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角度看金庸的武俠小說

A. 跪求 金庸小說的文化韻味論文

金庸這個思想的巨人的濃縮在於他那通過虛擬誇張的浪漫敘事透視現實人生的苦樂真諦和借光怪陸離的江湖傳奇展示現代社會的運作機制的近九百萬字的武俠小說中。研討金庸小說的藝術特色時，作者無意談論金庸小說的所有藝術特色，而是通過對金庸小說形式和語言的論述，來探討金庸小說「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蕭」和具有雅俗彈性的主要因原。

關鍵詞：金庸小說形式語言

金庸作為武俠小說這一「項目」的「奧運冠軍」，其超凡的功力在於他通過浪漫敘事構造的俠譜。武俠小說作為「寫夢的文學」本不以寫實見長，其人物創造主要來自作者想像和寫作傳統，寫作傳統中的程序化因素是另一回事，作者的想像主要偏重寓言化和象徵化，它不直接來源於現實。而金庸小說作為一種經典就恰恰在於它通過傳統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徵性、寓言性以及含蓄不盡的言外之意、耐人咀嚼的韻外之致等本屬於中國古典文化要求的東西表現了出來，並藉助獨特的武俠語言文化的天空讓我們作了一次堪稱壯舉的烏托邦飛翔。於是，我們才無法忘記郭靖、黃蓉、令狐沖、楊過、小龍女、喬峰、韋小寶甚至是李莫愁、岳不群、歐陽峰、滅絕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也因此，金庸塑造的「俠譜」才會比那首「笑傲江湖曲」更令人盪氣回腸、不知肉味，才會比那些在地下深藏百年甚至千年的佳釀更醇香無比。而他的這種歷史處理也使得武俠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全出虛構，「真實」的歷史不過是江湖武林的背景襯托，而人物的性格卻呼之欲出了。

傑出的武俠小說家，寫武俠，寫出的是人世的眾生相；敏銳的讀者，讀武俠，讀出的是人間的滄桑和百態。到如今，金庸小說的流播已經沖出華人世界，走得更遠。但是，研討金庸小說的藝術特色時，要一時說清卻是很難的，在這里，我無意談論金庸小說的所有藝術特色。前輩說書人常說「花開兩朵，先表一枝」，我覺得用這一想法作為指導思想來切入金庸作品涵蓋乾坤的殿堂無疑是有效的。

一

在杜南發的訪談錄《長風萬里撼江湖——與金庸一席談》里有幾段被人引用過多次的對話，金庸在里邊提到了兩個很耐人咀嚼的話題：「中國近代新文學的小說，其實是和中國的文學傳統相當脫節的，無論是巴金、茅盾或是魯迅寫的，其實都是用中文寫的外國小說……中國的藝術有自己獨特的表現手法……有人常問我，為什麼武俠小說會那麼受歡迎？當然其中原因很多，不過，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武俠小說是中國形式的小說，而中國人當然喜歡看中國形式的小說。」 「不管是武俠小說還是愛情小說、偵探小說或什麼小說，只要是好的小說就是好的小說，它是用什麼形式表現那完全沒有關系。武俠小說寫得好的，有文學意義的，就是好的小說，其它小說也如此。畢竟，武俠小說中的武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①這是兩個多麼矛盾的話題，但卻同時存在於一個對話錄里，還被許多大師級的人物當成文藝理論一般引用！於是，文學的形式問題便成為了一個焦點，到底該如何看待文學的形式？又該如何理解這兩個話題所傳達的意思呢？

文學形式在某種意義上即寫作傳統，通常包括文學創作中常規手法的體系和與此相連的讀者的視野期待。目前通俗文學作品中的文學形式問題的解決者中的集大成者，恰恰不是別人，而是金庸。

首先，金庸小說作為武俠小說，它承襲了武俠小說這一文類的特點，即金庸在創作過程中保持了武俠小說復雜的文學、文化、社會、歷史內涵，典型的創作了繁復多變的武俠文學。武俠小說在舊中國小說里是文學流派的一個大的分支，它與傳統小說一樣也是由評話、彈詞、說書等演變而來的。在內容方面，與武俠有關聯的單四大名著中就牽扯到三部；在形式方面，新派武俠小說與舊派武俠小說並沒有多大區別，江湖恩怨、門派斗爭、武林紛爭、男女愛恨、兄弟情義照例還是新派武俠常用的模式和顯揚的主題，它的復雜變化反映在小說的思想上。正如金庸所說：「武俠小說所繼承的，是中國傳統小說的表現形式，就內容而言，武俠小說和《水滸傳》差不了多少，當然寫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國的形式，是繼承了中國小說的傳統。」②所以，魯迅在寫《中國小說史略》時也得提到《七俠五義》和《兒女英雄傳》，而魯迅若再生，他也必須得提到金庸小說、古龍小說、梁羽生小說。一個真正的思想的巨人在評價文學作品時是不帶任何功利色彩的。
其次，金庸小說襲用了舊小說在行文時夾用詩詞、歌賦、聯句，在回目中使用對聯、詩詞，在語言上使用白話、夾用韻文等特點。金庸在行文時很會玩「花樣」，像元好問的《摸魚兒》、丘處機的《無俗念》、岳飛的《滿江紅》、李白的《俠客行》等都運用得渾然天成，毫無斧鑿之痕。金庸在回目上為了小說的古典意境所做的裝潢更是心機用盡，他在1978年10月《天龍八部》修訂本的後記中寫道：「曾學柏梁體而寫了四十句古體詩，作為《倚天屠龍記》的回目，在本書中學填了五首詞作回目。」③他還頗費周章的在先祖查慎行的七律中選了五十行對句作為《鹿鼎記》的回目。不過，金庸也在幾本書中沒有堅持這種通俗文學固有的思維慣性，殊為恨事。盡管如此，金庸在回目上的成就還是鶴立雞群，試看《天龍八部》四十一——五十回的回目：「燕雲十八飛騎/奔騰如虎風煙舉/老鷹小丑/豈堪一擊/ 勝之不武/王霸雄圖/血海深仇/盡歸塵土/念枉求美眷/良緣安在/枯井底/污泥處/酒罷問君三語/為誰開/茶花滿路/王孫落魄/怎生消得/楊枝玉霞/敝履榮華/浮雲生死/此身何懼/教單於折箭/六軍辟易/奮英雄怒。」這一曲氣吞萬里如虎的《水龍吟》於細微處峰迴路轉，英雄俠義與兒女情長互為映襯，真是「虎嘯龍吟，挽巢鸞鳳，劍氣碧煙橫！」④

