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通俗小說PPT課件

① 誰能告訴我當代10個通俗文學作家和10部通俗文學作品

（1）金庸：《鹿鼎記》（武俠）
（2）古龍：《多情劍客無情劍》（武俠）
（3）瓊瑤：〈窗外〉（言情）
（4）梁鳳儀：〈芳草無情〉（言情）
（5）倪匡：〈衛斯理系列〉（科幻）
（6）二月河：〈康熙大帝）（歷史）
（7）鄧友梅〈那五〉（社會）
（8）馮驥才〈神鞭〉（社會）
（9）鄭文光〈飛向人馬座〉（科幻）
（10）劉子龍〈中國神探〉（偵探）

② 為什麼說張恨水是中國現代通俗小說界的集大成的作家

張恨水(1895年5月18日－1967年2月15日)，原名心遠，恨水是筆名，取南唐李煜詞《烏夜啼》「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之意。張恨水是著名章回小說家，也是鴛鴦蝴蝶派代表作家。被尊稱為現代文學史上的「章回小說大家」和「通俗文學大師」第一人。作品情節曲折復雜，結構布局嚴謹完整，將中國傳統的章回體小說與西洋小說的新技法融為一體。更以作品多產出名，他五十幾年的寫作生涯中，創作了一百多部通俗小說，其中絕大多數是中、長篇章回小說，總字數近兩千萬言，堪稱著作等身。

③ 《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上下卷）》pdf下載在線閱讀，求百度網盤雲資源

《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上下卷）》（范伯群）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資源鏈接：

鏈接：https://pan..com/s/1C-3rlfUApK2CXF6MqfGpUw

書名：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上下卷）

作者：范伯群

出版社：江蘇教育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0-4

頁數：1746

內容簡介：

《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是一部公認的填補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空白之作，是世紀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最重大的收獲之一。該書首次將從來不入新文學史殿堂的通俗小說引進了近現代文學史的宏觀視野，在文學觀念、文學史框架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本書主編的理論態度還是頗為穩健的，他在《緒論》中承認了沿襲已久的概念體制，即文學的母體應分為「純」、「俗」兩個子系統，但他首次明確強調了現代文學史框架中通俗文學的系統應該處

④ 中國現代通俗小說現代化的標志是什麼

《海上花列傳》是中國文學古今轉型的一個鮮明的標志。從題材選擇、人物設置、語言運用、藝術技巧乃至發行渠道，都顯示了它的原創性才能，也說明了中國文學即使沒有外國文學思潮的助力，也會走上現代化之路，我們民族文學自身就有這種內在的動力。《海上花列傳》作為通俗小說的優秀代表作比精英文學早四分之一世紀就悄悄地為中國文學開拓著現代新墾地。《海上花列傳》在中國文學史上可說是光芒四射的。至少有四位大師級的文學家——魯迅、胡適、張愛玲以及劉半農，他們都給予它高度的評價，是公推的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的開山之作。不過要說言情長篇小說中的開山之作，還是張資平的那部《沖積期化石》。這兩部一個是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的開山之作，一個是中國言情小說的開山之作。

