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與文學小說在線閱讀蘇力

『壹』 請推薦幾本法律常識方面的書籍

沒有關系
個人角度，有點可惜，在大學里應該多看看法律著作才對，這樣對理解法律很好。
不過任何時候都不遲的，我個人推薦基本好書，我覺得不得不看（法律與文學）蘇力（北京大學
法學院院長）他的書都可以看
呀，不好意思
你是要對日常生活幫助的
我告訴你直接看法條是最有幫助的，直接用來維護你的權利。
可是介於你不是法學院畢業
不理解法律專有名字，你可以看看帶有案例的一些書籍，便於你理解，而且案件貼近生活，比較合適。

『貳』 急求蘇力的一篇叫《竇娥的悲劇：傳統司法中的證據問題》的文章

全文在下面的聯接里。

【作者】蘇力
【內容提要】
本文以元曲《竇娥冤》為材料分析該劇隱含的幾個重要的法理學問題。作者論證了, 劇本中 沒有證據表明竇娥的悲劇是官員貪污腐敗的產物, 不是官員的司法道德問題, 而主要是由於裁判者的認知能力和傳統中國社會科學技術不發達的局限; 同時, 分析了當代語境中的「鐵證如山」、「無罪推定」、「刑訊逼供」等法律問題在歷史場景中的意義; 此外, 對該劇的人物性格和戲劇結構以及中國傳統的部分鬼戲作出新的解說。
【關鍵詞】 悲劇 證據 刑訊逼供 無罪推定 鬼魂

一、悲劇是如何發生的?

要一領凈席, 等我竇娥站立; 又要丈二白練, 掛在旗槍上, 若是我竇娥委實冤枉,刀過處頭落, 一腔熱血休半點兒沾在地下, 都飛在白練上者。⋯⋯如今是三伏天道, 若竇娥委實冤枉, 身死之後, 天降三尺瑞雪, 遮蓋了竇娥 屍首。

⋯⋯我竇娥死的委實冤枉, 從今以後, 著這楚州亢旱三年。①

面對著行刑的劊子手, 滿腔冤憤無處可申的竇娥發出這種令天地、百姓戰栗的誓願。苦命的竇娥, 三歲母亡, 七歲時父親將她賣給蔡家作童養媳; 長大成親兩年後丈夫身亡, 竇娥本一心伺候婆婆, 誰料大禍天降, 無賴張驢兒父子威逼她婆媳同他們父子成親。竇娥堅決不從。張驢兒本想毒死蔡婆婆, 不料毒死自己的父親。張驢兒以「公休」要脅竇娥「私休」 ———順了他的淫慾, 竇娥不願。到官府衙門, 張驢兒惡人先告狀。為保護蔡婆婆不受刑訊, 竇娥委屈地承認是自己毒死張驢兒之父, 被判死刑。面對死亡, 堅貞的竇娥發下了這三樁誓願。此後, 竟一一實現。兩年後, 做了大官的竇娥之父竇天章, 巡視楚地, 竇娥冤魂告狀, 冤案得以昭雪。

這個催人淚下的悲慘故事, 引發了歷代觀眾、讀者的諸多同情。現代以來, 許多《竇娥冤》研究都利用劇中一些細節(例如, 審理此案的太守桃杌收取了「訴訟費」) 強調竇娥或竇娥之類的冤屈是官吏貪污腐敗、刑訊逼供和昏庸無能造成的。① 竇娥在劇中似乎也有類似的概括: 在全劇結束前, 竇娥的冤魂希望父親「從今後把金牌勢劍從頭擺, 將濫官污吏都殺壞, 與天子分憂,萬民除害」(1517 頁) 。通過這種概括, 竇娥的形象因此被闡釋為一種反抗的形象。

然而, 這種概括未必是關漢卿的看法, 而更多是現代語境中學者有意無意的創造。我們必須足夠精細, 將劇中(哪怕是作者偏愛的) 主要人物的觀點同作者本人的觀點區分開來。如果仔細考察, 我們可以發現, 竇娥之冤與「無心正法」的「濫官污吏」其實關系不大。

