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評武俠小說

1. 李敖和王朔都批判金庸，為何金庸不理李敖而回應了王朔

金庸可以說是武俠小說第一人，他名下有很多作品，還有很多大俠級別的人物。金庸的武俠小說風靡一時，是很有名氣的。武俠電視劇裡面有一個詞就是江湖，有人就有江湖，有江湖必然就會發生一些打鬥，這就是武俠小說的特點，裡面通常夾雜很多人物，但是金庸卻能條理的寫出這其中的每一層人物關系。金庸武俠小說的男主不一定是從一而終的，但是心中一定會有俠義兩個字，比如《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等等，都是口碑不錯，並且經常被翻拍的電視劇。

王朔跟李敖兩個人對金庸都挺不屑的，為何金庸只回復了王朔呢？很多人覺得金庸是看不起李敖，其實他真正不在意的人是王朔啊！

2. 你認同王朔評價金庸的話嗎，金庸小說上不了檯面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幾千年的歷史文化孕育其中，熠熠生輝。唐詩、宋詞、元曲、明清時期的小說，成為了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八九十年代，以金庸為代表的武俠小說作家獲得了讀者的歡迎。“金庸的東西我原來沒看過，只知道那是一個住在香港寫武俠的浙江人。按我過去傻傲傻傲的觀念，港台作家的東西都是不入流的，他們的作品只有兩大宗：言情和武俠，一個濫情幼稚，一個胡編亂造。尤其是武俠。”你認同王朔評價金庸的話嗎？金庸的小說上不了檯面？我並不認同他的觀點，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是一種通俗文化。

能讀懂金庸先生的人，自然會被金庸先生的“俠肝義膽”所折服。他是一個時代的記憶，即使他已經逝去，但他的著作永留。

3. 如何看待 1999 年王朔對金庸的批評

王朔的這篇文章里，偏見很多。
一上來對港台作家的評論就是胡說八道。首先把「港台」合論，貼個共同的標簽，就是一種常見的大陸偏見，港是港，台是台，這兩個地方的文學，即使是流行文學，也大不相同。說港台作家只寫言情和武俠，這也顯然與事實不符。
有人說王朔批評金庸是小青年拍磚老古董，我覺得反了，王朔在這篇批評里體現的文學觀念，其實比老古董還要老古董，新鮮的東西不多，主要是沿用過去批評話語里對舊小說、演義、評書的那套口徑，這里提到有這么幾點：
1. 語言陳腐
2. 人物虛假
3. 鼓吹殺戮，並冠以正義的名義（換句話說，以今天的觀念是政治不正確）
4. 為讀者提供逃避主義享樂
至少這幾頂帽子在金庸作品裡是不成立的。
金庸小說的語言，不是現代的那種大白話，而是接近民國時期白話文成形時的白話，這和今天的閱讀口味，略微有點距離感，但武俠小說總是發生在古代，這種距離感是合適的。關於金庸作品語言風格的研究，已經有太多，基本都是肯定的態度。
金庸小說的人物，已經進入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成為常常引用的「原型」。比如我們說到什麼人喜諛惡直，我們會拿丁春秋、東方不敗、洪安通作比喻。說到什麼人狼子野心，會用左冷禪作比。說到偽善，會想到岳不群。說到慷慨俠義，會想到蕭峰。試問，還有什麼現當代作家筆下的人物，能這么深度地介入我們的生活？這還不能說明金庸人物在中國社會中的「真實」嗎？
逃避主義的享樂也是對大多數流行文化的批判，關於這點的正反討論就太多了，沒有重復的必要。這就是流行文化，它有宣洩，也有凈化。
我覺得這篇評論最重要的還是倒數第二段，特地引一下：
賣畫的朋友有一個概念：東南亞庸俗文化圈。這是指以港台為中心包括新馬泰一帶的華人資產階級趣味。這些年來，這種趣味一直在反攻大陸，並節節獲勝，身在中國北方也能感到這種趣味的影響，四大天王，成龍電影，瓊瑤電視劇和金庸小說，可說是四大俗。並不是我不俗，只是不是這么個俗法。我自認為是新北京文化圈中人，這個文化脫胎於49年以後的革命文化，其精神實質是向西方的。我們有過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時期文學，搖滾，北京電影學院的幾代師生和北京電視藝術中心的十年創作。現在都萎縮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說是全盤淪陷。這個問題出在哪兒，我不知道。也許在中國舊的、天真的、自我神話的東西就是比別的什麼都有生命力。
這段話集中反映了王朔對港台流行文化的看法，並比較了大陸流行文化和港台流行文化的差異。他的看法不能說全無道理，流行文化有很多需要審視的地方，大陸流行文化肯定和大陸外的華人流行文化有很大區別。
既然是流行文化，一定需要借鑒「俗套」，或者說「成規」，它是重復的，易於理解的，所以是「俗」的。然而在這種「俗」當中，它同樣可以體現非凡的創作才華和先鋒性，把這展開是個巨大的話題，我只能說，好萊塢電影也好，香港電影也好（特別是以成龍為代表的動作片），它們都蘊藏著各自的先鋒性，這和純文學、純藝術是一樣的，只不過，它們的表現形式不同，而且不擺出來給你看。
從二十世紀開始，流行文化已經成為全世界最主流、最顯性的文化，很多嚴肅的創作者，把他們的藝術企圖心包裹在流行文化中，所以曾經由嚴肅文藝實現的功能，如今很多是以流行文化的面貌出現的。把「俗」文化一棍子打死，完全沒必要。
王朔列舉的八十年代四大文藝支柱：新時期文學，搖滾，北京電影學院的幾代師生和北京電視藝術中心的十年創作——都可以看作是前三十年革命文化與新時期舶來文藝的雜交品種，那麼一個是西方馬列文化和西方現代流行文化的結合，一個是傳統東方文化和西方現代流行文化的結合，我看不出前者的「俗法」比後者的「俗法」高端在哪裡。那四大支柱裡面當然有今天看來也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包括那種夾生和粗糙的感覺，連當時對西方文藝的誤會和想像，今天也顯出某種鮮活生猛的時代感來。東南亞四大俗要更圓熟、迎合、窩心（台灣用法啊），稜角隱藏，和中國舊傳統（無論你認為它是好還是不好）對接更好，同樣有它的審美價值，只是和某些人習慣的「四大支柱」審美習慣有所區別罷了。
歸根結底，我認為王朔這篇對金庸小說，或者廣而言之，對港台流行文化的批評是有問題的。流行文化當然可以批，世界上天天有人批。問題在於，他站得還不夠高。你不能以北京人對抗港台人的姿態來批，你不能說流行文化只有這樣才是好的，那樣就不好，這很成問題，你只能一視同仁地批，高屋建瓴地批。