⑤ 中國近現代通俗小說

《半路夫妻》、《暴風驟雨》、《塵埃落定》

⑥ 小說分類PPT

《中國現代小說史》 夏志清 著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夏志清先生是西方漢學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先行者和權威。他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代表作《中國現代小說史》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作者以其融貫中西的學識，寬廣深邃的批評視野，探討中國新文學小說創作的發展路向，尤其致力於「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發掘並論證了張愛玲、張天翼、錢鍾書、沈從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學史地位，使此書成為西方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經典之作，影響深遠。
《中國現代小說史》也是內地80年代「重寫文學史」運動的最重要的動力，而其坐標則是這部文學史對張愛玲、沈從文和錢鍾書等人的發現和推崇。尤其張愛玲一直被認為是通俗小說家，在批評家眼裡她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但夏志清在小說史中給予張愛玲的篇幅比魯迅的還要多上一倍，將她的小說與曼斯菲爾德、凱·安·波特、韋爾蒂和麥克勒斯相提並論。這對當時的港台文學界乃至之後的內地文學界都震動很大。
《中國現代小說史》英文版兩度再版，而由劉紹銘、夏濟安、李歐梵、水晶等眾多港台一流學者翻譯的中譯繁體字本於1979年和1985年分別在香港和台灣出版，2001年又在香港出版了中譯繁體字增刪本。由復旦大學推出的中文簡體字版是這部著名的文學史著作問世四十多年後，首次與中國大陸讀者見面。 當以「類後現代敘事」這個具有中西合璧色彩的詞語，去指涉產生於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當代小說中一種極為獨特的小說敘事文本時，它所擁有的內涵大致包括如下兩個方面：首先，作為誕生於一種獨特語境下的文本敘事風格以及闡釋代碼，「類後現代敘事」不但在對西方話語借鑒與移植的過程中，具有西方後現代小說的種種敘事特徵，同時，其作者身份，文化傳統以及理論研究現狀等又決定了其必然會具有本土性和中國性，因而，所謂的「類後現代敘事」就是一種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之後而出現的中西合璧、身份多重的小說文本；其次，盡管，以先鋒小說、新歷史小說等為典型代表的諸多實驗小說都具有鮮明的後現代性敘事特徵，但這種敘事卻存有明顯的悖論傾向：即一方面它是我們的新潮小說家以一種超前預支，突擊補課的方式對西方後現代進行了模仿與拼接；另一方面則是我們現有社會條件在總體上尚未達到西方後工業社會發達程度的前提下，以迅速縮短由於種種時代原因而造成的中國當代小說與世界小說藝術潮流之間距離與界限的一種行為策略，因而，其存有復雜而特別的傾向，如其中往往含有諸多「非後現代因子」也就不可避免。基於這種前提，我們將這種敘事風格難以單純劃一，但在總體上又類似西方後現代文本的小說敘事稱之為「類後現代敘事」。
然而，在我們具體論述「類後現代敘事」在文本上所呈現的種種藝術特徵的時候，我們必須還要指出的是：盡管誕生於新時期文學語境下的諸多小說創作常常被看作中國後現代小說的真正代表。不過，像歷史上任何一種創作風格一樣，中國的「類後現代敘事」無論從自身的興起原因、歷史演進，還是從具體的類別歸屬上看均具有自己的特點，因而，從這些特點進行切入，進而研討「類後現代敘事」的知識譜系乃至藝術特徵就成為了本文的邏輯起點。
一、「類後現代敘事」的興起與歷史演進
「類後現代敘事」在中國興起是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的。首先，從其誕生的歷史語境來看，自80年代中後期以降的中國經濟發展狀況以及文化氛圍無疑為後現代主義小說浮出歷史的地表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前提條件。80年代中後期以降的中國正逐步經歷著一個具有明顯文化過渡傾向的「轉型時期」，而轉型時期文學的一個最顯著特徵就是意識形態整合性功能的弱化，個人獲得了相對自由的存在空間，往日文學的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權力話語己逐漸退失，任何寫作樣式都取得了自己的合法身份與獨立地位。