再次，金庸小說潛移默化的借鑒了一些中國式的傳統手法，如說書藝術、插科打諢角色的引入、全知敘述和次知敘述的運用、戲劇舞台的架設、假全知狀態下的視覺與心覺的堂皇運用等。如在人物的塑造上，金庸依靠視覺與心覺的運用，半明半暗地描寫人物和事件在客觀視覺中留下的意味深長的空白點，輕易地迷惑住了讀者，加上精細的心理刻畫，終使岳不群成為武俠小說史上最成功的「虛偽家」。又如周伯通、桃谷六仙、岳老三、華山二老等插科打諢一類角色的引入，更令金庸小說錦上添花，對於減低小說的沉悶氣氛大有裨益。李漁的《閑情偶寄》就說了「插科打諢、填詞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歡、智愚共賞，則當全在此處留神。文字佳、情節佳，而科諢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韻士，亦有瞌睡之時。作傳奇者，全要善驅睡魔，睡魔一至，則後乎此者雖有《均天》之樂，《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見不聞，如對尼人作揖，土佛談經矣。」⑤但即使是如此「末技」，也是多少文人夢寐難求的啊！

到了這里，真相才清晰起來：中國形式的寫作傳統處於作品中整體藝術構架中較符合傳統欣賞習慣，較易為大眾所感知的位置，它們較早地隨著說書、評話、彈詞等藝術形式深入民間，成為影響讀者審美心理的重要因素。類型化或程式化的寫作傳統也並不意味著貶義，還有可能是某些藝術形式的重要特徵的中性表述，只有「胸中大有丘壑」的「裝載家」才是最後的贏家。優秀的作家總是會想方設法去豐富作品的內涵和藝術表現手法，如錘煉語言、增添新的類型或亞類型、將中西相形式結合等等。而金庸小說的成功也就在於它大俗大雅，至幻至真，超越俗雅，充分的繼承了中國傳統形式的衣缽，發揚了其武俠小說的特質，成為了20世紀最中國形式的小說。金庸是矛盾的，但這並不一定是缺陷，一個真正意義的作家總是生活在矛盾中並探索著人間百態。

二

王朔先生在《我看金庸》里曾引言道：「金庸小說的文字有一種速度感。」又說「老金從語言到立意基本沒脫舊白話小說的俗套。」⑥這是比較中肯的說法，金庸的語言的確有速度感，是白話小說，很俗，而這也恰恰是金庸語言的長處。只是，王朔用金庸的優點或長處去批評金庸，孔門賣文之際未免有點貽笑方家的味道。

金庸的語言可以用「行雲流水，平中見奇」一言以蔽之。金庸在行文時常會引用一些古典詩詞，並運用的極富韻味，但其語言的主要魅力不在於此。金庸的語言通俗，淺顯，流暢，靈活生動，沒有難認的字，難懂的詞和艱澀的句子，語言的動作性強，極善構築戲劇性場面，具有一種令讀者忘記或忽略文字的速度感。讀金庸小說時，迎面而來的是古樸、蒼勁的感覺，初看似乎語不驚人，但愈展開愈魅力無窮。金庸總是試圖在作品中不說而又說點什麼，那意境的升華令人如飲佳釀，讀者於微醉之間已無形之中進行了一場靈魂的「加冕」。毋庸置疑，金庸的筆是靈動而又厚重的，但也誠如陳墨所言：「金庸小說的語言，之所以看起來沒有什麼突出的特殊，那是因為作者並不追求風格的單一性，而是進行不同方式的敘述探索，不斷改進和創造自己的敘述方式及語言風格，同時不斷地拓展語言的疆域，豐富小說的形式美感。」⑦如其為郭芙設計的一系列語言就不僅把她的尖酸、刻薄、嬌氣表現了出來，還把她對楊過既愛且恨的女人心態體現得淋漓盡致。試看《神鵰俠侶》三十九回《大戰襄陽》里對郭芙的描寫：「郭芙一呆，兒時的種種往事，霎時之間如電光石火般在心頭一閃而過：『我難道討厭他么？武氏兄弟一直拚命來討我的喜歡，可是他卻從來不理我。只要他稍為順著我一點兒，我便為他死了，也所甘願。我為甚麼老是這般沒來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著他，念著他，但他竟沒半點將我放在心上？』……二十年來，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楊過，總是將他當作了對頭，實則內心深處，對他的眷念關注，固非言語所能形容。
可是不但楊過絲毫沒明白她的心事，連她自己也不明白。此刻障在心頭的恨惡一去，她才突然體會到，原來自己對他的關心竟是如此深切。」可以這么說，郭芙這個人物的刻畫在金庸小說中是極具里程碑意義的，她的意義絕對不下於黃蓉、小龍女以及李莫愁，而大多數的讀者卻總是先入為主的把自己當成了楊過，而把郭芙當成了對頭並對之無比痛恨，殊不知此舉乃是入寶山而空回，買櫝而還珠了。金庸小說就是這樣：語言升華成性格，性格升華成命運，而命運反過來又影響語言，如此循循導之，步步深入。

金庸語言不僅藉助白描和心理刻畫，還常隨心所欲地運用各種修飾手法。記憶猶新的是《雪山飛狐》中描寫胡一刀夫婦的那句話：「這一男一女啊，打個比方，那就是貂禪嫁給了張飛……」在這里，人物形象藉助語言的勾勒而顯得如魚得水，它喚起的想像與聯想讓讀者再也抹不去對這一對夫妻的記憶。金庸的語言還很幽默詼諧。從「老頑童」到「桃谷六仙」再到「韋小寶」，這些令人捧腹的人物使得小說此起彼伏，有滋有味。他們或是成為一種意義或思維的化身，或是成為小說重要情節或線索充實小說內容，或是與敘事角度和評點相結合，不但為金庸小說吸引了無數的讀者，也為這個快節奏的世界注入了一股活力。

在故事創作中，幾個事件可以同時發生，但是話語卻必須把它們一件一件地敘述出來，即使是《天龍八部》這么一部氣勢恢宏、多頭並進的作品也得如此。這就要提及語式中的講述與描述。講述與描述的區別體現在敘事角度、人稱轉換、敘事與故事的距離以及敘事態度上，「講述是歷時性的敘述，提供故事的來龍去脈，交代人物的過去以及有關信息」；而描述則「比較含蓄，多用客觀或『中性』的語調」，是「給定了場面的戲劇性的現時性的敘述型語式」⑧。講述與描述的靈活運用在金庸小說中隨處可見，如《倚天屠龍記》第二章《武當山頂松柏長》的最後一段寫道：「張君寶其時年歲尚輕，也不敢斷定自己的推測必對。他得覺遠傳授甚久，於這部九陽真經已記了十之五六，十餘年間竟然內力大進，其後多讀道藏，於道家練氣之術更深有心得。某一日在山間閑游，仰望浮雲，俯視流水，張君寶若有所悟，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猛地里豁然貫通，領會了武功中以柔克剛的至理，忍不住仰天長笑。」這是描述性的，後面又接著道：「這一番大笑，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大宗師。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沖虛圓通之道和九陽真經中所載的內功相發明，創出了輝映後世、照耀千古的武當一派武功。後來北游寶鳴，見到三峰挺秀，卓立雲海，於武學又有所悟，乃自號三豐，那便是中國武學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張三豐。」這又是講述了。在這段話里，描述轉換成講述是不著痕跡的，細心的讀者在閱讀《袁崇煥評傳》時肯定更會有這種感覺。

