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晚霞在燃燒閱讀

A. 晚霞即景作文

黃昏時分，坐在我家朝北的陽台上，看晚霞是再好不過了。吹著微風，欣賞著美景，眼前彷彿是一幅美麗的油畫吧！
當紅色的霞光鋪上了蔚藍的天空時，我便被吸引住了。
我喜歡坐在陽台反復品味著晚霞，那種感覺是美麗的。隨著微風，展開笑臉，多姿多彩的雲，時而變成了孩子的笑臉，時而變成了調皮的氣球，最後隨著風一起飄散在空中……
晚霞最美的地方，當屬它多樣的色彩了。這奇妙的顏色總會勾起我的無限想像。我總覺得是像是哪位畫家，打翻了調色盤，讓五顏六色的油彩化成了晚霞。晚霞是一望無際的，好像燃燒了一切，橙色的、粉色的、紅色的、黃色的、淡紫色的……那些似棉花糖的雲，被染上了絢麗的色彩。晚霞是顏料，當畫家給天空換上的晚霞，人們都會變得很開心。晚霞的美讓人無法形容，它層層疊疊，千變萬化。
在我眼中晚霞，很頑皮，變化多端。它總是那樣任性：一會兒變成獅子，一會變成小羊，一會兒變成花瓣，一會兒變成獨角獸，有些彩雲聚攏起來，又像開屏的孔雀。好像有一位記憶高超的魔術師，正在為人們表演一般。當然，無論晚霞變幻成什麼，我都喜歡。它好像天空中的花，天空中的春聯，天空中的燈籠，釋放著無窮的魅力……
天漸漸的變黑了，表演結束了，晚霞依依不捨地招手，她花錢的那躲在雲層里的星星，此刻便開始頑皮地眨著眼。
我愛晚霞豐富的色彩，我更愛晚霞給我帶來的童話般的世界。

B. 《海濱仲夏夜》原文

夕陽落山不久，西方的天空，還燃燒著一片橘紅色的晚霞。大海，也被這霞光染成了紅色，而且比天空的景色更要壯觀。因為它是活動的，每當一排排波浪湧起的時候，那映照在浪峰上的霞光，又紅又亮，簡直就像一片片霍霍燃燒著的火焰，閃爍著，消失了。而後面的一排，又閃爍著，滾動著，涌了過來。

天空的霞光漸漸地淡下去了，深紅的顏色變成了緋紅，緋紅又變為淺紅。最後，當這一切紅光都消失了的時候，那突然顯得高而遠了的天空，則呈現出一片肅穆的神色。最早出現的啟明星，在這深藍色的天幕上閃爍起來了。它是那麼大，那麼亮，整個廣漠的天幕上只有它在那裡放射著令人注目的光輝，活像一盞懸掛在高空的明燈。

夜色加濃，蒼空中的"明燈"越來越多了。而城市各處的真的燈火也次第亮了起來，尤其是圍繞在海港周圍山坡上的那一片燈光，從半空倒映在烏藍的海面上，隨著波浪，晃動著，閃爍著，像一串流動著的珍珠，和那一片片密布在蒼穹里的星斗互相輝映，煞是好看。

在這幽美的夜色中，我踏著軟綿綿的沙灘，沿著海邊，慢慢地向前走去。海水，輕輕地撫摸著細軟的沙灘，發出溫柔的刷刷聲。晚來的海風，清新而又涼爽。我的心裡，有著說不出的興奮和愉快。

夜風輕飄飄地吹拂著，空氣中飄盪著一種大海和田禾相混合的香味，柔軟的沙灘上還殘留著白天太陽炙曬的余溫。那些在各個工作崗位上勞動了一天的人們，三三兩兩地來到了這軟綿綿的沙灘上，他們浴著涼爽的海風，望著那綴滿了星星的夜空，盡情地說笑，盡情地休憩。愉快的笑聲，不時地從這兒那兒飛揚開來，像平靜的海面上不斷地從這兒那兒湧起的波浪。

