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現代革命歷史的小說

① 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現實主義、現代主義代表作

你的問題太多了,我得打上半天呢,所以回答一個好了,希望對你有幫助.
汪曾祺《受戒》，阿城的《棋王》，韓少功《爸爸爸》，莫言的《紅高粱》，余華的《活著》

② 20世紀五六十年代，「革命歷史」題材的長篇小說代表作有哪些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涌現了許多優秀的「革命歷史小說」，長篇有《銅牆鐵壁》（柳青，1951）、《風雲初記》（孫犁，1951~1963）、《保衛延安》（杜鵬程，1954）、《鐵道游擊隊》（知俠，1954）、《小城春秋》（高雲覽，1956）、《紅日》（吳強，1957）、《林海雪原》（曲波，1957）、《紅旗譜》（梁斌，1957）、《青春之歌》（楊沫，1958）、《戰斗的青春》（雪克，1958）、《野火春風斗古城》（李英儒，1958）、《烈火金鋼》（劉流，1958）、《敵後武工隊》（馮志，1958）、《苦菜花》（馮德英，1958）、《三家巷》（歐陽山，1959）、《紅岩》（羅廣斌、楊益言，1961）等。

③ 現代革命歷史書籍！

《紅岩》
《紅旗渠》

④ 革命歷史小說的類型

革命歷史小說」的寫作高潮出現於20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之交。對於「革命歷史小說」，洪子誠曾作出過這樣的界定：「在50至70年代，說到現代中國的『歷史』，指的大致是『革命歷史』；而『革命』，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指中共領導的革命斗爭。鑒於這種情形，80年代有的研究者提出了『革命歷史小說』的概念，指出這一『文學史』命名所指稱的作品，是『在既定的意識形態的規限內，講述既定的歷史題材，以達成既定的意識形態目的』。它主要講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講述革命在經歷了曲折的過程之後，如何最終走向勝利。」說到底，「革命歷史小說」的一大特點就是，在呈示表現革命歷史的時候凸顯出了一種相當突出的意識形態色彩。這樣，一個必然會出現的問題便是歷史事實與意識形態的沖突問題。在那樣一種特定的社會歷史語境中，二者沖突的結果卻又必然是以對歷史事實的更改或重寫而遷就適應意識形態的要求。
革命歷史小說作家們，通過再現歷史場景，即類似於對革命歷史過程的紀實性記錄，以肯定革命的正確性。這種小說大多是二元對立模式。其歷史觀就是把社會歷史演進看做是好與壞、善與惡、光明與黑暗、革命與反動等這一系列截然對立的力量之間的較量。大寫革命者、斗爭者的英雄主義、道德情感等以推崇傳統道德，使之具有震撼人心催人奮進的精神力量，同時也有較大篇幅書寫反面人物的侵略行為和野蠻表現，以肯定革命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革命歷史小說注重文學的工具性，服務性，強制其承擔起「文學藝術為政治服務」的重任。
革命歷史小說中著重刻畫反面人物的各種惡行，或將其作為一個抽象的符號，缺乏人性感性的動物的創作模式.

⑤ .「革命歷史題材」小說是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文學上的重要組成部分，試對其中發展脈絡、表意特徵、敘事方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歷史，在「革命歷史小說」的創作中佔有重要的位置。「革命歷史小說」主要講述「革命」的起源，以及革命在經歷了曲折的過程之後如何走向勝利。這類小說，以對歷史「本質」的規范性敘述，為新建立的社會制度的合法性和真理性作出證明，也為處於社會轉折時期的民眾，提供思想和生活准則。由於作家生活經驗、藝術想像以及所採用的敘述方式的差別，革命歷史小說會有多種形態：一部分長篇追述對歷史「本質」的「史詩性」把握，另一些則加入「傳奇」因素，而接近現代「通俗小說」樣式。個別作品融入更多個人的體驗，「革命歷史」因而更多地作為對往事回憶的觸發點。
請採納

