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說現代性解讀
『壹』 金庸的小說為什麼能堪稱經典
金庸先生的小說情節豐富曲折離奇，人物形象塑造生動豐滿，其故事題材設計廣泛，男女老少都愛讀，被譽為一代武俠經典，不知道陪伴多少人成長，點綴了多少人的青春。
金庸先生雖然已經離我們遠去，但是他那些優秀的作品將會永遠陪伴著我們一代又一代人成長。我寧可相信金庸先生失去了他所描述的那個磅礴大氣的江湖，去了那個他一直熱愛並為之不斷奮斗的武俠世界。
『貳』 金學為什麼那麼偉大金庸武俠的魅力是什麼
「金庸學」的簡稱
指香港新武俠小說派的開山鼻祖、中華名人--金庸先生形成的「金庸文化現象」---「金學」和金庸的武俠小說世界性的研究熱點。金庸迷，對金學的熱度可以紅學媲美。金庸武俠小說的歷史地位、奇特的金庸現象已引起文學史家注意，海內外「金學」蓬勃興起，尤其在台灣，「金學」研究轟轟烈烈，許多學者對金庸作品的理解及闡釋，深刻而獨特,稱其為「內涵挖掘不盡的神奇之作」。金學盛行和武俠小說泛濫、文壇浮躁分不開。金學，其開山祖師當屬金庸的同行、同事加同好------香港武俠小說家倪匡，20年前，呼「古今中外，空前絕後」。逐漸，金庸小說，被認為是文學的革命。同時，也產生了一大批金學家。
金庸小說起初作為一種連載的供人娛樂為主的通俗文學，是定位於商業角度的，恐怕當時金庸本人也難以想到他的作品會獲得這么高的殊榮。這也說明其小說不僅贏得了億萬尋常百姓的心，而且也打動了那些身居學院從事高雅藝術生產的精英們。其魅力主要體現在：
一、想像奇瑰，故事情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閱讀金庸的小說，不能不為其神奇的想像力所折服，從各式各樣的武功招式，到各形態的武林人臉譜，還有作者所構想的遠在方外的海島雪域，主人歷經千折百難的成長，都為世人展示了一幅不同於現實的幻想世界——江湖。江湖中無奇不有，最奇的東西總是最後出現。金庸是講故事的好手，從情節的埋伏，發展到高潮無不一波三折，離奇之極，又巧合天痕。情節發展多頭並進，最後總能一手收網，好象江湖爭斗結束之後，只落個寧靜。金庸的人物故事情節往往選在歷史與虛構之間。故事發生的背景多為朝代更替，外族入侵等歷史關頭，使人讀後往往認為其小說乃歷史。《射鵰英雄傳》取於南宋末年蒙古人入侵中原這一時代，書中的人物王重陽、、丘處機等歷史上確有其人。小說《書劍恩仇記》中的陳閣老、乾隆生身之謎，香妃之謎等，都是歷史公案，這無疑為故事增添了撲朔迷離的色彩，極能刺激人們的好奇心。金庸小說刺激了讀者的「烏托邦沖動」，從接受的角度來看，每個讀者被那幾乎是一氣可成的連續情節所吸引，不知不覺地把自己幻化進那個「江湖」，到桃花島，「火地島」去居住，到華山頂峰論劍，到光明頂比武，到各種各樣的魔教鬼幫去周旋，這些打鬥的情節和子虛烏有的奇聞讓讀者產生一種「壓力」，等到「邪不壓正」一切風平浪靜後壓力釋放，產生莫名的快感。
這種出奇的想像力，按照金庸的說法是天賦的他這樣說：「我以為，文學的想像力是天賦的，故事的組織力也是天賦的。同樣一個故事，我向妻子、兒女、外孫兒女講述時，就比別人講得精彩動聽得多，我可以把平平無奇的一件小事，加上許多幻想而說成一件大奇事。我妻子常笑我：「又在作故事啦！也不知是真的還是假的。」至於語言文字的運用，則由於多讀書及後天的努
二、金庸是寫情高手，塑造了一大批至情至性之人。感情感染力非常大。
金庸筆下的人物性格鮮明、相栩如生，雖各歸不同類型，但都屬性情中人。在使這些人物保持飽滿形象的同時，亦將貫串於其中的愛恨情仇傳遞給了讀者。
愛情是金庸小說的一大主題，金庸小說屬男性傾向的。主人公要麼誠憨厚道，要麼風流倜儻，要麼少年得志，要麼飽經磨難，周圍都圍繞著一群活潑可愛、聰明俊秀的女子，或三波九折，有情人終成卷屬，或陰差陽錯，無緣人失之交臂。但總的結果都會有一個較圓滿的交待。這種傳統的大團圓寫法比較適合中國人的文化接受心理。也許結果並不重要，重要的只是愛的過程，所以金庸小說中的主人公都是痴情男女，至於心心相印，終老江湖，如楊過與小龍女，令孤沖與任盈盈，要麼為情所傷，性情乖戾，如李莫愁，至於韋小寶通吃七女，則顯示了金庸不正經，寫起反武俠的小說了。
除了愛情主題，武俠小說所發揚的「俠義精神」更能激發人的鬥志，這種「替天行道」、「揚善抑惡」、「扶困濟危」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都體現在金庸小說中。義薄雲天的喬峰，憨厚朴誠的郭靖，心地善良略顯懦弱的張無忌，都體現了一個「俠」字。這種俠義精神源於戰國時代的游俠，歷經百代而不絕。特別在中央政府政治整合能力較弱時，民間社會便地樹立起另一套規則。這種游離於正統與主流社會之外的分子所組成的社會叫做「江湖」，江湖自有自身運行的原則。除了暴力之外，便是俠義。當龐教風起，江湖道義勢微之時，便呼喚英雄人物的到場，以暴制暴，恢復廢馳的規則及久隱不彰的道義。體現在小說中便是一位年輕少俠，武功天下獨步，俠義薄雲天，靠艱苦爭斗，最後正壓倒邪，江湖重歸平靜。江湖中的爭斗有兩種，一種是仇家，父債子還，師債徒償，刀光劍影中只為告慰九泉之下亡靈，另一種是霸道武林與反霸武林的爭斗，及邪與正的爭斗。在一個弱肉強食的江湖叢林中，好像仇殺也有其合理性，因為涉及到忠與孝，信與義的問題。荊軻為報燕丹而刺秦的故事成為武俠小說中久用的不絕的版本。而正邪之爭更具道義力量。金庸小說弘揚的是道義主題、個人英雄，能激起每個人心中不曾實現的英雄蘿。因此，金庸小說在古典傳統的美學意義上達到了極致，但與現代社會的個人話語格格不入，沒有理性，沒有個人權利，主要是一個宏大敘事，是一種英雄成長，是被眾人膜拜的人從上而下施以威嚴的主旋律。這可能也是批評金庸小說缺乏現代性的原因。
「俠義」雖然不符合現代性，但從個人存在角度看，它又有意義，它能激發個人蓬勃待放的熱血生命力，它能安慰那些悲恨愁苦的心靈，它能打發掉那許多許多難以人眠的夜晚。這正是它令許許多多的人為之痴迷的原因。也就是說，金庸小說中孕育著一種令眾人狂歡的「酒神」力 。
三、金庸以其豐厚的傳統文化素養，創造了一種能令人產生懷舊感的意境。
不管是金庸寫文，寫武，都那麼帶有詩情畫意，每個少俠既武功卓越，又精通琴棋書畫，從武功招式的名稱「凌波微步」、「獨孤九劍」、「九陰真經」、「九陽神功」之中無不透露著傳統文化及漢語意境之美。金庸筆下的女子既有謹守傳統之流，又有叛逆傳統之輩，非常符合傳統士大夫的妻妾標准，飲食器具，陳設都古香古色。偶爾出軌亦別添韻致，即使是血淋淋的打鬥，也是一種很美的意境。高手內功之較頗合道家吐納之術，以靜制動，以虛應實。常見兵器為劍，劍乃武器上品，極盡飄逸靈動之致，少俠衣帶飄飄，月下舞劍，其意境之幽遠實非一場打打鬥斗之所能包容。以筆為武器的亦不少，筆乃武器中柔之極致，而能與精鋼鐵所制武器相抗衡，實是不可想像，但正是這不可想像，才構成了一種象外之美。
金庸極其善於刻畫一方外之地，置人物活動其間，展現其未被江湖險惡污染的童心天性，或改造其被江湖而濡染的惡習惡性，使人性得到還原。正像西域雪峰上張無忌煉就「九陽神功」，火地島殷素素皈依本性，都說明了一個主題：江湖中把人性異化，世外桃源將人救贖，這江湖其實和實在的社會又有何不同？
金庸小說在其情節描述、故事虛構之上，構造了一個人性的殿堂，使讀者在娛樂之餘，反躬自問，江湖中人和現實中人有何異同？雖然人物是虛構的，情節是誇張的，但人性沒怎麼變，這使我們想起30年代中國一位教授曾說過的話：「惟有描寫永久的人性的文學才能流傳千古」。金庸小說是否具備了這種境界，現在還不能說，但從其流行程度與廣度看遠勝於其他描寫永久不變之人性的作品？
很多批評家批評金庸小說沒有走出傳統的限制而另闢蹊徑，很多作品是同一主題的重復，但若把金庸作品和其他人類歷史上的作品相比是否也存在著一個重復的問題，即對永恆人性回歸永恆的呼喚。
大俗可大雅。至幻可至真。這就是金庸小說所達致的境界。
『叄』 金庸武俠小說的現代意識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金庸武俠小說的現代意識（前期思想） 出於對戰神阿瑞斯和愛神阿芙羅狄蒂的迷戀，我對金庸的作品久讀不厭。但形而上的思考卻使我不得不暫時對他們告別，沉浸在思想的一抹陰影之中。對於金庸的評論已越來越多，作為一個和大家一樣的享樂主義讀者，我憂慮的並不是能否給「金學」的孔雀尾巴上添一根華麗羽毛，而是擔心我的觀點不同於讀者的想像，給人以一種不切實際、影響文本閱讀快感的荒謬。因為大多數的金庸小說讀者和評論者都認為金庸作品的思想來自於傳統文化，僅在寫作技巧上表現了一定的現代意識，且這些現代意識也基本消彌在文本中不斷出現的「蝶戀花」詞調和「山坡羊」曲律中；我卻認為正是現代意識給了金庸的想像力以最大的啟發，並使其作品的深層意蘊表現出一種鮮明的反傳統傾向。這個貌似虛假的看法可能在本質上是真實的。
