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金庸小說看現代稅收

⑴ 求研究性學習作文650字，有關金庸的武俠小說！

神鵰俠侶》中的楊過和小龍女是金庸小說中最出名、也最受人喜愛的人物。他們被認為是天造地設的一對璧人，他們的愛情故事也最為曲折、最為生動、最令人激動和痴迷。
這是一個充滿了悲劇意味的故事。自他們相愛之日起，就離多合少，往往舊劫未去，新劫又生，歷盡曲折悲歡，充滿苦澀蒼涼。然而他們又堅貞不渝、鍥而不舍，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海枯石爛情不變。從而迷醉了無數的讀者。
然而，我要說的是，我們像楊過和小龍女一樣，在這一漫長而艱苦的歷程中，不自覺地墜入了一場迷夢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欺騙。這場欺騙並非來自小說的作者——也許作者也像其主人公及讀者一樣受了欺騙——而是來自「愛的幻覺」，來自人性及其愛情心理。
楊過和小龍女當真是值得稱羨的佳侶嗎？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至少不能完全肯定。
這倒並不是因為楊過比小龍女要年輕幾歲晚一輩，也不是因為楊過失去一條臂膀和小龍女失去處女的貞操——這一切小說的作者都一一安排了圓滿的解決方法，而主人公也確實是克服了這些微不足道的障礙。
楊過和小龍女的愛情的真正危機是他們的個性的極端對立，他們的人生理想及其喜愛的生活方式的極端矛盾。他們實質上完全是兩種人，當屬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們走到一起本就是一次偶然，一種命運的捉弄，而他們的相愛更恐怕是一場誤會，一場不自覺的自我欺騙。
「異性相吸」，也許是產生這種誤會的第一個重要原因。這里的「異性」
不僅是指男女性別的差異，而且是指男女性格上的差異。我們常常見到一個活潑開朗的人愛上一個沉默穩重的人，一個聰明靈俐的人愛上一個木訥剛毅的人，一個外向的人愛上一個內向的人..等等，而都得到了相對完滿的結局，甚至可以歸納為一種「規律」，即異性相吸、相反相存。我們不否定這一點，也承認性格的相互補充是愛情與婚姻的和諧或妥協的一種較為有利的情形。但我們也不應該忘記，對「另一極」性格的自然的傾慕，源於一個古老的審美法則，那就是隔岸觀景。我們總是發現與自己不同的、有距離的事物較自己身邊的、眼前的、熟悉的事物更美。我們總容易讓那些使我們「不明白」及我們不具備（沒有或沒見過）的東西迷惑。..可是我們一旦「獲得」，這種審美距離一旦消失，情形就大不一樣了。楊過和小龍女的情形大致如此。
在古墓之中，兩人只覺得互相關懷，是師父和弟子間應有之義，既然古墓中只有他們兩人，如果不關懷不體惜對方，那麼又去關懷體惜誰呢？——
有意味的是，小龍女第一次離開楊過，是因為楊過根本不懂得愛情：
小龍女正色道：「你怎麼仍是叫我姑姑？難道你沒真心待我么？」她見楊過不答，心中焦急起來，顫聲道：「你到底當我是什麼人？」楊過誠誠懇懇的道：「你是我師父，你憐我教我，我發過誓，要一生一世敬你重你，聽你的話。」小龍女大聲道：「難道你不當我是你妻子？」
楊過從未想到過這件事，突然被她問到，不由得張惶失措，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喃喃的道：「不，不！你不能是我的妻子，我怎麼配？你是我師父，是我姑姑。」小龍女氣得全身發抖，突然「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第七回）
這里有—個小小的誤會，歐陽鋒找到楊過，瘋瘋癲癲地點了小龍女的穴道（那時她正與楊過脫了衣服練「玉女心經」），被對小龍女心儀已久的全真派道士尹志平乘虛而入。小龍女以為是楊過，也就坦然失身了，等到楊過找到小龍女時，尹志平早已離去。楊過不知就裡，而小龍女則以為楊過在裝瘋賣傻，不負責任。因而見他仍不叫她是「妻子」（她以為楊過佔有了她）
而氣憤急怒，想要殺了楊過，終覺不忍，因而只有轉身疾奔下去，離他而去。
可是楊過確確實實是不知道前因後果。不知道如何得罪了師父，不明白「何以她神情如此特異，一時溫柔纏綿，一時卻又怨憤決絕？為什麼說要做自己的『妻子』，又不許叫她姑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所以然來，只有以為「此事定然與我義父有關，必是他得罪師父了。」
楊過對他的師父小龍女，其實只有敬愛之心，卻沒有性愛之情；有親近和依戀的關系，卻沒有熱烈的愛情沖動。
那時他還是一個孩子。不懂愛情，不懂性，不懂男女之愛有別於師徒之愛、姑侄之愛。
等到小龍女離開他以後，在尋找小龍女的過程中，才慢慢地意識到小龍女所要的男女之情是什麼。因而，他在追尋「白衣少女」（小龍女也總是一身白衣）的過程中，他結識了陸無雙、完顏萍，並把她們當成小龍女的幻影。
他以為（我們大家都以為）自己愛上了小龍女卻不知小龍女此人也只是一種幻影：愛的幻影。這幻影正是被他情竇初開的心創造出來的。
同時，這幻影也是最初環境激發出來的。
因為從此以後，他與小龍女就開始了離多合少，劫難重重的日子。除了這第一次分離以外，還有三次重要的或長久的分離，一是相聚不久，又因「禮教大防」而分離；再一次是小龍女因明白自己失身於尹志平，同時又以為楊過要娶郭芙而再度悄然離去；最後一次則是小龍女為了讓楊過吃葯治毒，跳進了絕情谷底，從而使他們之間分離十六年之久。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分離雖然各有外部原因造成，然而都是小龍女主動離去的。雖然她每一次離去，都有足夠的「為了愛」的理由，誰能說這不正是她的本能的逃避呢！？
無論是理智的迴避或是本能的逃避，造成的結果都是一樣的：分離和懸念。而這種分離與懸念又恰恰是激發楊過的強烈的情感及其愛的幻覺的最好的動力。分離造成的是美感及其審美心理的距離。一次次分離之後的懸念總會得到自覺或不自覺的誇張和放大。更何況每一次分離，都伴有使楊過不得不去追尋的理由，比如第一次他是要找到小龍女，以便弄清他是怎樣得罪了她；第二次知道小龍女是迫於「禮教大防」而離去，激發了楊過的反抗命運的熱情（這在楊過的個性及生命中是一貫的）；第三次知道小龍女對他誤解而離去，使他加倍地歉疚；第四次則是為了一句諾言..
