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閱讀雕版
⑴ 雕版印刷是如何發展的
古代雕版印刷圖書,按其組織形式可分為官刻、坊刻和家刻,傳承的特點各不相同。官刻是由官方從各地徵集優秀匠人集中刻印圖書。匠工們來自四面八方,在一起相互交流技藝,對
雕版印刷術的提高和推廣起到重要作用。坊刻是由坊主聘請雕版印刷藝人,集中於書坊內刻印圖書,其選題與刻印種類都與坊主的學識水平、興趣愛好有著密切關系,長此以往,便逐步形成某個書坊獨特的刻印風格或在某個地區形成坊刻的流派。如民國中期,揚州的陳恆和父子創辦了「陳恆和書林」,從事刻版修版校印古籍,他們悉心搜集鄉邦文獻遺稿,輯刊《揚州叢刊》,被譽為揚州坊刻後起之秀。清末至民國期間,雕版印刷走向衰微,能夠傳承與延續下來的一支主要力量便是坊刻。最後是家刻,他們以家族傳承或拜師帶徒的方式傳承下來。清末以後,這種傳承方式也走向衰敗。
清代以來這一帶雕版藝人眾多,以陳開良、陳正春、陳禮環、陳開華、王義龍、劉文浩、陳興榮等為代表的「杭集揚幫」,寫工、刻工、印工、裝訂工齊全,世代相承。陳開良去世後,其子陳正春繼為 「揚幫」領頭人。1958年,陳正春受聘於揚州古舊書店,並參與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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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二刻拍案驚奇
作者:[明]凌濛初 著
譯者:吳書蔭 校注
豆瓣評分:8.3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年份:2014-10
頁數:680
內容簡介:
「二拍」是明朝著名文學家凌濛初所著的《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的合稱,又與明朝著名文學家馮夢龍編著的「三言」合稱為「三言二拍」,在中國文學史上享有很高地位,與「四大名著」、《金瓶梅》等齊名。
作者簡介:
凌濛初(1580年-1644年),字玄房,號初成,亦名凌波,一字遐厈(àn),別號即空觀主人。漢族,明代浙江烏程(今浙江湖州吳興織里鎮晟舍)人,明代文學家、小說家和雕版印書家。其著作《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與馮夢龍所著《古今小說》(《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合稱「三言二拍」,是中國古典短篇小說的代表。
吳書蔭,男,1938年生,1957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62年畢業後,在北京戲劇專科學校、北京語言學院等高校執教。1978年考入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部,師從著名戲曲史論家張庚,研修中國古代戲曲史。1982年畢業,獲文學碩士學位。留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工作,任戲曲文獻研究室副主任,並指導研究生。1985年評為副研究員,1991年晉升為研究員。1993年7月,調入北京語言大學,現為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戲曲文獻研究專家。
⑶ 金庸小說的人文性內涵
金庸身為海寧查氏子弟、查慎行後裔,按理說他的家族應該特重舊學教育,實則不然,金庸當時接受的完全是新式教育,『五四』以後,整個社會對傳統文化的否定更進一層,舊學典籍,失去了以往的光輝。似乎當時查府頗能與時俱進,家塾早就取消了,金庸7歲入第17學堂就讀,後來轉入龍山小學堂。
畢竟是文化世家,金庸家族讀書的風氣仍是很盛,讀的卻已不是四書五經、諸子百家、唐詩宋詞、竟陵桐城,而是《兒童畫報》《小朋友》《小學生》等兒童讀物,以及魯迅、巴金等人的新小說,再就是讀些以往被認為是『閑書』的古典小說。
對詩詞曲賦,金庸『接觸』的機會並不少。他的祖父查文清「編了一部《海寧查氏詩鈔》,有數百卷之多,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這些雕版放了兩間屋子」,幼年的金庸近水樓台,浸淫其中,他後來在《連城訣。後記》中回憶:「(這些雕版)都成為我們堂兄弟的玩具」。至於是否讀過,金庸沒說,似乎沒讀的可能性更大些。
金庸早年,因為時代的變遷家庭的忽視,根本沒機會學習掌握詩詞格律這門技術,不免見笑於梁羽生了。