一
公元五世紀初，陶淵明從他自己的經歷中提煉出的桃花源情結，可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富誘惑力的烏托邦理想。如果說鮑照和庾信在他們著名的作品中把世間的不幸詩意化了，那麼陶淵明則詩意化了世間的幸福。在中國文學的漫長歷史中，桃花源情結成了一代代文人渴望獨善其身的那種普遍而又古老的幻想。也許正是這種幻想在金庸作品中的屢次出現，才使人覺得他始終和傳統保持一致。然而，這種幻想的實質在金庸那裡卻是似是而非的。
大多數讀者可能都會認為《射鵰英雄傳》中的桃花島和《神鵰俠侶》中的古墓是桃花源情結在金庸作品中的典型。的確，桃花島和古墓在地理位置上正如同桃花源一樣與世隔絕，人間的痛苦和變幻在桃花島迷宮般的道路和古墓穴口的千鈞巨石外悄然流逝著，但此間的居者卻並不是為了逃避客觀世界的痛苦，而是為了逃避主觀的憂郁消沉的深淵。黃葯師在傷心之際引賈誼的文章說：「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這正說明了處在世界上任何位置的人，都不過是帶著肉體和心靈的寂寞絕望與萬物一同日日夜夜地忍受煎熬。桃花島和古墓對於黃葯師和林朝英等人來說不過是覆蓋在深淵口上的一層稀薄物質，只能勉強支撐體重罷了。這種屬於現代人意識的絕望感盡管被金庸落實在愛情主題上，但桃花源情結的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思想內核卻因此打破了。
如果說桃花源的居住者是被環境賦予了其存在的意義，桃花島和古墓則幾乎對於所有的居住者來說都是只有被動性。而以黃葯師和楊過這兩個反傳統的個人主義者作為桃花島和古墓精神上的主人，正是在深層意義上對指向過去的烏托邦的桃花源情結的解構。金庸在黃葯師和楊過這兩個號稱東邪西狂的人身上突出地表現了他嘲弄傳統觀念的愛好。「每非湯武而薄周孔」的黃葯師對傳統觀念所持的態度一直是永不減退的憤怒攻擊。他為陸冠英和程遙迦完婚的一幕是《射鵰英雄傳》所能給予讀者的最好的禮物之一，不能欣賞這一幕也即意味著肯定禁慾主義；楊過與小龍女的戀情本央就超越了一切的傳統價值觀念，其意義正在於表現個人主義精神對傳統秩序的反叛，他們最終的成功既是愛情的勝利，也是現代意義上的昂揚精神的勝利和意志的勝利。
『肆』 試論大陸金庸小說研究的思考
試論關於大陸金庸小說研究的思考
在學習、工作、生活中，許多人都寫過研究思考吧，以下是我幫大家整理的試論關於大陸金庸小說研究的思考，歡迎閱讀與收藏。
四、後語
綜上所述，在經歷了世紀之交10年之久的轟轟烈烈之後，金庸研究近年似乎走入了低谷，但仔細分析可以發現，這其實是上一波將平而下一波未至的轉換期。"重寫文學史"和"流行經典"之爭大致已經有了一個令各方信服的結局，金庸的地位已經確立，恰如以法國大革命為代表的啟蒙運動，其意義是在破除。如果說上一階段的好些觀點都有強烈的研究者的主體性，且許多文章是從金庸之外立論的；那麼，在下一階段，感性就要歸於理性，從金庸本身立論，以深刻性取勝，脫穎而出的將是猶如德國古典哲學式的繁榮，其意義是在建設。從更廣大的范圍來認識金庸，從更深刻的層次來研究金庸，金庸研究將成為一個深刻、完整的屬於金庸自身本體世界的宏大文化架構，並以其深刻和長久的魅力影響著未來文化的進程。
;『伍』 求 金庸武俠文學的研究性學習報告
從金庸小說的流行現象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 如果說有水的地方一定有華人，那麼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俠小說。這句話並非是金庸小說愛好者的誇誇其談，而是鐵一般的事實。自從金庸在1955年創作《書劍恩仇錄》至1972年寫完《鹿鼎記》為止，他總共創作了14部武俠小說（不包括短篇小說《越女劍》）。在近50年中，這14部武俠小說一直在華人世界流行不衰，並且是通過小說、漫畫、電影、電視劇等多種媒體流行開來。進入90年代以後，金庸小說更因互聯網技術的面世而上了網，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網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廣、其影響力之大，令人嘆為觀止。金庸小說為什麼會如此得到全世界華人讀者的垂青和喜愛？根據金庸本人的看法，這是因為「中國近代新文學的小說，其實是和中國的文學傳統相當脫節的，很難說是中國小說，無論是巴金、茅盾或魯迅所寫的，其實都是用中文寫的外國小說。實際上，真正流傳下來的中國藝術傳統，就好像國畫那樣，是根據唐、宋、元、明、清一個系統流傳下來，和外國畫完全不同……在中國小說方面，自五四以來的小說都不是傳統的中國小說。常有人問我，為什麼武俠小說會這么受歡迎？當然其中原因很多，不過，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武俠小說是中國形式的小說，而中國人當然喜歡看中國形式的東西」。如果純粹從文學的角度來理解，金庸的解釋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頗能令人接受。問題在於，金庸小說在華人世界的長期流行不僅是一個單純的文學現象，同時還是一個復雜的文化現象。 為什麼說這是一個文化現象呢？試想，金庸小說從問世以來，先是在香港、台灣和東南亞及歐美的華人世界流行開來，接著又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挾雷霆萬鈞之勢打入大陸市場，俘虜了億萬中國讀者的心靈。90年代後，歐美華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說在他們當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並且從流行小說的層次晉升到學術殿堂討論的嚴肅課題－－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國洛磯山麓的科羅拉多大學就以「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為題，舉行了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收獲頗豐。這恐怕也是美國大學首次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國作家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 與會學者在這次學術會議上，從方方面面觸及了與金庸小說有關的多個課題。盡管眾說紛紜，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認同金庸小說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佔有顯赫的地位。例如，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客席研究教授劉再復就認為，「我們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評說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是殘缺不全的文學史。如果我們能夠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變遷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們不囿於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一般解釋去看金庸，如果我們能夠不帶偏見看問題，就會看到金庸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他真正繼承並光大了文學劇變時代的本土文學傳統；在一個僵硬的意識形態教條的無孔不入的時代保持了文學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語文被歐化傾向嚴重侵蝕的情形下創造了不失時代韻味又深具中國風格和氣派的白話文；從而將源遠流長的武俠小說傳統帶進了一個全新的境界。」