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小說中的現代化

A. 清末文學改良的內容

在清末以來的文學改良思潮中，中國文學萌發了現代的觀念，但這種處於萌芽狀態的觀念並沒隨時間的推移而引發中國文學的根本性變革。世紀初年社會政治的動盪不安不僅沒使文學改良的觀念性成果轉化為具體的創作實績 ，而且使主張改良變革的文學陣營產生分化，使初見端倪的變革風尚偏離向前發展的軌道。因此，繼續推動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 ，促使其在晚清以來改良變革基礎上產生質的飛躍，這一重任或機遇，歷史地落到了更為年輕、更為激進的知識分子身上以胡適、陳獨秀、周氏兄弟、郭沫若等一大批更具有現代思想觀念的知識分子成了推動這一歷史性進程的主要力量。他們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高張起文學革命的大旗，用更為成熟、更為系統完備的現代理論觀念滌盪傳統的塵垢，取代文學的主潮；他們用具備充分現代形態的創作實績宣告了自晚清以來中國文學斷裂期的結束，宣告中國現代新文學的誕生，宣告五四新文學傳統的形成。

B. 中國現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的介紹

本書勾勒了古代小說理論的歷史演進，突出論述了晚清小說理論的「現代化」轉化，以彰顯現代小說理論的發生與古代小說理論的淵源關系；重點從現代小說理論的產生與發展、現代小說理論的成熟與繁榮、現代小說理論的深化與同歸等三大方面，系統梳理、論析了現代小說理論的發展歷程，總結了每個歷史時期的小說理論的「現代性」特徵。以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結合審視，全面考察了每個時期的小說理論觀念的演變、小說理論與小說創作、小說創作的影響以及重要的小說理論批評家的批評個眭及其理論建樹，從而揭示現代小說理論發展的歷史特點及其規律。