近代以來的國學大家,絕大多數幼年就在父兄的督導鞭笞下掌握了今天看來深奧無比而在當時僅為最低基礎的各種典籍。即以無錫錢氏父子為例:錢基博5歲即從長兄習經史,9歲讀完《四書》《五經》和《古文翼》,10歲由伯父課以《史記》和唐宋八大家文選,並學習寫作策論。13歲起閱讀《資治通鑒》7遍,復精讀《讀史方輿紀要〉,錢先生由族兄啟蒙,稍不如意,即遭痛打,錢基博居然絕無怨言,甚至告語哲嗣鍾書「不知怎麼的,有一天忽然給打得豁然開通了」。
教育自己的兒子,錢基博當然如法炮製。錢鍾書7歲附學於親戚家私塾,學記《詩經》,錢基博也不會閑著,對錢鍾書時加鞭楚。楊絳「 常見鍾書寫客套信從不起草,提筆就寫,八行箋上,幾次抬頭,寫來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鍾書說,那都是他父親訓練出來的,他額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
無錫錢氏與海寧查氏,家風不同,但更多是時代的流轉,造成金、錢二人國學根基的軒輊:錢生於1910年,長金13歲。
至於現在四五十歲的文史學者,生長於『以俄為師』的時代氛圍,受教於『破四舊』的喧囂躁狂,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相對隔膜,正無足怪也。我認同陳丹青的論斷「我們的時代不可能出現大師!」
董健教授並非永遠沒有自知之明,他在與南大學生對話時也曾坦言:「我年輕時有過不少低潮和坎坷,1956年進大學時是俄語專業,一年後形勢變化只得改學中文。之後,種種政治運動接踵而來,該讀的書沒讀。因此,我這樣的人是建國後高等教育煮成的夾生飯。」
董先生治學數十載,建樹缺缺,不全是因為他天賦有限,更多是時代原因有以促成,對此,應給與同情的理解。
1937年,倭賊寇我,金庸隨校南遷,千里流亡。斷絕了家庭上經濟、精神各方面的接濟,此後70年,金庸有過幾次短暫的回鄉之旅,至於長期居住海寧,再也不曾了。離家時,金庸14歲。海寧查氏數百年來那種對於傳統文化的溫情與熱愛,應該留存在金庸的血脈、基因里,但直接受益於家學淵源,金庸再沒有機會。
亂世求學,談何容易!此後的金庸可以說未入名校、未遇名師。他被西南聯大(北大清華南開合並而成)、中央大學(現在的南京大學)錄取過,卻受限於經濟窘困,未能赴讀,他的老師中在文化上稍微有全國性影響的,是章克標先生,但章先生擔任的課程,卻是數學。這方面,金庸條件不及梁羽生遠甚,梁曾受業於簡又文、金應熙兩位大學問家,不能毫無進益。
⑷ 如何提高圖書的欣賞價值和閱讀價值
在網路閱讀和電子閱讀的盛行背後,不少業內同仁都對紙質書的未來產生過思考甚至焦慮。特別是紙質書的「信息承載」、「閱讀體驗」等功能受到了前者極大的挑戰和沖擊,正因如此,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開始重視紙質書的「收藏價值」,紛紛將目光和精力集中在這一潛力屬性上。中國出版傳媒商報記者特此采訪了多位出版企業負責人,圍繞「如何提升紙質書收藏價值」的話題展開交流,歸納出限量編號、毛邊未裁、裝幀考究、雕版線裝、鉛字排印、模擬印藝等提升收藏價值的創意元素,這裡面有流行元素,有懷舊情結,也有復古審美。同時,記者還傾聽書籍裝幀設計師的看法,以及網上舊書店對出版企業的建言。希望能夠為意欲在紙質書收藏領域有所作為的出版企業帶來更多的啟示。
關鍵詞1 限量編號
為圖書進行限量編號,是一種有效的商業操作手段。此類技巧在日本的唱片業、游戲業等經常採納,比如「初回限定盤」就是在發售時為了有更好的收藏價值而特製的一批CD,比「普通盤」要有更多的曲目,或者附送寫真、花絮等。這一方式其實非常值得業內借鑒。
2013年10月,中華書局版《史記》修訂本在京舉辦全球首發式。首發式當天在北京、上海、香港、台北、新加坡、倫敦、東京、紐約等25個城市的31家書店同步舉行,重視程度可見一斑。據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介紹,《史記》修訂本是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的第一個成果,首印版限量印製2萬套,每套定價590元,均有統一編號。《史記》修訂本歷時7年完成,最終新增校勘記3400多條,處理文字涉及約3700字。關於其學術價值自不必多言。特別是限量編號的設定也極大地吸引了藏書家、愛書家的爭相搶購,不少讀者更是在網上炫耀著自己的「開箱記」,甚至不乏藏家高價求購編號前100的《史記》修訂本。
與《史記》修訂本的首印版遭遇熱銷相似,2013年,《哈扎爾辭典》的中文版時隔多年終於再版,特別是「陰本」的限量問世,對後現代文學情有獨鍾的讀者將其視為收藏的重點品種。塞爾維亞作家米格拉德·帕維奇所著的這部辭典小說,假託1691年的一部歷史文獻匯編,以網路全書的體例,敘述哈扎爾人的歷史和傳說。該書又分陰陽兩版印行,差異極其微小,只有十幾行文字不同。中國出版傳媒商報記者聯繫到上海譯文出版社市場部經理楊銘宇,他透露稱,譯文社在2013年重版《哈扎爾辭典》陽本之後,加緊進行陰本的限量版製作,直到去年10月底正式面世,「陰本只製作1000本的精裝毛邊本,而且不再印製了」,其中一個顯著目的就是為了提升陰本的收藏價值。