金庸對語言是花了不少工夫的，他的風格是「經過了大量刻苦鍛煉而長期用功操練出來的風格」，他還說：「寫小說內容求『雅俗共賞』，文字能『清簡流暢』，此吾之願也。」⑨王安石的詩說得好：「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金庸曾多次修改自己的小說，其「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一肩挑」的良苦用心比起「批閱十載，增刪數次」的曹公雪芹來也毫不遜色。例如，金庸在回目上就將《書劍恩仇錄》的第一二回由「古道駿馬驚白發，險俠神駝飛翠翎」改成了 「古道騰駒驚白發，危巒快劍識青翎」，這使得這兩回回目在意境、平仄等方面都更切合文本。又如在《射鵰英雄傳》的開頭，金庸增加了張十五說書的故事。這種說書藝術將敘述者、聽者、讀者等自由結合，作者自由出入其間，以生動逼真的臨場感，滿足了讀者理清來龍去脈的願望，喚醒了讀者心目中潛藏的人物形象。而這種藝術與別的語言藝術的完美結合，在《鹿鼎記》中更是得到了最佳的展示，為這部20世紀與眾不同的武俠小說的增加了不少藝術價值。

金庸以他的生花妙筆沖破了小說形式的限制，超越了俗雅之界，對語言的傳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也對英國政府在香港施行的重英輕中的殖民教育做出了無聲的抗議。

三

金庸懂得挖掘現實，更懂得挖掘遠離現實生活的「真實」（人的情感、性格、道德、信仰等）。然而，夢回江湖後，在金庸用小說特有的形式和語言引領讀者想像並把握歷史的脈搏的同時，理想卻只能一點一滴地積淀現實，因為理想只能永遠走在現實的前面引導與提升現實，卻永遠不能完全代替現實，所以，無論當年多麼叱吒風雲的金庸小說主人公，最終還是以各種方式離開了江湖這一「母體」。如郭靖與黃蓉。他們的愛情以犧牲黃蓉的代價來對郭靖做出一種虛幻的補償，令一個活潑、輕柔、聰慧、靈敏的女子來向木訥、剛毅、質實、樸拙的男性做出一種超乎生死的承諾，這本來就是浪漫主義的產物，但是我們卻無法不看到郭靖在許多時候都可以拋棄黃蓉，所謂「巧妻常伴拙夫眠」本就是儒教文化中類似「書中自有顏如玉」一般的「仁中自有顏如玉」的麻醉劑和興奮劑而已。又如「自由之神」 令狐沖，他生性率直、興味隨意、活的瀟灑，是金庸小說中最灑脫之人；但他又是最遵守中國傳統文化之人，他依戀師門，極力維護師傅、師弟，他交友只認情義，不分正邪，他受到委屈從來是反躬自問，不責怪他人。個性的張揚與道德的完善在他身上得到最完美的結合。不過，令狐沖也毫無振奮的勇氣和信念，倘若不是作者及時安排任我行之死，他必定也死了；倘若不是安排岳靈珊對令狐沖的背叛，令狐沖的愛情也必將在岳靈珊和任盈盈的無所取捨中霜冷長河。這就意味著令狐沖的結局實際上是一種「虛假性的結局」，他的歸隱和喬峰意義上的死毫無區別。

金庸小說的藝術價值又恰恰在此，他以武俠小說的幻景形式和生花妙筆有效地掩蓋了現實處境的嚴峻，完美地連綴了來自現實的矛盾的裂縫，而向世人昭示出一種理想化、和諧化的世界的可能性，並防止歷史文化語境的印痕和創傷的暴露，充滿激情地言說著這個世紀所交託給文人的俠客夢。陳平原說：「不敢說沒有江湖就不存在俠客；可武俠小說中倘若沒有一個虛擬的『江湖世界』，俠客就不可能縱橫馳騁大顯神威。」正如《西遊記》寫的最好的是孫悟空「大鬧天宮」一樣，金庸小說的美在那浪漫主義建構的藝術畫廊里，是喬峰大戰少林、聚義庄之時；是郭靖華山論劍之日；是令狐沖揮舞獨孤九劍之間；是楊過攜手小龍女的剎那；是李莫愁引吭高歌衣帶漸寬終不悔的瞬間；是韋小寶腳底抹油的頃刻……正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金庸武俠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正在於此。

B. 金庸武俠小說中蘊涵著怎樣的文化內涵

這個問題范疇太廣，在這里我只做一個粗略的梳理：
微觀方面，金庸小說很多細節都融入了大量的傳統文化，從琴棋書畫到經史子集，幾乎都有涉獵，與一般武俠小說不同，金庸小說在武功中也融入了大量的文化元素，有的融入琴棋書畫，有的融入不同個性，有的融入儒釋道文化。
宏觀方面，我常把金庸小說按照創作順序分為四個階段，1955年-1959年是第一階段，是金庸側重入世的儒家文化的階段，書里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一般都是積極入世的，常以天下為己任，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階段的代表是《射鵰英雄傳》和儒俠郭靖；1959年-1963年為第二階段，這階段人物和思想都由儒轉道，以楊過、張無忌為代表——當然，值得注意的是，道家文化寫的同樣好的《笑傲江湖》卻是個特例（因為它不僅涉及道家文化，還要影射政治）；從1963年-1967年是第三階段，作者由道入佛——這大概與金庸先生中年開始讀佛經不無關系，以《天龍八部》為典型代表；從1967年《笑傲江湖》之後，金庸通過反思，或者說是顛覆，否定了許多傳統文化的糟粕，進入「無俠」的階段，開辟了武俠小說，乃至通俗小說的巔峰，以《鹿鼎記》和韋小寶為代表。
當然值得注意的是每個階段只是人為劃分的，其實不管在哪個階段，儒釋道都是相互滲透的。另外，作為新武俠的代表，與傳統的武俠小說相比，金庸小說更多地融入了西方的文化，以騎士文化（如《堂吉訶德》）最為突出。

附上金庸小說時間表：
小說作品
《書劍恩仇錄》 1955年
《碧血劍》 1956年
《射鵰英雄傳》 1957年—1959年
《雪山飛狐》 1959年
《神鵰俠侶》 1959年—1961年
《飛狐外傳》 1960年—1961年
《白馬嘯西風》 1961年，附在《雪山飛狐》之後的中篇小說
《倚天屠龍記》 1961年
《鴛鴦刀》 1961年，附在《雪山飛狐》之後的中篇小說
《連城訣》 1963年，又名《素心劍》
《天龍八部》 1963年—1966年
《俠客行》 1965年
《笑傲江湖》 1967年
《鹿鼎記》 1969年—1972年
《越女劍》 1970年，附在《俠客行》之後的短篇小說

