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第一部現代文學小說

Ⅰ 簡述台灣現代派文學興起與發展的原因

台灣現代派文學興起於20世紀50年代，盛行於60年代。它之所以流行，既有復雜的社會現實原因，又有深刻的歷史文化源源。國民黨推行的「反攻大陸」的主張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完全解體，社會上普遍泛濫和傳染著困惑迷茫、不知前途如何的思想情緒。這種社會政治環境和社會心理必然導致文學走向人們的內心世界，使人們更多地沉浸在個人感覺的、下意識的和夢幻的世界之中。另一方面，50年代後期開始，台灣經濟依靠美援，從復興到起飛，物質的豐富和精神的匱乏形成鮮明的對比，精神空虛、苦悶、失落、孤獨成為一種普遍的「現代病」。伴隨著台灣政治經濟的西化，西方文化和文學思潮也源源不斷地被介紹和引進，並造成社會上崇洋思想滋生。在文學方面，《文學雜志》和《現代文學》大量介紹西方現代派文學作品和理論批評，台灣的現代詩與現代派小說應運而生。此時的「反共文學」和「懷舊文學」越來越走入困境，逃避現實，現代派文學作家開始探索新的出路。

Ⅱ 台灣新文學史上的第一篇小說是什麼

《她要往何處去》，是台灣新文學史上的第一篇小說，發表於1922年4月的《台灣》雜志。作者追風，原名謝春木，1902年生，台灣省彰化縣二林人，日本東京高等師范學校畢業，曾任《台灣民報》主筆，是台灣早期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啟蒙運動的骨幹人物之一。他的小說處女作，通過描寫一對青年男女從訂婚到毀約的愛情故事，藉以破除封建禮教下婚姻制度的弊害，提出反封建與婦女解放的問題。台灣姑娘阿蓮與台灣留日學生清風相愛，清風的家長卻通過媒妁之言為清風和桂花訂下婚約。桂花單方面愛上了清風，收到的卻是清風要求解除婚約的請求信。後來在表哥草池的啟發下，經歷了痛苦婚變的桂花萌發了自救救人的思想，東渡日本求學。她意識到，這次婚變「不是阿母的罪，也不是清風的，都是社會制度不好，都是專制家庭的罪。我只是犧牲者之一。正如表哥所說，整個台灣不知有多少人為這制度而哭著。如今我卻明白過來了。我要為這些人而奮斗，勇敢地奮斗下去。」這篇小說主題思想鮮明，注重人物性格刻劃，筆下有情有景。不足之處，在於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表現自己的政治主張，顯得過於生硬。

另外，小說採用日文寫作，未能與當時倡導的白話文運動相協調。

Ⅲ 作者：鐵凝簡介

成為第1位粉絲
鐵凝，原姓屈,女，1957年9月生於北京，祖籍河北趙縣。父親是著名畫家鐵揚，原名屈鐵揚，父為油畫及水彩畫家，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母親是聲樂教授，畢業於天津音樂學院。鐵凝為長女。1975年於保定高中畢業後到河北博野農村插隊，1979年回保定，在保定地區文聯《花山》編輯部任小說編輯。自1975年開始發表作品，至今已發表文學作品約150餘萬字。1982年發表短篇小說《哦，香雪》描寫一個農村少女香雪在火車站用一籃雞蛋向一個女大學生換來一隻渴望已久的鉛筆盒，表現了農村少女的純朴可親和對現代文明的嚮往，作品獲當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同年，中篇小說《沒有紐扣的紅襯衫》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它真實描寫一個少女復雜矛盾的內心世界和純真美好的品格。1984年《六月的話題》獲全國優秀 鐵凝
短篇小說獎。《麥秸垛》獲1986～1987年《中篇小說選刊》優秀作品獎。1984年鐵凝調入河北省文聯任專業作家，現為河北省文聯副主席。早期作品描寫生活中普通的人與事，特別是細膩地描寫人物的內心，從中反映人們的理想與追求，矛盾與痛苦，語言柔婉清新。1986年和1988年先後發表反省古老歷史文化、關注女性生存的兩部中篇小說《麥秸垛》和《棉花垛》，標志著鐵凝步入一個新的文學創作時期。1988年還寫成第一部長篇小說《玫瑰門》，它一改鐵凝以往那和諧理想的詩意境界，透過幾代女人生存競爭間的較量廝殺，徹底撕開了生活中醜陋和血污的一面。