C. 疾！簡略介紹清代文學。

中國現代文學可以上溯到晚清時期，特別是自1895至1911年的16年，在這段時間里，一些「現代」特徵變得越來越明顯。我們首先研究這一階段。
文學報刊的發展
晚清文學的出現——特別是小說——是報刊的副產品，它是從一連串逐步深化的政治危機的社會反應中演化出來的。中國在1894—1895年甲午戰爭中失敗的恥辱終於驚醒了知識分子精英們，促使他們投入行動。但是他們對改革的要求到1898年那場沒有成功的變法運動才達到頂峰。對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幻想破滅以後，有志改革的文人學士拋開無能的國家，成了中國社會激進的代言人。他們的努力集中於動員「輿論」，以對中央政權施加壓力。他們發現條約口岸的報紙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早在19世紀後半期就已經出現了非官方的報紙，它們主要是西方傳教士們資助興辦的。但是它們的迅速增多卻是立志改革的知識分子精英們倡導的結果。梁啟超的《強學報》和《時務報》是作為康有為改革集團的機關報，分別於1895年和1896年創刊的。1898年變法失敗後梁亡命日本，又創刊兩份報紙《清議報》（1898年— ）和《新民叢報》（1901年— ），以繼續他們的新聞事業，兩者都很快就成為權威性的報紙。嚴復仿照梁啟超的榜樣協助創辦《國聞報》（1897年— ）而狄楚青則創辦了《時報》（1904年— ）。革命家們很快創辦自己的報紙而加入新聞界的行列，引人注目的有章炳麟的《蘇報》（1897年— ）、《國民日日報》（1903年— ）。到1906年，據統計僅在上海已出版66種報紙，而在這整個時期內發行的報紙總數達239種。
為了宣傳自己的事業，這些報紙通常發表尖銳的新聞，但也包括娛樂性的詩歌與文章，後來這類詩文都登在專門的「副刊」里。由於對這種副刊的需求日增，就擴充另出獨立的雜志。文學報刊就這樣誕生了。這些出版物的編輯們是一群新聞記者-文學家，他們懂得一點西方文學和外國語，有更堅實的中國傳統文學基礎；這些出版物的內容是各種偽稱的譯文、詩歌、散文以及連載的小說，它們聲稱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社會政治覺悟，但也是為了大眾娛樂。到了這個時期的末尾，上海文學報刊的翹楚是四家主要雜志，即梁啟超創辦的《新小說》（1902年— ）、李寶嘉編輯的《綉像小說》（1903年— ）、吳沃堯和周桂笙編輯的《月月小說》（1906年— ），以及黃摩西編輯的《小說林》（1907年— ）。
在1917年「文學革命」之前至少20年，城市文學報刊——一種半現代化的「大眾文學」形式——已經為新文學的文藝家們創造了市場和讀者。這些雜志的編輯和作家們趕著寫作以符合預定的時限，大量寫作以賺錢。他們勤奮努力的結果創造了一種新的職業：他們的作品在商業上的成功證明搞文學可以成為一種獨立的和很可能賺錢的職業。但直到他們的五四繼承者才賦予這一新的職業以崇高的社會威信。
晚清文學報刊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特徵是，「小說」在雜志的命名方面，以及作為一種文學體裁，都占壓倒一切的地位。「小說」一詞仍然像傳統上那樣，包羅典雅的散文和詩歌以外的各種文學形式。按晚清作家們的理解，「小說」包括形形色色的大眾記敘文學——古典故事、長篇小說、彈詞，甚至戲劇。但是在所有這些多種多樣的形式中，連載的長篇小說無疑是晚清文學中最主要的文學形式。這特別要歸因於梁啟超和其他文學精英們的開拓性努力，把新思想的活力和政治意義灌注到了這一傳統上「被貶低的」文學體裁中。
「新小說」理論
三篇重要的宣言表達了小說與社會之間的重要關系——小說的社會-政治功能。在天津《國聞報》的第一期中，嚴復和夏曾佑寫了一篇題為《本館附印說部緣起》的文章，兩人在這篇文章中闡述了小說過去在群眾中的影響，藉以強調它在現在所具有的潛在教育作用。但是嚴復又用傳統文人典型的高高在上的態度警告說，中國的傳統小說也充滿毒素。「淺學之人，淪胥若此，蓋天下不勝其說部之毒，而其益難言矣」。因此中國人民必須用曾經在西方和日本創造過奇跡的新式小說來加以再教育。
梁啟超在1898年所寫的《譯印政治小說序》一文中，基本上持相同的觀點。他同意嚴復關於小說具有潛在教育作用的說法，但對傳統作品甚至更加蔑視。梁啟超指摘大多數中國小說都是模仿《水滸傳》或者《紅樓夢》，因其「誨淫誨盜」而遭到學者們的譴責。當務之急是進行一次「小說界革命」，把公眾的興趣引向「政治小說」。由於受到日本小說的啟發（這篇序言是梁啟超為譯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所寫的導言），梁啟超想當然地對外國小說的起源和聲望作了強有力的描寫：
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於是彼中輟學之子，黌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儈、而農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甚高焉。