關鍵詞2 毛邊未裁
幾年來,毛邊本悄然升溫,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毛邊本的旺盛時期遙相呼應。特別是不切邊的毛邊本,考驗讀者的耐心和時間而言——不裁邊就無法閱讀,因此出現了邊裁邊讀、先裁後讀的不同情況,非常契合有閑階級的沙龍文化。
正因如此,毛邊本也成了當前出版企業採納最多的一種提升紙質書收藏的形式。中華書局市場部主任翁向紅即透露,書局意欲印製1000冊《史記》毛邊本投放市場。有業內人士談到,出版社現在多與網路渠道進行毛邊本的合作。由電商平台、舊書網站出資製作毛邊本的費用,並在印量、折扣等條件上達成協議再進行銷售。
孔夫子舊書網負責人李金鳳告訴中國出版傳媒商報記者,需要注意的是,「並非所有的圖書都適合做成毛邊本」。她介紹說,「孔夫子舊書網在挑選圖書時,側重文史類,以及與文化、讀書相關的選題。例如其最近推出的海豚出版社的《出版憶往》,福建教育出版社的《「新知識」背後:近代中國讀書人》、《鳳兮鳳兮葉靈鳳》等」。另一方面,毛邊本多基於知名作家、學者的著作,名人效應比較明顯,「『新書廣場』頻道做過的圖書,既有魯迅、胡適、黃裳、董橋等文壇常青樹的作品,也有陳子善、揚之水等當代學人的新著」。
布衣書局負責人胡同在介紹與出版社合作毛邊本的情況時,補充說:「常見的毛邊本是留邊不切,似半成品狀態,幾年前可以大行其道,現在已經基本淘汰出收藏群體的第一選擇梯隊,取而代之的是經過刻意製作的毛邊本,以精裝毛邊本為代表,多是加大精裝封面,另外印製護封,以求完美」。
至於合作形式,北京啟真館文化傳播有限責任公司營銷經理李嘉慧表示,該公司策劃的也斯的《城與文學》(浙江大學出版社版)的毛邊本和精裝本全部委託給布衣書局銷售,改裝的費用全部由布衣書局承擔,定價就是改裝費用加圖書原有定價,並不額外溢價銷售。
關鍵詞3 裝幀考究
圖書的精裝設計考究,是提升其收藏價值的一大主因。有業內的藏家和讀者提到,董橋的許多作品印裝精美,收藏價值不菲,某些版本甚至被炒到上萬元的價格。提到海豚版的《董橋七十》,僅選用真皮這一細節,就看得出講究二字,海豚出版社社長俞曉群說,「海豚版真皮毛邊本,定價500元,做了近200冊。所用蒙古產小牛皮,系從生產皮包材料處采購,牛的腹部、腋窩處皮子多皺褶,還有疤痕,拍賣一百本,是一本本挑出來的。『零零一號』拍到5200元,有人說是托兒在『牽驢』,絕對沒有,確有高人買去。」
龔容作為《哈扎爾辭典》一書的編輯,她向中國出版傳媒商報記者介紹,陰本的裝幀設計正是出於其個人的審美趣味,「我偏愛國外的珍藏本,因此希望嘗試竹節、燙金、嵌寶石等工藝」。凡此種種的精裝設計在國內的圖書中確實很罕見。據了解,不少購買過《哈扎爾辭典》陽本的讀者,正是因為看到了「陰本」的裝幀頗具匠心進而希望求購它。來自豆瓣網的讀者「介末花花」交流心得時說:《哈扎爾辭典》陰本加裝了硬殼函套,不僅文字和圖案莊重大氣,連函套封底的價簽都獨具創意。把書從中抽出來,一觸手即明顯的皮革面料,再加上視覺效果強烈的燙金、燙銀工藝,扉頁和內頁里則採用了燙電化鋁工藝」。該書的另一值得稱道之處就是書脊設計,「其採用了國外皮面經典書籍常用的竹節式設計,一道道凸起的橫棱排列在一方方燙金圖案之間。與陽本相比,陰本富於伊斯蘭拜占庭風格的前後環襯,它所附的彩色版人物關系簡略圖拉頁、斯基拉師爺練刀示意圖、《馬背上的哈扎爾武士圖》等,無不令人驚喜。」
確實如此,一些圖書將原設計的平裝通行本改為精裝本,容易獲得讀者和藏家的關注。胡同舉例說,「比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有限公司的《張充和詩書畫選》,就系布衣書局與出版社議定改裝為精裝本及精裝毛邊本,面世後廣受歡迎」。
關鍵詞4 雕版線裝
中國出版傳媒商報記者在參觀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文津雕版博物館時,見識了不少中國古代的雕版印刷實物。經館長姜尋介紹,他們開始用「雕版線裝」的形式製作中國當代名人詞詩集也已經有五六年的時間了,初步選定的十種書已經完成了一半,都通過正規的渠道對外發行。其希望「雕版線裝」得到更多人的關注。
的確,「雕版線裝」極富傳統韻味,深受藏家與讀者的厚愛。以廣陵書社為例,其常年致力於保持雕版線裝的文化特色,出版了大量極富傳統韻味的雕版古籍,出版風格在業內獨樹一幟。據廣陵書社介紹,其首先是利用揚州豐富的古籍版片資源,精心挑選,刷印部分雕版圖書,「譬如歷年刷印的重要典籍有《李翰林集》、《楚辭集注》、《古逸叢書》、《四明叢書》、《杜陵詩史》、《彊村叢書》、《飲虹簃所刻曲》、《揚州叢刻》,以及「暖紅室匯刻傳奇」之《西廂記》、《桃花扇》、《四聲猿》、《紅拂記》、《臨川四夢》等」。在新雕新印典籍方面,該社歷時近二十年時間,將清代乾嘉學派重要學者焦循的稿本《里堂道聽錄》雕版印刷成書,全書四十冊,是新中國成立後新雕刻出版的規模最大的圖書之一。近年來,廣陵書社成立了雕版印刷技藝傳習所,培養雕版技藝傳人,出版雕版印刷圖書。正在規劃出版「揚州雕版印刷叢書」,主要是精選中華核心典籍,採用宋元善本為摹本,影刻成書。目前,其正在刻印傳世木刻水印精品《十竹齋箋譜》,以及影宋本《孝經》、《陶淵明集》等。預計三到五年內完成十部新書的刻印。
