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小說發展論文

Ⅰ 小說的基本現狀與發展趨勢的畢業論文提綱怎麼寫

小說：以刻畫人物形象為中心，通過完整的故事情節和環境描寫來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體裁。
人物、情節、環境是小說的三要素。情節一般包括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四部分，有的包括序幕、尾聲。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 小說按照篇幅及容量可分為長篇、中篇、短篇和微型小說（小小說）。按照表現的內容可分為科幻、公案、傳奇、武俠、言情、同人、官宦等。按照體制可分為章回體小說、日記體小說、書信體小說、自傳體小說。按照語言形式可分為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
小說與詩歌、散文、戲劇，並稱「四大文學體裁」。
小說刻畫人物的方法：心理描寫、動作描寫、語言描寫、外貌描寫、神態描寫。

小說：是四大文學樣式(散文、小說、詩歌、戲劇)之一，以塑造人物形象為中心，通過完整故事情節的敘述和具體的環境描寫反映社會生活的一種文學體裁，它是擁有完整布局、發展及主題的文學作品。 小說三要素是：人物、情節、環境。
小說是文學的一種樣式，一般描寫人物故事，塑造多種多樣的人物形象，但亦有例外。
它是擁有完整布局、發展及主題的文學作品。而對話是不是具有鮮明的個性，每個人物說的話是不是有獨特的語言風格，是衡量小說水平的一個重要標准。
「小說」一詞最早出現於《莊子·外物》：「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莊子所謂的「小說」，是指瑣碎的言論，與今日小說觀念相差甚遠。直至東漢桓譚《新論》：「小說家合殘叢小語，近取譬喻，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班固《漢書．藝文志》將「小說家」列為十家之後，其下的定義為：「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4]之所造也。」才稍與今日小說的意義相近。而中國小說最大的特色，便自宋代開始具有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兩種不同的小說系統。文言小說起源於先秦的街談巷語，是一種小知小道的紀錄。在歷經魏晉南北朝及隋唐長期的發展，無論是題材或人物的描寫，文言小說都有明顯的進步，形成筆記與傳奇兩種小說類型。而白話小說則起源於唐宋時期說話人的話本，故事的取材來自民間，主要表現了百姓的生活及思想意識。但不管文言小說或白話小說都源遠流長，呈現各自不同的藝術特色。

Ⅱ 中國20世紀小說發展史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是為了彌補過去對現當代文學史認識的不足

第一個方面：陳平原老師在課上給我們講過：現代文學都是從五四新文學說起的，但實際上在此之前的晚清的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詩界革命以及晚清的譴責小說都是與五四新文學一脈相承的，但由於人們一般的認識都把二者隔開來，使得現代文學不關注他，古代文學更不關注它。
另外，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界限也是按照政治上的分期進行的，但實際上革命文學和解放前的左翼文學也是一脈相承的，這樣就不好進行研究

因此提出這一概念就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將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加以打通，是新的文學史分期方法

第二個方面：中國文學在二十世紀充分吸收西方文學的理念和創作方法，中國在文學上開始覺醒，因此通過這個概念的提出可以更好地將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鏈接起來，把文學的現代化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主題，這個主題中又包含了中國文學的世界化
錢理群曾說：「世界文學中的中國文學」，這個概念也是逐漸形成的。原來我們的視野也是比較窄的，所謂「東、西方文化的撞擊」，其實心目中就是中國文化和歐美文化。後來考慮到與中國近似的情況，比如印度、日本、東南亞，還有非洲，最後，拉美文學也進入了我們的視野——他們的「文學爆炸」近年介紹了不少，我們才發現它們的文學也是都在上世紀末八十到九十年代發生了突變的。反過來看歐美文學，也是在同一時期產生了對自身傳統的反叛，這些反叛明顯地從非洲黑人文化，從東方文化汲取了靈感。這就形成了「世界文學」
陳平原說過：我研究五四時期的文學，發現東、西方文化的撞擊是一個大問題，很多現象都是從這里發生的。一系列的爭論，比如「中體西用」啦，「夷夏之說」啦，「本位文化論」啦，「民族形式」啦，總是離不開一條主線，即怎樣協調外來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的矛盾。於是我就追溯中國人自覺地學習外來文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一開始是追溯到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但是後來發現從學習「船堅炮利」轉到學習政治經濟法律再到學習文學藝術，是一個漫長的歷程，是到了戊戌變法以後，才開始全面介紹文化藝術。以前雖然承認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可是畢竟「道德文章冠全球」。這時候才發現文學上也有許多可以學習的東西，文學觀念開始轉變。五四時期的許多問題，比如國民性批判，白話文運動，詩體解放，話劇的輸入，等等，其實都是從戊戌之後開始的，盡管到五四才徹底、不妥協地掀起高潮，但是窗口是從那時打開的。而且，在這樣的文化大撞擊中對民族文化重新檢討重新鑄造，使傳統文學產生一種「蛻變」，這樣的進程一直延續到現在，貫穿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當然達到這樣的認識是我們反復討論之後才有的。開始只是感到研究范圍需要擴大，慢慢上升到一些新的概念，最後有可能上升到理論的模式。
……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是從古代中國文學向現代中國文學轉變、過渡並最終完成的一個進程。我覺得古代中國文學是純粹的中國文學，將來外來文化被我們很好的吸收、消化、積淀下來，變成我們自己的有機成分了，也可能又出現純粹的中國文學，夾在這中間的始終有一點「不中不西」的味道。