另一位與會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則認為，金庸小說之所以有吸引力，在於「金庸武俠小說里的江湖世界包含兩個成分：一是為了補償現實的遺缺，而在想像中創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烏托邦境界；另一組充滿殺機（危機）的世界，這是現實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對彼岸世界的侵入。兩者互相對立又相互依存，從而在世俗社會與理想境界之間，在此岸與彼岸的聯結中，實現了文學的審美作用，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類似宗教的作用』」 從劉再復和錢理群的發言內容可以看出，他們都給與金庸小說極大的評價，都認為金庸小說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奇葩，而且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文學現象和文化現象。其他學者也有類似看法，例如中國電影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墨就主張「重寫一部『破除偏見，樹立正見』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讓金庸在文學史中佔有他應有的地位。 問題在於，他們都沒有解答一個問題：為什麼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現代中國人（包括世界各地的華人），無論是處在什麼社會發展階段－－前現代（中國農村和鄉鎮）、現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後現代（新加坡、香港、台灣和歐美），竟然都會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說無甚差別，在內容上也不脫志怪傳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說？從西方文學的發展史看，現實主義藝術、現代主義藝術和後現代主義藝術之間，是有明確的分界線的。不同時期的藝術，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都截然不同，一目瞭然。套句盧卡契的話說，這是一個「要托馬斯·曼還是卡夫卡」的問題。事實上，二十世紀的西方美學理論，就是建立在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這一對矛盾的基礎上的。無論是作為西方現代美學先驅者的斯賓格勒和齊美爾，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巨匠大家如盧卡契、阿多諾、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現代主義理論家，盡管理論出發點不一，學術派別也不同，都認為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是一對不可通約，也無法協調的矛盾。但是，從辨證法的角度來看，任何矛盾都是會轉化的。因此，美國文藝批評家菲德才會在五十年代現代主義強弩之末時，高呼「跨越邊界，填平鴻溝」，預示著後現代主義時代的到來。 可是，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甚至二十世紀的中國美學，走的卻不是同一條道路。盡管在本世紀初，中國文化界的精英們，如胡適、陳獨秀、李大釗、傅斯年、錢玄同等，也曾經痛心疾首地聲討過傳統文化，其語氣之激烈實不亞於西方現代主義理論家。不過，他們當時提倡的卻不是現代主義，而是為當時西方學界所唾棄的現實主義。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所說的「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實際上就是一紙倡導建設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宣言。 與此同時，當時的另一批新文化運動巨匠，如魯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從文等，也開始創作了一大批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把中國文學史帶進了嶄新的、有別於以文言創作的古典文學的以白話文為文字載體的現代文學階段。 可是，這批五四新文化運動巨匠所創作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卻沒有強大的生命力。如今，它們除了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而被供奉在文學殿堂內，讓中文系學生「瞻仰遺容」以外，恐怕已經沒有多少讀者了。然而，應運而興的卻不是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的文學藝術－－它們至今仍然打不進中國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沒有產生過任何足以誇耀的經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張愛玲等接著明清舊白話文學傳統創作的作品，卻越來越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成為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界的一個奇特現象。無獨有偶，唐浩明的《曾國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說體的歷史小說，也開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還被改編成電視系列片，據悉這也是九十年代收視率最高的電視劇。 不僅是小說，即使是其他文學形式如詩歌，五四新文學運動所建立的新詩傳統，也始終無法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壇蔚為大觀。北師大教授鄭敏就持這種看法：語言主要是武斷的、繼承的、不容選擇的符號系統，其改革也必須在繼承的基礎上。對此缺乏知識的後果是延遲了白話文從原來僅是古代口頭語向全功能的現代語言的成長。只強調口語的易懂，加上對西方語法的偏愛，杜絕白話文對古典文學語言的豐富內涵，包括杜絕對其中所沉澱的中華幾千年文化精髓的學習和吸收的機會，白話文創作遲遲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實已證明，胡適、陳獨秀以及魯迅、周作人在創作實踐上，每逢要表達深刻的內容或追求藝術效果時，總是仍然求助於他們在理論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詩體。 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五四以來，不加思索、囫圇吞棗地把西方文學形式強行移植在中國文學園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樣的，任何嘗試把西方現代文藝美學理論生搬硬套地用來解釋中國文學現象的努力，恐怕也會是徒然無功的。換句話說，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獨特的現代性。金庸小說的流行就是實證。 筆者認為，金庸小說的流行及有如此堅韌的生命力，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武俠小說才是真正的中國傳統俗文學的延續。