Ⅳ 白先勇的文學主張和藝術藝術追求

論白先勇小說的創作特色
花
靖
超
（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4）
［摘要］白先勇是20世紀60年代台灣極具代表性的現代派作家，也是大陸讀者比較熟悉、評論界比較關注的台灣作家之一。其作品不僅具有現代派作家共有的特點，更有自身的特色。總體而言，白先勇小說有三個創作特色：「中西合璧，悲劇色彩，感傷主義」。具體來說:（1）白先勇的個人經歷對其小說創作有很大影響，使其在繼承傳統技法的基礎上融傳統於現代；（2）在小說的情節和人物的悲劇性方面有著濃郁的悲劇色彩；（3）在歷史流變下的「對命運的感悟和思索」以及異域文化下的生存和放逐的視角下，白先勇小說富有感傷主義色彩。［關鍵詞］白先勇；中西合璧；悲劇色彩；感傷主義［中圖分類號］I207.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6121(2010)02-00045-04
白先勇是20世紀60年代台灣極有代表性的現代派
作家，也是大陸讀者比較熟悉、評論界比較注目的台灣作家之一。他自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文學創作，其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是1958年發表在《文學雜志》上的短篇小說《金大奶奶》，此後一發不可收拾，創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說，多發表在《現代文學》雜志上，後陸續匯編成冊，有短篇小說集《寂寞的十七歲》、《台北人》、《紐約客》、《嫡仙記》，長篇小說《孽子》，《夜曲》，《骨灰》以及其他散文和戲劇作品。
作為台灣現代派的領軍人物，白先勇的作品具有現代派作家共有的特點，那就是注重「描繪人與人性，注重發掘人的內心世界及其復雜性。在藝術上，從西方輸入虛無主義，存在主義，意識流，廣泛採用意識流，暗示，象徵等手法。」[1]但是他與其他現代派作家如歐陽子，於梨華等人相比有其獨特的地方，用王晉民先生總結的話來說，只有十二字：「中西合璧，悲劇色彩，感傷主義」[2]。正是由於這樣與眾不同的創作特色，使白先勇成為台灣文壇上的一株奇葩。近年來有關白先勇的評論文章很多，但大多數都側重於介紹他的生平和創作情況，或者是針對他的作品中某種傾向進行評論。本文試圖系統地梳理一下白先勇小說的創作特色。
一、將傳統溶於現代，將西方溶於中國
（一）個人經歷的影響
白先勇，1937年出生於廣西桂林，其父白崇禧是國民黨高級將領，自小他就受到中國傳統文學的熏陶，在《驀然回首》中他將少時給他講演義的廚子老央看作是自己小說的啟蒙老師。後隨父定居台灣，受到中學國文老師李雅韻的影響，她為他「啟開了中國古典文學之門」，使白先勇「首次窺見古中國之偉大庄嚴」[3]。
1957年他考入台灣大學外文系，接觸到歐美文學，他說：「夏濟安先生編的《文學雜志》，實是引導我對西
洋文學的橋梁。」[4]，正是有著如此優秀的老師和同窗，
如此得天獨厚的文學氛圍，他如魚得水，廣聞博識，閱讀、翻譯、創作是他當時生活的主題。1960年，白先勇與同學共同創辦了《現代文學》雜志。畢業後，赴美後研讀的也是小說創作，而在此後的相當一段時期，他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產生出一種認同危機，以至在課堂上學的是西洋文學，在圖書館借的多是中國各方面的書，他開始對自己內心進行深度的探究和反思，開始了對自我的發現和追尋。
正是這些經歷使他的小說中糅合了中國傳統小說的敘事手法和現代派的寫作手法，將傳統融於現代，將西方融於中國。這樣的一個特色在其短篇小說集《台北人》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二）繼承傳統技法
白先勇的小說繼承了中國古典小說的敘述風格，尤其是受《紅樓夢》的影響。他的小說基本上以寫實為主，注重人物、環境，以及細節的描寫，常用細膩的手法對日常生活進行真實地描繪和刻畫，以此來表現人物的音容笑貌和性格特徵。
在選材上他常會選取日常生活中很細小的事情來刻畫各色人物，揭示重大的主題。比如《歲除》描寫的是除夕夜一個仕途不順的國民黨中級軍官在朋友家借酒消愁；《金大班的最後一夜》描寫的是台灣夜巴黎舞廳一個晚上發生在金大班周圍的事情和她對往事的回憶；《思舊賦》描寫的是冬日黃昏兩個老僕婦對舊主的追憶及對現狀慘淡的訴說；《游園驚夢》描寫的是錢夫人參加竇夫人舉辦的家庭晚宴等等。而像《永遠的尹雪艷》、《一把青》、《孤戀花》、《花橋榮記》這一類小說也止於對生活片斷的描寫。他很少會去寫一些重大的事情或是極曲折的情節、強烈的沖突，而是像這樣「以小見大，平中見奇」[5]。
在刻畫人物上他筆觸細膩，塑造了自「上」到「下」眾多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他極善於對人物所處的環境、外貌衣飾、言談舉止進行描繪，寥寥幾筆就使人物栩栩如生。比如對尹雪艷的冷艷，他寫到：

