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書粟裕逸事

㈠ 粟裕會打仗的能力是誰最先發現的

粟裕（1907年8月10日-1984年2月5日），原名粟多珍，曾用名粟志裕，侗族，生於湖南會同。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1]，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大將之首。[1]

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南昌起義，後進入井岡山，參加歷次反「會剿」和全部五次反「圍剿」戰爭。長征時留在南方組織游擊戰爭。抗日戰爭期間，任新四軍第二支隊副司令員、江南指揮部和蘇北指揮部副指揮。1941年任新四軍第一師師長，後兼第六師師長。解放戰爭期間，任華中野戰軍司令、華東野戰軍副司令、代司令員兼代政委等職，主要指揮高郵戰役、隴海線徐（州）海（州）段戰役、蘇中戰役、孟良崮戰役、濟南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上海戰役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委、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

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大將軍銜，並授予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和一級解放勛章。

中文名
粟裕
外文名
Su Yu
別名
粟多珍、粟志裕
國籍
中國
民族
侗族
人物關系

楚青
妻子

粟寒生
兒子

粟戎生
兒子

朱德
戰友

陳毅
戰友

劉亞樓
戰友

劉伯承
戰友
快速
導航
代表著作

人物成就

家庭成員

軼事典故

紀念場所

人物評價

影視形象
人物生平
青年求學
1907年8月10日（農歷丁未年、清光緒三十三年），出生於湖南懷化市會同縣伏龍鄉（今坪村）楓木樹腳村，幼名繼業，學名多珍，字裕。
青年粟裕
1916年轉入其叔父創辦的第八國民學校讀書。
1918年，遷居會同縣城，先後入粟氏私立初級國民學校和會同縣立第一高等小學讀書。
1923年報考湖南省立第二師范，被錄取為選送生。
1924年3月，因錯過考期，進入湖南省立第二師范學校（常德）附小和平民中學學習。
1925年春，考上省立二師，後因省立二師進步校長被害，粟裕等進步學生被秘密轉移到武昌，安排到葉挺24師教導大隊，任學員班長。[2]
入黨革命
1926年11月，粟裕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6月，粟裕轉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8月1日，他參加了著名的南昌起義，任起義軍總指揮部警衛隊班長。
粟裕
1928年1月，粟裕參加湘南起義後到了井岡山。[3]
1929年後，因屢立戰功粟裕相繼升任營長、團長、師長，紅四軍參謀長，紅十一軍參謀長，紅七軍團參謀長等職。
1932年2月，粟裕由紅軍學校調回紅四軍，仍任紅四軍參謀長。12月，任紅一軍團教導師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34年11月，粟裕調任閩浙贛軍區參謀長。根據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與方誌敏領導的紅十軍及地方武裝合編，成立紅軍第十軍團。下旬，紅十軍團奉命轉到外線作戰，調任紅十軍團參謀長。[4]
1月紅十軍團在譚家橋戰斗失利後，又在懷玉山遭到敵人圍殲。率領先頭部隊果斷突出封鎖線，安全到達閩浙贛蘇區。[4] 2月-4月，建立浙西南遊擊區，任挺進師（四百餘人）師長。5月-8月，與劉英一起指揮粉碎國民黨軍隊對挺進師的第一次「進剿」，挺進師發展到近千人。10月5日，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和閩浙邊臨時省軍區成立，任省軍區司令員、省委組織部長。[4]
抗戰時期
1938年3月18日，粟裕率浙閩邊抗日游擊總隊從平陽縣山門街開赴皖南，加入新四軍戰斗行列。部隊整編為新四軍第二支隊第四團第三營，任第二支隊副司令員。4月28日，他奉命組建新四軍先遣支隊，任先遣支隊司令員，向蘇南敵後執行偵察任務。6月11日，奉命執行挺進南京、鎮江間破壞鐵道任務。6月17日，在韋崗伏擊日軍，殲滅日軍少佐土井以下官兵30多人。6月21日，先遣支隊撤銷，仍回第二支隊任副司令員，後任代司令員。[2]粟裕（1907年8月10日-1984年2月5日），原名粟多珍，曾用名粟志裕，侗族，生於湖南會同。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1]，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大將之首。[1]

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南昌起義，後進入井岡山，參加歷次反「會剿」和全部五次反「圍剿」戰爭。長征時留在南方組織游擊戰爭。抗日戰爭期間，任新四軍第二支隊副司令員、江南指揮部和蘇北指揮部副指揮。1941年任新四軍第一師師長，後兼第六師師長。解放戰爭期間，任華中野戰軍司令、華東野戰軍副司令、代司令員兼代政委等職，主要指揮高郵戰役、隴海線徐（州）海（州）段戰役、蘇中戰役、孟良崮戰役、濟南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上海戰役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委、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

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大將軍銜，並授予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和一級解放勛章。

中文名
粟裕
外文名
Su Yu
別名
粟多珍、粟志裕
國籍
中國
民族
侗族
人物關系

楚青
妻子

粟寒生
兒子

粟戎生
兒子

朱德
戰友

陳毅
戰友

劉亞樓
戰友

劉伯承
戰友
快速
導航
代表著作

人物成就

家庭成員

軼事典故

紀念場所

人物評價

影視形象
人物生平
青年求學
1907年8月10日（農歷丁未年、清光緒三十三年），出生於湖南懷化市會同縣伏龍鄉（今坪村）楓木樹腳村，幼名繼業，學名多珍，字裕。
青年粟裕
1916年轉入其叔父創辦的第八國民學校讀書。
1918年，遷居會同縣城，先後入粟氏私立初級國民學校和會同縣立第一高等小學讀書。
1923年報考湖南省立第二師范，被錄取為選送生。
1924年3月，因錯過考期，進入湖南省立第二師范學校（常德）附小和平民中學學習。
1925年春，考上省立二師，後因省立二師進步校長被害，粟裕等進步學生被秘密轉移到武昌，安排到葉挺24師教導大隊，任學員班長。[2]
入黨革命
1926年11月，粟裕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6月，粟裕轉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8月1日，他參加了著名的南昌起義，任起義軍總指揮部警衛隊班長。
粟裕
1928年1月，粟裕參加湘南起義後到了井岡山。[3]
1929年後，因屢立戰功粟裕相繼升任營長、團長、師長，紅四軍參謀長，紅十一軍參謀長，紅七軍團參謀長等職。
1932年2月，粟裕由紅軍學校調回紅四軍，仍任紅四軍參謀長。12月，任紅一軍團教導師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34年11月，粟裕調任閩浙贛軍區參謀長。根據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與方誌敏領導的紅十軍及地方武裝合編，成立紅軍第十軍團。下旬，紅十軍團奉命轉到外線作戰，調任紅十軍團參謀長。[4]
1月紅十軍團在譚家橋戰斗失利後，又在懷玉山遭到敵人圍殲。率領先頭部隊果斷突出封鎖線，安全到達閩浙贛蘇區。[4] 2月-4月，建立浙西南遊擊區，任挺進師（四百餘人）師長。5月-8月，與劉英一起指揮粉碎國民黨軍隊對挺進師的第一次「進剿」，挺進師發展到近千人。10月5日，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和閩浙邊臨時省軍區成立，任省軍區司令員、省委組織部長。[4]
抗戰時期
1938年3月18日，粟裕率浙閩邊抗日游擊總隊從平陽縣山門街開赴皖南，加入新四軍戰斗行列。部隊整編為新四軍第二支隊第四團第三營，任第二支隊副司令員。4月28日，他奉命組建新四軍先遣支隊，任先遣支隊司令員，向蘇南敵後執行偵察任務。6月11日，奉命執行挺進南京、鎮江間破壞鐵道任務。6月17日，在韋崗伏擊日軍，殲滅日軍少佐土井以下官兵30多人。6月21日，先遣支隊撤銷，仍回第二支隊任副司令員，後任代司令員。[2]

㈡ 張鼎丞的人物軼事

張鼎丞（1898—1981年） ，原名福仁，1898年生於永定縣金砂鄉西湖寨村貧苦農民的家庭。小時曾就讀於本村私塾和初級小學，後到鄰近的豐稔市作新高級小學讀書。校長劉海垣見他品學兼優，特地為他取學名為「鼎丞」。

1924年秋，回鄉擔任金砂公學校長。
1926年6月，鼎丞到達當時大革命策源地的廣州投考黃埔軍校，但招生日期已過，只得返回，暫時到大埔縣青溪保靈寺小學當教員，在那裡他意外地結識了任縣教育局督學的共產黨員饒龍光。饒把《共產主義ABC》、《向導》等書刊借給他閱讀，使他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
1927年夏，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大革命失敗，一大批共產黨人慘遭屠殺。在這危難之秋，他卻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7月，他受黨組織的派遣回到金砂，秘密發展黨員，不久建立中共溪南支部。同年9月，南昌起義軍南下經過閩西，他到上杭城去見周恩來、朱德等起義軍領導人，得到周、朱的鼓勵。此後，他從外地請來工人，製造單響土槍和子彈，准備組織農民起義。11月當選中共永定縣委縣委委員。
1928年春天，領導金砂一帶群眾要求縣政府豁免冠婚喪祭屠宰捐，以及向地主借糧度荒。6月，中共永定縣委召開黨員代表會議，決定領導全縣農民武裝暴動，推舉鼎丞任暴動總指揮。7月他和鄧子恢從起義工農中挑選出數百人，建立起閩西第一個工農紅軍營，他任營長，鄧任黨代表，在溪南里13個鄉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區、鄉蘇維埃政府，約2萬人分得了土地。
1929年5月，毛澤東、朱德率領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第二次入閩，按照中共臨時閩西特委的部署，立即帶領永定農民武裝向國民黨駐軍和地主武裝——民團發起攻擊，策應紅四軍作戰。25日協同紅四軍佔領永定城，成立永定縣革命委員會，他出任縣革委會主席。6月，毛澤東、朱德將閩西各縣工農武裝合編為紅四軍第四縱隊，他被任命為四縱隊黨代表。7月下旬，中國共產黨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杭蛟洋召開，正式成立中共閩西特委，鄧子恢當選為特委書記，當選為軍委書記。
1930年6月率領部隊回到閩西。
1931年春，閩西蘇區發生了「肅清社會民主黨」的重大錯案。7月15日，閩西蘇維埃政府接受中共蘇區中央局的指示，撤銷了閩西肅反委員會，成立以郭滴人為處長的閩西政治保衛處。同年11月，鼎丞率領閩西代表出席在瑞金召開的全國第一次工農代表大會，當選為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和臨時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土地委員（即部長）。
1932年3月，福建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汀州召開，鼎丞當選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在他主持領導下，制訂了各項法令、條例，建立了法制，健全了各級蘇維埃政府的工作制度。他身體力行，帶動政府工作人員深入基層，密切聯系群眾，為工農大眾辦事。但是，王明「左」傾教條、宗派主義的執行者，在排擠打擊毛澤東的同時，對擁護毛澤東正確主張的大批幹部也進行排擠打擊，1933年秋，被撤銷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職務，調到中央工農民主政府任糧食部副部長。
1934年10月，紅軍長征。12月，被蘇區分局派回福建，經省委同意率劉永生、陳茂輝、范樂春等穿過國民黨軍的層層圍堵，回到杭、永邊堅持游擊斗爭。第二年初夏，又和從江西突圍出來的鄧子恢、譚震林等匯合，共同召開在閩西南地區堅持游擊斗爭的黨政軍領導人聯席會議，成立閩西南軍政委員會，他被推選為主席。面對10多萬國民黨正規軍和民團的殘酷「圍剿」，他和鄧、譚等遵照毛澤東制訂的靈活機動的游擊戰爭之戰略戰術，依靠人民群眾，堅持了艱苦卓絕的3年游擊戰爭。
1938年春，閩西南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第二支隊，任支隊司令員，率部到皖南軍部集中，待命抗日。
1939年5月，與周恩來等經重慶、西安到延安，向中央匯報工作。當毛澤東聽了他匯報在閩西南地區堅持三年游擊戰爭的情況後，他留在中共中央黨校高級班學習，結業後任中央黨校二部主任。
1945年4月，鼎丞參加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次年6月，蔣介石發動新的全國內戰，華中地區首當其沖，他和鄧子恢、粟裕、譚震林等指揮華中軍民自衛反擊，取得七戰七捷的勝利，然後轉移山東。
1949年7月，鼎丞與葉飛率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兵團南下解放福建，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省軍區政委，領導福建軍民順利進行清剿土匪、土地改革、恢復革命老區生產。
1954年初，他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代理部長。同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以後，又在第二、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繼續當選此項職務，他為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第九屆、第十屆、第十一屆代表大會上，他都當選為中央委員。在第四屆和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他連續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1980年8月，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他主動辭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職務，以實際行動響應中共中央關於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決定。
張鼎丞由於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迫害，健康受到嚴重損害，1981年12月16日，在北京逝世。