中國的傳統俗文學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類、公案類、傳奇類和俠義類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開始，到唐代傳奇，到宋元話本，到明清小說，無不按照這個脈絡發展著。到了五四時期，由於種種時代原因，這個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當時來說是進步的知識分子給攔腰截斷了。這些知識分子以西方的小說理論和創作方法為經典，批判甚至否定了傳統俗文學的價值。可是，這畢竟是知識分子們一廂情願的想法，群眾所喜聞樂道的畢竟還是在傳統俗文學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新本土文學。 二、武俠小說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們出於時代要求的緣故，拼了老命的反傳統，結果矯枉過正，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出現了斷層，造成了民族虛無主義的惡性循環，也就產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個民族缺乏了一種統攝族魂的維系力量。武俠小說塑造了一些「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陽、洪七公、郭靖、凌未風、呂四娘等，自然而然就會成為炎黃子孫心儀的英雄人物。大陸開放之後，武俠小說就成為了當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盜版再盜版的暢銷書，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關。 三、武俠小說是現代仙話。人類的心靈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靈也不例外。中國人的傳統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傳統中國人習慣於通過對虛幻神仙世界的追求，來超越現實人間世界的苦難。這就是所謂的儒道互補心態。現代社會的大工業生產形式，已經把人淪為機器的婢女。在這樣的情況下，武俠世界自然就會成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現代炎黃子孫的彼岸世界。 總的來說，筆者認為九十年代是中國人正式跨入現代化社會門檻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中國人，也面對了本世紀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個精神烏托邦來調劑出於極度緊張狀態的心靈。不過，肩負起這個重任的卻不是像西方先鋒派類型的那種現代藝術，而是立足於傳統又有別於傳統的，以金庸小說為代表的新本土文學。 進一步地說，中國的現代性也是有別於西方的。無以名之，就稱之為「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而這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也必定是立足於傳統同時又有別於傳統的。也許金庸所創作的武俠世界，就是此種獨特的現代性在文學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於篇幅，本文不準備展開討論這個課題。僅以兩位新儒家學者杜維明和林安梧對傳統和現代的精闢見解，作為本文的終結：尋根意願和全球意識表面是兩種決然不同的思潮。一種是因工業文明發展到了某一極點以後，因人類面臨了毀滅邊緣而引發的反思；另一種是原來認為經過現代化洗禮後便逐漸消失的傳統積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紀，傳統的生命力不僅沒有被消解，反而在現代化的後期、工業文明達到高峰的社會里發揮了非常大的力量。 傳統是在時間的賡續性所成的歷史之流逐漸刷汰累積而成的，當它作為一個與啟蒙相對的詞來看，特別強調的是以往的累積已難以消融而逐漸僵化成教條，並從而使自身喪失了生機力，生命變得暗淡無光，衰頹破敗。但果真傳統就是這樣的嗎？啟蒙者往往重新點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審視傳統，掘發傳統的生機，再造新局。當然啟蒙者或許揮刀斬亂麻的想告別傳統，但可能傳統之水仍就浩浩盪盪望前流去。啟蒙，或如康德所說「是人之超脫與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狀態」，但並不意味得毀棄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軀。啟蒙是生命力之再現，是生命之成長而不是告別。亦惟有在其賡續性（Continuity）中才能護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邁進。 第六筆文學社 www.diliub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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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金庸武俠小說的愛情觀是什麼
一、以情為系的戀愛觀。
金庸小說中的戀愛不管是三角的，還是多角的，雖然寫的是封建社會的故事，但基本上是以現代的感情為依託而出現的。最典型的是《倚天屠龍記》中張無忌與四女的戀愛。張無忌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在他的經歷中，先後發生了與表妹殷離的俠情，其本質上是一種承諾和責任；與小昭的憐情，實際上愛憐和照顧的情分居多；與周芷若的恩情，主要是一種同伴情、感恩情；與趙敏的愛情，反映了愛情的那種心契如一、情盪心魄的特點。由於他寫各種戀愛，以情為主，因而十分真實感人。
二、經受各種考驗的愛情觀
金庸筆下情侶們的愛情，莫不曲折磨難，幾經考驗。有的是面對榮華富貴的誘惑：如郭靖，他要是娶華錚公主的話，則可以當蒙古國的駙馬，會何等的光耀富足。然而在愛情面前，他放棄了。有的是把原有的舍棄了，如趙敏，她甘於舍棄自己的郡主地位，勇於打破階級的界限，下嫁一個草莽英雄，又是何等令我們汗顏。而有的是要應對威脅，如令狐沖，竟然不怕任我行對恆山的圍剿，勇敢地捍衛了愛情的純潔。
再就是楊過與小龍女的愛情，最能體現金庸的現代愛情觀。他倆的愛情是在曲折中發展的，而且突破了虛偽的倫理觀（他倆在輩分上是姑侄），迂腐的貞操觀（小龍女曾失身），最能說明愛情的力量。
三、恨和犧牲交織的愛情觀
由愛生恨，愛之愈深、恨之愈切，這些在金庸的筆下都有生動的體現。李莫愁對愛人由愛生恨而進行殘忍的報復並且殃及無辜，最為印象深刻。另外還有梅超鳳。再有《倚天屠龍記》中，周芷若對張無忌從愛到恨的轉化，也十分經典。
還有對愛情中犧牲精神的描寫，也非常吸引人。讓我扼腕嘆息的是小昭，為了張無忌一行人的安全，舍卻真情，回總壇做聖女，一輩子獨忍孤獨，是何等的凄楚。每讀到這里，我都會悵失良久，難以釋懷。還有就是岳靈珊為林平之而死，無怨無悔，充分體現了一個女人對愛情至死不渝的執著。
四、現代平等的婚姻觀
雖然，金庸的武俠小說寫的都是封建社會的事，但書中的愛情和婚姻卻是圍繞現代的一夫一妻思想來寫的。有時，對於纏綿難舍的多角感情，我奇怪為什麼金庸先生不能按照封建社會的妻妾制度來解決呢？但我後來明白了，作為具有現代意識的金庸，已經把他的思想投放到他小說的人物身上了，這種現代的平等、公正思想處處體現在他的小說里，但唯一例外的是《鹿鼎記》，這部小說和其它小說有明顯的不同。
『柒』 誰看過金庸武俠小說，較深的談談看法或者評論，不限哪個方面。字數一千左右。