「月白短袖的絨棉旗袍，襟上一排香妃色的大盤扣，腳上也是月白緞子的軟底綉花鞋，鞋尖卻點著兩瓣肉色的海棠葉兒，為了討喜氣，她破例在右鬢簪上一朵酒杯大血紅的鬱金香，而耳朵卻吊著一對寸把長的銀墜子。」，「嘴角一徑掛著那流吟吟淺笑」，「冰雪化成的精靈」。（《永遠的尹雪艷》）[6]
對竇夫人的矜貴，他寫到：
「穿了一身銀灰灑硃砂的薄紗旗袍。足上也配了一雙銀灰閃光的高跟鞋，右手的無名指上戴了一隻蓮子大的鑽戒，左腕也籠了一副白金鑲碎鑽的手串，發上卻插了一把珊瑚缺月釵，一對寸把長的紫瑛墜子直吊下發腳外來，襯得她豐白的面龐愈加雍容矜貴起來」
（《游園驚夢》）[7]
再如《梁父吟》中對朴公書房的描寫，陳設十分「古雅」，「靠窗左邊是一張烏木大書桌，桌上的文房四寶一律齊全。一個漢玉鯉魚筆架，一塊天籟閣珍藏的古硯，一隻透雕的竹筆筒里插著各式的毛筆，桌上單放著一部翻得起了毛的線裝《資治通鑒》。靠窗的右邊，有一個幾案，案頭擱著一部《大藏金剛經》，經旁有一隻饕餮紋三腳鼎的古銅香爐，爐內積滿了香灰，中間還插著把燒剩了的香棍」[8]。說明他是極為恪守中國傳統文化的人。他這樣細膩地對人物服飾、所處環境、舉止言談進行描寫來刻畫人物，從小中見大，從平中見奇，從而使得人物形神兼備，栩栩如生。
（三）融傳統於現代
白先勇的小說在繼承中國傳統小說技法的基礎上，也將西方現代小說的表現技巧融入其中，使得其作品有著不一般的特色。
他在注重對現實的描繪的同時，還十分注重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刻畫，從而將角色的心態表現得淋漓盡致，有時是內心獨白，如《國葬》中秦義方的內心獨白，「長官直是讓這些小野種害了的！他心中恨恨的咕嚕著，這些吃屎不知香臭的小王八，哪裡懂得照顧他？只有他秦義方，只有他跟了幾十年，才摸清楚了他那一種拗脾氣。」「這次要是他秦義方還在公館里，他就不會出
事了。」[9]
從他的這些似自白似嘮叨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對主人的忠誠和那種近乎母性的衛護的心理。
《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中，寫到金大班即將離開風月場去當老闆娘的前一晚，「在風月場中打了二十年的滾，才找到個戶頭，也就算她金兆麗少了點能耐了。當年百樂門的丁香美人任黛黛下嫁棉紗大王潘老頭兒潘金榮的時候，她還刻薄過人家：我們細丁香好本事，釣到一頭千年大金龜。其實潘老頭兒在她金兆麗身上不知下過多少工夫，花的錢恐怕金山都打得起一座了。那時嫌人家老，又嫌人家有狐臭，才一腳踢給了任黛黛。」[10]這里雖然是採用了第三人稱的敘述形式，但卻是作者從金大班的意識角度去介紹闡述的，是她間接的心理獨
白，是這個在風塵中沉浮了幾十年的女人鄙夷和不甘的心態的一種淋漓的呈現。
白先勇的小說中最為突出的一點就是，他大膽且適當地運用了西方現代派小說的意識流的表現手法，這在他的著名的短篇小說《游園驚夢》中表現得尤為出彩，甚至有人認為它是弗吉尼亞·伍爾夫《達洛維夫人》的翻版。白先勇曾稱，《游園驚夢》里的意識流是他同時受到英美小說家的影響，尤其是福克納、凱瑟琳·安·波特等人的影響。
小說以錢夫人藍田玉赴宴為中心，詳細地描寫了她在宴會上五次對昔日南京的榮華富貴的回憶，涌現出明顯的意識流色彩，每一次的回憶都是藍田玉心底的囈語，那些深埋她心底的令人心痛又神馳的激情，隨著崑曲《游園》、《驚夢》音樂和劇情的發展，如抽絲剝繭般呈現出來。意識的流動勾連出幾十年前的痛楚往事，與今時相對照，不由讓人感嘆「人世的『流動』和命運的轉遷」[11]，而錢夫人的意識流動成為了整部小說情節的推進拓展的一個基點。
除了意識流外，白先勇在其作品中還大量地運用了象徵、意象、暗示、精神分析等現代派技巧，有些評論者稱贊他是「當代中國短篇小說家中的奇才」[12]，由此可見一斑。
二、泣血般的悲劇色彩
悲劇是一種審美境界，也是一種崇高的精神，生命中充滿了悲劇，歷史也充滿悲劇，悲劇在我們的生活中無處不在。正是這種悲劇的崇高性，才引起很多哲人作家的關注，並把具有悲劇色彩的人物、歷史、文明等稱為悲劇精神。白先勇的小說正是用一種個人生命的悲劇，從而來向讀者展示的是一種歷史的悲劇，是在特定的歷史社會條件下個人無法掌控自身命運，隨波逐流的內心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