㈢ 張元濟的軼事典故

戊戌變法的失敗使張元濟認識到，「任何政治改革強加於冷漠、毫無生氣和愚昧無知的大眾，必然毫無結果」。
張元濟傳--出版巨擘而救治的良方，只能寄希望於自下而上逐步改良教育、培養人才、傳播新知、轉變風氣，這才能給變法提供一個穩固的基礎，最終取得社會的進步。這樣的躬身反省，培植了他後來選擇與教育緊密相關的出版作為終生事業的思想根基。1898年10月，被貶黜的張元濟離開京城，在李鴻章的推薦下，來到了「新學樞紐之所」的上海，任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而其主要的工作，則是翻譯出版西學書籍。這使他有機會結識了到處尋找印刷生意的商務印書館創辦人夏瑞芳，二人一見如故。
世間的事充滿偶然與必然。如果不是夏瑞芳有借重文化人的心思，如果不是張元濟的思想有了改變，他們的相遇也不會促成現代出版業重鎮——商務印書館的崛起。1902年，受夏瑞芳的熱情邀請，張元濟毅然辭去南洋公學職，到商務印書館任事。張元濟的到來，為早期商務的發展確立了新的方向。商務的主體業務逐步由印刷轉變為出版，並漸及其他與教育相關的事業，例如興辦學校、創辦圖書館、製作教具儀器、拍攝電影等。張元濟的個人地位和聲望，也給商務帶來巨大的作者資源，在與知識界、政界，尤其是教育界的緊密聯系中，商務猛增了許多聲名燁燁的合作者。有論者說，這是近代傳統士大夫與工人階層、文人與商人成功合作的鮮見例子。
張元濟「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到商務印書館做的第一項工作就是編寫適應現代教育的教材。20世紀初葉，新式學堂紛紛設立，但接踵而至的問題是師資和教材的極度匱乏。張元濟曾有通藝學堂和南洋公學辦學的經驗，對時勢的敏感，使他果斷抓住機會，以教育熱情和專業意識，推進教科書的編撰。他主持編寫的「最新」系列教科書，以其完善的內容和形式，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當時的教育革新。正是這套以全民教育為目標，按照教育原理編寫而成的教科書，奠定了中國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也是這套行銷全國、一印再印的教科書，奠定了商務在出版業中的優勢地位。
教科書的成功，使張元濟更加堅信了出版於教育的意義，也堅定了他把商務印書館作為自己安身立命之處。1904年，汪康年轉告張元濟，說清廷擬請張元濟出任外務部職事，張復信辭謝，表示進入商務後的心情是踏實的:「弟近為商務印書館編纂小學教科書，頗自謂可盡中國民義務。平心思之，視浮沉郎署，終日做紙上空談者，不可謂不高出一層也。」類似的辭官事件還有1907年辭外務部、郵傳部任職，1913年辭熊希齡內閣教育總長職;類似的表達還有1917年致蔡元培信:「蓋出版之事業可以提撕多數國民，似比教育少數英才為尤要。」在張元濟的心目中，商務印書館已成為他事業的重心、人生的園地和實踐自己素志的好地方。
從張元濟留存下來的日記來看，記載的內容也確實大多為出版事務，而且頗為細碎瑣屑，從制定館務規則、購進新式機器、圖書銷售發行，到某人違紀應予處分等等，涉及企業經營的各個環節。張元濟以文化人的身份投身實業，實業家的身份又使他力避「務虛」，腳踏實地做好每一件事，所以章錫琛說他「沒有絲毫官僚習氣，他在編譯所中，每天總是早到遲退，躬親細務，平時寫張條子，都用裁下的廢紙，一個信封也常常反復使用到三四次以上」。
張元濟「事無巨細」、「面面俱到」的事務主義工作方式，從一個側面頗能反映他做事為人執著的一面。但與此同時，張元濟還有他超脫的一面。他意識到自己的局限，包括精力的有限與思想資源的有限。在五四新思潮蓬勃興起的時候，他一方面盡量跟上潮流，另一方面則心生退志，照他的說法是「引避賢路」。1920年春，他五十五歲，宣布辭職引退，而且沒有商量餘地。在答復孫壯、孫偉的信中，他談到辭職的根本動機:「……吾輩在公司幾二十年，且年逾五旬，體力均非健碩，豈能永久任此繁劇。亟宜預備替人，培植新進，以謀公司可久可大之計。……且吾輩腦力陳舊，不能與世界潮流相應，若不引避賢路，恐非獨於公司無益，而且於公司有損。弟實不忍公司陷於困境，而志不得行，故毅然辭職，以為先去為望之計。」這樣的「老計」，是含有他對時代進步的自覺認識，體現了一個承上啟下的歷史前行者的情懷。
1926年，按中國傳統演算法，張元濟60歲，他堅決辭去了商務印書館監理職務，算是正式卸職退休了。雖說不久後又被推選為董事會主席，對公司事務仍居顧問之位，但畢竟有更多時間專心於他喜愛的古籍校理和出版工作。影印古籍為張元濟早就留心之事，早在1904年他即為商務印書館構築收藏古籍的涵芬樓，大量搜羅善本典籍，一方面是為商務影印古書提供版本保障，另一方面也有搶救文化遺產，避免母邦文獻流入異土的可貴意圖。1920年前後，影印出版大部頭古籍的條件漸趨成熟，在張元濟主持下，商務印書館及時輯印了《涵芬樓秘笈》、《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等大部古書，為商務印書館贏得了良好的聲譽和可觀的收入。他在其中擔當的角色不僅是一位內行的出版者，而且還是一位卓越的版本學家，親自參與整理古籍，在版本、校勘方面顯示了深厚的舊學功底。1926年從監理位置上退休以後，張元濟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版本淘漉、校勘整理、影印描潤等煩難而瑣細的工作中。該書1930年開始出版，因「一?二八」事變一度中斷，直至1936年才告竣。它在史書出版上所具有的承先啟後作用，是毋庸置疑的。1948年8月，張元濟被選為當時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隸人文歷史學科，當選的原因是「主持商務印書館數十年，輯印《四部叢刊》等書，校印古本史籍，於學術上有重大貢獻」。
1936年，張元濟70歲。由蔡元培、胡適和王雲五發起，收錄當時二十多位文化界名人學者在各自領域的學術論文，編印了《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以此特殊方式為這位出版界前輩祝壽。在「徵文啟事」中，張元濟被朋友們稱為是「富於新思想的舊學家，也是能實踐新道德的老紳士」。這是對張元濟一生思想性格和文化態度的高度概括。趨新而不躁進，溫和而不保守。在這點上，張元濟與他的好友蔡元培頗有相似之處。當年蔡元培到北京大學當校長，一方面引進胡適、陳獨秀等新人物，另一方面又在「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下，使各方面學者同流並進，為北京大學確立了一種非急功近利卻有助於學術、人格發展的文化精神環境，進而開創了中國現代學術和思想的新紀元。張元濟主持商務編譯所多年，同樣在大力引進新人、擘畫出版方針時，注意中西文化的融會貫通，既關注西方文化學術思想的譯介，又著力傳統典籍的整理，新與舊，中與西，並行不悖地共存於商務印書館的出版物結構中，從而使商務印書館別具一種有容乃大的恢宏氣度，進而引領了新式出版文化建設的新方向。這一南一北兩個最重要的學術文化機關，一個作為中國最高學府，一個作為中國最大書局，一起奠定了中國近現代新文化的基礎。 在交通大學的歷任校長中，第二任校長張元濟是一位頗具傳奇經歷、對教育文化事業及祖國文化的保存和傳播有大貢獻的人物。
1899年初，張元濟到達上海後不久，便應盛宣懷的邀請，出任南洋公學（現交通大學的前身）譯書院院長(據張元濟說，盛宣懷邀請他是由於李鴻章的推薦)。自此，張元濟開始了他在南洋公學3年多的工作歷程。南洋公學譯書院初創時院址設在虹口，同年秋遷往提籃橋。張元濟先後主持編譯了物理教材：英國莫爾旦的《格致讀本》、法國包爾培與英國保羅伯德台合著《中等格致讀本》；歷史方面的書籍有英國索米爾士的《萬國通商史》、勃克魯的《英國文明史》，日本松平康國的《美國憲法史》等，實用科學有《社會統計學》幾種書籍。
1901年初，張元濟兼任公學代總理。接任後，他便致力於公學特班的籌辦。張元濟親自主持特班的招生考試，先筆試，後面試，共取學生42名，都是二三十歲，在中國文學方面有相當根基的人。
張元濟雕像張元濟對師資非常重視，認為一個作為嘗試性質和尖子的特班，必須有一流的教師。其時，張的老友蔡元培從紹興到上海。蔡雖未像張那樣參與維新活動，但同情維新派。他認為康梁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事先不培養革新人才，希圖以少數人取代政權，此為致敗原因。這一觀點與張吻合。故張請蔡出任特班主任，兩人一拍即合。特班另聘王舟瑤、趙從蕃為教習。
張元濟在南洋公學任職時期，特別是代任總理期間，工作繁重，加之路遠耗時，他平時住宿在學校里，極少回家。他時常直接找學生談話，詢問他們的功課。蔡元培任職後亦在校內住宿，兩人常作徹夜長談。
當年南洋公學學生平海瀾後來曾回憶張元濟在南洋公學的情景：張先生勵精圖治，真好。他是非常愛研究學問，勉勵先生讀新書。譬如本來我們是讀《史記》《漢書》《資治通鑒》《御批通鑒輯覽》等舊書的，他改掉了，教我們讀嚴復的《原富》。他的教法，讀一遍，一遍讀了好幾頁，馬上就回答，那麼我們小孩子怎麼答得上呢——十三四歲讀《原富》！從這段回憶中可知，張元濟在南洋公學是傾心盡力的，並對教學的內容和形式作了改革，其目的是培養學生的現代意識和愛國思想。
後來，因他的辦學思想與監學美國人福開森不合，1901年5、6月間，他便向盛宣懷請辭，未被接受，8月堅辭代總理職，專任譯書院院長。1903年，南洋公學由於經費短絀，譯書院及東文學堂停辦。張元濟遂離開南洋公學，加盟商務印書館，開始了其人生的又一重大轉折。從此，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出版事業中，直至終老。 張元濟與毛澤東的交往始於1949年9月。當時新中國成立在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召開，張元濟這位為中國現代出版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的愛國老人作為特邀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
1949年9月19日，毛澤東邀請張元濟同游天壇，陪同游覽的還有陳毅、劉伯承、粟裕等。一路上大家興致勃勃，談笑風生
毛澤東與張元濟等人共游天壇生，並合影留念。休息的時候，毛澤東請張元濟坐在身邊，問他早年在京做官時是否來過這里。張元濟笑著回答：「這是皇帝敬天之處，我那樣的小京官豈能來此？」毛澤東聽了爽朗大笑。毛澤東還問了一些他早年參加戊戌變法，以及光緒召見時的情況。談到商務印書館，毛澤東說商務出版的書有益於人民大眾，他讀過商務出版的《科學大綱》，從中得到很多知識。毛澤東還說，商務出版的《辭源》，他在延安時總是放在案頭，寫作時常常翻閱。1949年10月11日晚上，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約見張元濟，並共進晚餐。張元濟向毛澤東建議，要想國盛民富，必須發展農業生產，毛澤東表示贊同。
1950年底，張元濟得知西藏和平解放，他懷著喜悅的心情於12月30日和次年4月15日、5月26日、8月29日四次寫信給毛澤東，並先後寄去「告存詩」《積雪西陲》和古詩《西藏解放歌》。毛澤東復信對這兩篇詩作給予高度評價。他們之間前後通信共有十多次。
1952年底，上海籌建文史館，中央決定請張元濟出任館長。但張元濟因偏癱床榻，沒有同意。翌年春，陳毅市長兩度到其榻前轉達毛澤東指示：「上海文史館首任館長非其莫屬」。他不再推辭。
1958年春，周恩來總理到上海視察，特地去醫院看望病情日趨嚴重的張元濟。當周恩來對他說「主席特托我來探望您」時，張元濟臉上流露出欣慰之情。一年後張元濟謝世。 太平洋戰爭打響，上海「孤島」淪陷，商務印書館本部早已遷到後方，上海的商務發行所和各工廠都被查封，書籍被抄走460萬冊，鉛字50多噸，啟封時發還的只是一小部分。
張元濟仍留在那裡苦撐危局，既不向日偽當局注冊，更拒絕日偽的「合資」、「合作」，只以印刷一些舊版書籍 。
民國時期的張元濟和古籍勉強維持營業。他自己的家庭境況也日益窘迫，連為數不多的善本書都陸續賣掉了。即使如此，他也從來沒想過要低頭。大約1942年初，兩個日本人前來求見張元濟，他在對方的名片背後寫下「兩國交戰，不便接談」八個字，拒絕見面。他與汪精衛本來有私交，上世紀20年代，他去廣州，汪曾陪同他拜謁黃花崗烈士墓。當汪與日本人合作後，他就不再與其有任何來往，汪託人帶來與陳璧君合著的《雙照樓詩集》，他嗤之以鼻，始終不予理睬。
在一位親戚的建議下，張元濟開始賣字，他寫給商務天津分館經理的信中說：「上海百物昂貴，生計大難。弟今歲起以鬻書度月。」他參考當時書家的潤例，制定一份「鬻書潤例」，除了請京、津、杭等商務分館分發潤例、代收寫件，還將書法交給榮寶齋、朵雲軒、九華堂、汲古閣等書畫店代銷。當時他刻有一枚圖章，有「戊戌黨錮孑遺」字樣。他孫子張人鳳記得，每隔幾天，他就要在飯桌上寫幾件書法作品：「祖父用一個圓形的大硯台。竹製的筆筒內插滿了大大小小的毛筆。他寫得最多的是對聯。先將裁好的宣紙摺成七格，在飯桌上鋪好厚厚的幾層報紙，再將宣紙鋪上拂平，然後揮筆。有時我站在旁邊看著他寫，有時站在他對面，寫完一個字，幫著將紙向前挪動一點。祖父有幾本楹聯手冊之類的東西，可能是根據求字人的身份、愛好，挑選詞句。他揮筆時，我們在旁邊是不能說話的，寫完了，可以向他問長問短。」
汪偽政府的浙江省長傅式說附庸風雅，托張元濟的一位親戚送去一幅畫卷，請他題字，還附有11萬元的支票，他從支票的印章發現是傅式說，馬上斷然拒絕，退回支票，修書一封，其中說：「是君為浙省長，禍浙甚深……以是未敢從命」。