下面是他們的介紹

錢理群，男，1939年生於四川重慶，祖籍浙江杭州。1978年考取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研究生，師從王瑤、嚴家炎先生攻讀現代文學，1981年畢業，獲文學碩士學位，留校任教。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現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現已退休。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與教學。 關注「文學史的研究與寫作」， 於1985年與黃子平、陳平原共同提出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成文《論「20世紀中國文學》，引起了學術界的強烈反響。與吳福輝、溫儒敏合作撰寫了文學史專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1997年被國家教委選定為大學現代文學史課程的教材。 另有《心靈的探尋》、《周作人傳》、《周作人論》、《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東移》、《大小舞台之間――曹禺戲劇新論》、《繪圖本中國文學史》、《精神的煉獄――中國現代文學從「五四」到抗戰的歷程》、《名作重讀》、《世紀末的沉思》、《壓在心上的墳》、《1948：天地玄黃》等多種著述出版。 陳平原，1954年生於廣東潮州。198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留系任教。現任北大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學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召集人、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曾在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英國倫敦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台灣大學從事研究或教學。近年關注的課題包括20世紀中國文學、中國小說與中國散文、現代中國學術、圖像研究等。 曾被國家教委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為「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1991）；獲全國高校一、二、三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著作獎（1995、1998、2002），第四屆國家圖書獎榮譽獎（集體，1999），第五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集體，2001），首屆全國比較文學優秀著作一等獎（1990），首屆王瑤學術獎優秀論文一等獎（2002）等。 先後出版《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千古文人俠客夢》、《小說史：理論與實踐》、《陳平原小說史論集》、《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老北大的故事》、《中華文化通志

Ⅲ 急求中國現代文學史論文

2009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是一個標志性的時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會算起，那麼，中國當代文學已經有了60年歷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會為時間點，那麼，新時期文學也已經有了30年，據此，60年的歷史又被學界分成了「兩個三十年」。近幾年來，以變化的歷史語境為依託，關於當代文學60年（或者「兩個三十年」）的討論一時成為當代文學研究界的主要話題。特別是2009年，討論中國當代文學60年的學術會議不斷，刊物上發表的無數論文也相對集中在這個話題上。因此，關於當代文學史的研究、文學批評的反思和作家作品與思潮現象的論述，也就成為2009年文學研究的三大部分內容，而這些內容涉及歷史、當下與未來，呈現的是中國當代文學學科整體性推進的軌跡。不妨說，2009年的文學批評集結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諸多關鍵問題，2009年的文學批評不僅僅屬於2009年，文學批評站在了一個新的轉折點上。

因為有了60年的沉澱，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經典化成為一種可能，即便是關於當下創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賦予了「歷史背景」。這一特點，反映在批評之中，便是重返歷史現場。最遙遠的歷史話題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劉再復和李澤厚的對話《共鑒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異，我們未必完全認同其中的一些說法，但再睹20世紀80年代兩位思想者的風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60年歷史整體性和階段性的思考，是重返歷史現場的主題部分。在新時期文學初期，文學界是以否定「文革」時期的文學為開端的，因為 「四人幫」提出了「十七年文學」存在一條所謂「文藝黑線」，所以在否定「文革」時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學」。20世紀80年代以後，對「十七年文學」的批評和否定的聲音逐漸增多，近幾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學」的研究一時成為熱點。「十七年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最初階段，其後文學進程的多數重要問題都與這個階段相關。因此，我特別重視丁帆在本年度發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學」的轉型節點上》，這是他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與思想史的關聯性》的論綱。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學：「人」與「自我」的失落》，其論點曾產生廣泛影響。這些年，丁帆始終以文化批判者的獨立精神直面歷史與現實問題，以鮮明的價值判斷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史。這篇論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觀點，但對歷史的論述更為細致、透徹，特別是比較完整地呈現了他的文學史觀。這樣一個特點，也似乎是南京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一種風格。在我的短視中，大學的學術研究有鮮明風格的已經越來越少了。王彬彬《當代文藝中的「階級情」與「骨肉情」》分析了「紅色經典」的「階級情」與「骨肉情」的沖突與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內在結構，也探討了歷史語境與文本的關系，在一個新的層面上闡釋了「話語」與「權力」的關系。王堯《「關聯研究」與當代文學史論述》對「兩個三十年」的比較，顛覆了我們所熟悉的一些結論，他的研究以史料見長，本文亦有這樣的特點。但我覺得他這些年來一直強調的「關聯性」研究，對當代文學史的復雜性的探討，或許更具方法的價值。