⑥ 有什麼反映中國近現代史的小說

建議你去看看茅盾的小說.長篇小說】: 《子夜》、《蝕》三部曲 、《腐蝕》、《虹》 、《鍛煉》 、《霜葉紅似二月花》 、《霜葉紅似二月花》續稿 、《多角關系》 【短篇小說】: 《報施》、《創造》、《春蠶》、 《大鼻子的故事》 、《林家鋪子》、《色盲》、《詩與散文》 、《石碣》 、《手的故事》 、《水藻行》 、《小巫》、《煙雲》 、《有志者》 、《自殺》 【散文】: 《白楊禮贊》、《賣豆腐的哨子》、《人造絲》、《全運會印象》、《車中一瞥》、《鞭炮聲中》 、《談月亮》 、《霧中偶記》、《大地山河》 《子夜》出版於1933年，震動了中國文壇，瞿秋白把這一年稱為「子夜年」，可見它的影響之大。這部長篇圍繞著民族資本家吳蓀甫與買辦趙伯韜之間的尖銳矛盾，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繪了30年代初中國社會的廣闊畫面：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反動當局鎮壓和破壞人民的革命運動，帝國主義掮客的活動，中小民族工業被吞並，公債場上驚心動魄的鬥法，各色地主的行徑，資本家家庭內部的各種矛盾……通過這些多姿多彩的生活畫面，藝術地再現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風雲，反映了革命深入發展，星火燎原的中國社會風貌。茅盾以《子夜》這部長篇傑作的創作，為中國革命事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子夜》是中國現代著名作家茅盾１８９６一１９８１創作的長篇小說，初版印行之時１９３３年即引起強烈反響。瞿秋白曾撰文評論說：「這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一九三三年在將來的文學史上，沒有疑問的要記錄《子夜》的出版。」《〈子夜〉和國貨年》歷史的發展證實了瞿秋白的預言。半個多世紀以來，《子夜》不僅在中國擁有廣泛的讀者，且被譯成英、德、俄、日等十幾種文字，產生了廣泛的國際影響。日本著名文學研究家筱田一士在推薦十部二十世紀世界文學巨著時，便選擇了《子夜》，認為這是一部可以與《追憶逝水年華》普魯斯特、《百年孤獨》加西亞·馬爾克斯媲美的傑作。 茅盾的小說，素以全景式地展現宏闊的社會生活畫面見長。《子夜》的舞台設置於三十年代初期上海。作家並沒有截取某條小巷或某個街角，而是從居高俯視的視角，整體展示這座現代都市的方方面面：資本家的豪奢客廳、夜總會的光怪陸離、工廠里錯綜復雜的斗爭、證券市場上聲嘶力竭的火並，以及詩人、教授們的高談闊論、太太小姐們的傷心愛情，都被組合到《子夜》的情節里。同時，作家又通過一些細節，側面點染了農村的情景和正發生的中原的戰爭，更加擴大了作品的生活容量，從而實現了他所設定的意圖：「大規模地描寫中國社會現象」，「使一九三零年動盪的中國得一全面的表現。」當然，茅盾的「大規模」「全面」描寫，並不是把各個生活斷片隨意拼帖在一起。他精心結構，細密布局，通過主人公吳蓀甫的事業興衰史與性格發展史，牽動其它多重線索，從而使全篇既展示了豐富多彩的場景，又沿著一個意義指向縱深推進，最終以吳蓀甫的悲劇，象徵性地暗示了作家對中國社會性質的理性認識：「中國沒有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中國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 茅盾近乎以寫史的態度創作小說。《子夜》的情節，是被鑲嵌在一九三零年五月到七月這一真實的歷史時空里的。小說中描寫的一些情景，如公債交易、蔣馮閻大戰等，都是有據可查的真實的史實。《子夜》把這類非虛構性的話語引進小說，與虛構性話語融匯、輝映，應該說是相當大膽而富有創造性的文體試驗。《子夜》的史詩品格，無疑得益於「詩」與「史」兩種語言巧妙調適與組合。 《子夜》在整體布局上具史詩般宏闊，但細節描寫的筆觸又極為委婉細致，剖析人物心理，直至其微妙顫動的波紋。這一特點，早在三十年代，吳宓先生就曾指出過並大加贊賞，稱《子夜》「筆勢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噴薄，不可控搏。而其細微處復能婉委多姿，殊為難能可貴。」茅盾認為吳宓的評論真正體會到了「作者的匠心」。 《蝕》描繪了大革命前後某些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的生活經歷和思想動態。《林家鋪子》以林老闆經營的小店鋪的興衰沉浮為中心，多方面地描寫了林老闆與整個社會的聯系，闡釋了林家小店鋪的破產是整個工商業共同的前途的重要思想。《春蠶》通過農民老通寶一家人蠶花豐收，而生活卻更加困苦的事實，明明白白地告訴人們：農民真正的出路，需在豐收之外去尋找。如同《子夜》一樣、《林家鋪子》和《春蠶》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社會剖析小說。它們長期地被選入中學語文教材，是供青少年學習的範文。《林家鋪子》和《子夜》還被拍成電影，在中國廣大城鄉引起強烈反響 。