同時，在可以眾語喧囂的「轉型時期」，商業化浪潮對文學特別是純文學的沖擊是巨大的，文學日益商品化、世俗化，不但造成具有啟蒙傾向和烏托邦傾向的精英文學的悄然遠遁和高雅的純文學逐漸淪為邊緣，還深刻地影響到了人們的文化價值取向，精英文化與大眾通俗文化的鴻溝正被不斷填平，而這些都無疑為以解構宏大敘事為目的的，不斷消弭雅俗文學界限的後現代敘事的出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其次，從外部影響來看，80年代中後期，隨著對西方文藝理論及文學創作的「引進」的不斷深入，類似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後殖民主義等可以納入到後現代視野的諸多理論被迅速地介紹到中國；同時，類似博爾赫斯式的創作、法國新小說以及黑色幽默、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等後現代文學作品也逐漸引起了人們的重視。盡管，對於當時的中國文壇而言，許多人並不知道它們究竟應歸屬於什麼派別並常常與現代派的概念混合為一體，但它們在文本上所表現出的新鮮而獨特藝術特徵以及與以往小說創作的顯著差異，都為想在文壇上標新立異的青年小說家所矚目。與此同時，西方著名的後現代主義批評家與學者如哈桑，詹明信，佛克瑪等應邀來華講學也無疑為後現代理論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此推動下，本土研究者迅速做出回應，先鋒作家們的迅速借鑒模仿都使得中國後現代文本得以迅速出現。
再次，從文學自身形式的不斷發展及創作者的主體意識上來說，文學總是隨時代向前發展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在文化轉型時期，先鋒作家們為了能在「無名」狀態下發出自己特有的聲音，從而在文壇迅速佔有一席之地，所以，他們就不斷拓展新的形式，不斷對以往的文學傳統進行超越，並進而在迅速製造嶄新敘事話語的過程中，促使「文本實驗」的不斷涌現，而當這種實驗的視角轉向西方時，當時還不為中國讀者所熟識甚至是難以解讀的後現代敘事自然就成了實驗派作家們的首選。
由此可見，中國後現代小說的出現是具有多方面原因的，它不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內部變更，而是時代語境，他者理論話語的影響以及來自文學內部的叛逆力量等多方面影響構成的，它「說到底還是政治/經濟/文化多邊作用的結果——它是歷史之手多重誤置和強加的結果——它表徵著一種極為復雜的文明語境。」[1]
那麼，究竟哪些小說文本屬於中國「類後現代敘事」的范疇呢？這的確是一個會引起頻繁爭議的話題。盡管，如果只是單純地從文本敘事的角度上講，「類後現代敘事」無疑應當與西方的後現代小說一樣，包含著諸多創作形態乃至流派類型的，而「敘事」本身的理論訴求也決定了「類後現代敘事」應當與當代小說中的某些小說創作可以一一對應，不過，由於「類後現代敘事」是在缺乏現實基礎的前提下，通過借鑒與模仿的方式產生的，因而，對於這種在接受西方後現代的影響下，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一種「類後現代」文本，妄圖以整齊劃一的方式予以界定就容易成為一種理論上的偏頗與冒險。而事實上，在轉型期特別是西方後現代主義已為文壇熟知後，包括曾經早已為文壇「定位」的作家如史鐵生、莫言、殘雪等都曾在自己的某些小說中嘗試過後現代的手法，但如果因此就將凡運用此類手法的創作完全納入本文所談及到中國「類後現代敘事」這一視野中，無疑會造成「泛後現代情結」，引發新的論爭。所以，在具體研討中國「類後現代敘事」包含哪些文本的時候，其研討本身就在實質上轉化為對一種量度標準的確認和一種演進過程的描述。
首先，從量、度標准上講，由於本文所要談及的「類後現代敘事」或曰「中國後現代小說」是指寫作規模較大，持續時間較長，影響較為深遠，基本上已為當下批評界所認可的小說創作，因此，一些相對單一零散的文本不在此之列，此為量；與此同時，從度上說，則主要是說「類後現代敘事」既應有獨特的藝術表徵，又應有獨特的藝術觀念。海外著名學者趙毅衡在《後現代派小說的判別標准》中闡述「元小說」，「迷宮小說」以及「散亂狀態，並不納入一個整體畫面」的「拼貼」等作為判定後現代派小說的幾個重要藝術標准。由於趙毅衡先生久居海外，能較為全面地接觸到西方經典後現代文本，所以他談的判別標准無疑是值得信任的。