對「近三十年文學」的命名，打破了文學分期的局限，從2008年開始，這方面的論文增多。程光煒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當代文學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編的《八十年代研究叢書》，集中了他本人和學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當引起關注。他的《歷史回敘、文學想像與「當事人」身份》，讀查建英編《八十年代訪談錄》，由點帶面，討論了如何認識「80年代」的問題，其方法與結論都拓展了20世紀80年代文學與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間。黃發有《人化審美到物化審美》，採用樸素、動態、開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國文學」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與審美考察中，對近三十年文學的價值選擇、審美邏輯的內在演變進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與整體性透視，頗具啟發性。何言宏《「正典結構」的精神質詢》，重讀靳凡《公開的情書》和禮平《晚霞消失的時候》，質疑文學史研究「主流敘述」所形成的「正典結構」，提出了如何將近三十年文學「經典化」的問題。

此類研究的反思性特徵，也反映在對近三十年文學批評的回顧中。陳思和《藝術批評·新方法論·學院批評》，是他為《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學理論卷》所作導言的第三部分，著重回顧了作家作品論的發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學院派的批評並不意味著要脫離社會現實，脫離文壇話語，把自己當作與世隔絕的怪物，文學批評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學實踐，介入社會進步，所以，即使是學院派的批評也不應該躲在學院里萎縮自己的學術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脫離實際，對社會不發生實際的影響。我以為要發展學院派的批評，還是需要把握與調整與媒體之間的關系，要充分利用媒體來發出自己的聲音。總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學院派的批評如何發出自己獨立的聲音」。批評與實踐、媒介的關系，被揭示為「如何發出自己獨立的聲音」，可以說切中了文學批評問題的要害。南帆《文學類型：鞏固與瓦解》討論的是一個比較純粹的理論問題，他在界定何謂文學類型的基礎上考察了「鞏固」和「瓦解」兩種傾向，對文學類型本體論的觀點提出了質疑，這一深入的理論思考，延續了他近幾年來從歷史提供的「關系網路」中發現問題的「真正依據」的學術思路，有助於文學批評的轉型。郭冰茹《方法與政治》是她的「新時期文學批評研究」系列之一，論文在反思新時期文學批評之中，對熱議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問題提出了獨到的看法，特別著重揭示了方法背後的「政治」，顯示了年輕一代批評家的理論銳氣。

或許，文學批評面貌的細微處見於作家作品論。本年度這類文章中，如王光東與里程的談話錄《我們為什麼看不見〈春香〉》，曉華論《我與父輩》，張新穎論《生死疲勞》，李敬澤論《廢都》，程德培論遲子建，施戰軍論范小青，謝有順論小說敘事，周景雷和王爽論魏微，孫桂榮《論「八○後」文學的寫作姿態》，以及張學昕訪談詩人楊煉、唐曉渡等，都值得一讀。我還要特別推薦梁鴻的《小城鎮敘事、泛意識形態寫作與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學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虛和實》。梁鴻是近幾年來發展迅速的年輕一代學院派批評家，金理的出現讓我們對「八○後」批評家懷有期待。

現代文學史上的作家論作家，是文學批評的重要一翼，這個傳統在近幾年有所恢復。張煒《誰讀齊國老頑耿》論陳占敏小說，王安憶《刻舟求劍人》談朱天心小說印象，都舉重若輕，鞭辟入裡，是批評中的「好文章」。作家表達的特別，在創作談、講演錄中，都常有出彩之處，驚人之語。史鐵生《理想的危險》、鐵凝《文學是燈》、阿來《我只感到世界撲面而來——在渤海大學「小說家講壇」上的講演》、蘇童《八百米的故鄉》和艾偉《中國當下的精神疑難》等，在感性的表達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學思想。

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系一直是個不斷探討的話題，著名外國文學研究專家陳眾議的《擁抱情節——當今西語小說概覽》，為我們認識當代的文學與批評提供了一個參照系。在「海外漢學研究」領域，王德威《〈詩經〉的逃亡》論閻連科的《風雅頌》，章小東印象夏志清，季進訪談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譯三篇海外學者論當代文學的論文，都顯示了「西方」研究「中國」的不同路徑。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國本土的研究，一起構成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共同體」。