晚清關於政治小說的經常被人引用的觀點見於梁啟超1902年發表在《新小說》上的著名論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他引用外國的例子，力主革新小說為革新一國人民之關鍵。創造一種新小說可以在國民生活的一切方面——道德、宗教、習慣、風俗、學識和藝術，甚至民眾性格——發生決定性的影響。除了列舉小說對社會的廣泛影響以外，梁啟超還在這篇論文中集中指出小說的四種基本感化力量，即對讀者的「熏」「浸」「刺」和「提」的作用。他特別強調「提」的意義，即將讀者提高到小說主人翁的水平，向他學習。但是這些值得中國人學習的英雄不能從中國歷史中尋求，而必須從西方歷史中去尋求：對中國人來說，真正具有民族美德的完人是華盛頓、拿破崙、馬志尼、加里波的以及其他許多現代愛國者、革命家和政治家。梁啟超曾經為這些人物寫過傳記。
嚴格地說，嚴復和梁啟超都不能被看作文學家。在他們看來，文學——特別是小說——要為其他的目的服務：喚醒中國人民。梁啟超著手寫過幾部小說，但是一部也沒有寫完。他們對文學的功能的看法不能算作文學評論，而只能被看作社會史文化史方面的文獻。
盡管嚴復和梁啟超兩人都深受中國「偉大傳統」的影響，但都反對這個傳統近代的衰朽狀況：八股文是清朝中晚期盛行的程式化的沒有意義的散文寫作方法，其中充滿了高談闊論的治國平天下之道，但仔細一看，只不過是淺薄的老生常談。由於文化的「高雅」形式僵化，使「低級的」通俗體裁具有新的活力的努力已刻不容緩。不過在普及這個領域中，嚴復的貢獻不及梁啟超。嚴復仍用典雅的、博學的文言散文翻譯斯賓塞、赫肯黎和J.S.穆勒的著作。他雖然提倡小說，卻不願對「民眾的欣賞力」作任何讓步。相反，梁啟超卻更能汲取民眾的和外國的語匯。他的文章是寫給廣大讀者看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梁啟超的著作在改革派精英——如康有為、譚嗣同和嚴復等人——和市民階層之間起了橋梁作用。沒有梁啟超在大眾傳播方面的開拓成就，嚴復的翻譯和一般的維新思想就不可能有那麼廣泛的影響。
梁啟超極力提倡新小說，還代表他政治立場的巨大轉變。百日維新失敗以後，他幾乎把注意力完全轉向中國社會；他試圖設計一種新的社會集體（群）的藍圖，由此而構成現代化的中華民族。梁啟超關於「新民」的著名概念雖然和精英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本質上卻是群眾性的，目的在於改造整個中華民族。按照這一新的指導思想，無論梁啟超是否出於他對明治維新經驗的知識，他鼓吹小說的力量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梁啟超和後來的胡適不同，他對語言問題本身並不感興趣，而是關心對讀者的影響。他所說的小說的四個特點和作者無關，也和文學本身的特點無關，而僅僅是關於讀者的。
雖然梁啟超在使小說成為一種重要的媒介方面有功勞，但他和晚清小說的文學質量沒有多大關系。在這方面，功勞歸於在條約口岸的那些較少教養但更富於文學才能的報刊工作者-文學家。
新小說的實踐
晚清文壇上的小說可以容易地分為兩種主要類型：社會小說（或者用魯迅的說法，「譴責小說」）和寫情小說（即言情小說），後者的焦點是人類的感情。
根據胡適的意見，大多數晚清社會小說都是模仿一部先驅著作——18世紀的小說《儒林外史》。由於梁啟超和嚴復所提倡的那種「新小說」的社會政治方向的巨大影響，創作者們自然而然地會將《儒林外史》當作社會小說的光輝先例。不過19世紀末的中國社會比吳敬梓的著名小說中所描寫的18世紀的社會，充滿了更多的危機。因此除了在形式和內容上那些明顯的相似之處以外，晚清小說散發出一種更緊迫尖刻的調子和更陰暗的災難臨頭的情緒。這種緊迫感常常用沉重的漫畫手法表達出來：吳敬梓溫文爾雅的諷刺走向了極端。在吳沃堯的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里，輕松的幽默和對可怕的荒唐事物的揭露糾纏在一起，以致效果變得令人感傷而不只是可笑。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更是病態的。人們可以覺察到李寶嘉幾乎是故意要誇大生活的陰暗面（也許是作者身受肺結核的磨難的無意識的表現）。充斥於《官場現形記》中的諧謔與被扭曲的事物，似乎表明作者對他周圍發生的一切極端厭惡。小說中都是反面人物——全都是貪婪、不道德的野心家，滿腦子陞官發財思想，熱中於行賄受賄。甚至連改革計劃和有志於改革的官吏也逃不脫作者的苛刻的諷刺，這一點從他的另一部小說《文明小史》中可以看出。普魯舍克教授所說的這些作家「悲觀」的人生觀，本質上反映出一種個人的忿懣：在這樣一個充滿愚昧和絕望的國家，很難看到什麼希望。
為了生動地表達出這種近乎絕望的情緒，李和吳常採用引人注意的外號。《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作者自稱「九死一生」，說自己「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第一種是蛇蟲鼠蟻；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著名小說《孽海花》的作者曾樸使用的筆名是「東亞病夫」。另外兩位作家的筆名分別是「天下第一傷心人」和「漢國厭世者」。也許可算是晚清最優秀的小說《老殘游記》的作者劉鶚（鐵雲），給自己選了一個含有悲哀隱喻的「老殘」筆名，在一場失敗的棋局中作最後的掙扎。書名為《痛史》、《恨海》、《劫餘灰》、《苦社會》等小說賦予晚清一種前所未有的陰暗和悲憤的感情。它們積累起來的不安情緒的深度是比較沉靜的《儒林外史》所不能比擬的。