此外,為了保護雕版印刷術,1958年,江蘇省揚州市成立了廣陵古籍刻印社,承擔起了雕版印刷技藝傳承的重任。目前,廣陵古籍刻印社保存著國內唯一的全套古籍雕版印刷工藝流程,從寫樣上板、雕刻到刷印、裝訂等共有20餘道工序。廣陵古籍刻印社目前有60餘名員工,製作的書籍主要為私人訂制的禮品、收藏品、已發行書籍的再加工,還有特殊裝幀需求的書籍的製作。廣陵古籍刻印社製作的雕版印刷線裝書還曾經作為國禮,贈給法國、日本等國。
關鍵詞5 鉛字排印
鉛排又叫「熱排」,「以火熔鉛,以鉛鑄字,以字排版,以版印刷」,熔鉛的溫度高達350攝氏度以上,鉛字又重並臟,還有鉛毒。不過,很多讀者和同仁對鉛排本的圖書有著特殊的感情和嗜好。甚至出現了收藏和求購「活字」的小眾群體,這一懷舊現象或許值得關注。
在進行如何提升紙質書收藏價值的采訪過程中,中華書局總編室主任尹濤向中國出版傳媒商報記者透露,此前中華書局出版的《沈曾植集校注》和《繹史》極有可能成為國內出版的最後的鉛排本,這也無形中增添了兩套書的收藏價值。
據了解,中華書局很早便使用了激光排版等新技術。不過,上述兩套書從作者交稿到編輯出版由於種種原因歷時較長。其間,鉛排、鉛印工藝還未淘汰;後來,國家有關部門才下達命令淘汰鉛排、鉛印工藝,文件發布時,《繹史》已經編排好,《沈曾植集校注》只剩下收尾工作,全部廢掉重排實在可惜,這兩套書實際上是趕在印刷廠設備淘汰之前搶印出來的。和這兩套鉛排本相比,中華書局的另外幾部大部頭著作如《永樂大典方誌輯佚》、《全唐文補編》等就沒那麼幸運了,由於印刷廠設備的淘汰,已經完成了70%排校工作的上述書籍不得不改成激光照排。輯校《全唐詩補編》的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尚君也曾撰文提到了與「最後的鉛排書失之交臂」的遺憾。正是因為技術的日新月異,鉛印本淡出業內,這也更加凸顯了其收藏價值。
天涯論壇「閑閑書話」的一位名為「鴻村」的讀者提到,中華書局出的《國史舊聞》(全四冊)也頗具收藏價值。第一冊因是原三聯書店「文革」前版,重印時只能用「影印」;第二、三冊是原中華書局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版,紙型還在,因此用「鉛印」;第四冊為此次新排,因而是「電腦照排」。一部書中就有「影印」、「鉛印」、「電腦照排」三種方式,在中國印刷史上,大概是絕無僅有的個例了。
關鍵詞6 模擬印藝
前不久,中國出版傳媒商報記者在亞馬遜日本網站見到有讀者高價求購泡坂妻夫的推理小說《生者と死者―酩探偵ヨギガンジーの透視術》(新潮社版)。這本小說的裝訂非常奇特,最初的狀態,一些書頁沒有裁開,讀起來是短篇小說,書頁裁開後,還原成長篇的推理小說。這種獨特的閱讀趣味恐怕也只有紙質書可以帶來。在上述案例中,一種簡單的印製技藝結合作者的奇思妙想,即為圖書的增添許多價值。如果採用一些高級的印藝,譬如業內一些單位對書畫作品進行「模擬」,無論收藏效果還是經濟效益都格外顯著。
江蘇美術出版社總編室主任王林軍舉例說,其出版的江蘇省美術館館長孫曉雲的《孫曉雲書小楷老子(道德經)》定價48元,銷量1萬5千冊,因為採用了高品質的印製技藝,而備受讀者青睞。孫曉雲介紹說,「我曾經花了20多天時間,每天深夜10點到凌晨2點,揮毫不輟,終於書成長76.5厘米、高23.5厘米的小楷長卷《老子(道德經)》,原作曾多次在北京、南京等地展出,中國美術館曾想收藏,也有不少私人藏家想買。但用出版的方式讓更多的讀者欣賞到或許才是更好的方式。」據了解,該產品保留了原作的長卷形式,採用原尺寸模擬精印,既可以作為精品冊頁翻閱,又可以剪裁裝框作為藝術裝飾,還可以供人研習《道德經》,「不少大專院校的學生還買回去作為臨帖」。
上海古籍出版社市場企劃部主管張家珍介紹說,該社的《四歐寶笈》模擬本定價1萬元,限量發售500套,銷量約400套。上海圖書館鎮館之寶《四歐寶笈》每冊均為國家一級文物,因此高品質的模擬本同樣具備收藏價值。據該社市場部企劃經理張家珍介紹,「該模擬本內頁採用六色膠印印刷,色彩還原精準;印刷精度達到300DPI的『視網膜級別』,肉眼幾乎無法分辨網點;紙張經過多次試印篩選,最後選擇了與原件紙質最為接近的進口純木漿紙,不僅幾無反光,而且也保證了成品的壽命;為了追求完美細節表現,針對原作內頁中部分使用金粉書寫批註的特點,此次還特意使用了有凹凸感的絲網印刷技術印刷金字,不僅在顏色和光澤度上接近原作,而且還在觸覺上逼真還原了金粉書寫的立體感」。不僅如此,為提升收藏價值,出版社在裝幀形式上也力爭還原原作。四冊寶笈均同原樣使用經折裝,純手工裝裱,上下封面面板用激光蝕刻木板裱依照原件復制的織錦,邊框手工上漆;四冊一匣,書匣使用本色金絲楠木仿吳湖帆「四歐寶笈」原楠木書匣製作。
⑸ 畢升的夢想閱讀答案裡面的畢生的夢想是什麼他為什麼能實現夢想