創作背景

1941年寫出第一篇作品《風雪之夜》，後擔任報紙的記者和編輯工作。解放後任文藝界領導工作。從1954年起寫了一系列優秀短篇小說，如《黎明的河邊》、《黨員登記表》等。著《海濱仲夏夜》，被加入西師版小學五年級教材。

歷任膠東《大眾報》記者，新華社前線分社隨軍記者，昌維地區武工隊小隊長，《中原日報》編輯組長，中南人民廣播電台編委兼宣傳科長，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代理黨組書記，《文學報》主編。《海濱仲夏夜》選自散文集《秋色賦》，節選了原文開頭、中間和結尾幾個描寫海濱仲夏夜景色的片段.

C. 求丁玲《在醫院中》全文

《在醫院中》初次發表於《穀雨》,題目為《在醫院中時》。1942年發表於重慶《文藝陣地》時更名為《在醫院中》。小說因揭示了初到延安的知識青年與環境的矛盾和沖突而受到人們的關注，小說也因此頗受爭議。在1958年《文藝報》的「再批判」中它被當作「奇文」和「毒草」重新刊登出來，張光年的批評文章《莎菲女士在延安——評丁玲的〈在醫院中〉》被置於該篇小說前面隆重推出。1980年代，人們為丁玲翻案，又提起了這篇小說（註：嚴家炎：《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樁舊案——重評丁玲小說〈在醫院中〉》，《鍾山》1981年第1期。）。
小說中的主人公陸萍是一個「二十歲」的女孩兒，但我們若細細品味卻能覺察到，就對人和事的感知和洞察力而言，陸萍不太像是一個20歲的不諳世事的少女。從上海的產科學校畢業後，她在傷病醫院服務了一段時間，後來到延安進入抗大學習。抗大畢業後，她本想從事政治工作，但卻被分進了醫院作「產婆」。她對初次見面的人在短時間內總有一個比較准確的判斷和把握：指導員黃守榮，「一副八路軍里青年隊隊長的神氣，很謹慎，很愛說話，衣服穿得整齊，表現一股很樸直很幼稚的熱情，有點羞澀，卻又企圖裝得大方」（註：《丁玲全集·在醫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頁。）；產科主任王梭華給了她很好的印象，可是她卻看穿了他的虛偽：「這是一個有紳士風度的中年男子，……時時保持住一種事務上的心滿意足。雖說她看得出他只不過是一種資產階級所慣有的虛偽的應付，然而卻有精神，對工作熱情」（同上，第241頁）。陸萍知道如何對待他，如何與他相處：「她並不喜歡這種人，也不需要這種人做朋友，可是在工作上卻樂意和這種人合作」（同上）。由此可以看出陸萍具有一種不被人的表象所迷惑而直取其本質的洞察力，並且能把個人的喜好和工作上的合作分開來對待。尤其是她對幾個女性的犀利觀察，更讓讀者難以相信陸萍只有「二十歲」，她喜歡用刻薄的語言來描畫周圍的女性。對抗大同學張芳子她批評得更加不留情面，甚至可以稱得上是惡毒了：「這是一個最會糊糊塗塗地懶惰地打發去每一個日子的人。她有著很溫柔的性格，不管伸來什麼樣的臂膀，她都不忍心拒絕，可是她卻很少朋友。這並不由於她有什麼孤僻的性格，只不過因為她是一個沒有骨頭的人，爛棉花似的沒有彈性，不能把別人的興趣絆住」（同上）。陸萍固然洞見了張芳子內心的軟弱，但用語卻過於狠毒了，張芳子只不過是一個溫柔的沒有主見的女孩子罷了。陸萍是一個很自信的人，她對周圍的女性似乎都很難瞧得上：她覺得產科主任王梭華的太太「總用著白種人看有色人種的眼光來看一切，像一個受懲的仙子下臨凡世，又顯得慈悲，又顯得委屈」（同上）；醫院里自我感覺良好的兩名女看護在陸萍眼裡卻醜陋無比，「這兩位夫人，尤其是那位已經二十六七歲的總務處長的夫人擺著十足的架子，穿著自製的中山裝，在稀疏的黃發上束上一根處女帶，自以為漂亮驕傲地凸出肚皮在院子中擺來擺去」（同上，第243頁）。作者說「她（陸萍）有足夠的熱情和很少的世故」（同上），然而陸萍對周圍人洞悉得如此透闢，哪能稱得上是「少世故」呢！在小說的另一處，她評價陸萍「不會浪費她的時間，和沒有報酬的感情」（同上，第239頁）。這句話也分明體現了陸萍的理性和世故。所以一開始，丁玲便向讀者展現了一個頗為矛盾的陸萍。