[2]但也應看到，中國後現代小說畢竟與西方的同類創作有一定程度上的差異，盡管我們的先鋒作家是以借鑒移植的方式使後現代來到20世紀末中國的小說領域，但後現代像歷史上任何一種「舶來品」一樣，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中國傳統文學的兼容，這往往又造成在判別中國後現代小說時有一定程度上的模糊不清，因而，我們在肯定趙毅衡文章所指出的藝術標準的同時，又不得不考慮後現代來到中國後給中國小說傳統敘事觀念帶來的沖擊，而這一沖擊是通過比較得來的：如果說中國傳統小說是注重懲惡揚善的理想與英雄內容的敘事模式，中國現代小說注重的是強調深度的代自我立言的反英雄敘事模式的話，那麼，「類後現代敘事」則更多是注重平面化，淺表化的代「本我」立言的凡夫俗子之敘事模式。因而，類似「反權威中心」「反啟蒙主義」，「反主體性」，「反崇高」等也就成了「類後現代敘事」的敘事觀念。
其次，從演進過程的角度上說，中國「類後現代敘事」在歷經以劉索拉、徐星為代表的現代派創作和以莫言、殘雪為代表的強調「感覺世界」的創作鋪墊後，大致是以如下的方式展開自己的歷史進程：
先鋒文學是在80年代中期涌現出來的一個小說派別，以馬原的《虛構》、《岡底斯的誘惑》、《拉薩河女神》等小說以及洪峰的《奔喪》、《瀚海》、《極地之側》等代表「語言敘事轉向」的作品為標志，而後則是一批來自南方的青年作家，如余華、格非、孫甘露、蘇童、潘軍、北村、葉兆言等在創作上的極力推進。自馬原開始的先鋒文學最顯著的地方就是以元小說、仿擬、語言迷宮等為其敘事特徵，因而這一派小說也常常被後來的批評家視為中國後現代小說的真正代表。
新歷史小說很大程度上是先鋒小說家將創作目光轉回歷史後產生的一種結果，它的最早源頭可追溯到莫言的《紅高粱》，但最能顯示其創作實績的則是蘇童的《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和他的「楓楊樹」系列以及葉兆言的「秦淮系列」、劉震雲的「故鄉系列」，其影響一直波及到90年代晚生代作家的小說創作。新歷史小說最顯著的特徵就是以後現代的敘事策略去重新解構和描述歷史，如從主題上強調正史到野史、以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終結了超個人的政治視角對歷史理解的壟斷；從敘事角度上單線歷史的復線化、大寫歷史的小寫化；強調歷史的虛構敘事，讓自我能從容的穿梭於歷史與現實，使客觀的歷史主觀化，必然的歷史變成隨意的偶然，而這些方法的結果就是使歷史時空結構被隨意打破，文學與歷史的鴻溝被削平了，歷史也許只是一場惡作劇。於是，當新歷史小說是從先鋒作家將目光轉向歷史的那一刻起，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相當程度後現代文化品格了。
女性寫作在中國歷來是波瀾不興，不過，它在90年代卻得到了顯著的發展。當然，這里論及的女性寫作絕非一般意義上的女性寫作，它是指以西方女性主義原則立場進行創作的「私化寫作」或曰「軀體寫作」，而這種明顯帶有自傳色彩的寫作的目的就在於通過「女作家寫作個人生活，披露個人隱私，以構成對男性社會，道德話語的攻擊，取得驚世駭俗的效果。」[3]在90年代，私化寫作的代表作家是陳染、林白。其中，陳染的《私人生活》、林白《一個人的戰爭》等作品總體上就是按照法國著名女性主義批評家埃萊那•西蘇的「軀體寫作」原則進行創作的，在這些作品中，陳染、林白以近乎非理性的話語，破碎的結構，膨脹的語言在描繪女性慾望的同時極力解構、顛覆著男權中心主義，從而在文本上顯示出一種後現代性。
晚生代小說由於其作者眾多，身份各異，所以對於他們的寫作傾向很難整體概述，但有趣的是，越是被認為是晚生代代表的作家作品，就越具有後現代傾向。像朱文的《我愛美元》、《彎腰吃草》；李馮的《多米諾女孩》、《最後的愛》；邱華棟的《沙盤城市》、《手上的星光》等作品確實有類似後現代的創作傾向。而且，這些晚生代小說家還通過言論表達了自己對後現代的獨特理解，如邱華棟曾言：「我認為中國已經有了後現代小說，李馮就是最典型的後現代作家。」「在表面上，我的作品的後現代味道不是特別濃的，在結構語言上，我沒有做比較深入的探索；但我將當下的各種信息大批量地充塞進小說里，這一做法，我覺得的這就是我的後現代特徵。」[4]
至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類後現代敘事」在世紀末中國文壇的流變過程：即包括先鋒小說，新歷史小說，女性私化寫作以及晚生代小說是屬於「類後現代敘事」的范疇之內的。但需要說明的是，中國「類後現代敘事」在總體流變上前後是具有明顯延續性與差異性的：一方面，某種後現代興起之後很快為新的後現代敘事所取代，但它們之間在內部又有一定的聯系；另一方面，它們之間的差異性也是十分明顯的，在80年代，以先鋒文學為代表的後現代小說更多情況下是在不知其名的前提下通過對西方後現代小說特別是對其敘事手法進行模仿中完成的，而當時批評界對此缺乏明確的解讀又使其成為隱性的後現代文本；進入90年代以後，特別是後現代文化語境真正來臨之後，中國的「類後現代敘事」不僅在形式上，而且還在思想上成為一種顯學，而這一點，則正是後現代在中國文學創作中逐步中國化的一種必然趨勢。