我們必須看到，在這一愛情——我們權且稱這種模糊不清的激烈情感為愛情——的追逐中，楊過始終是以熱烈的追求者而存在的。而這恰恰合乎楊過的性格，這種大苦大熱的曲折追尋，正合楊過的口味。在他而言——在我們每一個人而言都是如此——追求本身，追求的過程本身已經比追求的對象更為重要。追求和期待雖然不無痛苦，但也是一種熱烈而美好的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在這一過程中，始終都充滿最美好的期待和幻想。幻想中的情侶，期待中的戀人總是要比真實的人美妙得多。
這一切乃是楊過的性格決定的。命運的障礙和外物的干擾，總會激起他的強烈的逆反心理，僅是為了「反抗」本身，他也會不顧一切不計生死的（這在他反叛全真派時已經有過充分的顯示）。他和小龍女的關系遭到旁人的非議時，便又是如此。小說中寫道：
..黃蓉道：「好，你既要我直言，我也不跟你繞彎兒。龍姑娘既是你師父，那便是你尊長，便不能有男女私情。」
這個規矩，楊過並不像小龍女那樣一無所知，但他就是不服氣，為什麼只因為姑姑教過他武功。便不能做他的妻子？為什麼他與姑姑絕無苟且，卻連郭伯伯也不肯信？想到此處，胸頭怒氣涌將上來。他本是個天不怕地不怕、偏激剛烈之人，此時受了冤枉更是甩出來什麼也不理會了，大聲說道：「我做錯了什麼事礙你們了？我又害了誰啦？姑姑教過我武功，可是我偏偏要她做我妻子。你們斬我一千刀，一萬刀，我還是要她做妻子。」（第十四回）
這一段充分地表明了他的性格，但並沒有表明他對小龍女的愛本身。—
—在這樣一個激動的時刻，你就是讓楊過為了反抗命運而娶任何人為妻他都會毫不猶豫地這樣乾的。這就是他的性格。因此，如果沒有這些沖突，如果沒有這種強烈的沖突所引起的強烈的逆反心理及反叛精神，那又如何呢？如果沒有一次次的分離，那又會如何呢？——這樣的疑問是意味深長的，也是觸及本質的。
強烈的愛的期待美化了愛的對象。熱情的愛的追求掩蓋了對愛的對象及愛本身的無知。這才是楊過與小龍女的真正的悲劇。
十六年以後，這對情人重新聚首，恍若隔世。經過數十年的曲折和分離，這一對有情之人大概能不再分離地過幾天平安的日子了。
然而，也許到了這個時候，他們（會不會發現）之間的愛情悲劇及無法調和的性格沖突才會真正地拉開序幕。而以前這幾十年的故事只僅僅是這一悲劇的長長的「引言」？——遺憾的是，小說到這里就結束了。這正是作者的聰明之處，使我們保留了最為美好而強烈的印象，而無法猜度他們的「後事如何」。對此，我們不能責怪作者。因為小說不是生活的教科書，它只負責將美麗的情感悲喜（無論真正的結局如何）帶給我們，將最為華採的樂章展示給我們，至於真實而瑣細的平凡生活么，那就不是作者的事了。
我們說過楊過和小龍女是不會幸福的。這有以下幾點原因。
其一，楊過是一個多情的人，而小龍女則是一個「無情無欲」的人。—
—這是她的古墓生涯的結晶，也是她的武功的必要基礎。——那古墓派玉女功養生修練，有「十二少、十二多」的正反要訣：「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語、少笑、少愁、少樂、少喜、少怒、少好、少惡。行此十二少，乃養生之都契也。多思則神怠，多念則精散，多欲則智損，多事則形疲，多語則氣促，多笑則肝傷，多愁則心懾，多樂則意溢，多喜則忘錯昏亂，多怒則百腸不定，多好則專迷不治，多惡則焦煎無寧。此十二多不除，喪生之本也。」
（第39 回）顯然，小龍女將此要訣練得很好，否則她無法在古墓中長大，尤其無法在絕情谷底一個人生活十六年之久。
其二，楊過是一個熱情如火、活潑激烈的人，而小龍女則是一個寧靜沖虛、恬淡幽閉的人。這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必然出現極大的反差和沖突。楊過曾說：「不錯，大苦大甜，勝於不苦不甜。我只能發痴發顛，可不能過太太平平安安靜靜的日子」（第29 回）。而小龍女則恰恰相反。所謂「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清則無徒」小龍女則至淡至虛，如何為伴？
其三，楊過屬於這個風塵勞苦、多劫多難的蒼涼人生，而小龍女則屬於古墓。她像是幽靈，又像是仙女。總之，她屬於空谷，屬於絕域，是花瓶加溫室里的花，一經人間風雨就會惶然失措，本性迷失，如墜地獄。
以此種種，台灣學者曾昭旭先生也有過很好的論述：「現在我們要談到像楊過，小龍女這樣的結合，中間含有怎樣的困難與缺憾呢？我們前文已提到這沖虛的理想不是人生究極圓滿的，這剛猛的生命也不是沖虛和清暢的生命。因此在本質上這種結合就只是暫時的。小龍女之下凡是暫時應跡，楊過之要求平息其生命的沖動也只是一種心靈受傷時的暫時要求。到末了，小龍女還是要回歸空境，楊過也還是要再涉人間的。所以他們的相遇，最好就是如浮雲之聚散，緣盡了，彼此揮揮手，各奔前程，則小龍女不失其應跡渡化，楊過也如其暫時小憩。而一定要歸宿於此，而謀長久的結合，則不但處境磨難多多，內在的缺憾也是極深沉的。而楊過因種種外緣，畢竟決心歸宿於小龍女了。於是，這一份感情便顯現出悲劇性質來。這悲劇從楊過這邊來說，便是他原可以憑借自己沖至道德理境，如今限於清虛的格局而不能出頭了。
而從小龍女那邊來說，則是她對楊過的許多言行表現有根本的不解。遂顯出二人的結合，有著隱隱的危機。」①從本性來說，小龍女已是忘情滅欲的世外仙靈（只有小說中才會有這樣的人物），而楊過則是凡腸如火、風流熱烈、活潑多變、偏激剛烈的世間英雄。小龍女之愛楊過，那是因為楊過熱情依戀並不斷「追求」（她則常常迴避或逃避）；楊過之愛小龍女，則是隔岸觀景、追光逐影要比蒼涼的人間更有魅力。他們的戀愛起於古墓中沒有外人的孤獨的自然，而後飽經磨難、生死相許，歷盡塵劫，反而顯得格外的多姿，加強了追求本身的意義而誇張了情感的度數。
當然，我們只能提出自己的疑問和意見，只能按照我們的思路去分析或綜合。我們無法也不能去「判斷」：他們是否存在愛情？他們是否感到幸福？
他們是否能在一起過和平寧靜的日子？這一切小說中都沒有寫，而我們也不是楊過或小龍女本人，所以我們無法判定。這些也不能讓任何外人來判定，因為愛情與幸福乃是（當事者）心理的感受。感受如何？甘苦寸心知。這便是愛情的神秘處、誘人處。
我們只能說，他們的這種感情，至少有相當一部分是被分離所造成，被期待所激發，被磨難所鞏固、所推動。我們只能說，這兩個主人公都是毅力驚人的人。尤其是楊過，小龍女因為無欲少情，反而能寧靜長久。
然而不論怎樣，我們都還要感謝金庸，他為我們寫出了這種若即若離、曲折懸念的愛情故事。展示了「越是得不到的東西就越覺得美好、越是想要」
這種人性心理的真實，深刻地表現了人類情感的秘密和人性的秘密。
① 曾昭旭《金庸筆下的性情世界——論（神鵰俠侶）中的人物形態》，見《諸子百家論金庸》，台灣遠景出版事業公司版。