㈣ 王如痴的人物軼事

轉戰井岡山創建革命根據地
1928年夏 ，王如痴從蘇聯莫斯科陸軍大學學成歸國回到上海,中央軍委派他到井岡山紅四軍工作。此時,湘贛軍閥發動對井岡山的「會剿」,在毛澤東、朱德的領導下,王如痴先後兩次參加打破湘贛兩省軍閥「會剿」的戰斗。12月,彭德懷率領平江起義後成立的紅五軍,到井岡山與紅四軍會師。為了加強紅五軍的政治工作,王如痴被選派到紅五軍任第八大隊黨代表。隨即,投入了反對湘贛軍閥對井岡山進行的第三次「會剿」韻戰斗。
敵人的這次「會剿」來勢洶洶,他們聯合糾集湘贛兩省6個旅20餘團的兵力,兵分5路,向井岡山撲來。前委在柏露村召開會議,決定由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突圍下山,向贛南敵人後方出擊。彭德懷、滕代遠率紅五軍與紅四軍第三十三團留守井岡山,迫使敵窮於應付、不能實現兩省「會剿」的計劃。對此,紅五軍有不少人想不通,認為紅五軍是來井岡山學習的,不是留守的,要求打回湘贛邊老家去。彭德懷、滕代遠從全局利益出發,堅決維護前委決定。王如痴耐心細致地做八大隊幹部戰士的思想工作,大力宣傳採取這一策略的正確性,使部隊的情緒很快安定下來,投入了保衛井岡山的斗爭。
井岡山方圓數百里,山勢險峻,只有五條羊腸小道通向山外,王如痴奉命率八大隊扼守桐木嶺的白銀湖哨口。任務下達後,他立即帶領戰士構築陣地。時值隆冬,大家還身穿單衣,腳套草鞋吃的是「紅米飯,南瓜湯」,有時只能吃野菜、筍干,油鹽皆無晚上睡覺,就在鋪間燒一堆火,身上蓋些稻草,取暖禦寒。王如痴堅持和戰士同甘共苦,有時還和戰士一道下山挑糧。
1929年1月26日,湘贛敵軍以優勢兵力,向各哨口發起猛攻。白銀湖是敵軍的主攻方向之一。恰值雨雪交加,山霧迷濛,百尺之外看不見人,對防守極為不利。戰士們每日的飯菜,都是從幾里外的後方送來的,早已冰冷,飲水則全靠融雪解渴。面對險惡環境,王如痴堅定沉著,鼓舞戰士們堅守陣地。經三天三夜激戰,白銀湖哨口巋然不動,給敵人以很大殺傷,大挫敵人銳氣。敵人從正面攻不下來,便找到一個反動富農帶路,從側面攻佔了黃洋界哨口,而後其他哨口也陸續失守。為保存力量,王如痴奉彭德懷之命,率部殺出重圍,隨全軍向贛南轉移,4月初在瑞金和紅四軍主力會師。不久,湘贛兩省「會剿」之敵撤走。紅五軍在彭德懷、滕代遠的領導下,回師井岡山,恢復了湘贛邊區。接著,紅五軍北返湘鄂贛,與黃公略部會合,使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得到進一步拓展 。
率部取得三次反「圍剿」勝利
1930年冬,蔣介石命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率兵10萬,採取分進合擊的策略,「圍剿」中央蘇區。12月5日,王如痴率部參加了毛澤東在寧都小布主持召開的蘇區軍民殲敵誓師大會。毛澤東為會場所寫「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游擊戰里操勝算;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的對聯使他深受教益。
會後,毛澤東、朱德決定對敵實行中間突破,先打張輝瓚、譚遭源兩師,並命令王如痴所在的紅三軍擔任正面攻擊。紅三軍軍長黃公略則令八、九兩師,分左右兩翼擔任主攻。八師政委王如痴堅決貫徹毛澤東、朱德制定的「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與師長龍芝道率部向根據地腹地退卻,埋伏在龍岡附近。12月30日晨,「霧滿龍岡千嶂暗」,上午8時,當敵前敵總指揮張輝瓚率第十八師闖入埋伏圈後,王如痴協同兄弟部隊發動猛攻,使敵很快陷入鐵壁重圍。激戰至下午4時,敵9000餘眾俱遭殲滅,張輝瓚被生擒。不幸的是,紅八師傷亡較大,師長龍芝道壯烈犧牲。王如痴滿懷悲憤,策應兄弟部隊揮師迂迴到東韶街東側,圍殲敵譚道源師,又使其一半受殲,余敵狼狽逃離。
就這樣,在毛澤東、朱德的直接指揮下,王如痴所在的紅三軍,5天內兩戰兩捷,繳槍1.5萬支。蔣介石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圍剿」,以徹底失敗而告終。
1931年4月,蔣介石派何應欽帶兵20萬,採取「穩打穩扎,步步為營」的戰術,向中央蘇區發動第二次「圍剿」。毛澤東以中革軍委總政治部主任的名義,簽署了總政治部第四號通令。王如痴深信毛澤東、朱德英明的作戰方針,召開全師誓師大會,進行戰前政治動員。王如痴和師長劉疇西率紅八師從永豐縣星夜南馳,會同紅一方面軍集結於東固地區,待敵25天。5月中旬,各路敵軍向贛西南推進。5月6日,當敵公秉藩第十八師行進至中洞地區時,王如痴率領紅八師,與紅九師抓住戰機,從中洞南側向敵發起猛攻。經3小時激戰,全殲公秉藩師,俘敵副師長王慶兜以下4000餘人,繳槍3000餘支。公秉藩被俘後化裝逃脫。接著,王如痴率紅八師隨紅一方面軍主力由西向東橫掃。紅軍在白沙、中村、廣昌等地連續殲敵兩個師又一個旅,並在建寧殲敵劉和鼎部,在半個月時間里,連續打了幾個勝仗,真是「七百里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痛快淋漓地粉碎了第二次「圍剿」。 蔣介石1931年7月自任總司令,坐鎮南昌指揮,調集23個師又3個旅共30萬兵力,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三次「圍剿」。蔣介石還發誓:「幸而完此夙願,當解甲歸田」,否則就「捨命疆場」。這時,中央紅軍只有3萬人,面對10倍於己的強敵,形勢十分不利。按照紅軍總前委制訂的「誘敵深入」、「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作戰方針。王如痴結合總結前兩次反「圍剿」的經驗,深入向全師指戰員宣傳動員。7月中旬,他奉命率第八師隱蔽地向敵中間地帶行進,克服盛暑爬山困難,行軍10天,繞道千里,自閩西建寧,回師興國待機。可是不久,各路敵軍均以迅猛動作向興國合圍,紅軍面臨敵12個師的三麵包圍。8月上旬,王如痴率部突出敵包圍圈,按照方面軍總部部署,協同兄弟部隊,向戰鬥力較弱的敵第三路進擊軍發動攻擊。紅軍接連在蓮塘、良村、黃波三戰三捷,殲敵1萬餘人,創造了連續作戰、重殲頑敵的光輝戰例。
蔣介石得知紅軍主力東進的消息,便轉變戰略,急令各路敵軍向紅軍主力的集中地永豐的君埠逼進。紅軍又一次陷入敵7個師的三麵包圍。8月16日晚,王如痴又率部利用夜幕作掩護,秘密通過敵兩軍之間僅隔20華里的空隙地帶,跳出包圍圈,轉移到興國西部隱蔽休整。9月7日晨,王如痴所在的紅三軍在軍長黃公略的指揮下,兵分兩路,尾追興國北逃之敵。王如痴率紅八師為左路,七師、九師為中路、右路,於老營盤地區追上敵人,發起猛烈攻擊,激戰到下午2時,全殲敵蔣鼎文第九師一個旅,俘敵2000餘人,繳槍2000餘支。對此次戰斗,李聚奎上將說:「這一仗殲敵一個旅,是七師、九師擔任主攻任務的。八師是在黃土凹擔任堵擊,任務是堵擊高興圩方向的援軍。該師師長劉疇西這次沒 有來,由政委王如痴在那裡指揮戰斗。名義上是一個師,實際上沒有好多人,要堵擊那麼多敵人是夠艱巨的。他們打得好苦,傷亡很大,但很好地完成了堵擊任務,保證了全局。」9月15日,王如痴又率師參加了方石嶺戰斗。該役殲敵一個師,俘敵5000餘人,繳槍4500多支,從而取得第三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 。
艱苦轉戰受挫不幸被俘
1933年3月18日,閩贛省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橫峰縣黃山底召開,王如痴缺席被選舉為閩贛省蘇維埃政府第二屆執委會的執行委員。4月,中革軍委正式調他到閩浙贛省任新紅十軍軍長兼政委,他的戰友劉疇西調任閩浙贛省軍區司令員。
新紅十軍是年初原紅十軍調離贛東北在中央蘇區被改編為紅十一軍後,以閩浙贛省軍區赤色警衛師為基礎,抽調各縣獨立團、獨立營部分人槍組建的,無論指戰員的政治軍事素質還是武器裝備都不強。王如痴到職後,運用在毛澤東、朱德直接指揮下學得的建設紅軍的經驗和反「圍剿」的戰略戰術,帶領紅十軍第二十八、二十九師,奔赴江西省樂平縣秧板馬家設伏,擊潰敵軍一個營。
6月,駐弋陽縣城的國民黨軍第二十一師一個團到橫峰縣坂上的楊家村搶劫蘇區財物。王如痴得到情報後,一面命令弋陽縣獨立營先行在碗港橋附近的山邊埋伏,一面集合紅十軍主力疾馳出擊。當敵人行進到弋陽縣朱家坑田坊開闊地時,王如痴一聲號令,槍炮齊鳴,經1小時的激戰,敵300多人被擊斃,800多人就擒。戰斗結束後,王如痴主持召開了慶功大會,總結作戰經驗,表彰立功人員。
接著,王如痴抓住戰機,率領全軍連續征戰貴溪、玉山等縣,並跳到浙西,主動打擊敵軍。貴溪縣庫橋是國民黨軍重要據點,駐敵兩個團,且村後有山,村前有堅固工事,易守難攻。王如痴首先派兩個連正面佯攻,把敵一個團引了出來,主力則在一處有利地形埋伏。當敵軍進入埋伏區時,主力發動猛攻,打得敵軍驚惶失措,100多人被打死,200多人被俘虜。玉山縣有個叫樟村街的大集鎮,大批國民黨地方靖衛團糜集於此。王如痴率部把樟村街奪了回來,開辟了玉山縣新蘇區,並留下紅二十八師第八十四團幫助地方黨組織、建立玉山縣各級蘇維埃政府,開展土地革命。
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100萬兵力,向各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為了緊急動員蘇區軍民開展第五次反「圍剿」的斗爭,11月20日,王如痴協助方誌敏在橫峰縣葛源召開了閩浙贛省第三次工農兵代表大會,作出了「擴大紅軍隊伍,加強白區工作」的決議。接著,又制定了「保衛基本蘇區,創造新的蘇區」的戰略方針。敵以5個師又4個保安團的兵力,向閩浙贛蘇區撲來。根據中革軍委賦予的任務,王如痴率紅十軍堅決阻擊敵第五十三師向周坊、富林地區的進攻。11月,福建事變後,王如痴揮師轉到閩浙贛蘇區的東部活動,在上饒的羅橋、楓嶺頭殲滅敵第八十師一部,繳獲大批冬衣,29日,又在橫峰姚盤山地區伏擊殲敵第二十一師兩個團。
1934年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王如痴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這時,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已控制了對中央的領導,並排斥前四次反「圍剿」的正確方針,採取「御敵於國門之外」、「兩個拳頭打人」的錯誤方針。王如痴對此深感不滿,仍在實際作戰中繼續執行毛澤東、朱德的戰略戰術,因而得罪了他們,被誣為「右傾保守」。3月,他被調離了紅十軍。
王如痴離開紅十軍後,方誌敏希望他繼續留在閩浙贛省蘇區。6月,派他帶領一個獨立團,與贛北地方武裝合編為皖贛紅軍獨立師,王如痴任師長。
由於中央「左」傾冒險主義的指揮,中央紅軍奮戰10個月,不僅未能打破敵人的第五次「圍剿」,反而使紅軍主力損失慘重。為了牽制和分散國民黨軍隊,減輕對中央蘇區的壓力,並宣傳和推動抗日救亡運動,中革軍委決定以尋淮洲為軍團長,率領紅七軍團作為北上抗日先遣隊,向閩、』浙、贛、皖邊界前進。7月,抗日先遣隊從江西瑞金出發,10月,轉戰到德興縣重溪,與紅十軍會師。11月,根據中革軍委命令,紅七軍團同紅十軍合編為紅十軍團,下轄三個師,把擅長正規戰的紅七軍團編為第十九師、擅長游擊戰的紅十軍編為第二十師,閩、浙、贛省地方武裝編為第二十一師。王如痴擔任第十九師參謀長。
紅十軍團成立後,繼續擔任抗日先遣隊的任務。第十九師是軍團的主力。王如痴協助尋淮洲指揮襲擊常山,攻佔旌德,西逼蕪湖,屢挫敵軍,聲勢震動浙皖兩省。不久,紅十軍團遭七倍於己的敵軍圍攻。劉疇西決定集中主力,在黃山下譚家橋附近的烏泥關設伏,打擊敵補充第一旅,由於劉疇西指揮不當,將「有用之師置於無用之地」,加上3個師行動不協調,戰斗形成對峙。尋淮洲身負重傷,不幸犧牲,王如痴接任第十九師師長。譚家橋戰役的失利,使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陷入了被動局面。紅十軍團掉頭南下,返回閩浙贛蘇區休整。數千人的隊伍,在敵人前堵後截中輾轉前進,給養日益困難,顯得疲憊不堪 。
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