4. 王朔李敖說金庸的作品一文不值，為何金庸只回復了王朔

雖然王朔和李敖都批評了金庸的作品，而且李敖還足足批評了幾十年，但是李敖評價的更多的是金庸先生的為人，並且從金庸先生的為人聯繫到金庸先生的作品，這樣的批判想來也是沒有什麼價值，也沒什麼營養，所以金庸先生從始至終一直沒有回復過李敖。

綜上所述，金庸先生本身就是一個心胸寬廣的人，所以他完全能夠接受別人批評他的作品，但是如果批評的不是作品的話，那麼金庸先生自然不會在意。

5. 當下市民文化精神的兩種演示——王朔與金庸小說中人物形象之比較

1999年11月1日，《中國青年報》刊出了王朔先生的《我看金庸》，現將全文刊出：

金庸的東西我原來沒看過，只知道那是一個住在香港寫武俠的浙江人。按我過去傻傲傻傲的觀念，港台作家的東西都是不入流的，他們的作品只有兩大宗：言情和武俠，一個濫情幼稚，一個胡編亂造。尤其是武俠，本是舊小說一種，80年代新思潮風起雲涌，人人惟恐不前衛，看那個有如穿緬襠褲戴瓜皮帽，自己先覺得跌份。那時我看人是有個尺子的，誰讀瓊瑤金庸誰就叫沒品位，一概看不起。瓊瑤是牢牢釘在低幼的刻度上，她的擁戴者一直沒超出中學年齡，說起喜歡的話也是嫩聲嫩氣，也就是一幫歌迷捍衛自己的偶像。她是有後來者的，大陸港台大批小女人出道，把她那一套發揚光大。現在那些玩情調的女人說起瓊瑤都撇嘴，全改張愛玲了。
金庸可不一樣，讀的人越來越多，評價越來越多，有好事者還拉下茅盾添上他，把他列為七大師之一，兩方面發生了一些口角。像每個偏執自大的人一樣，我也對發生在新聞紙上的評論不屑一顧，只重視周圍小圈子朋友的判斷，並不在乎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公眾名聲。他們中已然有了一些金庸愛好者。有一個人對我說：金庸小說的文字有一種速度感，這是他讀其他作家作品感受不到的。有一個人講：金庸的武俠對人物的塑造是有別於舊武俠的，像韋小寶、段譽這等人物在舊武俠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現的，近於現代小說中的「反英雄」。更多的人出差帶著一套金庸，晚上睡不著就看，第二天眉飛色舞與同好聊個沒完，言談之中也帶出一二武術招數，儼然兩大高手切磋武學，遇到我們這種金庸盲便訕訕笑道：看個熱鬧，換換腦子。接著往往也要再三相勸：你也看看你也看看，沒那麼差。被人勸的次數多了，我也猶豫，要不就找來看看，萬一好呢，也別錯過去。第一次讀金庸的書，書名字還真給忘了，很厚的一本書讀了一天實在讀不下去，不到一半撂下了。那些故事和人物今天我也想不起來了，只留下一個印象，情節重復，行文口羅嗦，永遠是見面就打架，一句話能說清楚的偏不說清楚，而且誰也干不掉誰，一到要出人命的時候，就從天下掉下來一個擋橫兒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亂的深仇大恨，整個故事情節就靠這個推動著。這有什麼新鮮的？中國那些舊小說，不論是演義還是色情，都是這個路數，說到底就是個因果報應。初讀金庸是一次很糟糕的體驗，開始懷疑起那些原本覺得挺高挺有鹵的朋友的眼光，這要是好東西，只能說他們是睜睛瞎了。有時不經意露出這懷疑，朋友反唇相譏：你才看半本，沒有發言權。
再讀金庸就是《天龍八部》電視劇播得昏天黑地的時候。無聊的晚上也看了幾眼，盡管很難容忍從服裝到道具到場景到打鬥動作的糊弄和得過且過，有幾天還是被劇情帶著走了。金庸迷們也不滿，說比小說差遠了。電視劇糟蹋原作是有傳統的，這話我也就信了，看到書店擺著這套書就買了，准備認真學習一下，別老讓人說沒看過人家東西就亂說話。
這套書是7本，捏著鼻子看完了第一本，第二本怎麼努也看不動了，一道菜的好壞不必全吃完才能說吧？我得說這金庸師傅做的飯以我的口味論都算是沒熟，而且選料不新鮮，什麼什麼都透著一股子擱壞了哈喇味兒。除了他，我沒見一個人敢這么跟自己對付的，上一本怎麼，下一本還這么寫，想必是用了心，寫小說能犯的臭全犯到了。什麼速度感，就是無一句不是現成的套話，三言兩語就開打，用密集的動作性場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說文字通通作廢，只起一個臨摹畫面的作用。他是真好意思從別人的作品中拿人物，一個段譽為何不叫賈寶玉？若說老金還有什麼創意，那就是把這情種活活寫討厭了，見一女的就是妹妹，一張嘴就惹禍。幸虧他前邊還有個《水滸》，可以讓他按著一百單八將的性格往他筆下那些妖魔鬼怪身上貼標簽。這老金也是一根筋，按圖索驥，開場人物是什麼脾氣，以後永遠都那樣，小胡同趕豬直來直去，正的邪的最後一齊皈依佛門，認識上有一提高，這是人物嗎？這是畫片。