追溯起來，「俠」這一概念，最早見於韓非子《五蠹》中的「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一句。這句話寫出了俠必有武，必會武，必能武之意。其實，「武」和「俠」在某種層面上來講，已經不僅僅只是武俠小說中的單純概念，同時也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地來講，「武功」、「武力」 、「武術」等以「武」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都是長久以來人們征服社會的渴望；而「俠客」、「俠義」 、「俠行」等以「俠」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則是對完善道德的企盼。這一點與中國文化是相契合的。「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殺」，「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而二者的終極目的都是想建立一個理想的桃源世界。傳統武俠小說在弘揚俠義精神的同時，表現出一種試圖依靠武力來解決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的傾向。正所謂「快意恩仇」，俠士們在感恩報仇中尋求並品嘗著血腥的快感。一般意義上的俠，體現在以武力來扶善除惡，扶危濟困，打抱不平。金庸筆下的俠並不只限於報答和自己有特殊關系的人，而是普遍地扶危濟困，救人於水火，路見不平便拔刀相助。因為金庸的武俠小說往往把尚武與尚德結合在一起，重武德。這一點與傳統武俠小說是根本不同的。
武德之高尚與卑下往往成為金庸武俠小說中決定武功成敗的根本因素之一。郭靖、洪七公、蕭峰、袁承志等大俠之所以能以武功冠絕一時，其重要原因就在於他們有高尚的武德；歐陽峰、東方不敗、丁春秋、岳不群等之流最終只落得個悲慘可恥的下場，也正是因為他們的卑下甚至邪惡的武德所致。而武德的最初體現則是表現在最初武功的選擇上。故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武功又可以為正邪兩派。在金庸筆下，這正邪兩派武功正代表了兩種不同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同時也正體現了不同人的不同選擇。「正派武功」符合儒釋道三家之說，順應了社會倫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於形成俠士弘大剛毅的人格。而與之相對的「邪派武功」則違反了人性准則，追求速成，崇尚功利，最終只能使練功之人玩火自焚。由此看來，武德對於習武之人是十分重要的。武德上者，俠士也。
「武」離不開「德」，就如同「俠」離不開「義」一樣。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俠」與「義」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說到俠，人們通常會在第一時間想到義。義是中國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俠小說之魂。金庸的武俠小說圍繞著「義」字寫了許許多多感天動地的人物、故事和場景。如郭靖保家衛國、死守襄陽；蕭峰義字當先、以死反戰……這些筆墨飽含了作者大量的心血、精力和激情，同時也體現了作者的傳統文化觀、道德價值觀和人生理性精神。在藝術上，這些感人至深、震撼人心的場景也取得了高度的藝術成就。此外，它們還成為金庸小說中最為精彩、最富有浪漫主義激情，因而也最值得仔細品味的部分。
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俠士眾多，最為著名的兩位大俠當屬蕭峰與郭靖二人了。這一點是眾多金學家、也是廣大金迷們公認的。我就以他們二人為例，來說說金庸先生筆下的武俠與武俠精神吧。首先要說的就是蕭峰。蕭峰的身世較為特殊。他生於契丹，長於大宋。這就使他的性格特徵中既有契丹人豪爽直率的一面，又有一般俠客講義氣、重承諾、扶危濟困、胸襟坦盪等優秀的中原品質。而他最終的悲劇性命運尤為震撼人心，發人深省。杏子林成了蕭峰人生的轉折點。他從受人尊敬的丐幫幫主一下淪為了遭人唾棄的「契丹狗」。直至後來兩國交兵之際，他又機緣巧合地偏偏當上了契丹國的南院大王，受命領軍平南征宋。為平息兩國之戰，救萬民於塗炭，蕭大俠不惜以自殺來震懾大遼，警醒大宋。蕭峰身上所代表的正直、樸素、真誠和為民請命、甘願一死的獻身精神，正是武俠精神的至高境界——「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接下來，再來談談郭靖大俠。郭靖為人忠厚老實，是個不善言辭，也不聰明的人。他的父親郭嘯天是一代忠良。在父親忠貞烈事的影響下，郭靖漸漸地也形成了敦厚有禮、深明大義的性格，成為儒家文化最為精當的代言人。從他的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金大師筆下的大俠風范。古人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的號角聲中，郭大俠沖鋒陷陣於保家衛國的抗元斗爭中去。這種以天下興亡、萬民安樂為己任的思想就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郭靖不僅具有遠大的為國理想，同時也有積極主動的衛國行動。儒家文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美政理想，在他的身上體現得最為清晰，也最為透徹。總之，郭靖和蕭峰一樣，身上都具有傳統正劇中悲劇式的英雄色彩。同時，他們的形象與豪行也使「俠」這一概念上升到另一種高度。對於「武俠」，與金庸同時代的梁羽生也有著自己的認識。他認為在武俠小說中，「俠」比「武」應該更為重要，「俠」是靈魂，「武」是軀殼。「俠」是目的，「武」是達成「俠」的手段，毋寧有「俠」無「武」。為了行俠仗義，俠士願意付出一切代價，就算是性命也在所不惜。正可謂「俠客不怕死，只怕事不成」（元稹《俠客行》），「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李白《俠客行》）。
在通過武俠小說來宣揚武俠俠義精神的這一點上，金庸的作品是與傳統武俠小說相契合的。但是，金庸武俠小說的核心思想是尚武德與重俠義，把武德與俠義並重。更為可貴的是，金庸在一系列的小說創作中，還賦予了「武俠」以新的內涵——把它提高到了為群體、為民族、為大多數人這一新的歷史高度。武俠，不再只是武把式、游俠兒，而是有武德之人行有俠義之事。武俠精神也在不知不覺間成了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筆下最傑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義，自覺地在為百姓、為民族、為大多數人利益而奮斗，乃至獻出自己生命的人物形象。他們身上正體現出了中華民族的一種最高的人生價值觀，也是金庸對武俠精神的一種新的提升。
武俠小說總有一個固定的模式，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有一個故事動機引發劇情的發展，或者是為了報仇雪恨，或者是為了爭奪武林盟主，或是為了一部絕世武功秘笈。筆者通過對金庸武俠小說的文本閱讀，發現其中一個普遍性的意義模式，即幾乎所有故事的動機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之謎」。這個身世之謎由混亂或邪惡的血緣關系造成，註定人物出入江湖的命運。敘事深層如此關心血緣註定的身世問題。在金庸的許多小說里，我們都注意到所謂「身世不明」的英雄。《天龍八部》開篇，這類英雄就又出現了。首先是段譽，其後是喬峰，最後是虛竹。段譽的江湖之行使他陷入難以自拔的亂倫恐懼之中。母親刀白鳳臨終時揭出他的身世之謎：他的父親並不是段正淳，而是時下「四惡之首」段延慶。隨之亂倫的恐怖消失了，但邪惡身世的負罪感，卻使他更加痛苦不堪。他社會關繫上的父親（養父）段正淳與生母雙雙死去，生父段延慶竟是「惡貫滿盈」的江湖歹徒。他的生命來源是罪惡的，生父邪惡，生母與生父之間的復仇關系產生了他，也是邪惡的。緣起業報，一切盡由身世中來。身世就是命運，身世之謎又造成英雄們的悲劇命運。《天龍八部》中，段譽還不能算是最有英雄氣質的人。他真誠、勇敢，但缺乏對命運的自覺。真大英雄者當推喬峰。而喬峰命運中的一切，也是由身世之謎造成的，只是他在個人的努力中，表現出更多的主體自覺性來。在這一點上，他很像俄狄甫斯類的英雄，對真實的追求把自己逼到毀滅的邊緣。他無法相信，但種種事實都證明他是與大宋漢人有世仇的異族後代——契丹人。於是災難降臨，恩轉化為仇，愛轉化為恨，他自願放棄了丐幫幫主的地位，無盡的誤會與冤枉接二連三地降臨到這位無所歸依的流浪英雄頭上。身世之謎揭開，血緣「罪惡」再次成為英雄命運的註定性因素。