1935年1月12日,先頭部隊抵達浙江開化縣楊林地區,繼而進入閩浙贛蘇區的港頭。浙江保安第二縱隊從星口抄捷徑連夜疾進70里,搶先趕到港頭,並在三坂、徐家村一帶修築工事,擋住了紅十軍團主力進入閩浙贛蘇區的通道。接著,敵後續部隊迅速從四面八方趕來,形成重重包圍之勢。一場激戰,紅十軍團便被打成兩段。前段先導800餘人,由方誌敏、粟裕率領,脫離包圍,轉移到懷玉山隴首。後段主力2000多人,由劉疇西、王如痴率領(因劉疇西負傷,雙手殘廢,部隊實際上由王如痴代行指揮),被阻截在縱橫不到15華里的懷玉山狹長山地,陷入了敵第四十九師、第二十一旅、浙江保安師共14個團的包圍之中。這時本已突出敵人包圍到達隴首的方誌敏,要粟裕率突圍部隊及一些傷員向閩浙贛邊沿地區轉移,自己則不顧個人安危,堅持留下來等待主力部隊。結果,亦深陷敵人重圍。
時值1月的懷玉山區,雨雪紛飛,地凍天寒。紅軍戰士經過3個月的行軍作戰,傷亡不斷增加,已十分疲勞,加上糧源斷絕,只能靠樹皮、草根充飢;敵人進攻了,又要馬上投入戰斗。面對險惡的環境,王如痴協同方誌敏、劉疇西在懷玉山欲圖殺出一條血路,沖出重圍,可是終因敵軍強大、炮火猛烈而被迫撤回。在紅軍幾次突圍無望之後,方誌敏、劉疇西決心潛回贛東北重振旗鼓,並授命王如痴全權指揮隊伍留守山林。這時,在敵軍猛烈炮火的重重轟擊下,紅軍戰士已經被沖散,只能各自為戰。開始時,敵軍因山高林密搜索不到,還派出飛機輪番轟炸,後來敵人索性放火燒山,有的紅軍戰士和傷病員被活活燒死;有的被逼上山頂絕路,捨身跳崖。
王如痴幾經組織發 動,率1000餘人,乘黑夜偷襲敵軍封鎖線,力圖強行沖出包圍圈。由於被敵警戒部隊發覺,只得潛回懷玉山待機。突圍未成,卻被敵軍發現了行蹤。敵二十一旅派一個團向懷玉山結隊搜捕。當敵軍行進到山腹森林地帶時,王如痴等被發現。王如痴率戰士一面向山頂撤退,一面開槍迎擊。但終因子彈打盡,數日未食,被敵俘獲。接著,方誌敏、劉疇西也先後被俘。
1935年1月31日,方誌敏、劉疇西、王如痴等人被押到上饒,敵第八軍軍長趙觀濤在上饒金龍崗體育場召開「慶祝生擒方誌敏等大會」。2月1日,他們被押上5輛卡車,由4輛裝甲車前後護衛,送往南昌。在南昌豫章公園,國民黨又召開了「慶祝大會」,然後將他們囚於「駐贛綏靖公署軍法處」看守所。
王如痴和方誌敏、劉疇西、曹仰山被關在一個囚牢里。呼吸的是污穢的空氣,吃的是變霉的黃米飯,睡著滿是臭蟲、虱子的草鋪,每天只發兩碗水,包括洗臉、漱口、飲用在內。這非人的待遇,使王如痴先是患了嚴重的傷寒症,接著又患上肋軟骨炎症,高燒到攝氏40度。他瘦得像一具骷髏。一天,大家談到決心就義時,劉疇西說:「脖子伸硬些,挨它一刀,臨難無苟免。」王如痴接著說:「對,大丈夫必須如此!」
他們在談到懷玉山戰斗慘敗的影響時,都感到異常的沉痛,懷著對黨和革命的無限忠誠而引咎自責。王如痴說:「呵!贛東北的同志們,這次你們都吃了我們失敗的大虧,你們又要重過1928年的艱苦生活了!」「我們的中央,一面要責備我們,一面又要可惜我們。」對黨和革命的眷戀之情,溢於言表。
王如痴身陷囹圄,但處事審慎,不為敵人陰謀伎倆所動。一次,方誌敏被提到法庭,軍法處一個副處長要方誌敏從獄中派一個可相信的人送信,把他的妻子請來,共同到「國方」來做事。方誌敏對敵人進行了抵制,但能否利用這個機會,送個信到蘇區去呢?他找王如痴和劉疇西商量。王如痴立即感到這是敵人玩弄的花招,他向方誌敏坦陳己見:「恐怕影響不好,因為有人去蘇區,敵人就可以造謠,說是我們已經投降了。」
方誌敏接受了王如痴的意見,拒絕了這一提議。事後,方誌敏說:「如痴的話是不錯的,不要弄巧成拙,畫虎成狗。事業未成,反惹起黨的懷疑,弄得自己身敗名裂。」
在敵人面前,方誌敏、王如痴等寧死不屈,下面是他們在被審訊時和敵法官的一段對話。
「你們曉得犯了什麼罪嗎?」法官問。
「我們犯了什麼鳥罪,就是沒有同你們去賣國。」
「不要這樣說嘛,識時務者為俊傑,你們已失敗到這個地步,何必固執呢!只要你們悔過自新,到國方來做事,我們是不會殺你們的,不然,殺了多少你們那方的人,何以留著你們不殺呢'」
「我們信仰的是共產主義,是為工農大眾求解放謀利益的。怎麼能與你們為伍呢!我們今天的失敗,是一時的失誤。現在既然落到你們手裡,我們毫無畏懼,視死如歸。可是,你要知道,你們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
法官以叛徒孔荷寵為例進行引誘,說:「孔荷寵現在極蒙上面信任,當上了少將參議,每月500元薪金。」孔荷寵曾是湘鄂贛省軍區司令員,第五次反「圍剿」時帶槍投降敵人,成為可恥的叛徒。
王如痴厲聲說:「我無妻無兒,無以為家,別無他圖。我既不愛爵位,也不愛金錢,你講的那些,對我毫無用處。」
法官呈文上去,說這些人「無可救葯」。
王如痴胸襟開闊,無私無提,盡管置身鐵窗,經受著敵人嚴刑的審訊,以及重病的折磨,面對死神威脅,仍以革命事業為懷,堅貞不屈,決心犧牲寶貴生命「留取丹心照汗青」。
對於王如痴、方誌敏、劉疇西等人被捕,許多著名人士和青年學生向南京政府提出了質問,有的還致電南京政府或蔣介石本人,要求釋放他們。蔣介石下達了「秘密處死」的手令。1935年8月6日凌晨,一群荷槍實彈的敵兵將方誌敏、劉疇西、王如痴等押往南昌市百花洲下沙窩秘密刑場。王如痴高呼口號:「打倒國民黨!」「打倒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在一陣急促的排槍聲中,他走完了人生32個春秋的歷程。
紅十軍團重要領導人之一王如痴的故事
1928年初， 王如痴從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成回國，即受黨組織派遣，赴井岡山紅四軍工作。在毛澤東、朱德的領導下，先後兩次參加了保衛紅色搖籃，反湘贛兩省軍閥對井岡山進行「會剿」的作戰。
1933年4月，王如痴調至閩浙贛省擔任紅十軍軍長兼政委。紅十軍是以閩浙贛省軍區赤色警衛師為基礎新建立起來的一支部隊。開始，無論軍政素質和武器裝備都是不強的。而當時閩浙贛省蘇區，在方誌敏領導下已是「血染東南半壁紅」，與中央蘇區聯成一片，成為一個很大的戰略區。特別是當原紅十軍調離後，蔣介石立即進攻。面對敵重兵壓境的險惡形勢，王如痴到職後，就積極運用當年在毛澤東、朱德直接指揮下學得的建設紅軍的經驗和反圍剿的戰略戰術，立即帶領紅十軍投入戰斗，及時地給來犯者以迎頭痛擊，保衛和擴建閩浙贛省蘇區。
1933年4月，王如痴當即率領紅十軍二十八、二十九師，奔赴江西樂平縣秧板馬家，伏擊敵軍。擊潰敵軍1個營。在這次戰斗中，王如痴親臨前沿陣地，指揮作戰，不幸被敵彈擊中臉頰，光榮負傷。
同年6月一天，駐弋陽縣城的國民黨二十一師1個團，從東門出城，經碗港橋到橫峰縣坂上的楊家村（蘇區）搶劫財物。王如痴得知情報後，一面馬上命令弋陽縣紅軍獨立營在碗港橋山下埋伏，密切監視和牽制敵軍。一面立即集合全軍主力，疾馳出擊。當敵軍行進至弋陽縣朱家坑田坊開闊地時，王如痴一聲號令，槍炮齊鳴。經一小時戰斗，敵軍300多人被打死，800多人全部俯首就擒。繳槍數百餘支，大獲全勝。接著，王如痴率領全軍向國民黨軍隊的重要據點———江西省貴溪縣庫橋，發動猛攻，殲敵1個團，迫使其敵龜縮鱉潛，未敢輕舉妄動。玉山縣的樟村街，是個大鎮子，是土豪劣紳的集中營，大批國民黨地方靖衛團均蟻集駐扎於此，王如痴則採取「各個擊破」的戰術，指揮紅十軍一口一口吃掉他們，把樟村街奪了回來，從而，開辟了玉山縣新蘇區。同年9月，王如痴又率領紅十軍主力奇襲到浙西，配合游擊隊，一舉攻佔開化縣城，繳獲一批武器裝備，國民黨官兵聞風而逃。接著，王如痴組織、指揮紅軍大刀闊斧地開展群眾工作，有力地鞏固和擴大了開化、婺源、德興蘇區。在這三縣黨組織的密切配合下，隨即在德興、玉山縣邊界建立了楊塘特區，在婺源、坑頭一帶建立了婺源中心特區，在德興、玉山、開化三縣交界的龍頭山，建立了化玉特區。這些特區的建立，後來對於牽制敵人和保衛中心根據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久，王如痴又率領紅軍揮戈西進，突然返回周坊，會同貴溪縣獨立營和區游擊隊，殲滅敵第四師、第二十一師各一部。同時，又與中央紅軍相呼應，攻克浦城、江山等地，擊潰敵軍3個團。這樣，不僅有力地保衛和擴建了閩浙贛省蘇區，而且配合中央紅軍徹底粉碎蔣介石的第四次「圍剿」，取得了重大勝利。
同年10月，蔣介石不顧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強烈要求，繼續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調集一百萬兵力，喪心病狂地向各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接著，敵以5個師又4個保安團的兵力，向閩浙贛根據地猛撲過來。根據中革軍委賦予的任務，王如痴率領紅十軍堅決狙擊敵第五十三師向周坊、富林地區的進擊。經過兩個月的作戰，殺傷了許多敵人。11月，「福建事變」後，王如痴揮戈轉到閩浙贛根據地東部活動，遂在上饒羅橋、楓嶺頭地區殲區敵第八十師一部。接著，又在橫峰姚盤山地區以伏擊手段殲滅敵二十一師兩個團，取得了可喜的戰果。
1934年1月，王如痴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但正在這時，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完全控制了黨中央。不久，王如痴卻被誣為「右傾保守」。於1934年3月，即被調離紅十軍。
王如痴離開紅十軍後，胸懷大局，以革命為重，不計較個人得失，繼續留在贛東北工作。同年6月，他帶領一個獨立團，奔赴贛北，與贛北獨立團合編為皖贛紅軍獨立師，任師長。他積極協同贛北黨組織擴大紅軍，加強新蘇區的建設。配合和支持中央紅軍繼續開展反「圍剿」的斗爭。
1934年10月，尋淮洲率領紅七軍團作為北上抗日行遣隊，艱苦轉戰到閩浙贛根據地內的德興縣重溪，與紅十軍會師。11月，根據中革軍委命令，紅七軍團與紅十軍合編為紅十軍團。原七軍團編為十九師，原紅十軍編為二十師，閩浙贛地方武裝編為二十一師，閩浙贛地方武裝編為二十一師。尋淮洲改任為十九師師長，王如痴則被任命為十九師參謀長。
紅十軍團成立後，繼續擔任北上抗日先遣隊任務。十九師作為紅十軍團主力，先遣前驅。開始，王如痴協同師長襲擊常山，攻佔旌德，西逼蕪湖，屢挫敵軍。爾後，回師湯口，與軍團機關會合。即遭七倍於己的敵軍大舉進犯。軍團決定，在黃山腳譚家橋圍攻敵軍。由於3個師行動不協調，戰鬥打成對峙。尋淮洲不幸犧牲。王如痴接任師長。譚家橋戰役的失利，使抗日先遣隊陷入被動局面。面對強敵追擊的險惡形勢，紅十軍團決定，將部隊掉頭南下，返回閩浙贛蘇區休整。1935年1月12日，方誌敏、粟裕率領先頭部隊進達浙江開化縣的楊林地區，繼而進入閩浙贛蘇區的港頭。可是，當王如痴、劉疇西率領殿後的紅十軍團主力進入楊林時，即被抄捷徑，星夜急馳趕來的敵浙江保安第二縱隊，擋住了進入閩浙贛蘇區的通道。接著，敵後續部隊又迅速從四面趕來。這樣，一經激戰，紅十軍團便被打成兩段。前段800餘人，脫離重圍，轉移到懷玉山隴首。後一段數千人，由王如痴、劉疇西率領，被阻截在化婺德地區，即在縱橫不到15里的懷玉山的狹長山地，陷入敵四十九師、二十一旅、浙江保安師共14個團的重重包圍之中。這時本已突圍的方誌敏，考慮到大隊人馬尚在後面，堅持留下來，等待主力部隊。結果，亦陷敵重圍。
時值元月，懷玉山區，雨雪紛飛，地凍天寒。紅軍戰士，經兩月的艱苦轉戰，傷亡不斷增加，本已十分疲勞，現又被敵圍困山林，飢寒交迫，經受著嚴峻的考驗。王如痴心急火燎。他同方誌敏、劉疇西在懷玉山的東南山地和北部的冷水坑、玉峰、馬峰等地，指揮部隊，同敵軍進行血戰，欲圖殺出一條血路，沖出重圍。可是，終因敵軍強大，炮火猛烈而被撤回。這時，方誌敏、劉疇西決心潛回贛東北，重振旗鼓。並授命王如痴全權指揮隊伍，留守山林，可是，終因敵軍強大、炮火猛烈的轟擊下，紅軍戰士已被沖散分割，各自為戰。開始，敵軍因山高林密，搜索不便，還派飛機輪番轟炸；後來，敵人索性放火燒山，有的紅軍戰士和傷病員被活活燒死。有的拒敵搜捕，則且戰且退，被逼上山頂絕路，寧死不屈，捨身跳崖，表現出紅軍戰士可歌可泣的英雄壯舉。王如痴深深為紅軍兄弟這種無比悲壯的行為所感動。他幾經組織發動，決心再次率領紅軍戰士1000餘人，乘黑夜偷襲敵軍封鎖線，力圖強行突圍。可是，又被敵警戒部隊發覺擊回。敵二十一旅即派1團兵力，集中向懷玉山發起圍攻和結隊搜捕。王如痴即率領紅軍戰士，一面向山頂撤退，一面開槍迎擊。終因力量懸殊，子彈打盡，數日未食，精力疲竭。遭敵團團圍住而被俘。接著劉疇西、方誌敏亦未能回贛東北蘇區，先後於德興隴首村封鎖線上被俘。1935年8月6日，王如痴和方誌敏一起在南昌下沙窩英勇就義。