⑵ 你怎麼在現實角度看金庸小說

任何好的文章作品，都是源於生活的是現實的映射，小說也是一樣，通過文字把作者生活所見所聞的融入到文章中。比如段王爺，現實中就是一個花心大蘿卜見一個愛一個。這其實就是金庸的親戚徐志摩的映射。

⑶ 金庸小說的文學價值如何

武俠小說的價值

----以金庸武俠小說為例

武俠小說是從我國頌揚狹義精神為主的各種形式的小說發展而來。武俠小說作為中國小說類型中極為重要的一大類別，長期以來受到了諸多的非議。特別是現代武俠小說，是在極其復雜的社會背景中成長起來的，它曾在文壇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熱潮，這可以說明武俠小說有其自身的價值和魅力。本文以金庸小說為例，分析武俠小說的「文化價值」、「認識價值」、「審美價值」。

一， 文化價值

金庸，無疑是現代武俠小說的泰斗。從五六十年代至今，金庸這個名字更是家喻戶曉。他的小說一直以來都深受讀者的喜愛，以他的小說改編的影視劇更是數之不盡。從金庸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武俠小說的文化價值。「俠」文化的精神被武俠小說繼承了下來，在金庸小說中，比如郭靖、喬峰等人身上就有著「狹」的品質。金庸把儒家的進取精神，道家的自在曠達和佛家的修身自律引入武俠世界中，處處滲透著我國的傳統文化。比如《天龍八部》滲透著佛的精神，《神鵰俠侶》體現道家的沖虛淡泊和直面生死。小說中滲透著大量的「出世、入世、無為」的思想，這體現著中國的哲學思想。金庸武俠交織著對歷史的反思。如《碧血劍》以明末農民戰爭作為背景，深刻揭示出中國歷史的一些特點：「鳥盡弓藏」；「今日的一縷英魂，昨日的萬里長城」；「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從金庸的小說中，我們讀到了歷史、哲學、古人的文化價值觀。

二， 認識價值

武俠小說雖是雅俗共賞的大眾文化，可它的認識價值卻不減。我們能夠從武俠小說中學一些為人處事的道理，從另一個角度認識人生、認識社會。在《書劍恩仇錄》中，阿凡提借驢子諷刺那些帶官帽的人，其實也告訴世人，為官之人不要總想著騎到人民的頭上，否則遲早會被人民拉下來的。《鹿鼎記》又是對中國官場斗爭的險惡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和不遺餘力的揭露，至今仍有現實意義。再看《倚天屠龍記》中的周芷若，她為得到張無忌的愛情而不折手段地迫害別人，註定她的愛情是不長久的；這也告誡人們，與人為善，真心實意的愛，才會有回報。

三， 審美價值

武俠小說獨特的審美價值在於它在一定程度上較好地進行了雅俗融合。武俠作者廣泛汲取了戲曲、電影、文學等多方面的特點，呈現出獨具一格的審美特徵。從敘事技巧來看，金庸跳出情節模板的約束，成功地運用現實主義辨證地處理人物與情節關系的經驗，以性格發展變化作為情節發展的內在動力，其結構宏大嚴謹，一氣呵成。如《神鵰俠侶》，以宋朝為大背景，以楊過的成長為線索，表現楊過性格、價值觀的變化，推動情節發展，環環相扣，構成宏偉的社會畫卷。從小說語言來看，金庸小說用詞凝練、典雅、清新，融入了大量的古典詩詞。此外，愛情在武俠小說中站了很大比重。金庸小說也以愛情作為主旋律貫穿始終《書劍恩仇錄》中陳家洛與喀絲麗的愛情，《神鵰俠侶》中楊過與小龍女的愛情讀來讓人盪氣回腸。作者推崇的這種性靈之愛，拋棄世俗之利，以情義為尊的思想帶給人們美的感受。

武俠小說的魅力是不可低估的，武俠小說深受各種人的喜愛。在這個商業化的時代，很多武俠小說以影視的形式出現，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徵，在武俠小說發展的過程中，但願它不失去自身的精神才好。