Ⅳ 論述20世紀中國小說的發展脈絡

一
中國現代文學發端於五四運動時期，但以鴉片戰爭後的近代文學為其先導。
現代文學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現實土壤上的新的產物，同時又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文學的一個發展。按照恩格斯的說法，意識形態領域內發生的種種新變革、新學說，「雖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經濟的事實中」，卻又往往以「先驅者傳給它而它便由以出發的特定的思想資料作為前提」(註：恩格斯曾多次表示過這類意見。可參閱《反杜林論·引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和1890年10月27日給康拉德·施米特的信。此處引文分別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6頁，第4卷第485頁。)。成為現代文學開端的「五四」文學革命也是這樣。適應著新的時代需要，它吸取了歐洲資產階級革命以來文化和文學方面的許多成分，同時也利用了近代中國歷史發展中積累的「思想資料」以及某些改革的成果，從而在新的基礎上去完成先驅者未能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歷史性任務。因此，要理解「五四」文學革命和中國現代文學，有必要先對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社會和文學歷史的狀況作一番考察。
清嘉慶以後，中國封建社會已由衰微而處於崩潰前夕。國內各種矛盾空前尖銳，社會危機四伏。清朝政府極端昏庸腐朽。一八四�年起，外國資本主義的大炮，打開了閉關自守的封建帝國的大門，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中國社會逐步發生根本性變化。農村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加速瓦解，沿海一帶出現了資本主義經濟，並且迅速形成了上海這類畸形繁榮的近代都市。新的階級——中國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乃至買辦資產階級——也隨之產生。「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在一方面促使中國封建社會解體，促使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因素，把一個封建社會變成了一個半封建的社會；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們又殘酷地統治了中國，把一個獨立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國。」(註：《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593頁。)從這個時候開始，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成為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主要矛盾。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命運，從太平天國到辛亥革命，中國人民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爭。與此同時，「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註：《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先集》橫排本第4卷第1406頁。)，因而又有了西方文藝復興以來各種思潮在中國的傳播，為近代中國文化注入了新的內容。
文學作為社會意識形態和整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要反映近代中國的這些變化，並且使自己適應於這些變化。近代文學在孕育和發展的過程中，曾經出現過許多新的現象。在這一歷史時期內，雖然封建文學仍然大量存在，但也產生了以反抗列強侵略和要求掙脫封建束縛為主要內容的進步文學，並且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不止一次地作了種種改革封建舊文學的努力。
早在鴉片戰爭時期，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比較開明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就在詩文中揭示了「萬馬齊暗」的時代痛苦和「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的社會局面；同時，還呼喚改革的「風雷」，表現了抵禦外國侵略的迫切要求。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提出過「文以紀實」、「不須古典之言」、「毋庸半字虛浮」(註：見洪仁乾等《戒浮文巧言諭》，《太平天國文選》第98頁。)的改革主張，也產生了一些較為通俗並有革命內容的作品。隨著政治上變法維新運動的發展，十九世紀末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文化運動日趨高漲。鄭觀應在《盛世危言》里，王韜在《變法》和《變法自強》里，都對文化革新有所建議；康有為托孔子之名以求改制，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當時的封建正統文化；而強學會、南學會、群學會等五十幾個學會、學堂、報館(註：見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附錄一《變法起源記》。實際還不止此數。)在短期內的興起和活動，更與這個運動有直接的聯系。在文學上，同時出現了對封建正統文學(主要是擬古派詩和桐城派文)進行改革的呼聲，其中較有影響的是譚嗣同、夏曾佑等提出的「詩界革命」和梁啟超等竭力推行的「新文體」。在詩歌改革方面取得較大成績的是黃遵憲。作為優秀的「新派」詩人，黃遵憲不但在作品中記述了當時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要求變法的願望，而且在文學理論上，很早就有「崇白話而廢文言」，改變舊文體使之「適用於今，通行於俗」，「欲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註：見黃遵憲1887年作《日本國志》卷33《學術志(二)》。)的理想；他自己的詩歌創作，也多少做到了如《雜感》詩所說的「我手寫吾口，古豈能拘牽」，開始擺脫舊詩格律的某些束縛。