㈤ 粟裕打過那些勝仗，打過敗仗嗎

粟裕打過的勝仗有高郵戰役、隴海線徐（州）海（州）段戰役、蘇中戰役、孟良崮戰役、濟南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上海戰役、開封戰役、皖南事變等。打過敗仗只有譚家橋戰斗。

1、譚家橋戰斗

譚家橋位於安徽省區，地處黃山東麓。很多年以後，粟裕重返譚家橋，回憶起那段硝煙彌散的歲月，粟裕彷彿又聽到了戰友的吶喊聲。

機關槍在嘶吼，火焰在升騰，鮮血模糊了雙眼，當年的一幕幕彷彿歷歷在目。良久，粟裕說了一句話：「我一生基本上打的都是勝仗，就是在這里打了敗仗。」

2、皖南事變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粟裕任新四軍第一師師長（後兼政治委員），蘇中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8月13日，指揮蘇中軍民反擊日偽軍報復性的「掃盪」，連續作戰42晝夜、130餘次，殲日軍1300餘人。

3、開封戰役

1948年6月16日，粟裕發起開封戰役（又稱豫東戰役第一階段），激戰5晝夜，22日攻克開封，全殲守敵及部分援敵共4萬餘人。6月27日發起睢杞戰役（又稱豫東戰役第二階段），激戰6天，共殲國民黨軍5萬餘人。7月12日發起兗州戰役，殲敵6.3萬餘人。

(5)聽書粟裕逸事擴展閱讀

粟裕人物軼事：粟裕一生先後6次負傷。頭部兩次負傷，在武平戰斗中，子彈從他右耳上側頭部顳骨穿過；在水南作戰中，被炮彈炸傷頭部。手臂兩次負傷，在硝石與敵作戰中，他左臂負重傷留下殘疾；在浙西遂安向皖贛邊的轉戰中，他右臂中彈，新中國成立後才取出子彈。

除此之外，1929年攻佔寧都時，他臀部負傷；1936年在雲合開展游擊戰中，他腳踝負傷。1984年2月5日他逝世後，家人從他火化的頭顱骨灰中，竟發現了三塊彈片。2003年，軍事科學院籌建院史館，粟裕大將夫人楚青公開了這三塊珍藏近20年的彈片。