盡管晚清社會小說得益於《儒林外史》甚多，我們仍不應忽略它們的一些獨有的特點：外國詞語和思想常和本地的場面和人物結合在一起。《官場現形記》里提到盧梭的《民約論》和孟德斯鳩的《法意》。在《孽海花》里，甚至還有外國人——約翰·弗賴爾、托馬斯·韋德、一位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和一位德國將軍（瓦德西）——出場。而且，部分情節發生在歐洲。在許多晚清小說中還談論「洋務」，描寫外國風氣湧入的情況。雖然大多數作者都熱心汲取外國思想，他們卻顯然並無意學習西方的文學技巧，盡管西方著作的譯本與日俱增。他們模仿西方文學的范圍只限於某些小說中的男女主人公。柯南·道爾的歇洛克·福爾摩斯成了極受歡迎的人物，引出了一系列模仿他的中國偵探英雄。偵探小說的盛行既是社會小說通俗化的擴展，也是西方影響的結果。
政治幻想是晚清小說的又一特徵。這可能是受到梁啟超的未完成小說《新中國未來記》的啟發。這部小說的故事始於一個中華烏托邦共和國建立之後50年。另一部旅生寫的暢銷小說《痴人說夢記》以一場夢為結尾，夢中的上海不再有外國人、外國巡捕，建築上沒有外國招牌，沒有外債，有的是中國人建築的大量鐵路和學校。陳天華的小說《獅子吼》的故事發生在一個名叫「楚山」的海島上。明代遺民將島建成一個政治樂園，島上有一個「民權村」，禮堂、醫院、郵局、公園、圖書館、體育館俱備，還有三家工廠、一家輪船公司和許多現代化的學校，全都辦理得井井有條，為島上的大約3000個家庭謀福利。顯然，這些小說源出於中國傳統文學中的幻想傳統。不過它們對未來的憧憬和現代化的內容，卻進一步表現出社會對加速改革的盼望。這些新中國的烏托邦為作者同樣也為讀者提供了一種熱情洋溢的政治夢想——他們對中國命運的關注之情在想像中的滿足——同時還提供了一種對當時現實問題的浪漫主義的逃避處所。
雖然關於中國命運的各式各樣的烏托邦都指出改革的迫切性，但維新本身卻成了沒有精神內容和政治意義的陳詞濫調。正如李寶嘉、吳沃堯和曾樸等人的著作中所描寫的，改革思潮已經墮落為供一群「洋務專家」鸚鵡學舌的老生常談。這些洋務派是各地「自強」努力的產物，他們只不過是一批在上海、廣州、天津這些條約口岸買辦「洋場」中游手好閑的機靈的紈絝子弟。晚清小說展示出一幅點輟著這些徘徊於華洋之界的人物的圖景，他們混跡於貪婪的商人、追求社會地位的新貴，和遷入城市尋歡作樂的鄉下地主的子孫之間。閱讀這些諷刺作品——陰暗圖景中的較輕松的一面——讀者會感覺出作者們的自嘲與矛盾的心理。作為現實社會的傷心評論家的報刊工作者-文學家們，能夠認識到他們自己是靠這些他們所諷刺的人過活的；他們自己其實也可以被看作是「洋務」與「維新」的間接產兒。正是他們所厭惡的時髦維新思潮使他們的著作受歡迎。因此，盡管他們過著寄生生活，卻很少有人贊成徹底革命，因為革命會將他們雖然反對卻又習慣了的世界摧毀。
雖然晚清小說的大主題是社會諷刺，但對社會與政治的批判也和作者自覺的主觀個人感情交織在一起。社會和感情兩種因素常互相結合以達到一定的情緒高度來為作者目標的嚴肅性辯護。被認為以《恨海》一書開創了「言情小說」的吳沃堯，在《新小說》上發表的一篇題為《社會與言情小說之關系》的文章中宣稱：
我素常立過一個議論，說人之有情，系與生俱來……要知俗人說的情，單知道兒女私情。我說那與生俱來的情，是說先天種在心裡，將來長大，沒有一處用不著這個情字……對於君國施展起來便是忠，對於父母施展起來便是孝，對於子女施展起來便是慈，對於朋友施展起來便是義。可見忠孝大節，無不是從情字生出來的。至於那兒女之情，只可叫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應用情，他卻浪用其情的，那隻可叫做魔……許多寫情小說，竟然不是寫情，是在那裡寫魔……
在這篇陳義崇高的聲明中，吳沃堯希望給主觀感情以廣闊的社會與倫理基礎。這和翻譯家林紓想從倫理的觀點來為感情辯護如出一轍。但是這篇宣言的儒家框架並沒有定出晚清言情小說的真實內容。其實它們大多數都是描寫男女「痴」情和「著了魔」似的傷感主義的。正如林紓逐漸認識到的那樣，個人感情，如果真實地表達出來，不論它是否反映公認的倫理准則，都可能成為一個人的主導的人生觀。特別是通俗言情小說的作者們發現描寫感情，尤其是以「痴」或「魔」的形式出現，會受到讀者們熱烈歡迎的時候，這種倫理的嚴肅性就更加被淡化了。所以這種言情小說一直被中國的文學史家們認為是晚清小說中低級的一類。雖然它們的榜樣顯然是偉大的《紅樓夢》，但大多數卻更像19世紀的「才子佳人」小說如《六才子》和《花月痕》之類。實際上最受歡迎的是那些以色慾為中心興趣的書，其中才子們迷戀的佳人又無例外地都是妓女，以至被稱為「妓院指南」。胡適挑選其中的兩本《海上繁華夢》和《九尾龜》來特別加以譴責，說它們缺乏理智的洞察力和文學價值。因此，「言情小說」中的下乘作品似乎只是褻瀆感情——據文學史家阿英的看法，它們很快就為「鴛鴦蝴蝶派」打開了大門。
回答者：wnc7188 - 護國法師 十五級 5-16 06:31