陸萍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丁玲的生活歷程有很大關系。《夢珂》發表時，丁玲還是初為人妻、不諳世事的25歲少婦，但後來的一段時間里，她相繼經歷了丈夫被國民黨槍殺、自己被國民黨囚禁等諸多磨難。到延安之後艱苦的戰爭環境又把她磨礪成了一個成熟的中年女性。《在醫院中》假借一個初來乍到的少女的眼光來敘述整個故事，實際上則可說是丁玲本人對延安認識深化之後，提煉升華自己生活感受的作品。寫作《在醫院中》時，丁玲36歲，她的生活體驗更為豐富了，她對人和事的洞察力也變得更加敏銳了，三年多的延安生活，又使她對延安的生活有了更加深入細致的了解。盡管丁玲作為一個成熟較早的女作家，在早期也塑造過諸如莎菲女士這樣復雜的人物形象，但莎菲女士的復雜性基本上體現在年輕女子對男性所玩弄的種種技巧上，而陸萍這一形象因滲透了中年丁玲的生活體驗而較莎菲顯得更有深度。作為延安文化界的核心人物，她一度任陝甘寧邊區文藝協會副主任，這也有助於她深入到延安生活的肌理中去深層地了解延安。知識分子敏感多思的天性也決定了她比平常人更易於發現生活中的矛盾與問題。《在醫院中》丁玲藉助陸萍這一青年知識分子的視角揭示了邊區醫院管理的不科學、技術的落後、醫護人員的懶惰散漫。1941年後丁玲對延安的了解就更加深入了，她發現了很多問題，相繼寫下了《什麼樣的問題在文藝小組中》和《三八節有感》，前者反映了延安強度甚大的政治教育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孩子的天真天性的發揮，後者反映了在進步的延安社會女性仍然生活在男性施加的種種壓力之下。
同時，《在醫院中》也反映出了丁玲到延安後感情的變化過程。初到延安，她的心情是異常愉快的。1937年7月1日她寫下了《七月的延安》來歌頌對延安的喜愛崇敬之情：「七月的延安太好了。／青春的心燃燒著／要把全中國化成像一個延安。」（註：《丁玲全集·七月的延安》(4)，第327頁。）丁玲作為一個30年代就已成名的女作家，到延安後她一直受到重視和重用，這是她心情愉快的原因之一。她剛到保安，黨中央就派她隨總政治部到前方。她還當選為「中國文藝協會」的主任。次年2月，她出任中央警備團政治部副主任。8月15日她組織「西北戰地服務團」出發到前線，1938年7月才返回延安。丁玲帶著興奮喜悅的心情投入到迥異於「莎菲女士」的新生活之中。1937年8月1日在日記中她這樣寫道：「我以最大的熱情去迎接這新的生活。」（註：《丁玲全集·西北戰地服務團成立之前》(5)，第48頁。）但丁玲初到延安的喜悅之情並沒有完全湮沒一個女作家應有的敏感。盡管1939年她在《我怎樣來陝北的》說過「感情因為工作的關系，變得很粗……」（註：《丁玲全集·我怎樣來到陝北的》(5)，第130～131頁。），但我們注意到丁玲把她對生活的細膩而獨到的觀察放在小說中來表現了，小說成為她表達自己微妙感情的一個最好方式。短篇小說《東村事件》寫於1937年5、6月間，描寫發生在宗法制控制下的農村裡的一場糾紛。農民陳得祿的媳婦被地主趙老爺搶去，他因男人的尊嚴被侮辱而壯著膽子沖到趙老爺家，但一見趙老爺，他立刻就蔫了。丁玲充分發掘了陳得祿性格的復雜性，並將之刻畫得絲絲入扣。短篇小說《秋收的一天》寫於1939年丁玲在延安馬列學院的短暫小憩中，它沒有什麼情節，像一篇散文，講述了一個知識女性在集體生產勞動中的種種細膩感受。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個敏感而細膩的丁玲。