梁啟超的宣傳改良主義思想的新體散文，以「平易暢達」見稱，其影響更為廣泛。與此同時，白話小報的出現，更促使一部分人(如裘廷梁、陳榮袞)明確提出「白話文為維新之本」、「開民智莫如改革之言」(註：裘廷梁、陳榮袞分別寫有《論白話文為維新之本》(1898)、《報章宜用淺說》(1899)等文。)等主張。改良主義文學運動在詩文以外的文學樣式方面，引起了尤其顯著的變化。小說戲劇歷來被正統的封建文人認為不登大雅之堂，但戊戌變法前後卻得到了重視。首先是由於政治上改良運動的需要，其次也由於印刷事業的發達，近代新興都市的繁榮和報紙期刊的創辦，小說在這一時期大量產生，其社會地位也不斷提高。《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梁啟超)、《小說原理》(夏曾佑)、《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狄平子)、《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系》(王無生)、《論小說之勢力及其影響》(陶佑曾)、《余之小說觀》(徐念慈)等文先後發表，它們的共同傾向是強調小說的政治意義及其在社會教育上的作用。在梁啟超「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的理論倡導下，小說成為新派知識分子暴露舊世態、宣傳新思想的有力工具，並且直接出現了一批職業作家。「政治小說」、「社會小說」、「科學小說」等名目應運而生。被魯迅稱做「譴責小說」的《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受到普遍的歡迎。由於同樣的原因，還開始翻譯和介紹了西方作品。據統計，晚清小說刊行的在一千五百種以上，而翻譯小說又佔全數的三分之二。其中林紓的譯作曾在當時有過較大的影響。此後，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也相應地產生了以章太炎和南社為代表的一批作家和《孽海花》、《警世鍾》等作品；馬君武、蘇曼殊等翻譯了歌德、拜倫和雪萊的詩歌；它們在進行反清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宣傳方面，都曾起過積極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後被大力提倡的話劇這種新的戲劇形式，也在這個時期以「新劇」或「文明新戲」之名開始傳入。一九�七至一九�八年間，春柳社等先後在日本和上海演出《黑奴籲天錄》；進化團稍後又在長江下游各地演出宣傳革命的幕表戲多種；這些活動既從思想戰線上配合了辛亥革命，也為我國戲劇輸入了新的血液。
上述種種情況表明，近代進步文學不僅服務於當時的政治斗爭，而且在思想內容(一定程度上的反帝反封建傾向)以至文學形式(改革詩文、提倡白話、看重小說、輸入話劇)方面，都為「五四」以後的新文學的萌生作了必要的准備。可以說，近代進步文學乃是從封建時代文學到現代新文學之間的一個過渡。
唯其是「一個過渡」，近代進步文學又有其本身的不可克服的弱點和局限。如同整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次政治斗爭並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一樣，這個時期的文學，也未能盡到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作用。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文學，對封建制度並不持根本否定態度；不僅政治上維護著清王朝，而且在意識形態上也不敢正面觸動儒家思想的根本——孔子學說。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等，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很快便趨於反動，而在不少新派作品裡，封建思想也仍然佔有地位。提倡白話的呼聲雖然在十九世紀末葉已經出現，但他們大多數是提倡白話而不反對文言，或者主張書報可以採用通俗的白話，文學仍須維系高雅的古文；即使有一二正確主張，也因為時代條件的不成熟，並未引起廣泛的討論和造成較大的聲勢。翻譯西方文學的工作當時也處於盲目被動、缺乏系統的狀態；林紓雖然譯述較多，但全用桐城古文，帶著改作的成分。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文學，也因為沒有與封建思想分清界限，反封建仍不徹底，始終未能正面明確地提出反對封建舊文學的口號。革命派本身的脫離群眾，一些代表人物在語文合一、採用白話等問題上所持的保守態度，都阻礙了他們在組織辛亥革命的同時去相應地發動一個強大的思想啟蒙和文學改革的運動，致使他們在文化上的影響甚至還不及維新派。至於對帝國主義，無論是資產階級改良派或是革命派，都不能從階級本質上認識它們，對它們頗多幻想。此外，舊民主主義文學的一個根本弱點是：雖然在暴露上層腐敗生活方面能夠淋漓盡致，但對廣大勞動人民的狀況卻極端缺乏了解。隨著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的相繼失敗，曾經起過進步作用的一部分文學，也終於受到被稱為「十里洋場」的近代都市中惡濁氣氛的腐蝕而趨於墮落：「譴責小說」淪為「黑幕小說」，甚至成了專門詆毀私敵的「謗書」；民國初年出現的專寫「才子佳人」的鴛鴦蝴蝶派作品，則由最初具有些微進步傾向(感嘆世態炎涼、不滿於婚姻不自由等)而逐漸演變為滿紙陳詞濫調、遠離現實生活並有濃重思想毒素的「言情小說」、「狹邪小說」以至色情小說，文明新戲也褪盡了原來的戰斗色彩，充滿著小市民的庸俗情調和低級趣味。
近代文學的這種發展狀況，深刻地證實了毛澤東同志關於近代文化的這一著名論斷：「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在帝國主義時代，已經腐化，已經無力了，它的失敗是必然的。」(註：《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57頁。)
在文學領域內高舉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這個任務不能不落到無產階級領導的「五四」以後革命文學的肩上。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文學雖然已為新文學的建立作了若干准備，但它本身無法完成歷史所賦予的任務。「五四」文學革命運動的興起，及是近代中國社會與文學諸方面條件長期孕育的必然結果。
二
「五四」以後，中國社會自近代以來所有的基本矛盾和革命任務並未改變，但無產階級登上了歷史舞台，它所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斗爭蓬勃展開，歷史已經進入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因此，一方面，社會內部的各個階級和各種矛盾比近代更顯得錯綜復雜，另一方面，解決這些矛盾的具體歷史條件卻也漸次具備並且趨於成熟。「五四」之後的中國現代文學，正帶上了這樣一種深刻的時代歷史的印記。