就《天龍八部》說，老金從語言到立意基本沒脫舊白話小說的俗套。老金大約也是無奈，無論是浙江話還是廣東話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這就限制了他的語言資源，說是白話文，其實等同於文言文。按說浙江人盡是河南人，廣東話也通古漢語，不至於文字上一無可為。
中國舊小說大都有一個鮮明的主題，那就是以道德的名義殺人，在弘法的幌子下誨淫誨盜，這在金庸的小說中也看得很明顯。金庸筆下的俠與其說是武術家不如說是罪犯，每一門派即為一夥匪幫。他們為私人恩怨互相仇殺倒也罷了，最不能忍受的是給他們暴行戴上大帽子，好像私刑殺人這種事也有正義非正義之分，為了正義哪怕血流成河。金先生大約是純為娛樂大眾寫的這類讀物，若要你負起教化民眾的大任你一定不肯，那又何必往一些角色臉上苦苦貼金？以你筆下那些人的小心眼兒，不扯千秋大義家國之恨他們也打得起來。可能是我不懂，渴望正義也是大眾娛樂的目的之一，但我覺得，扯淡就是扯淡，非要扯出個大原則，最惡心。
我不相信金庸筆下的那些人物在人類中真實存在過，我指的是這些人物身上的人性那一部分。什麼小說，通俗的、純的都是人類自身的寫照，荒誕也是因為人的荒誕在先，總要源自人體的一部分真實，也許是夢魘，也許是幻想，也許是病態，可能費解，但決不是空穴來風。只有一種小說跟這都不挨邊，那就是壞小說，面兒上看著別提多實了，骨子裡完全是牽線術，跟著作者的主觀意圖跑，什麼不合理的事只要情節需要就硬幹，說起來有名有姓，可一點人味兒沒有。
我一直生活在中國人之間，我也不認為中國人有什麼特別的人種氣質和超於世界各國人民的愛恨情仇，都是人，至多有一些風俗習慣的講究。在金庸小說中我確實看到了一些跟我們不一樣的人，那麼狹隘，粗野，視聽能力和表達能力都有嚴重障礙，差不多都不可理喻，無法無天，精神世界幾乎沒有容量，只能認知眼前的一丁點兒人和事，所有行動近乎簡單的條件反射，一句話，我認不出他們是誰。讀他的書我沒有產生任何有關人、人群的聯想，有如在看一堆機器人作業，邊讀邊問自己：這可能嗎？這哥們兒寫東西也太不過腦子了！一個那麼大歲數的人，混了一輩子，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跑，莫非寫武俠就可以這么亂來？
我認為金庸很不高明地虛構了一群中國人的形象，這群人通過他的電影電視劇的廣泛播映，於某種程度上代替了中國人的真實形象，給了世界一個很大的誤會，以為這就是中國人本來的面目。都說張藝謀的電影歪曲了中國人的形象，我看真正子虛烏有的是金庸，會些拳腳，有意見就把人往死里打，這不是熱血男兒，也與浩然正氣無關，這是野生動物。
我盡最大善意理解這件事也只能想到：金庸能賣，全在於大夥活得太累，很多人活得還有些窩囊，所以願意暫時停停腦子，做一把文字頭部按摩。再一條，中國小說的通俗部確實太不發達，除了老金的武俠，其他懸疑、科幻、恐怖、言情都不值一提。通俗小說還應該說是小說家族的主食，饅頭米飯那一類，頓頓得吃。金庸可算是「金饅頭」了，一蒸一屜，十四屜，飯量再大也能混個飽。
這些年來，四大天王，成龍電影，瓊瑤電視劇和金庸小說，可說是四大俗。並不是我不俗，只是不是這么個俗法。我們有過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時期文學，搖滾，北京電影學院的幾代師生和北京電視藝術中心的十年。創作現在都萎縮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說是全盤淪陷。這個問題出在哪兒，我不知道。也許在中國舊的、天真的、自我神話的東西就是比別的什麼都有生命力。
中國資產階級所能產生的藝術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們可以學習最新的，但精神世界永遠浸泡、沉醉在過去的繁華舊夢之中。上述四大俗天天都在證明這一點。我們自己的那些藝術家呢，莫非他們也在努力證明他們都是短命的？有時，我真不知道該不該相信進化論。
----
摘自中國青年報