這篇小說的風格很類似於她早期的一些小說，全篇幾乎都是同性之間的瑣屑故事與她們感情上的互通與理解。最巧合的是裡面的女主人公叫「薇底」，與她早期的一篇小說《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1928)的女主人公的名字相同，這似乎暗含著丁玲對過去心情的留戀和對新生活的游移。在《秋收的一天》中「薇底」的心情是異常矛盾的，她一面肯定地評價自己的生活狀態：「自從來到這里，精神上得到解放，學習工作都能由我發展，我不必怕什麼人，敢說敢為，集體的生活於我很相宜。我雖說渺小，卻感到我的生存。」（註：《丁玲全集·秋收的一天》(5)，第123頁。）一面卻又對集體生活的熱鬧和別人的歡愉保持著懷疑和距離，「『為什麼大家那麼興奮而愉快呢？』她一面懷疑地問著，那些動人的場景和演說詞，便像銀幕一般地連續映了出來」（同上，第116頁）。「薇底」不像別的同伴在勞動後就能甜甜地睡去，她常在熄燈之後思考一些問題，因而「一到四五點鍾就睡不著了」（同上）。由此我們隱約感覺到了「薇底」的困惑——如何處理個人與集體之間的矛盾。丁玲延續著通過小說來表達其異於「集體」的敏銳感受和獨到觀察這樣一個思路，在1940年寫出了《在醫院中》。《在醫院中》中丁玲從一個青年知識分子的視角看到了自己與周圍環境的格格不入。
1938年後丁玲的生活發生了一些變故，她的心情也隨之黯淡下來了。丁玲從西北戰地服務團回到延安馬列學院之後，遭遇到了被孤立的尷尬。1938年上半年，康生擔任中央黨校校長，公開在黨校大會上宣布，丁玲「不是我們的同志」，黨校不接受丁玲前來學習（註：吳介民主編：《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頁。）。康生為什麼這樣說一度春風得意的丁玲？我們可以推測，負責審查幹部的康生對丁玲被國民黨逮捕以及和馮達同居這一段歷史抱有懷疑和蔑視的態度，因此才把丁玲孤立於「同志」之外。1940年丁玲的舊傷疤又被揭開了。在這一年，新一輪「審干」已在公開狀態下全面推開。中共還把「審干」與「除奸」聯系起來，劃定了大量的「嫌疑分子」。丁玲因為自己的那一段歷史又受到了沖擊。雖然這次審干不像1943年整風時那樣猛烈，但可以想像，丁玲，作為一個女性，由於自己在被捕期間與馮達同居這樣的私生活而受到審查時的尷尬與痛楚。這些使丁玲感受到了延安生活的另一面，它不再是喜悅的歡歌，而是革命的嚴酷。寫於1940年的《我在霞村的時候》流露出了丁玲精神上的痛苦。《我在霞村的時候》中村子裡的人們對失去貞操的貞貞的冷漠和嘲笑，是「我」所鄙夷不屑的：他們的麻木、自私、冷漠使「我」失望之極。可以猜想，丁玲通過貞貞這一形象在努力傳達出自己的清白和對黨的忠誠，而對村子裡敘述者「我」的孤立（因「我」對貞貞的熱情與贊賞）也暗示出了丁玲自己此時的落寞情緒。這篇小說透露出了丁玲由對環境和人事的不滿而產生的失落和孤獨的情緒，這種情緒成為她寫作《在醫院中》的背景。
為何把陸萍寫成二十歲？還有一個原因值得分析。回到當時具體的歷史語境里，「青年」在延安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抗戰期間，更多的青年知識分子奔赴延安——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抗大里都是青年知識分子，青年問題，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問題，更是延安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問題。陝甘寧邊區於1939年把5月4日定為中國青年節（註：當時國民黨迫於壓力，同意了這一規定。