⑦ 革命歷史小說的風格特點

「革命歷史小說」的寫作高潮出現於20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之交。對於「革命歷史小說」，洪子誠曾作出過這樣的界定：「在50至70年代，說到現代中國的『歷史』，指的大致是『革命歷史』；而『革命』，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指中共領導的革命斗爭。鑒於這種情形，80年代有的研究者提出了『革命歷史小說』的概念，指出這一『文學史』命名所指稱的作品，是『在既定的意識形態的規限內，講述既定的歷史題材，以達成既定的意識形態目的』。它主要講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講述革命在經歷了曲折的過程之後，如何最終走向勝利。」說到底，「革命歷史小說」的一大特點就是，在呈示表現革命歷史的時候凸顯出了一種相當突出的意識形態色彩。這樣，一個必然會出現的問題便是歷史事實與意識形態的沖突問題。在那樣一種特定的社會歷史語境中，二者沖突的結果卻又必然是以對歷史事實的更改或重寫而遷就適應意識形態的要求。
革命歷史小說作家們，通過再現歷史場景，即類似於對革命歷史過程的紀實性記錄，以肯定革命的正確性。這種小說大多是二元對立模式。其歷史觀就是把社會歷史演進看做是好與壞、善與惡、光明與黑暗、革命與反動等這一系列截然對立的力量之間的較量。大寫革命者、斗爭者的英雄主義、道德情感等以推崇傳統道德，使之具有震撼人心催人奮進的精神力量，同時也有較大篇幅書寫反面人物的侵略行為和野蠻表現，以肯定革命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革命歷史小說注重文學的工具性，服務性，強制其承擔起「文學藝術為政治服務」的重任。
革命歷史小說中著重刻畫反面人物的各種惡行，或將其作為一個抽象的符號，缺乏人性感性的動物的創作模式.