隨後1999年11月5日，《文匯報》刊登了金庸先生的回擊之作《不虞之譽和求全之毀》，現在將全文刊出：

《文匯報》編輯部∶

接奉傳真來函以及貴報近日所刊有關稿件，承關注，及感，茲奉專文請指教∶

一、王朔先生發表在《中國青年報》上《我看金庸》一文，是對我小說的第一篇猛烈攻擊。我第一個反應是佛家的教導∶必須「八風不動」，佛家的所謂「八風」，指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四順四逆一共八件事，順利成功是利，失敗是衰，別人背後誹謗是毀、背後贊美是譽，當面贊美是稱，當面詈罵攻擊是譏，痛苦是苦，快樂是樂。佛家教導說，應當修養到遇八風中任何一風時情緒都不為所動，這是很高的修養，我當然做不到。隨即想到孟子的兩句話∶「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有時會得到意料不到的贊揚，有時會遭到過於苛求的詆毀。那是人生中的常事，不足為奇。「人們隨隨便便，那是他的品格、個性，不必重視，不值得去責備他。」這是俞曲園的解釋，近代人認為解得勝過朱熹。）我寫小說之後，有過不虞之譽，例如北師大王一川教授他們編《二十世紀小說選》，把我名列第四，那是我萬萬不敢當的。又如嚴家炎教授在北京大學中文系開講《金庸小說研究》，以及美國科羅拉多大學舉行《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國際會議，都令我感到汗顏。王朔先生的批評，或許要求得太多了些，是我能力所做不到的，限於才力，那是無可奈何的了。

二、「四大俗」之稱，聞之深自慚愧。香港歌星四大天王、成龍先生、瓊瑤女士，我都認識，不意居然與之並列。不稱之為「四大寇」或「四大毒」，王朔先生已是筆下留情。

三、我與王朔先生從未見過面。將來如到北京耽一段時間，希望能通過朋友介紹而和他相識。幾年前在北京大學作一次學術演講（講中國文學）時，有一位同學提問∶「金庸先生，你對王朔小說的評價怎樣？」我回答說∶「王朔的小說我看過的不多，我覺得他行文和小說中的對話風趣幽默，反映了一部分大都市中青年的心理和苦悶。」我的評價是正面的。

四、王朔先生說他買了一部七冊的《天龍八部》，只看了一冊就看不下去了。香港版、台灣版和內地三聯書店版的《天龍八部》都只有五冊本一種，不知他買的七冊本是什麼地方出版的。我很感謝許多讀者對我小說的喜愛與熱情。他們已經待我太好了，也就是說，上天已經待我太好了。既享受了這麼多幸福，偶然給人罵幾句，命中該有，不會不開心的。

金庸 九九年十一月四日(轉載自上海《文匯報》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

對於金庸，葛洪兵先生有著比較客觀、不失公允的評價，但由於文章太長，這里告訴大家一個地址，可以看看；

http://www.wenxue.com/gb/200003/ghb.htm

在下讀過金庸先生幾乎所有的武俠小說，還有部分政治評論，在小說和政治遠見上，金庸先生無甚紕漏，雖說在大學任教授有待商榷，但是小說家的本行就是戲說歷史，不能指望金庸先生的故事像歷史教科書一樣嚴謹，金庸先生在北大的演講中也說過，只有《連城訣》里的極少數故事是真實的。加之數月之前金庸先生已辭去浙江大學教授一職，對此已不必深究。至於王朔等人的挑戰，還是應該交給讀者評判。

6. 文字曾被王朔指責不夠洋化，金庸為啥絕對不改

1997年7月28日，由香港無線電視台拍攝，李添勝執導，黃日華、陳浩民、樊少皇、李若彤等聯袂主演的電視連續劇《天龍八部》在香港TVB翡翠台首播後，不久被引進到內地，並在內地掀起收視狂潮。

當時，內地有5個衛視台聯播《天龍八部》，34家省級電視台幾乎同一時間播放《天龍八部》。《天龍八部》收視率穩居第一。有關部門非常重視，出台了限制引進港劇、黃金時段不能播放港劇等措施。

從這篇文章里，我們可以看出王朔從骨子裡對港台文學藝術的傲慢和輕視。在文章的開頭，他便直截了當地說：「港台作家的東西都是不入流的，他們的作品只有兩大宗：言情和武俠，一個濫情幼稚，一個胡編亂造。」在文章的最後，他又將「四大天王」「成龍電影」「瓊瑤電視劇」「金庸小說」稱為是「四大俗」。

有意思的是，將港台文學文藝罵為「四大俗」的王朔，本人也被別人視為「痞子文學」。

王朔的文章在《中國青年報》發表後，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媒體記者對此進行輪番報道。各方面的評論家和作家紛紛站出來表態。一時之間，各大論壇熱鬧得跟過年一樣。

那麼，這場論戰中的另外一個主角金庸先生，又是怎麼表態的呢？

7. 王朔為什麼評價余秋雨是低配版的席慕蓉，他都做了什麼

余秋雨一直都是公認的大散文家，他的散文《文化苦旅》獲得了無數的榮耀，可以說風光無限。國內的暢銷書近十年以來，光是徐秋雨一個人的書就佔了三本，這也是直接把余秋雨推到了風口浪尖。