後來國民黨又改定以三月二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廣州黃花崗革命烈士紀念日）為青年的節日。但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則繼續以五月四日為青年的節日。），此後每年都要舉行大型的紀念活動。中共中央委員會還出版了一份關於青年工作的雜志《中國青年》。在延安特殊的語境里，丁玲把陸萍寫成「二十歲」，會使她更具代表性，會使得陸萍這一人物得到更多讀者的共鳴。丁玲之所以塑造陸萍這一人物與青年特有的精神氣質——「青年是可貴，在於他們純潔，敏感，熱情，勇敢，他們充滿著生命底新銳的力。別人沒有感覺的黑暗，他們先感覺；別人沒有看到的骯臟，他們先看到；別人不願說不敢說的話，他們大膽地說」（註：朱鴻召編選：《王實味文存》，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28-129頁。）有很大關系。丁玲把自己中年的人生體驗灌注在青年陸萍身上，使得陸萍這一人物對延安的青年更具魅力和感召力。陸萍的遭遇和經歷是來到延安的許許多多知識青年的遭遇和經歷，陸萍也就成為來到延安的許許多多知識青年的縮影：他們往往自視很高，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張聞天曾分析過青年知識分子的優缺點，優點是他們有對崇高理想的追求，不滿意黑暗的現實社會；反對迷信、黑暗、無知、愚昧，愛好光明真理。缺點是斗爭的堅定性、堅持性不夠，了解問題的具體性與透徹性不夠；對群眾的接近了解不夠（註：《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後任務》，《中國文化》第1期第2卷。）。因此對黨來說青年知識分子如何改變自己以適應延安的環境和革命的需要是當時延安一個核心問題（註：謝挺宇：《第二代》，《延安文藝叢書·散文卷》，湖南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文章標注的時間是1941年6月26日。發表比《在醫院中》還要早幾個月。裡面的女主人公史瑋，也有著與陸萍一樣的藝術愛好，割捨掉音樂在她內心是非常痛苦的，「自己會去做看護什麼的，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過的，沮喪地回到窯洞，翻了翻扭著蝌蚪般的音符的五線譜，看看一些這幾年苦心畫下來的速寫，像有東西在心裏面扎進去似的，她痛楚地感覺到今後是要跟這些心愛的東西分離了，眼淚就懊惱地流出來了……」。），1939年毛澤東曾提出了「知識分子工農群眾化」的口號（註：《毛澤東選集·大量吸收知識分子》(2)，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頁。）。但丁玲從知識分子的角度從自己的體驗出發看到了知識分子與延安的環境的沖突的某種合理性。所以陸萍在延安的青年中產生了很大反響，小說的最後一句話：「人是要經過千磨百煉而不消溶才能真正有用。人是在艱苦中成長。」（註：《丁玲全集·在醫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頁。）據說在延安被很多青年當作語錄和座右銘廣泛傳抄。