⑷ 求一篇關於金庸小說有關的文章

我寫過兩篇關於《笑傲》和《鹿鼎記》的。
你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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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金庸最後一部小說《鹿鼎記》開始在香港《明報》連載。連載未久，讀者登時嘩然——《鹿鼎記》是不是別人代寫的？
在經過《射鵰英雄傳》的沉穩雄壯，《神鵰俠侶》的纏綿壯麗，《天龍八部》的波瀾壯闊和《笑傲江湖》的博大精深後，讀者心中所期盼的是那個「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群雄逐「鹿」，問「鼎」中原的江湖。然而，金庸「深負眾望」。一個出身妓院，油嘴滑舌的韋小寶代替了他們的「大俠」；一個皇帝與太監的故事代替了他們的江湖；「愛恨情仇」也沒了，取而代之的是「好色與宮廷斗爭」。
難道真的是「金郎才盡」？此言大謬！
上個世紀初，中華民族遭受千餘年來所未有的巨大創傷，外有列強蠶食，內有軍閥混戰。民不聊生。而此時的中國國民卻是麻木無知，苟且偷生。魯迅痛心疾首。有感於此，遂作《阿Q正傳》來諷刺並喚醒這些愚昧的國民。到了新時期，我們的社會穩定並繁榮起來。可是人們的思想水平並沒有隨著物質水平的提高而見長。投機取巧，見利忘義，阿諛奉承，人情冷漠……這些構成了我們新時期的的「國民性」。金庸作為一個優秀的社評家，身處物質生活更加優越的香港，當然對此深有感觸。乃有《鹿鼎記》一書問世。
從另一方面看，金庸不僅對當代國民性提出批評，更是寄託了很大的希望在人們身上。《鹿鼎記》中「天下第一英雄」陳近南，竟為「奉唐」還是「奉桂」與江湖人士爭吵不休，最後死得不明不白。「天下第一奇男子」吳六奇，為反清復明，不惜卧身朝廷鷹犬，最後更是死得稀里糊塗，冤枉之極！這並不表示金庸不再推崇「俠」了。而是多年下來，金庸感到「俠」已經很疲乏了，他已經被人們推到輕飄飄的雲端，崇高但很容易摔下來。「俠」是需要推崇的，但是不遺餘力、發狂地吹捧只能使這個「俠」的夢想由水滴變成色彩斑斕的氣泡，再到爆炸破滅，再也沒有了號召力。而且從現實出發，在我們這個法治社會，我們有健全的法律保護人們的合法權益。我們不再需要而且得不到所謂的「俠」了。反而金庸將俠的外衣全部剝光，卻獨剩了一個「義」給韋小寶——韋小寶什麼都干，卻唯獨不出賣朋友。通過韋小寶娶七妻，罵臟話等，我們又可以讀出金庸對現代人們個性解放，擺脫束縛，快樂獨立，講情講義的人性的期待。而市井流氓韋小寶之所以能討人們喜歡，大抵也是金庸在批評他的同時，賦予了他這些美好的品德。
不僅對於國民，金庸給予了希望。在政治方面，金庸同樣提出了見解。六七十年代交接之時，正是大陸「文化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之時，金庸關注時事，以「神龍教」中「高喊口號」「排斥老人，擢升青年」等加以影射，表現了他對這些政治斗爭的極度厭惡。而在書中，他又同時塑造了一個英明決斷的千古名君康熙皇帝。在熟讀史書的金庸心中，他當然知道康熙並非如書中說的那樣完美無暇。他只是借用康熙來表達他對英明領導人的期盼。
不論是國民，還是領導，從根本上看，他們都是是金庸在《鹿鼎記》中想要說的——期待一個充滿人性光輝的世界！
另外，金庸一生著書至此，其敘事狀物，已至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境界，所謂文有餘思，筆無滯礙，信筆所至，皆成妙諦。我們可抱著欣賞散文的態度去欣賞《鹿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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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江湖》是金庸倒數第二部小說。
此時金庸年逾不惑，人生閱歷已深，事業成就已豐，不須像當年那樣號召人們「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停留在「俠」的層面。而經歷了香港「六七暴動」（有人稱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目睹著大陸「文化大革命」，金庸覺得有必要寫一部更高意義的書——描寫政治小說。
如果說金庸最後一部《鹿鼎記》已經達到寫整個人類的境界（見前評《鹿鼎記》），那麼《笑傲江湖》就是寫國家的水平。
在看這部小說時，我們不能把它簡單看成一個武林爭霸的故事。金庸在本書的後記中曾說:「不顧一切地爭取權利，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況，過去幾千年是這樣，今後幾千年恐怕仍會是這樣。任我行、東方不敗、岳不群、左冷禪這些人，在我設想時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問天、方證大師、沖虛道人、定閑師太、莫大先生、余滄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這種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個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別的國家中也都有。」簡單的寥寥數語，將本書的宗旨精確的概括了出來。
的確！任我行手段高超，意欲強霸江湖，難道不像歷史上野心勃勃，意圖吞並他國的君王嗎？岳不群口蜜腹劍，韜光養晦，陰險狡詐地想謀取高位，難道不像歷史上陰謀篡國的王莽嗎？左冷禪陰險狠毒，明目張膽地謀取大權，最後卻被岳不群反算，難道不像歷史上囂張跋扈的將相，卻被其他大臣暗中傾軋嗎？林平之是政治斗爭最無辜、最可憐的犧牲品；向問天是選擇政治方向的投資者；方證大師是隔岸觀火，只求自保的高官；定閑師太是一身正氣的清官，但不明世事，為奸小所害；莫大先生是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僅做到不與他人同流合污的平庸之官；余滄海則是一個大大的黑官！
《天龍八部》之後，武俠小說真正難以為繼了，唯有金庸自己，才能再來突破，而《笑傲江湖》就做到了這一點。《天龍八部》之中，已經有了各種各樣江湖人物的典型，可卻偏偏沒有令狐沖。令狐沖一出，武俠小說又進入了一個新境界。令狐沖是典型的隱士，他不好名利，無視權貴，逍遙豁達。所以了解本書宗旨後，我們可以容易看出，令狐沖的出現並不是金庸刻意所為，而是為了反襯政治斗爭應運而生的。
但是，仔細品味，當我們讀完整書之後，會有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這便是這本書的缺陷！由於「武俠小說」這個大框架，它的局限性，使得金庸在寫作的時候，必須沿著武俠的路數去發展。這便造成作者一些想說的話，想表達的思想不能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當然，在下一部《鹿鼎記》中，金庸就聰明多了。難怪他在後記中說「毋寧說它是一部歷史小說」）
對於《笑傲江湖》，我個人認為還有一點需要注意，那就是情節。雖然《笑傲江湖》不是金庸最成功的作品，但我認為它的情節在金庸小說乃至古今所有小說中無書能出其右。
先看福威鏢局的「滅門」，屍體一具接著一具拋出，懸念一個又一個設成，令人應接不暇，氣為之屏。我恐怕最好的偵探小說也不過如此吧。再看令狐沖的出場，這個主角一直到第五回才正式露面，在這之前都是通過他人口述而展現給讀者。作者運用得很巧妙，先寫一個老者做他的二師弟，再寫眾人敘述令狐沖以前的「光榮事跡」，致使林平之嘆道：「這令狐老兒也真多事！」再看任盈盈的出場，竟是由一個百歲年紀的婆婆變成。還有東方不敗的出現，他能打敗一代怪傑任我行，武功號稱天下第一，你能想像是一個在閨房中綉花的「同性戀」嗎！還有陸大有之死，江湖豪客贈送令狐沖禮物，令狐沖習「吸星大法」，定逸定閑之死，莫不讓人吊足胃口，最後真相大白。「桃谷六仙」真乃曠世奇人！「採花淫賊」田伯光令人喜歡的有些肅然起敬。誰能寫出這些？唯金庸可為！
一本優秀小說的簡單要求是：較高的敘事手法，經典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故事結構，深刻的含義。對於《笑傲江湖》，我認為它是：金庸用高超的敘事手法通過塑造大量經典人物和完美的情節嘗試去表達若干政治問題。盡管表達不是十分成功，仍不失為絕世之作。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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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求 金庸武俠文學的研究性學習報告