《天龍八部》中社會因素與血親的自然因素之間的矛盾，集中體現在英雄們的養父與生父之間的關系結構中。健康的存在秩序中，生父與養父應該是同一的，否則，不僅生命的本質有問題，存在的狀況亦是令人痛苦的。小說中的情節一再暗示這一點。段譽的生父與養父不僅不是同一人，而且互為仇人。段正淳後來與他眾多的情人同歸於盡，了卻了他的孽緣，段譽就只有一個時刻迫害他的邪惡生父了。喬峰的養父母喬三槐夫婦被謀殺，而他誤以為墜崖而死的生父蕭遠山卻僥幸生還，藏身少林寺中，這個謎直到最後才揭開。
至於那位從小即在少林寺出家的痴僧虛竹，一直以為自己是無父無母的孤兒，而他父親就在他身邊，竟是那位德高望重、寶相庄嚴的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師，他的母親則是號稱「無惡不作」的第二惡人葉二娘。高僧大德身犯淫戒，為惡不赦；葉二娘日殺一嬰，更是天理難容。虛竹，又是一個生於邪惡的孽子。玄慈引咎自殺，葉二娘隨去，虛竹的身世之謎一旦解開，他又成了真正的孤兒。總也擺脫不掉身世之謎，不是罪惡，就是倒錯。
武俠小說是幻想衍生的。從創作與作品角度看，人物無端而出，事件隨意而生，情節經常顯得散漫，英雄志，兒女情，奇緣異遇，隨心任意，有龐大規模，也會雜亂。從讀者閱讀角度看，通常的情況是，你從故事的任何一段讀起，意義都是明確的，相對獨立完整的，然而通篇讀完，又有不知所雲的感覺。《天龍八部》中圍繞著三位英雄命運反復出現在作品中的身世之謎的母題。實際上這個母題的普遍意義還不僅限於這三位主人公，次要人物如慕容公子、鍾靈、木婉清、王語嫣、阿朱、阿紫，或多或少在某一階段都陷入身世之謎的困擾之中。它是整部作品敘述的深層結構，從散亂的幻想經驗世界中暗示出某種深刻的寓意。身世之謎使人的存在陷入混亂，這種混亂是徹底的，社會存在的基本單元家庭被破壞了，父不父、子不子；個人與國家民族的關系也破壞了，人無法安身立命。喬峰的身世使他無法繼續生存在漢人世界，它的教養又使他無法進入契丹人的生活。段譽除了情痴外根本沒有大理段氏的「正統承傳」，流落中原，無所事事。虛竹身為漢家僧侶，卻被招為西夏駙馬。每位英雄的所在都不是他應有的存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存在秩序失去了一致性意義，因為根源性、本質性的血緣關系是邪惡的，存在的環境就不可避免要出現混亂，無人不冤，有情皆孽。普遍程度上的身世邪惡或混亂導致存在秩序的混亂，而亂世出英雄——這就是《天龍八部》幻想世界中暗隱的道理。
身世之謎揭出，原來掩蓋在虛假的秩序之中的世道亂了，英雄在痛苦與災難中誕生，力圖以個人的力量尋找存在的意義，重建秩序。段譽的摯愛，虛竹的寬容，喬峰的正義，都是英雄作為。個人身世之謎不僅是個人的災難，也是整個家族、整個國家的災難，段譽的身世牽涉到大理國政，喬峰於萬馬軍中脅迫遼王誓不犯宋境，並以死相報，也關涉到民族存亡的大事。身孽，家破，國亂，孝不就，忠不成，仇殺遍野，蒼海橫流，力挽狂瀾者，方顯出英雄本色。災難緣起，在於身世之謎，英雄的人格不僅體現在忍受災難，還在於一種抗拒命運的悲劇性努力上，他們力圖在殘破混亂中重新建立秩序，找到新的存在根基。喬峰、段譽、虛竹結為異姓兄弟，摯情真性，盡消前仇。如果說舊的血緣秩序已經敗壞了，那麼建立在非血緣關繫上的，純粹社會化的關系是否能夠成為擺脫痛苦、重建秩序的超越之路？「異姓」是非血緣性的，「異姓兄弟」意味著一種超越血緣關系的新秩序、新和諧。於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英雄使命就集中表現在秩序與價值的重建上。如果所有的自然初因（血緣身世）都是邪惡的，導致仇殺的，冤怨相報，了無盡頭，那麼理想的社會關系秩序「異姓兄弟」將昭示出拯救的希望。
大俠成為一種價值的象徵。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文化英雄。他們都體驗到生存內在的困境，自覺或不自覺地探索存在的意義，肩負起民族精神。從某一段情節、某一個事件上看，他們或者是一種宗教的、哲學的、階級的、意識形態的化身；但從普遍的內在隱喻意義上看，他們都是整體性的文化價值與集體心靈的代表。他們的故事歸根到底都是同一個故事。金庸所有的武俠小說都是以人物為核心的英雄傳奇，而這些英雄展示在故事中的命運，都可以找到一個共同的終極原因——身世之謎。
《天龍八部》中的意義模式在金庸的其它小說中不斷重現。「射鵰」三部曲中所有的主人公出入江湖，最初的動機都可追溯到身世之緣。郭靖、楊康、楊過、張無忌，不是父死，就是父母雙亡，凝結在身世上的冤讎或誤會構成他們武俠生涯的決定性因素。《雪山飛狐》、《飛狐外傳》中的胡一刀、胡斐，也是因為前後三代人身世上的秘密蹈入無盡的江湖是非與仇殺之中。百年結仇，冤冤相報，而對胡苗范田四家三代中的每一個人，都具體表現為身世源頭上的冤孽，為此他們走上江湖路，舊怨未解，新仇又生，人的命運被一種先在的血緣關系註定了。《飛狐外傳》中女主人公袁紫衣的身世就更為典型，父母竟是仇人，身世的冤孽註定了她的命運；又要報鳳天南的生身之恩，又要殺鳳天南為母報仇。一再重復敘述的情節已不可能是偶合，它似乎在暗示我們一種解讀金庸的意義符碼。身世或者是個秘密，或者是個揭示出的罪惡的根源，不管是失落的身世還是被證明的邪惡身世，都是註定主人公命運的孽緣。血緣性的自然秩序一旦打破，便是混亂與悲劇的根源。《鹿鼎記》中的韋小寶不武不俠，但也不知其父為何人，他生在揚州麗春院，母親是個妓女，很多人都可能是他父親。《連城訣》中狄雲無父有師，身世不明，而且師父的身份也存在著倒錯現象。《書劍恩仇錄》中於萬亭只是陳家洛的義父，《白馬嘯西風》中李文秀父母雙亡，《鴛鴛刀》中蕭儀、《碧血劍》中袁承志的父親均被殺，《笑傲江湖》中眾望所歸的令狐沖，一樣的身世不明。對每一個人物來說，這都是他們走入江湖的直接與根本原因。
很多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孝文化，它以家庭為本位、宗族為中樞、國家為指歸，其中最基本的關系結構是建立在血緣關繫上的倫理秩序。血緣關系是基於出身的譜系紐帶，它將一個人將另一個人，一個個人與集體聯系起來，構成一種社會整體。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這種內在的、核心性的結構因素就是血緣關系與觀念，如果血緣關系陷入混亂，存在將是可怕的；如果血緣關系是一種危害存在秩序的冤孽或原罪，那麼人就應該努力擺脫這種宿命因素，用自己後天的努力重建秩序。江湖是混亂的象徵，俠客們由於身世命運走入江湖，試圖在混亂中重建健康的倫理秩序。血緣是存在的根命所在，我們只有在血緣結構中才能理解這個世界。身世之謎的意義模式，可以作為一種普遍適用的符碼解讀金庸的某一部小說，也可以從某一種小說中顯示的這種模式意義推導出金庸武俠世界的普遍意義。
身世之謎的母題並不足以說明其它武俠作品，梁羽生、古龍、卧龍生、溫瑞安，他們的武俠小說可以處理不同的主題、不同的原型，具有不同的文化隱喻意義或倫理關懷，但他們的武俠小說在整體文化秩序中的功能及其實現這種功能的形式卻是共同的。金庸小說「身世之謎」的文化隱喻只能說明意義與價值問題，說明的范圍也有限於金庸的作品；而從對金庸作品的解讀所發現的幻想的現實意義，卻能印證武俠小說運作的基本原則，因為所有的武俠小說在幻想這一點上是共同的。
武俠小說通過幻想把純粹虛構的故事與現實的文化精神關聯起來，不同作家的創作成就有大小，讀者有多少，作品的文化蘊涵亦有深淺，但其中幻想的現實意義，文化寓言與補償功能，故事類型的程序化傳播以及這種傳播在華人圈內起到的文化認同作用，是普遍共同的，不僅限於金庸一人或一部小說。金庸用他所有的小說講敘一個基本意義模式相同的故事，而許多武俠小說，新的、舊的、港台的、大陸的、梁羽生的、古龍的，敘述的情節也經常重復，諸如比武論劍，奪寶爭霸，別離的愛侶，聚會的冤憎。一邊是作品不斷重復的程序化故事，一邊是無數大眾不厭其煩、如痴如醉的閱讀。我們不能指責如此多的同胞都精神空虛，不能妄想把高度抽象化的哲理與人生觀灌輸到大眾的頭腦里，使他們像機器一樣一絲不苟地活著。於是，自然而然，金庸和以他為代表的武俠小說在當今華人世界擁有了那麼廣泛的讀者，而每個讀者都以個人的形式——閱讀來參與這個屬於全體華人的民族精神儀式。