《畢升的夢想》閱讀答案。
畢升的夢想是:用便捷的印刷術取代傳統的笨拙的雕版印刷術。
能實現夢想,是因為:他不斷地思索,不斷地實踐,在一次偶然的提醒後,通過努力,實現了自己的夢想,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一個造福於世界文化的偉大發明。
⑹ 像《三國演義》《西遊記》之類的古代小說最初是怎麼發行的當時有出版社一類的東西嗎
古代有書商,但古代寫小說的文人都覺得寫小說丟人,所以,就是為了糊口,才「有辱斯文」。(一直到金庸先生那代人,都不認為文人寫小說是好事,金庸先生健在的幾位友人都認為他寫小說是「明珠暗投」。)
當然,古代也就不會要什麼版權,交稿拿錢再無瓜葛,跟做了壞事似的。
也有那種,本來就是社會上有手抄本的小說,書商找幾個人一攢就是個小說,隨便標個什麼筆名就行了。
明代是中國刻書的一個高峰期,有官刻、私刻、坊刻等。官刻是朝廷官方的印書機構所出的書,除國子監、太醫院、經廠還有窮極無聊的宗室藩王自己辦的刻坊;私刻是私人出資延請刻工雕版成書,多是一次性的,比如給自己老師老爹刊印著作。真正決定明代印刷行業氣質的,是坊刻。坊刻就是書坊出的書,書坊的地位跟現在的圖書出版公司差不多。
都說明代有資本主義萌芽,而且都舉紡織業為例,其實書坊也是一個極好的例證。明代的書坊非常興旺,各地尤其是江南蘇杭,本來就是工商聚集之地,市民階層初步形成,又多文人墨客,文化昌盛,連帶著印刷業也跟著發展起來。江南一些大城市有專門的圖書鋪子一條街,裡面賣書的叫坐商,還有走門串巷的書客。定期有書市,運輸有書車、書船,物流非常發達。雕版印刷的工坊也鱗次櫛比,大的書商往往都是有自己的後端工坊和前端銷售網點,產銷一條龍。
這些明代書商最可愛的地方在於,他們不像士大夫一樣板著面孔把書籍當成神聖的東西,而是當成一件商品。既然是商品,那麼作為商人就要絞盡腦汁將之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因此他們的思維非常活躍,客觀上促進了技術進步。比如為了招徠買主,他們促進了套色印刷的出現,推動了版畫藝術的進步,還初步催生了廣告和版權意識;比如為了節約成本,嘉靖年間的書商在要求工匠在雕版時使用以平直為風格的字體,提高刻字速度,稱為匠體,即後世宋體字之濫觴。宋體出來以後,刻板效率大增,製作成本一路下滑。以嘉靖年出的《豫章羅先生文集》為例,一共刻了八十三片板子,上下兩帙,一共一百六十一頁,付給刻工的酬勞是二十四兩銀子。若以字數來算,當時汲古閣每百字三分五厘左右,三分銀子刻一百字。當真是低廉得緊。
而當時的書價又相當貴。萬曆年間余獻可在居余堂刻的《新刻李袁二先生精選唐詩訓解》,一部七本,每部紋銀一兩。而《大明統一志》更貴,每部紋銀三兩。其他書籍相對便宜,但少說也有數錢之價。比照萬曆年《宛署雜記》提供的價格,一兩銀子可以買三百多斤大米,上好豬肉可買八十多斤。賣書在那個時候,可謂是暴利行業了。
書商們的銷售渠道非常暢通,銷售理念十分先進,製造成本十分低廉,利潤十分巨大,那麼他們還缺什麼呢?
跟現在書商面臨的情況差不多,缺好稿子。
明代書商們無所不印,經史子集、醫書農書,道藏佛典等等,時人詩文乃至高考作文精選,每年刊行數量巨大。但他們很快發現,明代的老百姓、尤其是城市裡的老百姓——所謂初步形成的市民階層和市井文化——最喜聞樂見的是各種通俗小說。書坊里賣的最好的,永遠都是三國演義、水滸傳之類的暢銷書。清人金纓《格言聯璧》:「賣古書不如賣時文,印時文不如印小說」,正是書商經營的訣竅。康有為亦有詩為證詩證:「我游上海考書肆,群書何者銷流多,經史不如八股盛,八股無奈小說何。」
羅貫中、施耐庵生不逢時。他們雖然寫出好書,但沒趕上市場上的好時候,古人又沒版權意識。三國水滸被各大書商印了一次又一次,版本無數,但他們並沒得到什麼大利。這些暢銷書從明初開始,出了一遍又一遍,連書商自己有抱怨說「坊間所梓《三國》,何止數十家矣」、「《水滸》一書,坊間梓者紛紛」。時間長了,市場飽和,人民群眾難免膩煩,需要書商推出新產品,市場出現了新的需求。
書商們看到這種巨大利益,自然不會不心動,決定要把這個市場做大做深。當時的情形是:「宋元舊種, 亦被搜括殆盡, 肆中人見其行世頗捷, 意當別有秘本圖書而衡之」
寫新鮮東西?沒問題,但作者得有才氣、有學識。古代識字率低,有文化的人都得從士林里找,可偏偏當時士林風氣視小說為小道,都不願意寫,願意寫的也不敢露名。
到了嘉靖年間,稿荒和對新書的渴求已經到了巔峰。書商們絞盡腦汁,終於想出一條特別奇葩的路來。
這條奇葩之路,是福建建陽書坊清白堂主楊湧泉想到的。
當時的福建建陽,是東南最著名的刻書中心,號稱閩刻。建陽書商們最大的特點就是走低端市場,他們的書質量一般,勝在便宜、量大,雖然口碑不及蘇杭,但市場佔有率相當高。建陽書坊的商人們頭腦思維靈活,對市場極其敏感,什麼點子都想得出來。
楊湧泉當時在印一本書,記錄岳飛事跡的《精忠錄》。印完了審校,他突然腦子一激靈:
《精忠錄》是史書,沒什麼意思,但如果把它寫成三國那樣的小說呢?關於岳爺爺的通俗演義,那得多牛逼啊!
