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吶喊和彷徨是中國現代小說的開端
Ⅰ 中國現代小說開端與成熟的標志
中國現代小說開端與成熟的標志是魯迅小說《吶喊》、《彷徨》的出現。
（一）魯迅是中國現代小說的奠基人，他發表了中國近現代史上第一篇現代體式創作的白話短篇小說。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發表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用現代體式創作的白話短篇小說，其內容和形式上的現代化特徵，成為中國現代小說的偉大開端，開辟了我國文學發展的新時代。
（二）中國現代小說在魯迅手中開始，又在魯迅手中成熟。繼《狂人日記》之後，魯迅陸續發表了包括《阿Q正傳》等為代表作在內的《吶喊》、《彷徨》，把中國現代小說推向藝術高峰。縱觀《吶喊》和《彷徨》，它們無論在其思想性還是在其藝術性上，都更多地具有內在的統一性。魯迅的小說雖然借鑒了外國小說的藝術經驗，但他把外國小說的經驗與中國古代小說的傳統結合在一起，奠定了中國現代小說的民族化的基礎。其創作不但具有獨特的題材與思想發現，而且做到了小說結構模式與形式手法的成熟創新，揭開了中國現代小說的新紀元。因此，魯迅小說不但標志著中國現代小說的開端，也標志著中國現代小說的成熟。
Ⅱ 魯迅小說《吶喊》與《彷徨》在中國現代文學歷史地位
．《吶喊》、《彷徨》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極重要地位，是中國現代小說乃至整個現代文學的奠基之作。(《狂人日記》還是現代小說的開山之作)。這可從兩方面說明：第一，它開創了中國現代文學革命現實主義的光輝傳統。這表現在：①它直面人生，如實描寫，毫無諱飾，作者站在革命民主主義立場上，對舊社會的丑惡、罪惡和病根，作了深人的揭露，對封建主義的批判，達到過去文學所沒有達到的思想高度，如揭露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是「吃人」等。②作品中滲透著作者對人民群眾，尤其是廣大農民生活命運深切關懷的革命人道主義精神，期望人民群眾覺醒起來爭得做人的資格；作品凝聚著作者對農民、婦女、知識分子問題的思考，對人民解放與社會改革道路的探求，表現出與人民大眾及其解放事業密切相連的特點。③從思想革命的角度，側重描寫和揭示封建思想對人民群眾的精神奴 役和毒害，暴露和解剖民族病態心理，期望中國人民擺脫封建傳統思想束縛，改革國民劣根性。魯迅的《吶喊》、《彷徨》所開創的包含上述三個重要思想特點的革命現實主義傳統，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健康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和影響。 第二，《吶喊》、《彷徨》的重要地位，還由於它在藝術上的成就和創新精神，給中國現代文學提供了學習榜樣與豐富經驗。這表現在：①藝術上的開放和創新精神。魯迅對中外文學尤其是外國文學，廣泛而大膽吸取，從而對中國傳統小說作了重大革新。例如，開拓了多種創作方法的源頭，主要是現實主義方法，但也有以浪漫主義方法為主的作品，如《不周山》 (初版《吶喊》)；有象徵主義氣息很濃的作品，如《狂人日記》。又如，開拓了多種小說體式，如有敘事體小說，也有抒情體小說、諷刺小說等，並是中國現代最早的鄉土文學。再如，革新了中國短篇小說的結構，把傳統小說結構形式服從於故事情節變革為服從於人物刻畫和主題表現。表現手法也大大豐富了。②藝術上的成熟。魯迅有深厚的文學修養，他吸收而不模仿，融會貫通，雖是開山之作而藝術成熟。因而既為中國現代文學奠定基礎，也在藝術上 對現代文學發展發生重要影響
Ⅲ 為什麼說魯迅的《吶喊》和《彷徨》是中國現代小說的開端和成熟的標志
《吶喊》是魯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說的結集，作品真實地描繪了從辛亥革命到五四時期的社會生活，揭示了種種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對中國舊有制度及陳腐的傳統觀念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徹底的否定，表現出對民族生存濃重的憂患意識和對社會變革的強烈渴望。
《彷徨》魯迅先生寫作於「五·四」運動後新文化陣營分化的時期。原來參加過新文化運動的人，「有的退隱，有的高升，有的前進」，魯迅當時象布不成陣的游勇那樣「孤獨」和「彷徨」。《彷徨》表現了他在這一時期在革命征途上探索的心情。後來在《題〈彷徨〉》一詩中說：「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
，荷戟獨彷徨。」這便是題名《彷徨》的來由。他在《彷徨》書扉頁上引用《離騷》詩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Ⅳ 為什麼說《吶喊》，《彷徨》是中國現代小說的開
因為這兩部書是魯迅先生的白話文小說，這兩部小說使用的是白話文的形式，又是最早期的白話文小說，這兩部小說的出現使得中國現代白話文小說初具規模，才影響此後的小說紛紛改變成真正的白話文小說，是中國現代小說的開始。
Ⅳ 為什麼說魯迅的小說是現代小說的奠基之作
魯迅的小說數量不多，但質量很高。它思想的深刻，技巧的精練，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罕見的。
魯迅的小說所以成為現代文學的基石，就在於它充分地反映人民革命的要求，反映農民在接受無產階級領導以前的痛苦和期待，而在藝術上則勇於吸收外來的影響而又葆有鮮明的民族風格。郭沫若等早期作家，雖然接受外來的影響十分明顯，但他們對於古典文學的修養，對於民族的生活、心理、語言的熟悉，也賦予他們的作品以一定的民族特色。不過，就「五四」時期及此後幾年間新文學的整體來看，民族化、群眾化的問題尚未被充分地認識，不少人使用的還是資產階級形式主義的方法，「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①。他們過多地否定民族的文學傳統，無批判地接受外來的事物，有些人甚至提出「全盤西化」的錯誤主張。又由於當時的作家主要屬於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大多數人跟工農群眾在生活和思想上都有很大的距離，不能夠也不善於描寫他們。這些作家雖然也批判舊社會、舊禮教，但多從知識青年的切身要求出發，未能從工農群眾的角度來提出問題；或者雖然描寫了下層人民，但也只限於人道主義的同情，缺乏對人民的精神面貌作真切、有力的反映。這一切都影響到作品的生活內容、表現手法、語言形式等，缺乏為群眾喜聞樂見的中國氣派。所以，創作的民族化和群眾化，就不能不成為新文學進一步發展中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