二、「類後現代敘事」的藝術運籌
第一，是自由視角的元小說。元小說又稱後設小說或自我意識小說，是後現代小說的主流敘事類型。盡管許多研究者在闡釋元小說時有不同的主張，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小說是在接受當代哲學、語音學及文學理論的影響下產生的。它雖然不是後現代小說的唯一敘事形式，但卻是後現代小說的主流敘事類型。它的最大特點就是變傳統小說的隱藏敘事行為為暴露敘事行為。在元小說創作中，小說家仍在講故事，但他們在講故事的同時又故意揭穿其虛構性的本質，即通過自我暴露，自我評述的方式來揭示其創作過程，從而使自己的小說變成了「關於小說的小說。」[5]
在中國當代小說創作中，馬原是較早嘗試元小說寫作的作家。他的許多小說如《上下都很平坦》、《岡底斯的誘惑》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運用了元小說的寫作手法。當然，最能集中體現元小說敘事手法的則是他的中篇《虛構》。在《虛構》中，馬原給讀者的第一段敘述就是：「我就是那個叫馬原的漢人，我寫小說。我喜歡天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麼一點聳人聽聞。我用漢語講故事；漢字據說是所有語言中最難接近語言本身的文字，我為我用漢字寫作而得意。全世界的作家都做不到這一點，只有我是個例外。」在這里，馬原首先明確地將敘述人「我」即文中的「馬原」與作者馬原劃上了等號，而這一舉措無疑使小說的似真性失去了基礎，並進而走向土崩瓦解。而後，身兼作家，敘事者，主人公於一身的「馬原」就開始了他時而煞有介事，時而天馬行空的描述。在此過程中，馬原總是不忘記時不時地出來強調自己作為作家的身份，「比如這一次為了杜撰這個故事，把腦袋掖在腰裡鑽了七天瑪曲村……」、「我就叫馬原，真名。我用過筆名，這篇東西不用……」而在這篇小說第十九部分，即小說臨近結尾的部分，馬原甚至直接跳出來與讀者對話：「讀者朋友，在講完這個悲慘故事之前，我得說下面的結尾是杜撰的。」作者在這里乾脆把自己為什麼要這么寫的「苦衷」暴露給讀者，從而使以上話語及主人公敘事成為虛構的「虛構」。自然地，這種「虛構」的本身也就成了典型的元小說。
使用元小說手法進行創作是馬原為先鋒文學乃至整個中國類後現代小說帶來的啟示，在所謂的「馬原敘述圈套」的影響下，一大批新潮小說家如洪峰、余華、格非、葉兆言等許多先鋒小說家都在自己篇章中多次嘗試過元小說的寫作手法；而像以林白、陳染為代表的女性「私人化」寫作進入元小說的創作層面，不但為元小說的創作增添了嶄新的「層面」，同時，也使得這種女性寫作能夠名副其實地進入到類後現代的視野。使用元小說的手法進行創作是文學中自我意識從萌芽發展到極致過程的結果。自然地，將它不斷地應用於創作中所產生的突出特徵就是自我意識的濃厚化以及由此產生的敘述視角的變更。可以說，在「類後現代敘事」中，元小說敘事文本中頻繁使用第一人稱敘事就是其外部表徵。以上所列舉的例子基本都是使用第一人稱敘事的。但這種第一人稱的使用是與傳統小說敘事中有著顯著的不同，元小說的第一人稱是一位典型的「不速之客」，「他」往往就是真正的作者，但他不再講述故事，而只評述故事，他是真正超然於傳統敘事者之上的一種敘事者，而這種敘事的本身就是要說明「我」講的故事是虛構的。
第二，是破碎的結構。對結構的關注是中國新時期小說運用後現代策略的一個突出的表徵。小說結構作為後現代敘事中最重要的形式話語，它對文本的表現形式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敘事結構的苦心經營，一方面使中國類後現代小說具有了與西方後現代小說相似的文本結構，另一方面也著實為一些崇尚文本游戲的新時期小說家獲得了充分展示自己才華的機會。
「類後現代敘事」在結構上最突出的特徵就是經常使用一種近乎破碎的結構，使小說結構在總體上變得不完整。而這種破碎的結構具體說來是通過空缺結構的大量使用、多重的復指文本、自由與循環的時間三個主要方面來予以完成的。
空缺結構是指在「類後現代敘事」文本中事件的發展史往往由於人為作用造成某個鏈條的缺失，從而使整個事件的統一性被瓦解，歷史就這樣變得不可靠起來。格非的許多作品都為我們展示了這樣一種特殊的空缺結構。以《迷舟》為例，在這部精心打造的短篇里，格非是以戰爭與愛情的雙線來營造其小說結構的，但無論我們從哪能一個角度去看，這個故事的結構總是不完整的。而究其原因就在於小說總是在最關鍵的地方給讀者留下了空缺。「蕭旅長去榆關」無論從戰爭線索還是愛情線索上都對整個故事的展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它被省略了。蕭去榆關是去看望「杏」還是去傳遞情報，警衛員並沒有考慮是哪種可能就武斷地以六發子彈打死了蕭作為對空缺的填充，正是他的這種行為使這個空缺永遠被懸置起來而無法彌合。在這里，對空缺的填充與解釋是無效的，無論是蕭的愛情填充方式，還是警衛員六發子彈的槍殺填充方式，都造成了整個故事的不完整。然而，結構上的空缺對讀者的誘惑又是巨大的，我們完全在閱讀時對此空缺進行再度隨意的填充。