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我們完全可以讀出金庸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可以看出金庸自己對武俠世界以及對其中所隱含的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的剖析、傳承、重塑、弘揚、批判、反思和質疑……而小說中所描寫的性格各異的人物、林林總總的瑣事、所反映的復雜紛亂的社會、絢麗繁華的世情、所展示的山光水色、風俗人文、奇幻武功，則把讀者帶入了一個亦真亦幻的世界之中。而這些耳熟能詳的事情，那些血雨腥風的斗爭，都不過是現實社會大環境中日常生活的種種剪影或幻影罷了。這一點也成為金庸武俠小說吸引讀者的因素之一。「如在目前，如臨其境」。主人翁？參與者？旁觀者？讀者一時忘記了自己的身份，讀來定是酣暢淋漓之至哉！
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在繼承傳統武俠小說的創作方法和表現手法的基礎上，大膽而新奇地進行了創造性思維，金庸把想像發揮至極致，為廣大讀者描繪出一個色彩斑斕、充滿神秘、奇幻色彩、引人入勝、亦真亦幻的武俠世界來。我們從中也不難看出作者除謀篇布局之外，在構建理想家園時所耗費的精力和心血。尤其是在對於武功和武功招式的著力描寫和盡力刻畫上，金庸之成就無人能及。對此，金庸筆下人物的奇招妙訣更能證明這一點。如洪七公之降龍十八掌、張無忌之九陽神功和乾坤大挪移功法、小龍女之玉女劍法、楊過之黯然銷魂掌等等不勝枚舉。有人曾經指出：「武功既是種藝術，關於武功使用和描寫也就更應是一種藝術了。新派武俠小說打鬥場面的描寫，不拘泥於一招一式的真實可信，而是憑借想像自創功法，於驚險外更追求畫面的『色彩與構圖』，於奇絕處更顯示人格的高大與完美。可能不大可信，可『好看』而且有『味道』——居然於打鬥中顯出中國文化精神.」這樣的評論可謂道出了金庸的「武俠秘訣」——好看與味道並重，而俠士們的武功則正是其文化修養和人格精神的體現。
有人說，金庸是六十年代最優秀的「武林盟主」。其實，金庸的武俠小說寫作始學於梁羽生。他善於藉助曲折動人的「大眾化」故事框架，來表現懲惡揚善的主題和大俠創造歷史的新古典主義思想，在浪漫武俠之外，金庸自己創造性地使其小說中往往又含有某些象徵、寓意。這一點也是符合中華民族含蓄內斂的民族精神的。正如金庸自己在接受某專欄訪問時所說：「俠小說本身就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些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一點與胡適所說的文學作品「有我」「有人」要求是完全符合的。在金庸眾多的武俠小說中，象徵寓意性作品寫得最為成功的要算是《笑傲江湖》了。小說通過江湖上五嶽劍派與魔教日月神教的武功較量，以及五嶽劍派內部的權力斗爭，象徵性地概括並影射了中國歷史上的種種爭斗。一句「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僅成為電影中的經典對白，也是現實生活中政治斗爭的真實寫照。社會這個大環境就是最大的江湖。人，生存於社會中，如何全身而退？只能激流勇進。不然，也得做到明哲保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僅僅是武林人士的無奈，也是我們生活於鋼筋水泥叢林中的現代人發出的一聲嘆息……
金庸小說的象徵性、寓意性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這些與金庸小說中折射或透露出的文化色彩與人文氣息有著密切的聯系。金庸小說中包含了傳統文化的豐富底蘊和中華民族的深刻精神。這成為金庸武俠小說中最震撼心靈，最發人深省的精神內核。金庸在其小說創作中，有著既是作者又是學者的雙重身份的優勢。這就使作者自身在文、史、哲、儒、釋、道、詩、詞、書、畫、樂、棋等諸多方面的修養和才識能夠從筆尖源源不斷地注入作品，使文化色彩充溢於字里行間。「俗之中有大雅，大雅之中有大俗」寓雅於俗，雅俗並重，是金庸作品能夠成為雅俗共賞的大眾經典作品的決定性因素。
值得說說的，是金庸小說在與傳統文化相契合時，也不忘呼喚著人文精神。金庸通過武俠世界的打打殺殺，陰謀詭計，血雨腥風來喚醒群眾，觀照人性，倡導和平，以戰反戰，以殺反殺，充溢著濃郁的人文主義氣息。他試圖通過武俠之武力、武功、武藝、武技、武術、武德來展現民族精神，來傳承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同時，這也是金庸在文學創作中有意形成的創作意圖和刻意追求的創作主題所在。著名製片人張紀中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說：「我認為金庸的小說是武俠小說中最好的。他的作品流露出一種英雄主義情懷。我說過，一個人執著、感動、流淚的時候，就有英雄主義情懷。金庸的小說中全部是布衣英雄，像楊過、令狐沖、郭靖……這些人物能感染我，跟我是契合的。」武俠小說本質上是帶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著名金學家倪匡稱其「個體的形象越是突出，就越能接受。」我認為，這種個人英雄主義的突出表現正是作家在文學創作中，對人性和民生的一種人性關懷。從接受論的角度上來講，這也正契合了民眾渴望救贖的心理，更容易被讀者接受和認同。因此，武俠小說也更容易受到讀者的青睞和喜愛。而金庸的武俠小說之所以能夠在文學史上取得相當的地位，從內容上來看，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它能在充沛的現代意識的融匯交合之中，對傳統文化進行苦心孤詣的梳理與整合，同時也暗含了我們民族重塑文化本體的百年企盼。就這一點而言，金庸的武俠作品與流俗從眾、博人一笑的庸俗武俠小說是截然不同的。
與梁羽生固守傳統進行小說創作相對，金庸的創作道路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他很快從傳統意義上的儒之俠——郭靖，道之俠——令狐沖，佛之俠——石破天，漸漸走向了非俠甚至反俠——韋小寶。其小說的創作主題也離國家民族之本位愈來愈遠，而離人性、人生的意旨越來越近，也越來越深。金庸的武俠世界中，傳遞著中國特有的武俠精神，承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從藝術上講，金庸小說重視人物形象的塑造，強調情感要素的介入，幾乎接近於中西合璧的社會人情小說。在創作手法的運用中，金庸作品又熔歷史與詩情與一爐，既繼承了我國古典小說的寫實傳統，又能圓熟地運用西方的心理描寫。語言藝術上老練圓潤，構思布局上博大精深，堪稱武俠小說的典範。因此，金庸武俠小說本身就具備了引人入勝的豐富的可看性、娛樂性等外部因素，再加上作品內部反映折射出的武俠精神、人文氣息，就更加增添了作品之精神性、內質性的一面，也是金庸武俠小說中最為核心的地方。同時，這也成為了金庸作品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現今社會中，所謂的人生哲學，流行於當世。而所有的人生哲學不外乎只是「世」「世」種種衍生物。武俠精神中，從頭至尾都貫穿著隱逸的思想。俠士們並不是哪兒有熱鬧就往哪兒跑，也不是天天只夢想著「南捷徑」所謂「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是他們隱逸的最高境界。這是由於「世」「世」有更多的現實性和可行性。因為武俠精神在歷史上始終不是思想文化的主流，也不為正統所接受。它深厚的生存意義只能夠成為百姓心中神聖天道、正義良心的永遠保護神。因為權力的傾軋、政治的腐敗，使社會現實環境無法從根本上保證天理昭彰，正義永存。而武俠精神恰恰是對社會現實的一種警示和補充。以天下為己任的郭靖、蕭峰選擇了在現實中頭破血流後「身成仁、捨生取義」而陳家洛、袁承志、張無忌則選擇了在功成之後就飄然引退。 「世」「世」為了不同的人生選擇。作品中人物的急流勇退，與金庸本人的功成名就之後封筆引退又有著某種昭示，一個是虛擬世界，一個是現實世界，進退之間，方顯英雄本色。這種隱退，讓金庸的小說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也讓金庸的藝術成就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