從金庸小說的流行現象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 如果說有水的地方一定有華人，那麼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俠小說。這句話並非是金庸小說愛好者的誇誇其談，而是鐵一般的事實。自從金庸在1955年創作《書劍恩仇錄》至1972年寫完《鹿鼎記》為止，他總共創作了14部武俠小說（不包括短篇小說《越女劍》）。在近50年中，這14部武俠小說一直在華人世界流行不衰，並且是通過小說、漫畫、電影、電視劇等多種媒體流行開來。進入90年代以後，金庸小說更因互聯網技術的面世而上了網，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網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廣、其影響力之大，令人嘆為觀止。金庸小說為什麼會如此得到全世界華人讀者的垂青和喜愛？根據金庸本人的看法，這是因為「中國近代新文學的小說，其實是和中國的文學傳統相當脫節的，很難說是中國小說，無論是巴金、茅盾或魯迅所寫的，其實都是用中文寫的外國小說。實際上，真正流傳下來的中國藝術傳統，就好像國畫那樣，是根據唐、宋、元、明、清一個系統流傳下來，和外國畫完全不同……在中國小說方面，自五四以來的小說都不是傳統的中國小說。常有人問我，為什麼武俠小說會這么受歡迎？當然其中原因很多，不過，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武俠小說是中國形式的小說，而中國人當然喜歡看中國形式的東西」。如果純粹從文學的角度來理解，金庸的解釋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頗能令人接受。問題在於，金庸小說在華人世界的長期流行不僅是一個單純的文學現象，同時還是一個復雜的文化現象。 為什麼說這是一個文化現象呢？試想，金庸小說從問世以來，先是在香港、台灣和東南亞及歐美的華人世界流行開來，接著又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挾雷霆萬鈞之勢打入大陸市場，俘虜了億萬中國讀者的心靈。90年代後，歐美華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說在他們當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並且從流行小說的層次晉升到學術殿堂討論的嚴肅課題－－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國洛磯山麓的科羅拉多大學就以「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為題，舉行了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收獲頗豐。這恐怕也是美國大學首次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國作家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 與會學者在這次學術會議上，從方方面面觸及了與金庸小說有關的多個課題。盡管眾說紛紜，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認同金庸小說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佔有顯赫的地位。例如，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客席研究教授劉再復就認為，「我們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評說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是殘缺不全的文學史。如果我們能夠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變遷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們不囿於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一般解釋去看金庸，如果我們能夠不帶偏見看問題，就會看到金庸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他真正繼承並光大了文學劇變時代的本土文學傳統；在一個僵硬的意識形態教條的無孔不入的時代保持了文學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語文被歐化傾向嚴重侵蝕的情形下創造了不失時代韻味又深具中國風格和氣派的白話文；從而將源遠流長的武俠小說傳統帶進了一個全新的境界。」另一位與會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則認為，金庸小說之所以有吸引力，在於「金庸武俠小說里的江湖世界包含兩個成分：一是為了補償現實的遺缺，而在想像中創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烏托邦境界；另一組充滿殺機（危機）的世界，這是現實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對彼岸世界的侵入。兩者互相對立又相互依存，從而在世俗社會與理想境界之間，在此岸與彼岸的聯結中，實現了文學的審美作用，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類似宗教的作用』」 從劉再復和錢理群的發言內容可以看出，他們都給與金庸小說極大的評價，都認為金庸小說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奇葩，而且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文學現象和文化現象。其他學者也有類似看法，例如中國電影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墨就主張「重寫一部『破除偏見，樹立正見』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讓金庸在文學史中佔有他應有的地位。 問題在於，他們都沒有解答一個問題：為什麼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現代中國人（包括世界各地的華人），無論是處在什麼社會發展階段－－前現代（中國農村和鄉鎮）、現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後現代（新加坡、香港、台灣和歐美），竟然都會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說無甚差別，在內容上也不脫志怪傳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說？從西方文學的發展史看，現實主義藝術、現代主義藝術和後現代主義藝術之間，是有明確的分界線的。不同時期的藝術，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都截然不同，一目瞭然。套句盧卡契的話說，這是一個「要托馬斯·曼還是卡夫卡」的問題。事實上，二十世紀的西方美學理論，就是建立在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這一對矛盾的基礎上的。無論是作為西方現代美學先驅者的斯賓格勒和齊美爾，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巨匠大家如盧卡契、阿多諾、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現代主義理論家，盡管理論出發點不一，學術派別也不同，都認為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是一對不可通約，也無法協調的矛盾。但是，從辨證法的角度來看，任何矛盾都是會轉化的。因此，美國文藝批評家菲德才會在五十年代現代主義強弩之末時，高呼「跨越邊界，填平鴻溝」，預示著後現代主義時代的到來。 可是，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甚至二十世紀的中國美學，走的卻不是同一條道路。盡管在本世紀初，中國文化界的精英們，如胡適、陳獨秀、李大釗、傅斯年、錢玄同等，也曾經痛心疾首地聲討過傳統文化，其語氣之激烈實不亞於西方現代主義理論家。不過，他們當時提倡的卻不是現代主義，而是為當時西方學界所唾棄的現實主義。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所說的「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實際上就是一紙倡導建設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宣言。 與此同時，當時的另一批新文化運動巨匠，如魯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從文等，也開始創作了一大批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把中國文學史帶進了嶄新的、有別於以文言創作的古典文學的以白話文為文字載體的現代文學階段。 可是，這批五四新文化運動巨匠所創作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卻沒有強大的生命力。如今，它們除了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而被供奉在文學殿堂內，讓中文系學生「瞻仰遺容」以外，恐怕已經沒有多少讀者了。然而，應運而興的卻不是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的文學藝術－－它們至今仍然打不進中國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沒有產生過任何足以誇耀的經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張愛玲等接著明清舊白話文學傳統創作的作品，卻越來越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成為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界的一個奇特現象。無獨有偶，唐浩明的《曾國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說體的歷史小說，也開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還被改編成電視系列片，據悉這也是九十年代收視率最高的電視劇。 不僅是小說，即使是其他文學形式如詩歌，五四新文學運動所建立的新詩傳統，也始終無法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壇蔚為大觀。北師大教授鄭敏就持這種看法：語言主要是武斷的、繼承的、不容選擇的符號系統，其改革也必須在繼承的基礎上。對此缺乏知識的後果是延遲了白話文從原來僅是古代口頭語向全功能的現代語言的成長。只強調口語的易懂，加上對西方語法的偏愛，杜絕白話文對古典文學語言的豐富內涵，包括杜絕對其中所沉澱的中華幾千年文化精髓的學習和吸收的機會，白話文創作遲遲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實已證明，胡適、陳獨秀以及魯迅、周作人在創作實踐上，每逢要表達深刻的內容或追求藝術效果時，總是仍然求助於他們在理論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詩體。 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五四以來，不加思索、囫圇吞棗地把西方文學形式強行移植在中國文學園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樣的，任何嘗試把西方現代文藝美學理論生搬硬套地用來解釋中國文學現象的努力，恐怕也會是徒然無功的。換句話說，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獨特的現代性。金庸小說的流行就是實證。 筆者認為，金庸小說的流行及有如此堅韌的生命力，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武俠小說才是真正的中國傳統俗文學的延續。中國的傳統俗文學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類、公案類、傳奇類和俠義類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開始，到唐代傳奇，到宋元話本，到明清小說，無不按照這個脈絡發展著。到了五四時期，由於種種時代原因，這個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當時來說是進步的知識分子給攔腰截斷了。這些知識分子以西方的小說理論和創作方法為經典，批判甚至否定了傳統俗文學的價值。可是，這畢竟是知識分子們一廂情願的想法，群眾所喜聞樂道的畢竟還是在傳統俗文學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新本土文學。 二、武俠小說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們出於時代要求的緣故，拼了老命的反傳統，結果矯枉過正，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出現了斷層，造成了民族虛無主義的惡性循環，也就產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個民族缺乏了一種統攝族魂的維系力量。武俠小說塑造了一些「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陽、洪七公、郭靖、凌未風、呂四娘等，自然而然就會成為炎黃子孫心儀的英雄人物。大陸開放之後，武俠小說就成為了當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盜版再盜版的暢銷書，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關。 三、武俠小說是現代仙話。人類的心靈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靈也不例外。中國人的傳統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傳統中國人習慣於通過對虛幻神仙世界的追求，來超越現實人間世界的苦難。這就是所謂的儒道互補心態。現代社會的大工業生產形式，已經把人淪為機器的婢女。在這樣的情況下，武俠世界自然就會成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現代炎黃子孫的彼岸世界。 總的來說，筆者認為九十年代是中國人正式跨入現代化社會門檻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中國人，也面對了本世紀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個精神烏托邦來調劑出於極度緊張狀態的心靈。不過，肩負起這個重任的卻不是像西方先鋒派類型的那種現代藝術，而是立足於傳統又有別於傳統的，以金庸小說為代表的新本土文學。 進一步地說，中國的現代性也是有別於西方的。無以名之，就稱之為「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而這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也必定是立足於傳統同時又有別於傳統的。也許金庸所創作的武俠世界，就是此種獨特的現代性在文學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於篇幅，本文不準備展開討論這個課題。僅以兩位新儒家學者杜維明和林安梧對傳統和現代的精闢見解，作為本文的終結：尋根意願和全球意識表面是兩種決然不同的思潮。一種是因工業文明發展到了某一極點以後，因人類面臨了毀滅邊緣而引發的反思；另一種是原來認為經過現代化洗禮後便逐漸消失的傳統積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紀，傳統的生命力不僅沒有被消解，反而在現代化的後期、工業文明達到高峰的社會里發揮了非常大的力量。 傳統是在時間的賡續性所成的歷史之流逐漸刷汰累積而成的，當它作為一個與啟蒙相對的詞來看，特別強調的是以往的累積已難以消融而逐漸僵化成教條，並從而使自身喪失了生機力，生命變得暗淡無光，衰頹破敗。但果真傳統就是這樣的嗎？啟蒙者往往重新點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審視傳統，掘發傳統的生機，再造新局。當然啟蒙者或許揮刀斬亂麻的想告別傳統，但可能傳統之水仍就浩浩盪盪望前流去。啟蒙，或如康德所說「是人之超脫與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狀態」，但並不意味得毀棄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軀。啟蒙是生命力之再現，是生命之成長而不是告別。亦惟有在其賡續性（Continuity）中才能護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邁進。 第六筆文學社 www.diliubi.com
麻煩採納，謝謝!