多重的復指文本指小說具有多重結構，或是在文中以一種文本指涉另一種文本，從而造成兩個文本互相兼容破壞，使文章整個結構發生混亂。在「類後現代敘事」的發展過程中，馬原的《虛構》、《岡底斯的誘惑》是多重復指文本的始作俑者。而後，洪峰、孫甘露、葉兆言、余華、格非、魯羊等作家都在探索此類結構時成績顯著。孫甘露在《請女人猜謎》中曾寫到他在寫這部小說的同時又在寫另一部名叫《眺望時間消逝》的作品，這兩部小說既平行又互相雜糅，在這里，我們可以說寫《請女人猜謎》就是寫《眺望時間消逝》，兩者其實就是一個文本，但它們又都確實有各自獨立的角色和故事。而這樣的結果就使得《請女人猜謎》的寫作過程變成了對《眺望時間流逝》的敘述，《眺望時間流逝》一文成了《請女人猜謎》的謎底。這是一種類似元小說與巴赫金復調小說的結合體，它斷裂過、中止過、缺失過，也許它在各自文本內是完整的，但兩個文本主題的互相指涉卻造成了整個文本結構的碎裂。
自由與循環的時間也是造成中國「類後現代敘事」在結構上處於破碎狀態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時，這也表現了先鋒作家在文本敘事上時間意識的深層覺醒。自由式的敘事時間是指時間或歷史在後現代文本中像一個固定的書架一樣，敘述者可以從古至今亦可從現在到過去乃至將來任意穿行，而無論多麼久遠的時間在敘述者的手中不過是書架上的一本書，可以被隨意打開翻閱。以洪峰的《和平年代》、蘇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余華的《四月三日事件》為例，這三部小說都是以時間為題目乃至主題的。本來，題目的時間固定下來後，這個時間就被肯定了，被絕對化了。但作家們在將故事固定在時間上之後，觀看歷史的視點卻沒有被停止。相反，由於敘事者「我」的自由穿梭於歷史與現在，故事內的具體時間都自行消失了，所有的事件都在一個固定的時間符碼中自由漂流，直至發生空間上的轉折。
循環的敘事時間是自由式敘事時間的特例，但卻是最具革新實驗的敘事時間策略。所謂循環時間實際上是指一種無變化、無發展的循環重復的時間手法，它是文學進入後現代後常用的一種敘事時間手法，這種策略在新時期是以借用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中的開頭語的面貌出現的，而獨特判斷語式「許多年以前，許多年以後」正是這種時間策略被使用時涌現出來的兩大母題。在新時期中國類後現代小說的發展過程中，這兩大判斷語式是經常被援引的，無論是先鋒文學，還是女性「私人化寫作」，一直到一些「晚生代」的創作中都明顯有這樣的例子，而這種敘事語式的頻繁使用就「確定了敘述時間與故事時間與故事時間的循環回返的圓圈軌跡。敘述的時間從久遠的過去跨進現在，又從現在回到過去。」[6]
第三，是仿擬與反諷。對歷史上許多經典文本或故事進行仿擬是中國「類後現代敘事」的一種較為獨特的敘事策略。這種敘事傾向出現的原因除了是要對以往小說的宏大歷史敘事進行無情的解構，從而探索敘事的多種可能以外，更為重要的是它還得益於外來的後現代寫作方式與本土固有的文化資源。
仿擬是後現代小說採用的一種互文方式的敘事方法，其寫作目的則是為了能從更深層次上體現出一種自省與語言游戲策略。在中國類後現代小說創作中，新歷史小說對仿擬手法的關注是最為強烈的，而以「故鄉系列」聞名於文壇的劉震雲恰恰為解讀這種後現代敘事手法提供了範本。《故鄉相處流傳》是劉震雲整個故鄉系列中最能體現仿擬手法的一個長篇。該書由四部分組成，其中第一部分「在曹丞相身旁」，顯然是對三國故事進行了仿擬。曹操與袁紹一同攻打劉表，但兩個人卻為爭奪一個沈姓小寡婦大打出手，延津縣的人民如孬舅、豬蛋等在曹操得勢時歸順曹操，聲討袁紹；在袁紹得勢時，聲討曹操。《三國演義》中那種「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被無情地仿擬成是由一個女人引起的利益之爭。在此書第二、三、四部分中，曹操、袁紹以及他們當年的追隨者也依次轉生，盡管歷史已過去許久了，但一切還是那樣，當年的一切仍在這些人身上發生……總之，在《故鄉相處流傳》中，劉震雲以總體仿擬《三國演義》的形式如章回體、人物等解構了進化的歷史觀：即「後一代人總是歷史前一代人的再生，後來的歷史總是前段歷史的翻版。」進而使小說進入一種歷史無意識的領域。