⑧ 紅色經典小說的社會意義！！！！～急救！！！！！！！！！！！！！！！

摘的論文呵呵，要什麼自己找吧

紅色經典小說的接受現狀及意義
04級漢語言文學 李思

紅色經典小說（以下稱紅色經典）特指新中國成立以來十七年的文學，它是中國現代農民革命史詩的激情寫作，又稱為革命敘事，是文學「一體化」目標的實現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產物。在黃修己《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他稱這段時期為理想主義文學時期。基本特點是現實性，能反映整個時代風貌，氣勢雄渾。不僅情節有趣、充滿英雄傳奇色彩，思想也積極樂觀，並反映當時的政治意識形態。它「是以理想主義的藝術思維和浪漫主義的表現方式，全面去梳理和營造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光榮傳統，並以史詩性的龐大氣魄感染和凝聚新一代中國人對於現代政治革命理念的價值認同。」[1]不管後代對紅色經典的批判如何強烈，不管它的文學藝術性如何缺乏，它的存在對我們整個中國歷史發展過程、整個文學史及喚起民族記憶都有一定的意義。
一 當下環境中的紅色經典
當下環境紅色經典思想教育在學校漸趨空白，學生學習革命烈士愛國精神和了解共和國成立史已經不如以前濃烈。同時社會影視改編中出現一股改編紅色經典的熱潮和風氣，《林海雪原》、《紅色娘子軍》、《小兵張嘎》等多次被搬上熒幕。但其內容卻與原著出現很大差距，一般都趨向於娛樂性、低俗化，愛情取代了革命而成為中心，反響也並不盡如人意。面對這股改編熱，一些專家學者已提出了反對意見，並給出了改編紅色經典的基本原則：如尊重原著基本的主題、人物關系、故事結構；尊重原著的價值導向；創作改編從現實出發，尊重原著的時代背景。戲劇理論家郭漢城說：「現在的一些改編者把人性卑微化，認為只有七情六慾才是人性，英雄的人性就是七情六慾，這是對文化遺產的破壞，是『自毀精神長城』。」作為審美意識的某種反映，並非改編一定不行，而是得把握一個度。，紅色經典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文學經典。它不僅僅具有文學史上的意義，還承載著整整一代人的生命經驗，包含著一種質朴的、豐厚的道德情感。因此，每一個改編，無論對於創作者還是接受者，都是一次歷史意識、道德信心和生活趣味的考驗。
北京大學的李道新、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祝東力以及首都師范大學的張志忠等都認為，「紅色經典」中所包含的英雄主義、理想主義、青春激情等精神性內涵對於今天這個時代仍然有重要意義。無論怎樣改編，都不能把這些精神財富改沒了。改編必須要尊重原著尤其是原著的精神內涵。《文藝研究》雜志社的陳劍瀾認為，「紅色經典」改編熱持久不衰，一個基本原因就是它抓住了當代人的懷舊情緒。他說，作為美學范疇的懷舊是歷史意識退化的產物或替代品，彌漫在「紅色經典改編劇」的生產、消費過程中的懷舊情緒在一定意義上顯示了我們的「歷史記憶的空洞化」。由於歷史記憶的空洞化，在重述「紅色經典」時就出現了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用我們今天的價值觀念、生活經驗去演繹歷史，彷彿不這么做，革命生活就得不到合乎邏輯的再現。這究竟是編導刻意迎合當代「大眾」的口味，還是他們根本就沒有理解歷史的能力？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革命時代的經驗和邏輯離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確實十分遙遠，但是在「紅色經典」重述中，差異沒有理由成為我們理解的障礙，相反倒應該成為藝術創造的前提和動力。簡單地以今天的人情世故「同化」昨天的歷史，看似順理成章，實際上表明了歷史意識的缺失。
隨著時代的發展，物質文明的進步，把紅色經典小說進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是歷史的必然，也是順應歷史發展的表現。但改編過程中必須注意保持其內容的嚴肅性問題。雖然這個年代日趨個性化，靈動化，不固守一個或幾個成規，但紅色經典中那種愛國精神還是不應遺忘的。我們沒有處於戰火紛飛的年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幸運，但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仍然存在甚至更加激烈，我們仍需全民一致的愛國精神來保衛自己的熱土，國家的強大才有自己個人的榮耀。中國沒有自己的信仰，隨著全球化腳步，傳統逐漸消失殆盡。這是我們所有中國人該思考的問題。