楊湧泉想到這兒,趕緊去找他的親戚,也是個書商、忠正堂主熊大木。楊湧泉說我水平是不行了,但你讀書多,寫東西沒問題。咱們找不到人寫稿子,可以自力更生嘛!熊大木一聽也對,挽起袖子,當即就搞出了一部《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熊大木在序里謙稱「才不及班、馬之萬一,顧奚能用廣發揮」,自己其實內心很自得。
熊大木認識字,可實在沒什麼寫作天分。羅貫中是七實三虛,他是十實無虛,就是把史書拿大白話講了一遍,還捨不得刪,把岳飛的所有奏章、題記、檄文、書信全扔進去了,文學效果慘不忍睹。熊大木自己也覺得太枯燥,腦子一轉,往岳飛傳里硬夾了一段路遇關勝的故事,還得意洋洋地加註釋說這個關勝是梁山的人曾經征討方臘雲雲,借來水滸傳的大皮給自己宣傳。
別看這書寫得糟糕,當時銷量卻十分驚人。現在能查到的版本,就有七種,也就是說至少先後被七家出版商翻刻過,甚至其中一個版本還是內府本。換句話說,嘉靖修道有暇,還讓經廠刻成御本來欣賞。
熊大木一戰成名,士氣大振,一口氣又」翻譯「了《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南北宋志傳》與《全漢志傳》三部通俗小說,銷量都不錯。
可見當時市場上的讀者飢渴到了什麼地步。
自古跟風者眾,熊大木的成功,引燃了建陽書商們的雄心。這些書商親自挽起袖子,開始改史寫文,一時如過江之鯽,有道是十億書商九億寫,還有一億在發帖——當然,質量也極其堪憂。
到了萬曆年間,在這股低劣仿古的大潮中,建陽書系出現了一位絕世強者,姓余,名象斗。
余象斗字仰止,坊名雙峰堂、三台館,自稱三台山人。此人生平履歷不詳,但研究明代出版, 卻是繞不開的一位巨擘。
他有個長輩叫余邵魚,當時也投身到這股創作大潮,寫了本書叫《列國志傳》,講春秋戰國的,銷量不錯。余象斗接了書坊生意以後,親自寫了一本《列國前編十二朝傳》,從盤古講到商周。在這本書後面,余象斗夾了一頁廣告說:「至武王伐紂而有天下,《列國傳》上載得明白可觀,四方君子買《列國》一覽盡識。」 然後把《列國志傳》重新翻印了一遍。讀者買了《列國前編》,自然就得去買《列國志傳》,兩部書互相帶動,又大賺了一筆。
得了甜頭,余象斗先後又推出了《京本通俗演義按鑒全漢志傳》、《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
全像列國志傳》、《新刻皇明開運輯略武功名世英列傳》、《全像按鑒演義南北兩宋志傳》、和《新鐫全像東西兩晉演義志傳》等等,幾乎要把中國歷史搞過一遍。
萬曆二十年,一部神書橫空出世,書名《西遊記》。市場上都瘋了,沒見過這么牛逼的小說,情節有趣,文筆也極贊,是文人中的高手,跟原來那些粗製濫造不可同日而語。余象斗一看,一拍桌子:」他賣的好,咱們也能賣的好,跟風唄!「
但跟風也得有人寫啊?沒問題,我余象斗也是文人啊!我也寫過小說嘛!
然後這位有眼光沒節操的營銷大師親自上陣操刀,速成了一部講真武大帝的《北游記》,然後又出了一部講華光的《南遊記》,全是自己寫的,文字粗陋不堪。他還從吳元泰那兒買來講八仙的《東游記》,盜了《西遊記》的版權,湊成一部東南西北俱全的《四游記》,扔到市場上去賣。讀者早聽說西遊記的大名,聽說又出了三部,高興壞了,立刻掏錢去買。
萬曆二十二年,有一個作者叫安遇時,通過與耕堂出了本公案小說,叫《包龍圖判百家公案》。余象斗看見成了暢銷書,一拍桌子:「跟!」 可是時間緊、任務急,又沒人會寫,怎麼辦?余象斗一拍桌子:」抄「,找人搬來了刑部和各地衙門的卷宗,硬是拼湊出一部《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傳》。這部公案是部奇書,羅列了一百多件案子,一半的故事慘不忍睹,一半連故事都沒有,就是把
判詞、訴狀往那兒一扔……但當時正流行公案小說,讀者照單全收,高高興興也買了,銷量大好。
在他之後,一群反應遲鈍的書商在抓住這個主題,一時間奇案、公案滿天亂飛,市面上全是此類。可大明的案子素材也就那麼多,又沒人會編新的,於是這些人就互相抄襲,讓這類書的質量更加慘不忍睹。最後連官府都看不下去,一紙禁文下來說,才算稍微消停。
這幾件事可以看出余象斗的行事風格:緊隨市場風潮,運用營銷手段刺激銷量。無關產品質量,無關人品節操——這是一個標準的市場營銷天才。
余象斗在市場營銷領域的傑作還不止於此。比如他對圖書插圖十分重視,每本書做得好似連環畫,上面是圖,下面是字。雖然余家的刻工比起蘇杭一代的雕工水平差得遠,但架不住圖多,圖多就易讀,讀者就願意買。在書的細節上,余象斗也下了大工夫,他印的書,多冠以「新鐫」、「新刻」、「新鍥」、「新刊」、「新鋟」,他往舊書摻雜私貨,就可以當成新書來賣了。余象斗出過《新刊京本校正演義全像三國志傳評林》, 往裡面多加了花關索的一段故事。水滸傳也難逃他的毒手,被出了一版《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看名字就知道他幹了些什麼。書名後綴還往往以「批評」、「評林」結尾。這是因為余象斗首創了彈幕體,對一些舊書夾以注釋批評,讀者邊讀邊看他在書旁發的議論,等於是買了一條導演評論音軌。這樣一來,既可以借名著的東風,再賺讀者一筆,又不會被說是舊書新印,裡面有原創的內容,更刺激讀者去買。
其他的如書頁廣告、牌記廣告、在自序里反復提醒讀者注意購買雙峰堂品牌,都是余象斗的創舉。這哥們兒後來自戀到每出一本書,必在後面加一頁自己的自畫像,號為「三台山人余仰止影圖」,雖然自戀,但品牌影響不容忽視。
余象斗雖然人品有限,但還有個不錯的原則,就是只做忠義,不碰色情。他出的書,多是歷史演義或怪力亂神,但總體來說三觀頗正,忠義廉恥不會輕忽。雙峰堂發行量那麼大,卻幾乎一本色情書都沒有。嘉靖、萬曆年間色情書那麼泛濫,銷量那麼好,余象斗也沒碰過。