常言道人怕出名豬怕壯，一旦這個人出名了，那麼各種各樣的聲音也就來了，有好的聲音，自然也就有不好的聲音。

世界那麼大，我要去看看

白先勇先生這樣評價余秋雨：''余秋雨先生是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嚴又重新地給喚醒了一次，余秋雨先生值得我們所有人尊敬。''這是多麼高的一個評價啊，這番評價是對余秋雨在文學方面的成就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在1985年的時候，徐秋雨就成為了文科教授，是當時中國最年輕的一位文學教授。余秋雨的才華當時也是被大家所認可的，而就在擔任文科教師不久之後，余秋雨就又被任命為上海戲劇學院的院長，因此也成為了最年輕的大學校長。

1991年余秋雨辭去了自己的一切職務，毅然決然地踏上了一條真正屬於自己的路。讀萬卷書不如行千里路，這是流傳在我們生活中很常見的一句話。余秋雨當時就是這樣，他先是孤身一人走進了西北高原，在這里開始生活。很像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世界那麼大我要去看看。

作家大冰曾說：''世界那麼大你要去看看，你要去看什麼，以什麼切入點去看，這期間你能收獲到什麼，能學到什麼，看完之後如何回來''。所以同樣是寫旅行的大冰，不鼓勵大家辭職去旅行，很多人渴望在旅途中尋找自我，其實就是在逃避現實。

余秋雨並不是一個盲目辭職去旅行的一個人，他此次前往西北地區有屬於自己的使命，對古代遺址進行考察，尋找千年輝煌。

任何人都有發表自己看法的權利，但是如果你要被外界的聲音所影響，那歸根到底就是你自己沒有主見。白岩松也說過：''在如今的互聯網時代，我們就是要學會如何跟不同的聲音共存。我不同意你說話的內容，但是我同意你說話的權利。''

錢鍾書先生曾說：如果不讀書，行萬里路，也只是一個郵差。余秋雨的作品能夠成為暢銷書的原因就是可以讓那些忙於工作疲憊不堪的人，通過讀他的書，帶他去旅行，去感受旅行的樂趣，使人能夠緩解一定的壓力。

通過看余秋雨的書最起碼可以在精神上滿足人們一定的需求，這就是余秋雨的書成為暢銷書的因素之一。

8. 名家對金庸小說的較高評價

小說評論
金庸作為武俠小說這一「項目」的「奧運冠軍」，其超凡的功力在於他通過浪漫敘事構造的俠譜。武俠小說作為「寫夢的文學」本不以寫實見長，其人物創造主要來自作者想像和寫作傳統，寫作傳統中的程序化因素是另一回事，作者的想像主要偏重寓言化和象徵化，它不直接來源於現實。而金庸小說作為一種經典就恰恰在於它通過傳統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徵性、寓言性以及含蓄不盡的言外之意、耐人咀嚼的韻外之致等本屬於中國古典文化要求的東西表現了出來，並藉助獨特的武俠語言文化的天空讓我們作了一次堪稱壯舉的烏托邦飛翔。於是，我們才無法忘記蕭峰和阿紫這一對主角情侶。也因此，金庸塑造的「俠譜」才會比「天龍八部」更令人盪氣回腸、不知肉味，才會比那些在地下深藏百年甚至千年的佳釀更醇香無比。而他的這種歷史處理也使得武俠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全出虛構，「真實」的歷史不過是江湖武林的背景襯托，而人物的性格卻呼之欲出了。
傑出的武俠小說家，寫武俠，寫出的是人世的眾生相；敏銳的讀者，讀武俠，讀出的是人間的滄桑和百態。到如今，金庸小說的流播已經沖出華人世界，走得更遠。但是，研討金庸小說的藝術特色時，要一時說清卻是很難的，在這里，我無意談論金庸小說的所有藝術特色。前輩說書人常說「花開兩朵，先表一枝」，我覺得用這一想法作為指導思想來切入金庸作品涵蓋乾坤的殿堂無疑是有效的。