總之，「金庸現象」一社會現實的實質就是武俠精神經過歲月洗禮後的一次展現和新生，是人文精神渴望回歸的呼聲和企盼。西諺有雲：「物主讓人直立行走，彷彿就是為了讓人仰望。」是西方的哲學。但仰望人性，回歸自然，卻是全人類共同的心願，也是文學作品中最能打動人心之處。金庸的武俠小說最為成功的地方也在於此。
『捌』 求高人總結一下金庸先生的小說風格特點
金庸的武俠小說之所以能稱得上中國現代新武俠小說的代表，就在於它們表現出鮮明的個性。簡而言之，金庸的武俠小說在題材的選擇、人物的塑造和展現社會時代風貌方面有鮮明特色，它們在創作技法上獨樹一幟，具有範式意義。金庸閱歷豐富，知識淵博，文思敏捷，眼光獨到。他繼承古典武俠小說之精華，開創了形式獨特、情節曲折、描寫細膩且深具人性和豪情俠義的新派武俠小說先河。
金庸的人物刻畫，輕表面、重實在，沒有正面的長篇大論的描寫，卻依然塑造出一個個精彩絕倫的形象，香香公主、黃蓉、小龍女、張無忌、令狐沖„„舉不勝舉，甚至梅超風蓬頭垢面的長發也會被人用來做形容詞。如描寫小龍女的「楊過抬起頭來，只見一隻白玉般的纖手掀開帷幕，走進一個少女來。那少女披著一襲輕紗般的白衣，猶似身在煙中霧里，看來約莫十六七歲年紀，除了一頭黑發之外，全身雪白，面容秀美絕俗，只是肌膚間少了一層血色，顯得蒼白異常。」看了這一段，估計大家心裡便有了一個模糊的神仙般的小龍女。
金庸小說的結構藝術，大有大的宏偉，小有小的玲瓏，大小均宜。傳統的章回體小說有一個固定的秩序，按著時間、按著帝國的秩序，講究一個社會邏輯。而五四以後，西方文學架構的手法深入了中國文學的創作，倒敘、插敘、省略或者將之融合交叉的手法都出現在小說里，並在金庸小說中達到一個高峰。比如《射鵰》三部曲的宏大、《越女劍》的小巧。《天龍八部》中有三個男主人公，一開始是段譽的故事，不知不覺轉入了喬峰的故事，然後又變成虛竹的故事，篇幅都很長，最後三兄弟結拜，三個故事交融到一起。一般的武俠小說總會貫穿著的一條感情線，而金庸小說往往其他的結構特色，喬峰的身世問題，一個丐幫版主忽然成了契丹人，在喬峰探究自己身世的一系列事件中，他找到誰，誰就被提前殺了，留下的線索還是直指他的？這便是偵探小說的構造。
金庸小說的語言藝術，通俗，淺顯，流暢，靈活生動。金庸小說的語言是非常值得推崇的，他在各種語言中努力找著一個平衡點，用一句話概括便是「渾然不可句摘」。嚴家炎先生曾指出「金庸小說的語言是傳統小說和新文學的結合，兼容兩方面的長處，通俗而簡練，傳神而又優美。」金庸語言不僅藉助白描和心理刻畫，還常隨心所欲地運用各種修飾手法。《雪山飛狐》中描寫胡一刀夫婦的那句話：「這一男一女啊，打個比方，那就是貂禪嫁給了張飛„„」在這里，人物形象藉助語言的勾勒而顯得如魚得水，它喚起的想像與聯想讓讀者再也抹不去對這一對夫妻的記憶。
金庸的小說風格，比較陽剛，除了「鹿鼎記」中的韋小寶屬於非常另類之外，其他角色，無論正邪，都有一股子很剛強的氣質。女性角色雖然寫得色彩斑斕，個性豐富，但一般處於陪村的地位。筆鋒上，金庸有明寫，有暗藏。絕對不把人物心理寫透，讓讀者自己去猜測去想，是比較典型的東方小說的筆法。金庸的小說結構宏偉，大氣磅礴，揮灑自如。人物、歷史、武功、情節交錯有致，人物情節之中，融合了很多中國古代儒、道、釋的思想，武打場面精彩紛呈、瑰麗無比，因此逐步被看成新派武打的掌門人。不少小說也被一次次拍成了電視系列劇。當年梁羽生比較自己和金庸，說金庸是「洋才子」，其實從金庸小說來看，他的中國風還是佔了主導地位，思想上，金庸小說人物中，不少最後以出家了結冤孽，這是非常典型中國士子的心態。金庸的一些西風寫法不佔主要地位。其實他的一些西派文字風格，只是為了更加迎合當代讀者的口味。
『玖』 跪求金庸的隨便一部小說的讀書筆記，要一段原文後面跟著解析！！！
金庸小說中，「俠」之自由精神具有多種表現，它是一種生存方式，也是一種小說敘事方式；它是一種情感意緒，也是一種引導圖式；它是一種個體存在的極致，也是一種自我人格的維護；它重建了存在，也超越了存在。
首先，俠之自由精神具有消解庸常生活的功能。如前所述，金庸小說在演繹正邪對抗、群雄爭霸、快意恩仇故事時，目的並不是把玩丑惡、兇殺、權術，而是欲使「一個描寫對象從其通常的感知領域轉移到一個新的感知領域，形成某種語義變化」⑥。從文化規范、道德倫理、人性深度等方面進行審視，擺脫庸常生活規限，沉思人的生存境界。這里，俠之自由精神不僅消解了世俗生活的丑惡、兇殘，而且還使主人公獲得自省的激情與動力，把「自我」作為一種「他者」加以觀照。《笑傲江湖》中，金庸通過一系列權力爭斗場面顯現權力對人性的扭曲作用，好人一旦走到權力的重要位置，也有可能腐化墮落，任我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起初，他堅決反對東方不敗搞個人迷信，但當他登上教主寶座之後，思想立刻發生變化，「又覺得東方不敗定下的這套規矩也挺有意思的」。這里雖然寫的是人性的弱點，但卻形象化地提出了一個權力缺乏監督滋生腐敗的社會問題。
其次，俠之自由精神具有自我閱讀功能。金庸小說武打場面描寫氣勢恢弘，各派武功招式自成一體，想像力之豐富非一般人所能及，主要人物對武功的演練、習得潛在地對應著他們對人生諸般境界的閱讀、提升。與所有的武俠小說家一樣，金庸也描寫武功從平庸到神奇，直至不可思議的過程，但他並不一味地推崇武力、蠻力，而是講求以內制外、以柔克剛、以靜制動。交戰雙方，在進入相持階段之後，生死大限往往維系在正邪一念之上。鐵砂掌、毒砂拳固然凌厲有加，但精湛的內功能夠輕而易舉地使之銷於無形；即使是博大精深的全真劍法，如果沒有內功配合，也只能是徒有虛名，不能用來護身報國。如此內功何以習得？關鍵一點即在人生閱歷。從小說中看，只有那些經歷人生磨難，閱盡人事紛爭之人，方能在刻苦演練中習得。這一點上，它與宋儒朱熹倡導的「心到」重於「眼到」和「手到」的讀書方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對於一個「俠者」而言，武功非凡是必備的條件，《射鵰英雄傳》中生性遲鈍的郭靖靠降龍十八掌獨步天下，黃蓉的打狗棒法青出於藍勝於藍；《笑傲江湖》中令狐沖的獨狐九劍更加是使得出神入化；《神鵰俠侶》中楊過算是武功學得最多的，打狗棒法、彈指神功、蛤蟆功、九陰真經、默然銷魂掌……不過，僅有高超的武藝還不夠，還要有一顆能夠閱讀世人的「仁愛之心」，對父母要孝，對兄弟姐妹要親，對國家要忠，對自己要嚴。武德上者，俠士也。郭靖，以一介平民之身，「鐵肩擔道義」，死守襄陽十數載，最後以身殉國。蕭峰，處在宋遼對峙的夾縫中，面對大宋百姓的災難，義字當先，以死弭兵。武功與修身對應關系十分明顯。
最後，俠之自由精神具有言說與對話功能。作為人類相互溝通與交流的方式，言說與對話本身就是自由，雅斯貝爾斯說它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實現」⑦；巴赫金認為「人類的本性在於對話，無論是在自我與自我之間、自我與其他之間，還是在自我與世界之間」⑧。金庸小說在人物設置和塑造上，體現了這種對話與言說功能，不僅人物之間形成對比和反差，即使是同一類人物身上，也要凸顯他們各自的品行，追求復調相和的效果。家庭連遭變故的謝遜自述說：「我生平最崇仰、最敬愛的一個人（謝遜的師傅成昆）欺辱了我，害得我家破人亡，父母妻兒一夕之間盡數死去。因此我斷指立誓，姓謝的有生之日，絕不再相信任何一個人。」為了逼迫成昆露面，謝遜不計後果，殺人如麻。然而，當張無忌的出生的啼哭聲傳來時，他的仁愛之心復生，開始懺悔所犯的一系列罪過。戀愛一再遇挫、失敗的李莫愁，因為心愛的男人背叛了自己，就憤而殺死情敵一家，成為嗜血女魔，但當手捧嬰兒郭襄時，母性覺醒，用平時用來殺人的浮塵為她驅趕蚊子。她在凄婉的「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的歌聲中出場，又在元好問的這首詞中死去，終未參悟「情為何物」的真意。
『拾』 金庸小說中的惡人形象與人性文化分析。
以 天龍八部 中惡貫滿盈段延慶為例 現簡要介紹他的事跡 如為虛竹破真瓏棋局 為報仇而將段譽與其妹關在一起下春葯 等 要全面分析他 說出你認為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再引申到其他人物（與他相似的 相悖的）簡要說完後再接著說你對他的看法（其中要說出你對這種人性的想法等） 挑出幾個典型的惡人說完後要對其進行總結 分析其異同 大概就是這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