晚清文學，1895—1911年

中國現代文學可以上溯到晚清時期，特別是自1895至1911年的16年，在這段時間里，一些「現代」特徵變得越來越明顯。我們首先研究這一階段。

文學報刊的發展

晚清文學的出現——特別是小說——是報刊的副產品，它是從一連串逐步深化的政治危機的社會反應中演化出來的。中國在1894—1895年甲午戰爭中失敗的恥辱終於驚醒了知識分子精英們，促使他們投入行動。但是他們對改革的要求到1898年那場沒有成功的變法運動才達到頂峰。對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幻想破滅以後，有志改革的文人學士拋開無能的國家，成了中國社會激進的代言人。他們的努力集中於動員「輿論」，以對中央政權施加壓力。他們發現條約口岸的報紙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早在19世紀後半期就已經出現了非官方的報紙，它們主要是西方傳教士們資助興辦的。但是它們的迅速增多卻是立志改革的知識分子精英們倡導的結果。梁啟超的《強學報》和《時務報》是作為康有為改革集團的機關報，分別於1895年和1896年創刊的。1898年變法失敗後梁亡命日本，又創刊兩份報紙《清議報》（1898年— ）和《新民叢報》（1901年— ），以繼續他們的新聞事業，兩者都很快就成為權威性的報紙。嚴復仿照梁啟超的榜樣協助創辦《國聞報》（1897年— ）而狄楚青則創辦了《時報》（1904年— ）。革命家們很快創辦自己的報紙而加入新聞界的行列，引人注目的有章炳麟的《蘇報》（1897年— ）、《國民日日報》（1903年— ）。到1906年，據統計僅在上海已出版66種報紙，而在這整個時期內發行的報紙總數達239種。

為了宣傳自己的事業，這些報紙通常發表尖銳的新聞，但也包括娛樂性的詩歌與文章，後來這類詩文都登在專門的「副刊」里。由於對這種副刊的需求日增，就擴充另出獨立的雜志。文學報刊就這樣誕生了。這些出版物的編輯們是一群新聞記者-文學家，他們懂得一點西方文學和外國語，有更堅實的中國傳統文學基礎；這些出版物的內容是各種偽稱的譯文、詩歌、散文以及連載的小說，它們聲稱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社會政治覺悟，但也是為了大眾娛樂。到了這個時期的末尾，上海文學報刊的翹楚是四家主要雜志，即梁啟超創辦的《新小說》（1902年— ）、李寶嘉編輯的《綉像小說》（1903年— ）、吳沃堯和周桂笙編輯的《月月小說》（1906年— ），以及黃摩西編輯的《小說林》（1907年— ）。

在1917年「文學革命」之前至少20年，城市文學報刊——一種半現代化的「大眾文學」形式——已經為新文學的文藝家們創造了市場和讀者。這些雜志的編輯和作家們趕著寫作以符合預定的時限，大量寫作以賺錢。他們勤奮努力的結果創造了一種新的職業：他們的作品在商業上的成功證明搞文學可以成為一種獨立的和很可能賺錢的職業。但直到他們的五四繼承者才賦予這一新的職業以崇高的社會威信。

晚清文學報刊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特徵是，「小說」在雜志的命名方面，以及作為一種文學體裁，都占壓倒一切的地位。「小說」一詞仍然像傳統上那樣，包羅典雅的散文和詩歌以外的各種文學形式。按晚清作家們的理解，「小說」包括形形色色的大眾記敘文學——古典故事、長篇小說、彈詞，甚至戲劇。但是在所有這些多種多樣的形式中，連載的長篇小說無疑是晚清文學中最主要的文學形式。這特別要歸因於梁啟超和其他文學精英們的開拓性努力，把新思想的活力和政治意義灌注到了這一傳統上「被貶低的」文學體裁中。

「新小說」理論

三篇重要的宣言表達了小說與社會之間的重要關系——小說的社會-政治功能。在天津《國聞報》的第一期中，嚴復和夏曾佑寫了一篇題為《本館附印說部緣起》的文章，兩人在這篇文章中闡述了小說過去在群眾中的影響，藉以強調它在現在所具有的潛在教育作用。但是嚴復又用傳統文人典型的高高在上的態度警告說，中國的傳統小說也充滿毒素。「淺學之人，淪胥若此，蓋天下不勝其說部之毒，而其益難言矣」。因此中國人民必須用曾經在西方和日本創造過奇跡的新式小說來加以再教育。