評論一
在杜南發的訪談錄《長風萬里撼江湖——與金庸一席談》里有幾段被人引用過多次的對話，金庸在里邊提到了兩個很耐人咀嚼的話題：「中國近代新文學的小說，其實是和中國的文學傳統相當脫節的，無論是巴金、茅盾或是魯迅寫的，其實都是用中文寫的外國小說……中國的藝術有自己獨特的表現手法……有人常問我，為什麼武俠小說會那麼受歡迎？當然其中原因很多，不過，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武俠小說是中國形式的小說，而中國人當然喜歡看中國形式的小說。」「不管是武俠小說還是愛情小說、偵探小說或什麼小說，只要是好的小說就是好的小說，它是用什麼形式表現那完全沒有關系。武俠小說寫得好的，有文學意義的，就是好的小說，其它小說也如此。畢竟，武俠小說中的武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①這是兩個多麼矛盾的話題，但卻同時存在於一個對話錄里，還被許多大師級的人物當成文藝理論一般引用！於是，文學的形式問題便成為了一個焦點，到底該如何看待文學的形式？又該如何理解這兩個話題所傳達的意思呢？
文學形式在某種意義上即寫作傳統，通常包括文學創作中常規手法的體系和與此相連的讀者的視野期待。通俗文學作品中的文學形式問題的解決者中的集大成者，恰恰不是別人，而是金庸。
首先，金庸小說作為武俠小說，它承襲了武俠小說這一文類的特點，即金庸在創作過程中保持了武俠小說復雜的文學、文化、社會、歷史內涵，典型的創作了繁復多變的武俠文學。武俠小說在舊中國小說里是文學流派的一個大的分支，它與傳統小說一樣也是由評話、彈詞、說書等演變而來的。在內容方面，與武俠有關聯的單四大名著中就牽扯到三部；在形式方面，新派武俠小說與舊派武俠小說並沒有多大區別，江湖恩怨、門派斗爭、武林紛爭、男女愛恨、兄弟情義照例還是新派武俠常用的模式和顯揚的主題，它的復雜變化反映在小說的思想上。正如金庸所說：「武俠小說所繼承的，是中國傳統小說的表現形式，就內容而言，武俠小說和《水滸傳》差不了多少，當然寫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國的形式，是繼承了中國小說的傳統。」所以，魯迅在寫《中國小說史略》時也得提到《七俠五義》和《兒女英雄傳》，而魯迅若再生，他也必須得提到金庸小說、古龍小說、梁羽生小說。一個真正的思想的巨人在評價文學作品時是不帶任何功利色彩的。
其次，金庸小說襲用了舊小說在行文時夾用詩詞、歌賦、聯句，在回目中使用對聯、詩詞，在語言上使用白話、夾用韻文等特點。金庸在行文時很會玩「花樣」，像元好問的《摸魚兒》、丘處機的《無俗念》、岳飛的《滿江紅》、李白的《俠客行》等都運用得渾然天成，毫無斧鑿之痕。金庸在回目上為了小說的古典意境所做的裝潢更是心機用盡，他在1978年10月《天龍八部》修訂本的後記中寫道：「曾學柏梁體而寫了四十句古體詩，作為《倚天屠龍記》的回目，在本書中學填了五首詞作回目。」③他還頗費周章的在先祖查慎行的七律中選了五十行對句作為《鹿鼎記》的回目。不過，金庸也在幾本書中沒有堅持這種通俗文學固有的思維慣性，殊為恨事。盡管如此，金庸在回目上的成就還是鶴立雞群，試看《天龍八部》四十一——五十回的回目：「燕雲十八飛騎/奔騰如虎風煙舉/老鷹小丑/豈堪一擊/勝之不武/王霸雄圖/血海深仇/盡歸塵土/念枉求美眷/良緣安在/枯井底/污泥處/酒罷問君三語/為誰開/茶花滿路/王孫落魄/怎生消得/楊枝玉霞/敝履榮華/浮雲生死/此身何懼/教單於折箭/六軍辟易/奮英雄怒。」這一曲氣吞萬里如虎的《水龍吟》於細微處峰迴路轉，英雄俠義與兒女情長互為映襯，真是「虎嘯龍吟，換巢鸞鳳，劍氣碧煙橫！」
再次，金庸小說潛移默化的借鑒了一些中國式的傳統手法，如說書藝術、插科打諢角色的引入、全知敘述和次知敘述的運用、戲劇舞台的架設、假全知狀態下的視覺與心覺的堂皇運用等。如在人物的塑造上，金庸依靠視覺與心覺的運用，半明半暗地描寫人物和事件在客觀視覺中留下的意味深長的空白點，輕易地迷惑住了讀者，加上精細的心理刻畫，終使岳不群成為武俠小說史上最成功的「虛偽家」。又如周伯通、桃谷六仙、岳老三、華山二老等插科打諢一類角色的引入，更令金庸小說錦上添花，對於減低小說的沉悶氣氛大有裨益。李漁的《閑情偶寄》就說了「插科打諢、填詞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歡、智愚共賞，則當全在此處留神。文字佳、情節佳，而科諢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韻士，亦有瞌睡之時。作傳奇者，全要善驅睡魔，睡魔一至，則後乎此者雖有《均天》之樂，《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見不聞，如對尼人作揖，土佛談經矣。」⑤但即使是如此「末技」，也是多少文人夢寐難求的啊！
到了這里，真相才清晰起來：中國形式的寫作傳統處於作品中整體藝術構架中較符合傳統欣賞習慣，較易為大眾所感知的位置，它們較早地隨著說書、評話、彈詞等藝術形式深入民間，成為影響讀者審美心理的重要因素。類型化或程式化的寫作傳統也並不意味著貶義，還有可能是某些藝術形式的重要特徵的中性表述，只有「胸中大有丘壑」的「裝載家」才是最後的贏家。優秀的作家總是會想方設法去豐富作品的內涵和藝術表現手法，如錘煉語言、增添新的類型或亞類型、將中西相形式結合等等。而金庸小說的成功也就在於它大俗大雅，至幻至真，超越俗雅，充分的繼承了中國傳統形式的衣缽，發揚了其武俠小說的特質，成為了20世紀最中國形式的小說。金庸是矛盾的，但這並不一定是缺陷，一個真正意義的作家總是生活在矛盾中並探索著人間百態。