現代文學，作為中國現代復雜的階級關系在文學上的反映，所包含的成分也是復雜多樣的。新起的白話文學本身，並不是單一的產物；它是文學上無產階級、革命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三種不同力量在新時期實行聯合的結果，其各個組成部分之間有著原則的區分。資產階級文學，包含了相當復雜的既有積極方面也有消極方面的思想因素，不僅同無產階級文學有質的不同，而且同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文學也有很大的區別。一部分資產階級右翼在文學上的代表，反封建時固然極為軟弱，同帝國主義更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而在斗爭深入之後，很快倒戈成為反動勢力的維護者。此外，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也還有若干其他的文學成分。封建舊文學雖已遭到沉重的打擊，但遠未絕跡；鴛鴦蝴蝶派作品則改穿起了白話的衣裝，在市民階層中有所流傳；作為國民黨反動派法西斯政策在文學上的產物，三十年代以及稍後一個時期，還曾出現過法西斯「民族主義文藝」、「戰國策」派和所謂「戡亂文學」——這些都是文學上的逆流。現代文學里各種成分的紛然雜陳和相互斗爭，正推進了文學上不同力量之消長，顯示了錯綜復雜的情勢。
但在這多種復雜的文學成分中，居於主導地位、佔有絕對優勢並獲得了巨大成就的，則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學，亦即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學。這是一種完全新型的真正屬於人民大眾自己的文學，同歷史上一切具有民主性進步性的文學都有極大區別。這種文學一方面在階級基礎上仍不是單一的，它具有新民主主義的統一戰線的性質，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曾經起過一定進步作用有著反帝反封建要求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學。另一方面，「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由於其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緣故，就都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並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註：《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65頁。)，反映到文學上，就有了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內容，有了社會主義方向，也有了體現這些特點的現代文學的主流——無產階級文學和處於無產階級領導影響下的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在「五四」以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里，無產階級文學，最初雖然只是作為因素而存在，但隨著革命的發展和無產階級影響的擴大，隨著作家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參加革命實踐的增多，隨著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和少數革命工農參預文學創作，特別是隨著左翼文學運動的蓬勃展開，無論在量的方面或者質的方面，都有增長和提高。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後，作品中以無產階級思想教育人民的作用愈益顯著，這種文學也就得到了更多更堅實的發展。至於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在我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始終作為無產階級在文學戰線上的可靠同盟軍，以英勇無畏的姿態參加了反帝反封建斗爭，並且逐漸轉換自身的性質，朝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最終匯合到無產階級文學的洪流之中。歷史駁斥了那些把「五四」以來的新文學說成只是明朝「公安派」、「竟陵派」的繼承和發展，或是西歐資產階級文藝的「一個新拓的支流」等不符事實的言論。無產階級領導並以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這兩種力量為中堅，保證了我國現代文學具有前所未有的嶄新的性質。
文學上的無產階級領導，主要是通過無產階級思想影響及其政黨共產黨的政策來實現的，它要求文學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國「五四」以後出現的以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為主力的新文學，自覺地體現了這一要求。它從誕生的時候起，就擔負著為中國革命服務的崇高使命。「五四」文學革命運動使文學以新的形式和內容——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跟人民接近了一大步。「桐城謬種、玄學妖孽」、「打倒孔家店」等口號的提出，一部分作品中對帝國主義本質的揭露和對十月革命的嚮往，也都體現了新的歷史時期里人民革命的戰斗要求；而現代文學奠基人魯迅的創作，則更是遵奉「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徹底反封建並且充滿民族覺醒精神的「遵命文學」。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隨著革命的日益發展和深入，文學為革命服務也更其鮮明和自覺。在各個革命階段中，大批作家不僅以各種形式、題材、風格的作品直接間接地促進革命事業，而且還積極投身實際斗爭，直至為革命獻出鮮血和生命；也還有許多實際革命者和工農群眾用文藝創作來從事革命宣傳，對革命和文學本身的發展都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黨所領導和影響下的革命文學，不論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配合反軍閥斗爭和「五卅」反帝斗爭方面，或是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粉碎反動文化「圍剿」、揭露國民黨罪惡統治、配合土地革命方面，以及在「九一八」以後從事救亡宣傳和「七七」以後鼓舞全國人民堅持團結抗日、反對分裂投降方面，都有巨大的功績。特別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直接指引下的民主革命後期的文學，更成為緊密配合革命斗爭，「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為革命服務，為現實斗爭服務，為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務，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最寶貴的傳統。