⑹ 金庸武俠小說的價值及意義是什麼

個人看法：文學價值，史學價值，藝術價值都不高，甚至可以說很低。。。
有意義的地方大概就是 塑造的人物性格 能讓讀者 更懂些人性吧

⑺ 在現實角度看金庸小說應該怎麼看

從現實角度看金庸小說，情慾小說，有點仙俠的感覺，又有科幻的感覺，感覺都是虛幻的，而沒有一點真實性。

⑻ 金庸小說與四大名著算的上同等價值嗎

您好，如果單從自己喜愛程度而言，把金庸作品放到怎樣的高度都不過分，因為這是主觀的，怎麼評是你的事兒。但如果要作為一個客觀問題來探討，那麼就只能力求合理。金庸無疑開辟了武俠小說的新領域，成為一代宗師，堪稱文學巨匠，但把金庸小說和四大名著並列，我想絕大多數人都不會認同的，參考理由如下：
首先，時代意義：古代可閱讀的東西比起現在少太多，一部經典的誕生往往代表著某一領域的文化又到一個高峰。四大名著不是某個人定下來的，而是在流傳過程中廣大讀者研究、解讀、衡量後評定出來的，四大名著承載了許多文化精華，在潛移默化中對許多人的思維智慧、為人處世方式產生了影響，對往後社會思潮、社會風氣、政治生態變化有著深遠影響。金庸小說好看，卻沒有這樣的力量。近些年流行起來的玄幻修真小說、盜墓小說等，也不乏佳作，但成不了名著，也是 這個道理。
其次，時代背景：坦白說，金庸小說如果出現在明清時期，就算成不了四大名著，進入十大名著是絕對可以的。因為時代越靠後，可以參考借鑒的東西就越多，獲得資料的難度也越小，對於創新能力的要求相對就低一些，從這方面來說，金庸小說和古代作品比起來都是比較吃虧的。就好比現代軍事理論的完善性絕對不會比《孫子兵法》低，但絕對沒有人能撼動兩千年前的作品的地位。
最後，官方及民間認可度：金庸作品好，而且擁有大量粉絲，其知名度離不開影視作品和游戲。但他的作品尚不能稱為現代第一，至少從官方調查顯示，多數學術研究者推崇魯迅、沈從文、矛盾等人勝過金庸（雖然民間喜愛程度金庸好像是第一）。連魯迅 作品都未必能與名著並提，就不說金庸了。
不過，這並不影響金庸先生的影響力，他的作品一定會名傳後世，只要大家喜愛就好，何必拼地位呢？
希望能幫到您，打字很累，如果滿意請採納。