梁啟超在1898年所寫的《譯印政治小說序》一文中，基本上持相同的觀點。他同意嚴復關於小說具有潛在教育作用的說法，但對傳統作品甚至更加蔑視。梁啟超指摘大多數中國小說都是模仿《水滸傳》或者《紅樓夢》，因其「誨淫誨盜」而遭到學者們的譴責。當務之急是進行一次「小說界革命」，把公眾的興趣引向「政治小說」。由於受到日本小說的啟發（這篇序言是梁啟超為譯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所寫的導言），梁啟超想當然地對外國小說的起源和聲望作了強有力的描寫：

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於是彼中輟學之子，黌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儈、而農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甚高焉。

晚清關於政治小說的經常被人引用的觀點見於梁啟超1902年發表在《新小說》上的著名論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他引用外國的例子，力主革新小說為革新一國人民之關鍵。創造一種新小說可以在國民生活的一切方面——道德、宗教、習慣、風俗、學識和藝術，甚至民眾性格——發生決定性的影響。除了列舉小說對社會的廣泛影響以外，梁啟超還在這篇論文中集中指出小說的四種基本感化力量，即對讀者的「熏」「浸」「刺」和「提」的作用。他特別強調「提」的意義，即將讀者提高到小說主人翁的水平，向他學習。但是這些值得中國人學習的英雄不能從中國歷史中尋求，而必須從西方歷史中去尋求：對中國人來說，真正具有民族美德的完人是華盛頓、拿破崙、馬志尼、加里波的以及其他許多現代愛國者、革命家和政治家。梁啟超曾經為這些人物寫過傳記。

嚴格地說，嚴復和梁啟超都不能被看作文學家。在他們看來，文學——特別是小說——要為其他的目的服務：喚醒中國人民。梁啟超著手寫過幾部小說，但是一部也沒有寫完。他們對文學的功能的看法不能算作文學評論，而只能被看作社會史文化史方面的文獻。

盡管嚴復和梁啟超兩人都深受中國「偉大傳統」的影響，但都反對這個傳統近代的衰朽狀況：八股文是清朝中晚期盛行的程式化的沒有意義的散文寫作方法，其中充滿了高談闊論的治國平天下之道，但仔細一看，只不過是淺薄的老生常談。由於文化的「高雅」形式僵化，使「低級的」通俗體裁具有新的活力的努力已刻不容緩。不過在普及這個領域中，嚴復的貢獻不及梁啟超。嚴復仍用典雅的、博學的文言散文翻譯斯賓塞、赫肯黎和J.S.穆勒的著作。他雖然提倡小說，卻不願對「民眾的欣賞力」作任何讓步。相反，梁啟超卻更能汲取民眾的和外國的語匯。他的文章是寫給廣大讀者看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梁啟超的著作在改革派精英——如康有為、譚嗣同和嚴復等人——和市民階層之間起了橋梁作用。沒有梁啟超在大眾傳播方面的開拓成就，嚴復的翻譯和一般的維新思想就不可能有那麼廣泛的影響。

梁啟超極力提倡新小說，還代表他政治立場的巨大轉變。百日維新失敗以後，他幾乎把注意力完全轉向中國社會；他試圖設計一種新的社會集體（群）的藍圖，由此而構成現代化的中華民族。梁啟超關於「新民」的著名概念雖然和精英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本質上卻是群眾性的，目的在於改造整個中華民族。按照這一新的指導思想，無論梁啟超是否出於他對明治維新經驗的知識，他鼓吹小說的力量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梁啟超和後來的胡適不同，他對語言問題本身並不感興趣，而是關心對讀者的影響。他所說的小說的四個特點和作者無關，也和文學本身的特點無關，而僅僅是關於讀者的。

雖然梁啟超在使小說成為一種重要的媒介方面有功勞，但他和晚清小說的文學質量沒有多大關系。在這方面，功勞歸於在條約口岸的那些較少教養但更富於文學才能的報刊工作者-文學家。