評論二
王朔先生在《我看金庸》里曾引言道：「金庸小說的文字有一種速度感。」又說「老金從語言到立意基本沒脫舊白話小說的俗套。」⑥這是比較中肯的說法，金庸的語言的確有速度感，是白話小說，很俗，而這也恰恰是金庸語言的長處。只是，王朔用金庸的優點或長處去批評金庸，孔門賣文之際未免有點貽笑方家的味道。
金庸的語言可以用「行雲流水，平中見奇」一言以蔽之。金庸在行文時常會引用一些古典詩詞，並運用的極富韻味，但其語言的主要魅力不在於此。金庸的語言通俗，淺顯，流暢，靈活生動，沒有難認的字，難懂的詞和艱澀的句子，語言的動作性強，極善構築戲劇性場面，具有一種令讀者忘記或忽略文字的速度感。讀金庸小說時，迎面而來的是古樸、蒼勁的感覺，初看似乎語不驚人，但愈展開愈魅力無窮。金庸總是試圖在作品中不說而又說點什麼，那意境的升華令人如飲佳釀，讀者於微醉之間已無形之中進行了一場靈魂的「加冕」。毋庸置疑，金庸的筆是靈動而又厚重的，但也誠如陳墨所言：「金庸小說的語言，之所以看起來沒有什麼突出的特殊，那是因為作者並不追求風格的單一性，而是進行不同方式的敘述探索，不斷改進和創造自己的敘述方式及語言風格，同時不斷地拓展語言的疆域，豐富小說的形式美感。」⑦如其為郭芙設計的一系列語言就不僅把她的尖酸、刻薄、嬌氣表現了出來，還把她對楊過既愛且恨的女人心態體現得淋漓盡致。試看《神鵰俠侶》三十九回《大戰襄陽》里對郭芙的描寫：「郭芙一呆，兒時的種種往事，霎時之間如電光石火般在心頭一閃而過：『我難道討厭他么？武氏兄弟一直拚命來討我的喜歡，可是他卻從來不理我。只要他稍為順著我一點兒，我便為他死了，也所甘願。我為甚麼老是這般沒來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著他，念著他，但他竟沒半點將我放在心上？』……二十年來，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楊過，總是將他當作了對頭，實則內心深處，對他的眷念關注，固非言語所能形容。可是不但楊過絲毫沒明白她的心事，連她自己也不明白。此刻障在心頭的恨惡一去，她才突然體會到，原來自己對他的關心竟是如此深切。」可以這么說，郭芙這個人物的刻畫在金庸小說中是極具里程碑意義的，她的意義絕對不下於小龍女，李莫愁以及黃蓉，而大多數的讀者卻總是先入為主的把自己當成了楊過，而把郭芙當成了對頭並對之無比痛恨，殊不知此舉乃是入寶山而空回，買櫝而還珠了。金庸小說就是這樣：語言升華成性格，性格升華成命運，而命運反過來又影響語言，如此循循導之，步步深入。
金庸語言不僅藉助白描和心理刻畫，還常隨心所欲地運用各種修飾手法。記憶猶新的是《雪山飛狐》中描寫胡一刀夫婦的那句話：「這一男一女啊，打個比方，那就是貂蟬嫁給了張飛……」在這里，人物形象藉助語言的勾勒而顯得如魚得水，它喚起的想像與聯想讓讀者再也抹不去對這一對夫妻的記憶。金庸的語言還很幽默詼諧。從「老頑童」到「桃谷六仙」再到「韋小寶」，這些令人捧腹的人物使得小說此起彼伏，有滋有味。他們或是成為一種意義或思維的化身，或是成為小說重要情節或線索充實小說內容，或是與敘事角度和評點相結合，不但為金庸小說吸引了無數的讀者，也為這個快節奏的世界注入了一股活力。
在故事創作中，幾個事件可以同時發生，但是話語卻必須把它們一件一件地敘述出來，即使是《天龍八部》這么一部氣勢恢宏、多頭並進的作品也得如此。這就要提及語式中的講述與描述。講述與描述的區別體現在敘事角度、人稱轉換、敘事與故事的距離以及敘事態度上，「講述是歷時性的敘述，提供故事的來龍去脈，交代人物的過去以及有關信息」；而描述則「比較含蓄，多用客觀或『中性』的語調」，是「給定了場面的戲劇性的現時性的敘述型語式」⑧。講述與描述的靈活運用在金庸小說中隨處可見，如《倚天屠龍記》第二章《武當山頂松柏長》的最後一段寫道：「張君寶其時年歲尚輕，也不敢斷定自己的推測必對。他得覺遠傳授甚久，於這部九陽真經已記了十之五六，十餘年間竟然內力大進，其後多讀道藏，於道家練氣之術更深有心得。某一日在山間閑游，仰望浮雲，俯視流水，張君寶若有所悟，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猛地里豁然貫通，領會了武功中以柔克剛的至理，忍不住仰天長笑。」這是描述性的，後面又接著道：「這一番大笑，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大宗師。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沖虛圓通之道和九陽真經中所載的內功相發明，創出了輝映後世、照耀千古的武當一派武功。後來北游寶鳴，見到三峰挺秀，卓立雲海，於武學又有所悟，乃自號三豐，那便是中國武學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張三豐。」這又是講述了。在這段話里，描述轉換成講述是不著痕跡的，細心的讀者在閱讀《袁崇煥評傳》時肯定更會有這種感覺。
金庸對語言是花了不少工夫的，他的風格是「經過了大量刻苦鍛煉而長期用功操練出來的風格」，他還說：「寫小說內容求『雅俗共賞』，文字能『清簡流暢』，此吾之願也。」⑨王安石的詩說得好：「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金庸曾多次修改自己的小說，其「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一肩挑」的良苦用心比起「批閱十載，增刪數次」的曹公雪芹來也毫不遜色。例如，金庸在回目上就將《書劍恩仇錄》的第一二回由「古道駿馬驚白發，險俠神駝飛翠翎」改成了「古道騰駒驚白發，危巒快劍識青翎」，這使得這兩回回目在意境、平仄等方面都更切合文本。又如在《射鵰英雄傳》的開頭，金庸增加了張十五說書的故事。這種說書藝術將敘述者、聽者、讀者等自由結合，作者自由出入其間，以生動逼真的臨場感，滿足了讀者理清來龍去脈的願望，喚醒了讀者心目中潛藏的人物形象。而這種藝術與別的語言藝術的完美結合，在《鹿鼎記》中更是得到了最佳的展示，為這部20世紀與眾不同的武俠小說的增加了不少藝術價值。
金庸以他的生花妙筆沖破了小說形式的限制，超越了俗雅之界，對語言的傳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也對英國政府在香港施行的重英輕中的殖民教育做出了無聲的抗議。