二 紅色經典對於文學史的意義
中國現代文學史自1919年新文化運動以來一直斗爭著向前發展，每個階段都會有新的成果。20、30年代的魯迅、巴金、老舍、矛盾、曹禺等；30、40年代的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等，都是名留文學史的大家。但新中國成立後，政治意識形態佔主流，知識分子精英意識逐漸受到排擠而被邊緣化。在政權的干預下，文學史由這批紅色經典來填寫，大部分作家紛紛響應國家的號召，投身創作贊頌革命的小說。就算有些仍堅持個人自由主義的創作精神的作家繼續地下精英寫作，可他的作品也很難進入文學史。因此，若完全否定紅色經典，新時期的文學史將是一段空白。紅色經典是一批經過時間考驗的作品，過濾和淘汰之後留下來的肯定具有價值，盡管時代的局限性不可避免，但這並不能成為否定經典的理由。
1949年至1976年文革結束的27年間，文學創作（尤其是小說）經歷了一個波浪的形態，處於浪峰的正是那批史詩性的紅色經典小說。小說藝術地展現了農民革命的全過程，文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氣勢可以說是那個年代全國上下所有人的精神支柱，這就是他們的信仰。且不論這「信仰」本身如何，但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有無信仰將會有質的區別。現在人們已普遍認識到信仰的巨大力量，沒有信仰的民族決不是個強大的民族。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文學反映現實又高於現實。雖然作品中所反映的人物語言與思想過分崇高化，但這是那個時代的反映，也是那個時代的需要。新中國作家的創作源頭是對革命勝利後中國如何走上革命康莊大道的歷史復述或追憶，這些小說的出現是歷史的必然，社會發展的必然。從整個歷史發展縱深看，缺失這階段的文學，中國文學史便出現斷裂現象。這時期小說所表現的內容就是其價值所在，而藝術性次之。馮雪峰在《論<保衛延安>》提到「從我們文學工作上說或從人民文藝生活上說，都是有重要意義的。」[2]丹納《藝術哲學》也說種族、環境、時代是文學發生的動因，他認為藝術作品是一種社會現象。他還提出了判定藝術價值的標准。即，藝術作品再現種族、環境和時代特徵的程度及效果。農民革命軍的勝利必然決定文學得歌頌農民。建國後，農民英雄形象及他們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傳奇故事，隨著以農民為主體的現代革命政權的確立，被人為地加以神化：農民出身地革命英雄被作家賦予思想的絕對先進性（《暴風驟雨》、《保衛延安》、《紅旗譜》），農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被描繪成絕對主力軍（《山鄉巨變》、《創業史》、《艷陽天》）。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描寫土地革命，農民是革命的主角，革命徹底；黨員英明果斷。都是反映當時現實並拔高農民形象，為當時意識形態服務；馮德英《苦菜花》表現共產黨怎樣領導農民走上革命道路：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貧民姜永泉在黨的指揮下完成了對日本人的反掃盪；《山鄉巨變》講述的是清溪鄉建立初級社和發展高級社的故事。文本中無私的黨團員形象便是這時期主流意識形態的代言人；趙樹理《三里灣》描寫農村生活中習以為常的小事，以鄰里間人事糾葛為主要內容來表現農村社會變遷中農民的命運和思想變化過程。作者自己就希望他的小說「老百姓喜歡看，政治上起作用。」除了這些寫農民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小說外，很大一部分的紅色經典是革命戰爭小說。《紅日》講的是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萊蕪和孟良崮兩場戰役，打敗了國民黨的王牌軍七十四師的故事。《保衛延安》則更直白地進行意識形態宣傳，如周大勇明確地說「我軍能打勝仗，那是因為憑借著偉大的毛澤東軍事思想和人民們群眾」。那個時代的愛國精神及那種集體主義思想全由作品中人物的語言和動作、神態表現出來。