老先生活到76歲,臨死前還刻了一本《五刻理氣詳辯纂要三台便覽通書正宗》,真是生命不息,出書不止。
說跑題了。
總之,以建陽書商為基地,熊大木、余象斗為巨擘,書商們在稿荒的時候,找出一條原創之路。可是因為他們水準太低,這條路只可以取得一時之效,卻後勁不足。讀者們開始讀著新鮮,但很快就意識到其品質太過低劣,要求推陳出新,出些好書。
於是回到了原來的問題:文人不肯寫,書商寫不好。
好在這時候朝廷幫了大忙。一是科舉之路愈漸艱險,使才不如使錢,讓很多讀書人舉官無能,只能另謀出路;二是經濟發展,言商不再是什麼丟人事,士林和商賈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先以財生文,再以文生財變得稀鬆平常。有人評論當時情況:」古者士之子恆為士,後世商之子方能為士.此宋、元、明以來變遷之大較也。天下之士多出於商……」
所以到了明中葉,文人終於放下身段,願意鬻文以求財,如唐寅、文徽明、徐渭這樣的大才子,可以靠賣畫、給別人寫碑文墓誌銘賀詞什麼的為生,像吳承恩這種仕途失意、文名不顯的,就只能「賣文為生「,這個賣,就是給書商寫稿,所謂」潤筆「。
於是書商開始四處搜購,籠絡文人,或者從他們手裡購稿,或者約寫主題。文人們雖覺此系小道,但家中貧寒,仕途無亮,只要能賺錢,寫寫字又算得了什麼?從嘉靖、萬曆以降,文人們開始悄然介入小說創作。比如天許齋刻印《古今小說題辭》,明確交代了稿件來源: 「本齋購得古今名人演義一百二十種,先以三之一為初刻。」 就是書商從文人手裡收上來若乾稿子,編撰之後刊行。凌濛初在《二刻拍案驚奇》小引里把這層關系說的更明白:「同儕過從者索閱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聞乎!』為書賈所偵,因以梓傳請。遂為鈔撮成編,得四十種。「 可見當時書商缺稿何其嚴重,要派人專門去各大名家那裡去」偵「 察。像馮夢龍這種超級寫手,還會應邀做題,他的《古今小說》,就是「家藏古今小說甚富,因賈人之請,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兒四十種,畀為『一刻」,明顯就是約稿了。
不過馮、凌二人本是名家,凌濛初自己家就是開書店的,所以待遇奇好,他們是在金字塔的尖端。對了,比較出名的還有一個王世貞。王世貞是明後七子的領袖,大文豪,可是他在出版界的待遇,和白岩松在微博的遭遇差不多,古往今來第一大馬甲。無論什麼書,只要作者來歷有疑問的,都有人說是這可能王世貞寫的。比如《金瓶梅》,有傳說他是為了報復嚴世藩故意寫的,還在書頁之間用毒葯粘連,嚴世藩看得入迷,用指頭蘸口水去捻書頁,然後中毒而死。還有的民間故事更荒唐,說嚴世藩死後,嘉靖聽說《金瓶梅》好黃好暴力,找王要來看。王世貞怕皇上也被毒死,連夜趕了另外一部獻上,就是《封神演義》——你說王世貞招誰惹誰了……
前面說的是名家。次一級的作者,是書商一次性買斷書稿。《歸田瑣記》里引用林樾亭講的一個特別有意思的故事,說從前有個書生,大女兒出嫁罄盡家財。二女兒說我出嫁時候該怎麼辦啊!這書生說我想辦法!然後回家翻書,看到《尚書》里有句話叫「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一拍腦袋說有了!花了幾個月寫了一部長篇小說給女兒做陪嫁。二女婿把書稿拿給書商一看,大為激賞,重金購得,於是嫁妝問題就解決了。這位書生叫許仲琳,這部書叫《封神演義》。
你說《封神演義》招誰惹誰了……
《封神演義》的作者到底是誰,這故事是真是假,無可考。但讀書人可以寫小說拿去賣錢,而且賣的不少,這是明確確鑿無疑的。
類似的情況還有清代袁枚。臨死前他寫了份遺囑跟兒子說「我一生著序,都已開雕,尚有《隨園隨筆》三十卷,正想付梓,而大病忽來,因而中止,他日汝二人行有餘力,分任刻之,定價發坊,兼可獲利。」 也是類似情形。可見手裡若有新稿,大可以賣給書商賺一筆錢。
更牛的書商,還會自己養一批專職寫手,那就更便宜了。比如明代有一位奇幻作家叫鄧志謨,極有才華,」兩腳書櫥「這個外號,就是從他這里傳出來的。鄧志謨因為生活貧困,寄寓在福建建陽,在余象斗家當塾師,其實是被包養,半是寫手半是編輯。余象斗給他的任務,就是寫神魔小說,學西遊記,於是他寫了諸如呂純陽飛劍記、許旌陽擒蛟鐵樹記、咒棗記等一系列奇幻小說,編了故事黃眉、故事白眉等辭書,銷量頗高。但他的利益,都被他的出版商余象斗拿走了,以致於生活只能勉強糊口。鄧志謨給朋友寫的信里哭訴:「仆窮愁著書,雕蟲技爾,然不能藏之名山,徒為梨棗也者。" 梨棗指梨木和棗木,這是雕版最常用的兩種材料,代指出版。鄧志謨覺得自己寫的這些雕蟲小技上不了廳堂,藏不進名山,但是沒辦法,還必須得寫,因為他太窮了,「弟今歲厄甚,薄田數畝,悉燔於驕陽,稼穡之枯,且如蜀之眉山草,家人泣餒也。」
像這種小作者,命脈全被出版商掐住。出版商讓寫什麼,就得寫什麼,不然全家都要餓死。和現在的一些人的境遇……呃,也差不多。
總之在明代中、晚期,各大書商家裡涌現出一大批塾師,他們都是落魄文人出身,為書商提供各類稿子,半作者半編輯,生活凄苦,生活在出版界食物鏈的最低層。他們所出的書良莠不齊,多以神怪、色情為主,其中放盪肆意之處,令人驚嘆。我手裡有七百多部明清二、三流小說的文檔,曾經隨便打開過幾個看,其中一部——我名字忘了——的開頭,就是書生、小姐、丫鬟、家丁幾個人在閨房裡圍成一圈,前後相插,群P為樂。
順帶一提,到了清代,古今第一才子(我個人這么認為)李漁就想開了。