㈥ 古小月的人物軼事

古小月這個造型，跟毛澤東非常相似
古小月邊扮演著「毛主席」的動作，邊介紹其招牌動作：「經常抽煙、思考問題、動作較慢、叉著腰、環視江山等，這都是毛主席的典型動作。我喜歡抽煙，但不能像毛主席那樣常吃辣椒，若演到這場面，便以甜的紅椒來代替。我常演的毛主席由延安到西柏坡，再到建國初期那段中年階段。我尊敬毛主席，他偉大，有才華，是革命家、軍事家、文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藝術家、詩人，他給我們摘去東亞病夫的帽子，讓中國成為東方巨龍。」今年十一月，古小月還將參演中央電視台劇集《粟裕大將》。提到另一位飾演毛澤東的演員唐國強，古小月謙虛地表示，對方比他年長十多歲，出道更早，名氣也更大，但他還是覺得只要演好自己的角色，得到觀眾認可便會開心。
為了把毛澤東扮演得維肖維妙，古小月從不躲懶，他為了體會毛澤東家鄉湖南韶山的民風及語言，古小月差不多每年都到當地二、三次，住一個星期，因此他可以用很地道的韶山話來演繹毛澤東的角色。他的家裡，也張掛著毛澤東不同年代的畫像，書法，讓他全身心地融入毛澤東的世界。
古小月打從一開始扮演毛澤東，便同時學習「毛體」書法。古小月說，他自十一、二歲已自學書法，並且愛好草書，但學「毛體」仍覺很難。他說：「學了三年還是初級階段，學了五年還算進了一個台階，現在學了八年，才算走了出來。去年我終於加入了中國書法家協會，但一位真正的書法家，還要三十年才能成熟呢。」

㈦ 粟裕的故事 。急啊！

當代中國有兩個戰略家一個是毛澤東一個就是粟裕。淮海戰役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想知道他的是先給我5分唄

㈧ 開國大將中槍法最好的人是誰

五百年來，中國最傑出的將領，當文字推中共開國第一大將粟裕。 第一部分千古英雄誰敵手 即便在一般略通軍事的人眼中，白起韓信岳飛三人也是中國古代最具知名度的將領。然而，誰又知道明清以降，誰又是吾國最優秀的軍事家呢？近五百年來，中國最傑出的將領，當推中共開國第一大將粟裕。目下，坊間公認中共最高級將領中最具軍事才能的是通常所說的五虎大將：彭德懷，林彪，劉伯承，徐向前，粟裕。上述排位是根據55年授銜時的坐次。四元帥一大將。不過談到具體軍事才能，恐怕次序正好要調過來。粟裕是湖南會同人，侗族。不要說我們，連他自己直到逝世都不知道自己不是漢族人。他恐怕算得上是侗族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物了。對於手下五虎大將的本事，毛澤東對粟裕的評價最高。1961年，毛澤東在武漢會見英國名將蒙哥馬利元帥。談及解放軍的軍事統帥時，認為粟裕最會打仗。認為從近代至今，只有粟裕在華東打的一些仗可以與二次大戰中的某些仗相提並論。其它的仗怕是都不算數了。「這個仗是粟裕指揮的，本來不成熟呢，他們硬要吃下去。我的這些戰友中，屬這個粟裕最會打仗，他也是我們湖南的。」上面這段話是對老外講的，而且對方又恰好是二戰名將，軍事行家，我認為是最能反映毛心中的真實想法的。

解決辦法是什麼呢？回答是：強化主將的權力。比如林彪在東北初期，自己的權威受到了挑戰，彭真還想把林彪換下去。毛澤東這時「反其道而行之」，強化林彪，升任東北局書記，一下子把彭真壓下去了。同樣道理，要想讓粟裕壓得住「五湖四海」，最有效的辦法是強化粟裕的權力。本來，最理想的政委是羅榮桓，但考慮到上述情況，就不讓羅榮桓任東北邊防軍政委了。 第二個問題是：誰當副司令員？ 在選副司令員問題上，有以下4個原則： 1、這個人必須來自四野。因為五大野戰軍，四野兵力佔了近一半。另外，二野一直配合三野作戰，指揮上本來就很熟悉。只要粟裕把二、三、四野的部隊的人事關系理順了，其他的像華北野戰軍處於少數地位，就容易了。至於彭德懷的一野，除去後來加入的18、19兵團，本就沒多少兵力，戰力又弱，而且缺乏現代戰爭的作戰經驗，是不必過多考慮的。 2、在四野得有足夠的威望。 3、是毛澤東信任的人。 4、與粟裕也有良好的關系。 粟裕出道甚晚，大器晚成，也沒參加過長征。一野、四野、華北野戰軍里的將領，對粟裕有著深入接觸的人很少。而肖勁光就是這少數人中的一個。另外粟裕被批鬥時，毛澤東曾問肖勁光對粟裕的看法，肖勁光說：「粟裕為人正派，沒有二心，是好人。」這反映出粟肖二人的私交不錯，而毛澤東聽到這句話時，對肖勁光是滿意的。因為這表明他當年在攻台、攻朝問題上「粟肖」的班子搭配是合理的。(毛在58的真正想法不過是拿掉粟裕的軍權，別的只是借口。也就是說，毛本人並非對粟有什麼「強烈的不滿」，僅僅是為了集權而已。這點下文講到58年批粟還要深入。所以肖勁光對粟裕良好的評價，毛澤東是半點都不生肖勁光的氣的。反而感到這證明自己當年為攻台和攻朝選定的搭檔，是很正確的。) 在江西反「圍剿」時，粟肖二人是老戰友。肖勁光任紅11軍政委時，粟裕任該軍參謀長。後肖勁光任紅7軍團政委，粟裕任該軍團參謀長兼二十師師長、政委。後來肖勁光被左傾主義者抓了起來，再以後隨同大部隊長征。粟裕則隨尋淮州離開了中央蘇區，組成抗日先遣隊北上。這樣，粟肖二人的合作中斷了。 十多年後，二人的再度合作是攻取台灣（此時肖勁光是海軍司令員，二人的合作只是職務上的便利，倒並沒有特意安排的意義）。二人的友好關系令毛澤東十分滿意，加上毛與肖的特殊關系，肖勁光可說是「作粟裕副手」最合適的人選了。 另外，以肖勁光第四野戰軍副司令員的身份，也絕對壓得住四野那幫將領，對粟裕大有「輔佐」之功。有肖勁光的有力輔佐，憑粟裕的軍事才能，就有望在短時間內打開局面。所謂萬事開頭難，只要開局順了，以後人事關系也就理順了。只有把人事關系理順，個人的軍事才能才能得到充分發揮。 順便講一下，毛澤東令粟裕指揮攻台時，粟裕曾很正式地謙讓過。但後來的東北邊防軍司令員兼政委的任命，粟裕雖然也有謙讓，但非正式，而僅是一種禮節了。以官職來說，這個「攻台指揮」的官要小於東北邊防軍司令員兼政委的官。因為前者打起來主要是三野；而後者一旦打起來，「集中五大野戰軍主力」是在意料之中的事。結果粟裕對前面那個小的官謙讓了，對後面那個大的官沒怎麼讓。這也算是軍人的天性吧。 回到我們的中心問題：毛澤東為何棄林選粟。理論上講，林彪出任東北邊防軍司令員兼政委，有一些客觀的有利之處： 第一，四野在五大野戰軍中兵力最多，武器也最為精良，加上華北野戰軍19、20兵團也為林彪所熟悉。由林彪指揮，在人事上，也即「人和」上，比粟裕有優勢。尤其是在戰爭之初，這種優勢更為明顯。 第二，朝鮮所在緯度、氣候與東北相近，而與華東差別較大。站在「天時」的角度，林彪比粟裕更能在較短的時間內適應。 為什麼林彪有這些優勢，而毛澤東卻只是把林彪當成粟裕的替補呢？ 眾所周知，林彪是毛澤東的嫡系。粟裕是不是毛澤東嫡系呢？這個問題對弄清入朝選帥真相很重要。這里就有必要將粟裕在解放戰爭之前的來龍去脈講個大概。其實，粟裕不僅與林彪一樣是南昌起義的人，還是毛澤東秋收起義的人。粟裕生於1907年，小知識分子出身，湖南第二師范學生（毛澤東是湖南第一師范的學生），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任戰士。起義失敗之後上井岡，任毛澤東警衛連連長。為人機警負責，槍法極好，讀者可參看本文末粟裕軼事。毛澤東當時可能做夢也想不到粟裕日後的成就。從這個角度說的話，粟裕比林彪還嫡系。林彪此時是通過朱軍長才投身毛委員麾下的。 但是，粟毛之間的早期淵源，僅限於此。粟裕與林彪比較，更像一個純粹的軍人；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說，也就是政治才能及政治觸覺不及林彪，遲遲未能在毛澤東的口袋裡錐出立現。 1930年粟裕就先後任紅十二軍六十五師師長，六十四師師長，在第一次反「圍剿」中，與兄弟部隊協同作戰，活捉了國民黨軍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這是粟裕紅軍生涯比較輝煌的一頁。 1934年，粟裕任七軍團參謀長（軍團長尋淮洲），後與方誌敏第十軍成立北上抗日先遣隊，任參謀長。後在懷玉山、潭家橋戰斗失利，方誌敏被俘，尋淮洲戰死，粟裕負傷突圍，在閩贛山區打游擊。注意了，方誌敏的部隊一向被中央紅軍認為是流寇式的隊伍。粟裕從1935年1月紅軍第十軍團失利，組建挺進師，挺進浙江，創建新的根據地獨挑一面。應該說，粟裕在紅軍時期表現的確不及林彪。不過，此時林彭也只是毛手下兩名軍團級的戰將，和徐向前手下第一悍將徐海東（陝北紅軍時期，國民黨將徐海東與彭德懷相提並論，可見其地位。毛語：徐海東「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是「最好的共產黨員」，是「工人階級的一面旗幟」。中央紅軍到陝北落腳時徐海東黨性堅定，慷慨解囊，雖然解放戰爭中由於養病治傷而未帶一兵一卒，未放一槍一炮，並且55評銜時曾上書毛澤東，請求自降軍銜，毛還是感其恩，念其德，不許其求，不但仍令其當大將，而且列名第二，僅次於粟裕）一個級數，是及不上獨當一面的徐向前的。誰知造化弄人，最後三年，徐向前只有看著粟裕林彪鼎定江山。 抗日戰爭時，林彪打過兩仗，就負傷離隊了，其中平型關被中共出於政治目的，宣傳得很神奇，實則平型關一役，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伏擊一後勤輜重部隊，軍事上沒有什麼出彩之處。然後到蘇聯療養，養好了病，抗戰結束後被直接派到東北吃得肥肥壯壯，然後出關，攆桂系如打喪家之犬。 至於粟在抗戰中的表現：注意，粟裕在新四軍時期的作為以皖南事變為界線劃分為兩個階段。 1937年成立了新四軍。之前，南方八省健兒東一塊兒，西一快兒，真要形成有效的戰鬥力談何容易。據說高敬亭被槍斃之前大罵項英、葉挺無恥。加上延安毛澤東爭規律行事，只會加大獲勝難度，甚至落敗。可以說，粟裕能取得淮海戰役的勝利，是很了不起的。而這種因「未被放手使用」而帶來的困難，是國外的軍史研究者所無法想像的。只有在中國的國情下，才會出現這種特殊的現像。像劉鄧在淮海戰役中，自己的全部兵力加起來也拿不下黃維，甚至西集團的劉鄧部屬在對黃維發起攻擊中，竟然「完全失去了戰鬥力」。如此弱的力量，怎麼能「指揮大局」呢？連自個都顧不過來，怎麼可能在用兵上，「統籌安排攻黃維、阻李劉、包圍杜聿明這三線的作戰」呢？所以正如中南海高參郭化若所說：「解放戰爭中粟裕同志的指揮環境是各個戰略區領導中最差的。」這句話的根就在老毛身上。 第三 他喜歡的將領，太多的原紅四方面軍的人，而與原紅一方面軍的人就不那麼「和睦」。粟的老班底只有葉飛一人是上將（而且我們說葉飛這個身上有一半菲律賓血統的將軍品格不是很高尚，58批粟見風使舵，對粟裕以不實之辭加以誣蔑）。毛又有「上將里原紅四方面軍將領的數量一定要控制」之語。站在粟裕本人的角度，一則紅四方面軍有徐向前打下的老底子，擅打硬仗惡仗，藏龍卧虎，能人確實多。二則在毛未對他「放手」的情況下，這些人除了許大和尚（毛培養的李逵式人物，曾對粟裕怒摔話筒）情況特殊外，「後台」一般不像紅一那樣硬，動不動就「指揮不動」。指揮上很便利。但站在毛澤東角度，就有「構建獨立王國，發展個人勢力」的嫌疑了。毛澤東一生最忌諱別人搞「山頭」，實際他本人才是最大的山頭主義者。槍桿子必須抓在自己手中，這是老毛平生第一位的信條。任何大道理，真精神在這一條面前都要讓路。蔣介石亦然。 但是我們說人是很復雜的。像我在這里長篇大論分析毛對粟的使用，也難說不是究於一隅。歷史上確實有毛要直接拿掉陳毅，讓粟當名正言順的華野一號首長的事情。於是有粟裕二辭司令的佳話。我們又確實看到毛對粟裕軍事才能的幾次「最高褒獎」。應該說，毛對粟裕的這種復雜心理主要取決於他對於時勢的具體判斷。越是涉及關乎存亡的大事，毛對粟裕的限制就越少。用他的話說，叫「突出主要矛盾」。當主要矛盾過去之後，次要矛盾就上升到主要矛盾了。而抗美援朝這是中國第一次與美國人真刀真槍的干，從軍事上已經上升到當時最突出的矛盾。故必須集全軍最強的力量（志願軍由五大野戰軍精銳組成），選最強的大將掛帥出征。徐向前有病；劉伯承的軍事思想一直與老毛有抵觸；解放戰爭中指揮真正的大兵團作戰的只有粟裕林彪二人，彭德懷在西北是偏師，還不算。故帥位首先為粟林而留。 此時，林彪逐漸表露出了他的不足：在解放戰爭這樣一個新的年代，表現出來的軍事才能不如粟裕。這時的我軍裝備比平型關、長征時都要好得多，我軍裝備的好轉、力量的增強，勢必引起作戰形式的變化，相應地出現作戰思想的變化。林彪在舊時代里有過平型關大捷，但在新時代里表現明顯不及粟裕優秀。這也就是「一代新人換舊人」的道理。論年齡，粟裕還大林彪幾個月，但粟裕作為後起之秀，獨立思考的能力高過林彪，對新的戰爭類型也體現出了更好的適應性。 真正讓毛澤東下定決心一旦有戰事則首選粟而非林的戰役，是遼沈戰役和淮海戰役。這兩大戰役，上文已數次提到。作為二名帥才，他們的軍事才能在這二場大戰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林彪在遼沈戰役中屢受批評，而這時卻是二打一；粟裕在淮海戰役後受到了毛澤東的表揚，而戰場形勢是60萬對80萬。粟裕以36萬兵力殲敵44萬人，而林彪以70萬兵力殲敵47萬人。這令林彪的軍事才能相形見拙。使毛對二人的才能高低有了一個明確的認識。 在東北，固然可以靠蘇聯的幫助，加上蔣介石對東北戰略地位的低估，從而實現「敵弱我強」這樣一個態勢；但在朝鮮，雖然蘇聯大量供應我軍武器，甚至還秘密派出飛機直接參戰。但蘇聯根本不可能「幫我們幫到敵弱我強的地步」，就連勢均力敵都實現不了。所以面對美帝國主義，遼沈戰役和平津戰役（此戰役威懾戰略極為湊效，但從軍事角度上來看，只怕聶榮臻陳毅鄧政委打都沒問題）是缺乏借鑒性的。 毛澤東極為渴望像淮海戰役殲滅國民黨軍那樣，全殲美軍幾個整師。 當然，假如東北雖然敵弱我