陸萍對環境的不適集中體現在小說的環境描寫上。《在醫院中》的環境描寫一直受到批評家的特別關注，燎熒在文中說：「作者在小說裡面的環境的安排，便是不正確的。作者為了表現她的人物，她是過分使這個醫院黑暗起來。」（註：《丁玲全集·在醫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頁。張光年為了駁斥丁玲對醫院環境的描寫，講述了自己在邊區醫院的親身體驗：牆壁是多麼的潔白、醫護人員是多麼的熱情等等。）這些描寫可用一個「冷」字來概括。一個是自然環境之冷，另一個是人事之冷。「人們都回到他們的家，那惟一的藏身的窯洞里去。」（註：《丁玲全集·在醫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頁。）用「惟一」、「藏身」來形容人們最熟悉的居住地——窯洞，包含了對艱苦環境的幾多無奈！還有她初次踏進窯洞，那種不舒服的感覺：「當她一置身在空闊的窯中時，便感覺到在身體的四周，有一種怕人的冷氣襲來，薄弱的，黃昏的陽光照在那黑的土牆上，浮著一層慘凄的寂寞的光，人就像處在一個幽暗的，卻是半透明的那末一個世界，與現世脫離了似的」（同上，第235頁）。同為女性的陳學昭對窯洞則有迥異於陸萍的感覺：「這是一個小小的土窯洞，裡面用石灰粉了的，也還潔凈，面南。那些住慣了西式房子的人，他們一定不能想像住窯洞的樂趣。那天我住窯洞實在是太快樂了……」，在陳學昭看來，窯洞冬暖夏涼，而且「光線也還充足，在窗口，只覺得光線太強烈」（註：陳學昭：《延安訪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頁。）。窯洞在延安是人們最普遍的居住場所，但它對陸萍來說卻如此冷漠，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和陸萍的落寞沮喪心情是有關的。正是由於陸萍的這種落寞沮喪心情，在陸萍的眼中，窯洞里的舊的白木桌和凳子「也似乎是從四面搜羅來的殘廢者」（同上，第236頁）；「院子里的一個糞堆和一個草堆連接起來了，沒有插足的地方」（同上）。老鼠也出來搗亂了，「被子老裹不嚴，燈因為沒有油只剩一點點凄慘的光。老鼠出來了，先是在對面床底下，後來竟跳到她的被子上來了」（同上，第238頁）。可以想見，這里物質條件的落後是出乎從上海來的知識青年的想像的。此外，作者還把故事的背景選擇在冬季，自然更增加了一層蕭瑟冷清的氣氛。除過自然環境之冷，還有人事之冷，這是比自然環境之冷更讓人難以忍受的。這種冷從一開始就布下了陣腳，陸萍以為李科長「匆匆地走了」大約是找斧子幫她修理床鋪去了，但實際上，他並沒有回來，她只好在地上熬過了過一夜。她碰到兩個在鍘草的女人，和氣地問：「老鄉！吃了沒有？」但卻受到了她們的嘲弄：「呵！又是來養娃娃的呵！」對她這樣一個未婚的二十歲的女性簡直就是侮辱。因此陸萍感覺「如同吃了一個蒼蠅似的心裡湧起了欲吐的嫌厭」（同上，第236～237頁）。化驗室的林莎見到陸萍，眼睛只顯出一種不屑的神氣：「哼！什麼地方來的這產婆，看那寒酸樣子！」（同上，第241頁）並沒有「同志」般的親切。醫院里的病人，漸漸地對陸萍的付出也並不在乎了，她拿著掃帚把院子打掃干凈，但「不一會兒，她們又把院子弄成原來的樣子了。誰也不會感覺到有什麼抱歉」（同上，第242頁）。她成了醫院中「小小的怪人」（註：《丁玲全集·在醫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頁。），不被人理解。1942年燎熒的批評文章已經隱隱約約地指出了陸萍與周圍環境沖突的合理性，「一個熱情但不知世故的青年，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矛盾和糾紛是不可免的吧？」（註：燎熒：《「人……在艱苦中成長」——評丁玲同志的〈在醫院中時〉》，《解放日報》1942年6月10日。）小說的最後，陸萍與環境得到了和解，「她所要求再去學習的事也被准許了」（註：《丁玲全集·在醫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頁。）。與小說前面的環境描寫相比，這個結局和小說最後的那句話就顯得有些蒼白無力了，但它們似乎反映了身處革命環境的丁玲為融入到集體生活、為滿足黨對自己的要求而作的內心的掙扎，以及她在孤獨失望中願與黨和集體保持一致的復雜心理。