我覺得作者的寫作順序是了解小說和進行金庸小說研究非常重要的窗口。

C. 中華文化對金庸創作影響

金庸的出現，無疑對中國主流文學界構成了嚴峻挑戰。這一挑戰的真正意味在於，"中國20世紀建立起來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史觀念體系，對金庸小說缺乏足夠的透視力、解釋力和包容性，因而在金庸小說面前，當前主流文學界明顯面臨著價值失范的危險，並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失語狀態。"（鄧集田：《當前主流文學觀念體系的局限性》，《文藝研究》2006年第4期第53頁）

本文就試圖依託文化研究理論，調諧接收金庸作品的文學理論頻道，確立一種新的文化批評視角，探尋金庸武俠小說對傳統文化保存的意義及對20世紀文學創作的啟示。

一、從藝術創作的角度著眼，金庸讓傳統文化運行於當代思想提供的給養中

讓傳統文化運行於當代思想提供的給養中，這是對傳統文化的最好保存。沉澱於歷史長河中的傳統文化的思想結晶，被從歷史深入打撈起來，集聚在與當代文化共同運行的思考之中，這種深入到歷史深入的思考，不是復活傳統文化曾有的樣子，而是使曾經鮮活的傳統文化的精神氣在當代文化的土壤滋養下，依然保持它曾經存有的鮮活。

舊的、通俗的文學樣式，並非一定就與現代的、高雅的文化水火不相容。"大作家的出現，可以提升一個文學類型的品格，這點早被中外文學史所證實。"（陳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說的出路》，王敬三編《名人名家讀金庸》，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頁）金庸就是成功融匯傳統文化元素與現代文化精神，將武俠小說提升到新的境界的這樣一個大家。

金庸小說創作，一方面從傳統文化資源中汲取大量的營養，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智慧、靈感、想像和才情綜合運用傳統文化資源。

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源，在經濟愈益走向全球化的時代，更應該強調對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這方面，金庸先生為我們作了很好的垂範。

對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弘揚，我們當務之急不是批判與拋棄，而是在取其精華、剔除糟粕的同時，積極發掘與弘揚傳統文化的精華。對傳統文化資源進行怎樣的再度挖掘與創造，使之成為文學創作的泉源，我們可以從金庸作品中吸取養料。

對此，早在1996年第一屆金庸學術研討會上，浙江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盧敦基在《金庸新武俠小說的文化與反文化》中就有探討。他指出"金庸作品具有文化意蘊，首先是指出同時也是常為人所忽略的便是他窮盡心力描繪的人間世相；在這里，實際上表現了金庸對於傳統文化的深刻把握。其次也是最明顯的，就是金庸作品有著厚重的傳統文化思想，用其作為武俠小說的深刻內涵；金庸的三部巨著《射鵰英雄傳》、《笑傲江湖》、《天龍八部》，與我國古代儒、道、釋三家的文化思想遙遙相對。更可貴的或者說最重要的，金庸武俠小說在傳統思想的模式里注入新的血液，為傳統文化的現代化作出了嘗試，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以現代的自由思想改造了傳統文化，成功地將傳統思想與現代文化結合起來。（《金庸研究 創刊號》第60頁至第68頁。）

對金庸如何在小說中充分激活中國傳統文化，將傳統文化元素有效地轉化為小說的文學性資源，鄧集田在他的論文中，在與尋根文學的比較中，已經有精彩而充分的展開（鄧田集：《當前主流文學觀念體系的局限性》，《文藝研究》2006年第4期第58頁），不再作添足之論。

借他的精闢論述旨在說明，對傳統文化資源的最好保護，是怎樣運用富有創意的方式對傳統文化進行重組與再造。金庸武俠小說的成功，在某種意義上，正是藉助武俠小說這種傳統文化體裁，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適宜最廣大華夏子孫的再創造，這不是理論的推論能成就的。"文化是一個既虛又實的東西，因而要想使它成為有效的文學資源，作品中就既需要有開闊空靈的意境來聚合與提升這些文化資源，使之有一個可以棲居的詩性的'家'，又需要對文化元素本身進行具體而微的精妙描寫和藝術處理，將其所蘊含的文學潛質充分地開掘出來，使死的元素變活，使之真正獲得生命。'家'和'生命'兼備，文化才能舒適地棲身於文學。"（鄧田集：《當前主流文學觀念體系的局限性》，《文藝研究》2006年第4期第58頁）利用的是傳統的武俠小說，賦予的是現代的思想，即讓當代的文化滋養中華傳統文化，讓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一道運思，從而創造出有別傳統的新武俠小說。

中華傳統文化資源極其豐富，但由於缺乏好的創意和再造能力，致使傳統文化資源不是閑置浪費，就是大量流失，或為外國文化所利用。眾所周知，《花木蘭》和《寶蓮燈》這兩個在我國流傳甚廣的民間故事，美國好萊塢把它們拿去加以文化與技術的改造，拍成動畫片，通過全球的銷售網路，廣泛傳播，從而創造了驚人的票房和影響，這就是好萊塢對傳統中華文化的改造，我們除了焦慮而無所作為。

在全球化背景下，僅僅倡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號，對民族文化的國際化推進並沒有什麼切實的的作用與意義的。我們可以蔑視好萊塢對中國文化的關注將目光僅僅投放在最沒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中國功夫"上，盡管可以蔑視好萊塢的中國面孔已經拼貼的是中國文化的邊角余料，而好萊塢的中國的進一步擴大，這是中國人自己的使命，如果忽略這一點，那才是我們最可輕蔑的了。

金庸小說的一個可貴價值也正在於，他以自己的文學嘗試和藝術作為，較好地傳承了中國本土文化和文學傳統，有效避免了20世紀中國主流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出於種種現代性焦慮而導致的文化和文學資源斷裂、本土性流失等致命問題，從而成為一個獨特的存在。（鄧集田：《當前主流文學觀念體系的局限性》，《文藝研究》2006年第4期第59頁）

中華傳統文化的根本出路，只有從社會經濟發展中審視定位，從文化受眾需求中探尋方向，從現實生活中吸取養料，從現代精神中激活感情，從文化碰撞中開拓新意，才能生生不息、綿延不絕。

金庸在描寫個人與世界的關系時，他明確告訴你世界是一個血腥的、苦難的世界，個人無力改變，個人可以做的是如何潔身自好？大處，金庸以深沉的人道主義克服樸素的愛國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之間存在的內在矛盾，小處，金庸對其間群體關系的微妙洞悉和對置身事態中人物心性變化的分寸拿捏，往往恰如其分。金庸書寫，不只在丹心俠骨、鐵漢紅顏之中流露出深厚的中華文化內涵，還特別注重歷史、地理、人物、事件的真實感，尤其是後來幾部作品中，對中國政治文化問題的刻劃，更是入木三分。金庸的文字和對白比較接近傳統章回小說，但故事結構與敘事方法，都融入了不少好萊塢的電影手法和現代的心理描寫，而主要人物的塑造，詩性空間的拓展，生命意義的追問，顯然受到了西方近代文學作品的影響。