與此同時，現代革命文學既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在各個階段的變化和發展，自然又不能離開革命在各個階段的變化和發展，不能離開革命深入對文學所提出的新要求。作為現代文學開端的文學革命，在五四運動前夕已為運動作了思想准備，但只有通過五四運動，它才形成了巨大的聲勢，擴大了社會影響，並與革命斗爭密切結合起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前夕「革命文學」的提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開展，也都與當時形勢相適應，是無產階級及其學說在整個中國革命運動中的作用和影響日益強大的反映。而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所作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講話，為革命文藝運動開辟了新階段，這也首先是和黨不再處於幼年時期、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無產階級領導的政治軍事力量已經空前地發展壯大諸條件相聯系的。現實生活和革命形勢的變化發展，更使各個階段的文學創作從主題、題材、人物形象直到語言和表現方法，無不深深打上時代的烙印。整整三十年的現代革命文學，始終與革命同命運，共呼吸，有著一致的步伐。
與人民革命事業血肉相連、休戚與共，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徹底揭露、堅決斗爭，對社會主義前途衷心嚮往、熱情追求，這就是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的新時代所賦予革命文學的鮮明思想印記，也是現代文學之所以有別於近代文學的根本標志。
三
現代文學的發展過程是一個矛盾斗爭的過程，其間充滿了革命文學與反動文學、革命文藝思想與反動文藝思想的斗爭。革命文學正是在抗擊各種各樣反動文藝逆流的過程中發展壯大的。
為民主革命服務的文學，首先要同代表著敵人利益的封建文學、買辦文學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欽定文學進行不調和的斗爭。「五四」新文學就在同林紓所代表的封建守舊派文人的戰斗中為自己開辟道路，以後又以打倒《學衡》、《甲寅》等標榜「國粹」、主張復古的封建「攔路虎」而向前發展。在封建勢力徹底消滅以前，封建文學不可能銷聲匿跡，因此這種斗爭後來雖然規模逐漸縮小，卻也並未完全停止(如對「讀經救國」、「本位文化」及一部分鴛鴦蝴蝶派文人的斗爭)。對於從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就開始倒向敵人方面去、公然為帝國主義辯護的胡適和《現代評論》這一系統的買辦文人，革命文藝界也在各個時期反復進行了多次斗爭，揭露其為帝國主義作倀的奴才面目，從而大大削弱和縮小了他們在知識階層中的影響，促進了他們內部的分化。從二十年代末開始進行的和國民黨御用文人(如法西斯「民族主義文藝」，「戰國策派」和後來所謂「戡亂文藝」之類)的斗爭，也貫穿了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為止的幾個時期。盡管蔣介石集團歷來都在其統治區域內施行法西斯恐怖政策，掌握了軍權、政權、財權(從而也掌握了對出版物、出版機構的控制權)，但他們卻從未能掌握文化上、文藝上的領導權。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文藝界雖然在國統區內「處於毫無抵抗力的地位」(註：《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63頁。)，卻抵擋住了敵人多方面的進攻，奪取了陣地，發展了力量，建立了最英勇的業績。
在現代文學史中占著突出地位、越到後來越顯著的，是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之間的斗爭。這是因為，「五四」以後我國的民主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屬於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在最後要通向社會主義道路；資產階級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參加這一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可以成為新文學統一戰線的一個組成部分，但資產階級思想卻不能充當文學運動的指導思想。文學上無產階級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之間的斗爭，乃是文學要不要為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服務、要不要將反帝反封建精神堅決貫徹到底的斗爭，也是文學朝社會主義方向還是朝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兩條道路的斗爭。這種斗爭不僅相當激烈，而且也十分復雜。它最初表現為新文學統一戰線內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斗爭(如「五四」時期李大釗與胡適之間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但當革命形勢向前發展，資產階級右翼的代表人物已轉化成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代言人時，則也表現為對敵斗爭(如對後期胡適的斗爭)。有時資產階級文藝思想是以赤裸裸的直接維護資產階級「文明」和「人性」的形式表現的(如「新月派」)；有時則是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以修正主義的形態出現(如自居普列漢諾夫信徒的胡秋原反動文藝思想)。修正主義文藝思想所以會在三十年代的中國開始出現，並不是偶然的；它證實了列寧的這一著名論斷：「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 。」(註：《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列寧選集》第2卷第439頁。)到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革命文藝界有了粉碎一切反動文藝思想的鋒利武器，混在內部的反動文人懾於革命形勢和這個講話的威力，不得不既把反對的目標集中於這個講話而在手法上又做得盡量隱蔽。要不要在各種條件下堅持貫徹文學的工農兵方向，成了問題的中心，成了許多爭論背後的真正焦點。因此斗爭就帶有更為復雜、更為曲折和更為深入的特點。