⑦ 有關 「現代通俗小說的界定」有沒有人有比較專業的意見呢

【通俗小說】是小說的一大題材類型，它是滿足社會上最廣泛的讀者群需要，適應大眾的興趣愛好、閱讀能力和接受心理而創作的一類小說。通俗小說以娛樂價值和消遣性為創作目的，重視情節編排的曲折離奇和引人入勝，人物形象的傳奇性和超凡脫俗，而較少著力於深層社會思想意義和審美價值的挖掘。如，美國小說家米切爾的《飄》就最為典型。 主要分為言情、武俠和歷史通俗小說

⑧ 有關中國近現代通俗小說的論文

論張恨水對現代通俗小說藝術理論的貢獻
【內容提要】
張恨水的現代通俗小說理論大體上是屬於實踐型也即經驗型的，即在通俗小說創作的基礎上，以經驗的總結、提升而形成某些理論觀點，而這些理論觀點又能進一步深化他的小說創作。他對現代通俗小說理論的貢獻主要是：在對「五四」新文學的反思中，建立現代通俗小說的文體觀；在創作實踐的演進中，建立現代通俗小說的藝術觀；在追求時代精神中，發展現代通俗小說的功能觀。他在「趣味性」與「時代性」的雙重變奏中，實現了理論的發展和創作的突進，完成了由俗入雅地向新文學主流意識形態的靠近及轉向。
作為現代通俗小說藝術大師的張恨水，不僅為中國文壇留下了120多部中長篇小說，而且還留下了相當數量的小說理論著述。人們評價張恨水，大都關注他的文學創作，而對他的文學思想尤其是小說理論則很少涉足。其實，張恨水不僅是現代通俗小說家，而且還是現代通俗小說理論家。張恨水說他曾打算寫一部《中國小說史大綱》，後來欲改為《中國小說新考》，這部系統的小說理論著作雖未面世，但在他為自己的作品所寫的序、《寫作生涯回憶》、《談長篇小說》、《長篇與短篇》、《短篇之起法》、《我的小說過程》、《我寫小說的道路》以及《總答謝》等理論文章中，已能夠顯示其通俗小說理論的系統性、深入性。他的現代通俗小說理論大體上是屬於實踐型也即經驗型的，即在通俗小說創作的基礎上，以經驗的總結、提升而形成某些理論觀點，而這些理論觀點又能進一步深化他的小說創作，這就形成了張恨水小說創作與理論的互動共振關系，這種「關系」既發展了張恨水又影響了一代通俗小說理論及其創作。本文擬從通俗小說的文體觀、藝術觀、功能觀三個方面，探討張恨水對現代通俗小說理論的貢獻。
一
張恨水走通俗小說創作道路，大都採用章回體，他對章回體小說情有獨鍾，因而在理論上對章回體的性質以及如何改造舊章回體，作了較深入探討。聯系現代文學發展史可以看到，張恨水是在反思「五四」新文學，雅俗、新舊對峙沖撞中堅持章回體小說創作，建立通俗小說文體觀的。當「五四」新文學運動掀起巨大浪潮，以「反傳統」面目沖擊著舊文學時，張恨水卻在舊文學圈子裡打轉轉，固守傳統的章回體，發表小說《真假寶玉》、《小說迷魂游地府記》，這便引起人們的不滿，如他自己所說：「在『五四』的時候，幾個知己的朋友，曾以我寫章回小說感到不快，勸我改寫新體」①。但張恨水並沒有「改寫新體」，這就使他成了「異類」。因為「五四」文學革命明確提出「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文學革命倡導者和新文學作家僅從1919-1921年間就發動過二次對舊派文學的批判，那時批判舊文學是為確立新文學的獨尊地位。但在「反對舊文學」的「反對」、「批判」中，卻形成了人們一種新舊對立的二元思維定式，非新即舊，一切以西方文化為參照系的創作、理念均是「新」的，革命的，而與之不同調的，靠近「傳統」的，即都是「舊」的，作為舊形式的章回體，當然應該排除。其實，他們並沒有認識到，舊瓶也能裝新酒，舊形式加以改造完全可以為新時代所利用。張恨水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是肯定、贊同的，但是對「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反傳統」，尤其對舊文學批判批過了頭，連章回體都加以掃盪，他是不滿的。張恨水堅持用章回體寫小說，而且在《春明外史》問世後，「略引起新興文藝家的注意。《啼笑因緣》出，簡直認為是個奇跡。大家有這樣一個感想，丟進了茅廁的章回小說，還有這樣問世的可能嗎?這時，有些前輩，頗認為我對文化運動起反動作用。而前進的青年，簡直要掃除這棵花圃中的臭草，但是，我依然未加深辯」②。30年代，張恨水的章回小說已達到了藝術的高峰，而新文學家們仍然堅持以「新」「舊」、「先進」「落後」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認定張恨水的小說創作是「舊派小說」，是文學花圃中的「臭草」，從而對他進行「圍剿」，張恨水自己對於這一點也有清醒的認識，「除了『禮拜六派』的遺留，文壇對我是圍剿的」③。盡管張恨水遭到新文學派的「圍剿」，但他並沒有在自己堅守的通俗小說陣地上退役，他採取「未加深辯」的策略，堅持自己的創作個性，繼續創作章回體通俗小說。同時，他還在理論上強調了章回體的藝術價值，在《總答謝》中，他說：「我覺得章回小說，不盡是可遺棄的東西，不然，紅樓水滸，何以成為世界名著呢?自然，章回小說，有其缺點存在，但這個缺點，不是無可挽救的（挽救的當然不是我）；而新派小說，雖一切前進，而文法上的組織，非習慣讀中國書，說中國話的普通民眾所能接受。正如雅頌之詩，高則高矣，美則美矣，而匹夫匹婦對之莫明其妙。我們沒有理由遺棄這一班人，也無法把西洋文法組織的文字，硬灌入這一班人的腦袋，竊不自量，我願為這班人工作。」他看到了章回小說的優長，同時也看到了新小說取法西洋而帶來的「歐化」毛病，這種「歐化」傾向使得