⑼ 從現代社會解讀金庸小說里的思想

一、以情為系的戀愛觀。 金庸小說中的戀愛不管是三角的，還是多角的，雖然寫的是封建社會的故事，但基本上是以現代的感情為依託而出現的。最典型的是《倚天屠龍記》中張無忌與四女的戀愛。張無忌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在他的經歷中，先後發生了與表妹殷離的俠情，其本質上是一種承諾和責任；與小昭的憐情，實際上愛憐和照顧的情分居多；與周芷若的恩情，主要是一種同伴情、感恩情；與趙敏的愛情，反映了愛情的那種心契如一、情盪心魄的特點。由於他寫各種戀愛，以情為主，因而十分真實感人。 二、經受各種考驗的愛情觀 金庸筆下情侶們的愛情，莫不曲折磨難，幾經考驗。有的是面對榮華富貴的誘惑：如郭靖，他要是娶華錚公主的話，則可以當蒙古國的駙馬，會何等的光耀富足。然而在愛情面前，他放棄了。有的是把原有的舍棄了，如趙敏，她甘於舍棄自己的郡主地位，勇於打破階級的界限，下嫁一個草莽英雄，又是何等令我們汗顏。而有的是要應對威脅，如令狐沖，竟然不怕任我行對恆山的圍剿，勇敢地捍衛了愛情的純潔。 再就是楊過與小龍女的愛情，最能體現金庸的現代愛情觀。他倆的愛情是在曲折中發展的，而且突破了虛偽的倫理觀（他倆在輩分上是姑侄），迂腐的貞操觀（小龍女曾失身），最能說明愛情的力量。 三、恨和犧牲交織的愛情觀 由愛生恨，愛之愈深、恨之愈切，這些在金庸的筆下都有生動的體現。李莫愁對愛人由愛生恨而進行殘忍的報復並且殃及無辜，最為印象深刻。另外還有梅超鳳。再有《倚天屠龍記》中，周芷若對張無忌從愛到恨的轉化，也十分經典。 還有對愛情中犧牲精神的描寫，也非常吸引人。讓我扼腕嘆息的是小昭，為了張無忌一行人的安全，舍卻真情，回總壇做聖女，一輩子獨忍孤獨，是何等的凄楚。每讀到這里，我都會悵失良久，難以釋懷。還有就是岳靈珊為林平之而死，無怨無悔，充分體現了一個女人對愛情至死不渝的執著。 四、現代平等的婚姻觀 雖然，金庸的武俠小說寫的都是封建社會的事，但書中的愛情和婚姻卻是圍繞現代的一夫一妻思想來寫的。有時，對於纏綿難舍的多角感情，我奇怪為什麼金庸先生不能按照封建社會的妻妾制度來解決呢？但我後來明白了，作為具有現代意識的金庸，已經把他的思想投放到他小說的人物身上了，這種現代的平等、公正思想處處體現在他的小說里，但唯一例外的是《鹿鼎記》，這部小說和其它小說有明顯的不同。

⑽ 求金庸武俠小說研究性學習的心得八個和論文1篇

從金庸小說的流行現象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

如果說有水的地方一定有華人，那麼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俠小說。這句話並非是金庸小說愛好者的誇誇其談，而是鐵一般的事實。自從金庸在 1955年創作《書劍恩仇錄》至1972年寫完《鹿鼎記》為止，他總共創作了14部武俠小說（不包括短篇小說《越女劍》）。在近50年中，這14部武俠小說一直在華人世界流行不衰，並且是通過小說、漫畫、電影、電視劇等多種媒體流行開來。進入90年代以後，金庸小說更因互聯網技術的面世而上了網，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網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廣、其影響力之大，令人嘆為觀止。金庸小說為什麼會如此得到全世界華人讀者的垂青和喜愛？根據金庸本人的看法，這是因為「中國近代新文學的小說，其實是和中國的文學傳統相當脫節的，很難說是中國小說，無論是巴金、茅盾或魯迅所寫的，其實都是用中文寫的外國小說。實際上，真正流傳下來的中國藝術傳統，就好像國畫那樣，是根據唐、宋、元、明、清一個系統流傳下來，和外國畫完全不同……在中國小說方面，自五四以來的小說都不是傳統的中國小說。常有人問我，為什麼武俠小說會這么受歡迎？當然其中原因很多，不過，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武俠小說是中國形式的小說，而中國人當然喜歡看中國形式的東西」。如果純粹從文學的角度來理解，金庸的解釋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頗能令人接受。問題在於，金庸小說在華人世界的長期流行不僅是一個單純的文學現象，同時還是一個復雜的文化現象。

為什麼說這是一個文化現象呢？試想，金庸小說從問世以來，先是在香港、台灣和東南亞及歐美的華人世界流行開來，接著又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挾雷霆萬鈞之勢打入大陸市場，俘虜了億萬中國讀者的心靈。90年代後，歐美華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說在他們當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並且從流行小說的層次晉升到學術殿堂討論的嚴肅課題－－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國洛磯山麓的科羅拉多大學就以「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為題，舉行了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收獲頗豐。這恐怕也是美國大學首次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國作家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

與會學者在這次學術會議上，從方方面面觸及了與金庸小說有關的多個課題。盡管眾說紛紜，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認同金庸小說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佔有顯赫的地位。例如，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客席研究教授劉再復就認為，「我們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評說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是殘缺不全的文學史。如果我們能夠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變遷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們不囿於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一般解釋去看金庸，如果我們能夠不帶偏見看問題，就會看到金庸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他真正繼承並光大了文學劇變時代的本土文學傳統；在一個僵硬的意識形態教條的無孔不入的時代保持了文學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語文被歐化傾向嚴重侵蝕的情形下創造了不失時代韻味又深具中國風格和氣派的白話文；從而將源遠流長的武俠小說傳統帶進了一個全新的境界。」另一位與會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則認為，金庸小說之所以有吸引力，在於「金庸武俠小說里的江湖世界包含兩個成分：一是為了補償現實的遺缺，而在想像中創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烏托邦境界；另一組充滿殺機（危機）的世界，這是現實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對彼岸世界的侵入。兩者互相對立又相互依存，從而在世俗社會與理想境界之間，在此岸與彼岸的聯結中，實現了文學的審美作用，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類似宗教的作用』」

從劉再復和錢理群的發言內容可以看出，他們都給與金庸小說極大的評價，都認為金庸小說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奇葩，而且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文學現象和文化現象。其他學者也有類似看法，例如中國電影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墨就主張「重寫一部『破除偏見，樹立正見』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讓金庸在文學史中佔有他應有的地位。