文藝斗爭是從屬於政治斗爭的。政治的分野決定著文藝的分野。當階段關系發生變化，革命統一戰線有了變動時，新文學的統一戰線不可能不隨著發生變動。文藝界的大爭論和大分裂(如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革命文藝界同資產階級右翼文人的爭論和分裂)，就是圍繞著政治事件、直接尖銳地表現著政治觀點的。當然，「五四」以來文藝界的思想斗爭，更多則在文藝思想的領域內進行。在文藝思想領域內，由反封建文學到反資產階級思想、再到反修正主義，由白話文學的爭論到文學有無階級性、再到文學要不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要不要堅持工農兵方向的爭論，其發展趨向是步步前進，層層深入的。這是整個革命運動逐步深入在文學上的反映。
文藝思想斗爭不限於理論主張上的論爭。反動文藝思想總要在創作中有所表現，並以「創作」來支持其反動理論。因此，揭批反動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如「新月派」的某些作品)，也一向為革命文藝界所注意，並且貫串在各個階段的創作評論中。
文藝上的多次重大斗爭都出現在政治形勢發生急劇變化的時候，階級斗爭形勢的變化，可以在文藝這個風雨表上看出徵兆。重視這一歷史經驗，有助於更好的發揮文藝作為敏銳的階段器官和斗爭武器的作用。同時，還必須指出：文藝界每一次重大的思想斗爭，也給革命文學的健康發展掃除了障礙。「左聯」時期和延安文藝座談會後創作上的豐收，便和思想斗爭所起的積極作用有關。這說明了正確的思想斗爭也為革命文學本身的發展所必需。
四
「五四」以後的文學創作，隨著時代的進展，無論在內容、形式以及創作方法等方面，都有明顯的變化和發展。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特色，在創作上是一開始就有鮮明表現的。不僅白話的形式本身是一個巨大的革命，促使文學和人民群眾大大接近了一步；而且在作品內容上，也具有不同於舊民主主義文學的嶄新特點。「五四」至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許多作品，猛烈攻擊封建制度、封建道德，揭露軍閥統治的黑暗現實，表現了與舊傳統徹底決裂的精神，同時提出了知識青年掙脫舊家庭束縛、爭取戀愛婚姻自由、探索生活道路等要求。部分作品還正面描寫了下層人民的苦難，對勞動者的命運表示關切，對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則表示同情和歡迎。這些都成為「五四」新文學高於歷史上進步文學的重要方面。其中一些處於無產階級領導影響下的革命民主主義作家的創作，獲得了突出的成就。魯迅的《吶喊》、《彷徨》，通過一系列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概括了異常深廣的時代歷史內容，真實地再現出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在獲得無產階級領導前的極度痛苦，並懷著對未來的信念探索了革命的前途，顯示出深刻的革命現實主義的特色。郭沫若的《女神》，借劉話傳說、歷史人物及自然形象，以宏大的氣魄，奇特的想像，瑰麗的語言，歌唱出徹底叛逆、熱望新生的時代聲音，成為具有現實基礎的革命浪漫主義的作品。他們的創作，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使兩種佔主要地位的創作方法——由《新青年》、文學研究會所提倡的現實主義(當時稱「寫實主義」)，以及由創造社所代表的浪漫主義，通過實踐得到了高度的發展。「五卅」以後，以反帝為內容的作品多了起來。一部分作家開始走向實際斗爭，主要精力不在創作方面，他們的作品一時似乎少了，但總的說來，歷史卻在醞釀著一個新的發展。
「五四」至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創作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同時也存在許多問題和弱點。當時文藝領域內的主要活動力量乃是小資產階級作家，他們受有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嚴重羈絆。社會主義理想和新興階級的英勇戰斗精神雖已在一部分作品中有所表現，而無產階級文學整個說來尚處於萌生幼芽的階段。就這個時期的一般作品來說，除在藝術上表現出稚氣外，創作方法和思想傾向也極為復雜紊亂。許多人分不清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之間、積極浪漫主義與消極浪漫主義之間的界限，甚至西歐一些國家的頹廢派、象徵派、未來派等亦都無批判地被一部分文藝社團和作家所介紹，所肯定。多數作家生活狹窄，只限於表現知識青年的某些要求，帶有較重的感傷情調。有些作家的作品則有嚴重的頹廢色彩。
從「五卅」前夕文藝領域內感傷苦悶氣氛彌漫，到一九二八年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興起，其間經歷了一個重大的發展。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被作為口號提出而且形成運動，這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許多作家直接間接地受到革命思想洗禮的結果。一部分作家開始自覺地把文學作為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武器。作品描寫黨所領導的群眾革命斗爭，表現有強烈的時代意義的重大題材，努力塑造革命者和工人、農民的形象，顯示了作者可貴的革命激情

Ⅳ 20世紀中國小說發展歷程的論文

很簡要
神話傳說（包括寓言，史傳，諸子散文等）——魏晉之前
志怪，志人小說——魏晉南北朝
傳奇——唐
話本——宋
古代現實主義小說——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