文化的弘揚和保護，不在於花巨資把傳統文化的物質形態束之高閣，建幾座博物館，保存一些傳統的音像資料，還有在某些與史實沾親帶故的風景區，蓋幾間房子，寫幾幅對聯一掛，彷彿就將文化發揚起來了。文化的真正弘揚和保護在於通過自己的創造，讓人記住歷史。金庸的《神鵰俠侶》讓人們記住了元好問原本不太出名的那首詞中的詞句："問世間情為何物"。《天龍八部》並非金庸所創的這一書名，雖取自佛經，但卻是因為金庸的生花妙手才名聞遐邇，才使"天龍八部"贏得了獨特的含義。

金庸武俠小說並不單單著力於弘揚傳統文化，追求高蹈豪邁的思想；更看重生動形象的塑造、生動曲折情節的細節作品在人性和人情的表述上的創意，以便為更廣大讀者接受。

在形象塑造上，消除了人物臉譜化的做法，側重於形象的復雜性，即具體個體身上，展示善惡好壞相互對立、相互轉化的一個辯證過程，對待感情問題雖然悖離理性卻合乎人性與人情的深刻性。譬如對待愛情，明知自己所愛非人，是一個不為社會價值觀所肯定的對象，依然一往情深無怨無悔地愛著對方。這是一種建立在對人性的復雜性的深刻體認基礎上的人物塑造。

金庸將中西文化的精髓融於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中，從而使中華文化在獲取了最大的讀者的同時得以根植百姓心中，成為百姓尋常生活的精神支柱。

文學內容形式的邏輯劃分是為了便於研究，在小說中，二者是相互依存互為作用的。中華文化的精髓得以在最廣闊的日常生活土壤中生存，也在於小說形式本身是傳統與現代的對接。金庸是這么想的，也是這么做的。在他的小說創作中他努力踐行這一想法。一方面他自己也認為，如果說他的作品有什麼價值，"我想只有一點--'民族形式'。武俠小說是我國文化中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金庸、梁羽生、百劍堂主著：《三劍樓隨筆 從一位女明星談起》，第202頁，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另一方面，他又深諳小說創作推陳出新的重要，努力吸納藝術的各種現代創作與表現方法。

《雪山飛狐》，表面上看來採用的是中國古典小說的章回形式，但是，金庸把一個發生於一百年的故事濃縮到一天中來抒寫，這一方式恰恰是較現代的戲劇創作方式。而小說最後為人們津津樂道的那一刀，這一開放性結局的運思，更是現代小說表現手段的成功借鑒與運用。記得粉碎"四人邦"不久出品的由楊延晉導演的《小街》，也採用了開放性結尾，這在當時給人留下多深刻的影響，時至今日這一影響依然鮮活於眼前。就我個人的記憶，依循時間順序，對開放性結尾的採用，金庸在楊延晉之前，而對開放性結局的感受，楊延晉在金庸之前，而開放性結局給人的震憾，金庸又在楊延晉之上。或許因為那是愛恨情仇的聚焦，更是攸關生死的一瞬。

此外，金庸小說在以章回的形式承傳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又恰好適應了現代報章連載的形式要求。現代傳媒廣泛而強力的影響力，不只給他的小說創作帶來豐厚的經濟匯報，更重要的是與此同時也使他的小說獲得了最廣泛的社會效應與較強烈的社會反響，激起並喚醒了大眾，尤其是置身海外的華僑族群對中華文化的思鄉之情。

"金大俠長期居住在香港這個中西文化的交匯點，早年還曾經在美國耶魯大學修讀，但他一直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情有獨鍾，並通過自己的作品在傳播國學方面作出別人難以企的貢獻。他的經歷和成就證明：深厚的國學素養和以西方文化為主要內的現代文明，不只是不矛盾的，而且可以是相輔相成的。"（鄔鳳英《從金庸支持復興國學談起》，見2005-8-3《中華讀書報》）文化內容的大規模傳播，文化內容在不同的語境中頻頻呈現，包括在不同的國別、不同的讀者群、不同的媒體，內容的非語境化不斷改變著文化內容的原初意義，由此投射出新的內容或改變了的意義。也許在不斷的被復制、並置和剪輯的非語境化過程中，每一文化元素的有效性會降低，但是，也導致文化的全部象徵內容的大幅度增加，或者說是它的詩性空間得到不斷的拓展。

D. 為什麼說金庸的武俠小說蘊含著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意蘊

金庸武俠小說處處蘊含著深厚的傳統文化，一方面表現在外在的，比如小說人物名字，就像周芷若、李莫愁等等，都是出自經典傳統文化；比如美食，就像射鵰英雄傳等等裡面的或紛繁復雜的大餐或簡單平淡的家常菜，都體現出來傳統文化的意蘊。另一方面表現在內在的，比如愛國愛民的情懷、忠義當頭的情操、隱逸瀟灑的情結等等，更是體現出我們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意蘊。

俠義天下

E. 傳統文化對金庸小說的影響

1957年一部《射鵰英雄傳》出世，中國武俠小說的格局開始不一樣了，家國情懷、蒙古草原、成吉思汗、大宋岳飛。有多少人歷史啟蒙教育與對歷史感興趣是從金庸武俠作品改編的影視劇與小說開始的。
金庸本名查良鏞，上個月底去世，無數人緬懷他，他的影響力非常廣泛。包含文化界、演藝界、對商界人物的影響、報業、歷史、政治等。加上金庸長壽，作品通俗影響范圍廣，無數各行各業的人都深受他作品中的中國傳統文化與人物影響，他使中國的歷史王朝變得有趣、不再遙遠。
地域影響力包括台港澳、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亞洲的韓國、日本、泰國等因為電影電視劇的因素也有一些影響。海外華人世界無數人看過他的作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他的影響力。
金庸曾經做過《大公報》的記者幾年，後來創辦了香港大報《明報》，寫過無數政論文章，也是香港回歸前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為香港香港回歸做過貢獻，。
有人說金庸的小說有點像現在的網路小說，簡單普通影響有限。這主要是說金庸的小說通俗，這話對，但《三國演義》、《紅樓夢》也是通俗小說。魯迅的作品文章也是通俗小說，小說這東西本來就需要通俗。
金庸作品傳遞的價值觀正確，三觀正，也有一些普及歷史的意義，讓中國的傳統王朝歷史變得吸引人，他重構了一個融入了歷史的武俠世界。
華羅庚、鄧小平、馬雲等，雖然他們將金庸武俠小說視為一種休閑放鬆的消遣，華羅庚曾經說過「武俠小說是成年人的童話」。但歷史上戲劇等何嘗又不是消遣，這是民眾文化娛樂的需求。
金庸對中國歷史很感興趣，有人說他歷史水平有限，做不了歷史學家。這話對著，一個人一輩子的精力有限，金庸當年既寫武俠小說、也寫報紙政論文章、還要管理《明報》，非常忙碌。但他算得上歷史小說作家，這一點是沒有質疑的。