評論三
金庸懂得挖掘現實，更懂得挖掘遠離現實生活的「真實」（人的情感、性格、道德、信仰等）。然而，夢回江湖後，在金庸用小說特有的形式和語言引領讀者想像並把握歷史的脈搏的同時，理想卻只能一點一滴地積淀現實，因為理想只能永遠走在現實的前面引導與提升現實，卻永遠不能完全代替現實，所以，無論當年多麼叱吒風雲的金庸小說主人公，最終還是以各種方式離開了江湖這一「母體」。如郭靖與黃蓉。他們的愛情以犧牲黃蓉的代價來對郭靖做出一種虛幻的補償，令一個活潑、輕柔、聰慧、靈敏的女子來向木訥、剛毅、質實、樸拙的男性做出一種超乎生死的承諾，這本來就是浪漫主義的產物，但是我們卻無法不看到郭靖在許多時候都可以拋棄黃蓉，所謂「巧妻常伴拙夫眠」本就是儒教文化中類似「書中自有顏如玉」一般的「仁中自有顏如玉」的麻醉劑和興奮劑而已。又如「自由之神」令狐沖，他生性率直、興味隨意、活的瀟灑，是金庸小說中最灑脫之人；但他又是最遵守中國傳統文化之人，他依戀師門，極力維護師傅、師弟，他交友只認情義，不分正邪，他受到委屈從來是反躬自問，不責怪他人。個性的張揚與道德的完善在他身上得到最完美的結合。不過，令狐沖也毫無振奮的勇氣和信念，倘若不是作者及時安排任我行之死，他必定也死了；倘若不是安排岳靈珊對令狐沖的背叛，令狐沖的愛情也必將在岳靈珊和任盈盈的無所取捨中霜冷長河。這就意味著令狐沖的結局實際上是一種「虛假性的結局」，他的歸隱和喬峰意義上的死毫無區別。
金庸小說的藝術價值又恰恰在此，他以武俠小說的幻景形式和生花妙筆有效地掩蓋了現實處境的嚴峻，完美地連綴了來自現實的矛盾的裂縫，而向世人昭示出一種理想化、和諧化的世界的可能性，並防止歷史文化語境的印痕和創傷的暴露，充滿激情地言說著這個世紀所交託給文人的俠客夢。陳平原說：「不敢說沒有江湖就不存在俠客；可武俠小說中倘若沒有一個虛擬的『江湖世界』，俠客就不可能縱橫馳騁大顯神威。」正如《西遊記》寫的最好的是孫悟空「大鬧天宮」一樣，金庸小說的美在那浪漫主義建構的藝術畫廊里，是喬峰大戰少林、聚義庄之時；是郭靖華山論劍之日；是令狐沖揮舞獨孤九劍之間；是楊過攜手小龍女的剎那；是李莫愁引吭高歌衣帶漸寬終不悔的瞬間；是韋小寶腳底抹油的頃刻……正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金庸武俠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正在於此。
金庸小說主要是指金庸的武俠小說，一共十五部，它們可以由這幾句話描述："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他們分別是《飛狐外傳》（1960年）、《雪山飛狐》（1959年）、《連城訣》（1963年）、《天龍八部》（1963年）、《射鵰英雄傳》（1957年）、《白馬嘯西風》（1961年）、《鹿鼎記》（1969年）、《笑傲江湖》（1967年）、《書劍恩仇錄》（1955年）、《神鵰俠侶》（1959年）、《俠客行》（1965年）、《倚天屠龍記》（1961年）、《碧血劍》（1956年）《鴛鴦刀》（1961年）、《越女劍》（1970年）。

9. 王朔對魯迅的評價是什麼有說到大文豪什麼的。謝謝

王朔曾經這樣說：「當時我很容易崇拜誰，《艷陽天》我覺得寫的非常好，但是我從來沒有覺得魯迅的小說寫的好，他的小說寫的過於沈悶。魯迅那種二三十年代正處於發軔期尚未完全脫離文言文影響的白話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讀起來總有些含混。」

他認為：「魯迅寫小說有時是非常概念的，這在他那部備受推崇的《阿Q正傳》中尤為明顯。」

他進而攻擊魯迅的人品：「魯迅這個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開，自他去了上海，心無寧日，天天氣得半死，寫文章也常和小人過不去。憤怒出詩人，你憤怒的物件是多大格局，你的作品也就呈現出多大格局。」

王朔還說：「我認為魯迅光靠一堆雜文幾個短篇是立不住的，沒聽說有世界文豪只寫過這點東西的。我堅持認為，一個正經作家，光寫短篇總是可疑的，說起來不心虛還要有戳得住的長篇小說。」

10. 王朔為什麼說金庸小說俗

有時候人總是要靠一些炒作才能火起來~
金庸先生的小說俗？那也讓全部人看懂了，叫好了！可是你王朔的書不俗了，都不懂寫有什麼用呢 ~