問題在於，他們都沒有解答一個問題：為什麼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現代中國人（包括世界各地的華人），無論是處在什麼社會發展階段－－前現代（中國農村和鄉鎮）、現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後現代（新加坡、香港、台灣和歐美），竟然都會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說無甚差別，在內容上也不脫志怪傳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說？從西方文學的發展史看，現實主義藝術、現代主義藝術和後現代主義藝術之間，是有明確的分界線的。不同時期的藝術，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都截然不同，一目瞭然。套句盧卡契的話說，這是一個「要托馬斯·曼還是卡夫卡」的問題。事實上，二十世紀的西方美學理論，就是建立在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這一對矛盾的基礎上的。無論是作為西方現代美學先驅者的斯賓格勒和齊美爾，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巨匠大家如盧卡契、阿多諾、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現代主義理論家，盡管理論出發點不一，學術派別也不同，都認為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是一對不可通約，也無法協調的矛盾。但是，從辨證法的角度來看，任何矛盾都是會轉化的。因此，美國文藝批評家菲德才會在五十年代現代主義強弩之末時，高呼「跨越邊界，填平鴻溝」，預示著後現代主義時代的到來。

可是，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甚至二十世紀的中國美學，走的卻不是同一條道路。盡管在本世紀初，中國文化界的精英們，如胡適、陳獨秀、李大釗、傅斯年、錢玄同等，也曾經痛心疾首地聲討過傳統文化，其語氣之激烈實不亞於西方現代主義理論家。不過，他們當時提倡的卻不是現代主義，而是為當時西方學界所唾棄的現實主義。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所說的「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實際上就是一紙倡導建設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宣言。

與此同時，當時的另一批新文化運動巨匠，如魯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從文等，也開始創作了一大批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把中國文學史帶進了嶄新的、有別於以文言創作的古典文學的以白話文為文字載體的現代文學階段。

可是，這批五四新文化運動巨匠所創作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卻沒有強大的生命力。如今，它們除了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而被供奉在文學殿堂內，讓中文系學生 「瞻仰遺容」以外，恐怕已經沒有多少讀者了。然而，應運而興的卻不是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的文學藝術－－它們至今仍然打不進中國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沒有產生過任何足以誇耀的經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張愛玲等接著明清舊白話文學傳統創作的作品，卻越來越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成為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界的一個奇特現象。無獨有偶，唐浩明的《曾國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說體的歷史小說，也開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還被改編成電視系列片，據悉這也是九十年代收視率最高的電視劇。

不僅是小說，即使是其他文學形式如詩歌，五四新文學運動所建立的新詩傳統，也始終無法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壇蔚為大觀。北師大教授鄭敏就持這種看法：語言主要是武斷的、繼承的、不容選擇的符號系統，其改革也必須在繼承的基礎上。對此缺乏知識的後果是延遲了白話文從原來僅是古代口頭語向全功能的現代語言的成長。只強調口語的易懂，加上對西方語法的偏愛，杜絕白話文對古典文學語言的豐富內涵，包括杜絕對其中所沉澱的中華幾千年文化精髓的學習和吸收的機會，白話文創作遲遲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實已證明，胡適、陳獨秀以及魯迅、周作人在創作實踐上，每逢要表達深刻的內容或追求藝術效果時，總是仍然求助於他們在理論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詩體。

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五四以來，不加思索、囫圇吞棗地把西方文學形式強行移植在中國文學園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樣的，任何嘗試把西方現代文藝美學理論生搬硬套地用來解釋中國文學現象的努力，恐怕也會是徒然無功的。換句話說，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獨特的現代性。金庸小說的流行就是實證。

筆者認為，金庸小說的流行及有如此堅韌的生命力，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武俠小說才是真正的中國傳統俗文學的延續。中國的傳統俗文學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類、公案類、傳奇類和俠義類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開始，到唐代傳奇，到宋元話本，到明清小說，無不按照這個脈絡發展著。到了五四時期，由於種種時代原因，這個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當時來說是進步的知識分子給攔腰截斷了。這些知識分子以西方的小說理論和創作方法為經典，批判甚至否定了傳統俗文學的價值。可是，這畢竟是知識分子們一廂情願的想法，群眾所喜聞樂道的畢竟還是在傳統俗文學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新本土文學。

二、武俠小說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們出於時代要求的緣故，拼了老命的反傳統，結果矯枉過正，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出現了斷層，造成了民族虛無主義的惡性循環，也就產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個民族缺乏了一種統攝族魂的維系力量。武俠小說塑造了一些「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陽、洪七公、郭靖、凌未風、呂四娘等，自然而然就會成為炎黃子孫心儀的英雄人物。大陸開放之後，武俠小說就成為了當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盜版再盜版的暢銷書，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關。

三、武俠小說是現代仙話。人類的心靈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靈也不例外。中國人的傳統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傳統中國人習慣於通過對虛幻神仙世界的追求，來超越現實人間世界的苦難。這就是所謂的儒道互補心態。現代社會的大工業生產形式，已經把人淪為機器的婢女。在這樣的情況下，武俠世界自然就會成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現代炎黃子孫的彼岸世界。

總的來說，筆者認為九十年代是中國人正式跨入現代化社會門檻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中國人，也面對了本世紀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個精神烏托邦來調劑出於極度緊張狀態的心靈。不過，肩負起這個重任的卻不是像西方先鋒派類型的那種現代藝術，而是立足於傳統又有別於傳統的，以金庸小說為代表的新本土文學。

進一步地說，中國的現代性也是有別於西方的。無以名之，就稱之為「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而這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也必定是立足於傳統同時又有別於傳統的。也許金庸所創作的武俠世界，就是此種獨特的現代性在文學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於篇幅，本文不準備展開討論這個課題。僅以兩位新儒家學者杜維明和林安梧對傳統和現代的精闢見解，作為本文的終結：尋根意願和全球意識表面是兩種決然不同的思潮。一種是因工業文明發展到了某一極點以後，因人類面臨了毀滅邊緣而引發的反思；另一種是原來認為經過現代化洗禮後便逐漸消失的傳統積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紀，傳統的生命力不僅沒有被消解，反而在現代化的後期、工業文明達到高峰的社會里發揮了非常大的力量。

傳統是在時間的賡續性所成的歷史之流逐漸刷汰累積而成的，當它作為一個與啟蒙相對的詞來看，特別強調的是以往的累積已難以消融而逐漸僵化成教條，並從而使自身喪失了生機力，生命變得暗淡無光，衰頹破敗。但果真傳統就是這樣的嗎？啟蒙者往往重新點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審視傳統，掘發傳統的生機，再造新局。當然啟蒙者或許揮刀斬亂麻的想告別傳統，但可能傳統之水仍就浩浩盪盪望前流去。啟蒙，或如康德所說「是人之超脫與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狀態」，但並不意味得毀棄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軀。啟蒙是生命力之再現，是生命之成長而不是告別。亦惟有在其賡續性（Continuity）中才能護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