所有這些作品都在政治意識形態下進行，充當著國家的喉舌，宣傳黨的宗旨。所取題材注重革命的歷程性，「這種現象在過去時代或在其他國家小說創作中，是罕見的，所以是中國當代小說的特性之一。」〔3〕紅色經典的作者們大部分放棄城市生活，紮根農村，全身心融入其中，對農村有了真實的感官體驗，所寫的東西也就不會出現邏輯錯誤。藝術真實是源於生活而又高於生活。雖然有過分拔高共產黨和農民形象，體現了人性完美的理想化追求，但人物還是有個生活原型的，而非作者憑空捏造。比如《夜之交流》就是作者梁斌根據1932年家鄉發生的高蠡暴動改編而成，其中犧牲的小馬同志就是主人公原型。梁斌說《紅旗譜》「朱老鞏大鬧柳樹林，是我母親給我講的一個故事，只是沒有我書中所寫的那樣強烈和完整。」[4]當下去看《青春之歌》的內容與思想會讓人覺得升華得過分偉大和崇高，但作者楊沫在後記中這樣說「這些人長期生活在我的心中，使我多年來渴望有機會能夠表現他們。所以這書中許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實的。」[5]因此無論怎麼說，這批作品都真實記錄了中國成立的艱辛與不易，成為經歷過那段時期的人們的精神支柱。可以說生活在那個年代雖然物質生活很艱辛，但在精神上是充實的，從某些角度說我們當下的精神生活正趨荒蕪，較之後退了。其次將按段歷史以文本形式記錄下來也是對那些革命者的一種精神獎勵和鼓舞，有利於振奮士氣；同時流傳後世，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良好素材。最主要的是這十七年的紅色經典，為中國文學史的完整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因為文學史強調的就是它的連續性，而不是單以作品的文學藝術特性為唯一標准。當一部作品被拉入「史」的范疇來討論時，就必須聯系時間上（歷史發展延續性）、空間上（各類文學樣式共時性存在）的因素來考查、定性。
三 紅色經典對於喚起記憶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之初，共產黨的領導權還不穩定，仍面臨著一系列政治、經濟上的問題。為了鞏固政權，統一意識形態，增強凝聚力，進行了一系列的文藝運動，如整風運動、「反右」、以及後來波及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這些所謂的文藝運動都是出於一定的政治需要，都是為統一思想、鞏固政權而做的。「文藝為政治服務」可以概括那個時期文學創作特點。文學的社會政治效用，是毛澤東的文學思想的核心問題。毛澤東不承認具有獨立品格和地位的文學的存在，他認為「在現實世界上，一切文化和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而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和互相對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這樣，從40年代的延安文學開始，文學寫作、文學運動，不僅在總的方向上與現實政治任務一致，而且在組織上，具體工作的步調上，也要與政治完全結合。紅色經典就是產物之一。
所謂「紅色」，在我們中國就指共產黨的范疇。紅色經典大多描寫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戰爭，運用宏大敘事展示現實，緬懷革命戰士，具有現代民族史詩的品格。「廣而言之，從清末民初的民主與帝制之爭(李六如《六十年的變遷》)，大革命時代的風起雲涌(歐陽山((三家巷)、《苦鬥》)，紅軍時代的艱苦卓絕(梁斌《紅旗譜》、王願堅《黨費》和《七根火柴》)，抗戰八年的血肉長城(馮德英《苦菜花》、知俠《鐵道游擊隊》、劉流《烈火金剛》)，到解放戰爭時期的摧枯拉朽、風卷殘雲(杜鵬程《保衛延安》、昊強《紅日》、曲波((林海雪原))，都在表現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方面，在文學範式的創建上，作出了積極的貢獻。」[6]紅色經典里的積極樂觀，理想主義，在現在看來是很不切實際，甚至有些浮誇，可那是時代使然。在那種艱難的戰爭年代，為了革命，為了自己的「信仰」，熱情高漲，生命都可以拋棄，缺少理性的思考是必然。在付出血汗努力後終於獲得了戰爭的勝利，獲得了相應的權利，共產黨的威信逐漸提高。在新中國成立出氣出現這大量的紅色經典小說，用富有傳奇色彩的英雄革命頌歌，謳歌了人民解放軍英勇機智、勇於獻身的精神和革命勝利後的全民狂歡。革命歷史敘述是國家意識形態維護自身合法性與延續性的重要文學手段，因而各個時期均有國家體制約束及支持下的革命歷史書寫；另一方面，「革命歷史小說」還以否定性的方式構成了所謂精英文學或「純文學」的內在組成部分（劉再復《從革命歷史小說到新革命歷史小說》）。當然除了鞏固新生的革命政權，加強意識形態控制外，用文字記住革命傳統和歷史、讓後代銘記他們開國建業的豐功偉績也是統治者的意圖之一。