新小說的實踐

晚清文壇上的小說可以容易地分為兩種主要類型：社會小說（或者用魯迅的說法，「譴責小說」）和寫情小說（即言情小說），後者的焦點是人類的感情。

根據胡適的意見，大多數晚清社會小說都是模仿一部先驅著作——18世紀的小說《儒林外史》。由於梁啟超和嚴復所提倡的那種「新小說」的社會政治方向的巨大影響，創作者們自然而然地會將《儒林外史》當作社會小說的光輝先例。不過19世紀末的中國社會比吳敬梓的著名小說中所描寫的18世紀的社會，充滿了更多的危機。因此除了在形式和內容上那些明顯的相似之處以外，晚清小說散發出一種更緊迫尖刻的調子和更陰暗的災難臨頭的情緒。這種緊迫感常常用沉重的漫畫手法表達出來：吳敬梓溫文爾雅的諷刺走向了極端。在吳沃堯的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里，輕松的幽默和對可怕的荒唐事物的揭露糾纏在一起，以致效果變得令人感傷而不只是可笑。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更是病態的。人們可以覺察到李寶嘉幾乎是故意要誇大生活的陰暗面（也許是作者身受肺結核的磨難的無意識的表現）。充斥於《官場現形記》中的諧謔與被扭曲的事物，似乎表明作者對他周圍發生的一切極端厭惡。小說中都是反面人物——全都是貪婪、不道德的野心家，滿腦子陞官發財思想，熱中於行賄受賄。甚至連改革計劃和有志於改革的官吏也逃不脫作者的苛刻的諷刺，這一點從他的另一部小說《文明小史》中可以看出。普魯舍克教授所說的這些作家「悲觀」的人生觀，本質上反映出一種個人的忿懣：在這樣一個充滿愚昧和絕望的國家，很難看到什麼希望。

為了生動地表達出這種近乎絕望的情緒，李和吳常採用引人注意的外號。《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作者自稱「九死一生」，說自己「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第一種是蛇蟲鼠蟻；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著名小說《孽海花》的作者曾樸使用的筆名是「東亞病夫」。另外兩位作

D. 從晚清開始的中國文學現代化發生期限的觀念變革,首功歸諸

還是應該歸功於新文化運動中的魯迅，李大釗，陳獨秀

E. 中國文壇從晚清開始到五四小說實現了什麼的移動

從邊緣向中心。
中國文學結構中小說由邊緣向中心移動，在移動過程中汲取整個中國文學的養分因而發生變化。將敘事模式的轉變視為小說現代化的主要面，進而探討現代小說的歷史貢獻無疑對於我們理解現代小說的整體藝術成就提供了路徑。小說新質包含敘事模式的轉變，但又不局限於此。

F. 如何理解清末民初文化機制變化對中國文學現代化的影響

如何理解清末民初文化機制變化對中國文學現代化的影響？答：文化機制的漸變為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轉換提供了必要條件。社會政治經濟機制的變化帶來的是文化機制的變化。維新時期發生過作用的報刊傳媒 ，在清末的十年裡有了相當的規模 ，在民國初年更有著巨大的發展。與報刊同時發展著的是現代出版事業。從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經轉移到民營出版業。
自古以來，中國文學就包含了政治，許多作品關注現實生活。政治家們也寫了許多文學作品。正如三國時期曹丕所指出的「文，國之大業，事之豐碑」，中國人都認為文學對國家的發展有著強大的影響，文學與政治有著密切的關系。

G. 中國晚清現代化文學是什麼專業學的

中國晚清現代化文學是什麼專業學的？答：現代中國文學。

H. 如何談一談對晚清民初的幻想小說的理解

對晚清民初的幻想小說的理解如下：

「社會幻想小說」於晚清時候出現，是一種與現實主義文學相對的理想型文學，小說著力於向讀者展示作者想像中的人類社會的形態，「社會幻想小說」的出版與傳播與清末民初的出版法規密切相關。

絕望過後是幻想，無法從晚清的真實環境里逃離絕望，文人們開始寄希望於幻想中的烏托邦在不存在的楚山島上開辟出一個現代化桃花源。

近代簡介：

奇幻小說不像玄幻小說只限於中國，奇幻小說在外國也有，而且常常與魔幻小說混為一談，甚至把《哈利·波特》也歸入奇幻小說。人們追溯奇幻小說的歷史到19世紀初以至更早的希臘神話。

外國奇幻小說的代表作當推英國作家托爾金的《魔戒》三部曲。台灣翻譯家朱學恆在把《魔戒》譯成中文時，首創「奇幻小說」一詞，從此「奇幻小說」一詞在華文世界流行。朱學恆在台灣創辦了「奇幻文化藝術基金會」。

奇幻小說迄今無嚴格的定義。台灣徐慶雯為「繆思奇幻館」所寫的開館宣言中，這么述及：「我們需要想像力，不是教唆逃避現實，陷溺虛無，卻是要鼓勵轉換視野，伸展心智，而奇幻故事獨特的神秘本質，無限的幻想空間，正是想像力的源泉。」