李漁本來也是懷才不遇,寫書賣給書商。書商說你這故事不錯,就是太短,你再給我寫十個,湊個短篇集我就給你出。李漁只能答應,他很快意識到,這樣下去永遠沒出路,就對自己進行了一次SWOT分析,認為「一藝即可成名,農圃負販之流,皆能食力。古人以技能自顯,見重於當世賢豪,遂至免於貧賤者,實繁有徒,未遑仆數。即今耳目之前,有以博弈、聲歌、蹴趵、說書等技,邀游縉紳之門,而王公大臣無不接見恐後者。「
所以他痛痛快快甩開文人那點矜持。自己寫書,自己印書,還自己賣書,開了個芥子園書肆,還自己當導演自己當編劇還找來喬、王二姬來排戲,活得瀟灑自得,成了徹底的職業作家。紅樓夢之前,四大奇書三國水滸西遊金瓶梅,就是從他的書肆刊行里叫出來的。
但和現在一樣,李漁這種作者兼書商的定位,也遭遇到了他的剋星。
盜版。
盜版古已有之。
這里先要推薦一下李漁的所有小說,極其有才,有才到你不敢相信這是古人寫的,充滿了一派現代氣息。
他的小說太有才了,太受歡迎了,蘇杭的書商都盯著。先是蘇州,然後是杭州,然後是南京,後來他每出一本,書商都盜刻一本,不出擊日,千里外市面上就有盜版了。有一次,李漁南下廣東,走到一半想起來東壁簡陋,恐有盜賊侵入,就寫信回家,提醒家人把出書用的雕版擋在東邊。等到他回來,發現雕版也被偷走了,過了幾天,市面上出現一模一樣板式的盜版書…盜版盜版,即從此事而來。
更有無良書商,乾脆找個槍手寫本爛書,也說是李漁寫的,影響極壞。李漁大怒,叫上女婿沈心友去告官維權。李漁在蘇州告贏過幾次,當地官員孫道台判書商賠償,還發了公告。書商群起攻之,朝廷要維穩,要大事化小。李漁雖然滿腔憤懣,卻也無可奈何。他要起訴的書商太多了,為這個甚至把家都從杭州遷到南京,方便上庭。
他在《閑情偶寄》里對盜版一事說得十分慷慨:「是集中所載諸新式,聽人效而行之。惟箋帖之體裁,則令奚奴自製自售,以代筆耕,不許他人翻梓,已經傳札布告誡之於初矣。倘仍有壟斷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 減一二,或稍變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亞也,當隨所在之官司而控告焉,伏望主持公道。至於倚富恃強,翻刻湖上笠 翁之書者,六合以內,不知凡幾。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當決一死戰,布告當事。即以是集為先聲。總之天地生人,各賦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嘗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奪吾生計,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這一篇聲討盜版的檄文鏗鏘有力,擱到現在,一點不過時,特此錄全,推薦大家仔細讀讀。
其實文人和盜版之間,早有糾葛。宋代朱熹,就曾經因為自己的《論孟精義》一書被浙商盜版,一紙告到當地,嚇得官府立刻下公告禁止翻印,以免得罪這位大儒。從此以後,朱熹的書都是自印自賣,獲利極豐潤,一生不愁吃穿。朱氏子孫對朱熹著作的刻印出版享有壟斷權,延至明清,都獨得其利。
沒辦法,李漁寫的是小說,盜就盜了。朱熹寫的是馬哲、馬經,事關意識形態,誰盜那就是真不知死了。明清兩代政府對這類書監督都非常嚴,連版式、字體都不準妄改,生怕錯一處而誤人子弟,兩類書境遇大不相同。
至於小說作者,就只能發布聲明,說說氣話,指望能稍微震懾到有良心的盜版書商。崇禎年有本書叫《道元一氣》,上頭牌記寫了類似聲明:「倘有無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聞之當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緣」。氣魄挺大,口氣卻很無奈。
馮夢龍在《智囊》里講過一個故事,說某書坊主怕自己的書被盜,還沒出,就先跑到衙門說有人盜版。衙門發出海捕文書去抓盜版者。其他書商嚇得惶惶不可終日,他趁機再上市,總算版權得全——不過這個大概只是文人的美好願望吧。
說到盜版,不得不再提一下天才營銷家余象斗。這哥們兒盜版盜起來毫不臉紅,還換著馬甲盜。余君召、余文台、余元泰、余世騰、余象烏,都是他的馬甲。發起狠來,他甚至把熊大木的《大宋中興岳王傳》那麼爛一本書給盜了,重出一本,作者名改成了余應鰲,真是喪心病狂。以至時人評價說「福建書坊⋯⋯專以獲利為計,但遇各省所刻好書,聞開價高,即便翻刻」。
當時建陽書坊的質量不好,金陵的刻本質量高。余象斗二話不說,把要出的新書全都加上京本二字,魚目混珠。如果你們看到《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國志傳》、《新刊京本編集二十四帝通俗演義西漢志傳》之類的名字,還有雙峰堂的印記,別多疑,肯定是盜版。
別看余象斗盜別人書毫無含糊,可容不得盜自己的書。前面講了他盜了吳承恩,湊出《四游記》。南北二記是他自己寫的,質量低劣,《東游記》是吳應泰的手筆,水準不錯,銷路最好。結果這書就被蘇杭書商給盜了,余象斗大怒,再刊的時候,在序言里大罵說盜版的都是浪棍、都是逃奴,無恥之甚乎!據說他在自己每本書里加自己的肖像,也是有類似於激光防偽標簽兒一樣的防偽功能,至於效果只有天曉得。
最後說一個無關的人。清代有個大文人袁枚,這一輩子被盜版過無數次,他的《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三有首詩《余所梓尺牘、詩話被三省翻板近聞倉山全集亦有翻者戲作一首》——光看詩名就知道心情有多糟糕——可為千古讀書人對盜版的心情:
自梓詩文信未真
麻沙翻板各家新
左思悔作三都賦
枉是便宜賣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