一般的普通民眾無法接受，所以他要縮短新文學與普通民眾間的距離，願為普通民眾服務。這是他的通俗小說觀所強調的「服務對象」問題。如何為普通民眾服務，張恨水認為必須要改造章回體，而他的創作實踐已經作了一系列的改造章回體的工作。他說：「有人說，中國舊章回小說，浩如煙海，盡夠這班人享受的了。何勞你再去多事?但這有兩個問題：那浩如煙海的東西，他不是現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點寫現代事物的小說，他們從何覓取呢?大家若都鄙棄章回小說而不為，讓這班人永遠去看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狀元，佳人後花園私訂終身的故事，拿筆桿的人，似乎要負一點責任。我非大言不慚，能負這個責任……而舊章回小說，可以改良的辦法，也不妨試一試。」這里就提出了用現代意識去改造舊章回體，要為他的服務對象提供「現代事物」，從而在「新派小說」和「舊章回小說」之間踏出一條改良的新路。如何改良舊章回小說，張恨水提出要採取漸進之法，「所有章回小說的老套，我是一向取逐漸淘汰手法」。在具體的改良手法上，他是「以社會為經，言情為緯者多。那是由於故事的構造，和文字組織便利的緣故」。這有其「戀舊」的一面。但他又認為：「關於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風景的描寫與心理的描寫。有時，也特地寫些小動作。實不相瞞，這是得自西洋小說」④。這「求新」的一面，正是他「改良」之所在。這些都在《啼笑因緣》等作品中運用過了。
張恨水不僅從為「匹夫匹婦」服務的受眾對象上肯定了章回小說的藝術價值，而且還從為「匹夫匹婦」服務的受眾對象上去認識武俠小說、言情小說、歷史小說的價值的。從他的《我寫小說的道路》一文中可以看出，他是由武俠到言情發展到社會加言情再發展到歷史與抗戰小說，順著這樣一個發展的路子，我們首先探討張恨水對武俠小說理論的認識。張恨水說他十三四歲時，就喜歡看武俠小說《七俠五義》、《七劍十三俠》等，還編了一段武俠故事，講給他的弟妹們聽，並拿出自己仿照《七俠五義》的套子繪成的「俠客圖」給他們觀賞，引起他們「哈哈大笑」⑤。由對武俠小說的偏愛作為深深的文化積淀，使他在創作章回小說時，總會在言情中加一點「武俠」的影像，或在社會加言情中滲進一些「武俠」的因子。之所以如此，這是因為他深深地認識到在中國下層社會，最感興趣的「第一是武俠小說」。因此，他在40年代還寫了一篇《武俠小說在下層社會》的論文，形成了他的武俠小說理論與創作連帶關系。在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武俠小說的利弊和下層社會之所以對其感興趣的原因，並提出了改造武俠小說的問題。張恨水認為：中國下層社會人物都有著崇尚「英雄主義」的色彩，「那完全是武俠故事所教訓」的結果，武俠小說教會讀者「反抗暴力，反抗貪污，並且告訴被壓迫者聯合一致，犧牲小我」，但是，它們教訓有極大的缺憾：一是「封建思想太濃，往往讓英雄變成奴才式的」，像黃天霸、白玉堂之流，「就變成了一條馴服的走狗」；二是「完全幻想，不切實際」；三是斗爭方法也「有許多錯誤」。下層階級喜愛武俠小說，是因為他們社會地位低下，受苦太深，「無冤可伸，無憤可平」，故將自己心中的憤懣，「托諸這幻想的武俠小說，來解除腦中的苦悶」⑥。張恨水這一理論的認識與他的小說創作是契合的。他在創作中，就是從適應市民社會需要的除惡懲暴的理想出發，去塑造充滿「俠氣」的人物形象的。他小說中的「俠」，多是貧民出身，多與邪惡勢力對立，沒有一個變成官府的「馴服的走狗」的。在他創作的武俠小說如《劍膽琴心》、《中原豪俠傳》中，人物的武功，大都是現實生活中可能發生的事情，能夠起到教育民眾的作用。從張恨水塑造的「俠義」人物形象身上，我們仍然能夠看到他受「傳統」影響而又突破「傳統」的特點。
其次，我們考察張恨水言情小說的理論觀。張恨水創作的言情小說較多，他在理論上同樣提出了改造言情小說的問題。在《〈美人恩〉自序》中，他認為歷來的言情小說內容不外乎三角與多角戀愛，而結局「非結婚，即生離死別而已」。但是要言情，並要完全擺脫三角與多角戀愛而又不脫離現代社會，這就比較難作了。小說的結構必須有一交錯點，「言情而非多角」，又到哪裡去找「交錯點」呢。所以他思考、探索的結果，還是不能完全擺脫以往的「公例」，只有「於此公例中，於可閃避處力閃避之，或稍稍一新閱者耳目」⑦。這樣才使《美人恩》中言情，「初不寫情敵角斗之事，而其結局，一方似結婚而非結婚，一方亦似離別而非離別」。與傳統的言情小說結局「非結婚，即生離死別」則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從創作與理論的結合
上，我們可以看到他改造言情小說，是在內容上將言情加武俠（如《啼笑因緣》），或言情與「社會」結合（如《春明外史》、《斯人記》等）。而在敘事形態上多是「一男數女」或「一女數男」的多角戀情，而且愛情的結局大都是悲情。僅以一篇《〈啼笑因緣〉自序》即可看出他寫悲情，在悲劇藝術及悲劇的結局方面，既繼承了傳統又突破傳統。傳統文學寫男女戀情，多以大團圓結局。「五四」新文學打破了「大團圓」的模式，以「不團圓」形態出現，使悲劇藝術得到長足發展。但時日一長，逐漸形成了「不團圓主義」，這對悲劇發展又造成了不利。張恨水既認識到「大團圓」的通病，又不滿於「五四」以後的「不團圓主義」的盛行。因此，他在反思傳統與觀照現實的雙項思維活動中，去建構自己的悲劇藝術世界。張恨水說：「長篇小說之團圓結局，此為中國人通病。紅樓夢一出打破此例，彌覺雋永，於是近來作長篇者，又多趨於不團圓主義，其實團圓如不落窠臼，又耐人尋味，則團圓固亦無礙也。」⑧《啼笑因緣》既不是「團圓主義」，也不是「不團圓主義」，以留有「余想」的方式，顯現出「一新閱者耳目」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