F. 在現實角度看金庸小說應該怎麼看

從現實角度看金庸小說，情慾小說，有點仙俠的感覺，又有科幻的感覺，感覺都是虛幻的，而沒有一點真實性。

G. 金庸武俠小說的藝術特點。

金庸武俠總論

金庸最得武俠小說之中道，自由出入於有無之際。有者，小說結構完備嚴整，內涵博大精深是也；無者，小說文勢無拘無束，意境自在天然是也。總體來看，十四部作品以《書劍恩仇錄》為宗本，一出手就顯大家風范，此為金庸武俠小說之基，太極是也。由此生發相反相成之兩儀：射鵰英雄傳與神鵰俠侶。兩書勢分正奇而有異曲同工之妙，堪稱珠聯璧合，猶如兩儀劍法，一陰一陽，一剛一柔。雙劍合璧，乃歸於倚天屠龍記，又一太極也。由此又生發兩儀：天龍八部與笑傲江湖，至此，金庸經典意義上的武俠小說已達爐火純青之境界。天龍八部堪稱至法、至正、全有，包羅萬象，武俠中之哲學；笑傲江湖堪稱無法、至奇、妙無，隨意揮灑，武俠中之詩。至法無法，至正至奇，全有妙無，哲學就是詩，所以兩者自然融歸於鹿鼎記，渾然天成，透徹圓融。如果按照獨孤求敗一生在劍道上達到的不同境界來看金庸的武俠小說系列，則書劍恩仇錄是剛開始練劍，射鵰英雄傳是青鋒寶劍，神鵰俠侶是紫薇軟劍，倚天屠龍記是玄鐵重劍，天龍八部是草木竹石皆可為劍，笑傲江湖是自此精修，逐步超越草木竹石皆可為劍的境界，對應於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就是逐步超越武俠小說有的境界，逐步走向非武俠，鹿鼎記則是無劍境界。

與此對應，金庸武俠小說之俠客也呈現出一個完整的發展系列：陳家洛是第一個俠客的化身，但其內涵主要還是在民族主義的維度中展開。之後，郭靖和楊過在互補的意義上比較充分的展開俠客的內涵：郭靖是集體主義本位意義的英雄，楊過是個體主義本位意義的英雄。郭靖和楊過身上所體現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理想已經開始超越民族主義的范疇而提升到人類主義的境界。郭靖是正統意義上的大俠，楊過則是反正統意義上的大俠，但正反一體，兩者都是至情至性者無別。兩者的內涵在張無忌身上得到融合。張無忌以巨大的包容性將正反兩種意義的大俠化為一體。通過張無忌，金庸將大俠的理想境界建立於平凡普通之中，功力更見精純。此後，俠客的內涵最為典型的在喬鋒和令狐沖身上得以展示，兩人分別是郭靖和楊過的更高意義、更為自由的發展階段：喬鋒以拯救天下蒼生為己任，無名老僧稱贊他為「惟大英雄能本色」，「菩薩心腸」，「大仁大義」，這一點與郭靖毫無二致，但金庸通過喬鋒乃至江湖眾生相的深刻刻畫，將武俠小說的境界提升到了對整個人類命運終極關懷的高度。天龍八部就如一部佛學的史詩，飽含著悲天憫人的偉大精神。天龍八部事實上是經典武俠小說真正的顛峰，雖然笑傲江湖更為飄逸自在，鹿鼎記更為透徹圓融，但都不如天龍八部博大精深——物極必反，從笑傲江湖開始逐步走向反武俠，直至鹿鼎記成為非武俠。令狐沖則更能體現對於個性自由的自覺追求和人自身命運的自主把握。楊過和令狐沖都是堅持自己個性自由的典範，但與楊過相比，令狐沖大原則把持得住，而小節則無可無不可，很好的統一了順應世俗和堅持自己個性的矛盾。令狐沖代表了俠客個性解放的理想境界。俠之意義至此而極，故到最後一部作品，主人公成為非俠韋小寶和康熙大帝。雖然是非俠，實際上是對俠客理想的超越，也可以說非俠首先徹底的、比俠客本身還要更好的實現了俠客的理想追求。象康熙皇帝，如果以大俠的標准「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和造福蒼生而言，則康熙乃至歷代聖王勵精圖治，給百姓帶來安居樂業、海清河晏的盛世局面，正是真正意義上的大俠。比之於聖王之雄才大略，武功可以說微不足道，如此說，可謂至俠無武也[天龍八部是唯大英雄能本色，笑傲江湖是是真名士自風流，鹿鼎記是莫言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盡解詩。天龍八部是盛唐氣象，笑傲江湖是魏晉風度，鹿鼎記是生活本色]。所以武俠小說乃至於俠客的理想本身就終結了。

簡單總結一下，金庸從民族主義（書劍恩仇錄）寫到人類主義（從射鵰英雄傳到最後都是，但逐步深化），從人的命運（天龍八部）寫到人性（笑傲江湖）最後歸結到最凡俗的非武俠、生活、歷史本身，表明了一個最為簡單但也最深刻的真理：真正的理想主義只能在現實生活中才能實現或建立，這是真正的現實主義，又是徹底的浪漫主義或理想主義。金庸為什麼到鹿鼎記就封筆了？因為他已經無武了，其實如果聯繫到金庸以後改而寫歷史小說的話，我們會說，金庸的封筆不是一個終結，而是一個新的起點。其實也無所謂終結不終結，起點不起點的，隨緣任運，到什麼境界干什麼事而已。

就金庸小說所反映的中國傳統文化而言，書劍恩仇錄以中國傳統文化的正宗——儒家文化為起始，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則是對此的相輔相成的展開，射鵰英雄傳通過郭靖主要展開了儒家「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的一面，而神鵰俠侶通過楊過主要展示了儒家正心誠意至情至性的內聖的一面，在此，必須說明兩點：一、超越狹隘民族主義，以天下蒼生為己任本來就是儒家文化的崇高追求，因此對儒家思想的深入揭示必然將自己提高到人類主義的境界；二、如果我們領悟了儒家文化的真諦，就會明白，儒家文化從本性上決不違反人性，相反，盡心盡性盡情才能知天知命達道，如此，就自然過渡到倚天屠龍記所展示的道家的境界，倚天屠龍記所展示的道家的境界是正宗的哲學化的道家，偏於老子一面，主要得道家文化之自然、質朴和博大；之後，金庸在兩個方面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對倚天屠龍記的道家文化精神進行了更深入的拓展，一個是深化的方面，深化了倚天屠龍記的博大之處，此即形成為天龍八部，武俠小說至天龍八部，達到森羅萬象、無所不包的境界，猶如華嚴宗的一真法界，另一個方面則是對倚天屠龍記的道家文化精神進行了自我轉換，使道家文化的自然風骨展開為飄逸與逍遙，此即形成為笑傲江湖，笑傲江湖的道家是詩化的道家，偏於莊子一面[天龍八部將道家文化的博大展開到完備浩瀚的程度而笑傲江湖將道家文化的自然展開到自由自在的程度]，於是乎就為金庸的武俠小說最終歸宗於平常、本真的鹿鼎記做好了鋪墊，鹿鼎記是禪，是平常心即道的境界。

