出很多，這不是政治標簽又能是什麼？這樣教，好像教深刻了，其實教膚淺了，教庸俗了。這樣教，學生怎麼不會對魯迅心生反感，感到面目可憎呢? 現在，既然我們的目標是，就得把他當文學作品來讀。

怎樣當文學作品來讀？錢谷融教授有一句名言「文學是人學」。任何文學作品不可能不寫人，但都只是在一般的社會視野中尋找人的蹤跡，有的甚至是按照一定的理論，先驗地、放大地去寫人，人的真實形象被歪曲和篡改了。這樣的作品，當時只能作為某種工具看，現在更是成為歷史的一堆垃圾。魯迅的卓越和深刻，就在於他不是僅僅看到「人」，而且能在普遍意義上去直逼人性。把魯迅作品當文學作品讀，就要引領學生去體味早先被意識形態遮蔽了的「作者的人性」和透過作品所傳達的「普遍的人性」。以《傷逝》為例，如果我們只把它看作社會問題小說，僅涉及婦女解放婦女的經濟地位問題，而忽略魯迅對愛情對人性的深刻理解：愛情的強大和脆弱、空間的距離和情感的距離、瑣碎生活對人的精神生活的摧殘和磨損、責任和情感的矛盾沖突，這些我們已經意識到可能還不願或者不敢承認的東西，那我們根本就沒有讀懂《傷逝》。其實《傷逝》刻畫人性的深度絕不亞於《阿Q正傳》，我相信，引導得好，學生完全可以同「魯迅的人性」和「人性的魯迅」產生近乎零距離的接觸，完全可以對他的作品理解到一定的深度，並受到人生的啟迪和教益。

2、強調整體感知，不求微言大義。談這個問題使我不由地想起以往魯迅作品教學中那些爭論不休的問題：「美女蛇」有沒有象徵義？「烏鴉」似乎已有定論，但為什麼「呀」的一聲飛走，深意何在？「一身玄色衣服的人」 是不是康大叔？為什麼要寫「駝背五少爺」？這些回想起來令人慚愧的問題背後是我們對魯迅作品的誤讀。只見枝丫不見樹木，更何況森林，這是認識方法的誤區。要走出誤區。文學是個感性的世界，對文學的接受主要靠感知，整體感知。過於理性的分析，尤其是只抓住某些「警句」或局部形象苛求它的微言大義，只會沖淡甚至破壞它的美感，削弱作品的價值。別林斯基說過「美學到底不是代數，除了才智和教養之外，它還要求對於美文學的感受力，這是一種獨特的才能。」（《別林斯基選集》第一卷）

對魯迅作品學生能不能感知？我的回答是：有形象就能感知。僅就以上的選文而言，魯迅以他靈動的筆，邀我們結識他的或年輕或同輩的朋友們：始終微笑的劉和珍，高度近視夏天穿著棉袍的白莽，一身傲骨「刺頭」似的范愛農，清淺而不失忠厚的劉半農，他們鮮明的個性和精神世界就這樣真實地袒露在我們面前，相信學生能夠感知。祥林嫂孔乙己魏連殳子君，這些中國社會下層小人物的命運像有聲有色的活劇，一幕幕發生著發展著，我不相信就不能緊緊扣住學生的心弦，喚起他們深切的同情和悲憫。寫到這里，我想起了《鑄劍》。你讀一讀，那就是一篇精彩的武俠小說。其中大金鼎上眉間尺和國王兩頭相咬相逐令人毛骨悚然的場景，其豐富的想像力遠遠超出了金庸的武俠小說，只要讓學生整體感知故事，把握眉間尺和黑衣人寧可毀滅決不妥協的復仇者形象，僅此而已就夠了，至於其他的深意和細節不必深究，全憑學生自己體會。我相信，讀這樣的小說，學生又會發出一聲驚嘆，這，也是魯迅寫的！