首先, 從劇中情節來看, 竇娥之冤與官吏的「貪污」無關。不錯, 審理此案的楚州太守桃杌上場詩是「我做官人勝別人, 告狀來的要金銀」, 並且稱「但來告狀的, 就是我衣食父母」(1507 頁) , 後人很容易將此理解為貪污腐敗; ② 但這是一種基於今天的語境對歷史誤解, 把韋伯定義的、更多同現代資本主義相聯系的、領取固定薪俸的官僚制③視為一種無條件普適且應然的制度。據學者考察, 至少在元代初期, 軍官甚至州、縣官吏都是沒有俸祿的, ④ 官吏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收取訴訟費來維持生活甚至機構的運作。而且, 即使把這種自謀生路的做法界定為「貪污」, 戲劇中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甚或細節暗示判定竇娥死罪是因為桃杌收受了張驢兒的錢財。而且, 最重要的是, 為女兒竇娥平凡昭雪的竇天章也僅僅是認定「州守桃杌, 並該房吏典,刑名違錯」(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1517 頁) ———一種事實認定上的錯誤, 從來沒有認為桃杌是因為收受了錢財而徇私枉法。

其次, 竇娥之冤也很難歸結為官吏昏庸無能的產物。確實, 同傳說中其他廉潔、睿智的官吏———例如包拯、況鍾———相比, 這位楚州太守桃杌確實能耐不大, 未能明察秋毫。但是, 由於制度的限制, 由於天才人物的罕見, 像包龍圖這樣有特殊才智的官吏是可遇不可求的。⑤最重要的是, 關漢卿在劇中也有意或無意地———因此也是更有意義地———展現出, 即使像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竇天章, 一位廉潔、剛正的官員, 如果不是有竇娥的冤魂以及冤魂的執著,如果竇娥不是他的親生女兒, 僅就證據而言, 他對竇娥的案子也會做出與桃杌相類似的判決。

與上述兩點相聯系, 第三, 一些學者牽強附會地拔高竇娥的覺悟, 認定這一悲劇根源於封建統治。一段最經常引用的唱詞是: 「有日月朝暮懸, 有鬼神掌著生死權, 天地也, 只合把清濁分辨, 可怎生糊突了盜跖顏淵: 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 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地也, 你不分好歹何為地? 天也, 你錯勘賢愚枉做天!」(1509 頁) 。許多學者鑒於在傳統中國「天」有時或往往同皇權聯系在一起的, 因此認定竇娥在反抗封建統治, 特別是反抗皇權。抽象來看, 這種解釋也有根據; 但是這種解釋成立的前提條件是, 「天」在傳統社會中是專指, 是專有名詞。而事實並非如此, 否則, 與關漢卿同時代的馬致遠的「斷腸人在天涯」就會是一首反詩了。

事實上,《竇娥冤》本身就表現了竇娥對自己的悲劇根源有沖突的、前後不一致的理解。除了前面的引文外, 臨刑前, 竇娥對蔡婆婆說, 「這都是我做竇娥的沒時沒運, 不明不暗, 負屈銜冤」 (1510 頁) ; 之後, 在向父親申冤時, 竇娥公開聲稱「不告官司只告天, 心中怨氣口難言」(1514 頁) , 又說: 「本一點孝順的心懷, 倒做了惹禍的胚胎」 (1516 頁) , 似乎是在反思自己的行為(為免除婆婆受刑訊而委屈認罪) 的後果。