因此，金庸的武俠小說由儒變而為道又由道變而為佛禪[同時兼賅墨法兵陰陽等各派]，直至回歸到生活和歷史本身，乃越來越爐火純青的進程，整個發展過程逐步遞進而又渾然一體。整體而言，金庸由非武俠小說而武俠小說，此為無中生有，越來越精深，達到最高境界又歸於非武俠小說，又由有而歸無，完成了一個大循環。《書劍恩仇錄》為初入大道，倚天屠龍記乃小成境界，鹿鼎記為大成境界。《書劍恩仇錄》為初發心，凡夫位；倚天屠龍記為超凡入聖，聖人位；鹿鼎記為返樸歸真，凡聖等一，平等位。總體言之，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可謂善始善成，因此有關金庸封筆，可以引老子一言以蔽之曰：功成身退，天之道哉。

金庸武學總論

新武俠小說諸作家中，就武學修為之深邃博大而言，無出金庸其右者，乃至於可曰：通金庸武學即通一切武學。

金庸武學，一言以蔽之曰：以武論道，由武而顯道者也。

武學至上境界，乃即武學而超武學之境界，武學與非武學，本性一如之境界。如此境界，無佛家武學，無道家武學，亦無俗家武學，無佛家、道家、俗家分別之相，乃至亦無無分別之相，佛陀所言離一切分別無分別是也，亦可謂真如自性，大道之實性，此為一切武學非武學之源，不可思議，妙不可言之境界也。此不可言說，假而言之，曰武學之無極境界可也。對應於非陰非陽或無劍境界。

此無上妙境自性起用，自體自然生發而分別生出三相，即通常所謂佛家武學、道家武學與俗家武學是也。此三相初生，故尚未分離，分而未分。三相即一相，一相即三相，三而一，一而三，介於無與有之間，武學之太乙境界也。具體而言，九陽真經、九陰真經、獨孤九劍[木劍境界（草木竹石皆可為劍）的系統化]即此境界也。九陽真經是佛而非佛：佛，是因為此武學聖典乃從佛學至上大乘禪宗正宗真傳達摩祖師所傳之無上佛法而化來，故一切佛門武功皆歸於九陽真經；非佛，是因為此武學聖典含攝、超越天下一切武學，不止限於佛家武學也。九陰真經乃道而非道：道，乃由於此武學聖典為道家大宗師黃裳由道學淵藪道藏中化來，故一切道家武功皆歸於九陰真經；非道，乃由於此武學聖典亦含攝、超越天下一切武學，不止限於道家武學也。獨孤九劍則是俗而非俗：俗，是因為此武林絕學乃俗家千古奇人獨孤求敗以易經為總根源而化來，故一切俗家武功皆歸於獨孤九劍；非俗，是因為此武林絕學亦含攝、超越天下一切武學，不止限於俗家武學也。故天下一切武功皆以萬流歸宗之勢融匯於以上三大武學，此三大武學又以九九歸一之勢歸於自然無為的絕頂境界。故三大宗師，達摩祖師、黃裳真人和獨孤大俠，雖假借佛門武學、道家武學和俗家武學之方便，而實際心中並無佛家、道家和俗家武學之分也。

三大宗師之分別：就最終意義而言,獨孤大俠,黃裳真人,達摩祖師三大宗師當究竟無別,皆可稱絕頂境界,然細論仍可分出高下:達摩祖師當下直承,純以自心為源而生無上武學,武學只是明心見性之方便,也就是說, 達摩祖師對武學的境界是本來超越,本來無武;黃裳真人是假借道藏為緣,以自心為因而生至上武學之果,終究有所憑借,故雖最終超越了武學,尚非本來超越之境界,不過極其接近此境界,獨孤大俠則經過一生極其艱苦的修習之後,直到最後才超越了武學,踏入武學和人生乃至天道證悟的至上境界,比之於以上兩位稍遜一籌.達摩祖師乃無為境界,黃裳真人乃類於無為境界,獨孤大俠則是由有為而歸於無為的境界.達摩祖師是當下無極,黃裳真人是由太乙而無極,獨孤大俠是遍歷一切有形而無極[基本上經歷了劍道修習過程中的所有階段,經歷最全],不過最終無異，都是體用一如之境界：達摩祖師以真如為體，以博大無邊的無量武學為用；黃裳真人九陰真經上卷明大道微妙本體，下卷為破盡天下一切武學之法門；獨孤大俠的無劍境界，既是內力的無所施而不可，又是劍招的變化無窮。
類似的，《射鵰英雄傳》中郭靖在桃花島山洞中，周伯通說道：他（王重陽）說我學武學得發了痴，過於執著，不是道家清靜無為的道理。我那七個師侄當中，丘處機武功最高，我師哥卻最不喜歡他，說什麼學武要猛進苦煉，學道卻要淡泊率性，這兩者是頗不相容的。於是郭靖就問周伯通：為什麼王教主既是道家真人，又是武學大師？周伯通：他是天生的了不起，許多武學中的道理自然而然就明白了，並非如我這般勤修苦煉的。這就是老子「道法自然」之意，故王重陽理事圓融，既是道家真人，又是武學大師。「俠客行」上的武功各派高手[無論是少林、武當這樣的正宗門派還是各種奇門武學]以任何見解去解釋都不得其真諦，而石破天無心、無意而自然契合於其境界，也可以說是自然無為境界之體現也。與道相合之後，一切武功皆紛至沓來，隨心而發，無不自如。

以上兩種境界皆不受武學門派限制乃至於不受武學限制，武學之自由境界也。如不能恆持此境界而自心生疑，則淪入有形且被其束縛，如此而觀，則天下武學遂分為三大宗：佛、道、俗是也，且三大宗之武學又由自身而無窮化生，漸次生出自己的太極境界之武學、兩儀境界之武學乃至一切可能境界之武學，整個武學格局至此即成門派紛呈、萬象並存之景象。兩儀境界之下，繁復不可論也，故只論太極與兩儀境界之武學。

道家武學之太極境界易見，即太極劍法[和拳法等]是也，分而為兩儀劍法，合則為太極劍法。陰陽剛柔，互生互化，相反相成，兩儀也；混成一體則太極也。而佛家武學和俗家武學之太極境界何在？曰：易筋經即佛家武學之太極境界，而玄鐵重劍即俗家武學之太極境界是也。易筋經乃少林武學之總法門，一切少林絕技與武學皆以此為基方可成就，而此經非少林弟子不傳，已經分了門派；而少林武學兩儀境界，乃由易筋經而自生剛柔功夫，少林武學之特點並非陽剛，而是光明正大，一味剛猛並非少林武學之真諦，少林功夫中雖不乏金剛指之類的至剛至陽之絕技，然亦有「拈花指」等至柔至和之絕技；或曰：少林武學外功為剛而內功為柔，內外兼修，剛柔並濟，最終合而為一，亦為太極境界無疑也。至於玄鐵重劍之武學，乃獨孤求敗超越至剛的青鋒寶劍[凌厲剛猛，無堅不摧]和至柔的紫薇軟劍之後將兩者混成一體而成，達有形劍法之極至，是「一」的境界，也就是太極境界。