這段話曾被認為給「奇幻小說」下了一個廣義的定義，在我看來，奇幻小說的特點在於「奇」，以神奇、奇異、奇怪、奇特的幻想，貫穿於小說之中。這種幻想，與科學無關。

I. 中國現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的目錄

第一編古代小說理論的歷史演進
第一章「小說」概念的源流演變
第二章古代小說理論的歷史演進
第一節先秦兩漢至宋元時期的小說理論
第二節明代至清前期的小說理論
第三章晚清小說理論的「現代化」轉化
第一節小說的作用與地位的提高
第二節小說的政治功利觀
第三節非功利的藝術審美觀
第四節小說的消遣、娛樂觀
第二編現代小說理論的產生與發展（1917-1927）
第四章現代小說觀念的變革與小說「現代化」理論的生成
第一節小說觀念的變化--小說在文學上的正宗地位
第二節「為人生」的寫實主義小說觀
第三節「為藝術」的浪漫抒情小說觀
第四節現代主義的小說理論觀
第五章小說藝術形式理論的「現代性」特徵
第一節小說三元素的理論
第二節對小說創作特點的認識
第三節小說的審美特徵
第四節小說體式與類型-
第六章二十年代的小說理論批評
第一節對黑幕派、鴛鴦蝴蝶派的批判
第二節對小說創作現狀的批評
第三節對魯迅小說的批評
第四節對郁達夫小說的批評
第五節對葉紹鈞、冰心、許地山等小說的批評
第七章二十年代小說理論批評家
第一節胡適--「文學革命」與現代小說理論的首倡者
第二節魯迅--中國小說「現代化」理論與創作的開創者
第三節郁達夫--浪漫抒情「自敘傳」小說觀
第三編現代小說理論的成熟與繁榮（1928-1937）
第八章小說理論的「先鋒意識」
第一節普羅小說觀
第二節社會剖析小說理論
第三節新感覺派小說理論
第四節小說「現代性意識」的深化
第九章小說藝術形式理論的演化
第一節人物與環境（背景）關系的藝術理論
第二節向「故事」的回歸
第三節小說敘事理論的進展
第四節小說體式理論的豐富多樣
第十章三十年代的小說理論批評
第一節具有小說史性質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小說集（導言）》
第二節中西小說的比較評論
第三節對茅盾小說的批評
第四節對老舍小說的批評
第五節對巴金小說的批評
第六節對沈從文、蕭乾、林徽因等「京派」小說的批評
第十一章三十年代小說理論批評家
第一節茅盾——小說時代性與史詩性的追求者
……
第四編現代小說理論的深化與回歸（1937-1949）
第十二章小說理論的時代性演進
第十三章外國文學理論的譯介及現代主義的沉潛發展
第十四章四十年代的小說理論批評
第十五章四十年代小說理論批評家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J. 試論晚清文學變革運動對五四新文學革命的影響

隨著政治、經濟、文化各種維新思潮的發展，晚清文學呈現了一種繁榮局面。晚清文學的繁榮，體現了外國文學對中國的影響。晚清文學顯示了一種把文學推向現代化的趨勢。
影響：
1、文學觀念的變化和現代性文學格局的形成，最重要體現在晚清文學明顯強化和提高了小說和戲劇這兩種文體的地位，明確小說、戲劇、詩歌、散文為平等並列的四大文體，是對傳統文化的革新，這種觀念轉變，奠定了「五四」新文學整體格局的基礎。
2、對翻譯文學的高度重視。1896年－1916年，翻譯外國小說800多種，林紓翻譯的小說被稱作「林譯小說」，形成當時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繁榮了晚清當時的文學作品，對「五四」新文學作家產生了深刻的、很大的影響。
3、晚清小說創作對「五四」新文學的影響，以梁啟超為代表提出小說界革命，在藝術上不成功，但因特別追求小說的社會意義，明確反對把小說看作游戲和娛樂，追求它的社會意義，這種追求實際上就是茅盾、葉聖陶等人文學研究會強調為人生服務的現實主義創作的先聲（四大譴責小說）。晚清小說初步吸取和運用了一些西方小說的新的表現形式，主要體現在加強了第一人稱的敘事角度，直接取材於現實中的人和事，甚至出現了對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的刻畫，為新文學作家實現小說的根本轉變提供了必要的經驗。
4、晚清出現了話劇的萌芽。
中國最早的話劇團體是1906年成立的春柳社，1907年演出《茶花女》，是第一部登台演出的話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