竇娥的三個誓願也不是在反抗封建秩序, 而主要是希望藉助超自然的、不可能發生的現象來向整個社會證明竇娥無罪。如果其中有強烈的譴責和抗議的因素, 那麼也並非僅僅甚或主要針對皇帝、衙門或官吏, 而是針對著整個社會。因為, 受「亢旱三年」之苦的並不僅僅是官吏,而是楚州當地百姓。這是一種社會的「連帶責任」或「集體責任」。從心理學上看, 只有一個感到自己被整個社會冤屈和放逐的人才可能對社會有這種強烈抗拒和挑戰, 才會這樣憤世嫉俗。這種辨析其實並沒有降低《竇娥冤》的意義。相反, 在我看來, 恰恰因為關漢卿(或者是這一故事原型的記錄者或創作者) 沒有像同時代的一般文人將類似的冤案僅僅歸結為官吏的貪污無能,《竇娥冤》(以及故事原型) 才具有更深刻的意義, 獲得了一種真正悲劇的崇高感(我在這里使用的悲劇是古希臘意義上的, 即人努力也無法避免的命運) , 才使得它得以在大量元代公案劇中顯得格外醒目。當然, 我並不是說關漢卿已經洞察了這一悲劇發生的社會根據。他甚至還多少有將悲劇歸結為壞人(張驢兒) 作惡的道德主義傾向。但是關漢卿畢竟沒有把竇娥之死歸結為官吏的貪贓枉法, 沒有把對傳統中國的司法制度的批判停留在政治道德層面上, 因此,他的作品才為我們留下從法律制度的角度切入, 深入思考一系列有關法理學和法律制度重要問題的空間, 也因此, 更為深刻, 更有力量, 更有生命力。

二、誰的話更可信?

竇娥之怨是一個典型的司法悲劇。這不僅因為竇娥是被司法制度處死的, 而且是在桃杌並無作惡動機的情況下處死的。從法理的角度來看, 《竇娥冤》提出的深刻問題是, 在一個相關的科學技術和專業技術都不發達的社會條件下, 案件審理者能通過並且應依據什麼來獲得一個基本正確的判斷? 該劇表明, 在傳統社會條件下, 司法很難處理像竇娥這樣的案件, 這種悲劇實際上不可避免。

在竇娥的案件中, 案件審理者楚州太守桃杌及其吏典並不了解這一事件的全過程, 也不熟悉張、竇、蔡等人的背景。但出於職責他必須審斷此案, 而核心問題是, 究竟是誰毒死了張驢兒的父親? 張驢兒和竇娥相互指控, 但雙方都沒有提出而且也無法提出現代司法要求的可靠的直接證據。在沒有充分信息的條件下, 案件審理者只能根據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邏輯判斷: 誰的話更可信。為了進一步獲得相關的證據, 審理者只能依據程序動用刑訊獲取口供———但並不是如今天的一些學者所言, 是「不管青紅皂白地逼供」。①

如果從桃杌或其他非該事件經歷者的立場上看, 即從陌生人的立場上看, 張驢兒在公堂上提出的證據和理由都更有道理。最重要的一點是, 死者是張的父親。一般說來, 兒子毒死親生父親的可能性盡管不是沒有, 但這種可能性要比竇娥或蔡婆婆毒殺張父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正如張驢兒所言: 「我家的老子, 到說是我做兒子的葯死了, 人也不信」 (1506 頁) , 這是「不存在合乎情理之懷疑」。張驢兒准確地把握了普通人的心理, 知道所有的普通人包括審理案件的官吏, 在這一點上, 首先會更傾向接受自己的指控。

其次, 張驢兒的「法庭辯論」在普通人看來也更言之成理。在公堂上, 張驢兒稱蔡婆婆是自己的後母, 竇娥否認, 但僅僅是否認而已, 竇娥並沒有提出任何有證據支持的辯駁。張驢兒的證據是「大人詳情: 他自姓蔡, 我自姓張, 他婆婆不招俺父親接腳, 他養我父子兩個在家做甚麼?」(1507 頁) 這種邏輯推論很有道理, 更有竇娥也無法否認的事實支持。

第三, 張驢兒聲稱, 竇娥也承認, 毒死張父的湯是竇娥做的。盡管這並不能證明竇娥下了毒, 但畢竟表明竇娥完全有機會下毒。盡管張驢兒也有機會下毒, 但機會小得多(時間上少得多) 。這一點也不利於竇娥。