我們新時代的幾代人，沒有經歷過革命，若沒有這些紅色經典系列，我們對祖國的歷史將了解地更少，甚至斷裂。我們都知道「前車之鑒」這個詞，歷史的苦難只有在它被記憶的時候，才有可能轉化為積極的思想資源，為現在的事業所用。可對於戰爭，人們向來喜歡選擇遺忘，忘記歷史、忘記疼痛，自動迴避讓我們痛苦與尷尬的階段。魯迅一直深惡痛絕的也包括我們中國人缺少直面現實的勇氣：「我們都不太有記性。這也難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國。記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壓死了；只有記性壞的，適者生存，還能欣然活著。」 [7] 社會進程的高速商業化，使我們新一代輕易地推開了一切的歷史重負，轉而尋求心靈新的滿足方式，陷於物質和慾望的旋渦不能自拔。在這種精神家園逐漸被慾望腐蝕的關鍵時刻應該以這批紅色經典來鼓舞一下鬥志。西方有位哲人雅克•德里達曾說「喚起記憶就是喚起責任。」無論紅色經典是文本形式還是被改編成電影電視，都廣為農民所喜聞樂道。《鐵道游擊隊》、《敵後武工隊》等農民抗日的片子，不僅上一代中國人喜歡，我們這80一代及90一代都對其有很大興趣。它在一種拔高中國人、貶低日本人的氛圍下宣傳黨的意識形態和愛國主義，無形中喚起了國人的愛國熱忱。這比一味地用語言宣傳要好的多。那個年代對於愛國、愛黨都非常熱情直白，是整體意識形態在起作用。然而如何，個性張揚，沒有比較統一的意識形態，愛國主義的話題已被邊緣化，處於被嘲諷的狀態。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我們民族沒有信仰，若再沒有相對統一的國家意識來增強凝聚力，中國強大的出路在哪？時下漠視紅色經典不說，甚至胡亂改編，完全違背原義，將之低俗化。這都是急功近利的商業心態的產物。我們需要重新拿起經典來沉靜我們的心靈，喚起我們的責任意識，但不是用如此嘲諷和庸俗的方式，而需要一種顆嚴肅莊重的責任心。
四 結語
紅色經典小說是現代農民革命史詩的激情寫作，有著許多可以學習的精神和處事作風，譬如愛國主義、集體主義，艱苦奮斗等等。雖然作品被政治意識形態占據大部分空間，出現藝術的缺席和人性的缺席，但作為一種可資利用的文化資源，其潛在價值和對保證文學史、革命史的完整性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同時也維護了歷史與現實的對話。

⑨ 近現代歷史小說有哪些中國的，還有什麼是中國近現代歷史小說

就是近代和現代創作的小說。
在中國史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現代史的劃分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一是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界，一是以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界。
前一種觀點的依據是，五四運動前中國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五四運動後中國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後一種觀點的依據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後中國的社會性質完全不同。之前，中國處於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未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擺脫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

巴金的《家》《春》《秋》， 老舍的《駱駝祥子》《茶館》等，魯迅的孔乙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