㈨ 黃金榮的人物軼事

露蘭春本是黃金榮門生張師的養女，常來黃公館串門，平日也喜歡去聽戲。她生得聰明伶俐，沒多久就學會幾句老生戲和青衣。當時已經50多歲的黃金榮對露蘭春一見傾心，決定讓年僅14歲的露蘭春在舞台登場演出，捧她出道。黃金榮對此不遺餘力，一連兩個月，親自下戲館為她捧場，又甩出大疊銀洋，要各報館不惜工本地捧露蘭春。他還親自為她張羅演主角、灌唱片。一時間，上海各大小報紙上紛紛刊出露蘭春的俏影玉照。她的名聲壓倒了上海紅伶小金玲和粉菊花。
浙江督軍、軍閥盧永祥的大兒子、上海灘出名的四公子之一盧筱嘉，最愛聽戲，他看到報紙上大篇幅介紹露蘭春，就一襲青衫，輕車簡從，專程前往榮記大舞台。戲尚未開場，盧筱嘉就讓跟班給露蘭春送去一枚鑽戒，約定戲散後同度良宵，被露蘭春推說有約拒絕了。
偏巧這天露蘭春一不留神，將一段戲文唱走了板。盧筱嘉在台下正沒有好氣，就陰陽怪氣地喝了聲倒彩。黃金榮正坐在正廳包廂里看戲，一聲倒彩傳來，氣得他暴跳如雷，馬上派人過去給了盧筱嘉兩個大嘴巴。盧筱嘉見打手人多勢眾，自己只有兩個保鏢，就悻悻地走了。
過了幾天，黃金榮吃罷晚飯，又帶了四個貼身保鏢耀武揚威地踏進了包廂。就在這時，盧筱嘉帶領十幾個便衣悄悄溜進了正廳包廂，用手槍頂著黃金榮的光腦袋，隨後架了他就走。
後來，還是杜月笙和張嘯林出面，打通了盧府內部關系，花了三百萬款子，總算把黃金榮贖了回來。
黃金榮一手捧紅露蘭春之後，就想據為己有。但是他明白自己的老婆林桂生不會輕易答應，因她當年為自己發跡立下過汗馬功勞。他知道林桂生非常信任杜月笙，於是就讓他去游說。不料林桂生回答得非常乾脆，要娶露蘭春可以，除非自己出門。讓杜月笙、張嘯林等人沒有想到的是，黃金榮真的提出了離婚。他給了林桂生一大筆生活費作為補償後，就迫使她搬出了黃公館。露蘭春名正言順地成了黃太太。黃金榮驅趕林桂生出門之後，杜月笙對黃金榮內心裡非常不滿，也對林桂生的遭遇感到不平。不過黃金榮的新婚並沒有維持多長時間，不到三年，露蘭春就堅決地提出和黃金榮離婚，據傳是與德孚洋行的買辦薛恆產生戀情。隨後，兩人在法國律師魏安素事務所協議離婚。 民國26年，為黃金榮70壽辰，蔣介石曾親自來黃家花園祝壽。蔣介石曾經拜黃金榮為師。當年經費時常不足，為了掙錢，其中的一些人在上海開辦證券物品交易所「恆泰號」。蔣介石也是參與者之一。
初期交易所的業務還算可以，孰料1921年上海爆發「信交風暴」，類似今天小規模的金融危機，一時交易所紛紛倒閉，股票值如廢紙。勉強支撐到1922年，「恆泰號」徹底倒閉，眾多股東拿著股票要求兌現，交易所的監察人周駿彥被逼得兩次要跳黃浦江自殺。債主們甚至僱用一些打手來威脅蔣介石等還錢。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經在商界有較高地位的虞洽卿介紹，蔣介石來到法租界鼎鼎大名的黃金榮門下尋求「保護」。
選了個黃道吉日，在黃家公館的二樓上，蔣介石為端坐在太師椅上的黃金榮呈上大紅拜師帖子，上書：「黃老夫子台前，受業門生蔣志清」。志清是當時蔣介石常用的名字。然後磕頭行禮。
事後，黃金榮在酒店招待債主們，酒席中，黃金榮指著蔣介石說，志清是我的徒弟了，志清的債，大家可以來找我要。債主們這才明白，黃金榮擺下了鴻門宴。大家眼看著錢要不回來，還不如順水推舟，給黃金榮一個面子。於是，把蔣介石逼得焦頭爛額的事情，黃金榮一句話就解決了。
為了表示謝意，蔣介石在1930年題字文行忠信給他，這字碑放在上海桂林公園四教廳前。 歷史的緊要處往往會有細節凸顯，檢視這樣的細節，有一個現成的「大亨標本」放在我們面前，他就是上海灘曾經的「三大亨」之一——黃金榮。
1949年，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的炮聲，離上海已經越來越近了。杜月笙已去了香港，也不乏有人勸黃金榮去香港安身。黃金榮想，自己已是80多歲的人了，只怕人還沒到香港，卻病倒在了半路上，所以他堅決不去香港。
但此時的黃金榮日子過得很不爽。他與共產黨、國民黨都打過交道，為雙方都做過事，他最有負罪感且最為擔心的是「四·一二」對共產黨人和上海工人欠下的血債。盡管此時有進步人士向他規勸，只要他不再繼續與人民為敵，不做壞事，決不會斗爭他。這多少也決定了他最後拿定主意留在上海。
再則，就人民政府而言，也希望黃金榮這樣的舊上海「大亨」能夠留在解放後的上海。這對穩定剛剛解放的上海社會秩序，以及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都是有利的，所以不僅對黃金榮，對已去香港的杜月笙，也在作這樣的爭取。
事實上，上海解放後，黃金榮也確實努力在金盆洗手，改邪歸正。他有一張攝於1951年監督勞動時，在大世界游樂場大門口掃地的照片。只見身穿長衫的黃金榮煢煢孑立於晨曦之中，一旁的垃圾車是空的，說明他似乎還沒有開掃，但他尚沒開掃卻已在拄帚歇息，顯出一副疲態。看得出，此時此刻黃金榮的臉容是凝重的，甚至帶著滿臉的迷惘和惆悵。
黃金榮無疑是有民憤的，甚至民眾認定對黃金榮其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軍管會委派軍事代表杜宣，遵照中共華東局統戰部部長、上海市委副書記、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指示，到黃宅向黃金榮宣布政策。黃金榮也信誓旦旦地保證不再做壞事。
知道人民政府不殺自己，黃金榮心裡的一塊石頭落了地，但他在「民憤」面前必須有所動作，而且影響要大。於是，人們在1951年5月20日的《文匯報》《新聞報》上讀到了意在進一步向人民交代、並低頭認罪的《黃金榮自白書》。
黃金榮的「自白書」，其實就是他的「懺悔錄」。黃金榮起筆回顧了自己早期的經歷，其「發跡」過程交代得很模糊，但狠狠鞭撻自己，以及認罪態度和擁護共產黨人民政府的內心倒是披露得頗為誠懇。結束部分這樣寫道：「最後，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為年紀大了（今年84歲），有許多事，已經記不清，話也許說得不適當，但是我懊悔、慚愧與感激的心，是真誠的！是絕不虛偽的。」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這份公開發表的《黃金榮自白書》，他還有一份未發表的文本，原件現藏上海市檔案館。比較一下二文，頗可從中看出一些令人關注的內容：
立坦白悔過書人黃金榮，又名錦鏞，上海人，年八十四歲，住龍門路一四五弄一號。小時候，在私塾讀書，十七歲在城隍廟姊夫開的裱畫店裡學生意，廿歲滿師，在南門城內一家裱畫店做生意，五年後，因為覺得沒有出息，就去投考前法租界巡捕房包打聽。考進後，就派到大自鳴鍾巡捕房做事，那年我廿六歲，後來因為我幾次破了盜案，升了探長，在五十歲時候升了督察長。
在租界時候，巡捕房是外國人專制管理的，租界里的百姓，因為我是巡捕房裡的包打聽，所以百姓認為包打聽有法子可以與外國人接近，講得上話，所以賣煙土的、開賭台的人都來與我商量，托我去運動法國頭腦能求太平，等事體成功後，他們送些錢謝我，還有一輩子做生意的人，因為怕被人欺侮，也託人介紹拜我做先生，希望能依靠我的情面不被人家欺侮，但是裡面難免有行為不好的人，或是外面的人時常借我的名氣，在外面講斤頭，做不好的事情。我在舊法大馬路聚寶樓做茶會間（這是包打聽平日碰頭地方）用了不少伙計，在外面打聽盜賊線索與行動，每天在茶會間報告我好去破案，加些功勞，這筆開銷很大，所以就在法大馬路開共舞台戲館來貼補，後來戲館賺了很多錢，一部分辦金榮義務學校，幫助貧苦學生讀書。
四十歲左右，我在小東門巡捕房做探目，由小東門一個姓王的介紹，認識了杜月笙，後來巡捕房禁煙，由杜月笙、張嘯林、金廷蓀來與我商量，請我幫忙，讓他們私賣煙土，我就與法國頭腦費沃利談好，就讓他們做，仔細想想，這種事體都不應該的。
我在四十歲光景，孫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護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時候，我保護送他上車，臨走的時候，中山先生對我說，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護，所以後來我認得了許多革命分子，像胡漢民與汪精衛他們就在革命軍打製造局的時候認識的。蔣介石是我朋友虞洽卿介紹認識的，因為蔣介石那時候在交易所做事，有人欠蔣介石錢，由虞洽卿介紹托我代他討債的。楊虎是徐福生（共舞台稽查）介紹認識的，因為中山先生曾經叫我保護革命分子，那時候楊虎也是參加革命的。後來北伐軍到上海做事的時候，有一天與張嘯林、杜月笙、虞洽卿來看我，因為他們發起組織共進會，因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長，叫我也參加幫忙。後來法國頭腦費沃利因為共進會在外面有招搖事體發生，命令禁止在法租界活動；一方面張嘯林等要借共進會名義發達他的幫會勢力，所以不滿意我，因為公務上的關系就與他鬧意見，從此與張嘯林等避開，不多時我就辭去巡捕房職務，到漕河涇祠堂退休。
「八一三」日本人打來上海的時候，難民很多，米糧恐慌，虞洽卿辦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為救濟、籌款。後在敵偽時期，日本人時常來與我商量，要我出來做事，我總說年紀大了，不能做什麼事，回絕他們，所以沒有出來做事。到抗戰勝利後，我也沒有做過什麼事情，但是聽說我的門生，仍借我名義，在外面招搖，干不好的事，因為年紀很大，也顧不了這許多，不過這種事情，是怪我過去太賣情面，收了好多門生，想想這種不好的情形，實在錯誤。
解放前不多時，杜月笙來勸我到香港去，我因為年紀太大了，況且差不多廿多年沒有做事，又不問事，專心管理大世界與黃金大戲院的事情，所以沒有答應去。
解放後，看到共產黨樣樣都好，所以我想到從前有許多事是不對的，人民政府對我很寬大原諒，我有說不出的慚愧與感謝。我決定從今以後，多做些對得起人民政府的事情，我還要勸我的門生和親友，不要做對不起人民的事體，凡是覺得自己有這種事體的，趕快要和政府自首改過，要跟我一樣將功贖罪，報答人民政府的大恩大德，還要幫助政府來做好鎮壓反革命的事體。因為我年紀太老了，腦筋不好，恐怕想不周到，以後想到的，就報告政府，這要請求人民政府特別寬恕我，我一定要好好地做愛國的事體。
黃金榮
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
「自白書」「懺悔書」文字都不是出自黃金榮手筆，而是由他授意，讓身邊的筆桿子龔天健代筆完成的。落款簽名則是黃金榮親筆。
以上文字，是否出自黃金榮的真心流露姑且不論，但文字經過他一再推敲是確鑿無疑的。這份未發表的《自述悔過書》，比之那份公開見報的《黃金榮自白書》，有些改動顯然並非出自黃金榮本意，如杜月笙名字的刪除即是一例。
另外，在這份未刊稿中，黃金榮顯然過分誇飾甚至張揚了自己對革命者（比如孫中山）幫助過的一面，對自己的罪過則低調帶過。這可能也是這份初稿未能通過的原因之一。在日寇進占上海期間，他的不做漢奸固然值得肯定，但對手下門生的落水，他則將自己與之推得一干二凈。此時的黃金榮也明白，點點滴滴的罪責累加起來，極有可能把他送上斷頭台。於是他主動向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遞交了坦白交代書。
那天，黃金榮是由舟山同鄉會會長陳翊庭陪同前往的。軍管會首長粟裕和副市長盛丕華接見了黃金榮。接見中談了什麼，至少目前尚未見有詳細檔案披露，只知道接見結束走下大樓後，陳翊庭忽然發現自己有東西忘在了上面，於是關照黃金榮在樓下稍等，他轉身上樓去取遺忘的東西。陳翊庭取了東西很快返回，但樓下已不見了黃金榮的身影。他後來才知道，原來黃金榮等不及他下來，一個人急急回龍門路家裡了。
對於黃金榮為何如此急不可耐地想回家，幾乎所有交代這段事情的文字，都說是他恐生變故。其實推想當時的情況不難明白：這就是黃金榮的心虛。他心知肚明自己在交代的文字上是作了「技術處理」的，他的內心誠惶誠恐，而身處軍管會空曠森嚴的大樓，這樣的環境和氛圍下，更容易讓他從腳底往上滋生出一種被放大了的不踏實感，甚至產生恐懼，所以他再不敢在這樣的地方多呆一分鍾，那對他是一種折磨。黃金榮在這時候認為，只有家才是相對可以安全棲身的港灣。
曾經一度不可一世的上海灘「大亨」黃金榮，在一切繁華落盡後，他才不得不面對自己無法逃避的過往和罪孽。泛黃的檔案真實地記錄下了他人生落幕前忐忑的心靈軌跡和生活片段。