《在醫院中》的發表與當時興起的「暴露文學」的潮流有關，1941年在延安形成了「暴露文學」的熱潮。延安的許多文人作家發表了大量揭露、諷刺延安黑暗面的作品，如《老馬夫》《廢物》《夫婦》《一個釘子》《廠長追豬去了》《雞啼》《麗萍的煩惱》等。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延安存在的官僚主義、幹部和群眾的矛盾、工農幹部和知識分子的矛盾（註：《老馬夫》（刊於《文藝日報》）描寫一個在軍中的老馬夫，由於工作辛苦，弄得背也駝了、膝關節也硬了。而一個騎死三匹馬的領導幹部卻比以前壯實，說起話來也很響亮。《廢物》（《解放日報》1941,6,16）描寫一個老士兵由於年邁體衰，被視為部隊的累贅廢物，部隊的人懷疑他萬一被俘會出賣大家，想開除他的軍籍，最後他被部隊拉下了，他引爆手榴彈，和要活捉他的三個日本兵同歸於盡。此篇小說讓人感覺甚為悲涼。《夫婦》（《解放日報》1941,7,2-4）描述一對來自山西的農民出身的紅軍夫婦未脫離愚昧落後的故態，丈夫粗暴愚頑，常打老婆，妻子則好貪小便宜。《一個釘子》（《解放日報》1941,7,24-26）描寫兩個幹部爭執得面紅耳赤，只是為著一個釘子，一個要去，一個要留。因而小題大做，爭論不休。《廠長追豬去了》（《解放日報》1941,10,15）描寫一個安塞工廠的廠長終日所做的只是在馬棚、廚房、員工住室、豬圈、廁所穿梭查看，十分瑣碎無聊。《雞啼》（《解放日報》1942,1,12）描寫一隻公雞在夜裡看見月光慘白，誤認為是天亮，就喔喔地高聲叫了起來，作者以此來諷刺「歌頌光明」論者。《麗萍的煩惱》（《西北文藝》）描寫一個名叫麗萍的知識女性嫁給一個工農幹部後，因為生活觀念和生活習慣的差異而沖突不斷。）。「暴露文學」潮流的出現是延安讀者，主要是青年讀者推動的結果。丁玲剛主辦《解放日報·文藝》欄時，有讀者反映文藝欄的文章使人感到不活潑、太長。於是丁玲在考慮讀者的需要上改正，使《文藝》減少了些持重的態度，而「稍具潑辣之風」。因此，她在1940年10月號召大家寫雜文，徵求批判社會、文藝的短作。此後出現了一些批評國統區的短文，不久又有人反映「子彈打得太遠，不知別人讀到沒有！」（註：丁玲：《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2期。）因而他們把槍口調轉對內，批評延安的文章開始一一涌現。我們也可以合理推測，青年讀者的口味促使了《在醫院中》這一類作品的出現，並使得它們有了活躍的讀者市場，因為它們的犀利和敏銳正合了青年的胃口。
丁玲塑造了陸萍這一人物形象，通過她——一個初來乍到的女孩來傳達出了丁玲自己在延安的生活感受。在延安特殊敏感的政治環境里，《在醫院中》的小說的虛構性既可以使丁玲傳遞出自己內心的微妙感受，又可以避免讀者和敏感的批評家把陸萍與丁玲本人等同起來。另一方面，丁玲從自己的體驗出發觸及了延安的青年所遇到的普遍問題，揭示出了陸萍與環境的沖突的某種合理性（註：我們注意到延安整風時，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受到了批判。對陸萍和環境的矛盾，當時還沒有把它上綱上線。看來，當時人們對此持寬容態度。）。隨著整風的開展，這一問題變得更加嚴峻了，丁玲本人和陸萍這一形象所代表的青年知識分子都必須改變自己以適應革命的需要。《講話》以後，延安知識分子尤其是作家開始了「改造自己」和「改造藝術」的漫長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