最後, 盡管是出於利他主義, 竇娥為救助蔡婆婆採取的行動在這種情況下也變成對她不利的證據。① 竇娥首先受到嚴酷刑訊, 但竇娥挺住了, 堅稱不是自己下的毒葯。這時, 竇娥實際上已經渡過死刑的威脅———楚州太守已經稱: 「既然不是, 你與我打那婆子」。如果蔡婆婆也能挺住刑訊, 那麼依據當時的法律, 就要對張驢兒拷刑, ② 或只能「取保放之」。③ 但這時, 竇娥稱「住住住, 休打我婆婆, 情願我招了罷, 是我葯死公公來」 (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1508 頁) 。竇娥不僅承認自己下了毒, 而且承認張父是自己的公公, 這與她前面的矢口否認形成鮮明對比。這種突然的轉變, 盡管很高尚, 在竇娥本人看來也合乎解救婆婆的邏輯; 但是在常人看來,則不很近人情。因為在這里, 這種利他主義的風險太大: 為了免除一個並無直接血緣關系的長者不受刑訊(刑訊盡管痛苦難熬, 但由於法律的限制, 一般不會有死亡的威脅④) , 竇娥寧願犧牲自己的生命和名譽, 這是一個可以理解卻不大明智的行動, 超出了一般人, 包括今天的一般人可能理解和接受的情理范圍了。

正是在這樣一種情境下, 楚州太守認定是竇娥投毒殺人。這個判斷是錯誤的, 但顯然並非官吏無能或腐敗的產物; 因為當時可以被認作證據的一系列信息都不利於竇娥, 盡管按照今天的標准看來, 這些信息是非常不充分的, 值得辯駁的。

三、證據問題

因此, 有必要討論一些關於證據和舉證責任的理論問題。

鐵證如山。在我們看來, 按照今天的標准, 此案中提出的不利於竇娥的證據並非「鐵證如山」, 並非「沒有合乎情理的懷疑」。例如, 竇娥就提出了一個強有力的質疑, 即「我這小婦人毒葯來從何處也」(1508 頁) 。但嚴格說來, 這並不是一個反駁對方證據的證據, 而只是要求對方提出更強有力、更充分的證據證明自己有罪。在古代社會中, 這可能會引起一個更有司法經驗的審判官吏的注意, 促使他深入調查, 取得更多、更強有力的證據。但是, 在討論近代以前的司法制度時, 在證據問題上, 有幾點特別需要注意。

首先, 當我們要求鐵證如山時, 我們假定中國傳統社會對這種重大刑事案件或涉及死刑案件, 採用的證據原則也是或應當是「鐵證如山」或「沒有合乎情理的懷疑」。事實並非如此。如果僅僅從法條上看, 甚至當代中國各訴訟法採用的證據基本原則的文字表述(與實踐並不相等) 也都籠統是「以事實為根據」。

其次, 要求鐵證如山的前提假定是, 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夠搜集到如山的鐵證。但是, 任何有實際經驗的司法人員都知道, 這是一種願望創造出來的神話。作為理想, 值得追求。但即使在今天, 即使不考慮財力資源的制約因素, 在任何國家, 至少在某些案件中, 無論調查人員如何努力, 都不可能獲得「鐵證」, 有時甚至完全無法取得基本的相關證據。

第三, 更重要的是, 由於一種簡單的唯物主義哲學指導以及對於自我認知條件缺乏反思,當代人, 包括當代中國的絕大多數法律家, 都很容易產生一種錯覺: 證據力是作為證據的人和事自身的性質, 因此證據是否充分, 是否鐵證如山, 是否「沒有合乎情理的懷疑」, 都是一個脫離社會語境的「客觀事實」, 任何時代的任何人都會作出大致相當的判斷。而我想指出的是,「鐵證如山」或「沒有合乎情理的懷疑」實際上都是裁判者的一個判斷, 其客觀性更多是一種社會共識的產物, 而並非是某個客觀實在的對應, 也不是「證據」本身的性質。不錯, 我們常常會認為某些證據是鐵證如山, 不容置疑, 社會中的其他人也會這樣認為; 但是這種確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同他人分享了許多共同的前提。一旦當我們不分享這些前提時, 我們就會對同樣的證據作出不同的判斷, 甚至會認為被其他一些人認為是非常有力的證據根本不是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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