㈩ 洪學智的軼事典故

圍剿轉移
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未能粉碎國民黨軍第四次「圍剿」，被迫撤離鄂豫皖根據地，實施西征。經過2個月的艱苦轉戰，於12月進入川北，迅速發展了以通江、南江、巴中3縣為中心的川陝革命根據地。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的紅軍主力向西轉移，開始了舉世聞名的長征。11月，紅二十五軍也奉命撤出鄂豫皖根據地轉戰鄂豫陝地區。1935年1月，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並決定中央紅軍轉入川西，要求紅四方面軍予以配合。中央文電指出：「宜迅速集結部隊完成進攻准備，於最近時期實行向嘉陵江以西進攻。」紅四方面軍在旺蒼壩召開緊急會議，認為迎接中央紅軍是當務之急，決定適當收縮東線部隊，同時採取聲東擊西的戰術，集中兵力出擊陝南，以迷惑和調動敵人，創造在蒼溪南北地區強渡嘉陵江的有利條件，同時接應已至商縣一帶的紅二十五軍。
1935年4月，紅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後，開始了艱苦的長征。5月，向川西北進軍，准備與轉移中的中央紅軍會合。洪學智率紅四軍政治部、紅十二師留在後方側尾，負責建立地方政權，發動和組織群眾，支援紅軍。
進到黑水、蘆花後，紅四方面軍總部把四方面軍的部分醫院、後方傷病員都交由洪學智管理，另外還有1個補充師，都是由俘虜兵組成的，主要任務是抬擔架、轉運傷員。紅四軍政治部本來就缺鹽少糧，籌集糧食又很困難，加上還要照顧大批傷病員，困難可想而知。
雞公寨是少數民族地區，紅四軍進入後，在思想上、物資上都缺乏准備，對少數民族地區情況不了解，語言又不通，風俗習慣也不一樣。少數民族頭人都有武裝，他們之間經常發生械鬥，而且對少數民族統治很嚴。由於國民黨反動統治，造成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矛盾異常尖銳，紅軍做群眾工作很困難。
紅三十軍走在前面，反動頭人每天派人到處襲擊紅軍。他們打的是麻雀戰，在山林、峽谷、河邊藏著，冷不防地就給你一槍，紅軍戰士不死也傷。紅三十軍經過時打了他們，俘虜了一些人，交給紅四軍。洪學智想了很多辦法，經教育後放了回去，仍無濟於事。
1935年7月，紅四軍政治部在黑水、蘆花接到四方面軍指示，中央縱隊要經過黑水、蘆花，要洪學智准備糧草，做好迎接工作，並負責接收中央紅軍的傷病員。
接到通知後，洪學智在全軍做了動員，強調困難再大，也要保證中央紅軍的糧草供應。爾後，立即組織民運部、保衛部等機關和直屬隊，連夜出發，翻山越澗，打開了幾個反動頭人的寨子，籌集到幾萬斤糧食和幾百隻牛羊。
中央縱隊先遣隊到了黑水、蘆花，給紅四軍政治部來信，讓他們將籌到的牛羊、糧食送到紅三軍團轉交。中央縱隊到達黑水、蘆花後，又讓洪學智把籌措到的牛、羊、糧食直接送到中央縱隊。洪學智前後共送去4批糧食、牛羊和慰問品，並圓滿地完成了中央紅軍傷病員的轉送和安置的工作任務。
在中央縱隊離開黑水、蘆花時，洪學智第一次見到了負責中央縱隊糧草供應的劉少奇。劉少奇身材修長，態度和藹可親，見到洪學智很高興。他緊緊地握著洪學智的手說：「洪主任，謝謝你了，也謝謝紅四軍對中央縱隊的大力支持，你們送來的糧食、牛羊和慰問品，可解決了我們的大問題」。
階級兄弟
長征途中，洪學智率紅四軍政治部從黑水、蘆花向班佑前進的路上，經過數百里茫茫無際的草地，那裡渺無人煙，沼澤遍布，氣候異常。洪學智不但要負責傷病員的轉移運輸，每天還得盤算著怎麼弄到糧食，使得部隊不餓肚子。
紅四軍翻過馬石坡最後一座大山時，由於先頭部隊已經走過，山坡上可吃的野菜野果都找不到了，而紅四軍還要走一兩天的草地。弄不到糧食，又挖不到野菜充飢，紅軍不得不殺掉心愛的戰馬，有時甚至把皮帶、皮馬鞍煮著吃。政治部帶著傷病員，又沒有部隊掩護，危險很大。洪學智不得不率政治部又返回黑水、蘆花。
雖然組織上給洪學智配備了馬，但他騎得很少，多數時候都是用來馱運傷病員，馱運糧食。8月底，折回黑水、蘆花後，洪學智終因積勞成疾病倒了。他發著高燒，昏迷不醒，命在旦夕。後來，部隊找到了一位70多歲的老中醫，把他從離部隊六七十里路遠的地方請來。紅軍戰士圍著老中醫，你一言我一語，懇求老中醫趕緊救治洪學智：「我們離不開他，紅四軍離不開他呀！」老中醫說：「你們不用慌，洪主任患的是傷寒病，我開個方子，你們只要能搞到我這幾味葯，吃下去，保證葯到病除！」紅軍戰士立即按照老中醫的方子滿山遍野地找葯，終於將葯配齊。」吃了三次葯後，洪學智果真逐漸痊癒。
在洪學智學病期間，警衛排一個回民戰士見首長病得厲害，哭著說：「洪主任都快死了，我還活著干什麼！」就一槍把自己打死了。洪學智清醒後，聽了這件事，回想起長征路上這位小戰士一路上跟著他，不知冒了多少險，吃了多少苦，不由得流下了傷心的淚水。
1935年9月，張國燾反對紅軍北上，強令紅四方面軍南下。洪學智與軍首長率領紅四軍不畏艱辛，再過草地。10月，紅四方面軍發動綏（靖）崇（化）丹（巴）懋（功）戰役，強渡大金川江，繼而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又克天全、寶興、蘆山。第二次翻越夾金山時，洪學智做了充分的政治動員。他號召廣大指戰員要發揚一往無前的革命精神和不怕艱難險阻的英雄氣概，堅決翻過天險夾金山。他要求黨員幹部以身作則，同志之間要團結友愛，一人有難大家幫忙，不能讓一個傷病員留在山上。
夾金山上氣溫達攝氏零下二三十度，天氣惡劣，或大雪，或狂風，或冰雹，變化莫測。由於空氣稀薄，再加上長途行軍，人乏馬困，人走在山上，頭暈腦脹，腰酸腿軟，力不從心，稍有不慎就永遠「留」在山上了。
洪學智組織了一個收容隊，走在隊伍後邊，專門收容那些掉隊的和凍得不能走的戰士。一天約午時，部隊接近夾金山主峰，周圍一片冰雪世界。突然，烏雲翻滾，天暗下來，接著一陣大風雪席捲過來，有6名紅軍戰士在風雪中倒下了，停止了呼吸。這些戰士同大家一起與敵浴血奮戰，結下了深厚的階級友誼，洪學智不忍心把他們留在山上，就派人把他們抬下了山。
下山後走了一程，戰士們發現有個磨房，可避風寒。於是，准備夜晚就住在那個磨房裡，燒水煮青稞，把凍「死」的戰士也抬進屋裡。後半夜，磨房內溫度升高，一個戰士發現一名凍「死」的戰士動了一下。大家很驚訝，都不相信，說這個戰士：「你看花了眼吧！」「不信你們看，真的在動呢！」這名戰士說。洪學智走近一看，可不是，呼吸很急促，是在動。洪學智大聲喊道：「趕快搶救！」當時沒有醫生，大家就用人工呼吸，給那個昏死的戰士灌姜湯，七手八腳把他弄活了。有一個人活了，說明另外5個也有希望。大家就一個一個地搶救，結果救活了5個人，有一個年輕一點的沒有救過來，他可能患有心臟病。
紅軍在懋功休整四五天以後，向道孚西進，又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山。洪學智這時有了經驗。在山下，他讓各部部隊凌晨2點鍾就起來吃飯，用大鍋煮了辣椒、牛肉湯，大家喝了，熱熱乎乎地上路。路上每人還帶上一瓶辣椒湯，爬到主峰時喝兩口，增加一些熱量。同時，命令部隊必須在上午10點鍾以前通過主峰。因為到了10點鍾後氣候變化快，容易有狂風大雪。部隊還帶了很多防凍的東西，有鹽、茶葉膏等，避免了不必要的減員。為此，四方面軍總部表揚了洪學智。
土司結盟
1936年4月，紅四方面軍相繼攻佔爐霍、瞻化、甘孜。佔領瞻化城時，與2000餘人的土司武裝發生激戰，俘虜土司武裝幾百人。後經教育後釋放，並將繳獲的大批牛羊歸還給群眾。城內有一個頭人巴頓多吉。群眾向他匯報說，紅軍將我們的槍和牛羊都歸還了，俘虜的人也都放了，這個隊伍還不錯。
到了第3天，巴頓多吉派人到紅四軍，要紅軍派人去和他談判。他想通過談判與紅軍停戰言和，並把喇嘛首領諾那交給紅軍。諾那是國民黨中央民族委員會委員，是蔣介石任命的西康宣慰使。諾那帶著一連多人，還有一些武器和財產，途經瞻化時，被巴頓多吉給搶了，諾那也被扣了起來。
事後，巴頓多吉覺得不好辦，如果殺了諾那不好向國民黨交待；放了諾那吧，搶的東西得歸還，到手的槍也就沒有了；不殺不放，如何處置？巴頓多吉想把這件事推給紅軍。
巴頓多吉約紅軍談判的地點是在一個山頭。天還沒亮，他們就把山頭佔領，居高臨下，布置了很多藏民，都拿著長筒槍，是怕紅軍襲擊他們。經過研究，洪學智決定派民運部長周於民去同他談。初步商談很有成效。巴頓多吉要求到瞻化城去，見紅軍最大的「頭人」。
兩天後，巴頓多吉來了，還帶了一些人在山上警戒。洪學智在政治部接見了巴頓多吉。洪學智向巴頓多吉詳細說明了紅軍的少數民族政策、紅軍長征的目的，兩人談得非常投機。洪學智邊談邊打開唱片機，播放唱片。巴頓多吉第一次聽到唱片，非常吃驚，覺得很奇怪：「這么小的東西裡面怎麼有人唱呢？」洪學智笑著告訴他是怎麼回事。巴頓多吉很是佩服，覺得紅軍真是了不起，顯得格外開心。
中午，洪學智請巴頓多吉吃飯。巴頓多吉害怕紅軍下毒害他，遲遲不肯動筷，請他喝酒他也不喝。洪學智就先舉杯，一仰而盡，又吃了幾口菜。巴頓多吉見洪學智如此豪爽，平易近人，很有誠意，非常感動，便逐漸解除了顧慮，也喝了起來，越喝越高興。巴頓多吉說道：「你們紅軍紀律嚴明，把我們藏族同胞當朋友待，真是個仁義之師，你這個朋友我交定了！」巴頓多吉提議，並按藏族風俗，與洪學智喝了公雞血酒，義結金蘭。
洪學智提出：諾那我們可以接收，但是我們有兩個要求，一是諾那的徒弟應同時交給我們，二是我們紅軍要吃飯，需要籌備很多糧草，請你們幫助解決。巴頓多吉愉快地答應了。回去後，巴頓多吉告訴所管的寺廟，不準反對紅軍。後來寺院也主動捐了許多牛羊和糧食送給紅軍。不幾天，巴頓多吉就把諾那送來了。諾那有70多歲，是黃教的大喇嘛之一。巴頓多吉沒有同時把諾那的馬送來，因為那匹馬很好，他想留下。洪學智考慮馬是諾那心愛的坐騎，諾那年紀大了，沒有馬不行，又派人同巴頓多吉交涉，把諾那的馬也要了回來。
後來，洪學智與政治部商量成立瞻化革命委員會。為便於在當地開展工作，報經上級批准，請巴頓多吉出來當了瞻化革命委員會主任。在瞻化的幾個月，紅軍需要的糧食、牛羊、帳篷，還有很多物資，都是經過巴頓多吉送到紅軍手裡的。
紅六軍團快到瞻化時，洪學智接到蕭克等人的通報，說還有兩天就要到達，請洪學智准備糧食。當時連糧食的影子都沒有見著。洪學智很著急，找到巴頓多吉：「老兄，我們又有紅軍要來，急需28萬斤糧食，還有牛羊等，請老兄務必幫這個忙，抓緊籌備！」巴頓多吉說：「老弟，沒問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到時准時送到。」這么大數目，洪學智還是有點放心不下：「老兄說話可得算數呀！」巴頓多吉說：「你放心吧，沒問題，看我的行動。」巴頓多吉只用一天一夜的時間，派人籌糧運糧，男女老少，拉的拉，推的推把紅軍急需的所有糧食、牛羊全都送齊了。
紅四方面軍攻克甘孜，在甘孜成立少烽民族革命委員會，洪學智就把諾那送到甘孜，建議讓諾那當革命委員會主任。諾那年紀大了，一個多月後圓寂。他的徒弟海正濤按照藏族宗教儀式辦理了喪事。紅軍和諾那交往的全過程海正濤都知道。後來，國民黨造謠說諾那是被紅軍殺害的。海正濤回到上海，在《東方》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聲稱紅軍待諾那很好，諾那因為年歲大了圓寂的，是他親手照顧諾那的。最後還說諾那的後事是怎麼處理的，遺物和資財哪裡分配多少，說得很明白。這件事直到後來洪學智在延安抗大學習時，看到這份《東方》雜志才知曉。事實證明，洪學智在瞻化做頭人的工作是比較成功的，同藏族群眾的關系很好，紅軍各方面保障都可以兌現。
1936年7月，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從甘孜出發，再次北上，洪學智率領政治部人員深入各師團宣傳動員，鼓舞士氣。全軍指戰員懷著對革命必勝的信念，三過草地，並往北進。8月進入甘南後，洪學智調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不久，紅四方面軍政治部與紅軍總政治部合並，他改任組織部副部長。到陝北後，洪學智進入紅軍大學學習，畢業後進入新的戰斗崗位。 「女中豪傑，戎馬一生。」這是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上將贈送給張文老人的一幅題詞，可謂對她與人民軍隊風雨同舟70多年的高度概括。
記者：張阿姨，您和洪伯伯是在長征路上喜結良緣的，如今已結伴走過了70個年頭。據說，當年洪伯伯與您第一次談話後你們就定下了「終身大事」，是這樣嗎？
張文：（哈哈大笑）1936年5月30日，我們紅四軍在雅礱江畔召開了運動會，當各項比賽結束後，主持人突然宣布：歡迎供給部女兵班給大家唱個歌。
會場上立即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坐在主席台上的軍首長也鼓起掌歡迎我們。
我是班長，只能硬著頭皮，帶著女兵班列隊走上了主席台，我領唱了《打騎兵歌》和《捉活牛歌》。我就在這時被學智「盯」上了。
當晚，軍參謀長陳伯鈞的愛人何克春來找我，把我領到了供給部謝政委的辦公室。一進門，我看見軍長王宏坤和他的愛人馮明英，以及謝政委都在，我嚇了一跳，很明顯這些人都是沖我來的。我低著頭，站在屋子中央，不知所措。
還是馮大姐一把將我拉到了她的身邊坐下，親切地對我說：「今天你們班歌唱得很好啊。」
我連忙說：「不好，不好。」
謝政委接著問我：「你認識軍政治部洪學智主任嗎？」我立即搖頭回答：「不認識。」
其實我說不認識只是應付、搪塞。我參軍後，在被服廠見過洪主任，還聽他作過報告。在長征路上，我還經常看到他把自己的馬讓給傷病員騎。他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謝政委一口氣對我說了學智很多優點，在一旁的王軍長笑容可掬地對我說：「小張同志，我和明英想介紹你和洪主任認識一下，你看怎麼樣啊？」
在我的老家四川，女孩子的婚姻大事全由父母做主，我參加了紅軍，由誰幫我做主呢？面對軍長，我支支吾吾，不知說啥才好。
謝政委看出了我的心事，關切地說：「這件事先不定，你自己考慮一下，也徵求一下你二哥的意見。」我連夜找到二哥。他可是個直爽人，當場表態：婚姻大事只要你願意，我不會說半個「不」字。
第二天，我按照何克春大姐指的路，走進了學智的辦公室。他見我來了，微笑著站起來給我讓座。
學智開門見山對我說：「謝政委、王軍長找你談過話了？」
我點了點頭。
他又問：「你有什麼意見？」
我說：「聽組織上的意見。」
學智哈哈大笑著對我說：「那是我個人的意見，幾位領導都同意，所以，咱們個人的事就變成了組織意見。」接著他還問我：「你還有什麼要求嗎？」我一時不知道如何回答，先是搖了搖頭，緊接著又頻頻點頭。
就這樣，我和學智的第一次談話，就達成了「婚姻協議」。
我和學智在軍政治部辦公室舉辦了簡朴熱鬧的婚禮。軍長、政委、參謀長等首長都參加了我們的婚禮。 兩救彭老總
在抗美援朝戰場上，洪學智分管司令部、特種兵和後勤，曾以他的機智兩次救了彭德懷的命。
那時，由於空中是人家的，敵人的飛機可以隨時來轟炸。中央幾次發電報，要注意防空，特別要保證彭德懷的安全。洪老回憶說，為此，彭德懷跟他吵過幾次。
洪學智讓工兵連搞一個防空洞，施工的炮聲驚動了彭德懷。他很不高興，把部隊攆走了。洪學智命令工兵們繼續施工。這下，彭老總生氣了，叫來洪學智說：我的防空不要你管。
洪學智堅持原則：彭總，這話就不對了，我是執行中央的命令，中央要管的。
不久，那裡就發生了被炸事件。
1950年11月23日，4架敵飛機在大榆洞上空轉了一圈，炸壞了山坡上的變電所。天快黑時，又來偵察，這使洪學智警覺了起來——平時總是先偵察，後轟炸的，明天會不會挨炸喲？他找到鄧華，說：伙計，我看情況不對，鬧不好明天要出事。
洪學智找彭德懷說，要開個研究防空方面的會。彭老總脖子一梗：我不怕美國飛機，用不著躲。
洪學智想了一著--把彭德懷屋裡的地圖給摘下，掛進了防空洞--他深知，彭德懷是不能一日無地圖的。彭德懷發脾氣了，我說你這個洪學智，就是愛多管閑事。連推帶拉，總算把彭老總拉進了洞。
次日，作戰會議沒有開多久，敵人的飛機就來了。朝彭德懷住的房子一陣狂轟濫炸，一枚汽油彈正好落在了他住室的頂上，房子很快燒掉了。已經撤出後，又進去取東西的毛岸英和另外一位參謀犧牲了……
那天，彭德懷一天沒有說話，坐在防空洞里像是一尊雕塑。晚上，洪學智去叫他吃飯，他才抬起頭來說：洪大麻子，我看你這個人還是個好人哪。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
1951年4月，第五次戰役發動前夕，志願軍空寺洞指揮所又遭美空軍飛機掃射。機警的洪學智拉著還在熟睡的鄧華跳到了附近的一條山溝里，眼看著彭老總的房子被美軍的火箭彈擊中……事後發現，彭老總防空洞口上的草袋子竟被打出了70多個子彈眼，鄧華躺的床也被美機的機關炮打穿。
要不是頭天晚上洪學智檢查後叫工兵連在洞口用沙袋堆了個三角形的隱蔽牆，加深了防空洞，後果不堪設想！洪學智再次以自己的細心和機警挽救了彭總生命。
後勤司令
抗美援朝戰爭是我軍遇到的第一次現代化戰爭。右圖為志願軍指揮部成員。前排左二為彭德懷。前排右一為洪學智。
洪老說，在戰爭中，美軍平均13個後勤人員供應一個兵。志願軍則是1個後勤人員大體要供應6-10個兵。美軍1個團的火力都強於我們1個軍的火力。加上美軍擁有幾乎是絕對的制空和制海權，志願軍在大多數時候不得不只能在夜間活動和作戰，後勤供給極為困難，在戰斗中，經常連槍彈、糧都難以為繼，非戰斗減員嚴重，嚴重地制約著前線作戰行動。
但是，當志願軍決定組建後方勤務機構時，幾位主要指揮員中還發生了一場小小的爭議。洪老回憶說，當時，由於大家都習慣於帶兵打仗，沒有人願意留在後方工作。我堅持要到前線打仗，急得彭老總沖我拍桌子：『你不幹，我干！你去指揮部隊去吧！『從此，我就和後勤結下了不解之緣。
運輸戰術
1951年7月，敵人趁朝鮮北方發大水的機會，對我後方發動了一場絞殺戰--空中封鎖戰役，想把我們的後方運輸線徹底切斷。那陣兒，敵機經常一折騰就是一天，見到人就猛沖下來掃射，扔汽油彈、化學地雷、定時炸彈、三角釘……晚上是夜航機，戰士們叫黑寡婦，也不盤旋，炸彈便紛紛落下，到處是大火，主要是阻滯我軍行動。
在美軍每天出動900多架次飛機瘋狂轟炸的情況下，洪學智率領志願軍發明了「片面運輸」、「頂牛過江」、「水下橋」等巧妙的運輸戰術，建立起了一條比較正規化、統一的網狀戰斗化後勤。戰爭結束後，前蘇聯組織專家來華專門了解和學習志願軍鐵道兵經驗，對於「頂牛過江」等發明倍加贊賞。
1952年5月31日，美軍第8集團軍司令范弗里特在記者招待會上承認：「雖然聯軍的空軍和海軍盡了一切力量，企圖阻斷共產黨的供應，然而共產黨仍然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頑強毅力把物資運到前線，創造了驚人的奇跡。」
59年7月廬山會議後，洪學智同志受彭德懷冤案株連，翌年調離部隊到吉林省工作，先後任省農機廳廳長、重工業廳廳長。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遭受關押批鬥，1970年被下放農場勞動改造。他始終堅持原則，與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斗爭。
1972年在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下，解除了勞改；1974年任吉林省石油化工局局長（右圖為1955年國慶節，洪學智（左一）與粟裕（右二）、陳賡（右一）、肖華（右三）在天安門城樓上）。
仗義執言
1953年8月，洪學智離開朝鮮戰場，到南京軍事學院學習。1954年寒假期間，洪學智回到北京。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黃克誠找到洪學智說：「軍委已經決定了，春節後你不到南京去學習了，現在工作需要，讓你馬上到總後工作，已經通知了軍事學院。」洪學智感到很突然：「難得有這么一個學習機會，能不能按照計劃把學習搞完再回來工作。」黃克誠說：「現在總後的工作很多，許多事情都是開創性的，頭緒繁雜，機構要調整，許多標准要制定，所以軍委才決定你不要脫產學習了，馬上回來工作。」
1954年2月28日，中央軍委正式任命洪學智為總後勤部副部長兼參謀長。當時學習蘇聯，參謀長是部長的第一代理人，以協助部長工作。1955年9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授銜，42歲的洪學智被授予上將軍銜，成為共和國開國上將之一。洪學智在紅軍時期曾擔任軍政治部主任，抗戰時期任副師長，解放戰爭時期任兵團副司令員，抗美援朝戰爭中任志願軍副司令員。以這樣的經歷被授予上將軍銜，是當之無愧的。1957年，洪學智正式接替黃克誠擔任總後勤部部長，直到1959年10月。上任不久，洪學智就提出撤銷已經建立並隸屬於中央軍委的總財務部，總財務部仍並入總後勤部。中國復雜的地理因素，使軍隊駐扎條件大不相同。如何建立合理的規章制度是一件復雜的系統工程，也是後勤工作一項重大的課題。1959年3月洪學智從格爾木進藏，實地調研進藏部隊後勤工作情況。西藏平叛勝利，後勤工作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懷被撤銷軍內外一切職務，唯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黨內職務。1959年8月18日至9月13日，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了擴大會議，中心議題是揭露彭德懷的錯誤。有人首先站起來，揭發了彭德懷的所謂「里通外國」以及同高崗的關系問題。會場頓時一片嘩然。接著，就有人發言了，說以前被彭德懷蒙蔽了，終於認清了他的真實面目。
在批彭的聲浪中，也有人敢於仗義執言。鄧華第一個站起來：「彭老總根本就不懂外語，怎麼會與外國人串通，他們說了什麼，翻譯可以作證。」洪學智也義憤填膺地替彭總說話：「彭總百團大戰至多不過是命令請示得晚，打鬼子什麼時候都是對的，抗美援朝是毛主席的指示，彭總執行得很好，總不能也說錯吧？一個人有功有過，不能一說過就把功給抹殺了。」有人好心勸說洪學智：「彭是一方面軍的，你是四方面軍的，彭是八路軍，你是新四軍，你在裡面摻和什麼？你不參與，人家都懷疑你，你一參與，就危險了。你是林總的老部下，和林總對著干，有你什麼好處？」洪學智說：「我不管他是什麼一方面軍還是八路軍，我就要把事實說清楚，開會的目的是教育，而不應該整人。」鄧華、洪學智等人也為自己的仗義執言付出了代價。如果他們及時地和彭德懷「劃清界限」，就會安然無恙。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
在這次會議上，副總參謀長鄧華、總後勤部部長洪學智、總參裝備計劃部部長萬毅、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等人，被錯誤地劃為「彭德懷軍事俱樂部」的主要成員，被稱之為小「彭黃張周」，被迫交代所謂的「反黨反毛主席」的「罪行」。總後被誣為彭德懷的「黑窩子」，洪學智和彭德懷關系不一般，對他進行了批判。
堅信真理
1959年10月，鄧華與洪學智被撤銷軍隊領導職務，轉業到地方工作。
鄧華到四川擔任副省長，洪學智到吉林擔任省農業機械廳廳長，後任重工業廳廳長。
1970年底，洪學智又被下放到金寶屯農場勞動。在農場，洪學智種菜養豬放牛做豆腐，年近六十仍與年輕人比試扛糧食。一次晚飯後，洪學智與知青孫炎鋒一起散步。走到菜園旁邊一塊剛收獲過的玉米地時，發現農場護青人員正在追趕一群拾玉米的老鄉。洪學智就問這是怎麼回事？孫炎鋒回答說：「農場專門組織了護青人員，不讓附近的老鄉去撿拾丟棄在地里的玉米。」洪學智斷然說：「這個規定不行，我得找軍管會說說去。」孫炎鋒說：「你別多管這種事，太平點算了。」洪學智說：「那不行。我不信合情合理搞不過無情無理！」在見到軍管會主任後，洪學智嚴肅地對他說：「這塊地已秋收完了，過幾天就要秋翻，不去拾它不是白白浪費了嗎？為什麼老鄉們拾點落下的玉米就要趕他們？要知道，這里的老鄉連粗糧都吃不飽，你們不能這樣做。你是個軍人，你別忘了軍人的生命線是保護人民，為人民服務，永遠別忘了人民是我們的再生父母！」很快，農場為附近挨餓的老百姓放寬了拾玉米的政策。消息傳開後，方圓幾十里的老百姓都由衷地說，洪將軍是個好人啊，敢為咱們農民說話。
忠於分子
一天，洪學智專案組組長帶人來到農場，徑直問洪學智：「你的思想匯報寫了沒有？」洪學智的回答很乾脆：「沒什麼好寫的。你們說我是三反分子，我到底反了些什麼？我一不反對毛主席，二不反對毛澤東思想，三不反對黨，要我寫什麼思想匯報？現在不寫，以後也不寫！你們看著辦！我不是三反分子，我是三忠於分子！我是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黨的。歷史會證明的。」專案組組長不甘心：「你這段時間的勞動態度怎麼樣？」洪學智生氣了，拍著桌子說：「你別問我！我在這里怎麼樣你去問軍管會，你去問這里的群眾，以後再不要來問我！」見洪學智發怒了，專案組組長只好帶人怏怏離去。
對於洪學智，毛澤東是了解的，也很關心他。一天，一位同志告訴洪學智，說毛澤東問韓先楚：「好久沒有見到洪學智了，他到哪裡去了？」韓先楚說：「我也很長時間沒有見到他了，聽說他在吉林。」毛澤東托韓先楚轉告洪學智：「廬山會議，他是個認識問題，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洪學智是八大候補中央委員，到北京參加中央全會時，韓先楚將毛澤東的話轉告給了洪學智。毛主席的掛念，讓洪學智激動不已，他對韓先楚等同志說：「請你們轉告毛主席，我現在在吉林工作很好，學了很多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