現代文的閱讀和教學我提倡採用中國畫的寫意方法，魯迅作品的教學尤其如此。

3、重視知人論世，避免就文論文。關於知人論世的閱讀方法，因為高考的緣故，可以說已經深入人心了，但我們所謂的「人」和「世」往往是粗線條的，不具體的。而對每個人來說（包括魯迅在內），生活本身是最具體的。改革開放給上海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住了三室二廳二衛的上海人跟至今還買不起住房蝸居在潮濕的老房子里的上海人，他們對改革開放的深層心理不會完全相同，如果訴諸筆端，一定有不同的文字。你要論世，究竟看哪一個「世」呢？最近去敦煌，在晉代洞窟的壁畫中看到鮮艷明亮的果綠色，跟其它的洞窟呈現完全不同的色彩風格，印象特別深刻。後來查了一些資料才知道，綠色是晉人的時尚色、流行色。夾在戰亂間隙中誕生的兩晉難有漢武盛唐的霸氣，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沿襲三國的遺風，顯得鞭長莫及，政治氛圍寬松，士大夫階層生活優裕，文人雅士厭倦戰爭、嚮往寧靜，因而厭倦大紅大黑的世俗色彩而嚮往寄情山水的自然本色。這樣看來，連色彩的背後都隱藏著深刻的社會心理，原來敦煌洞窟中這一抹鮮綠稱得上是一種叛逆的色彩。

新時期以來，在文藝批評領域，對作家作品的研究最大的成就是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改變。凡是研究有成就有影響的學者，都自覺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力求回歸歷史的那時那地，追溯那人寫那文時的真實心境和動因。2000年有幸在北師大進修，聽王富仁教授講現代文學史。他將「五四」作家群後來分化的重要原因，歸結到是本土化還是留學生，是歐美派還是留日派，因為文化背景的變化導致了價值觀藝術觀的不同。這樣一講，原本紛繁復雜用階級論很難自圓其說的問題就豁然開朗了。

再回到魯迅作品的教學上來。對魯迅「這個人」和他所生活的「世」，似乎我們都比較熟悉，但具體到某一篇文章，寫作的時間地點尤其是他個人生活的遭際，最真實的情緒心態，我們就未必深究，常常是就文論文，就事論事，也容易誤讀。我們讀《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阿長和〈山海經〉》《五猖會》《父親》等，一直看作是反封建的主題。其實，魯迅自己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中說「我有一時，曾經屢次回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後來，我在久別之後嘗到了，也不過如此；唯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需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朝花夕拾》中十篇文章都寫於1926年，那是魯迅生活動盪處境險惡的一年。因為「3、18」慘案後，北洋政府擬下令通緝魯迅等人，為此魯迅先後避居山本醫院、德國醫院、法國醫院，身體狀況也不佳。後來輾轉到廈門大學又人事不順，和許廣平相愛但尚未做出共同生活的決定，在諸事纏繞不得解脫之際，普遍的人性是向故鄉向童年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尋找慰藉。魯迅亦然。因此，他才會在1927年散文結集出版時，將「舊事重提」易名為《朝花夕拾》。這是一個多麼溫馨而詩意的名字，甚至充滿了魯迅少有的浪漫。作者在這里要追憶的就是自己單純快樂充滿童趣的童年生活和親切溫暖熟悉的故鄉。如果我們不追究魯迅寫這個集子時的真實心態，誤認為凡魯迅的文章就一定反封建，這樣的知人論世，永遠不可能接近魯迅作品的原生態，觸摸到更真實的人性的魯迅。當然，要做到以上這些，必須以教師本身對魯迅的熱愛為前提，以熟悉魯迅作品為前提。在忙碌的日子裡，但願語文教師自己別忘了親近魯迅。

以上談了自己對重建中學魯迅作品教學框架的一些想法。批判是容易的，建設就難。作為一個第一線的教師，我願拋磚引玉，率先說出自己膚淺的思考和淺薄的建議，因為我們肩負著傳遞魯迅薪火的歷史重任，我們責無旁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