天下武學，本來一源。由體起用則化生無量武學，反之，由用歸體亦可返樸歸真，返本還源。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修習俗家武學達絕頂境界可天人合一，修習道家武學達絕頂境界可歸於大道，修習佛家武學達絕頂境界可明心見性，殊途同歸，都是自由王國的境界。

金庸武俠小說的文學經典意義

世界上偉大的文學經典其特徵是雅俗共賞，長盛不衰，也就是既擁有高低深淺各個層次的讀者群體，同時也能夠獲得各個時代讀者的接受和共鳴，因為文學經典都具備時空兩個維度的特點：在空間上作品應盡可能涵蓋各個層次和方面，作品本身就是一個廣闊博大深邃無限豐富的世界，甚至應該同人生、宇宙同樣浩瀚；在時間上作品能夠超越不同的時代而反映超越特定時代的永恆價值——只有作品從本性上超越了不同的歷史時代，才能經得起不同歷史時代不同讀者的檢驗，才能獲得不同歷史時代各種人的共鳴。如此說，金庸的武俠小說可以稱為經典。

金庸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諸子百家採取兼容並包的態度，在金庸小說中，不同的觀念可以多元並存，和而不同，構成一個包羅萬象而又渾然不可分的整體。無論作為傳統文化主流思想的儒道佛還是作為非主流思想的其餘各家各派都在金庸小說中各得其所。就對中國傳統文化理解之廣博與精深而言，金庸可稱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人。金庸的武俠小說猶如中國傳統文化乃至於東方文化的一座長廊，琳琅滿目。曾有一位學者用一副對聯評論金庸的成就：打通佛道儒，驅琴棋書畫；馳騁文史哲，遣星相醫卜。因此，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讀者可以各取所需，故金庸小說才擁有了最廣泛的讀者群。但金庸讓人稱道、難以企及之處還並非單純是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兼容並包的博大胸懷，而是在此基礎上對不同流派的思想境界、對不同人物性格與命運的恰如其分的把握。這種精當的分寸感和純熟的火候是金庸功力精醇純正的體現。博大是向外開掘，而精純則是向內、向本性深處錘煉。如果說博大是包羅萬象，那麼精純則是將博大所包羅的萬象貫通起來而達到渾然一體的境界，亦即達到貫通一切的「一」，而同時每個個體並不失去自己的個性，而是各就其位，各成其性，隨在各足，不相妨礙，不僅不相妨礙，而且還相輔相成，相濟相化，一切皆和諧之至，最終才能達到透徹圓熟，隨心所欲，無不自如的境界。由於有了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強大後盾，金庸的文學作品就具有了極為豐厚的文化底蘊。

但金庸作品的超凡之處並不在於、主要不在於、首先不在於對中國或東方文化的理解與闡發，而在於在中國傳統文化這種特定的形態中揭示了超越時代和地域的人類的永恆價值與普遍的大道。何謂也？個體與社會的關系，人類對於自由的追求，對於自己命運的認識和把握，對於社會規律和宇宙之道的求證，並不只是對於江湖人才有意義，也並不只是對於古人才有意義，這些問題對於我們每一個人都具有首要意義，是我們生存的意義之源。偉大的作品還都具有一種史詩的風格，這當然是由作品本身內涵的博大豐厚所決定的，因此《水滸傳》是江湖文化的史詩，《三國演義》是英雄文化的史詩，《西遊記》是修行的史詩，《紅樓夢》是社會和人性的史詩[《西遊記》和《紅樓夢》是一真一俗，《紅樓夢》與《三國演義》或《水滸傳》是一陰一陽，《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是一精一粗]。我們同樣可以說，金庸的武俠小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史詩。

金庸的十四部武俠作品，其代表作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和鹿鼎記都是長篇，特別是天龍八部和鹿鼎記的篇幅都和紅樓夢不相上下。墨家文化的積極入世、急切救世，儒家的上合天道、下和萬民，道家的自然無為、與世無爭，佛家的大慈大悲、普度眾生，以及兵家、法家、陰陽縱橫之術都有所反映。從宋代直寫到清代，時間跨度近千年；宋、元、遼、西夏、大理、俄羅斯，江南漠北中原邊塞宮廷市井軍陣，空間跨度極為廣闊；社會問題、民族問題、歷史問題、人類的命運問題、大道的本性問題，各種問題皆有體現；既有宏觀的大場景的刻畫（如天龍八部少林寺大戰，倚天屠龍記中明教與六大門派之戰，神鵰俠侶中襄陽大戰，雪山飛狐中天下掌門人大會等），也有微觀的細節的細膩描寫，而且宏觀與微觀能完美的融為一體；既有對外在自然美景的描摹，也有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揭示，千絲萬縷而脈絡分明，結構嚴整，境界博大，意境深遠。金庸的武俠小說因含納萬狀而在當代做到了雅俗共賞，它也必能因趨近永恆而在各個時代長盛不衰。
參考資料：http://www.gulongbbs.net/bbs/Announce/Announce.asp?BoardID=102&ID=21403

H. 單從文學角度看，是不是很多網路小說都超越金庸的作品

如果單從文化創作這一角度來說，其實現在社會中有很多作品已經超越了金庸的作品，但是這其實也局限在一些方面，並沒有完全的超越金庸作品。網路小說其實也是有弊端的，而且我們如果想要將兩者做比較，其實是需要立足在不同的角度上來進行的，這一過程其實就要求人們需要進行理性的分析，並且用哲學的一分為二的觀點指導進行。

所以我們對於這些作品不能做一味的判斷，我們是需要綜合各個時代的發展特色來進行評判的，而且我們也並沒有評判的權利和標准，我們也是在生活中選擇更適合於自己的讀物。所以更多的也是兩代人的情懷，我們也需要尊重兩代人不同的選擇，這樣才能真正促成中華文化的不斷發展，才能真正達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I. 以金庸武俠小說為例說明如何運用文化研究分析通俗小說

運用文化分析小說，這個說法比較奇怪。
不過對於金庸的小說，從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做出分析，歷史，人文，文學，倫理，等等。
舉例：神鵰俠侶，歷史背景復雜，可以分析小說對實際歷史時間和事件的利用和發散性描述；地域跨度明顯，可以通過對情景的描述分析與人文地理風俗環境的結合和運用，如何利用這些來塑造人物性格和推動事件發展；人物階層復雜，多樣的語言特色如何豐富文學作品；還有其中的人性、道德、倫理觀念，更是這本書中可以濃墨分析的靈魂所在。
現在有很多分析金庸小說的著作，可以先讀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